论欧盟区域认同的社会建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欧盟论文,区域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区域一体化的深入发展，区域认同逐渐成为摆在国际关系学者面前一项新的研究课题。区域认同的形成和发展是当今一种新的跨国现象，可能对国际体系产生重要影响。这在一体化程度最高的欧盟体现得尤为明显。根据欧盟权威机构的社会调查结果，欧盟民众对于欧盟的认同感和共同体意识正在不断增强，这已经成为了推动欧洲一体化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和社会基础。此外在其他开展区域化合作的地区，认同作为一个重要问题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上述这些现象的出现需要国际关系学者用新的理论和视角来进行解释和分析。
我们看到，国际关系学者强调认同的建构性为区域认同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在承认认同的建构性对区域认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的基础上，本文指出认同的建构不是随意的、纯粹工具性的，我们同样应该重视区域认同建构中的条件性。
一、关于认同的建构性
认同(identity,也常常翻译成身份)常常被定义为建立在共同体成员共同特性(同一性)基础上，区别于他者的共有形象以及成员由此产生的对共同体的归属感。它属于一种社会观念性质的概念。在冷战后的国际关系研究中，认同这个概念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
建构主义的代表人物亚历山大·温特根据本体论的不同，把国际关系理论分为物质主义和理念主义两大类。物质主义认为社会的最根本事实是物质力量的本质和组织，并断言在国际关系中非物质力量的作用是次要的；而理念主义认为社会的最基本事实是社会意识的本质和结构，物质力量是次要的，物质力量只有在被建构为对行为体有着特定意义的时候才是重要的。理念主义社会理论包含了一个最基本假设：社会的深层结构是由观念而不是物质力量构成的[1] (pp.27～29)。温特把新现实主义和经典现实主义都划入物质主义的阵营，批评现实主义不重视认同、规范、文化等社会观念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
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罗伯特·吉尔平则认为建构主义者把现实主义与建构主义关于观念、意识形态和建构的作用的观点区分得太过分了。他指出从修昔底德开始的经典现实主义一直强调观念和身份(认同)地位在政治事务中的作用。他说，按照建构主义者的看法，现实主义者忽视了社会身份(认同)的重要性，仅仅把关注的重点放在物质利益和权力追求上。在有些情况下，这种批评是站得住脚的。一般而言，现实主义者的确主要强调“利益”而不是“身份”。但是许多以国家为中心的现实主义者认识到身份(例如国内政治体制的性质)在国家行为中的重要性。政治的和经济的身份或观念对国家行为产生强烈的影响。他指出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凯南和摩根索都曾经从国家身份的角度对国家的行为进行了解释[2] (pp.18～20)。
按照吉尔平的说法，认同研究并非建构主义的专利，它早就已经被包括在现实主义研究范围之内。由此一个疑问就摆在我们面前，既然建构主义和现实主义在认同研究上的区别并不在于是否使用认同这个概念，那么学者们在认同问题上的不同点是什么呢？
我们需要从更广泛的社会科学关于认同的讨论中寻找答案。约瑟夫·拉彼德是较早注意到冷战后认同概念回归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学者之一。在《文化之舟：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回归和启程》中他提到：“对多样性的理解和普遍深入的建构主题是支配当前社会理论中重新思考文化和认同的两个主要主题。”[3] (p.9)“多样性”和“社会建构”的联合主题对占统治地位的、稳定性和连续性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提出了疑问，而稳定性和连续性至今一直都在描述着个体认同和集体认同。“比较而言，现在对集体认同的学术分析中，存在着两个相互矛盾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认同是本质的、基本的、整体的并保持不变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认同是通过历史上的行为建构并改造的。”[3] (p.10)
在民族主义研究中，关于民族认同的形成也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有学者认为民族认同是某种自然的、原生性的东西，而另外一些学者认为民族认同是一种社会和历史的建构。前者被称为本质主义(essentialism)或原生主义(primordialist)，而后者则被贴上了建构主义(这和前面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建构主义不同)的标签[4] (p.142)。例如研究民族主义的著名学者安东尼·史密斯就持一种本质主义的立场。他认为民族认同主要来自于一种文化原料——族裔核心。它是通过一些共有的象征符号、语言、神话和历史形成的，具有很强的稳定性，不容易改变（注：可参看Anthony D.Smith," 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idea of European unity"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68,1992; Anthony Smith,National Identity,London:Penguin,1991；安东尼·史密斯：《全球化时代的民族和民族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而现在大多数的学者如霍布斯鲍姆、泽本(Therborn)等都指出，民族和民族认同是历史性发展的社会建构。像其他集体认同一样，民族认同有它们的建筑师、企业家和建造者。它们由人民、知识分子的努力和国家的政治意愿所创造，是精英分子发动的一项计划工程。民族认同并非像本质主义者所说的那样是一种“再发现”，而是人类的一种发明[5] (pp.1～14)。
尼尔·亨威克认为以上这两种关于认同的不同看法正是国际关系研究中学者们的分歧之所在。他指出现实主义理论对认同的看法可以被描述为一种本质主义的观点，其含义为：认同是某种已经存在并且应该由民族国家宣布和培育的东西。已经存在一种民族的本质以等待国家去发现、保护和提倡[6] (p.154)。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现实主义学者确实不排斥认同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但是他们认为认同是内生于国家内部的，是一种原生的、自然的东西，对于认同形成的研究，应该留给政治学、历史学、人类学等其他学科。毫无疑问，正是这种观点决定了长期以来认同概念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缺失状态。
随着越来越多的国际关系学者强调认同的建构特性，认同是给定的、无可争议的观点受到了挑战。这些学者重视认同的建构本质，指出它不是给定和不变的，而是常常处于变化和重新建构之中。正是这种观点，促进了认同概念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回归。
约瑟夫·拉彼德指出摆脱对认同概念绝对的、本质主义的和整体的理解，可能导致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开创性的理论进步[3] (p.10)。我们看到，许多国际关系的研究方法如建构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批判理论等都从认同具有建构特性的理论假定出发提出了他们的研究范式，其中以温特等为代表的建构主义的影响最大。建构主义学者认为国家的认同和利益不是给定和内生的，而是受国际体系结构影响的。一方面，国际体系结构建构了行为体的认同和利益，另一方面行为体的互动也反映了体系结构的基本性质，在一定条件下甚至能够推动国际体系结构的发展。
二、区域认同的建构
强调认同的建构特性为我们研究区域认同提供了条件。在早期的欧洲一体化理论中，其实已经涉及到了区域认同的问题。两种重视共同体方法和社会一体化的重要理论——以哈斯为代表的“新功能主义”（注：参看Ernst Haas,The Uniting of Europe:Political,Social and Economic Forces,Stanford University,1957; Phillipe Schmitter," A Revised Theory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in L.N.Lindberg and S.A.Scheingold( eds.) ,Regional Integration:Theory and Research,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和以多伊奇为代表的“沟通交流理论”都曾经对此有过相关的论述。哈斯强调通过不断的外溢作用，原本属于国家的功能向超国家机构转移，人们的效忠和认同也会发生转移，最终形成对超国家机构的效忠和认同（注：哈斯指出，由于超国家机构能够满足人们的需要，所以人们的效忠和认同也会发生转移，最终形成对超国家机构的效忠和认同。新功能主义努力证明一体化如何从一个政策领域外溢到另一个领域，跨国的政治认同如何在拥有更广泛的大众支持之前，相应地在政治精英中进行扩散。）。另一种早期一体化的重要理论——多伊奇的沟通交流理论特别重视共同体感和我群意识(we-feeling)的形成对共同体产生和发展的作用。他指出政治共同体的形成有赖于一种共同体感(sense of community)、相互同情(mutual sympathies)和我群意识(we-feeling)的形成[7] (p.36)。当这些意识和情感形成时，人们就会说“我们是属于一起的”。
政府间主义对这种观点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们认为集体认同应该而且只能限于民族国家范围之内。霍夫曼指出人们对民族国家的认同不可能像超国家主义者所说的那样转向超国家机构。他强调民族认同的重要性和稳定性[8] (p.868)。至于欧洲，霍夫曼断言：“今天的欧洲没有清晰的认同和轮廓，除了一个工业化进程和一个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之外。今天的欧洲没有方向和目的感。”（注：参看Stanley Hoffmann," Europe' s Identity Crisis" ,Dedalus,Vol.93(4),Fall 1964.）
不难发现，政府间主义的观点具有一定的本质主义倾向。而新功能主义和沟通交流理论则肯定了跨国认同能够超越民族国家而形成。相比起来，哈斯强调一种关于认同的工具性的建构，而多伊奇则更加重视行为体互动在认同形成中的作用。虽然这些早期的一体化理论的确已经接触到了区域认同形成的核心问题，但是这些讨论并没有真正展开。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学者们在认同问题上逐渐主张它的建构特性，区域认同的形成问题才开始被国际关系理论重新重视起来。特别强调认同、文化等概念的国际政治建构主义专门把区域认同列入其研究议程，宣称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行为体的认同、利益都会发生变化，区域认同的形成将是建构主义研究欧洲一体化的主要内容之一[9] (p.14)。
下面，我们将以欧盟的集体认同——欧洲认同为例来分析区域认同的建构途径及其意义。根据学者们对欧洲认同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国际关系理论最起码可以从三个方面研究区域认同的形成途径：第一，各种行为体之间的跨国互动和交流；第二，国际机制的作用；第三，“我们意识”和相对于他者的建构。
第一，各种行为体之间的跨国互动和交流。跨国行为体不仅包括国家，也包括各种进行跨国活动的团体和个人。
首先，在国家间互动方面，温特的理论比较有代表性。温特认为国家之间存在着一种“主体间文化”，在无政府状态下这种国家间的主体间文化至少可以有三种阶梯式的模式：所有人反对所有人即互为敌人的霍布斯文化、互为竞争对手的洛克文化、互为朋友的康德文化。国家间集体认同的形成需要建立在一种互为朋友的康德文化的基础上。他指出在北约和欧盟中这种康德文化和集体认同正在形成。虽然温特对这三种文化的划分有点理想主义，因为在现实中国家之间往往是三种文化并存，难以区分。但是国家间存在一种主体间文化的观点却为我们理解例如欧盟各国的合作方式提供了很好的解释。从法德合作来说，离开一种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的共同意识，这种合作是难以延续的。而正是由于法德和解以及此后长期以来法德作为一体化核心的推动作用，才能够使欧洲一体化发展到今天这个程度。
其次，社会性的跨国互动和交流有利于提高区域内的相互依存状态。多伊奇认为单位之间的相互关联性可以从它们之间的交往表现出来，如贸易、旅行、通邮和其他往来的数量和重量，表现于这种交往所超越的纯属机会和参加单位规模所可能达到水平的限度等等。相互交流与交流范围的多样化、人员的高度地域流动性都能够促进一体化的发展[10] (pp.333～337)。毫无疑问，这种相互的交往和沟通有利于加强群体间一种相互依存的意识。
再次，公民对区域治理的参与程度也反映了区域认同的发展状况。这方面，哈贝马斯强调的欧盟“公共领域”[11] (pp.157～160)是一个很好的概念。建立在一种共同价值观或者说是公共文化基础上的公共舆论空间，有利于一般公民对区域治理的参与。这种参与能够促进普通公民的一种共同体意识和归属感。
第二，国际机制的作用。像欧盟这样有较强独立性的一体化组织能够对行为体的认同产生影响。
首先，关于“社会化”的作用。社会化指“把行为体纳入一个既定共同体的规范、规则和行为方式的进程”[12] (p.45)。欧盟的社会化作用往往也被称为“欧洲化”，即成员国及其相关人员接受欧盟规则和规范使其和本国观念和实践相合的一个过程。一些建构主义学者认为欧盟的社会化作用在直接参与欧盟日常工作事务的官员——无论在布鲁塞尔还是在本国的首都——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这些官员对欧盟的机制有直接的体验，为了能够完成任务他们需要在不同程度上内化这些机制的规则和规范。结果，这些人有望比那些和欧盟没有直接接触的人发展出对于欧盟更为强烈的认同感。杰弗里·查科尔指出国际规范能够通过各种传播途径和机制促使成员国内部发生变化。国内行为体通过社会学习(social learning)开始接受这些新的规范内容之后，这些重要行为体的偏好和认同将随之发生变化。杰弗里·查科尔把社会学习定义为一个社会进程，在这个进程中通过和更广泛的制度性背景(规范或话语结构)之间的互动，行为体在明显缺少物质动机的情况下获得新的利益和偏好，同时通过互动行为体的利益和认同获得了塑造[13] (p.53)。
其次，关于说服(persuasion)作用。康索亚洛·克鲁兹(Consuelo Cruz)指出民族国家政府常常通过教育、象征符号和一系列的话语系统，说服其民众加强对本民族的认同，从而使本民族获得一种历史感和共同命运意识[14] (pp.275～312)。在欧盟，说服作用指的是欧盟作为认同建构的积极角色，通过一系列措施向人们展示自身形象、共同体的价值观、生活方式的过程。欧盟设立自己的旗帜、护照、歌曲、节日，发行共同货币(欧元)，在青少年中加强文化交流，建立欧盟独立媒体“欧洲之声”等等，都能够发挥这种作用。
再次，新功能主义强调的“功能性”逻辑也是国际机制认同建构的一个方面。因为一个共同体机构如果在功能上难以满足成员需要，缺乏效率且难以维护正常秩序，必然得不到成员的认同。
第三，“我们意识”和相对于他者的建构。认同是一个关系性的概念。因为认同是在与他者的比较中产生的。我之所以为我，正是因为有“他者”的存在。他者可以被定义为是和“我们”存在差异的个体或群体。对于一个共同体来说，他者由于不具备作为群体内成员的属性，是被排除于该共同体之外的。
在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确定谁是我们，谁是他者十分重要。尤利卡·塞德尔米亚(Ulrich Sedelmeier)认为欧盟东扩是一个欧洲认同形成的过程，因为东扩扩大了“我们”的内涵，消除了东西欧国家之间长期的我们与他者的边界。他提出欧盟东扩有助于欧盟集体认同——即欧盟作为人权和民主的提倡者和保护者这样一种身份——的形成[15]。在包容和排斥的逻辑中，除了确定“我们”的内涵和范围有利于认同形成之外，通过他者进行的认同建构也是不可缺少的。戴维·莫利和凯文·罗宾斯指出自古至今，欧洲的身份特性都是相对于美国、伊斯兰、日本乃至东方来界定的[16] (p.1)。伊维尔·纽曼(Iver Neumann)认为俄罗斯、土耳其、美国乃至东欧都是欧洲认同建构中的他者[17]。实际上，随着欧盟各国共同安全和外交政策的发展，欧盟作为一个国际行为体的行为能力和主体意识必然进一步加强，用一个声音说话、采取共同行动有利于欧盟对外认同的形成。
三、区域认同建构的意义及其所要注意的问题
强调区域认同的建构特性对于探讨区域认同这种国际关系新现象具有非凡的意义。在学者们关于欧洲认同的研究中，这种视角使学者们不再局限于历史学对于欧洲观念的考证以及对仅在少数精英中存在的近代欧洲统一思想的追溯，同时也有可能避免比较政治学过分模仿民族认同形成模式的那种生搬硬套的弊病。这种区域认同的研究具有三个特点：1.有利于研究区域内外各种行为体在区域认同形成中的多层次——区域组织、国家和次国家——的互动关系。2.有利于理解区域作为一个国际体系亚结构的性质的转变，不再纯粹的把一体化组织等同于联邦、邦联等传统的国家及其认同模式。3.有利于更多的关注集体认同形成的普遍规律性和普遍意义。跨国行为体的互动、国际机制在认同形成中的作用、我们和他者的互动建构这些因素也有可能对其他区域的认同意识的形成有所启发。
虽然强调区域认同的建构性为我们研究区域认同提供了理论基础，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但是过分强调这种建构性，也有可能会带来许多弊病。特别是会由此对区域认同的发展过分乐观，忽视了它形成的一些实际条件以及在区域认同的建构中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因此在这方面，我们主张一种有条件的建构主义观点。有条件的建构主义一方面肯定认同的建构性及其意义；另一方面它认为区域认同是一种有条件的建构，即它的建构应该是在一定基础上进行的，而不是一种随意的、完全工具性的建构。
有些学者认为认同可以是一种纯粹的工具性建构。哈斯的功能主义思路就是这种倾向的代表。我们承认认同具有功能性的一面，但是认同又不仅仅是工具理性的产物，它和人们的自我观念紧密相关，具有价值和情感的意义。在实践上，也没有很多证据表示单纯靠功能式的逻辑能够改变人们的认同。例如我们看到，通过共同农业政策获益的法国农民并没有特别以他们对欧洲一体化的热情而著称。
主张认同是一种功能性建构的观点或许会导致人们认为认同可以任意按照其意愿和目标进行建构。著名学者哈耶克对这种观点提出了批评。他认为“建构主义的基本含义，大概可以用最简单的方式，以一种听起来十分天真的说法来表达：既然是人类自己创造了社会和文明中的各种制度，那么，他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或需求，肯定也能够根据自己的意愿去改变它们”[18] (p.607)。他指出社会是人类有意为某种目标而精心建构起来的观点是有问题的。因为“支配着人类行为的，绝不仅仅是他们对已知手段同所要达到的目标之间的因果关系的认识，而且总是存在着一些行为规则，他们对这些规则知之甚少，并且肯定也不是他们主动发明的。……理性的努力所取得的成功，主要取决于对价值的服从，而这些价值在我们社会中的作用，应当与有意追求的目标作出明确的区分”[18] (p.611)。人不但是追求目标的动物，也是守规则的动物。哈耶克的结论是：我们所有的个人努力，都要以实际秩序的存在为前提，作为这种秩序基础的，正是某些价值被人们所接受，而这些价值看起来并不是个人或群体自觉追求的目的[18] (p.629)。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认同的建构特性和哈耶克所指的“实际秩序”、“现存规则和价值”之间的关系呢？我们知道，每个社会都面临着两个任务：第一，保持该社会的特性和延续性；第二，该社会要适应环境发展的需要。首先，每个社会都有其特有的社会心理结构，它确定了人们的认同及其内容。这种认同及其内容经过长期的发展，群体和个人已经把它们看作是自我的一部分。所以保持该社会的特性和延续性，就是保持了群体和个体自我的特性和延续性。当这种原有的认同及其内容受到他力冲击时，人们必然会做出应有的反应。其次，社会及其构成因素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们处于发展变化中。社会内部和外部环境条件的变化促使该社会不断进行调整以适应环境变化的需要，从而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如果社会变化过于剧烈，就有可能引发人们的认同危机；反过来如果社会一味强调它的稳定性，也有可能为了这种稳定付出过高的代价，反而不利于社会本身的发展。所以，任何社会的健康发展都需要在延续性和变化性之间找到一个有机的平衡。认同是构成“我们”这个社会的基本要素。可以说，认同的建构性更多地强调了社会的发展和变化一面。然而，我们也不能忽视社会和认同的延续性、稳定性一面。
这种观点使我们认识到了区域认同建构的条件性，就是说区域认同的建构需要重视现有的社会条件。从欧盟的例子来看，一个欧洲认同的形成有赖于多方面客观条件的发展。首先，欧洲认同最重要的条件之一是欧洲人共有的文化和历史传统。所有的欧洲人都承认他们是从古希腊罗马文明、中世纪基督教文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到欧洲现代化社会的继承者。其次，近代以来的欧洲观念和欧洲统一理想的发展是欧洲认同形成的基础之一，正是从圣·皮埃尔到让·莫内和斯皮内利等人具有的欧洲人意识才促使他们力图推进欧洲统一大业。现代欧洲认同的形成可以说是他们这种欧洲意识的传播和发展。再次，对欧洲分裂带来的惨痛历史的反思是欧洲认同的主要内容之一，也是当代欧洲人决心告别碎片化的欧洲，追求“多样性中的同一”的主要条件和原因之一。此外，一体化之初超国家机制的建立、苏联这个强大威胁的存在、美国这个大国的鼎力支持、世界自由贸易趋势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推动都是建构欧洲认同的主要动力。
还有，建构欧盟区域认同的条件性还体现在一个重要方面，那就是当代欧洲认同的建构必须要在成员国民族认同的基础上进行。鉴于民族国家在一体化进程中的主导性地位，欧洲认同的建构必须遵从“尊重和维护各成员国民族认同”这个原则性条件。只有欧洲认同和民族认同的相互补充和相互依存发展，欧洲认同的建构计划才能够得以顺利开展。而在一体化实践中，维护民族认同和建构欧洲认同之间确实也存在着一些矛盾（注：一些民族独立意识强烈的成员国如英国、丹麦等都对欧洲认同的发展忧心忡忡并且不抱乐观态度。），如何处理民族认同和欧洲认同之间的关系，将是欧盟区域认同建构进程中的重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