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探析论文,规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只要我们站在时代前列，立足于新的实践，把握住时代特点，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现实中的重大问题，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的规律、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的认识，不断吸取一切科学的新经验、新思想、新成果，我们就能够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新的贡献。”[1](p.29)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中江泽民同志第一次提出执政党执政的规律问题，这对于新时期执政党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共产党建立80年以来，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逐渐认识到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执政的规律，从而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改革开放的伟大胜利。当代中国正处于经济社会的转型时期，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条件、背景、内涵、方式、机制都在出现调整和变化。这就需要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探索新时期执政党的执政规律，以创新执政理论和执政方式，适应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要求。
一
对执政规律的探索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者经常思考的一个重大问题。1945年毛泽东同志与黄炎培先生的著名谈话表明，在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前他们已在思考此类问题。1945年7月黄炎培先生向毛泽东同志提出执政党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问题，他希望中国共产党能够找出一条新路，踏出“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充满信心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民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在建国前夕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及时告诫全党，要防止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务必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作风，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是中国共产党对面临执政考验的高度警觉，也是对执政规律的科学预见。建国初期，第一代领导集体就执政后的中国共产党如何加强党的建设，把握执政过程中的一些规律性问题，提出了许多创新的见解。诸如，加强共产党员的修养、加强党内监督和党内民主、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等。但是，由于党的执政地位合法化、执政主体资格唯一化，对执政规律的探索一直没有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对象。不仅如此，由于后来党在指导思想上出现严重失误，对执政规律的探索和研究不仅停滞，而且误入歧途。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思考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确立了执政党的工作重心是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这是对新时期执政规律认识的重大突破。正是由于执政党的工作重心有了正确定位，才明确了新时期执政党建设的正确方向，才有了对执政规律的思考和探索。邓小平同志关于从严治党、党的领导制度改革、党内生活民主化和制度化、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坚持民主集中制、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党要管党等思想与观点，深化了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特别要强调的是，尽管邓小平同志没有使用“执政规律”这一个词，但邓小平同志对执政规律的探索与思考是毫无疑问的。诸如，权力监督及其制约、党政分开、党的领导制度改革等问题就已经探及了执政规律的某些核心问题。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执政规律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做出了重大理论贡献。这主要表现在：(1)把“三个规律”并重，即把共产党执政的规律、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来认识。(2)提出了执政过程中权力制约的思想，在党内决不允许形成既得利益集团。(3)提出并阐释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对面向21世纪的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提出了纲领性要求。(4)概括性地提出了执政党所面对的永恒课题，即如何提高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的问题。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执政规律的积极探索，不仅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党建理论和执政理论，而且也是对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执政的理论和实践的创新和发展。当然，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曾出现过经验主义与教条主义盛行的情况，其深层次的理论根源在于，理论建设上过于功利和实用，缺乏理论上的前瞻性、系统性。这实际上直接影响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总体把握。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理论准备不足、理论研究诠释化的缺陷更为突出。中国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背景下进入社会主义的，中国共产党也是在没有任何执掌全国政权经历的情况下执政的。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重大理论问题。至于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之类的重大理论问题也是在实践中思考和探索的。中国共产党在执政的实践中取得过举世瞩目的成就，也有着令人痛心的教训。
从一般意义上讲，执政的本质是什么？马克思主义认为，政党是指一定阶级或集团的积极分子为维护本阶级、阶层或集团的利益，围绕着执政或影响执政而结合起来的认同党的纲领、采取共同行动的政治组织。政党斗争的最高目标就是夺取政权进而掌握政权和巩固政权。而掌握和巩固政权的过程就是执政的过程。显而易见，政党执政的本质在于对政府的组织和领导，在现代社会，政府总是由政党来组织和领导的。这一点从政党与政府的关系上可以看得更清楚。现代政党体制是保证政府的政治功能与行政功能协调一致的关键。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弗兰克·古德诺认为：“政党组织之所以必须强大，是因为为了保证人民的意志得到切实的执行，所有当选的官员都必须以个人的名义保证遵守一定的行动方针，而政党就必须为他们承担责任，必须事先形成一个可以称为政纲的东西。”[2](p.58)要使政府协调地运转，就必须找到某种使国家意志的表达和执行协调一致的办法。这种办法“可以在政党中找到它。政党不仅担负起了挑选在政府体制理论中是表达国家意志的机关的成员，即立法机关的成员的责任，而且，担负起了挑选执行这种意志的人员，即执行官员的责任。”[2](p.57)不难看出，要体现人民的意愿，实现政府的政治功能与行政功能的协调，政党有着极其重要和关键的作用。当执政党进入政治过程后，就成为整个政治体系的领导者和协调者。当然，在理论渊源上，执政规律的研究还有许多未知领域，需要理论工作者以巨大的理论勇气进行研究和思考。
江泽民同志回答了在21世纪中国共产党要建设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当然，这样的回答也只是初步的，执政规律中的诸多问题的研究有待于进一步深入。诸如，执政的内涵应包括哪些？执政的外延是否就是指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全部事务？执政党应该如何处理党与政、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如何协调、处理好执政效率与权力制约的关系？这些问题不从基础层面上澄清，会严重制约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的提高。而要弄清上述问题，首先要对执政规律有一个初步的把握和认识。
二
执政规律的探索与研究应遵循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相统一的思路来进行。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既具有执政党的共性，应遵循现代社会执政的一般规律，又具有不同于其他执政党的特殊个性，即它没有执政党自身的特殊利益，中国共产党作为先进的政党是先进的社会生产力、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这是其他政党或其他国家的执政党无法比拟的，因而必须遵循执政的特殊规律。传统的执政理念容易使人们只关注执政的特殊规律，而不去注重政党执政的一般规律的要求。在中国逐渐融入世界经济政治大潮，进入国际社会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如果只注意从中国的国情、党情出发，而不遵循执政党运作的一般规律，就会使中国经济、政治、文化远离国际社会，远离人类文明。
在现代民主政治和政党政治的条件下，保证国家制度的民主性质，离不开选举和监督这两个最基本的方面。因为代议制民主是在承认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前提下，要靠确立一种合理程序、机制推选人民的代表或官员，通过一定的组织或形式来行使权力；要保证执政党、政府的权力行使在人民授权范围内，不违背人民的利益及意志，就要对执政党、政府的活动、权力运作进行监督与制约。执政的一般规律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
1、权力监督及制约规律。监督与制约是指在国家和社会管理中，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将管理的权力依职能和权限进行合理的分解，形成既有分工和相对独立的管理权，又有配套和相互制约权，使国家管理权力在纵横交织的结构体系中，成为有机整体并有效地运转。监督与制约都是对权力的约束形式，只不过监督更多地是就权力的外部约束而言的，制约更多地是从权力结构的内部着眼的。从政党监督的形式来看，监督制度以系统的外部监督和系统内的交互监督为特征。相对于政党内部的监督系统而言，人民代表大会及常务委员会的监督、法律监督、媒体监督、民主党派监督就属于外部监督。而在党的组织内设的专司监督的机构及党的组织之间的交互监督，则属于内部监督。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实践表明，只有加强对党的权力监督，包括自上而下的组织监督和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由外而内的外部监督和党的组织及其成员之间的内部监督，才能有效防止权力的滥用以及权力腐败。
权力的制约与监督是密不可分的，权力的过分集中不利于进行监督。合理的分权制约，才能使监督更有效。在原有的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下无法进行权力制约，缺乏权力制约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滋生腐败的体制源。权力制约的基本形式，一是以民制权。即通过媒体、协商对话、舆论、信访、举报的形式，实现民众对执政党及其成员的制约；二是以权制权。即通过在个人、群众、政党组织、政权组织不同的职能机构之间合理配置权力，形成权力的制约与平衡机制。三是以法制权。即通过法律、法规的程序、规则来约束和限制权力，执政党的执政只能在法律的范围内进行，不能超过法律限定的程序、规范、范围。中国共产党面临着经济成份、利益主体、社会组织、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和多样化的客观环境，能否抵挡得住来自各方面的诱惑，能否经得起执政的考验，最关键的还是权力的制约与监督机制能否对党的权力的运作发挥评价、控制、约束、校正、纠偏的作用。
2、人民至上及授权的规律。绝大多数社会主义者都主张，代替资本主义的新社会，应当在消灭私有制的同时，实行民主政治。在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群众在享有生产资料所有权和支配权的基础上，享有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一切权力，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考察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政治实践，不难看出其一切活动都是围绕或体现着人民至上的理念而展开的。江泽民同志关于中国共产党应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思想也体现了这一理念。共产党执政就是要实现人民群众当家作主，这不仅体现在党的章程上，而且体现在其执政的实践中。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实践，使得人民主权的理念更加接近其实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企业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等构成了实现这一理念的制度框架。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仅是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起领导作用的必然结果，更是全国各族人民所作出的庄严选择。这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权力来自于人民的授予。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根本动力，人心向背决定着执政党的兴亡。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思想的提出表明，中国共产党无论是始终代表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还是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归根到底是要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只有这样，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才能巩固，才能在执政过程中取得人民群众的支持。现代政治发展也表明，“社会主体的成长与成熟，是大众的成长与成熟。社会大众是否成熟，主要体现在能否作为自觉的独立力量，通过积极的社会参与和政治参与，合理地把握和决定社会的发展方向，从而在全面推进社会进步的同时，更好地实现自身利益。”[3](p.42)政党的出现是现代政治发展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大众走向组织化的表现。执政是党的领导的实现方式，其力量之源及合法性来自于人民利益的至上性和人民群众的授权。
当代政治发展的实践表明，上述两个规律是现代政党执政必循的规律，只不过不同阶级的执政党代表着不同阶级的利益而已。若不遵循现代执政的一般规律，则会出现政治腐败，社会矛盾激化民众与执政党的对抗，从而危及政党的执政地位。
三
任何一国的民主政治建设，除了要遵循政党执政的一般规律以外，还需要从本国的国情出发，遵循政党执政的特殊规律，以更好地实现政党的执政功能。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特殊规律，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
1、一党执政的规律。在不同的国家或不同的政治形态中，执政党掌握国家政权的政治基础是不同的，因而决定了执政党的实际地位的不同。政党或者单独地掌握政权，或者轮流掌握政权。在资本主义国家，政党与政府之间的逻辑是，政府是政党存在的前提。政府是公共权力机构，要能够联系并代表社会组织及公民，把他们的利益要求转换为政府政策，并履行政府管理功能，调节政府与公民、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能承担此任的只有政党，而且主要是执政党。在传统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国家，执政党领导国家和社会的合法性基础来自于资产阶级的阶级性质，其执政的地位来自于国家的权力和权威。后起或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其构建现代国家的过程中政党的推动和组织作用是十分关键和不可替代的，诸如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就是走的这一条道路。
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执政过程中不与其它政治集团分掌领导权。共产党代表工人阶级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通过政治、思想、组织途径对国家和社会实行总的领导。共产党执政的本质是实现人民群众当家作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和作用，通过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体现出来。江泽民同志指出：“我们党要始终成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同时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成为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1](p.40)这一论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关于党的性质的理论，把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执政党性质的认识和把握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新境界。这一理论不仅仅从工人阶级先锋队、领导核心的角度来认识和把握党的性质，而且与时俱进地根据中国国情和现代化建设的要求，提出中国共产党还必须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还必须是中国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对现代化建设时期党的性质的这种定位更加贴近中国国情及未来的发展方向。十分清楚，党的性质的定位与执政本质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性把党的利益与人民的利益、民族的利益、社会的利益高度统一起来。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一切爱国力量都深刻认识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有了共产党，中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邓小平指出：“在中国这样的大国，要把几亿人口的思想和力量统一起来建设社会主义，没有一个由具有高度觉悟性、纪律性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党员组成的真正代表和团结人民群众的党，没有这样一个党的统一领导，是不可能设想的，那就会四分五裂，一事无成。这是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奋斗实践中深刻认识到的真理。我们的人民的团结，社会的安定，民主的发展，国家的统一，都靠党的领导。”[4](pp.341-342)在社会主义的中国，中国共产党作为国家的领导核心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既需要强大的国家主导作用，更需要强大的领导核心。强大的政党领导能够确保现代化所需要的稳定的政治环境，集中现代化所必要的政治资源。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说：“一个现代化中政治体系的安定，取决于其政党力量。一个强大的政党能够使群众的支持制度化。政党的力量反映了大众支持的范围和制度化水平。凡达到目前和预料的高水平政治安定的发展中国家，莫不至少拥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党。”[5](p.396)
2、执政党与国家政权一体化程度较高的规律。在西方国家，政党组织的职能就是把其领袖或者其干部送入政权机构，除了组织发展、宣传、竞选以外，没有其他事务。基层党组织不能对政权发生直接影响与作用，中央政府和各州的政治官员同执政党共进退，占政府官员大多数的行政官员则可终身任职。许多国家规定军人、文官、法官不准参加政党竞选，政治上须中立，无党派倾向。有的国家还规定，不准政党在军队、法院、政府机关、选民登记机关开展活动。[3](p.323)政权机构掌握国家权力，其行为不需要向党组织负责，政党组织不直接参与国家行政事务，并且，党组织也不具备对国家政权有足够的强制影响。相比之下，中国共产党与国家政权的关系比较密切，各级党组织对国家政权机构负有监督保证作用。在传统的体制下，党的组织往往直接掌握政权。这一体制的缺陷已显而易见。但是，执政党与国家政权一体化程度较高仍然是我国执政党执政的特殊规律。“所谓政府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执政党的政策”[6](p.66)。在我国党政关系中，党是领导者，党的主张和政策，通过法定程序，由全国人大决定，变成国家意志和法律。政府处于执行者的地位。不必讳言，执政党与国家政权一体化程度较高的规律，体现在共产党的执政机制上，绝不是要重新回到党政不分的旧体制，而是要改革和完善市场经济条件下共产党的执政机制。在习惯的政治思维中党的执政就集中体现为党的领导，而党的领导则主要体现为党凭借其政治上的绝对领导地位全面主导国家政治生活，实际上党的领导是不依赖国家制度而存在的领导力量。
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对执政党与国家政权一体化程度较高的规律的理解与把握，要从制度与法律层面来实现。特别要强调的是，党的领导必须通过党的执政来体现，党作为国家制度内的领导力量来运作国家制度，领导国家生活。“党在政中”是党在新时期执政规律的体现。埃及民族民主党长期执政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穆巴拉克接任该党主席后，积极推行党政统一、党领导各级政权的原则，并据此逐步对党的各级组织进行调整。
四
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党在执政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难点和问题。这些难点与问题出现的背景，不仅是中国正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而且经济全球化正成为势不可挡的历史潮流。对于执政规律的研究不能忽略不同性质的执政党之间也必须遵循执政的一般规律的要求。认识和把握新时期的执政规律，既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更要将其置于世界大背景之中，进行比较研究，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执政治国的先进经验、有益成果。这样才能高起点地提高执政水平。
1、大胆吸收借鉴人类社会政治文明的成果。在当代中国，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的洗礼，学习借鉴西方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经验已形成共识。我们还应当看到，西方国家在国家治理、政党执政、民主法制、思想文化方面的诸多成就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人类社会政治文明的成果。尽管从过程上而言，这些成果与资本主义的政治属性、意识形态有着天然的联系，但其运作形式、运作机理具有很强的社会性，完全能服务于不同的政党、国家以及不同的意识形态。权力监督及制约规律、人民至上及授权的规律，有着很强的人类共同文明的属性，已成为现代政党执政的必须要遵循的规律。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国外的政治学文献中，善治一词使用率不断上升，成为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我国学者认为善治要具备六大基本要素，即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回应、有效。[7](pp.9-11)这里，实际上表达了国家权力向社会回归、还政于民的基本理念。这一理论强调管理就是合作，力图建立起一套管理公共事务的全新技术，适应了非政府权力扩大化的趋势。它对我们有所启示的是，传统体制下不存在相对独立的非政府权力，人民的意志难以抗衡失控的国家权力和支配国家权力。在中国政治发展过程中必须要在宪法与法律范围内，进一步扩大非政府权力，扩大人民的社会权力，从而有效地支配、监督、制约国家权力。当然，对于西方的治理理论特别是全球治理理论也要有高度的警惕，防止其成为国际霸权主义的理论依据。
2、按照执政规律的要求强化党的执政功能。江泽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掌握管理国家的权力，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这实际上指出了党的执政的本质及其功能，是对传统的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和执政党全能功能的否定，也指出了民主政治与政党政治的关系。因此，按照执政规律的要求强化党的执政功能应突出和围绕领导和支持人民掌握管理国家的权力这个核心。
在现阶段强化党的执政功能的路径和方式，体现在政治格局上就是“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其本身也蕴含着内在的原则和要求。一是法治。一旦政党成为执政党后，其活动也从体制外进入体制内，与法律呈正向关系。法治意味着宪法和法律的权威高于一切，执政党必须依据宪法和法律来治理国家、治理政党。执政党的行为依据和活动空间都必须符合宪法与法律的规范。二是通过国家机关特别是人民代表大会实现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执政党对人民代表大会的领导通过两个层面来实现，即执政党向国家权力机关提出政策建议和人事建议；执政党党员和党员干部通过自身努力保证党的意见和建议转化为国家意志，转化为法律，并付诸实施。三是党政职能分开。党政职能的分开，会使得执政党的职能更多的体现在执政层面，真正成为各项事业领导核心，而不是国家与社会各项事业的直接管理者。
3、以党自身的现代化推进执政方式现代化。党的自身现代化主要是指党的自身建设的现代化，即党的纲领、党的组织、党的思想、党的作风的现代化。江泽民同志指出：“看一个政党是否先进，是不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主要应看它的理论和纲领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不是代表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是不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1](p.30)党的纲领现代化要求随着现代化历史进程的演进，与时俱进地创新党的指导思想、价值体系、以及由此而规定的党的任务、目标及实现目标的途径。党的组织现代化，包括政党组织设置合理性和政党成员先进性。现代化需要现代政治权威作为权力中心来领导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现代政治权威必须依靠党的力量，因为政党是社会组织力量的核心，是补充制度的力量。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政党具有兼容和同化的政治功能，统治阶级“总是千方百计地要将新的社会集团和各种社会力量纳入自己的政治体系或政党体系之中”[8](p.193)。江泽民同志对新时期党组织及其成员的先进性提出了新的要求，“伟大而艰巨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需要全社会各个方面忠于祖国和社会主义的优秀分子，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带领群众共同加以推进。能否自觉地为实现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是否符合党员条件，是吸收新党员的主要标准。”[1](pp.31-32)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在继续保持其先进性和阶级性的前提下，党的组织将会以开放的姿态欢迎社会优秀分子的进入，从而指明了党的自身要实现现代化以及怎样搞好党的现代化建设的方向。
认识和把握执政党的执政规律，改进和完善执政方式，是为了更好地发挥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党的领导核心作用。从趋向上看，执政规律要求执政方式逐渐从以党代政的执政方式转向党政职能分开的执政方式；从主要依靠政策的执政方式转向主要依靠法律的执政方式；从主要依靠直接管理干部转向主要依靠法律来管理干部。应该说这也是执政方式现代化的基本要件。党的领导要通过一定的执政方式来实现，执政方式的现代化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时代要求。因为党的执政方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存在着一个与时俱进的问题，这在本质上也体现着我们对执政规律的认识和正确把握的程度。
标签：政治论文; 中国共产党论文; 美国政党论文; 领导理论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国家社会主义论文; 社会发展规律论文; 社会主义制度论文; 法律论文; 时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