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镇与徙治——兼论中晚唐藩镇与州的博弈进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藩镇论文,晚唐论文,进退论文,兼论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11)04-0013-08
安史乱前，唐朝于边境设立藩镇，以抵御外敌。安史乱后，出于平乱需要，于内地遍设藩镇，并逐渐固定化、区域化①。因此，藩镇问题与中晚唐历史演进相伴始终。藩镇凌驾于州之上，使得朝廷与州的上通下达阻碍重重，因此，朝廷一直努力寻求与藩镇、州之间的权力平衡，即使在叛逆藩镇对抗跋扈时期也不例外②。宪宗元和年间，彻底扫平叛藩，并随之在两税三分、刺史军权等方面推行一系列限制藩镇的举措，对其后藩镇的发展影响深远。虽然穆宗时河朔再叛，但客观上藩镇渐弱而属州渐强的趋势已无法逆转。唐末五代，州的独立性更加显著，而藩镇却逐渐沦为朱温、李克用等强藩的附庸③。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三月，“太宗皇帝始诏藩镇诸州直隶京师，长吏自得奏事。而后天下大权尽归人主，潜消藩镇跋扈之心。”④至此，藩镇历经中晚唐、五代、宋初，最终被彻底废除⑤。
北宋废除藩镇，得益于诸多原因，其中，中晚唐至五代藩镇自身的消长沉浮至关重要。藩镇实力的衰落，与宪宗平藩及其政策密切相关。笔者通过爬梳史料，发现宪宗朝除推行上述措施之外，还在平叛过程中采取裂地分镇的手段，直接促使藩镇不断碎化，州的实力得以增强。宪宗政策的效果在其后各朝逐渐显现，并为各朝所效法与推行。分镇之外，朝廷还通过迁移治州，使治州与属州发生角色转换，原来的属州得以实现实力飞跃。藩镇的不断弱化和以州为单位的地方势力的加强，最终入宋形成天下诸州直隶朝廷的局面。因此，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分镇、徙治等藩镇建置方面的变化，探讨藩镇与州的实力消长，进而明晰中晚唐地方政治的发展脉络。
一、分镇
藩镇所领诸州，使府所在州为治州，其他皆为属州。治州相对于属州，大多具有绝对优势，但也不能忽视属州的作用。中晚唐治州与属州的互动和角色转换，直接牵动藩镇的生死存亡，特别是如果朝廷介入，对藩镇的打击则是致命的。笔者关注藩镇之下治州角色的转换，因为但凡分镇或徙治，都会改变原有的治州与属州的均势，形成新的地方权力结构。中晚唐藩镇变迁与治州、属州的关联，以往学界关注不足，但却异常关键。
中晚唐藩镇建置方面最为显著的特点是裂地分镇⑥，数量越分越多，地盘越分越小，且每多一镇，必多一治州，则原来的属州变成新的治州，地位必得大大提升。同时，分镇的结果，新的藩镇所领属州数目骤减，相对于整个藩镇来说，其所占的比重非但未降，反而升高。所以，分镇无论对治州还是属州，都是地位提升的大好机会。
如图示1《中晚唐裂地分镇与治州属州变化示意图》，假设一个藩镇管内原有12个州，包括1个治州、11个属州。将此藩镇一分为三，则原来的一个藩镇变成藩镇A、藩镇B、藩镇C三个藩镇，原来的治州继续保留，为治州A，但原来的11个属州中必然有2个属州变为治州B和治州C，如此，治州B和治州C的地位提升显而易见。这样，原来的11个属州则仅余9个，假设新生的三个藩镇势均力敌，每个藩镇均领有3个属州，则每个新藩镇下的每个属州，由占原来藩镇属州总数的1/11，变成新藩镇下的1/3，其地位和受重视程度的提升也是实质性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真正被弱化的就是原来的那一个藩镇，由管内12个州变成管内4个州，随之而来的即是辖区缩小、兵力减弱、财税降额、腹背受敌。原来的一个藩镇和新生的三个藩镇相比，总体的地域和州数均未发生变化，但其内部却已悄然分化，其势力消长，虽不易察觉，却有四两拨千斤之效。因此，藩镇裂分存在这样一个潜规则，这一潜规则经常被朝廷利用来弱化藩镇，其作用十分明显。特别是宪宗以后，新增藩镇如雨后春笋，到五代时期，甚至单独一州即为一镇，从结果看，颇似西汉实行的“推恩令”。
图示1 中晚唐裂地分镇与治州属州变化示意图
1、淄青一分为三
元和十三年(818)正月，时宪宗已平淮西，淄青李师道甚为忧惧，不知所为。幕僚献策劝其使纳质献地以自赎，师道从之，遣使奉表，请使长子入侍，并献沂、密、海三州。上许之⑦。李师道非常清楚当时的局势，河北三镇敢于不服朝命，因为三镇邻境，相互盘结，共同对外。而淄青周边藩镇大多顺服朝廷，一旦大军攻讨，则势单力薄，举目无援。因此，不得不暂时屈服，献三州向朝廷示好。朝廷也希望减少战争，和平解决，因此，只要叛藩表示顺从，即复官罢兵，这也为之后再讨李师道埋下了伏笔。这里存在的问题是，当时淄青管内有淄、青、齐、登、莱、郓、曹、濮、兖、海、沂、密12州，为何李师道献沂、海、密3州，而不是其他几州？此3州地偏人稀财赋匮乏，还是本来即不易控制甚至不服李师道？
带着这个疑问，来看宪宗最终讨平李师道后对其管内12州的处理措施：元和十四年(819)二月，淄青李师道平，“上命杨于陵分李师道地，于陵按图籍，视土地远迩，计士马众寡，校仓库虚实，分为三道，使之适均：以郓、曹、濮为一道，淄、青、齐、登、莱为一道，兖、海、沂、密为一道，上从之。”⑧值得注意的是，宪宗直接派户部侍郎杨于陵为淄青宣抚使，果断决定裂分其地，这正是宪宗征讨叛藩的“武功”之外更加英明神武之处，为断绝后患，必须借平叛胜利的余威，从根本上削弱其实力，防止以后卷土重来。再看杨于陵“按图籍”而分地的标准，“土地远迩”、“士马众寡”、“仓库虚实”，实为关乎藩镇生死存亡的最根本要素。杨于陵所按“图籍”非常关键，虽然现在无缘得见，但通过考察淄青的历史地图，仍然可以得其概观。
地图1 淄青一分为三及属州形势图⑨
地图1《淄青一分为三及属州形势图》所示时间为元和十五年(820)，刚好可以体现宪宗三分淄青之后的形势。从“土地远迩”方面看，郓、曹、濮3州相距不远，且与魏博、义成、宣武邻境，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兖州与此3州距离也较近。淄、青、齐3州也是距离适中，且与德、棣接壤，为李师道势力盘踞的大本营。登州、莱州，远处山东半岛北部沿海，受地理位置的局限，地位稍次，为淄青的附庸。而上文言及李师道所献沂、海、密3州，在原淄青12州中，地位更是等而下之，远离腹心地带，不仅靠近沿海，且地广人稀，物产、财赋均不富足。而且3州之间距离较远，交通不便，加之与淄、青之间有泰山、牟山阻隔，更是难以控制。因此，李师道在面临两难选择之时，为避免朝廷大兵压境，决定献上沂、海、密3州，虽然从数目上占其总共12州的1/4，但是无论从经济、军事实力还是控制成本上看，此3州的割弃对淄青整体实力而言损失并不致命。
这仅仅是从地理形势上看，而杨于陵还综合考虑了“士马众寡”和“仓库虚实”情况，最终三镇的划分，淄、青、齐、登、莱为一道，合情合理；郓、曹、濮为一道，也是如此；唯独兖、沂、海、密4州，若从地理位置上看，合为一道，十分费解。兖州靠近郓、曹、濮，结合士马仓库情况，力求三镇实力平均，如果将兖州与郓、曹、濮划为一镇，则实力太强，与朝廷初衷不符⑩。但是，兖州距离沂、海、密3州实在太远，将4州划为一镇，更加明确的显现出兖州的实力之强以及沂、海、密3州实力之弱。因此，兖、沂、海、密的合并，正合朝廷本意，即各州互相牵制，防止强强联合。如此，则可以解答李师道当初献沂、海、密3州的实际用意，既向朝廷主动示好，又无大损于自身实力。
最终，裂分淄青按杨于陵之法付诸实施，元和十四年(819)三月，以华州刺史马总为郓曹濮等州节度使(天平军)；义成节度使薛平为青州刺史，充平卢军节度、淄青齐登莱等州观察使；淄青四面行营供军使王遂为沂州刺史，充沂海兖密等州都团练观察等使(11)。与天平和平卢相比，沂、海、兖、密地位稍低，为观察使区，仍可说明沂、海、密3州实力不济。三镇划定后，沂州为沂海兖密观察使治州，治州与属州地位明显倒置，即使沂、海、密3州都难敌一兖州，不合常理，可见朝廷于此镇颇费心机，意在加强沂州的实力和地位，以平衡与兖州的地理距离，且防备兖州与郓、曹、濮及其他藩镇的联结。但此种局面终难维持，时隔不到一年，元和十五年(820)正月，曹华任观察使，即“恶沂之地褊，请移理于兖”(12)。其实，曹华是以沂州偏远为借口，希望能将使府驻在兵强力盛物产富饶的兖州，也是人之常情。朝廷亦深知过渡时期治州、属州错置的不合理，于是批准曹华所请，徙治兖州。于此可见，藩镇内治州的重要性和实力上的绝对优势，一般属州很难取代并超越。但是，如果治州转移最终实现的话，对原为属州的新治州来说，又将是一个各方面得以极大提升的过程。于此，朝廷、藩镇、州三者之间实力的博弈与消长，可见一斑。
淄青一分为三，既包含分镇，又包含徙治，非常典型。即便是分镇之初，在朝野上下所引起的震动也是不同凡响的。马总自撰《郓州刺史厅壁记》(13)、韩愈撰《郓州溪堂诗并序》(14)、刘禹锡撰《天平军节度使厅壁记》(15)，均详录此事，盛赞其功。此外，还有柳宗元所撰贺状，更是歌功颂德，无以复加。可见宪宗裂分藩镇的举措不仅于后世影响深远，且在当时振奋人心。《(代裴中丞)贺分淄青诸州为三道节度状》云：“右某伏见某月日制，分淄青诸州为三道节度、都团练、观察等使者。害气尽除，和风溥畅。裂壤既分其形胜，经野必正其提封，河济异宜，海岱殊服。……某获逢开泰，忝守方隅，抃跃之诚，倍百恒品。”(16)
三镇裂分之后，朝廷对三镇的重视程度有增无减，派遣节帅赴镇之后4个月，又在朝廷赦文中单独提及淄青三镇。元和十四年(819)七月《上尊号赦文》云：“门下：……其淄青旧管内官吏将士百姓等，纵有迹同恶逆，挂涉流言，事在往时，一切不问，维新之后，仍不得递相纠告。……郓曹濮、淄青、沂海等三道百姓，久沦寇境，皆被伤残，宜委本道观察使刺史设法绥抚，务令安辑。”(17)派重臣镇守，给复其百姓，并且诏告天下，在当时的示范作用异常显著。叛逆跋扈，是何等下场；顺服朝廷，是何等优待，两相比较，其引导人心向背的无形力量，对于所谓“元和中兴”的最终完成至关重要。对于新的三镇来说，其领内诸州，如上文所论，无论是治州还是属州，都被赋予了新的契机和上升空间，李师道的淄青消失了，新的三镇弱化了，唯有原来的12州，奋马扬蹄，青云直上。而这，正是朝廷所乐于看到的。
2、幽州欲分又止
元和十四年(819)，宪宗历经多年平藩，终于实现天下藩镇均服朝命的夙愿。可惜一代英主，过早陨落。元和十五年(820)，穆宗即位，基本延续宪宗政策，唯独其削兵之策，引起较大反弹(18)。在河北三镇复叛之前，幽州刘总的转变十分引人注目，也许深刻体会到连年征战之苦、父子兄弟相残之毒，刘总不但真心归服朝廷，而且希望亲自瓦解幽州强大的军事力量。长庆元年(821)，“刘总奏分所属为三道：以幽、涿、营为一道，请除张弘靖为节度使；平、蓟、妫、檀为一道，请除平卢节度使薛平为节度使；瀛、莫为一道，请除权知京兆尹卢士玫为观察使。……三月，癸丑……以宣武节度使张弘靖为卢龙节度使。乙卯，以权知京兆尹卢士玫为瀛莫观察使。”(19)
地图2 幽州卢龙节度使及属州形势图(20)
笔者认为，刘总此种将幽州一分为三的想法与朝廷一年多以前裂分淄青的行动有所关联，或者受其启发。观察地图2《幽州卢龙节度使及属州形势图》可以发现，刘总的划分是非常符合幽州节度使实情的：首先，以幽、涿、营为一道，幽州为使府驻地，幽州节度使的根基，涿州距之最近，可为一体，再加上羁縻性质的营州，互相配合；其次，平、蓟、妫、檀为一道，4州列置于缘边战略要地，护卫幽州外围，抵抗外族入侵，与幽、涿、营纵横交错，有如一体之两翼；再次，瀛、莫为一道，2州深入幽州节度使南部，与其他河北藩镇犬牙交错，实为缓冲地带，且设置为观察使区，重在其财赋丰赡。此外，刘总奏请新的三道节度、观察使，张弘靖、卢士玫为外镇调任，只有薛平为本镇内调，而且还是平、蓟、妫、檀节度使，而非大本营，加之薛平熟悉河朔风俗，已尽诚于国。如此安排，可谓天衣无缝。朝廷当然喜闻乐见，当月即派卢士玫赴任瀛莫观察使，随即又派张弘靖前往幽州为新任节度使。也就是说，刘总裂分幽州的行动已经在执行，如果一切按照刘总的意图进行的话，幽州之后的历史应当渐入正途。但是，由于张弘靖处置失当，最终事与愿违。
刘总不仅奏请裂分三镇，为消除后患，还将都知兵马使朱克融等送至京师，并献马1.5万匹，可谓仁至义尽，之后削发出家，淡出红尘。张弘靖原为河东节度使，刘总举荐其为新的幽州节度使，是因为原与河东邻境，闻其宽简得众之名。不料，张弘靖到任幽州之后，与在河东之时判若两人，骄贵凌人，士卒怨愤。对于刘总与朝廷的安排，并未完全执行，仅割瀛、莫2州归卢士玫，其余诸州皆自相统领，不再割分。且朝廷错估形势，殊无远虑，勒朱克融等归本军驱使，不啻放虎归山，终成大祸。
幽州复叛，张弘靖难逃其咎。刘总的奏请和朝廷的安排均仿效平李师道后的淄青措置，其初衷均是弱化幽州，使其永不再叛。但政策的执行关键在人，所任非人，则后患无穷。
与幽州类似，八年之后的魏博，也有类似的分镇尝试，可惜未竟其功。文宗太和三年(829)六月，朝廷以杀田布而得帅位的原魏博节度使史宪诚兼侍中、河中节度使，调离魏博；以义成节度使李听兼魏博节度使。同时，分相、卫、澶3州，以史孝章为节度使。然而，李听的兼任不能长久，仅仅两个月后，大和三年(829)八月，何进滔为魏博节度使，相、卫、澶3州又重归魏博(21)。魏博分镇的尝试虽然无疾而终，但至少说明，宪宗裂分淄青的行动的确在当时各个藩镇内部以及宪宗之后的朝廷当中产生了深远的示范效应，但凡想要削弱、分化藩镇实力，都会尝试采用这种方法。河朔尚且如此，其他藩镇更当靡然向风。由此，亦可为陆扬所申论的宪宗力图建立“新的政治价值观和运作规则”(22)提供佐证。
3、西川、定边分合
关于裂分藩镇，并非全部出于削弱叛藩，也有战时的战略布置。在平淄青之前的元和十年(815)十月，朝廷征讨淮西吴元济期间，分山南东道为两节度，以户部侍郎李逊为襄、复、郢、均、房节度使；以右羽林大将军高霞寓为唐、随、邓节度使，以唐州为治州。此种安排，因为唐州与蔡州邻境，高霞寓可以专事攻战，而李逊则负责后勤补给，“调五州之赋以饷之”(23)。从长远效果看，宪宗朝处理地方藩镇与州的关系方面，的确有其可取之处，此举一改前山南东道严绶的作风，新生两镇节度使均由朝廷派任，攻战与补给分工合作，灵活机动。虽然后来高霞寓战败免职，但此分划二镇的做法仍然延续。
分镇的基本单位即是藩镇属州。如上文所论，虽然表面上看分镇是朝廷针对藩镇的行动，但其背后无论从直接上还是间接上都对属州地位的提升有极大的助推作用。为此，很多藩镇裂分之后再次复合，因为属州的减少造成藩镇实力衰微以致难以立足，尤其是在唐末天下混乱期间，更加显现属州对于藩镇的重要性。其中，定边军与西川的分合，就是很好的例证。
懿宗咸通九年(868)六月，时任凤翔少尹的李师望上言：“巂州控扼南诏，为其要冲，成都道远，难以节制，请建定边军，屯重兵于巂州，以邛州为理所。”(24)朝廷不以为疑，授李师望巂州刺史，充定边军节度，眉、蜀、邛、雅、嘉、黎等州观察，统押诸蛮并统领诸道行营、制置等使。其实，邛州距成都只有160里，而巂州却距邛州千里，李师望以对南诏军事目的为由，混淆视听，完全为图私利。但仅此一策，就从西川划出邛、眉、蜀、雅、嘉、黎、巂7州，朝廷不知轻重利害，只有西川节度使有苦难言。次年十月，升任定边节度使的李师望欲激怒南诏以求功，杀南诏使者杨酋庆，西川大将“恨师望分裂巡属”(25)，阴遣人致意南诏，使入寇。最终朝廷征还李师望，以太府少卿窦滂代之，窦滂贪残益甚，定边穷困。不得已，咸通十一年(870)正月，朝廷废定边军，复以7州归西川(26)，距定边军的设立不到一年半。
西川与定边军的分合，主要出于应对南诏的考虑，与中原藩镇性质不同。但是，西川大将“恨师望分裂巡属”的反应，却道出了属州对于藩镇的重要意义，失去属州的支持和供给，藩镇就是无本之木，势单力薄。后来西川在对抗南诏过程中表现突出，所以复以7州归西川。
二、徙治
藩镇内治州级别最高，其他属州一般难以匹敌。但是，如果治州发生迁移，原来的治州变为属州，原来的属州变为治州，结果又会怎样？在设立藩镇之初即成为治州的州，其地位和级别的形成是唐代前期甚至唐代以前长期积累的结果，如幽州、扬州、广州等。因此，中晚唐藩镇体制之下，其绝对优势更是表露无遗。也就是说，这些有着长时间历史积淀的州，即使在藩镇内由治州降为属州，也不会在短时间内州级降低、户口减少、财赋匮乏；而原本实力平平的属州，由于特殊因素比如军事战略、经济发展、朝廷旨意等使其成为治州，那么在短时间内，其实力的飞跃则是很可能实现的，甚至会很快超过原来的治州。如此一来，则藩镇内原有一个强州加多个一般属州，现在就会变成两个强州加多个(减一个)一般属州。如果再放眼全国，假如有很多藩镇都发生治州迁移的话，则全国范围内新的一批治州的地位提升就是理所当然的了。本文考察中晚唐藩镇与州的关系，着力点即在于探明为何到唐末五代时期，全国范围内州的整体地位明显提升，而藩镇却不断碎化、衰落，即使强大如河北三镇，在朱全忠、李克用横空出世之后，也会依附强藩、摇尾乞怜，最终灭亡唐朝的反而并不是河北三镇。期间的变化，是值得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进行深思的。笔者关注到治州与属州角色转换过程中得以提升全国范围内州的整体实力，就是基于这样的思考而产生的新思路，也就是说，藩镇弱化的过程，正是州强化的过程。
中晚唐史料中关于藩镇徙治的记载所见多有，笔者选取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孟州作为个案。
孟州并不是原有的一般属州，而是由于特殊需要临时设置的，但设置之初，即直接取代怀州成为河阳节度使治州。对于孟州的建置沿革，《旧唐书·地理志》记载甚详：
孟州上本河南府之河阳县，本属怀州。显庆二年，割属河南府。以城临大河，长桥架水，古称设险。乾元中，史思明再陷洛阳，太尉李光弼以重兵守河阳。及雍王平贼，留观军容使鱼朝恩守河阳，乃以河南府之河阳、河清、济源、温四县租税入河阳三城使。河南尹但总领其县额。寻又以氾水军赋隶之。会昌三年九月，中书门下奏：“河阳五县，自艰难已来，割属河阳三城使。其租赋色役，尽归河阳，河南尹但总管名额而已，使归一统，便为定制。既是雄镇，足壮三城，其河阳望升为孟州，仍为望，河阳等五县改为望县。”寻有敕，割河阴隶孟州，河清还河南府。时河阳节度，以怀州为理所。会昌四年(27)，又割泽州隶河阳节度使，仍移治所于孟州，户口籍帐入河南府(28)。
孟州原即河南府河阳县，租税入河阳三城节度使，县额归河南尹总领。会昌三年(843)九月，始以河阳5县置孟州，会昌四年，河阳节度使增领泽州(29)，移治所于孟州。关于会昌三年中书门下奏文，《资治通鉴》亦有记载：会昌三年九月“丙午，河阳奏王茂元薨。李德裕奏：‘王宰止可令以忠武节度使将万善营兵，不可使兼领河阳，恐其不爱河阳州县，恣为侵扰。又，河阳节度先领怀州刺史，常以判官摄事，割河南五县租赋隶河阳，不若遂(以五县)置孟州，其怀州别置刺史。俟昭义平日，仍割泽州隶河阳节度，则太行之险不在昭义，而河阳遂为重镇，东都无复忧矣！’上采其言。戊申，以河南尹敬昕为河阳节度、怀孟观察使，王宰将行营以扞敌，昕供馈饷而已。”(30)武宗会昌三年，朝廷方讨昭义刘稹，李德裕反对以忠武节度使王宰兼领河阳，恐其不爱河阳，此点道出藩帅对于本镇以外州县的侵扰，当为实情。进而建言以河阳5县置孟州，怀州别置刺史。同时，李德裕还分析河阳对泽潞的战略地位，提议平昭义后割泽州隶河阳节度。综合两断记载，可以发现，孟州的地理位置对于当时朝廷用兵泽潞至关重要。因此，引起朝廷重视，下敕置孟州。会昌三年(843)九月(31)《置孟州敕旨》(32)云：“昔冯异之守盟津，已建军号；近光弼之保伊洛，先据三城。盖以河有造舟之危，山有摧轮之险。左右机轴，表里金汤；既当形胜之地，实为要害之郡。令所制置，岂限常规？积万庾于敖前，尤资地利；列二矛于河上，须壮军声。其河阴县宜割属孟州，仍改为望县。其河清县却还河南府收管，县官等并准前敕处分。其东都镇遏兵马，依前属东都防御使。郑滑、汝州防戍兵各一千人，令弘敬权指挥，事平后续有处分。”中书门下奏文及朝廷敕旨，反复强调孟州所处的要害位置。下面来看地图3、4。
地图3 河阳三城节度使、昭义节度使及属州形势图(33)
地图4 孟州、怀州、河南府形势图(34)
地图4《孟州、怀州、河南府形势图》所示时间虽为开元二十九年(741)，但仍在河阳下标出孟州的位置，且河阳5县与怀州之地理位置甚明。有趣的是，上文所举元和十年(815)宪宗讨淮西吴元济时，分山南东道为两节度，分别负责征战与补给；这种思路又体现在讨昭义刘稹上，由王宰将行营兵马专力对敌，河南尹敬昕为河阳节度、怀孟观察使，负责馈饷。
孟州地位的真正凸显表现在次年即会昌四年(844)，正如李德裕所奏，朝廷平刘稹，割泽州隶河阳，并移治所于孟州，此时的河阳节度使，领有孟州、怀州、泽州，怀州本为河阳节度使治州，改为孟州后，孟、怀辉映，拱卫东都，其地位与实力，与日俱增。
三、余论
以上主要考察分镇与徙治过程中藩镇、治州、属州三者的角色转换与实力消长。藩镇对于管内属州，还有一项重要职能，就是藩帅表置州。今就两唐书地理志所见，列表1《中晚唐藩帅表置州示例表》如下：
在州的建置方面，无论是出于军事需要，还是地理需要，甚或是藩帅自身的私利需要，由藩帅表置新州，对于拉近藩镇与新置州的距离，都会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虽然实例不多，且记载简略，无法得知表置州的详细缘由，但若与上文所论藩镇治州与属州的地位升降相结合，则更显藩帅对属州的重视。藩帅一方面要面对朝廷及其他别有用心者裂化其镇的举动，另一方面更要应对属州减少所带来的兵力、财赋等方面的困境，因此，其严峻任务在于避免本镇分裂，保有属州，并尽可能地表置新州，以图生存与发展。
此外，中晚唐时期非常显著的问题还有观察使区升为节度使区，比如江西观察使升为镇南军节度使、湖南观察使升为钦化军节度使、福建观察使升为威武军节度使、宣歙观察使升为宁国军节度使，等等。今以其中最为典型的江西和湖南为例试作分析。
懿宗咸通六年(865)，“杨收建议，以‘蛮寇积年未平，两河兵戍岭南冒瘴雾物故者什六七，请于江西积粟，募强弩三万人，以应接岭南，道近便，仍建节以重其权。’从之。五月，辛丑，置镇南军于洪州。”(36)朝廷用兵岭南，积年未返，伤亡惨重，因江西地近岭南，有积粟和征兵之便，出于特殊的军事地理需要，必须“建节以重其权”，故置江西观察使升为镇南军节度使。其他方面暂且不论，观察使升级为节度使，对江西属州的迅猛发展是一大契机。朝廷对于观察使建节，起初并未滥授，而是谨慎地使用这种权力。僖宗中和二年(882)五月，以湖南观察使闵勖权充镇南节度使。闵勖屡次要求湖南建节升级，虽然当时天下已动荡不安，但朝廷并未批准闵勖的请求，理由是“恐诸道观察使效之”(37)。说明在观察使区，能够升为节度使，是极其重大的事情和努力追求的目标。特别是之前江西升镇南军的先例，让很多观察使看到了希望，争相奏请建节，因此朝廷不到万不得已之时不会轻易松动。因此，迟至中和三年(883)八月，朝廷才升湖南为钦化军，以观察使闵勖为节度使(38)。其后，又于光启二年(886)改为武安军节度使(39)。
观察使与节度使的地位有所差异，相对于观察使区，节度使区属州的地位特别是军事地位明显占优势。而且，节度使位高权重，更能为属州争取相应的利益。因此，随着观察使升为节度使，原观察使属州的地位也会得以提升。当中晚唐特别是唐末绝大部分藩镇都已经升为节度使时，各藩镇之间的地位差距就不像节度使与观察使大量并存之时那么显著了。而观察使升级之后带来的属州地位的提升，逐渐发展，却能使全国范围内州的整体实力得到明显增强。北宋太宗时，能够彻底废除藩镇，实现全国诸州直属朝廷，不是一蹴而就的，没有中晚唐至五代州的实力和地位的不断提升，不逐渐改变州相对于藩镇绝对从属、绝对弱势的地位，就不可能有州的独立发展空间和历史舞台。
注释：
①参见[日]日野开三郎：《支那中世の军阀——唐代藩镇の研究》，东京三省堂1942年版；王寿南：《唐代藩镇与中央关系之研究》，大化书局1978年版；张国刚：《唐代藩镇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②参见刘诗平：《论唐后期的地方行政体制》，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97年；陈志坚：《唐代州郡制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夏炎：《唐代州级官府与地域社会》，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③参见拙稿：《唐代后期藩镇与州之关系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
④(宋)王栐撰、诚刚点校：《燕翼诒谋录》卷1《藩镇属州直隶京师》，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页。
⑤参见[日]日野开三郎：《藩镇体制と直属州》，《东洋学报》43：4，1961年；[韩]郑炳俊：《唐后半期の地方行政体系について——特に州の直达·直下を中心として》，《东洋史研究》51：3，1992年。
⑥关于唐代藩镇的建置沿革，可参考赖青寿：《唐后期方镇建置沿革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9年。
⑦《资治通鉴》卷240《宪宗元和十三年》。
⑧《资治通鉴》卷241《宪宗元和十四年》。
⑨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5册，元和方镇图，元和十五年(820)，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第38—39页。
⑩郓、曹、濮三州本身实力即很强大，韩愈《郓州溪堂诗并序》有言“郓为虏巢，且六十年，将强卒武。曹、濮于郓，州大而近，军所根柢，皆骄以易怨”，如果再加上兖州，更为难治，朝廷绝不会如此划分。
(11)参见《旧唐书》卷15《宪宗下》；《资治通鉴》卷241《宪宗元和十四年》。
(12)《旧唐书》卷162《曹华》。另见《旧唐书》卷15《宪宗下》；《资治通鉴》卷241《宪宗元和十五年》。
(13)参见《全唐文》卷481《马总》。
(14)参见(唐)韩愈撰、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韩昌黎文集校注》卷2《杂著、书、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全唐文》卷556《韩愈十》。
(15)参见(唐)刘禹锡撰、瞿蜕园笺证：《刘禹锡集笺证》卷8《记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全唐文》卷606《刘禹锡八》。
(16)(唐)柳宗元：《柳宗元集》卷39《奏状》，中华书局1979年版；《全唐文》卷571《柳宗元三》。
(17)《册府元龟》卷89《帝王部·赦宥第八》；《全唐文》卷63《宪宗八》。
(18)参见王寿南：《唐代藩镇与中央关系之研究》，大化书局1978年版。
(19)《资治通鉴》卷241《穆宗长庆元年》。
(20)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5册，元和方镇图，元和十五年(820)，第38—39页。
(21)参见《资治通鉴》卷244《文宗太和三年》。
(22)陆扬：《从西川和浙西事件论元和政治格局的形成》，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8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3)《资治通鉴》卷239《宪宗元和十年》。
(24)《资治通鉴》卷251《懿宗咸通九年》。
(25)《资治通鉴》卷251《懿宗咸通十年》。
(26)《资治通鉴》卷252《懿宗咸通十一年》。
(27)《新唐书》卷64《方镇一》，载会昌三年“复置河阳节度，徙治孟州”，疑误。
(28)《旧唐书》卷38《地理一》。
(29)《新唐书》卷64《方镇一》，会昌四年，“河阳节度增领泽州。”
(30)《资治通鉴》卷247《武宗会昌三年》。
(31)(唐)李德裕撰，傅璇琮、周建国校笺：《李德裕文集校笺》考订此文作于会昌三年(843)九月二十二日，《唐大诏令集》记为会昌三年十月。
(32)(唐)李德裕撰，傅璇琮、周建国校笺：《李德裕文集校笺》卷7《诏敕下》，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唐大诏令集》卷99《政事》；《全唐文》卷700《李德裕五》。
(33)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5册，元和方镇图，元和十五年(820)，第38—39页。
(34)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5册，都畿道、河南道，开元二十九年(741)，第44—45页。
(35)《新唐书》卷39《地理三》记“天祐三年，以‘礠’、‘慈’声一，更名(惠州)。”《旧唐书》卷39《地理二》记为“磁州”。
(36)《资治通鉴》卷250《懿宗咸通六年》。
(37)《资治通鉴》卷255《僖宗中和二年》。
(38)参见《新唐书》卷69《方镇六》；《资治通鉴》卷255《僖宗中和三年》。
(39)参见《新唐书》卷69《方镇六》；《资治通鉴》卷256《僖宗光启二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