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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各级财政基本都是在艰难中运行的。支出这根弦绷得愈来愈紧，累积性赤字越来越大，收支弹性越来越小——
1986年中央政府一级组织的收入为778亿元，当年通过国库券和外债借款138亿元，向银行借款95亿元，债务收入占中央政府一级收入的比例为30%；1992年，中央财政组织的收入为980亿元，借款总额为843亿元，借款占经常收入的比例上升到86%，当年收支逆差达240亿元，全国财政硬赤字累计为1300亿元，软赤字400多亿元；1993年，建设性预算收入和支出相抵，差额为898.84亿元，全部反映在中央财政上。其中，通过举借国内债务弥补了384.84亿元，向国外借款弥补了309亿元，硬性赤字还达205亿元。
据有关资料，截止1992年，全国县（市）级财政50%以上赤字。1988年，湖南、湖北两省赤字县（市）为67个，其中，湖南40个，湖北27个，分别占县（市）个数的40.8%和38%，累计赤字5000万元，到1992年，赤字县（市）扩大到105个，累计赤字达9亿元，比1988年增长了56.7%和17倍。其中，湖南省赤字县60个，占县（市）总数的61%，湖北省赤字县45个，占县（市）总数的63.4%；苏北盐城、淮阴市共有17个县（市、区），连续三年来，家家赤字，财政滚存赤字达7000万元。
财政赤字，原因复杂，固然有产业结构上的问题，有分配体制上的弊端，但财政问题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即支出超常增长，收入流失严重，致使财政这部列车远远脱离了平衡运行的轨道。这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同时也是政治、意识形态以及涉及到社会各方面的深层次问题。财政资金究竟流到哪里去了？应当引起我们深深忧思。
公款消费任逍遥 竞相争攀“吃”财政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980年全国公款消费186亿元，1990年为741.2亿元，1993年猛升到1283.5亿元，3年增长了1.7倍。
有人作了这样的计算：以1993年公款消费数为例，可以建2.5座三峡工程，可造60艘航空母舰，可上马130个装机容量为50万千瓦的大型火力发电站……。
如此庞大的数目，究竟全国各级财政“拨款”多少？“吃财政饭”的人消费多少？据权威人士估测，各级财政拨款中用于公款消费约占30%左右。那么，以1993年为例，财政性公款消费总量为385亿元。
财政是政府的金库，不花（钱）白不花，竞相攀着花——这是众人争食财政的心态表露。
现象之一，有舆论界评说：吃喝玩乐已成为时下经济和社会交往的第一公关术，成为炫耀身份和权力的象征。在吃喝玩乐的天地里，追求高档、豪华、阔气之风，愈刮愈烈，可又有几人是自家掏腰包的？据国家统计局分析，80年代以来，全国各大中型饭店的收入中60%以上来自公款请客；进口香烟年耗资200亿元，40%以上是公款购买，全国酒类工业销售额130亿元，有50%为公款购买；1990年全国通过旅游而回笼货币250亿元，增长31%，其中33%以上为公费。据有关资料：1993年全国公款吃喝耗资875亿元，公费旅游耗资1000亿元。
现象之二，车轮滚滚，气派非凡，辗碎了多少增收节支梦？各级财政供给单位，没车的想购车，有车的想换高档车，有国产车的想换进口车。想购公车，可寻找无数冠冕堂皇的借口，向财政争取列项，争取拨款。一些贫困县区，多创一个百万元利税企业，多压缩百万元支出是何等不易？可那里的一些有权部门却能通过各种途径、拥有几辆轿车。某县是个人口不到30万的中等偏下发展水平的小县，拥有多种大小车辆近500辆，仅小车一项开支，每年就达1000万元，其中财政“喂养”的小车146辆，支出近300万元，约占本县级财政支出的12%；有人对行政事业单位车状作了这样的“历史结论”：80年代初期，“伏尔加”、“红旗”乃至吉普车廖若晨星；80年代中期，“标致”、“桑塔纳”、“皇冠”凤毛鳞角；进入90年代，“蓝鸟”、“公爵”、“丰田”甚至“林肯”、“奔驰”目不暇接，车辆的普及程度及更换速度之快与财政赤字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黑龙江省某县级市领导，为解放思想，一行7辆高级轿车，从地处祖国东北边陲、一直驶到祖国南疆，历时21天，而这个县级市，总人口不过12万人，吃国家每年的财政补贴1600万元。
现象之三，办公条件现代化建设已成改善投资环境、塑造“良好形象”的重要工程，于是财政投入，企业“进贡”。时下，尽管各经财政负债累累，日趋窘迫，尽管政府转换职能、精简机构的呼声滔滔，但党政机关一幢幢楼房却象雨后春笋，迅速拔起，同时，装潢档次越来越高，办公自动化装备越来越全。某县完全靠吃财政饭的59个部门，93年累计兴建办公楼5幢，总投资1180万元；购买传真机、复印机、四通（微电脑）打字机17部，加上添置“适应现代化要求”的办公用品，投资额不下350万元。另外，财政供给的程控电话达374门，92、93两年添置“大哥大”27部，BP传呼机76个，每年电讯支出近百万元。而该县每年财政收入仅有6000万元、企业实现利润只有3600万元。在改善党政机关办公条件的投入中，通过县级财政预算内拨款523万元，预算外资金安排近800万元，向企业摊派亦不下400万元。
现象之四，会务费开支增势迅猛。某县92年编制财政预算时，大小会议安排支出80万元。但半年时间就将全年会议费预算计划全部用光；93年，政府另作规定，谁开会谁承担会议经费，将部分专业性会议经费支出“摊派”下去了。但全年以县委、政府名义开的会议并没有因此而减少，部门要“脸面”，会议费开支大增长。据统计，93年该县县级各类会议费支出在250万元左右。窥其一斑，全国通过各级政府财政供给渠道的会议，每年需开支多少？该数恐怕也是一个天文数字。
现象之五，公费医疗，一人享用，众人荫福。公费医疗费用知多少？据国家财政部权威人士公布：1978年，我国财政和国有企业支出的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费总共为27亿元，到1987年已上升到180亿元，1990年达220亿元，其中，财政渠道供给为70亿元左右。据对辽宁省行政事业单位公费医疗支出情况调查，1988年为1.3亿元，到1992年为2.8亿元，4年翻了一倍多，平均每年增支3800万元，年递增为21.5%。但“真正”的公费医疗经费，实在难以说清。财政支出的公费医疗经费是为党政事业单位干部职工的健康服务的，根据每人的工龄长短、职务高低享用的标准不一，但现行的公费医疗体制并没有解决管理上的漏洞。医生处方时，不是因对象生病而宜，而是“主听客便”，在定点医院，处方笺“姓名”栏中儿女与父母同名、亲朋之间共用一名的现象实在非常普遍。
红头文件催得紧 刚性增支势头猛
“吃饭财政”，已成为时下各级政府对财政强调的热门话题。中国80%以上的县级财政每年只能安排人员基本工资支出。据苏北某县预算内财政财力情况测算，93年县级可用财力为8032万元，而人员工资发放和正常维持经费就需7400万元左右，占整个可用财力的92%，至于保证其它合理支出的回旋余地极小，通过预算内财力安排建设性支出往往成为一张“空头支票”。可财政究竟又能不能保住吃饭。据有关权威人士透露，全国至少有40%以上的县级财政，难以保证人员基本工资的正常发放。
形成这一状况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
——人员编制急剧膨胀。1992年湖北省县（市）属行政事业机构平均每县80多个，比1988年增长了30%；县级财政负担的总人数为86.6万人，比1988年增加了18.05万人，增幅26.33%，平均每县1.22万人，增加2542人；广西马山县“吃皇粮”的人数85年为5183人，至93年已增到8503人，德保县80年“吃皇粮”的人数为3836人，至92底，已达6826人；现就江苏省某县情况进行剖析：1993年财政供给人员17890人，比1988年增加3480人，其中按上级政策要求，增设的机构17个，人员363人；体制下放机构5个，人员124人；大中专毕业生及其他政策性安置875人；为地方“调控”而吃财政饭的亦在400人左右。如以每人年均工资福利及办公经费供给5000元计算，则财政就要比1988年支出的原供给人数增加2500万元。
——增资政策不断出台。还以苏北某县为例：1992年县级财政预算可用财力为8653万元，超财力安排支出近500万元，其中预测人员工资增加600万元。实际执行结果为，全年人员工资及其他补贴增加支出1460万元；1993年，该县因12个方面新的政策性增资因素，全年仅工资支出一项，增加支出2358万元，占全县财政收入的28%，占可用财力的23.8%，使得县级财政在年初安排380万元预算的基础上，当年赤字突破了2000万元。全年人员工资（包括各项财政补贴）的增长幅度为34.6%，而当年财政收入的增幅仅为11.2%。
“上面请客（出政策），下面给钱”。地方财政是有能力要支付，没能力也要支付。给不了钱，社会就稳定不了，机关正常的工作程序就稳定不了。
机关职能如何转换、人员如何分流、增资政策的不断出台与经济发展水平、物价控制状况，利益分配体制构成了错综复杂的矛盾，就政府工作而言，财政首当其冲，经受磨难。
实事工程频繁上 为创“政绩”紧裤带
“为管一任，造福一方”。“造福”得需财力作保证。靠银行贷款，搞基本建设，改善投资环境，各种限制因素太多。财政权抓在地方长官手中，有钱大办实事，没钱，负债也要大操大办。光阴荏苒，反正居官几年，债务可让后来者偿还，无需自身拆家当产。创下“辉煌”，便是自己的“丰碑”。在这种政治体制的影响下，当政者在创“政绩”欲望的冲动下，财政又背起了另一个沉重包袱——为大兴土木付出艰辛努力。
掠影一，某县级市1993年财政预算可用财力为6743万元，而人员工资及正常维持经费支出需近6000万元，但该市政府年初许下承诺：通过财政拨款，年内投入1000万元，竣工10件实事项目。而经过市人大常委会通过的预算安排项目投入只有120万元。该市级预算外资金少得可怜，几乎项项赤字，以预算外弥补预算内缺口，又不现实，为保实事工程的按时如期开工、竣工，财政资金调度立即出现了难以调和的矛盾。有时人员工资长达3个月不能发放，有的月份只发了基本工资部分，全年欠拨人员工资高达900多万元。
掠影二，近几年来，由于国家对金融实行两度紧缩，使得地方政府的投资扩张欲望得不到满足，于是，通过各种渠道向外争取资金工作十分活跃。但聪明的投资合作者为减少投资的风险系数，在各基层金融机构不出具担保手续的情况下，则提出要地方财政予以担保，尽管国家财政部三申五令，不准各级财政部门承担担保责任（世界银行贷款和一些农业开发项目贷款例外），但都无济于事，地方政府的行政长官还是经常勒令财政部门在担保书上签上意见，盖上公章。1991年以来，某县财政共为企业担保8笔，资金总额2860万元；担保外汇贷款总额684万美元。截止1993年底，由财政担保而引进的到期偿还总额分别为1940万元和224万美元，由于投资管理跟不上、偿还意识淡薄及企业效益低下等因素的影响，企业实际偿还分别为824万元和96万美元，因到期债务没有偿还，财政又无实际偿还能力，各地投资者纷纷诉讼司法机关，状告该县财政部门，从而将财政部门拖上了必输无疑的被告席。于是，财政帐户被封，银行财政存款被划走及被上级财政部门扣款的现象接连发生。1993年3、4月间，因归还世界银行贷款和外地投资者的债务达670万元，导致财政拨付项目停止拨付40多天，两个月没有发放机关工作人员工资。
目无法纪截税流 财政何能保供给
财政源于税收。前几年，中国税收收入一直占到财政收入的90%以上，因此说，税收是维持财政生命的源泉。尽管近几年全国各地经济发展较快，但税收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却呈逐步下降趋势。统计表明，1988年中国主体税收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5.7%，到1992年则下降为12%。每下降一个百分点全国税收收入就要减少240亿元。造成税收减少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偷税漏税骗税抗税减税免税，是冲击中国财政的一股汹涌澎湃的浊流。据有关资料，自1985年至1993年间，仅税收一项，全国便查出违纪金额1006亿元，其中92年为81亿元，93年则高达127亿元。但这只是依法查缴的数字，那么，每年没有被查缴而白白流失的又是多少？有关权威人士估计，也在1000亿元以上，另外，通过地方“政策调控”、搞税法优惠的金额又是多少？实在无法计算。
扫描一，1992年全国共查获154家生产企业骗取退税款达7.49亿元，实际已退税款2.04亿元。1993年，仅国家检察机关破获的三个特大职业骗税团伙，立案查处参与骗税犯罪活动的国家工作人员就达71名，查出40余家工厂以获得非法收入为目的，为犯罪分子开出假发票金额30亿元；30个县税务机关出具假完税证明金额20亿元，犯罪分子骗取退税款1亿多元。
扫描二，1992年，全国税务机关共对40%的个体工商户和60%的私营企业进行了检查，同时还对6.5万户“假集体、实私营”的企业及部分“代扣税单位”也进行了检查，共查补税款14.4亿元，查处偷漏税在5000元以上的就有22091户，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的案件有1939件。中国年收入超过10万元的个体私营者已逾100万，可1992年，国务院给国家税务局下达了应上缴10亿元个人收入调节税的任务，却没有完成。据国家统计局对不同经济性质业户纳税情况的抽样调查，目前我国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偷税面达80%以上，集体企业偷税面在50%以上，国有企业偷税面也不低于40%。仅1991年和1992年，全国就查出偷漏税款27.1亿元。
在中国，一方面财政支出庞大，赤字额急剧上升，而另一方面，税收又流失严重，个中缘由，有公民纳税意识淡薄、依法征管措施不力等原因，但还有很重要一点，即是我国财政包干体制上的弊端所致。苏南某县级市税收收入近4亿元，但市级财政留成财力为7600万元，该市市长称之为税收大县、财政穷县。多年不变的财力分成体制，使得地方长官形成了“不足与外人道哉”的“方略”：税收入库，需与国家分成；藏税于企业，藏税于民，岂不有利于地方发展？在这种动因的驱使下，依法治税，组织收入入库的措施怎能行之有效？一些挖国家税收墙脚的事便自然发生，由政府出面，降低标准包税，无原则地减免税的现象屡见不鲜，甚至支持一些不法分子进行骗税、偷税活动。如在1992年发生的深圳“12·17”骗税案中，咸宁市市长陈恢友就是骗税活动的支持者，而咸宁市税务局长尹传升则直接指使和参与了骗税活动。
有人探讨过这样的问题，假如有效地制止了非法占有税收行为，财政的日子就好过了吗？通过以往数字比较，回答是肯定的，但现实如何，还是难以圆说的。
多难的中国财政，出路何在？
党中央、国务院决定，自1994年始，对我国税制和财政体制进行重大改革。其主要内容是简化、规范税制，公平税负，强化税收法制化建设，实行“分税制”的财政新体制，进一步增强中央宏观调控能力。
1994年已经过去了，财税各项制度的执行监督究竟如何？有待作进一步的考察与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