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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是中国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思想不是他个人的思想，而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集中表现。在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他的思想曾受到冷遇或批判，随着时代的前进或历史的发展，愈来愈显示出他思想的重要性，成为全民族思想文化的凝聚力量，从而推动社会历史的前进。
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周室衰微，诸侯纷争，群雄割据，强凌弱，众暴寡，而在学术思想方面，逐步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在诸子百家中，对如何治理国家，都提出了不少很有价值的意见。儒家主张敦伦理，重道德，法家主张法治，用严刑峻法来治理国家。孔子针对“导之以政，齐之以刑”的刑法思想，提出“导之以德，齐之以礼”的思想，把教育放到治国安邦的首要地位。
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讲到中国哲学时，他说：“在我们看来，法律的制定以及公民法律的体系包括有道德的本质的规定，所以道德即表现并发挥在法律的领域里，道德并不是单纯地独立自存的东西，但在中国人那里，道德义务的本身就是法律、规律、命令的规定。所以中国人既没有我们所谓法律，也没有我们所谓道德。”当然，这两者不是绝对对立的，但侧重点是有区别的。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儒家的敦伦理、重道德的教育思想，一直占着统治的地位。德国的哲学家莱布尼兹认为，孔子学说论述公私生活，井然有序，是一种伟大完美的政治哲学体系。这并不完全是赞美夸张之词。
一、重新认识孔子的中庸之道
社会如同自然界一样，都是遵循辩证规律发展前进的。正如恩格斯所说的：“辩证法的规律是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历史中抽象出来的。辩证法的规律不是别的，正是历史发展的这两个方面和思维本身的最一般的规律。实质上它们归结为下面三个规律：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对立的相互渗透的规律；否定的否定的规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84页）在社会生活中，事物有量变的过程，也有质变的过程，量变为质变作准备，质变是量变的完成。这种情况，在社会生活中，常常表现为安定与动乱，中国封建社会就是按其内在的规律缓慢地向前发展的。一个哲学家或一个社会改革家，正确认识与把握这种过程是很不容易的，是一个认识发展的过程。
孔子处在春秋时期，当时社会大动乱。孔子毕生从事教育活动，目的是想“治国安邦”。孔子以前学在官府，孔子提倡私人办学，这是教育上很大的变革，许多民间子弟有了入学的机会。孔子中年曾在鲁国担任过一些官职，一生主要是从事私人讲学活动，周游列国，也是推行他的治国安邦的主张。孔子编纂了《诗》、《书》、《礼》、《易》、《乐》、《春秋》作为他讲学的教材。在讲学中，他提出“中庸之道”的哲学思想和政治主张。
黑格尔认为孔子的哲学是一种道德哲学。黑格尔的抽象概念不是从具体事物概括出来的，而是从他的绝对观念出发，然后回到具体事物中去。正因为如此，他把孔子的哲学贬为道德的哲学。实际上不同的哲学家，对于客观世界的研究，是有不同的侧重面的，而孔子是侧重社会政治生活。在社会生活方面，孔子是提出了许多光辉的辩证的思想，是我们民族宝贵的思想财富，直到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学习、继承和发展。
在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思想中，中庸思想占着很重要的地位，是他为人处世和行为的重要准则。在中华文化传统中，一种主张以刚克柔，一种主张以柔胜刚。孔子认为刚太过，柔不足，都是不可取的。孔子提出了“过犹不及”的思想，就是说，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度”，超过了这个“度”，事物就要走向反面。要正确解决问题，就要善于掌握事物的“度”。孔子与他的学生子贡，议论子张与子夏孰贤时，孔子认为“师也过，商也不及”。子贡进而问他“过”与“不及”何者为好时，孔子认为“过犹不及”。两者都不是正确的认识方法与思想方法。孔子认为“中庸之道”才是正确的认识方法与思想方法。这种认识方法与思想方法，在一定的情况或事物发展的一定阶段，推动了事物的发展，协调了社会的矛盾或人际的关系，推动了历史的发展。
在行为和做事方面，孔子提出“中行”，在《论语》中有“允执其中”，是合理至当的意思。又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在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子路》）。孔子既反对急躁、冒进，又反对畏缩不前，条件不具备，冒然行事，必然发生错误，条件已经成熟，不去奋斗，就要失掉机会。在行的过程中，要“礼之用、和为贵”（《学而》）。意思是说，礼的作用，要注意行中的人际关系，并旦要做到和谐、恰当和恰到好处。同时，《论语》中还进一步提出了“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的思想，就是说，要反对认识与解决问题绝对化，这是与中庸之道相违背的。绝对化的思想方法，是不可能做到尊重客观，不犯主观性或片面性的错误的。孔子认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接触到事物的同一与矛盾。遵循这样的认识规律，人们在认识与解决问题时，既不能盲目附和或折衷调和，又不能固执己见，否则，便不可能正确认识问题与解决问题。
孔子的中庸之道的思维模式或思想方法，在他的伦理道德中、政治经济思想中以及教育思想中充分地体现了出来。
在孔子的时代，一般的说，是处于奴隶制逐步解体，封建制逐步确定的时代。奴隶制是不尊重人的个性的，奴隶是一种会说话的工具。在当时的条件下，孔子首先提出要尊重个人的人格或个性。在他看来，每一个人都要有自己的独立人格，尊重别人的独立人格与尊重自己的独立人格是相联系的。在这个基础上，孔子提出“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如果人人都能恪守这一原则，天下才有可能为“仁”。
孔子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孔子和子路有一段对话：“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宪问》）。孔子把“修己以敬”和“修己以安百姓”结合起来。这种民本思想在中华民族历史上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一个人考虑自己的利益或问题，就要同时考虑别人或社会的利益或问题。决不能损害别人或社会的利益来满足个人的私利。这种道德规范在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是长期起作用的。就是在阶级社会里，不同的阶级，既有对立的方面，不同的阶级某些方面有不同的是非标准，又有相同的是非标准。如果离开共同的是非标准，社会是不可能前进的。孔子所处的时代，人际关系从纵的方面讲，可以概括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子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八佾》）君主要以礼貌对待下臣，臣要奉君尽职。孔子认为要父慈子孝，父亲要慈爱儿子，儿子要孝敬父母。从横的方面讲，孔子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一个人不敬爱自己父母、兄弟，不可能敬爱别人的父母、兄弟。在子游问孝时，孔子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有别乎？”（《为政》）在孔子看来，如果一个人仅仅做到在生活上赡养自己的父母，这是和犬马没有多大区别的，最重要的是发自内心对父母的敬爱，并且要从自己行动上体现出来。今天，我们的社会已经走出以个人家庭为单位，但是，孔子的孝敬父母、尊敬兄长的精神仍然有积极的意义。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父母都不孝敬，兄长都不尊重，是不可能尊敬别人的父母兄长的。我们说，一个革命者要热爱全人类，历史实践证明，这两者并不是完全矛盾的，而是要根据不同的情况正确的解决，才有可能推动社会的进步。
孔子生活的春秋时代，总的看来当时是封建专制思想占着统治地位，而在当时的情况下，孔子的思想充满着民主的精华，这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孔子提倡德政、仁政，要“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拱）之”（《学而》）。这就是执政者自己必须能起模范作用或表率作用。执政者先修己后安人，以自己人格之完美，仁爱之心和恭、宽、信、敏、惠的精神说服别人，征服别人，然后才有可能治理国家或天下。又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颜渊》）总之，《论语》中，孔子多处发挥了这种治理天下或国家的思想。
从政者做到了身正，上可以“事君”下可以“使臣”。“事君”一方面要忠，而尽心竭力，就是“能致其身”（《学而》），“君命召，不俟驾行矣。”（《乡党》）一方面要有自己的人格，孔子说：“勿欺之而犯之。”（《宪问》）就是不讲假话，敢于当面直谏。从政者使民一定主信，孔子说：“民无信不立。”（《颜渊》）“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学政》）“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学而》）从孔子这些思想来看，他深刻地认识到治理国家必须取信于民。在阶级社会里，这种思想虽然不能从根本上解除对人民的压迫与痛苦，但这种民本思想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人民的痛苦，尊重人民群众独立的人格。
执政者或君子这种处世哲学如果受到冷遇的时候，可以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孔子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泰伯》）听凭社会的自然发展。孟子说：“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君子也。”（《孟子·公孙丑上》）孔孟学派提倡这种明哲保身的态度，在一定情况下，是有积极意义和作用的。
孔子的经济思想是和时代相联系的。孔子初次到卫国，一看到人口众多，便赞叹：“庶矣哉！”随从弟子冉有问他：“既庶矣，又何加焉”？他说：“富之，”冉有又问：“既富矣，又何加焉？”他说“教之。”（《子路》）在富民思想中，孔子是把生产与节约联系起来，要“惠而不费”（《尧曰》），“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学而》），在治国中，孔子提出“足食、足兵、民信之矣。”（《颜渊》）这三者要很好地结合起来。孔子处在二千多年前的春秋时代，现在社会已极大的前进，生产力发展到惊人的高度，但他提出的基本原则或道理仍然是适用的，如果违背了这些原则或道理，社会就不可能真正的前进或正常的向前发展。
社会和自然一样，都是遵循辩证的规律向前发展的。不少历史学家认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处于停滞的状态，这只有相对的意义。中国封建社会在遵循辩证规律前进中，社会常常呈现出稳定与动乱的情况，动乱不仅有外部的作用，主要还是社会自身矛盾发展的结果。在新的社会变革之后，首先满足了统治阶级的需要，同时也给被统治阶级即劳动人民带来了利益。随着社会矛盾的继续发展，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矛盾也发展起来，甚至达到对抗的程度。孔子提出中庸之道的儒学思想，对于维持社会的稳定，推动社会的发展，曾经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从整个社会辩证发展来看，孔子的中庸之道思想，有它保守的方面，不足的方面，甚至妨碍新社会的出现。孔子没有看到当社会矛盾发展到不能调和的时候，新社会的建立与出现，必然进一步推动社会的前进与发展。
二、关于教育与教学问题
孔子是中国伟大的政治改革家，又是古代伟大的教育家。孔子的《论语》不少人认为就是一部教育学。孔子不同于一般的教育家，他是想通过教育改造社会，提高全民族的思想素质与文化素质；不同于一般的政治改革家，是想通过修己安人，即把“修己以安百姓”放到重要地位。孔子的仁学集中到一点，就是阐发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协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从而达到“邦有道”的目的。
孔子毕生从事教育工作，认真总结了我们的民族传统文化遗产。（一）编纂《尚书》。上起于《尧典》，下讫于《秦誓》的《尚书》，包含了二千年的历史文献。（二）作《春秋》。孟子认为孔子作春秋使乱臣贼子惧。（三）整理《诗经》。《诗经》是当时民间流传的诗作，经孔子整理集中起来三百篇，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为政》）（四）整理《周易》。经过孔子整理的《周易》与《老子》一书并行，其中不少辩证思想，影响了我们民族思想的发展。（五）对《礼》、《乐》等传统思想资料的整理与传授。在《论语》中记述孔子论礼、礼仪、礼制、礼法等内容是很多的，说明孔子是重礼的。
孔子在整理古籍和总结传统思想文化中，不是照搬过去的东西，而是要进行“损益”。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为世，可知也。”（《为政》）
孔子在整理古籍的基础上，结合当时的情况，进行创造性的思维活动。在教育和教学中，提出一系列辩证的思维方式与方法。在后来的教育与教学实践中，不是推翻或否定孔子曾经提出的教育与教学的原则与方法，而只能在这个基础上丰富这些原则与方法，包括近代资产阶级的教育与教学实践。在教育与教学领域中，孔子提出辩证的思维方式，具有普遍的意义。例如，“学而时习之”这一命题，经过资产阶级教育学与行为心理学的发展，提出了学习的阶段性与间隔性，就使“学而时习之”的命题，进一步的具体化了。
孔子在办学过程中，实行有教无类。他说“自行束修以上，吾未无诲焉。”（《述而》在他的弟子中，有富累千金结驷连骑的端木子贡，有高车驷马轻裘长铗的公西子华，有深居陋巷箪食瓢饮的颜回，有煮藿烹薇作饭佐餐的曾参。这种有教无类的办学思想，处于学在官府的时代，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教育要尊重学生的个性与全面发展，要很好的结合起来。孔子很尊重学生的个性发展，他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以夺志也。”（《子罕》）“岁零，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子罕》）
孔子很赞美弟子子路在这方面的德性，他说：“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子罕》）这种性格无论是环境顺利与不顺利的时候，都要做到这一点。孔子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卫灵公》）在教育过程中，孔子很注意学生获得全面的知识，他提出礼、乐、射、卸、书、数是一个学生必须掌握的全面知识与技能。
在注重教育全面性中，孔子曾经提出智、勇、仁。他说：“智、勇、仁三者，天下之达德也，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中庸》）
在教学过程中，孔子提出了一系列的教育原则与教育方法，其中闪耀着辩证思维的光辉，符合认识的规律，是我们永远值得学习和继承的民族文化遗产。
首先提出了因材施教的教学原则，这是和教育尊重学生的个性相联系的。在《论语》中，常常同一的问题，作不同的回答。例如，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先进》）这就是针对冉由、子路两人的不同气质，采取两种不同的回答方法。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如何？”子曰：“也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皆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子路》）在教学过程中，要采取分析的态度，要根据不同的人和不同的事作不同的回答。
其次，在教学过程中，发挥了学与思的辩证关系。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这一重要辩证思想贯彻到教学的全过程。《论语》第一句话就是“学而时习之”，如果一曝十寒，是不可能学到东西的，必须经常复习或练习，才有可能实现，“温故而知新”。仅仅这样，还是不可能掌握真正的知识，必须在学习过程中，进行深入的思考才有可能掌握好知识的精神与实质。孔子有切身的体会，他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卫灵公》）多少学问家毕生穷经，却没有什么大的收获或创见甚至成为书呆子，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根本的原因都是没有做到学与思辩证的结合。这个道理，古往今来，都是普遍适用的。
再其次，在教学过程中，孔子发挥了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教学统一观。孟子说：“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孟子·公孙丑上》）孔子的学生赞扬：“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子罕》）这都是他的弟子讲的，而孔子却不这样认为。他说：“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教不倦也。”孔子在这里，反对自己是圣人或天才，而是勤奋的结果。同时，教与学又是统一的，既要教学生，又要向学生学习，才有可能实现教与学统一的思想。
同时，孔子还十分注意学习和应用联系起来，而不是死背硬记已有的道理或知识。孔子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子路》）当然，孔子讲的应用和今天讲的实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今天我们讲的实践，已经涉及到社会和自然的各方面，深入事物的本质的改造。
最后，孔子认为在教学中，师生要建立互相尊敬与爱戴的师生关系。为了做到这一点，孔子说要持“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为政》）的虚心态度。作为一位教师，决不能不懂装懂，要采取“不耻下问”，甚至“每事问”的态度，并且拜善人为师。不仅如此，孔子与学生情同手足，颜渊死，他悲痛不已。他不是把自己凌驾在学生之上，而是出现在学生之中，或与学生结伴而行，或与学生席地而坐，或谈志向抱负，或述个人情怀，都能做到胸怀坦荡，心心相印。孔子的学生用下面的话来述说对教师的尊敬：“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子罕》）
三、如何认识批判孔子儒学问题
孔子生活在春秋时代，他既总结了夏朝和西周以来的优秀文化传统，又对中华民族文化以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华民族之所以逐步形成勤劳、勇敢、善良、智慧的美德有着强大的凝聚力，孔子儒学是作了贡献的。历史发展到今天，如果从根本上否定孔子及其儒学，就等于否定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势必成为民族虚无主义者。
对于孔子及其儒学的批判，几乎是从孔子及其儒学创立时候起就开始了，不过，历史条件不同，批判的内容与形式都是不一样的。远在春秋时期就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到战国时期，庄子曾针锋相对地批判孔子的儒学束缚人性的思想。汉武帝曾经“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孔子的儒学思想进一步成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并为广大人民所接受。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孔子的儒学长期在中国的思想领域中占着统治的地位，维持了社会的秩序，敦厚了人与人的关系，从而推动了社会的前进。虽然后来有不少学者对孔子儒学或某些方面提出了异议或批评，总起来说，仅仅限制在学术的领域，而没有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思想所有物。
这里有一个问题，是很令人深思的，为什么孔子儒学长期被人们责难或批判，而长期没有被打倒，不仅如此，随着历史的发展，儒学越来越显示它的重要性，成为我们中华民族不可缺少的精神力量。根据事物发展的辩证的规律，在社会发展的安定与动乱过程中，孔子儒学在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矛盾中，是很重要的伦理道德学说与理论武器，离开了这些学说与武器，就要影响社会的发展与稳定，特别是这些道德规范，早已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并成为他们自觉的行动。
在近代批孔运动中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动机和目的。太平天国对孔子及其儒学进行了冲击，而洪秀全是建立在上帝教的基础上的，并且洪秀全及其一起革命的人物，大都充满着儒家的三纲五常的伦理思想。洪秀全反孔的真实目的，是想冲破儒学农民群众的思想束缚，站起来造反，这在当时是有革命和进步意义的。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对于孔子及其儒学的批判，呈现出一幅极为复杂的情况。康有为、梁启超的托古改制，目的是想使改革运动顺利进行。维新派人物大声疾呼的批孔运动，是想冲破“君王之网罗”，“伦常之网罗”等等。到了五四运动时期，以胡适为代表进行了批孔运动，特别是提倡白话文，是有进步的意义的。这个时期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中国的革命运动发生了深刻变化，批孔运动是和革命运动结合起来，不批判儒学加给人民群众精神上的枷锁，革命运动是不可能发展起来的。总之，在近现代史中，不同阶级的代表人物所进行的批孔运动，往往是通过批判孔子，来达到他们不同的政治目的，如果他们是代表先进的阶级，就具有革命的和进步的意义，否则，便不可能有革命和进步的意义。随着时代的前进，孔子及其儒学阐述的哲学及社会的人际关系，将是永恒的，而必须批判地继承和发展。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从总的说来，既是数十年动乱局面的结束，又是新中国建设的开始。在新中国建设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决不是与民族传统的文化相对立的，而是必须和民族传统文化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才有旺盛的生命力。
总之，孔子及其儒学概括了我们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并为广大群众所接受。如何正确对待孔子及其儒学，是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精神文明建设，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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