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兴产业市场结构演变规律探究——以有机硅产业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为例论文,中国论文,新兴产业论文,有机硅论文,规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市场结构，中国产业市场结构形成和演变的机制如何，一直是产业组织理论探讨的一个重要课题。有学者指出决定市场结构的主要因素有市场集中度、产品差别、进入和退出壁垒、市场需求的增长率、纵向一体化、多元化程度、政府介入的强度等（杨建文，周冯琦，2003），也有学者认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经济体制、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政策、交通运输条件以及一国国民经济的对外开放程度影响市场结构（李玲峨，2003）；既有人认为市场集中度低是中国企业创新能力不足的原因，寡头垄断是中国工业市场结构调整的目标模式（杜传忠，2002），也有人认为完全垄断的市场结构应该是中国产业市场结构调整的理想归属和最后归属（孙天法，2006）。
中国是一个后起的发展中大国，市场、技术、资金、政策环境等方面都独具特色，这使中国同一产业内的不同技术链环节的市场结构迥然不同，也使产业生命周期理论对中国市场结构丧失了相当的解释力。本文以有机硅产业为例，研究其市场结构、行为、绩效之间的关系，解析其市场结构的形成和演变轨迹。有机硅是一项新兴产业，它的成长道路折射了中国许多新兴产业的发展过程，本文试图对此进行分析，探求中国新兴产业市场结构的形成和演变的规律，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所说的新兴产业指新技术产业化形成的产业。由于中国是一个后起的发展中大国，其新兴产业都经历了一个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创新的过程，如家电业、汽车业、IT产业、生物工程产业等都是曾经的或当前的新兴产业。
一、中国新兴产业发展条件的特殊性及其市场结构的特征
在中国这个后起的发展中大国，市场、技术资金等条件不同于西方国家，往往致使产业生命周期发生变异。对新兴产业而言，中国市场条件的特殊性表现在：①市场不确定性大为减少。一项技术创新成果诞生之时，难以确切知道使用该项创新技术的产品或服务是否具有潜在的顾客群，对于它能否商业化是存在不确定性的。又由于缺少有关特定市场未来发展方向的相关信息，市场发展难以预测。中国产业发展滞后于发达国家，一项产业的引进或创立之时往往已有国外成功经验可资借鉴，其需求对象及市场发展方向都相当明朗，因而市场不确定性大为减少。②市场容量小的状况不复存在。在发达国家，一项新兴产业的出现之时往往市场容量很小，它要经历一个艰辛乃至漫长的培育自身市场的过程，而这一状况在中国得到彻底改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人们收入快速增加，国内市场规模迅速扩张，存在着总需求水平经常性大于总供给水平的市场态势。中国市场成长迅速，潜力巨大，是有目共睹的。③相应的产业政策。对新兴产业，国家通常有资金、政策等方面的扶持，同时有关税壁垒及反倾销等措施保护其避免国外产品的冲击。④技术上的复杂性。一个产业包含着围绕特定产品或服务所开展的一系列的生产或服务活动。这些生产或服务之间存在上下游的链接关系从而形成产业链，其中对产业发展有重要影响的若干关键环节称为核心产业链。核心产业链又与核心技术链相关联。贯穿于上下游产品或服务中的各种技术形成了一种技术链，这些技术支撑着整个产业活动的完整开展。其中支撑产业活动的关键技术的链接即核心技术链，它是支撑核心产业链运行和发展的基础。在产品生产加工过程中，核心技术链由关键制造技术、核心元件技术和产品架构技术三个环节组成。关键制造技术是指关键设备的开发与设计技术以及核心元件制造或终端产品加工过程中所使用的高端技术；核心元件技术是指产业中核心元件的开发与设计技术；而产品架构技术指那些在终端产品实现过程中所使用的系统设计技术和重要组装技术（洪勇等，2007）。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其产业技术发展大多经历一个引进、消化、吸收、创新的过程，产业发展之初的技术多半是从发达国家引进的。但是，产业链中的核心、前沿技术一般来说是不易引进的，多靠自主摸索，费时较长，且有着对资金、人才的高要求。
根据产业生命周期理论，每个产业都有其生命周期，包括导入期、成长期、成熟期与衰退期四个阶段。导入期具有较强的自然垄断性，形成高进入壁垒。产业进入成长期后，市场结构会表现出明显的趋于分散化的特征。在产业成熟期，产业内部分企业（往往是少数）从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成为产业中的佼佼者和领导者，而另一部分企业（往往是绝大多数）由于各种原因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而退出，从而形成寡头垄断的市场格局。在产业衰退期，企业采取垂直一体化、价格战，或推动产品升级换代等竞争战略，市场集中度可能进一步上升（史忠良等，2004）。
而上述中国新兴产业发展条件的特殊性造成了中国新兴产业生命周期的变异及其市场结构的特征。中国新兴产业内部是分层的，因技术、市场、资金、人才、政策环境等多方面的综合作用，其中核心技术链环节导入期较长，形成垄断市场结构；非核心技术链环节则越过导入期，直接进入成长期，形成分散竞争的市场结构，但因不具备重要的研究开发技术，因而是一种“早熟”，并因此体质羸弱。这种产业的市场结构特征在中国众多新兴行业中得到体现，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一时间引进了113条彩电生产线，彩电市场狼烟四起，而1982-1987年间此产业中的核心技术环节彩色显像管的生产国内只有陕西彩色显像管厂一家。
二、新兴产业内部不同技术环节市场结构的变动趋势
新兴产业经过一段时期的发展，其市场结构必然发生变化，这是因为市场结构是由产业进入壁垒塑型的，在导入期后期新兴产业的进入壁垒发生了变化。进入壁垒可以划分为两类：结构性进入壁垒和策略性进入壁垒。结构性进入壁垒产生于欲进入产业本身的基本特征，即进入某一特定产业时所遇到的难以克服的技术或经济障碍，比如，必要资本量、市场容量、关键技术、市场准入和政府措施等。策略性进入壁垒是指在位企业为了保持在市场上的主导地位和获取垄断利润构筑起阻止潜在进入者的壁垒，包括过度生产能力投资策略、资本承诺策略、策略性广告行为、利用先动优势与学习效应策略、策略性R&D以及掠夺性定价等策略（吴照云，2004）。
对中国正经历经济转型的大国而言，在导入期的后期新兴产业的关键技术环节的结构性进入壁垒将发生变化，表现在：①关键技术扩散。技术扩散本来就是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种趋势，由于技术势差的客观存在，技术创新信息和应用新技术成果可能以信息、物资、人员的流通为媒介，从势位高的组织向外扩散，创新的技术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不断伸展、演变、扩大应用范围。在经济转型时期受利益驱动人才流动频繁，加上中国企业普遍缺乏成熟的技术保护机制，加速了中国企业的技术扩散。②市场因素。在导入期后期，人们对该产业的技术、顾客、产品开发、竞争者情况等有了确切的感知，市场显得更加成熟和确定。③资本的积累。“资本短缺”曾经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然而步入新世纪，中国金融经济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显著标志就是彻底告别了“资本短缺”，从而走向“资本过剩”时代。中国的一些发达省市积累了比较雄厚的资本，一些国有背景的大型企业能够较容易地获得廉价的银行信贷资金，资本的约束大为减轻。④外国企业的技术转让和直接投资。努力保持技术垄断和技术优势是跨国公司的既定战略，其核心技术是不会轻易向发展中国家转让的。但是，当中国企业在某一产业的关键领域获得技术突破时，跨国公司为了使其技术能够获得最佳价值，它会不得已地向外转让部分核心技术。另外，为了避开关税壁垒及反倾销的制约，跨国公司也可能会在目标市场国直接投资建立生产企业。
构筑策略性进入壁垒往往是在市场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的企业采取的策略，此时，中国这一领域中的竞争尚未充分展开，在位企业多半还无意或无力构筑起较高的策略性进入壁垒。企业正在享受巨大市场支撑的高价格，它还不可能采取掠夺性定价战略使新企业因无利可图而望而却步；与世界先进企业相比，中国的在位企业还处于弱势地位，难以实现技术垄断，也不大可能通过事先收买专利，致使潜在竞争者难以取得有竞争力的技术从而阻止其进入市场；它们也难以像发达国家优势企业那样，生产出相互兼容的第二代产品，增加用户的转换成本，对两代产品实施捆绑销售；或者通过策略性投资，进行垂直一体化以阻止竞争对手进入等。
由于上述原因，经历较长导入期后进入成长期的新兴产业的核心技术链环节，将有较多的企业进入，其市场结构随之发生变化，由垄断的市场结构演变为垄断竞争乃至分散竞争的市场结构。
与此同时，新兴产业的非核心技术环节的市场结构也将发生变化。一方面由分散竞争走向垄断竞争乃至寡头垄断，企业组织不断向集团化、大型化方向发展是市场结构和产业组织演化的一种自然趋势；另一方面也是核心技术环节链的变化引起的连锁反应。核心技术环节中的企业在整个产业链中具有优势地位，为了降低交易成本或消除市场外部化，有能力也有意愿向非核心技术链扩展，甚至凭借资本、技术上的优势掌控它。此时，越过导入期直接进入成长期的非核心技术链环节的集中度将由低向高演进。
但是，分散竞争或垄断竞争既不是高效率的也不是稳定的市场结构形态，市场结构从分散竞争转向寡头垄断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结构演进的基本趋势（杜传忠，2002），中国新兴产业中的核心技术链环节和非核心技术环节的市场结构虽然经历了不同的演变道路，但是，随着产业的成熟，它们将殊途同归，向着寡头垄断演进。
三、一个典型：有机硅产业
有机硅是一种高分子材料，具有独特的耐温性、介电性、生理惰性和低表面张力。由于有机硅具有优异的性能，它不仅作为航空、军事等尖端技术部门的特种材料使用，而且也用于国民经济各部门。有机硅材料自美国道康宁公司首次实现工业化生产以来，已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其应用范围涵盖建筑、电子电气、纺织、汽车、机械、皮革、造纸、化工轻工、金属、油漆和医药医疗等众多部门，成为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不可或缺的新材料。同时，有机硅工业也成为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新型产业，且增长势头强劲。2001-2007年，世界有机硅产量以每年8.3%的速度递增，截至2007年底，生产能力已达到319万吨／年（以二甲基二氯硅烷计），市场规模逾100亿美元。
1.有机硅工业的技术链与中国有机硅产业的市场结构及企业行为、绩效
有机硅主要分为硅油、硅橡胶、硅树脂和硅烷偶联剂四大类，共计上万种产品，而制备这些产品的原料是各种有机硅单体。有机硅单体有多种，其中甲基氯硅烷（亦称甲基单体）用量占整个单体总量的90%以上，其次是苯基氯硅烷。由于制造工艺的巨大差异，在技术上有机硅工业分为有机硅单体生产和有机硅制成品生产两个环节。与国外几大有机硅公司从单体生产到聚合物加工、硅二次产品的配方、设计与制造乃至制品成形，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不同，中国有机硅企业相应地分为单体生产企业和有机硅产品生产企业两类，有机硅单体生产企业都是国有企业，而下游产品生产企业多为近十几年发展起来的民营企业，企业产业链不完整。
有机硅产业核心技术是单体合成技术。其工艺复杂、流程长、技术要求最高，且投资大。甲基氯硅烷生产属技术密集型项目，如果没有可靠和全面的技术保障，很难做到装置的顺利投产，并生产出低成本高质量的产品。产业关键技术是难以直接从国外购买的，中国在这一领域进行了漫长而艰辛的探索。中国有机硅工业的研发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60年代开始工业化生产的尝试。20世纪80年代，我国有多家有机硅单体生产厂，但都是年产量几百吨级的，存在规模小、成本高、技术落后的问题。1987年中国第一个万吨级有机硅单体生产装置在当时的化工部星火化工厂开始建设，试车几十次，每次投资几百万元，至1997年才全面投产，中间经过了近10年时间。至此，中国成为世界上屈指可数的能规模生产有机硅的国家之一，而这一过程经历了40余年。从第一套万吨级生产装置全面开工至第一套5万吨级甲基氯硅烷生产装置建成投产，又经历了7-8年的时间。例如，星火化工厂就因为第一套万吨级有机硅装置试车的巨大投入致使流动资金枯竭，企业一度陷入困境。同时甲基氯硅烷生产也是资金密集型项目，一套年产5万吨装置需投资5亿元左右，这是小企业难以承受的。所以，在较长时间内，有机硅单体生产在国内可谓是曲高和寡。
但是，在可靠预期、巨大市场及有利政策的支持下，中国有机硅单体生产还是获得了稳步发展。2003年科技部与商务部共同发布的《鼓励外商投资高新技术产品目录》(2003)新材料大类中，有机硅位列其中，有机硅被列为积极鼓励发展的产业。为了避免国外产品对国内厂商的冲击，2005年9月29日，商务部做出裁示，对原产于日本、美国、英国和德国的进口初级形态二甲基环体硅氧烷（二甲）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一时间进口骤然减少，而这些国家原来在中国有机硅单体市场的份额一直保持在70%左右。这些措施为民族有机硅的发展提供了支持和保障。到2006年，国内有4家有机硅单体生产厂商（江西星火有机硅厂、浙江新安化工集团公司、中石油吉林石化公司、梅兰硅材料公司）。通过技术创新和设立新的生产设备，我国有机硅产能、产量和销售量增长迅速，产业劳动生产率持续上升，2000年、2002年的生产能力分别为17673吨、54773吨，到2006年底达28万吨。
市场结构类型一般用市场集中度指标来衡量，日本著名产业组织专家植草益根据市场集中度CR[,8]值从大到小的顺序，将市场结构划分为高寡占型(CR[,8]≥70%)、一般寡占型(40%≤CR[,8]＜70%)、低集中竞争型(20%≤CR[,8]＜40%)、分散竞争型(CR[,8]＜20%)四种市场结构形态（植草益，1988）。由此可见，有机硅单体的CR[,4]几乎100%属高寡占型。
作为一项新兴产业，国内有机硅单体厂商在技术与国外仍存在显著差距，主要表现在：粗硅烷中二甲基二氯硅烷含量偏低，国外二甲选择性在90%以上，国内新安股份约为85%，星新材料约82%；流化床连续运行时间短，国外约45天，国内平均约30天；能耗、物耗偏高；粗硅烷生产过程中的副产物利用率偏低。尽管如此，由于在需求推动下近年来单体价格一路上扬，初级形态二甲基环体硅氧烷(DMC)的价格由2002年的每吨15000元，涨到2004年的每吨20000元，2006年达到每吨30000元，国内有机硅单体厂商攫取了大量的垄断租金。
有机硅产品的生产则不同，虽然有机硅产品的研发也是核心技术，对于技术含量高、利润高的产品中国企业难以涉足其中，但普通型产品门槛并不高，技术成熟且易得，投资也不大。在庞大的市场引导下，短时间内众多厂商涌入其中，总数达1500多家，其中规模较大的企业约200家，导致硅产品的市场结构超越导入期，直接进入成长期。中国生产有机硅产品的厂家众多，显然中国有机硅产品生产环节上属分散竞争型市场结构。
在这种市场结构中，与有机硅单体厂商的春风得意不同，近年来硅产品厂商的日子没有那么惬意。一方面国内产品市场广阔，需求日益扩大，导致众多厂商跻身其中，市场一片火热。另一方面因外在强烈的竞争压力和内部自身的原因，一些企业左支右绌，步履艰难。有机硅下游产品生产企业分散，规模小，尚未出现在规模、技术市场开发方面较突出的龙头企业，全国一千多家有机硅产品生产企业的年产值不及美国道康宁公司一家的年产值。主要单体生产企业下游研发力量也偏薄弱，在相当多的高新术应用领域，国内仍以采用国外公司提供的产品为主，本土企业很难涉足。国产有机硅产品档次也较低，价格仅是国外产品价格的1/3-1/2。目前全球的有机硅产品有上万种（道康宁公司的有机硅产品超过了7000种，每年还有几十种新产品问世；而国内产品总共不过1000种，实际供应市场的约500-600种）。低水平的重复投资导致结构性产能过剩，结果难免陷入价格战的泥潭，个别企业甚至以次充好。
2.有机硅产业市场结构的演变趋势
中国有机硅单体厂商的垄断租金不能仅用“集中度高”来解释，世界有机硅产业的市场集中度本来就很高，2005年美国道康宁、通用电气，德国瓦克、日本信越和法国罗地亚公司等世界五大有机硅生产商的生产能力约占世界总生产能力的90%，它们的市场份额分别为36%、18%、15%、13%和8%。高集中度只是产生垄断租金的条件，中国有机硅厂商获得垄断利润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强劲的需求。1997-2007年的10年间，中国聚硅氧烷表观消费量的年均增长率达到31%，是我国GDP增长率的近3倍，远高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需求增长。例如，2005-2007年中国甲基氯硅烷消费量分别49万吨、56万吨、67万吨，而同期的产能分别只有18万吨、27万吨和61万吨。预计2010年前中国聚硅氧烷需求将保持平均20%以上的增长。国内产量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强劲的需求抬举和维持了高价位。
快速增长的市场需求和巨大的市场潜力以及持续的高利润对社会资金和地方政府形成了强大的吸引力。同时鉴于中国有机硅产业已经取得技术上的重大突破，以及为了避免中国关税壁垒和反倾销的制约，国际有机硅巨头也放宽了技术转让，在中国或独资或合资建设世界级的有机硅项目。于是各地纷纷投资甲基氯硅烷项目，2006年中国出现了建设甲基氯硅烷生产装置的热潮。道康宁和瓦克合资兴建的中国最大的年产40万吨硅氧烷生产基地在张家港动工；中国蓝星集团在天津大港区建设年产20万吨的甲基氯硅烷装置；另外，山东东岳化工集团、宁波合盛化工有限公司、江苏梅兰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江苏宏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相继进入甲基氯硅烷生产行业，打破了国内原有的甲基氯硅烷生产厂只有4家的格局，甲基氯硅烷的生产步入高速发展期。至2008年6月，包括在建企业在内，全国有机硅单体企业已达20余家。按目前在建项目统计，到2009年中国甲基氯硅烷的产能将历史性的突破百万吨大关；2010年将达176万吨，占全球甲基氯硅烷总产能的40%，超过欧洲成为世界有机硅生产第一大国。随着这些甲基氯硅烷生产装置的建成投产，有机硅单体的高寡占型市场结构将随之瓦解，高额垄断利润也将成为明日黄花，市场将进入垄断竞争的格局。
有机硅单体价格的下降将为有机硅下游产品的发展提供了的机遇，中国有机硅产品市场的竞争将更加激烈。国内江西星火有机硅厂、浙江新安化工集团等单体厂商的产品线将下移，加入硅产品市场的竞争，特别会争夺通用型、消耗量大的硅橡胶和硅油等产品市场。优胜劣汰是市场的规律，可以预料，有机硅产品企业将经过竞争重新洗牌，硅产品生产的集中度将提高。
四、中国政府在新兴产业组织调整中的政策取向
上述新兴产业市场结构的变动趋势是自然和自发的，其根源主要在于市场机制的作用。显然，这一过程是不够完美的。例如，国外5大有机硅巨头占有世界市场的绝大部分份额，而中国有机硅单体生产厂竟然将会多达20余家，这是不符合规模经济原则的，这种市场结构不经济不高效，也是不稳定的。一千多家有机硅产品生产厂商在市场上厮杀，也存在很大程度上的资源浪费。它们终究要经过企业间合纵连横，达到更高效的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
如果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推动这个市场结构的转变，产业将付出不菲的成长成本。在经济全球化的潮流中，中国企业的当务之急是做强做大。导入期的中国新兴产业的核心技术链环节的企业可谓是“强”而不大，而跳过导入期直接进入成长期的非核心技术链的企业则既不强也不大。面对市场结构的变化，产业组织（主要是企业）要主动做出自我调整以适应这种趋势。这是产业组织优化问题，也是资源配置问题。政府应该在这种调整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l市场的缺陷要求政府在新兴产业组织优化中有所作为
诚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让市场在市场结构过程中发挥基础性作用，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优势企业只能在市场竞争中形成，产业组织优化应主要在市场机制调节下，通过企业之间的竞争来实现，并且由政府通过行政干预方式于预企业改组和合并的成功先例很少见。然而这不是说政府在产业组织调整和优化中就该无所作为，而是要改变以往那种简单的“拉郎配”式的做法，提高合理干预的艺术。
实事上，市场的缺陷要求政府在产业组织优化中有所作为。从理论上说，市场在对社会资源进行配置时，只有满足下列条件才能使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①信息的完全对称；②充分竞争；③规模报酬不变或递增；④经济活动不存在外部性。这些条件是苛刻的，也是现实经济生活中很难实现的。新兴产业的技术积累、市场开发往往有很强的正外部性，从领先企业“溢出”的技术、知识、信息在产业内乃至产业间都会产生巨大的利益。领先企业的私人成本会大于社会成本，领先企业的研究开发成果具有一定的公用物品属性，中国第一套万吨级有机硅装置经过艰苦探索历尽磨难终获“正果”之后，各地类似有机硅装置也陆续面世，该厂技术人员为其他企业竞相聘用，该厂一时间成了中国有机硅行业的“黄埔军校”。制度经济学研究表明，在公用物品的供给上，长期以来存在着市场供应不足的现象，这是市场固有的局限性或缺陷。针对这些缺陷，政府需要制定相应产业政策予以弥补或修正。
运用适当产业政策以促进新兴产业健康发展也是国际上普遍的做法。当前世界上主要有两种新兴产业政策模式：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政府间接推动的政策模式。美国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以自由竞争为主，注重通过市场手段进行资源的优化配置。美国政府不倡导采取直接政策干预，而是以间接手段来促进新兴产业的发展，主要特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注重研究开发。美国学者认为，政府的作用是提供一个能鼓励私营企业和工人去开发高新技术产业的环境，这个环境包括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能用于开发特定商用产品和流程的基础知识体系等。培养熟练的技术工人、工程师和科学家等都需要政府的资助，同时投资于基础研究项目的报酬比较低，但是溢出效用很大，这也需要政府的资助。②具有完善的风险投资政策和中小企业政策。③政府采购政策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特定领域的发展。美国的政府采购政策促进了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与国防相关的高新技术产业方面。美国政府通过在国防市场上的订货行为来影响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美国宇航局和国防部通过政府采购方式，成为半导体产品的领先用户，一度曾吸收了美国全部的半导体产品，这使得半导体技术很快走出实验室，形成称霸国际市场的产业化产品，促进了相关高新技术领域的快速发展。这种模式政府虽然对产业发展不直接参与和组织，但是通过各种政策法规进行宏观调控和间接扶持，这种政策模式是典型的以补充市场为导向的干预模式。二是以日本、韩国为代表的政策主导积极干预的政策模式。日本注重特定产业的发展，早在20世纪70年代,日本学者率先提出了“产业政策”的概念，认为政府为了某种经济或社会目的，可以也应该参与某些产业或企业的生产、营业和交易活动，以实现对产业的保护、扶持、调整、完善（舒春，2004）。
2.政府在新兴产业组织调整中的政策取向
应该说我们国家对新兴产业的发展是有明确的指导思想的，就有机硅产业而言，《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05)中，有机硅、有机氟及高性能无机氟化工产品生产列在鼓励类，限制的是2万吨／年以下的（甲基）有机硅单体生产装置；《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07年修订）鼓励外商投资有机硅深加工产品生产及有机高分子材料生产。值得深思的是国家正确的产业指导思想如何得到贯彻，如何制定出科学、合理的产业政策以及科学、合理的产业政策制定出来后能否被贯彻执行。有学者指出，中国产业组织结构现状背后存在深层次制度性因素，集中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地方政府对正常的市场行为干预和地方保护主义还有很大的活动空间；二是经济法制和司法体系建设相对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滞后；三是市场经济的信用环境状况比较差；四是金融体系还不能较好解决绝大多数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张谛，2005）。对此，我们一方面可以学习日本政府政策干预产业发展的经验，另一方面，可以借鉴美国完善市场经济的措施，积极地培育新兴产业发展的软环境。
第一，给率先进入新兴产业核心技术链环节的企业以大力扶持。率先进入新兴产业核心技术链环节的企业肩负着振兴民族工业的使命，顶着先行者的压力，冒着巨大的风险，理应得到相应的扶持。政府首先要给予技术方面的扶持，比如，建设和完善拥有先进设备与设施的大型国家实验室、国家工程中心等科研基础设施对这类企业开放的机制，加速科技资源向这类企业的流动；吸引这类企业参与国家重点高技术产业化项目，制定向这类企业转移扩散高技术的专项计划等。
新兴产业核心技术链环节通常不仅是知识密集、技术密集，也是资金密集的，R&D经费占销售额的比例较大，科技人员占雇员的比重也较大，新技术的开发需要投入大量的高级人力资本，而且研发时间长，并且存在研发失败的风险，因此特别需要资金和人才的支撑。为此，要建立多元的科技投入机制。关于这一点国外有许多成功经验可以借鉴。国外高技术产业发展资金主要来自三方面：一是政府财政投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国家加大了高技术研发的财政投入。二是企业自身的研发投入。许多国家政府通过制定相关法律法规以及税收优惠政策等，鼓励企业多渠道增加研发投入。美国《经济复兴税法》规定，企业可将研究开发支出直接作为可扣除费用予以抵扣，当年研究开发支出超过前3年平均值的，对其增加部分予以25%的税收抵免等。日本政府1967年出台的《增加试验研究费税额扣除制度》规定，当试验研究开发经费的增加部分超过过去的最高水平，则对增加部分免征20%的税金。新加坡国家科技局设立了总额为20亿新元的基金，用于资助国家研究机构和大学围绕优先发展的9个高技术领域进行研究，以及相关的人才培训和科研基础设施建设，并制定一批专门计划为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提供资金。三是风险投资资金。许多国家政府通过完善和规范市场，完善中介服务，动员大量社会资金投入高技术产业领域。美国百家以上的银行都成立有风险投资公司，州政府也成立有半官方风险投资公司。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有90%的高技术企业是利用风险投资发展起来的，如英特尔、雅虎等。
第二，对新兴产业非核心技术链环节中的企业给予引导。新兴产业中的非核心技术环节是越过导入期而直接进入成长期的，容易形成低水平重复建设、无序竞争的局面，政府有必要对其给予及时和必要的引导。发展产业集聚是解决此类问题的一个选择。产业集聚是产业发展演化过程中的一种地缘现象，即某个领域内相互关联（互补、竞争）的企业与机构在一定的地域内集中连片，形成上、中、下游结构完整（从原材料供应到销售渠道甚至最终用户）、外围支持产业体系健全、具有灵活机动等特性的有机体系。其核心是企业之间及企业与其他机构之间的联系以及互补性，这种关系既有利于规模经济的获得，又有利于互动式学习过程的进行，从而加速了创新过程的实现。集群内企业之间通过深度的专业分工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可以获得供应商、专业化的信息、公共服务以及获得专业化技能和工作经验的雇员，从而获得竞争优势，促进了每个企业效率的提高。政府可以制定相应的规划，引导进入新兴产业非核心技术环节中企业形成产业集聚，鼓励集群内企业的合作和网络化，为需要和有潜在需要的企业提供尽可能完善的服务，尤其是提供信息，建立交流的渠道和对话的模式。对于有机硅产业而言，政府可以引导硅产品厂商与上游甲基氯硅烷生产企业合作，形成产业集群，产生集聚效应；或与下游应用企业合作，培育市场、提高产品的创新能力和市场服务水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拥有自己独特的核心技术和营销模式；或引导中小硅产品企业联合起来，以形成产品品种多、批量小、应用面广、竞争力强的高新技术企业。
第三，明确市场进出规则，推动优势企业强强联合。产业中的核心技术环节经过长期的探索，在导入期的后期可能会获得高额垄断利润，这会诱使众多厂商进入该环节，目前，中国有机硅单体在建工程多达十余项，厂商数将由2006年的4家增加到2010年的20家。而国际有机硅市场基本由5家跨国公司所掌控，显然厂商过多不符合规模经济原则，不利于民族企业与国际巨头竞争。因此，政府要采取相应政策措施，既要引入竞争减少垄断低效，又要防止产业从导入期“自然”进入成长期的混乱，避免走分散竞争的弯路或是尽量缩短这段路程。政府应预见市场发展趋势，按照规模经济的原则组织投资和建设，防止小规模低水平的重复建设。为此，政府要对特定新兴产业的企业进入和退出行为作出明确的规范。市场进出规则对市场主体的规范作用表现在：规范市场主体进入市场的资格；规范市场主体的经营规模与范围；规范市场主体退出市场的行为。市场进出规则对市场主体规范的目的在于鼓励有效竞争和有序竞争，市场经济的有效竞争和有序竞争也就是竞争和规模经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社会福利水平的有机结合。对不同的新兴产业政府有关部门要制定相应产业组织政策，明确规定主要产业的市场结构、进入和退出规则。对进入实行管制、降低退出壁垒是中国产业组织合理化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基本思路。对进入进行管制的目的是避免厂商的过度进入导致过度和低效的竞争，降低退出壁垒就是为经营不善的厂商提供一条正常、高效和低成本地转移配置不当资源的途径（杨蕙馨，2000）。中国有机硅产品生产商多达1500多家，相当数量企业的生存面临困难，社会有必要为其退出提供方便。一般来说，降低退出壁垒需要相应的财政税收、金融信贷、工商行政管理等方面的措施配套。
要推动优势企业强强联合，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乃至合并重组，增强与国外公司竞争的实力。值得注意的是，世界有机硅业巨头在各自保持自身独立发展的同时已在适时进行重组与联合，优势互补已成为国外各有机硅公司在剧烈市场竞争中提高竞争力和地位的重要手段之一。美国道康宁公司与德国威凯化学品有限公司在中国张家港成立合营公司，生产硅氧烷和气相二氧化硅；GE东芝有机硅公司（东京）和信越化学公司合资在泰国建立硅氧烷厂，等等。反观国内有机硅业，无论单体生产企业还是有机硅产品生产企业，或者科研院所与企业之间，技术交流或协作攻关尚且少见，更不要说重组与联合了。为此，政府应在促进新兴产业企业之间的兼并、联合或重组及促进专业化分工与协作方面有所作为。
中国新兴产业要在关键技术链环节取得突破也要加强企业间的合作甚至合并。熊彼特对市场结构与技术创新的研究结论是：大企业或垄断是适合技术创新，这是因为：①垄断或大企业能够承担创新风险，而且对垄断利润的预期可以成为创新的激励机制，因而技术创新需要大厂商的存在；②技术创新是竞争的一个要素，大厂商的引进并不消除竞争，反而因厂商追求创新而增进了竞争，竞争必然走向垄断；③完全竞争下的小厂商不可能为R&D支付最佳费用，因此完全竞争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是低劣的（熊彼特，1979）。对有机硅产业而言，政府和社会有必要促进该产业内优势企业的合作，力求在有机硅单体合成技术和有机硅产品的研发技术上取得突破。
第四，对新兴产业中的民营企业给予扶持和引导。中国的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中国有制占据主体地位。国有企业虽然在各国都存在，但大多局限在有限领域内，虽然国有制并不等同于低效率，但国有企业毕竟是各国的一类特殊企业，盈利不是唯一目标甚至可以说不是主要目标。以国有制为主体的大公司和大集团，一方面容易造成政企不分，另一方面由于产权单一，不易形成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和有限的提供公司持续发展资金的能力，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的未来扩张能力（牛文等，2006）。相反，民营企业可以说是中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一支生力军。经过近20年的发展，中国民营企业已初具规模，无论是产业规模还是投资能力上都已有巨大发展，中国南方一些省市的民营企业在冶金、轻纺、制衣等传统产业方面已有世界影响的惊人规模，中国已制造了全球2/3的鞋子与儿童玩具。但在应用和开发高新技术的新兴产业中中国民营企业与跨国公司在技术、规模、资金等方面的差距悬殊。民营企业不靠国家直接投资，但政府在科研、人才培养创业环境建设等方面应该承担起责任。长期以来，国家科研经费能否支持民营企业、国家工程技术中心能否以民营企业为依托建立一直存在争论，民营企业融资难、上市难的问题也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政府可采取适当的不对称管制，在税收、资金、技术等方面给民营企业一定的扶持政策，也可以引导民营企业创建合适的组织形式，拓展生存和发展空间。
第五，技术“补课”与人才培养并重。新兴产业中的非核心技术环节越过导入期而直接进入成长期，一方面造成产业结构的“早熟”和企业的弱质，另一方面也让中国众多中小企业享受了一顿即使不是免费的也算是便宜的“午餐”。关键是不能贪图便宜而无视危机，而要吸收营养增强体质，练就强健体魄以“与狼共舞”。同时，尽管在新兴产业的核心技术链环节取得了突破，但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仍存在明显的差距。可见中国新兴产业面临紧迫的技术“补课”任务。就有机硅产业而言，当前中国从事有机硅研究开发的大学及科研院所可算不少，但总体基础研究十分薄弱，常常出现几十个科研单位、企业以大同小异的技术路线合成国外已投产多年的有机硅产品，具有创新体系、开发自主知识产权的单位不多。从根本上说，政府要通过改革，使企业成为自主创新的真正主体，使大学、科研院所成为自主创新的技术源泉，使政府本身成为自主创新的服务者、支持者。当然，政府还可以发挥自身特有的组织能力和宏观调控能力，采取一些战术措施，组织关键项目的科研攻关，缩短与国外先进水平的差距。
先进技术的短缺是因为高技术人才的短缺。世界各国政府为了推进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促进高技术人才培养与开发的政策措施。美国政府持续增加教育经费投入，加大高技术人才培养力度，设立“沃特曼奖”、“总统青年探索者奖”、“工程创造奖”等奖项，鼓励青年科技人员在学科前沿积极探索，为高技术研发做出贡献。日本科技厅设立了针对35岁以下科技人员的“基础科学特别研究员制度”和“科技特别研究员制”，科研人员经批准的自选课题可获资助，并以合同形式进行自由研究。英国通过改革大学资助体系、设立功劳奖、强化工业培训等措施加强高技术人才的培养。德国政府通过财政支持，缩短大学、研究生学制，促进理论学习与实践研究工作结合。比利时政府通过提供贷款、筹建实验室等手段，鼓励在国外深造的比利时学者回国创业，各接收单位也对这部分科研人员实施特殊的优惠政策（李丹，2006）。这些做法值得中国政府借鉴。
五、结语
在中国这样的后起的发展中的大国，市场、技术、资金等方面的特殊性，造成新兴产业产生、发展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独特规律，也形成其新兴产业市场结构演变的独特轨迹。从导入期的垄断到成长期的分散竞争再到成熟期的寡头垄断是产业市场结构演变的一般途径和自然过程，分散竞争是实现从低效垄断（导入期垄断）市场结构到经济性垄断（即寡头垄断）市场结构的转变的中间环节。然而这个“一般”途径和“自然”过程费时较长，市场结构转换的“中间环节”将产生巨大的转换成本。在市场自发的新兴产业成长发展路径上，新兴产业经历着严酷的市场竞争，从而锻炼了产业素质，使产业的抗外界干扰能力、应变能力和自我发展与自我创新能力比较强。但这种路径上，新兴产业发展的速度比较缓慢，且有一定程度的盲目性、波动性。后发国家的后发优势在于，它不仅可能从先发国家引进各种先进技术，并经模仿、消化吸收和改进提高而形成赶超之势，而且可以通过制度学习和制度移植，效仿或借鉴各种先进制度并经本土化改造，从而减少产业成长道路上的磨难。因此，为了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降低产业成长的代价，应该发挥政府在市场结构转换中的重要作用，采取有效政策，对上述“自然”的过程进行干预，形成市场拉动与政府推动的合力，从而更有利于新兴产业的成长发展。而干预的着眼点在于避免产业的核心技术环节从导入期进入成长期的混乱，并采取多种措施进行技术“补课”，促进产业组织的壮大和产业结构的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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