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国共两党文艺意识形态争战及胜败原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胜败论文,意识形态论文,文艺论文,年代论文,原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13)06-0090-14
20世纪30年代(中国大陆学界习称“三十年代”)，国共两党在文艺领域进行了反复持久的意识形态争战。文艺是最具宣传效果的艺术类型，它能以形象的方式影响人们的思想认识，并向世人提供主体或政体存在合法化的证明，谁掌控了文艺，谁就能在艺术领域对人们进行精神领导，这是国共双方在30年代文艺话语领域激烈争战的政治原因。30年代国共之间的文艺意识形态争战表现为战略、战术两个层面，战略层面的争战就是国共两党文艺政策的对抗，战术层面的争战则是国共两党在文艺组织方面的对垒与文艺战术上的斗智。斗争的结果是：在野的共产党大获全胜，执政的国民党却败得一塌糊涂。
迄今为止，这一研究领域尚无人涉足：现代文学研究者的注意力主要在文学创作方面，很少有人关注批评，个别专门从事现代文学批评的学者，其兴趣也主要是单个批评家的思想或某个文艺思潮；文艺理论的从业者一向忽略理论史研究，少数研究现代文论史的学者，其兴趣点也主要是文艺理论知识传承和文艺理论学科发展这两个维度，他们对文艺意识形态问题同样缺乏关注。令学者们无法忽略的事实是，左翼文艺作为历史政治的产物，其精神价值不在于艺术、审美，而在于文艺能指所指涉的语义政治内涵；不了解左翼文艺意识形态的话语机制及运行规律，人们不但无法精准地理解左翼文艺性质、特征、风貌的形成原因，也无法对左翼文艺的精神实质及历史地位作出合理的文化定位。从话语角度剖析这场争战的权力斗争性质，重新认识文艺与政治互动时的复杂关系，探索文艺领域意识形态的建构规律及维护方略，这便是本文的认识旨趣所在。
一、国共之间的文艺政策对抗
国共两党在文艺话语领域战略层面的斗争是文艺政策的对抗。文艺政策是权力政体有关文艺发展的路线、方针、纲领、口号等。文艺而有“政策”是苏联政治文化的一大发明，它是苏联计划经济模式下政治干预文艺的产物。文艺政策与普通文艺理论不同的地方，在于“文艺政策必然的是配合着一种政治主张、经济主张而建立的，必然有明确的条文，必然要有缜密的步骤，以求其实现”，普通文艺理论“乃是文学范围以内的事”，而“文艺政策，乃是站在文学范围以外而谋求如何利用管理文艺的一种企图。文学上的各种主义可以同时出现于同一个时代，可以杂然并存于一个国家，任人采纳；而文艺政策则在某一国家某一时代仅能有一种存在，而且多少应该带有一些强迫性”，在“政策统制着的文艺活动”中，作家创作只能是“奉行政令”，“当初奉命开场，后来奉命收场”。①
左翼文艺界对文艺政策的了解始于1927年。是年3月，仿吾所发《文艺战的认识》一文已经提及苏俄制定“艺术政策”②一事。1928年，左翼刊物《奔流》第1-5期连载了鲁迅翻译的日本学者外村史郎、藏原惟人辑译的《苏俄的文艺政策》，这表明左翼文艺界已经认识到文艺政策对文艺发展的影响。左翼文艺阵营对文艺政策的制定，在认识方面受苏俄文艺政策的影响，但其具体文艺纲领及文艺政策的出台，则靠中共“文委”与“左联”党组根据“共产国际”或“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指示。
因有苏联共产党的指导，中国共产党在政治斗争方面比国民党要成熟得多。“左联”一方面接受“国际革命作家联盟”有关文艺政策的指导，一方面根据国内政治斗争局势，自行制定文艺斗争的路线和纲领。比如，“左联”在1932年改组后，下设三个专业委员会，其《左联各委员会的工作方针》规定，“创作批评委员会”“最紧要的工作”就是开展对“反动文学作品及理论的批判”以及和“作品及理论批评上的倾向斗争”。③
中共抓住一切有利的机会，结合共产国际的指示，对国内复杂的斗争局势进行政治总结和概括，提出指导文学行动的政策与纲领。左翼制定的文艺政策善于把握大的方向和原则问题。1930年8月4日，“左联”执行委员会在其通过的决议中指出：“目前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已经从击破资产阶级文学影响争取领导权的阶段转入积极的(地)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组织活动的时期。”④在这个斗争过程中，左翼文艺作为“共产主义文化运动”中“社会科学运动和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之一翼，“有它一定的斗争纲领”。⑤ “左联”在任何时期的行动纲领都非常明确，以《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最近行动纲领》为例，纲领明确要求“戏联”的“剧本内容”应当“根据大多数工人群众所属的特殊产业部门的生产经验，从日常的各种斗争中指示出政治的出路——指出在半殖民地中，中国无产阶级所负的伟大使命，指示他们彻底反帝国主义，反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反黄色与右倾的欺骗，掩护苏联及中国苏维埃红军”，“配合当地农民运动的中心口号……宣传土地革命，游击战争的意义及掩护中苏政权与红军”。⑥
30年代，日寇接二连三的侵略暂时缓和了中国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急剧上升。当国民党还在把“剿共”当成第一任务的时候，中共却抓住了这个政治上的有利时机，大力宣传构建民族统一战线。1935年，毛泽东从政治统战的角度批评了对抗性思维的局限，指出这是政治革命中的思维幼稚病。1936年，左翼刊物《新文化》发刊词声明：“新文化需要统一战线”，“文化运动是政治运动的一种反映”，政治上国共都在搞共同合作，“文化上的统一战线”应当与之保持同步。⑦ 同年，一个新的左翼文艺组织成立，其成立宣言明确呼吁文艺统一战线：“中国文艺家协会特别要提议：在全民族一致救国的大目标下，文艺上主张不同的作家们可以是一条战线上的战友。文艺上主张的不同，并不妨碍我们为了民族利益而团结一致。”⑧此后不久的另外一个文艺群体宣言，同样表达了文艺统战主张：“我们愿意和站在同一战线的一切争取民族自由的斗士热烈地握手!”⑨“左联”部分政治指导者一度因思维极左导致的文艺关门主义得到纠正。
左翼文艺理论政策的实施载体是相关文艺社团，这些文艺社团都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程序严密、纪律严明，左翼有关文艺的路线、方针、政策因而得以全面彻底的贯彻、传达。左翼文艺团体之中，“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习称“左联”)为其代表。“左联”成立以后，左翼阵营有关文学理论的活动目标和活动要求都会通过“左联”的机关刊物《秘书处消息》和《文学导报》刊登出来。1931年《文学导报》上刊登的“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的行动纲领，明确提出其思想目标就是要“建设指导的理论以击破各种反动的理论”⑩。1932年3月9日，“左联”秘书处扩大会议连续通过《关于“左联”目前具体工作的决议》、《关于“左联”改组的决议》、《关于“左联”理论指导机关杂志〈文学〉的决议》(11)，对“左联”的理论工作目标从不同的方向加以申述。这些情况表明，左翼阵营的任何理论活动，都是经过组织上周密考虑后的计划和部署，是作为政治任务执行的。
在文艺政策斗争方面，共产党占了先机；就连国府文艺官员也承认，国府方“党的文艺政策，是由于共产党有文艺政策而来的；假如共产党没有文艺政策，国民党也许就没有文艺政策”。(12)就此而言，国府的文艺政策实为应对共产党文艺政策的对策。政策也好，对策也罢，意识到文艺政策的重要性才是关键的。国民党明白文艺政策的重要性后，开始依照中共组织形式制定文艺政策，并配套出台限制左翼文艺发展的出版法规。1929年6月5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召开“全国宣传会议”第三次会议，会议“确定本党之文艺政策案”，要求文艺部门“(一)创造三民主义之文字(如发扬民族精神、阐发民族思想、促进民生建设之文艺作品)。(二)取缔违反三民主义之一切文艺作品(如斫丧民族生命、反映封建思想、鼓吹阶级斗争等之文艺作品)”(13)；6日通过《规定艺术宣传方法案》，要求“一、各省特别市县党部宣传部、应遴选有艺术素养之同志若干人、组织艺术宣传设计委员会；二、省市特别党部宣传部在可能范围内应根据本党之文艺政策、举办文艺刊物”。(14)国民党此次“文艺政策案”特别强调文艺对“民族精神”、“民族思想”、“民族生命”的宣传，1930年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就是这一宣传会议议案的具体实施。
在左翼文艺宣传的政治影响及社会威力下，国民党中央高层对此不得不做出反应，他们两次召开专门会议，布置文艺宣传工作。第一次是在1931年。是年5月1日和2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国民党“第三届中央第一次临时全会”，5月2日通过《全国一致消弭共祸案》，提议对于旨在“危害国体、推翻政府、破坏社会、扰乱秩序”的宣传加以禁绝，“必须断绝赤匪思想言论与其出版物之流传”，“一方自动禁止其宣传品之传播，一方努力于三民主义之了解与宣传，以建立吾国民对于中国固有精神文明与近代科学文明之信仰”。(15)会议还通过了《关于防制赤匪利用文艺作宣传应积极充实三民主义的文艺运动以端正青年之思想案》(16)。第二次是在1934年。是年3月15-17日，国民党在南京举行“中央文艺宣传会议”，会议结果汇编成册，题名《文艺宣传会议录》。根据国民党政要陈立夫的训词，该会议旨在总结“数年来与共产党斗争的策略之错误”(17)。陈立夫认为“普罗文艺的狂潮和我们失败的原因”在于国民党于文艺工作“没有一致的步骤，整个的计划，和中心的理论”，加上经费的缺乏，以至文艺领域“节节败退，几乎整个地盘，完全给人家占领了”。(18)《文艺宣传会议录》指出了共产党在文艺宣传上的成功原因：“共党亦深知文艺运动之足以范围青年之思想，故在数年前曾注全力于文艺运动并确立普罗意识为文艺之中心理论，而有左联之组织，跋扈猖獗，几控制当时之文艺界”(19)，“各地坊间所出版之文艺书籍以及文艺之定期出版物所谓普罗文艺几占全部”(20)，“声势之汹汹，直令人不寒而栗”!(21)致使社会上广大“青年思想之所以趋于恶化”(22)。因此，该会议议题在思维上反左翼文艺组织的宣言而行之，针对左翼文艺界提出的“我们文学运动的目的在求新兴阶级的解放”(23)，“我们要从资产阶级手里夺取政权”(24)，陈立夫明确且针锋相对地说：“我们在文艺上的对象是共产党。我们一方面要用实际的行动去消灭，一方面要用文字来做思想上的斗争。”(25)
虽然国民党高层对意识形态问题十分重视，但国民党党务与宣传部门的官僚却没有几个认真敬业之人，他们对三民主义文艺宣传消极应对多，积极应对少，其文艺组织和宣传大多只是走走过场，雷声大雨点稀，热闹一番，很快过去，其刊物、社团很少有超过两年的。为了让读者了解相关历史真相，笔者在此按时间顺序细述1927年国民党“清党”后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诸项硬举措，亦即国民党出台的有关宣传和出版政策条文，以免有“成王败寇”、“空说无凭”、“意图伦理”之嫌。
1928年5月14日，民国政府颁布的《著作权法》“第二章著作权之所属及限制”中，第20条和第21条规定查禁以下对象：“各种劝诫及宣传文字”、“公开演说。而非纯属学术性质者”、“题违党义者”、“其他经法律规定禁止发行者”。(26) 1929年1月10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布《宣传品审查条例》相关条款规定：“凡含有下列性质之宣传品为反动宣传品：一、宣传共产主义及阶级斗争者；二、宣传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及其他主义而攻击本党主义政纲政策及决议案者”，对之应予“查禁查封或究办之”。(27)
1930年12月15日，民国政府公布的《出版法》中，“第四章出版品登载事项之限制”规定，凡有违下述情形的著作一律不得出版：“一、意图破坏中国国民党或破坏三民主义者。二、意图颠覆国民政府或损害中华民国利益者。三、意图破坏公共秩序者。四、妨害善良风俗者。”(28)中华民国“行政院第四八四一号密令”及“教育部训令(密)秘字第四五二号”，要求各地党务部门及党部人员严查“反动刊物”，主要包括：“一、共党之通告议案等秘密文件及宣传品，及其他各反动组织或分子宣传反动诋毁政府之刊物。二、普罗文学。……普罗文艺刊物……煽动无产阶级斗争，非难现在经济制度，攻击本党主义”，“查普罗文学全系挑拨阶级感情，企图煽起斗争，以推翻现有一切制度，其为祸之烈，不可言喻”，而“苏俄十月革命之成功多得力于文字宣传，迄今苏俄共党且有决议，定文艺为革命手段之一种，其重要可知也”。(29)
1931年9月，国民党长沙市党务整理委员会所编的《工作报告书》中，开列229种查禁书目，主要是在意识形态倾向上与国民党政府治下的主流意识形态不一致或敌对的对象，其查禁理由主要有“言论反动”、“普罗文艺作品”、“普罗文艺论文”、“言论悖谬确系改组派之刊物”、“共党宣传刊物”、“共党工会报告书对于本党极力攻击”、“鼓吹阶级斗争”、“第三党宣传刊物”、“鼓吹阶级斗争及无产阶级专政”、“谬解总理主义肆意攻击本党及国府”、“宣传共产主义鼓吹阶级斗争”、“提倡布尔什维克鼓吹阶级斗争”、“介绍共产书籍”、“共党宣传书籍”、“诋毁三全大会破坏党基”、“共党反动刊物”、“鼓动青年研究共产主义社会科学”、“诋毁党国鼓吹阶级斗争”、“内含共产主义色彩”、“诋毁党国言论反动”、“内载煽惑人民，危害本党及国家的斗争策略”、“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鼓吹中国农工参加阶级斗争诋毁本党及政府”、“鼓吹阶级斗争并指示其方法”、“宣传共产主义提倡无产阶级经济学说”、“根据阶级斗争理论分析中国问题”、“言论悖谬抨击中央”、“诋毁本党图谋破坏大局”、“赤色职工国际五次大会对殖民地问题的决议案”、“内容注重解释共产术语籍以诱惑青年”、“攻击本党政府反对召集国民会议”、“鼓吹暴动言论悖谬”、“言论悖谬破坏和平统一”。(30)
1934年，国民党政权提出“‘文化剿匪’的口号”，“检查委员会更尽其所谓‘文化统制’的能事，‘电影铲共团’，‘戏剧铲共团’相继而起”。(31)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出台《图书杂志审查办法》，“审查之范围为文艺及社会科学”(32)，查禁149种文艺书籍(33)。
1936年，国民党查禁676种社会科学书刊，主要类型有：甲 共产党刊物、乙 国家主义派刊物、丙 无政府主义派刊物、丁 第三党刊物、戊 帝国主义刊物、己 傀儡组织刊物、庚 其他反动刊物。(34)
1938年7月21日，国民党中央出台《修正抗战期间图书杂志审查标准》，其所列“(甲)谬误言论”第一条为“曲解误解割裂本党主义及历来宣言政纲政策及决议案者”，其所列“(乙)反动言论”诸条规定中，“一恶意诋毁及违反三民主义与中央历来宣言政纲政策者。二恶意抨击本党、诋毁政府、诬蔑领袖与中央一切现行设施者。……五鼓吹偏激思想，强调阶级对立，足以破坏集中力量抗战建国之神圣使命者”。(35)1939年5月4日，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修正通过《图书杂志查禁解禁暂行办法》；6月14日，国民党内政部颁布《印刷所承印未送审图书杂志原稿取缔办法》。当然，国民党对意识形态的控制绝不只限于出版领域，它对新闻、教育也有严格的要求和规定，例如，在教育领域，民国“教育部密令各学校，注意学生思想及关于课外阅读之指导”(36)。
尽管如此，国民党治下的党国，其舆论控制绝不是铁板一块，密不透风。当时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状态，中华民国政府从政治到军事并非统一状态，除了割据一方的地方军阀，还有洋人的租界。地方军阀往往一方独大，并不听命于中央政府的指令；租界更是国中之国，享有民国政府无法约束的治外法权，它在主权方面给中国人带来耻辱，但在人权方面却又给左翼文学提供了生存空间。左翼人士及其刊物虽然遭受迫害和查禁，但中国之大，还是可以找到地方藏身；实在不济，还可以通过沿海城市跑到国外去。文艺报刊此地被封，还可以在彼地换个名字重办，真可谓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此外，民国政府受西方民主国家的制约和影响，还不敢实行彻底的法西斯主义，民众具有一定程度的言论自由：自由主义文人公开办刊议政，对政府说东道西；左翼文字只要不公开辱骂“领袖”、攻击“本党”，不明里涉及政府限制的对象，便可公开发表。例如，把当局禁限的“抗日”变成“抗×”，把“普罗文学”、“革命文学”转换成“大众文学”，把“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转换成“进步的现实主义”，把“马克思”转换为“卡尔”等，检方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左翼文章著作便可蒙混过关，发表出版——这也是左翼刊物、书籍及宣传文章屡禁不止的原因之一。加上中共效法苏联，对意识形态宣传特别重视，投入力量比较大，因此，在国民党治下出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数量众多的文艺报刊大半竟然是亲共者甚至直接就是“共”字号的宣传阵地。
国府“文化剿匪”的声势虽大，其效甚微。左翼报刊为何越剿越多?赤色思想为何越剿越盛?作家冒着监禁、杀头的危险“向左转”，其原因何在?共产学说的诱惑力和煽动力源于何处? 靠限制言论自由，能否把自由思想扑灭、让民众像奴隶一般生活?只知头痛医头的“党国”宣传官员们压根没想过这些，倒是右翼学者注意到思想治标不治本之弊：强制“思想统一……有害无利”，“强横高压的手段只能维持暂时的局面，压制久了之后，不免发生许多极端的激烈的反对的势力，足以酿成社会上的大混乱”。(37)
国民党在文艺领域里的意识形态监控等于自打耳光，因为“民权”是民国国家意识形态的主要内容之一，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一个口口声声为“民生”的政府，却连它治下的民众对政府发表评议的权利都没有，理论上怎么也不能自圆其说。对知识分子来说，一旦他们赖以安身立命的精神空间被限制、被剥夺，自然会向别的地方寻自由，这就是知识分子争相走向与国府政治对抗一方的共产党政权的内在原因。
二、国共之间的文艺组织对垒
左翼文艺话语在20世纪30年代的繁盛，与中共在文艺领导和组织上的成熟领导分不开。中共十分重视通过文艺形式向民众宣传、灌输自己的政治理念，哪怕一次戏剧演出，中共也会精心组织、策划，“绝大多数的戏票，都是经过党组织和赤色工会向学生群众和工厂中的工人推销的”，尽管从艺术欣赏的角度说“戏，应该说演得并不好”，但“由于……绝大部分观众都是进步分子，所以演出的效果很好，台上演到暴露资产阶级丑恶的时候，台下会发出热烈的鼓掌和欢呼”。(38)从这一点来看，共产党人在文化控制上的经验与能力，或者说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软实力，大大超过了作为执政者的国民党人。
“左联”成立之前，具有亲共倾向的各左翼文学团体，如创造社、太阳社等，因艺术信念的差异与冲突，相互之间彼此攻讦。作为学术意义上的百家争鸣，这种争论，甚至带有攻讦性质的争论，本可彼此之间刺激对方的理论神经，磨炼对方的逻辑思维，促使对方堵塞自己的理论缺陷和漏洞，加强自身论证问题时的严密性与逻辑一致性。但对急需得到广泛舆论支持的中共来说，这种学术层面的争论不利于政治上的团结一致：人毕竟是有感情的动物，过于激烈的斗争不免伤了彼此的和气，导致学术上的宗派主义和斗争。为了让文艺界人士能够集中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在文艺领域向国民党发动精神上的集团冲锋，中共开始着手在文艺领域组建统一的政治组织，通过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把政治立场接近而艺术观念彼此矛盾冲突的各文艺团体收拢到马克思主义旗帜之下。
“1929年4月左右，党说服各文艺社团解散，与鲁迅合作，联合起来。太阳社(39)、创造社都同意党的决定”，兹后，中共中央宣传部干事潘汉年“代表党中央去找鲁迅谈，鲁迅同意合作成立组织”。(40)1929年6月，中共六届二中全会通过《宣传工作决议案》，明确文艺宣传的地位和作用；是年秋，中共中央宣传部成立“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专门负责领导左翼文艺运动，由潘汉年任书记。(41)1929年10-11月间，潘汉年指示冯雪峰转告鲁迅，“说党中央希望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及鲁迅影响下的人们联合起来，以这三方面人为基础，成立一个革命文学团体”，“名称拟定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鲁迅完全同意”。(42)1930年“左联”成立，“在党的组织领导的关系方面，左联设有党团(即党组)……直接受文委领导”，“左联党团的职权是：党的方针、政策和决定，经过文委下达到左联，党团讨论执行”；而“那时候在上海的党中央……常常把左联当作了直接进行政治斗争的革命群众团体，而忽视了它应该在文学斗争和思想斗争中发挥特殊作用”。(43)至此，“左联”作为文艺团体已经彻底政治化。中共驻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萧三谈到这种状况时说：“左联内部工作许多表现，也绝不似一个文学团体和作家的组织……而是一个政党，简单地说，就是共产党!”(44)由于这一原因，左翼批评家把批评与理论的目标基本定位在宣传中共政治思想方面，这就决定了左翼文论的基本性质为文艺领域内的政治话语。
中共通过“左联”对具有左翼倾向的文艺社团、组织进行了成功的政治收编，并在收编后对其精神加以整饬和规训。不收编这些文艺团体，中共单靠自己的力量，无法对国民党政权在文艺意识形态领域发动集团冲锋；收编后如不对其进行精神整饬和规训，中共无法把他们的精神意志统一到共产主义旗下，因为艺术家的个人主义思想与写作自由信念与无产阶级的组织原则及集体主义精神根本不相匹配。通过政治收编、精神整饬、思想规训，“左翼”意义上的普通文艺话语发生质的飞跃，成为体现中共意识形态要求的政治化的文艺话语；在集体规范组织的情况下，文艺家们才能成为无产阶级宣传机器上的一个个服从组织安排的“齿轮”和“螺丝钉”，自觉地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进行政治宣传鼓动。事实上，自1930年以后，左翼文艺理论的宣传、普及以及左翼对敌对阵营文艺思想的批判、斗争都是在相关文艺组织的领导下进行的。
“左联”的组织观念与纪律要求特别强。“左联”成立5个月后，就在一次组织决议中批评“左联”成员中缺乏政治组织概念，“集体生活习惯的不够”，有些成员“犯超组织的活动”，“是个人主义的残余”，“很明显是说明‘左联’的组织依然有作家组织这个狭隘观念的存在”。(45)1931年11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执行委员会的决议第七节“左联的组织及纪律”规定：“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无疑地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干部，是有一定而且一致的政治观点的行动斗争的团体，而不是作家的自由组合”，“在左联内，不许有反纲领的行动，不许有不执行决议的行动，不许有小集团意识或倾向的存在，不许有超组织或怠工的行动”。(46)由此可见“左联”政治组织性之强。该决议强调“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理论家和批评家，必须是冲头阵的最前线的战士”，对作家要求“在方法上，作家必须从无产阶级的观点，从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来观察，来描写。作家必须成为一个唯物的辩证法论者”。(47)
“左联”在组织上还接受“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指导。刊发于“左联”机关杂志《文学导报》上的《国际革命作家联盟对于中国无产文学的决议案》要求：“用种种方法加紧无产文学对于大众的影响。三、加紧反民族主义文学及对于胡适派及其他各种文学上反动思想的斗争。四、加强自己的定期刊及组织，特在文学理论及批评方面须有共产党的领导。”(48)。
“左联”在文艺政策规划与目标实施方面都显示了严格的组织性。1932年，“左联”改组以后，在《左联各委员会的工作方针》中规定，“创作批评委员会”之“最紧要的工作”就是开展“反动文学作品及理论的批判”，与“作品及理论批评上的倾向斗争”。(49)为了实施相关的政策，“左联”以成立前的各左翼艺术社团刊物为基础，另外创办《世界文化》、《巴尔底山》等公开刊物以及《秘书处消息》、《文学生活》等秘密刊物，作为传播马列主义、宣传无产阶级文艺思想的话语阵地。至1936年初“左联”解散前，“左联”及其外围组织创办的刊物有一二十种之多。左翼阵营有关文学理论的活动目标和活动要求都会通过“左联”的机关刊物《秘书处消息》和《文学导报》刊登出来。1931年《文学导报》上刊登的“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的行动纲领明确提出其思想目标就是要“建设指导的理论以击破各种反动的理论”(50)。1932年3月9日，“左联”秘书处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左联”改组的决议》规定，“左联”所辖“创作批评委员会”的“任务是：在文艺大众化的方针之下进行①自己创作的任务及题材的规划，②自己创作的批评，③外界新出创作的批评，④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及创作方法之研究”。《关于“左联”理论指导机关杂志〈文学〉的决议》规定：“左联”的机关杂志“必须在理论上领导着左联的转变”，“必须负起建立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理论的任务”，“必须时时刻刻的检查各派反动文艺理论和作品，严格的指出那反动的本质”，“必须负起传达文艺斗争的国际路线(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一切决议及指示)于中国的一切革命文学者及普洛文学者的责任”。(51)这些情况表明，左翼阵营的任何理论活动，都是经过组织上周密考虑后的计划和部署，是作为政治任务执行的。
中共还十分重视清理、批判文艺领域内的异己敌对思想。在整个30年代，中共组织了一系列的理论论争，批判国民党官方文艺思想及自由主义文艺思想。左翼批“民族主义文艺”、批“自由人”、批“第三种人”、批“论语派”、“文艺大众化”讨论、“两个口号”论争等，无一不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有意组织的结果。“左联”认为“自由人”、“第三种人”理论有附属国民党政权嫌疑，立即创办专业杂志《现代文化》，开办“批评自由人专号”(52)。在30年代文坛的诸种批评和论争中，中共文艺活动组织的严密性、出击的迅捷性、阵容的整齐性，让国民党引领下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文艺阵营相形见绌、自愧不如。
国民党慑于中共文艺宣传的威力，开始组织文艺领域里的意识形态反攻。国民党文艺意识形态宣传的方式有二：一是仿效“左联”，组织成立文艺社团，创办同人刊物；二是支持书店出书和创办刊物。由于国民党官方权力的影响，民间书店、刊物也有一些趋从政治时尚，参与民族主义文艺宣传。中共文艺组织“左联”大本营设在上海，国民党针锋相对，首先在上海组织开展宣传三民主义、批判左翼文艺的官方文艺活动。1930年6月1日，国民党在上海成立“前锋社”(亦称“六一社”)。和中共领导下的“左联”一样，该社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学组织，其主要发起者都具有政治身份：朱应鹏是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检查委员会委员，潘公展是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特别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上海市社会局局长，范争波是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队长兼军法处处长。前锋社成员身份甚是复杂，其中坚成员是国民党文人王平陵、傅彦长，其他则是普通学者或作家，如孙俍工、李金发、汪倜然、叶秋原、陈穆如、陈抱一、李朴园、陈大慈、林文铮。
前锋社以现代书局为依托，先后创办《前锋周报》(1930年6月22日)、《前锋月刊》(1930年10月10日)、《现代文学评论》(1931年4月10日)，作为宣传国民政府提倡的民族主义文艺政策的话语阵地，并由上海市党部直接掌控。前锋社的诸种刊物办刊倾向十分明确，但对具体任务缺乏考虑，一个月后，《前锋周报》才刊出了民族主义文艺家有关“论文方面”、“创作小说”、“诗歌”、“书报批评”、“翻译介绍”等运动规划。(53)
前锋社的话语主阵地中，理论话语声势不一。《前锋周报》各期刊发的民族主义文艺论文最多，计有：杨志静《请认识我们的文艺运动》(第3期)、方光明《苦难时代所要求的文学》(第4期)、朱大心《民族主义文艺的使命》(第5、6期)、叶秋原《民族主义文艺之理论的基础》(第8、9、10期)、襄华《民族主义的文艺批评论》(第11、12、13期)、张季平《民族主义文艺的恋爱观》(第14、15期)、澄宇《我们今日所需要的文学》(第14期)、张季平《民族主义文艺的题材问题》(第16期)、汤冰若《民族主义的诗歌论》(第17、18、19、20期)、襄华《民族主义的戏剧论》(第21、22、23、24、25期)、张季平《检讨“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检讨”》(第23期)、萧葭《我们的民族》(第24期)。《前锋月刊》在这方面的工作较之逊色得多，1930年前后7期刊发的阐扬民族主义文艺思想的论文也就那么几篇：《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第1期)、傅彦长《以民族意识为中心的文艺运动》(第2期)、谷剑尘《怎样去干民族主义的民众剧运动》(第4期)。
1930年6月，南京流露社创刊《流露》月刊，创刊号《卷头语》表明其反“普罗文学”的态度。1930年7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王平陵与左恭、钟天心、缪崇群等人在南京成立“中国文艺社”，1930年8月15日创办《文艺月刊》，后又在《中央日报》开办《文艺周刊》副刊。1930年7月，国民党中央党部潘孑农与曹剑萍等人在南京成立“开展文艺社”，创办《开展》月刊、《开展》周刊、《青年文艺》等刊物，宣扬民族主义文艺思想，并在杭州、宁波等地设立分社。1930年8月15日，南京成立“长风社”，出版《长风》半月刊。1930年10月，杭州成立“初阳社”，并于11月11日创办《初阳旬刊》。1931年10月6日，谢六逸、朱应鹏、徐蔚南等发起“上海文艺界救国会”，参加者有右翼文人傅彦长，中间立场的作家如赵景深、张若谷、邵洵美、杨昌溪、汪馥泉、萧友梅等。南京“开展文艺社”分裂后，其主要成员潘孑农组织成立“矛盾出版社”，继续从事民族主义文艺宣传。1932年4月20日，从“开展文艺社”分裂出来的潘孑农在南京创办《矛盾月刊》。1932年10月3日，“黄钟文学周刊社”在杭州创办《黄钟》周刊。1934年7月，国民党上海市党部领导成立“微风文艺社”。1937年1月，国府南昌军方成立“江西民族文艺社”，创办《民族文艺月刊》。此外，该社还出版何勇仁主编的《民族文艺丛书》。1938年，国民党教育部长王世杰在2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共产党之活动颇使蒋先生不满，汪先生尤为愤恨。因此，蒋、汪一面推由中央组织一种‘艺文编译会’，纠合党内外人士，与共产党作对抗的宣传。”(54)王世杰在3月3日的日记又写道：“蒋、汪为对抗共产党宣传起见，特嘱陶希圣、周佛海组织‘艺文研究会’(初称艺文编译会)，自办刊物，并津贴各处意见相同之刊物。”(55)
国民党文艺意识形态宣传的第二个渠道就是扶植书店出书办刊。国民党扶植的出版机构之中，上海的“汗血书店”为其代表。汗血书店在江西南昌设有分店，该书店出版的书籍及其承办的《汗血月刊》、《汗血周报》大多与反共有关，国民党的“文化剿匪”口号，就是这两个刊物首先发动的。(56)1934年4月1日，创办《民族文艺》月刊，后改名为《国民文学》。《民族文艺》宣传民族主义文艺的文章以第6期的两篇为代表，分别是高塔的《民族文学者的途径》、董文渊的《民族主义文艺论》。
上面所列国民党文艺社团、刊物及书店虽然只是一些代表性对象，但从中已可看出国民党作为执政者在文艺话语方面的政治强势。国民政府作为当时的合法性政权，要开展这样的宣传活动有足够强大的财力和暴力机器作后盾，并且能够大张旗鼓地公开进行。作为强势话语方，政府宣传部门的引领自然引起民间刊物的文艺跟风。例如，曾朴、曾虚经办的《真美善》月刊在1930年11、12月出版的第7卷第1号、第2号分别发表曾虚白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检讨》和《再论民族文学》，尽管这两篇论文并不完全认同国府的民族主义文艺思想，但在客观上对民族主义文艺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草野》周刊及其他一些民间刊物也曾积极参与民族主义文艺宣传。
国民党文艺社团及其刊物并不掩饰自己的意识形态企图。前锋社的刊物在宣传三民主义文艺思想的同时，自然不忘攻击共产党领导的普罗文艺。如，《前锋周报》所刊张季平《普罗的戏剧》(第12期)、《普罗的诗歌》(第13期)与前锋社另一刊物《时代青年》1930年第13期所刊王一心《普罗作家的两重人格》，均属攻击左翼文学的文章。1929年7月10日，张学良武装接管中东铁路，苏联因此在军事上大举进攻东北，占领中国许多重要城镇，在政治上通过共产国际向中共中央发布指示，要求中共号召民众“绝对无条件地保卫苏联”；当时的中共中央缺乏民族利益的考虑，响应共产国际要求，提出“武装保卫苏联”(57)的政治口号，授国民政府以政治之柄。1930年第10期的《前锋周报》据此大做文章，攻击“左翼作家大联盟……甘心出卖民族，秉承着苏俄的文化委员会的指挥，怀着阴谋想攫取文艺为苏俄牺牲中国的工具。致使伟大作品之无从产生，正确理论之被抹杀；作家之被包围，被排斥；青年之受迷蒙，受欺骗；一切都失了正确的出路：在苏俄阴谋的圈套下乱转……牺牲我们的民族”(58)。
1930年6月南京创刊的《流露》月刊，在创刊后竟用十几期篇幅连载旷夫的《普罗文学之批判》，在反对左翼文学上可谓不遗余力。1930年7月创刊的《开展》月刊，其第2期的《编辑后记》，在对刊物状况做总结时，也不忘痛骂“无耻的普罗作家”以及“普罗作家所持之理论及其伎俩”。(59)1930年8月15日创刊的《文艺月刊》，其发刊词《达赖满DYNAMO的声音》明确反对左翼文学的“阶级斗争”理论，鼓励人们“化除由浅薄的阶级意识里所滋长的仇恨”，“坚定互信共信的根蒂”，攻击左翼作家“丧心病狂，把(用)金卢布掩盖了天真洁白的人格……崇奉宰杀自己兄弟姊妹们的毒蛇猛兽……赤色帝国主义者”。同在1930年8月15日创刊的《长风》，其创刊语《本刊之使命》说：“本刊负有两个重大的使命：一个是介绍世界文学，二是发扬民族精神。”至于“民族精神”的内涵是什么，作者没有解释，认为也“毋庸解释”，其思维逻辑如同《开展》的编辑一样，在宣传刊物宗旨时顺便谴责“一味激起互恨的阶级意识，而抹杀互爱的民族意识”的“共产主义者”和“以肉麻破落文艺引诱青年”、“自甘暴弃的颓废主义者”，提出“为中国民族谋解放计，十二分地希望共产主义者和颓废主义者，回头猛省，打破以往的成见，和我们一同站在革命的战线上牺牲奋斗”。1930年11月11日创刊的《初阳旬刊·发刊辞》明确表明了民族主义和反共的双重立场：“中国现代的中心文学，是民族主义的文学。它的使命，是唤起民族意识，促进民族发皇，发扬民族的奋斗精神，是赤白帝国主义夹攻中的被压迫民族，及残余封建势力宗法势力梭削下的被压迫民众之慰藉者，应援者，与领导者。”1934年成立的微风文艺社成立之后立即组织“讨论声讨鲁迅林语堂应如何办理案，议决：甲、发表通电 乙、函请国内出版界在鲁迅林语堂作风未改变前，拒绝其作品之出版。丙、函清全国报界在鲁迅林语堂未改变作风以前，一概拒绝其作品之发表及广告。丁、呈请党政机关严厉制裁鲁迅林语堂两文妖”(60)。1937年1月创刊的《民族文艺月刊》因有国府军方背景，思想极右。创刊号中朋斯的《民族文艺者非常责任与修养》、勇仁的《普罗毒素里的糖》反共思想明显，而汪谷军的《思想统制的历史经验与现代需要》与赵从光的《从文艺统制谈到中学国文教员的联合问题》明显是在为法西斯主义张目。
国民党文艺组织对左翼文学的攻击立即遭到左翼文坛的反击，这种反击同样是意识形态层面的。30年代国府文艺界对左翼文学攻击声势最猛的是“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左联”对此作出的反应也最为激烈。
“左联”首先作出组织上的激烈反应。1930年8月4日，“左联”执委会通过《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新的情势及我们的任务》决议，对民族主义文学实施政治打击，称其为“文学上的法西斯蒂组织”，“不管民族主义文学派怎样在叫嚣……他们在蓬勃的革命斗争事实之前，只暴露自己的反动的真相，在群众中不会有多大的影响”(61)。“左联”在自己的机关刊物《文学导报》上连续两期发布《开除周全平，叶灵凤，周毓英的通告》，开除叶灵凤、周毓英的核心理由就是他们“为国民党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奔跑，道地的做走狗”，这种“无耻的行为”使他们“已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之卑污的敌人”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叛徒，绝对不能使其留存在我们的队伍中”；可见“左联”对“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痛恨已近切齿。
“左联”的理论回应就是组织批评家撰写攻击“民族主义文艺”的批评文字。史铁儿(瞿秋白)撰文骂民族主义文学是“屠夫文学”、“中国绅商”“定做”的“鼓吹杀人放火的文学”，体现的是“文学家的说谎技术”，“还露出一些不打自招的供状”；(62)石萌(茅盾)撰文骂民族主义文艺“是国民党对于普罗文艺运动的白色恐怖以外的欺骗麻醉的方策”，“国民党……唆使其走狗文人号召所谓‘民族主义文艺’，正是黔驴故技，不值一笑”，“民族主义文艺运动靠国民党南京政府的金钱武力后盾而开办”。(63)晏敖(鲁迅)撰文骂“艺术至上主义呀，国粹主义呀，民族主义呀，为人类的艺术呀”都是“宠犬派文学”，“飘飘荡荡的流尸”。(64)从这类文字中间，国共双方的文艺批评都是诛心之论，是政治叫阵时的对骂，而非常态的文艺批评。
作为中共文艺意识形态组织，“左联”对国民党发起的任何文艺组织都会站在敌对立场上加以批判。“上海文艺界救国会”成立后，石萌(茅盾)撰文指责谢六逸、徐蔚南、赵景深等“向来灰色的几个人”，“在‘救国’的面具下向民族主义派的一种公开的卖身投靠”。(65)它音(鲁迅)则骂之曰“沉滓的泛起”(66)。
民间对国府发起的文艺组织也有抵制和批判的声音。例如，侍桁骂“民族主义的文学作家——其实并非作家，根本是一些不懂文学的乌合之众而已——并不想以彻底的方法，在文艺理论上作切实的斗争，竟利用现政治的实力”(67)。不过，侍桁这种说法很成问题。“民族主义文学”一派中，黄震遐虽具官方背景，却也是货真价实的小说家，李金发的诗歌成就为世人公认，孙俍工在创作领域和文艺理论研究方面都有建树，说他们“是一些不懂文学的乌合之众”显然与事实不符。至于“民族主义文学”的作家缺乏理论实力、想借“政治的势力”压制“文艺理论”同行的说法，更是诛心之论，没有任何依据。再者，“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确属国民党官方意识形态行为，把它定位为文艺宗派活动，国共双方的文艺组织都不会同意。
“民族主义文学”阵营获得国府政治、财力等方面的大力支持，其旗下文艺社团及报刊、书店等的生存条件十分优越，本应成为国府对付中共文艺宣传的得力工具，事实上它却未能履行自己的职责；因为国府人员私欲太重，争权夺利，致使那些文艺社团、刊物流于形式，且大多十分短命：作为“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发起者与中坚力量的前锋社，随范争波等离开上海而解散，其所创刊的几种刊物因商业利益的驱动，只运行了一年多就宣告停止。流露社的《流露月刊》1930年6月创刊，1933年3月停刊；该社创办的《中国文学》月刊1934年1月创刊，8月即宣告停刊。开展社因内部权力之争很快分裂，还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68)开展社的《开展月刊》1930年8月8日创刊，1931年11月15日停刊。长风社虚张声势，其实是徐庆誉一个人在唱独角戏，《长风》半月刊1930年8月15日创刊，10月15日即宣告停刊，总共才出5期。初阳社的《初阳旬刊》1930年11月1日创刊，12月自动终止。国府扶植的《草野》周刊1931年12月停刊。汗血书店经营的《民族文艺》月刊1934年4月1日创刊，9月15日即行停刊，1934年10月15日复刊，名为《国民文学》，至1935年7月15日2卷4期后停刊。中央党部支持的《矛盾月刊》1932年4月20日创刊，1934年6月1日停刊。《黄钟》周刊1932年10月3日创办，出到1937年8月11卷2期后也没有了下文。南京的《文艺月刊》撑得最长，从1930年8月15日创刊，到1937年8月1日11卷2期终止，也就是7年的光阴。
民族主义文艺的宣传者理论水平参差不齐。《流露》月刊1卷6期亚孟的《论民族主义文艺的作家与作品》，竟把沈从文当成“民族主义文艺”的代表，可见作者对“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精神根本不理解。开展社的发起人之一曹剑萍本人在文坛上虽然名不见经传，却不乏理论意识，他在《开展》月刊第2期的《编辑后记》中说：“民族主义文艺的理论，虽然已经成为中国文艺界的中心意识，但据我的观察，则尚缺少一种中心的力量。中心的力量维(为)何?第一，就是要有能够将民族主义文艺理论，具象的熔合到作品里去的作家，简称民族文艺作家；第二，就是要有能够将民族的文艺作品，指摘和引导的批评家，简称民族文艺批评家。照我们的现状看来，第一，就正感觉着民族文艺作家的不普遍，及其力作的缺少。”
《矛盾月刊》编者却没有很好地贯彻国府在民族主义旗帜下的反共意图，把它办成了一个追求民族团结的名副其实的民族主义刊物，王平陵、黄震遐等官方作家，洪深、彭家煌、陈白尘、欧阳予倩等左翼作家，中间以及其他立场的作家，如，老舍、施蛰存、戴望舒、李金发、刘呐鸥、张资平、顾仲彝等，也都在该刊发表过作品。《黄钟》周刊虽是在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执行委员胡健中支持下创办，但在署名“蘅子”的《献纳之辞》发刊词中，并没有攻击普罗文学的语汇，而是把“唤起沉睡的民族之魂”、“歌颂我们民族过去的光荣”、“诅咒我们民族现在的消沉，我们指示我们民族未来的前程!”作为办刊的方向。和《矛盾月刊》一样，也真正体现了民族主义和民族精神团结的追求。该刊第1卷第22期忆初的《民族主义的文艺方法论》、第38期柳丝的《关于民族主义文学》、第4卷第6期寿萧朗的《民族主义文艺论》也都体现出一定的理论水平。但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考量，这些刊物及其刊发的理论论文缺乏明确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意图，与左翼报刊相比，其思想斗争水平已落下风。
三、国共之间的文艺战术争斗
20世纪30年代国共间的文艺争斗远远超出艺术范围，成为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国民党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治统治，采取文化铁血政策，对中共领导下的文艺组织与文艺活动进行无情打击、残酷镇压，例如，查禁书报、封闭书店、通缉具有反政府倾向的作家、屠杀中共作家。革命作家李伟森、柔石、胡也频、冯铿、殷夫在1931年2月7日，被秘密杀害于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左联”作家被害还只是极端情形，其时，“文艺不但是革命的，连那略带些不平色彩的，不但是指摘现状的，连那些攻击旧来积弊的，也往往就受迫害”(69)。此后，国府意识形态监控日密一日。仅在1933年一年内，国民党武力处置的作家就有多人：5月14日一天内，作家丁玲、潘梓年被捕，应修人拒捕遇害；7月26日，洪灵菲被捕后被秘密杀害；9月16日，楼适夷被捕；10月30日，天津作家潘谟华被捕。文艺界一系列事变让新闻媒体倍感心惊，当年5月25日《申报》“自由谈”副刊在征稿启事中特意强调：“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少发牢骚。”
在国民党的镇压下，共产党不得不改变文艺斗争策略，采取“文化战线上的‘游击’或‘迂回’战术”(70)。所谓“文化战线上的‘游击’或‘迂回’战术”，就是在书、刊、作者名、内容中人物或术语名字上做手脚，与国民党文艺检察人员进行捉政治迷藏的游戏，当然，还有其他手段作为辅助。中共常用的文化游击战术有如下类型：
(一)暗度陈仓。“暗度陈仓”就是采用书刊更名的办法逃避出版审查，具体做法是把国民党宣传部门列入禁限之列的书籍或刊物换个名字后出版。例如，苏联作家高尔基及其长篇小说《母亲》，中共作家、“左联”成员夏衍及其真名沈端先，都在国民党文艺审查令的黑名单之内，开明书店欲出此书，就“把书名‘母亲’改为‘母’，译者沈端先改为‘沈瑞先’，这样就继续出版了”(71)。刊物的情形亦如此。通常一家刊物被查禁后，只要换一个名字重新出版，不会受到禁限：因为原来的审查名单上没有它!如“左联”的机关刊物《萌芽月刊》遭禁后，“左联”接着以《新地》的名义进行出版；当《新地》遭受禁止后，“左联”又以《文学月报》的名字再行刊出。“左联”的另一机关刊物《前哨》1931年4月25日创刊，为了逃避审查，第2期便改名为《文学导报》。
(二)瞒天过海。“瞒天过海”就是采用书刊伪装的办法突破国民党的文艺封锁，具体说来，就是故意用与传播内容毫不相干的名称作为书刊封面。有时候为了吸引眼球，甚至不惜采用一些接受品位十分低级的庸俗名字，如，《布尔什维克》换用《少女怀春》，《少年先锋》换用《闺中丽影》。据唐弢回忆，30年代的左翼书刊为了达到传播目的，大多都“用过伪装”(72)。
(三)李代桃僵。“李代桃僵”就是文章发表与书籍出版时用笔名而不用真名，即使审查机构发现有严重的政治问题，也找不到要治罪的人。作者因伦理、道德或政治禁忌而使用笔名，这在中外历史上都不算什么新鲜事，但像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笔名更换频率之高者，在世界历史上所未有。(73)30年代的中国作家使用笔名的数量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为最，左翼作家在此方面又堪称代表：瞿秋白经常使用“易嘉”、“宋阳”、“史铁儿”等笔名，周扬发表文章时经常使用“起应”、“周起应”等笔名，茅盾则说他“每年要换一批笔名”(74)。频繁地更换笔名，原因十分简单：避席畏闻文字狱，逃避文化特务的暗杀或追杀。
(四)偷梁换柱。对苏俄及中国的进步书籍、左翼作家名字、涉共政治术语等，国民党各地市党部通常都开列有相应的禁止名单。但是，负责书籍审查的国民党公务人员或文化特务大多是缺乏敬业精神的政坛混混，或者是文艺方面的外行，致使左翼文艺人士只需在文字上稍稍变点戏法，就能侥幸过关。偷梁换柱的具体做法就是在书刊中以隐语、替代语或省略号代替政治上敏感或禁忌的词汇，以掩人耳目，如，牵涉到马克思的思想时，不用“马克思”而用“卡尔”，在批评文章中涉及“日本帝国主义”时写成“××帝国主义”等。符号替代法在当时的语境下虽然不影响别人的阅读，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隐语、替代语或省略语所指，但毕竟给作家写作带来诸多不便，作家在写作时也因“必须用许多××与……”(75)倍感痛苦。
(五)蒙混过关。蒙混过关的具体做法就是把送
审材料通过技术手段分成若干部分，以淡化材料中集中而敏感的政治内容，然后一次一次分别送去审查，审查通过后再集中到一起出版。以1935年生活书店出版的《文艺日记》为例，“因日记选刊了有进步内容的格言”，所以采用“分批送审”之法，“但审查机构分批审读，未加重视，每批都得到通过。到《文艺日记》出版后，他们看后大为吃惊”，但书已全部售出，“也就无可奈何了”。(76)
(六)请客送礼。国民党政府机构政治腐败也给
左翼思想传播以可乘之机，“工部局也好，市党部也好，只要有熟人，必要的时候‘烧点香’，问题还是可以解决的”(77)。
在共产党的诸种“文化游击战”战术下，左翼书刊在文艺界形成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出版奇观。今天看来，上述诸种文化游击战术如同儿戏，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坛的“黑色幽默”，然而这在当时确是事实。如此简单的种种手段，竟然能够瞒过国民党的文艺政治审查，形成如此荒唐荒诞的出版生态，国民党文化宣传机构的官僚主义、人浮于事可见一斑。此外，一个人情政治的政府，连事关政权存在的政治问题，“烧点香”，“问题”就“可以解决”，其意识形态争战焉有不败之理?
四、国共意识形态对决胜败的成因
在20世界30年代的社会斗争格局中，国共两党的斗争除了政治、军事，意识形态的较量也非常激烈，双方都在极为认真地“争着文坛的霸权”(78)。以30年代初国共双方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斗争状况而论，“从出版界到银幕到剧场，从画家的调色板到无线电播音台，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处处在决荡，在扩大”!(79)这种情形被当时的作家称为“朝野都有人只想利用作家来争夺政权巩固政权”(80)。国民政府对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控制当然不会只限于文艺领域，它在教育领域也开始对青年一代进行思想规训，其表现便是推行党化教育，例证之一便是“国立清华大学研究院招考简章”中，各研究所必考的第一科目便是“党义”。(81)
国共双方虽然在意识形态性质上具有异质性，但在斗争方法、手段上却有趋同性。在意识形态方面，国民政府重视民族意识的培植，共产党重视阶级意识的宣传；在文艺政策的制定上，双方都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和自己的需要制定相应的文件和要求；在控制策略上，国共双方都通过相关通晓文艺的人物对文艺组织和团体进行协调、指导和监督，采用一样的管理模式；在统战工作上，国共双方都试图与那些政治立场不明显的作家建立友好合作关系，希望把他们聚集在自己的政治阵营之中。
国民党政府虽然在军事上占据绝对的优势，并在军事斗争中取得节节胜利，但在文艺领域的政治争战中，却屡屡处于下风。因为以蒋介石为元首的“党国”，其理论资源也就是国民党立国之初的三民主义；三民主义本为对付满清朝廷的政治纲领，民国立国之后，国民党不能与时俱进，及时对其进行精神输血、思想更新，依然以之为治国方略，根本无法应对极为复杂的社会现实。20世纪20年代，国民党为了尽快统一中国，以政治实用主义态度“联俄”、“联共”，且在组织和思想领域“容共”。组织“容共”的结果是大量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致使国民党在组织结构和成员成分上赤化；思想“容共”的结果是“国民党之躯壳，注入共产党之灵魂”(82)，致使三民主义党义几近共产主义理论。国民党在组织和思想上自掺沙子，“在国民党底党内或党外”都引起了思想认识上的混乱，许多人都觉得“‘国民党已经变成了共产党’，或是‘共产党已经把国民党赤化了’”!(83)连文艺界学者都认为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没有区别：“许多人把共产主义看成洪水猛兽，我总以为是太过分的。孙中山先生在他的三民主义讲演里明明白白地说过：‘民生主义即是共产主义’；他也曾说过这样的话：‘质而言之，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实无别也’。假如共产主义是洪水猛兽，孙中山先生决不会说这样的话。”(84)这种后果对国民党的政治十分致命：两党组织及党义血脉相连、难以割舍，等国民党觉醒再行“清党”，无异于政治自残——共产党被清理了，国民党也元气大伤。国民党的政治功利主义和政治投机可谓贪一时之利而自毁意识形态长城：国民党内部“改组派”、“西山会议派”等反对势力与蒋介石闹对立，思想根子就在三民主义的认识分歧；最终结果导致国民党中央领导集体的分裂，形成两个“中央”分立的荒唐政治局面。30年代中期起，国民党中央对意识形态体系独立、统一的重要性有所省悟，先是蒋介石倡导“读经”运动，试图通过传统儒家政治哲学赋予三民主义哲学以新的精神内涵，斩断三民主义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脐带；后是国民党五届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统一本党理论扩大本党宣传案》，该议案提出“凡关于文学社会科学之一切著述，均须以本党主义为原则”(85)。
得民心者得天下，意识形态只有在与现实政治一致时才会取信于民，发挥其精神整合作用。国民党建党之初，与广大民众同心同德，颇得民望。立国之后，国民党“以党治国”，师法苏俄，行政采用党、政双轨体制，并且以党为尊，党在国上，党在法上。党政两套领导班子人为加大了行政成本，加重人民负担，成为滋生民怨、激化社会矛盾的潜流。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不受监督的党的特权则给专制、独裁、腐败留下难以堵塞的体制漏洞，成为执政党的阿基里斯之踵，同时也是激生民变的温床。民国“训政”时期，国府大大小小的官员并不按三民主义的党义治国，而是据其人情关系治国，形成具有民国特色的腐败政局：“官僚用各种不同的政治方术和手腕，已把政府所掌握的一切事业，变为自己任意支配、任意侵渔的囊中物”，国有资产也因“各级各层的权势者”借手中的政治权力“和任意编造的政治口实，而化公为私了”。(86)专制独裁、贪污腐败的结果，就是国民党“自毁其理论，三民主义之理论固犹昔也，但其足以使人信仰之价值，已等于零。国民党既失其足以维系人心之理论根据而犹复思以统治力强人以同，禁人之异，是以向所同者因强而离，与之异者因禁更更异矣”(87)，其欲得民众拥护，无异于缘木求鱼。是非公道，自在人心，由于民心所背，稍有良知和正义感的文士都不愿做国府的吹鼓手，故此国民党在文艺领域缺乏软实力，国府上下只有一些混饭吃的投机官僚，找不到有理论水平的政治抬轿者和文艺宣传员。虽有几个立场极右的专家，时不时地出来为其呐喊几声，却因国民党政府代表的是少数人的利益，其道太孤，也不敢颠倒黑白地把国民党吹到天上去。毕竟为一个鱼肉人民、欺压百姓、贪污腐败、民怨沸腾的政府鼓吹，怎么说理都不顺，怎么论气都不足。故此，为国府鼓吹叫好的文章虽时有出笼，却空洞苍白，远不如中共的宣传文告、左翼文人的批评文章来得理直气壮。
自近代以来，社会大势，民主共和是历史潮流，顺之则昌，逆之必亡。国府吏治腐败、帮会等黑恶势力横行，百姓生活暗无天日，国府宣传机构失去其公信力，任三民主义的口号喊得震天响，也难以取信于民。一干御用文人、专家，他们为党国利益摇唇鼓舌，费尽脑汁，到头来除了浪费笔墨纸张，基本上不起作用。此种情况下的国府权贵却只用脚跟思考，只恨共产党宣传太能蛊惑人心，致使“刁民”日众，“匪患”难绝，却不用脑子想一想这些情形背后深层的社会原因，不去思量政体改革，仍然按照封建统治者的专制思路、驭人之术，希图靠极端手段维护社会稳定，那就是采取政治恐怖、暴力压制、舆论钳制等政治高压手段，宣传上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事实上隐瞒欺骗、以假乱真，新闻上掩盖真相、封锁消息。治标不治本的高压统治虽能勉强维持一时，岂能恒稳维持一世?因此，在与道义上占据制高点的共党意识形态较量中，国民党屡屡被动，却又每在明眼人的意料之中。
国府意识形态落于共产党下风原因之中，还有重要的体制因素：国府在出版检查领域缺乏专业素质合格的公务员，其宣传和文艺机构多的是文坛政客、文阀、学阀，文坛政客、文阀、学阀不同于真正的文人学者，他们在艺术与理论方面并无多少真才实学；他们削尖脑袋到政府任职只是为了混饭吃，他们真正关心的是自己的官位、官运、特权、地位、待遇、报酬，而不是国家的兴衰成败；他们做工作只是为了混饭吃，而不会全心全意地尽职尽责；他们履行岗位职责时，也不过是衙门式的文牍主义，念念文件，走走过场，脱离实际地传达一番上峰指示。国民革命军张发奎将军在谈到这种情形时不无沉重地说道：“一般公务人员还有一个通病，那就是敷衍塞责，阳奉阴违，致上情不能下达，良好的法令，不能切实施行。官要做得大，钱要拿得多，事情却可以不做，可以敷衍应付，不认真做好，这实在是一种非常痛心的现象!”(88)国民党文艺高官“张道藩赴台后，曾反省自己40年代领导右翼文运，由于‘根本不做工作’和‘虚于应付’的作风，致使文坛被左派占领”(89)。其实，这种情形在30年代亦如此。例如，“新月书店出版一本拉斯基教授的《共产主义论》，稍有知识的人都该知道，拉斯基是现代著名的政治学者，并且他是反对共产主义的。但是书店到一家报馆去登广告的时候，却被检查员老爷禁止刊登了。宣传共产，喝!禁登广告!这真成笑话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可以大登广告，因为书的名字叫做《资本论》；拉斯基的《共产主义论》禁登广告，因为书名不祥。当局者的昏聩蛮横一至于此”(90)。国府公职人员不学无术致使出版检查许多时候形同虚设，这是共产主义学说有禁不止、难以抑制的体制原因，国民政府只得自食其政治腐败之苦果。
国民党为维护其一党专制的局面，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分共”、“清共”。一个党中之党、国中之国的存在，成为国府最大的心病，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壮大也让国府为之心惊：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中……取得一个领导的地位”(91)。为了“党治下的政治的安定”，国府决心“在一定时期内，把共党的一切理论方法和口号全数铲除”。(92)在文艺领域，国民党为防赤色思想流布，做出许多相应的政策规定，在意识形态领域限共、剿共，由于文网过密，最后凡与政府官方意识形态任何有异的东西都在禁限之列。从30年代国府出台的一系列文件中，可以看出国民党”党天下“的文网之密。就此而言，国府政治可谓逆历史潮流而动，是政治上的倒退。因为在20年代的军阀混战时期，民众还享有相当程度的言论自由。把两个时代的言论自由程度加以比较，便会看出军阀政治与国民党“党天下”的差异所在：前者是自由有多少的问题，后者则是有没有自由的问题。
思想和精神专制是中国历史上历代独裁者惯用的政治伎俩：为了实现政治的大一统，维护少数统治者的利益，必须让民众都变成傻子，而要让民众变成傻子，就必须限制他们的思想和言论自由!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独尊儒术，现代专制统治下的新闻出版检查制度，本质上都是一回事。靠武力压制思想只是没有文化的武人极其粗鄙的做法，国府文官蒋梦麟反思国民党意识形态斗争失败的原因时说，“政府自己对社会上各种问题负有责任，病者讳疾，而且和广大的民众脱了节，对于社会不满意的情绪，知之不深，觉之不切”，对于反政府思想的传播，只用简单粗暴的行政手段去解决，“禁封书局、抓人。结果愈禁，人家愈要看。抓人的范围愈广，便把鳝鱼当蛇，一齐捉起来，鳝鱼也从此对蛇表同情了”。(93)在信息四通八达的现代社会，当政者不思改善政体、改善民生，却想用限制言论自由、推行愚民政策等政治手段维持社会的和平稳定，真是自欺欺人!国民党虽然对左翼文艺及其思想从制度层面进行严厉监控，但在效果上并不见佳，原因即在于此。
结 语
从日常交流的角度看，语言符号既能描述对象、传达信息，又能抒发感情、宣示意义，在此意义上，以语言为媒介的文艺极易成为社会思想斗争的工具，社会矛盾尖锐、阶级斗争激烈的社会时期尤其如此。在20世纪30年代的文艺意识形态争战中，国共双方都充分认识到了语言符号的这一作用，并把文艺的意识形态功能发挥到了极致。意识形态斗争归根结底是阶级利益冲突无法调和所引发的政治斗争在思想领域里的表现，其斗争胜负的决定因素不是技术性的战略规划或战术手段，而是日常生活领域中的利益平衡和社会公正。在社会生活大体公平、公正的前提下，文艺宣传作为精神维稳的工具才能具有一定的效用，统治者的思想才能成为社会生活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统治者一方如果不能平衡各阶级的利益、保证广大民众的基本生存需要，就会在精神上失信于民，即使其掌握着强大的舆论宣传工具，也会在斗争中败给对手。失道寡助，“道”(公平、正义)若不济，“技”(工具、手段)虽多亦无用。
注释：
①梁实秋：《关于“文艺政策”》，《文化先锋》，1942年第8期。
②仿吾：《文艺战的认识》，《洪水》，1927年第28期。
③《左联各委员会的工作方针》，《秘书处消息》，1932年第1期。
④左联执委会：《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新的情势及我们的任务》，《文化斗争》，1930年创刊号。
⑤左联执委会：《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新的情势及我们的任务》，《文化斗争》，1930年创刊号。
⑥《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最近行动纲领》，《文学导报》，1931年第6、7期合刊。
⑦本社同人：《新文化需要统一战线——代发刊词》，《新文化》，1936年创刊号。
⑧《中国文艺家协会宣言》，《光明》，1936年创刊号。
⑨《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现实文学》，1936年第1期。
⑩《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最近行动纲领》，《文学导报》，1931年第6、7期合刊。
(11)这几个决议均见《秘书处消息》，1932年第1期。
(12)《朱应鹏氏的民族主义文学谈》，《文艺新闻》，1931年第2号。
(13)《全国宣传会议》，《京报》，1929年6月6日。
(14)《全国宣传会议》，《京报》，1929年6月7日。
(15)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第954页。
(16)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第960页。
(17)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编：《文艺宣传会议录》，1934年，第202-203页。
(18)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编：《文艺宣传会议录》，1934年，第27页。
(19)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编：《文艺宣传会议录》，1934年，第30页。
(20)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编：《文艺宣传会议录》，1934年，第68页。
(21)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编：《文艺宣传会议录》，1934年，第177页。
(22)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编：《文艺宣传会议录》，1934年，第30页。
(23)《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拓荒者》，1930年第3期。
(24)《普罗诗社的成立》，《萌芽月刊》，1930年第5期。
(25)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编：《文艺宣传会议录》，1934年，第209页。
(26)张静庐辑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乙编，中华书局，1955年，第504页。
(27)张静庐辑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乙编，中华书局，1955年，第523-524页。
(28)《出版法》，《东方杂志》，1931年第3号。
(29)张静庐辑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乙编，中华书局，1955年，第170-172页。
(30)张静庐辑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乙编，中华书局，1955年，第173-189页。
(31)萧三：《给左联的信》，《文学运动史料选》第2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第328-329页。
(32)张静庐辑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乙编，中华书局，1955年，第525页。
(33)张静庐辑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乙编，中华书局，1955年，第190页。
(34)张静庐辑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乙编，中华书局，1955年，第205-246页。
(35)张静庐辑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乙编，中华书局，1955年，第496-497页。
(36)张静庐辑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乙编，中华书局，1955年，第172页。
(37)梁实秋：《论思想统一》，《新月》，1929年第3期。
(38)夏衍：《懒寻旧梦录》(增补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109页。
(39)据阿英回忆，“太阳社”本身就是共产党组织，属于上海“中共闸北区第三街道支部”，“又称春野支部”，“后叫文化支部”(吴泰昌记述：《阿英忆左联》，《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1期)。
(40)吴泰昌记述：《阿英忆左联》，《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1期。
(41)1930年3月以后至1930年底的文委书记是朱镜我，1931年上半年的文委书记是冯乃超，下半年是祝百英，1932年的文委书记是冯雪峰，1933年的文委书记是阳翰笙(《冯雪峰谈左联》，《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1期)，“1933年起，至1936年解散时止，是周扬任书记”(林焕平：《从上海到东京——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活动杂忆》，《文学评论》，1980年第2期)。
(42)冯夏熊整理：《冯雪峰谈左联》，《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1期。
(43)冯夏熊整理：《冯雪峰谈左联》，《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1期。
(44)萧三：《给左联的信》，《文学运动史料选》第2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第330页。
(45)左联执委会：《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新的情势及我们的任务》，《文化斗争》，1930年创刊号。
(46)《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执行委员会的决议》，《文学导报》，1931年第8期。
(47)《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执行委员会的决议》，《文学导报》，1931年第8期。
(48)《国际革命作家联盟对于中国无产文学的决议案》，《文学导报》，1931年第2期。
(49)《左联各委员会的工作方针》，《秘书处消息》，1932年第1期。
(50)《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最近行动纲领》，《文学导报》，1931年第6、7期合刊。
(51)这几个决议均见《秘书处消息》，1932年第1期。
(52)详见《现代文化》，1933年第1号。
(53)编者：《编辑室谈话》，《前锋周报》，1930年第10期。
(54)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近代史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42页。
(55)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近代史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47页。
(56)《汗血周刊》第2卷第1期(1934年1月1日)、《汗血月刊》第2卷第4期(1934年1月15日)均为“文化剿匪专号”。
(57)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第289页。
(58)编者：《编辑室谈话》，《前锋周报》，1930年第10期。
(59)剑萍：《编辑后记》，《开展》，1930年第2号。
(60)《微风社声讨鲁迅林语堂》，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鲁迅书信注释组编：《“围剿”鲁迅资料选编1927-1936》(未公开出版)，1977年，第164页。
(61)左联执委会：《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新的情势及我们的任务》，《文化斗争》，1930年创刊号。
(62)史铁儿：《屠夫文学》，《文学导报》，1931年第3期。
(63)石萌：《“民族主义文艺”的现形》，《文学导报》，1931年第4期。
(64)晏敖：《“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文学导报》，1931年第6、7期合刊。
(65)石萌：《评所谓“文艺救国”的新现象》，《文学导报》，1931年第6、7期合刊。
(66)它音：《沉滓的泛起》，《十字街头》，1931年第1期。
(67)侍桁：《关于文坛的倾向的考察》，《大陆杂志》，1932年第6期。
(68)1931年《文艺新闻》第25期报道开展社分裂的情况时说：“潘为开展社之创办人，现任职中央党部。该社此次倒潘，系另一派人眼红潘之权高利重所致……现在内部竟已分裂，是否尚能按时领得某要人之津贴，则闻已成问题。”
(69)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文艺新闻》，1931年第21期。
(70)任钧：《关于太阳社》，《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2期。
(71)王知伊：《开明书店纪事》，《出版史料》，1985年第4期。
(72)参见唐弢所著《晦庵书话》中“书刊的伪装”一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
(73)曾健戎、刘耀华合编的《中国现代文坛笔名录》(重庆出版社，1986年)收录的笔名接近7000个。
(74)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中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249页。
(75)老舍：《我怎样写〈大明湖〉》，《宇宙风》，1935年第5期。
(76)许觉民：《出版家徐伯昕同志传略》，《新文化出版家徐伯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年，第21-22页。
(77)夏衍：《懒寻旧梦录》(增补本)，三联书店，2005年，第154页。
(78)苏汶：《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现代》，1932年第3期。
(79)《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执行委员会的决议》，《文学导报》，1931年第8期。
(80)炯之(沈从文)：《再谈差不多》，《文学杂志》，1937年第4期。
(81)《国立清华大学研究院招考简章》，《清华周刊》，1934年第13、14期合刊。
(82)《邓泽如写给孙中山的信及孙中山的批语》，中共党史校教研室编：《中国国民党史文献选编(1894-1949)》，1985年，第19-20页。
(83)萧楚女：《国民党与最近国内思想界》，《萧楚女文存》，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第212页。
(84)梁实秋：《如何对付共产党》，《自由评论》，1936年第17期。
(85)《统一本党理论扩大本党宣传案》，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光明日报出版，1985年，第317页。
(86)王亚南：《新官僚政治的成长》，《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5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650页。
(87)静波：《开放党禁与振拔青年》，《清华周刊》，1932年第12期。
(88)张发奎：《抗战中公务员应以身作则》，《始兴文史资料》第10辑，1991年，第137页。
(89)古远清：《几度飘零：大陆赴台文人沉浮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51页。
(90)梁实秋：《思想自由》，《新月》，1930年第11期。
(91)戴季陶：《易行知难》，《新生命》，1928年第2号。
(92)蒋中正：《革命和不革命》，《新生命》，1929年第3号。
(93)蒋梦麟：《蒋梦麟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第6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