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尧母门”对西汉中后期政治格局以及政治史观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论文,西汉论文,后期论文,格局论文,尧母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尧母门”发生于汉武帝晚年，看似平常事件，其实有着复杂的社会背景。后世一些史家把“尧母门”同“巫蛊之祸”相连，认为两者是前因后果关系。宋代吕祖谦、司马光，元代程端学、汪克宽，清代张廷玉等，都注意到了“尧母门”与“巫蛊之祸”之间的联系。现代学者很少关注“尧母门”，其实，它对西汉中后期的政治格局和政治史观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一、“尧母门”对西汉中后期政治格局的影响 “尧母门”发生于汉武帝太始三年(前94)，据《汉书·外戚传》记载： 孝武钩弋赵婕妤，昭帝母也，家在河间。武帝巡狩过河间，望气者言此有奇女，天子亟使使召之。既至，女两手皆拳，上自披之，手即时伸。由是得幸，号曰拳夫人。先是，其父坐法宫刑，为中黄门，死长安，葬雍门。拳夫人进为婕妤，居钩弋宫。大有宠，太始三年生昭帝，号钩弋子。任身十四月乃生，上曰：“闻昔尧十四月而生，今钩弋亦然。”乃命其所生门曰尧母门。 这是《汉书》所记赵婕妤和“尧母门”的故事。普通女子为怀胎十月生子，而赵婕妤却怀胎14个月，这确实是件很神奇的事情。汉武帝感到惊异，古代的五帝之一尧是其母怀胎十四月而生，没想到自己的儿子也是如此，于是他将生弗陵的钩弋宫宫门称为“尧母门”。汉武帝命名宫门为“尧母门”，含有深刻寓意，其实是将赵婕妤比喻为尧母，而将儿子弗陵比喻为尧。 “尧母门”背后有着怎样的历史背景？弗陵出生时，当时的皇后是卫子夫，太子是其子刘据。据《汉书·外戚传》记载：“卫后立三十八年，遭巫蛊事起。”卫子夫被立为皇后时二十多岁，到弗陵出生时，她已经五六十岁。据《汉书·外戚传》记载：“后色衰，赵之王夫人、中山李夫人有宠。”说明在弗陵出生之前卫皇后早就因色衰而失宠了。汉武帝宠爱的妃子李夫人说过一段经典的话：“夫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弛，爱弛则恩绝。上所以挛挛顾念我者，乃以平生容貌也。今见我毁坏，颜色非故，必畏恶吐弃我，意尚肯复追思闵录其兄弟哉！”①“色衰而爱驰，爱驰而恩绝”，这是大多数后妃的宿命，卫皇后也不例外。刘据六岁被立为太子，到弗陵出生前，他已经失宠。这固然和其母卫皇后失宠有关，更主要的是汉武帝对他很不满意。第一，太子的性格和汉武帝不同。汉武帝是个雄才大略、非常有个性的人，刘据却“性仁恕温谨”，②两者性格差距很大，所以“上嫌其材能少，不类己。”③从这句话可以看出，武帝对太子非常不满意。第二，太子在思想层面上与汉武帝存在差别。汉武帝喜欢《公羊春秋》，他立的学官为公羊春秋博士。他下诏令太子学习《公羊春秋》，但太子却喜爱《谷梁春秋》，在思想层面上两者相抵触，这是太子失宠的原因之二。第三，太子已经形成一定势力，成为武帝的潜在威胁。据《资治通鉴》记载：“上用法严，多任深刻吏；太子宽厚，多所平反，虽得百姓心，而用法大臣皆不悦。皇后恐久获罪，每戒太子，宜留取上意，不应擅有所纵舍。上闻之，是太子而非皇后。群臣宽厚长者皆附太子，而深酷用法者皆毁之；邪臣多党与，故太子誉少而毁多。卫青薨，臣下无复外家为据，竟欲构太子。”④太子在武帝出京时代理朝政。因性格宽厚，深得民心，周围依附了一批宽厚长者型的大臣，但同时得罪了一批奸佞酷烈之臣。这些酷吏都是汉武帝所宠信的，而宽厚长者则不得武帝信任，所以太子得到的诋毁远远大于赞誉。太子的宽厚执政与武帝的严刑峻法相悖，这令汉武帝非常不满，且汉武帝是个多疑之人，太子势力让他如芒刺在背，从心理上对太子产生了防备和猜忌。汉武帝一共有六个儿子，“卫皇后生戾太子，赵婕妤生孝昭帝，王夫人生齐怀王闳，李姬生燕剌王旦、广陵厉王胥，李夫人生昌邑哀王髆。”⑤王夫人所生齐怀王闳早亡，“燕王旦、广陵王胥行骄嫚”，⑥“皆多过失”，⑦汉武帝对他们很失望。李夫人虽然受宠，但她很年轻就去世了，她所生的儿子昌邑哀王髆，因为没有母亲做靠山，也失去了皇帝的关注。太子刘据失宠，其他儿子也令武帝失望，弗陵的出生，让汉武帝看到了新的希望。弗陵的母亲赵婕妤是汉武帝巡狩过河间时发现的，望气者说赵婕妤是奇女，汉武帝必然重视，加上赵婕妤“任身十四月乃生”弗陵，更让汉武帝惊奇，他珍视这个孩子，从心理上倾向于立他为嗣。 太子刘据在处理政事时“多所平反”，打击酷吏，得罪一批邪臣，他们都欲除太子而后快。太子的舅舅卫青去世后，太子失去了政治上最大的靠山，政治地位变得岌岌可危。邪臣的代表为江充，江充曾惩办在御用驰道中疾驰的太子家使，太子亲自出面说情，江充也不给面子。江充处理太子家使事件时的铁面无私，得到了汉武帝的赞赏，称赞他道：“人臣当如是矣”，⑧并将他升为水衡都尉。江充被升为水衡都尉时，正好此年弗陵出生，即太始三年(前94)，则江充与太子结怨在“尧母门”之前不久。江充不顾太子情面，汉武帝非但没有怪罪他，反而对他大为赞赏，并升官加爵，从侧面反映了汉武帝与太子关系的微妙。汉武帝年事已高，疾病缠身，江充害怕一旦武帝去世太子登基，会对他进行打击报复，所以急于寻找机会除掉太子。江充从“尧母门”透露的信息得知，汉武帝已经不信任“不类我”的太子，其喜欢并寄予希望的是“尧母门”中所生的儿子弗陵。正巧阳陵朱安世状告丞相公孙贺的儿子利用巫蛊害人，江充趁机上书汉武帝，说他的病都是因为有人使用巫蛊所致。汉武帝相信了此事，任命江充为使者，专门负责查办巫蛊事件。江充利用这次机会，诬陷太子，“因言宫中有蛊气，先治后宫希幸夫人，以次及皇后，遂掘蛊于太子宫，得桐木人”。⑨太子被逼无奈，只能反叛，最终被朝廷镇压，数万人受牵连而被诛。这就是汉武帝晚年震惊朝野的“巫蛊之祸”。“巫蛊之祸”是汉武帝晚年一次重大政治事件，在这次事件中，数万人死亡，皇后、太子以及大批大臣死于非命，给汉武政治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可以说，“巫蛊之祸”是西汉由盛到衰的转折点。江充等邪臣发动“巫蛊之祸”并非偶然，而是汉武帝晚期各种矛盾冲突的结果。审视“巫蛊之祸”发生的原因，“尧母门”事件是难辞其咎的。没有“尧母门”所透漏出的汉武帝的心思，江充等邪臣是不敢向太子发难的。 后世的一些史学家，把“尧母门”和“巫蛊之祸”相连。如：宋代吕祖谦所著《春秋左氏传说》中曰：“汉武名钩弋之门为尧母，故江充遂谮戾太子，是知命名之际亦不可不谨也。”⑩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亦曰：“臣光曰：为人君者，动静举措不可不慎，发于中必形于外，天下无不知之。当是时也，皇后、太子皆无恙，而命钩弋之门曰尧母，非名也。是以奸人逆探上意，知其奇爱少子，欲以为嗣，遂有危皇后、太子之心，卒成巫蛊之祸，悲夫！”(11)元代程端学所著《春秋本义》中曰：“犹有以尧母名门，使奸臣探逆其意，有危皇太子之心，以成巫蛊之祸者。”(12)汪克宽在其所著《春秋胡传附录纂疏》中有着相同的记载。(13)明代于孔兼道：“惟巫蛊之谤启于尧母”，(14)应该是对“尧母门”与“巫蛊之祸”之间关系的最精辟总结。以上诸家的共同点，都是将“尧母门”作为“巫蛊之祸”的起因。史家们的观点并非臆断，两者之间确实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尧母门”对汉武政治，乃至整个西汉中后期的政治格局产生了深刻影响。汉武帝晚期到汉宣帝前期，帝位继承制一直是个非常敏感的社会问题。汉武帝违背嫡长子继承制而立幼子，在当时肯定引起了很大轰动。汉武帝在命名“尧母门”时，已经对这个孩子另眼相看，此后，卫太子在“巫蛊之祸”中身亡，其他儿子都不堪大任，更让汉武帝坚定了要立弗陵为嗣的决心。汉武帝晚期，多次对群臣表达这一决定。汉武帝常对群臣说弗陵“类我”，表达了对他的赞赏和肯定。为了让弗陵能顺利继位，又能在登基后政权平稳、健康运行，汉武帝做了非常周密的安排。首先，汉武帝残忍地将弗陵的母亲赵婕妤送到掖庭，使她很快忧愤而死，避免了未来太后擅权的政治局面。其次，汉武帝寻求辅助幼君的忠臣。值得信任的臣子，第一要数霍光，然后是金日磾、上官桀、桑弘羊。霍光是名将霍去病的异母弟，被汉武帝视为最值得托付的人。汉武帝让画工画了“周公负成王”图赐给霍光，寓意让其效仿周公，辅佐幼君。后元二年(前87)，汉武帝临死前，诏霍光等大臣托以大事。正式宣布立少子弗陵为新君，令霍光“行周公之事”，辅佐幼君。立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金日磾为车骑将军、上官桀为左将军、桑弘羊为御史大夫，他们都受遗诏辅佐少主。汉昭帝即位时才八岁，霍光逐渐排挤了其他受诏大臣，大权独揽，“政事一决于光”。(15)汉昭帝英年早逝，霍光立昌邑王刘贺为帝。刘贺行为不端，霍光将之废除，另立卫太子刘据的孙子刘病已为帝，是为汉宣帝。从汉昭帝即位(前87)开始，到霍光去世(前68)为止，中间有二十多年时间，政权基本掌握在霍光手中。霍光是汉昭帝上官皇后的外祖父，汉宣帝霍皇后的父亲。霍光专权，开启了西汉中后期外戚擅权的政治局面。此后，王莽以外戚身份长期擅权，并最终篡夺了刘汉政权，建立了新朝。西汉中后期外戚擅权，究其源，要上溯到“尧母门”。 “尧母门”不仅对西汉中后期政治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对此后的封建王朝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南北朝时期，宋孝武帝的宠姬殷贵妃去世，文学家谢庄为其作诔文，其中提到“赞轨尧门”，(16)“尧门”就是汉武帝的“尧母门”。谢庄援引“尧母门”故事，奉劝宋孝武帝早日确定后嗣人选，否则会像汉武帝“尧母门”那样带来政治动荡。明宪宗宠爱万贵妃，万贵妃生性好妒，后宫嫔妃有子则杀。女史纪氏偶然得幸生子，为避免万贵妃迫害，太监张敏、被废的吴后等将纪氏之子偷偷养育，后被宪宗得知而立为太子，是为明孝宗。纪氏被孝宗追谥为孝穆纪太后，太学士尹直为其作哀册，其中提到：“睹汉家尧母之门，增宋室仁宗之恸。”(17)尹直以汉代“尧母门”为鉴，讽刺了明宪宗宠佞万贵妃，险无后嗣的荒唐举动。清朝雍正年间，大臣陆生楠上书曰：“有天下者不可以无本之治治之。”陆生楠上书之意，是要“借钩弋宫尧母门之事，以讥本朝之不早建储贰”。陆生楠本为朝廷命运考虑，没想到却引起了雍正的震怒，认为“如陆生楠之借汉武之事以讥刺者，实具狗彘不若之肺肠，为弥天不可赦之罪人也”。(18)自汉代以来，不断出现大臣借“尧母门”事件讽喻朝廷的现象，这说明，“尧母门”已经成为鉴古明今的一面镜子，成为大臣讽谏皇帝的重要武器。 二、“尧母门”对西汉中后期政治史观的影响 战国时齐人邹衍将阴阳五行思想与历史观相结合，创造了“五德终始说”，认为历史发展是按照五行相克的顺序循环演变的。秦始皇统一全国后，“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更名河曰德水，以为水德之始”。(19)秦朝依据“五德终始说”，按照五行相克的原则确立了水德之制。西汉初期，刚历战乱，国家千疮百孔，百废待兴，急需休养生息。新生政权，政局初开，汉高祖刘邦依据“汉承秦制”的原则，继续使用秦的水德之制。汉武帝时期，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但从秦沿袭而来的旧制度越来越成为社会发展的阻碍，革故鼎新迫在眉睫。汉武帝竭力改变汉初以来因袭的秦制，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政治局面。在政治史观方面，按照“五德终始说”，秦为水德，土克水，汉应该为土德。汉武帝于太初元年“夏，汉改历，以正月为岁首，而色上黄，官更印章以五字，因为太初元年”。(20)正式确立了土德之制。 汉武帝初期，“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仟伯之间成群，乘牸牝者摈而不得会聚”。(21)这时的汉朝，繁荣昌盛，国富民强。武帝后期，因与匈奴连年征战，财力耗费巨大，出现了“天下虚耗，人复相食”(22)的危局。汉武帝晚期政治的衰微，引发了人们对刘汉王朝的失望和不满。汉宣帝时，想为汉武帝立庙乐，长信少府夏侯胜反对曰：“武帝虽有攘四夷广土斥境之功，然多杀士众，竭民财力，奢泰亡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半。蝗虫大起，赤地数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积至今未复。亡德泽于民，不宜为立庙乐。”(23)夏侯胜这段话透露着浓重的怨恨和批判，这恐怕是当时人们的普遍心声。 汉昭帝时发生了一系列怪异现象，主要有三：1.泰山上有大石自立，三石为足；2.昌邑国已枯的社木复生；3.上林苑中已经倒地断枯的大柳树复活，树叶上有虫咬成的文字：“公孙病已立”。这一系列怪异现象在当时朝野引起了一定恐慌，经学家以天人感应说来附会当时的政局。公羊家眭弘认为，天生奇异现象，是上天对人间君主失政的一种谴告。大石自立，枯柳复生这些奇异现象，是天下将变的一种预示，这意味着将有贤者从匹夫中崛起。眭弘上书汉昭帝道：“先师董仲舒有言，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汉帝宜谁差天下，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以承顺天命。”(24)眭弘明确提出了“汉家尧后”说，认为汉既为尧后，就得有禅让的美德，昭帝应效仿祖先尧，找到将要受命的新天子，把帝位禅让于他，自己则像殷周二王一样，退位自封百里，这样才能顺应天意。 眭弘是西汉中后期第一个提出“汉家尧后”的人，这一思想并非空穴来风，应该是受了汉武帝“尧母门”的影响。武帝把昭帝比附为尧，实际上将刘汉视为尧的后代，眭弘的“汉家尧后”思想正源于此。眭弘把汉武帝的“尧母门”提升为“汉家尧后”思想，奉劝昭帝要效仿祖先尧，实行禅让制。“汉家尧后”思想推行和平移权的相生，而反对武装夺权的相克。西汉后期，延续这种思想，五行相生的政治史观逐渐代替了相克的“五德终始说”。西汉晚期，“汉家尧后”思想被王莽大力宣扬。王莽自称为舜的后代，尧将天下禅让给舜，汉亦应将天下禅让给他。王莽之所以大力宣扬“汉家尧后”，是希望刘氏主动让出政权，通过和平方式取得天下。 眭弘提出了“汉家尧后”学说，此后逐渐与“汉为火德”说相融合。汉宣帝时，凤凰多次出现。如本始元年“五月，凤皇集胶东、千乘。”本始四年“五月，凤皇集北海安丘、淳于。”地节二年“夏四月，凤皇集鲁郡，群鸟从之。大赦天下。”神爵“二年春二月，诏曰：‘乃者正月乙丑，凤皇甘露降集京师，群鸟从以万数。朕之不德，屡获天福，祗事不怠，其赦天下。’”宣帝朝还有一些凤凰出现的例子，在此不一一列举。凤凰乃祥瑞之物，按阴阳五行之说，凤色赤，五行属火，是南方七宿朱雀之象。南方朱雀，为四神之一，其形象就是凤凰。宣帝朝凤凰大量出现，其实显示了火德的符瑞。汉宣帝于地节元年夏六月，下诏曰“盖闻尧亲九族，以和万国。朕蒙遗德，奉承圣业，惟念宗室属未尽而以罪绝，若有贤材，改行劝善，其复属，使得自新。”(25)从诏书中可以看出，宣帝对尧很是敬仰。“朕蒙遗德，奉承圣业”，意为宣帝继承尧的遗德、圣业，这应该是受了汉昭帝时期“汉家尧后”思想的影响所致。汉宣帝时期凤凰大批出现，宣帝自称承继尧德，都给“汉家尧后”、“汉为火德”思想提供了重要支持。到汉成帝时，“汉为火德”说已成雏形。据《汉书·李巡传》记载：“齐人甘忠可诈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十二卷，以言‘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26)甘忠可是当时一术士，鼓吹汉家气数已尽，力主改朝换代。甘忠可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伪称是天帝派使者真人赤精子下凡教授他的。赤精子，其实就是火德的象征。到汉哀帝时，甘忠可的学生夏贺良继承老师衣钵，继续宣扬改制思想。据《汉书·哀帝纪》记载：“待诏夏贺良等言赤精子之谶，汉家历运中衰，当再受命，宜改元易号。”夏贺良所言“赤精子之谶”，就是甘忠可所说的“真人赤精子”，他们认为这就是汉再受命的图谶。应劭指出：“高祖感赤龙而生，自谓赤帝之精，良等因是作此谶文。”(27)应劭可谓一语中的。西汉到了成、哀时期，社会矛盾已经非常尖锐，刘汉王朝岌岌可危，如果不加以变更，难免覆灭的命运。以武力改朝换代，自然不是人们所希望的，于是甘忠可、夏贺良等人想到了一个折中的方法，他们将高祖赤帝子的传说重新拿出来，宣扬汉为赤帝之子，应为火德而不是土德。甘忠可、夏贺良等希冀以德运的转变，给人以汉再次受命于天的假象，从而转移人们的视线，挽救刘汉王朝的危机。哀帝接受了夏贺良再受命的建议，下诏改制。“诏曰：‘汉兴二百载，历数开元。皇天降非材之佑，汉国再获受命之符，朕之不德，曷敢不通！夫基事之元命，必与天下自新，其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将元年。号曰陈圣刘太平皇帝。漏刻以百二十为度。’”(28)在改制诏书中，哀帝表示汉之大运已终，但上天垂爱，让“汉国再获受命之符”，通过改制，建立新政权。哀帝所说的受命之符，就是夏贺良所说的“赤精子之谶”。哀帝自称“陈圣刘太平皇帝”，“太平”二字应该来自甘忠可的《包元太平经》。哀帝改制虽然没有直接宣布实行火德之制，但实际上默认了这一政治史观。 汉武帝“尧母门”暗示汉为尧的后继，而汉高祖刘邦为赤帝子的传说，又指出刘邦为赤帝的后代，为了调和这个问题，尧的德运被安排为火德，尧也成为赤帝之子。这种调和起于何时，因文献没有明确记载，我们不敢妄言，但汉宣帝时凤凰多次出现，宣帝又自称承继尧德，已出现了调和的萌芽，到了西汉后期这种调和完全形成。《春秋纬·感精符》曰：“尧翼星之精，在南方，其色赤。舜斗星之精，在中央，其色黄。禹参星之精，在西方，其色白。汤虚星之精，在北方，其色黑。文王房星之精，在东方，其色青。”(29)尧色赤，也就是德运为火德。另，《春秋纬·合诚图》曰：“尧母庆都，有名于世。盖火帝之女，生于斗维之野，常在三河之东南，天大雷电，有血流润大石之中，生庆都。长大，形像火帝。常有黄云覆盖之，梦食不饥。及年二十，寄迹伊长孺家，无夫，出观三河之首，常若有神随之者。有赤龙负图出，庆都读之，赤受天运，下有图人，衣赤光，面八彩，须发长七尺二寸，兑上丰下。署曰：赤帝起，诚天下，宝龟龙，阴风雨。赤龙与庆都合昏有娠，龙消不见，既乳尧，貌如图表。及尧有知，庆都以图予尧。”(30)在这里，不仅尧被神话，而且尧母也被神话。尧母庆都成为火帝的女儿，感赤龙而生尧。火帝、赤帝、赤龙、图谶，所有这些描述，目的都是要论证尧为火德，尧为赤帝之子。东汉时期，尧母感赤龙而生尧的传说被社会普遍接受。在濮州有尧母碑，《汉隶字源》中记载道：“成阳灵台碑，建宁五年立，在濮州雷泽。尧母庆都感赤龙而生尧，后葬庆都，名曰灵台，上立黄屋。集古作尧母碑。”(31)建宁是汉灵帝的年号，建宁五年为公元172年。尧母碑上刻有“尧母庆都感赤龙而生尧”的文字，成为尧及尧母被神话的实物证据。东汉后期的郑玄在《驳五经异义》中曰：“《春秋公羊》说：圣人皆无父，感天而生。《左氏》说：圣人皆有父。谨案：《尧典》以亲九族，即尧母庆都感赤龙而生尧，尧安得九族而亲之？《礼谶》云：唐五庙，知不感天而生。驳曰：诸言感生则无父，有父则不感生，此皆偏见之说也。《商颂》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谓娀简狄吞鳦子生契，是圣人感生，见于经之明文。刘媪是汉太上皇之妻，感赤龙而生高祖，是非有父感神而生者也。”(32)通过这段文字可以看出，西汉时高祖制造了自己为赤帝子的传说，到了东汉，人们进一步将其母神话，成为“刘媪感赤龙而生高祖”这样的神话故事，和“尧母庆都感赤龙而生尧”的故事版本相同。这两个神话故事是“汉家尧后”、“汉为火德”的最好注解，成为西汉中后期以来两种思想完全融合的最好例证。 东汉建立之后，“汉家尧后”、“汉为火德”以法定形式确定下来。《东观汉记·世祖光武皇帝》对此记载甚为详细：“自上即位，案图谶，推五运，汉为火德。周苍汉赤，水生火，赤代苍，故上都洛阳。制郊兆于城南七里，北郊四里，为圆坛，天地位其上，皆南面西上。行夏之时，时以平旦，服色、牺牲尚黑，明火德之运，徽帜尚赤，四时随色，季夏黄色。议者曰：‘昔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帝。图谶著伊尧赤帝之子，俱与后稷并受命而为王。汉刘祖尧，宜令郊祀帝尧以配天，宗祀高祖以配上帝。’有司奏议曰：‘追迹先代，无郊其五运之祖者。故禹不郊白帝，周不郊帝喾。汉虽唐之苗，尧以历数命舜，高祖自感赤龙火德，承运而起，当以高祖配尧之后，还复于汉，宜修奉济阳成阳县尧冢，云台致敬祭祀礼亦宜之。’”(33)东汉建立后，按照五行相生的原则，正式确立了火德之制。尧在东汉时期的祭祀中享有崇高地位，郊祀时以帝尧配天，宗祀则以高祖刘邦配上帝。“汉为火德”、“尧赤帝之子”、“汉刘祖尧”，都是东汉建立之初成为定论的观点，并以法定形式成为国家的指导思想。 继汉武帝的“尧母门”，东汉光武帝亦将儿子比作尧。据《东观汉记·显宗孝明皇帝》记载：“孝明皇帝讳阳，一名庄，世祖之中子也。建武四年夏五月甲申，皇子阳生，丰下锐上，颜赤色，有似于尧，上以赤色名之曰阳。”(34)建武四年(28)，光武帝政权建立伊始，正在寻找与火德、尚赤相符的各种符谶。汉明帝出生时头皮呈红色，正与火德之色相符，所以被大力宣扬，认为其“有似于尧”。这是继汉武帝“尧母门”之后，汉代第二个将孩子比附为尧的事例。这次事例中，刘汉王朝已经明确地表明了“汉为尧后”、尚赤而为火德。这进一步证明，汉武帝的“尧母门”确实对西汉中后期以来的政治史观产生了重大影响。 汉武帝的“尧母门”，不仅给西汉中后期的政治格局带来深刻影响，而且对西汉中后期的政治史观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其历史作用不容小觑！ ①《汉书》卷九七上《外戚传》，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3952页。 ②《资治通鉴》卷二二，武帝征和二年，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726页。 ③《资治通鉴》卷二二，武帝征和二年，第726页。 ④《资治通鉴》卷二二，武帝征和二年，第727页。 ⑤《汉书》卷六三《武五子传》，第2741页。 ⑥《汉书》卷七《昭帝纪》，第217页。 ⑦《汉书》卷六八《霍光传》，第2932页。 ⑧《汉书》卷四五《江充传》，第2178页。 ⑨《汉书》卷四五《剻伍江息夫传》，第2179页。 ⑩(宋)吕祖谦：《春秋左氏传说》卷一《桓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86年版，第152册第10页。 (11)《资治通鉴》卷二二，武帝太始三年，第723页。 (12)(元)程端学：《春秋本义》卷一○《僖公》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86年版，第160-177页。 (13)(元)汪克宽：《春秋胡传附录纂疏》卷一一《僖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86年版，第165-272页。 (14)《明史》卷一一九《于孔兼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6043页。 (15)《汉书》卷六八《霍光传》，第2932页。 (16)《宋书》卷八五《谢庄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177页。 (17)《明史》卷一一三《孝穆纪太后传》，第3523页。 (18)《世宗宪皇帝上谕内阁》卷八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86年版，第415-274页。 (19)《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237-238页。 (20)《汉书》卷二五下《郊祀志下》，第1245页。 (21)《汉书》卷二四上《食货志上》，第1135页。 (22)《汉书》卷二四上《食货志上》，第1137页。 (23)《汉书》卷七五《夏侯胜传》，第3156页。 (24)《汉书》卷七五《眭弘传》，第3154页。 (25)《汉书》卷八《宣帝纪》，第242、246、247、262、246页。 (26)《汉书》卷七五《李寻传》，第3192页。 (27)《汉书》卷一一《哀帝纪》，第340页。 (28)《汉书》卷一一《哀帝纪》，第340页。 (29)(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广陵书社2006年版，第2151页。 (30)(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第2157页。 (31)(宋)娄机：《汉隶字源》卷一《考碑》，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86年版，第225-794页。 (32)(汉)郑玄：《驳五经异义·圣人感天而生》，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86年版，第182-311页。 (33)(汉)刘珍等：《东观汉记》卷一《帝纪一·世祖光武皇帝》，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8页。 (34)(汉)刘珍等：《东观汉记》卷二《帝纪二·显宗孝明皇帝》，第54页。标签：汉朝论文; 汉武帝论文; 汉书论文; 巫蛊之祸论文; 西汉论文; 西汉皇帝论文; 资治通鉴论文; 四库全书论文; 霍光论文; 甘忠可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