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发展经济学的现状与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学论文,现状论文,趋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作者在对目前国内外发展经济学现状和趋势进行分析考察的基础上，针对国内理论界关于发展经济学认识上的一些观点阐明了自己的看法，认为中国需要发展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也需要中国，研究发展是中国经济学界可能对世界经济学理论做出贡献的更为重要的领域。
一、深化与融合——国外发展经济学的现状与趋势
发展经济学是研究发展中经济发展的一门经济科学，是研究发展中国家如何摆脱不发达状态，进入发达状态的一个经济学分支。然而，由于各种原因，发展经济学不是产生于发展中国家，而是在西方发达国家中萌生、发展，并逐步走向成熟的。70年代以前，这一学科一直处于旺盛的上升期，虽然理论关注的焦点曾发生过转移，但总体上看，经济学家们对它倾注了极大热情，发展经济学的主要理论都是这一时期提出和创建的。西方发达国家大学课堂上讲授的经济发展理论，可概括为10个大的方面：（1）经济增长理论，如各种经济增长模型和增长要素；（2）收入分配理论，如库兹涅茨“倒U”理论，“边增长边分配”理论，“维持最低生活费用”理论；（3 ）资本积累理论，如“大推动”理论，“两缺口”理论；（4）人力资本理论，如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关系，“劳动素质核心论”；（5 ）工业化道路理论，如二元经济理论；（6 ）技术进步理论，如劳动/资本密集技术、先进/适用技术理论等；（7 ）人口转移理论，如刘易斯的绝对收入差别理论，托达略的预期收益理论，乔根森的预期收益率理论；（8 ）平衡与非平衡理论，如“恶性循环论”，前/后向联系理论；（9）国家贸易理论，如进/出口导向、进/出口替代理论；（10）宏观调节理论，如国家/市场调节理论，财税/货币调节理论，等等。这10个方面支撑着发展经济学的框架，其核心是阐述如何使落后的二元经济社会国家通过工业化等途径上升为发达国家（托达略，1991）。
进入70年代后期，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出现了波折，好象进入了“边际收益递减期”（Ranis,1987），以致于在80年代初， 著名发展经济学家赫希曼公开宣称，发展经济学在新古典经济学和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攻击下，已近死亡了（赫希曼，1981）。赫希曼的提法在西方经济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少数人感情冲动地著文欢呼这一“趋势”，声称发展经济学的死亡，可能既有利于发展理论的发展，也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Lal,1985）。
但是大多数经济学家对发展经济学自70年代后期以来的变动，均给予了更客观、冷静，因而也是更公允的评议，认为发展经济学没有死亡，而是进入了更成熟的平稳发展期。这同任何别的学科或理论都必然要经历的一样。
不少学者指出赫希曼等人的说法是错误的，其原因在于他们对发展经济学的定义、性质及特征的认识是极片面的。如赫希曼等认为发展经济学是只研究工业化、计划化、政府作用、贫穷、痛苦，而否定市场、排斥价格的资源配置作用，并据此认为发展经济学与标准的单一经济学是截然不同的。 拉尔等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大肆攻击发展经济学的（Lal,1985）。
对大多数经济学家来说，赫希曼和拉尔所说的发展经济学实际上只是发展经济学研究内容的一部分，或者如达特（Dutt,1992）所说， 只是发展经济学的一个子集（Subset）。塞恩（Sen,1983）指出，发展经济学初期的战略的确集中在工业化、迅速的资本积累、计划化和国家的作用等方面，但强调这些对实现发展经济学的目标是必需的，这些目标目前仍未实现。巴格瓦蒂（Bhagwati,1984）认为， 过去对市场失效的观点是过于强调了，但总量增长和政府干预仍是必需的。
按照赫希曼的说法会产生许多问题：
第一，会对发展经济学的历史产生扭曲的认识。发展经济学作为独立的学科是二战后伴随着不发达国家的政治独立和强调国家的作用而出现的。然而，发展经济学的若干思想实际上是萌发于古典经济学时代，那时正是现在的发达国家处于不发达时期，即类似于当今的发展中国家所处的阶段。那时的思想主要是强调市场，没有过多注意国家和计划。按照赫希曼等人为发展经济学描述的特征，发展经济学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突发性学科了。
第二，会以偏概全忽略发展经济学的主要内容，也忽略发展经济学与标准经济学的联系。如果说在二战之后，由于凯恩斯主义、战时流行的国家干预、苏联的计划化等因素的影响，使经济学在50～60年代过多地强调了资本积累、计划化、工业化、国家控制等（如“大推动”理论，“平衡增长论”，“二元经济论”）；那么，60年代后期，由于一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停滞，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这一事实又引导许多经济学家开始重视发展中国家的外部关系（如“中心/外围”说、“依附论”），重视市场机制与农业的发展（如舒尔茨的理论），重视人力资本（如贝尔的人力资本论）和再分配（如世界银行的满足基本需要方案）。但是按照赫希曼的定义，60年代后期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演变就完全被忽略了。而且事实上即使在50年代初政府计划流行时期，主张利用市场机制的议论也颇为强劲（如鲍尔Bauer,1957）。如果忽视了这部分内容，发展经济学就极不完整了，从而同新古典综合派的标准经济学的联系也就中断了。
第三，会忽略发展经济学内部的流派差别。按照目前流行的划分法，发展经济学一般分为三大流派：即结构主义学派、新古典学派和新马克思主义学派。新古典学派强调市场价格，新马克思主义强调阶级和外部关系，结构主义强调时滞和刚性。从政策倾向看，只有后者才侧重强调计划和政府的作用等，而这一学派显然不能代表全部的发展经济学（Dutt,1992）。
总之，在由赫希曼的议论引起的关于发展经济学前途的讨论中，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并不赞成他的看法，认为他是从一个错误的前提（对发展经济学的定义错了）出发得出了错误的结论（发展经济学死亡了）。发展经济学的现状是：虽然人们对这一学科的热情不如以前了，但是发展经济学仍然在发展。正如任何其他经济学科总要经历一个由上升到稳定发展的过程一样，发展经济学目前正处在进一步的深化发展阶段。正如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1985）所说，发展经济学虽不是处在它的最辉煌时期，但它仍然活着并且活得很好。从发展趋势看，宁可说它正在走向成熟。
发展经济学的近期趋势如何呢？（1 ）就发展经济学与标准经济学的关系看，二者的联系更加紧密，趋向于相互影响、交融发展的轨道。发展经济学在基本方面可能同标准经济学不同，前者是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后者则以发达国家为研究对象。但是二者在许多方面又是有联系的，甚至许多发展经济学家也接受了单一经济学的主张。比如哈伯勒（Habarler,1959）、鲍尔（Bauer,1957）、亚梅（Yamei,1957 ）、 巴丹（Barhdan,1964）等就使用了“外部性”的概念、 平衡非平衡的方法、失业模型、利润最大化行为等通常用于分析发达经济的理论去分析发展中经济。另一方面，为不发达国家而构建的理论概念已经有成效地被用于分析发达经济。比如，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思想在皮奥瑞（Piore）和其他人的关于发达国家的二元劳动市场理论中找到了回应；主要为不发达经济而发展起来的结构主义模型，现在找到了通向发达经济中增长与分配的文献的道路（Taylar,1992）。 发展经济学还提出了若干以前对发达国家不被认为是很重要的新的问题和论点。比如同市场不完善、外部性、递增收益及农业制度的特殊形式相关联的问题，有关同社会、政治、技术因素相互依赖的问题。这些问题或者可以用基本上是为发达经济设计的理论来解释，或者需要新的理论阐发（Dutt,1992）。
（2）从发展经济学本身的演变看，有3种趋势：第一是出现了细分化的倾向，即过去在发展经济学这一大学科下研究的若干题目，现在纷纷独立为若干子学科：如劳动经济学、人力资本经济学、工业组织论、农业经济学、人力资本经济学、工业组织论、人口经济学、教育经济学等等；此外还有关于各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国别研究或案例研究等，这是发展经济学研究深化（即细分化）的突出表现。第二，微观实证化。这是因为经济学家们过去主要是根据逻辑推理提出了若干假设和假说，由于条件的限制未做检验，现在随着经济发展实践的更充分，有条件对假说、假设进行实证检验，比如关于农民作为非理性的假设，关于城市工业充分就业的假设，都在最近若干年的实证性研究中受到质疑。第三，发展经济学内部各学派之间出现融合的趋向。上面提到发展经济学内部有三大流派：一是新古典学派，主张市场调节、完全竞争、利益最大化、一般均衡等等；二是新马克思主义学派，强调阶级关系、制度变革以及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支配/依附关系；三是结构主义学派， 重视结构的刚性（如二元经济）、寡头垄断、行为主体的行为不合理性，认为刚性是由制度、习惯、习俗、文化等因素决定的。这三大派表面看阵线分明，但实际上也有若干共同之处。首先，新马克思主义和新古典主义都重视物质刺激，认为历史是不断进步的，重视资本积累和工业化。最近甚至出现了一种融合二者的新流派——“理性选择马克思主义”（Bardhan,P·K,1988）， 其基本观点是“阶级”的确是社会中的客观存在，但阶级的形成却是人们的最优化行为的结果。另外，还出现一种被称为“新的新古典主义”的学派（Stiglitz,1988）， 该学派将上述三大流派的主要特征都融合在一起了，其主要思想是：经济中的行为人都是利益最大化主体（新古典主义），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最重要手段是完善的信息，但信息的传输和获得都是有成本的，而成本的高低主要受制度约束，由制度的刚性所制约（结构主义），因此解决的办法就是允许改变制度（新马克思主义）， 从而改变搜取信息的成本（陈宗胜，1995）。这里故且不论这些新学派的观点的对错，仅就其“融合性” 来说是显而易见的。融合必能产生出新观点，这也足见发展经济学不但没有死亡，反而在深化、发展。当然，融合只是事物的一方面，融合并不是完全的趋同。事实上发展经济学的基本派别是不可能消失的。学术派别之争永远是一个学科不断兴旺发展的动力。
二、拓展与创新——中国发展经济学的现状与趋势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广义上说，研究中国经济发展的各种理论，均属于发展经济学的内容，中国关于经济发展的理论当然都是对发展经济学的补充和贡献。大致说来，我国经济发展理论的研究和进展情况可分为两个阶段，即改革开放之前和之后。
第一阶段，即自50年代到改革开放之前。这一时期中国关于经济发展的理论研究的特点，是搬用马克思《资本论》中的某些思想，受苏联理论界影响很大。当时中国经济学界是在不了解国外经济发展理论的情况下进行研究的。现在看来，当时提出的某些观点是有价值的，同国外发展经济学界流行的某些理论很相似，有些甚至先于国外同类理论的提出，当然其中也包含了相当的错误。大致上有这样一些理论：
（1）关于以赶超战略实现国家工业化的理论；（2）关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理论（赶超战略的核心）；（3 ）关于依靠内部积累实现工业化的理论（实为依靠剥夺农民和工人的必要消费资料积累）；（4 ）关于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理论；（5）关于有计划按比例， 正确处理速度、比例、效益之间关系的理论；（6）关于两大部类、 农轻重三个部门的产业划分理论，以及重视物质生产、忽视非物质生产的观念；（7）关于以工业产值比重为标准划分经济发展阶段的理论；（8）关于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思想以及积极平衡与消极平衡的理论；（9）关于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思想（实为自我封闭）； （10）关于实行计划经济，否定市场调节的理论；（11）关于“人口愈多愈好”的理论以及“人口与资源相平衡”的“抑制人口论”等等（陈宗胜，1989）。
以上这些理论无疑有不少合理的科学成份，应当继承下来。如关于“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思想，关于人口生产与物质生产相平衡的思想等等。但是与西方同时期的经济发展理论相比，其缺陷也是很明显的：一是大都不够系统，没有明确的模型；二是论证方法不够严谨、严密；三是政策建议“左倾”，脱离现实。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是错误的：如靠压低消费优先发展重工业来实现工业化的思想；只靠计划安排比例、忽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的思想；关于人口愈多愈好的思想等等。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应当历史地看待这些思想，它们的形成同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不充分，同过去的社会政治环境的不宽松有着密切的关系。
我国经济发展理论发展的第二阶段，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时期。这一时期中国的经济发展理论研究是在两方面展开的。一方面，在思想解放的前提下，许多学者开始全面地介绍西方发展经济学理论。如谭崇台先生编写的《发展经济学》，杨敬年先生编写的《西方发展经济学概论》等等，在中国的各大学里都比较流行。这些著作对于在中国普及西方发展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知识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还有一些学者则致力于翻译西方学者的著述，这对西方发展经济学理论的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张培刚先生的《农业国家的工业化》一书也正是这时才开始为国人所认识。可以说，正是这以后，中国人才知道还有一个经济学分支叫发展经济学（其实至今仍有相当部分人不清楚），其内容与中国的现实竟是如此贴近，以致于许多学者认为只有“发展经济学”谈的才正是“中国阁下”的问题。
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理论变动的另一方面，是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中国的学者开始对中国经济的研究更加深入。也就是说，经济发展实践的更充分展开，以及西方经济发展理论的传播，都为更系统、更深入、更客观地研究中国经济提供了条件。这一时期的经济理论有许多突破，最主要的有这样几个方面：
（1）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终于突破了计划经济的旧体制， 开始向有计划的市场经济转变（谷书堂，1993）；（2 ）关于在农村中发展乡镇企业，发展非农产业，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思想是一大突破（郭书田，1993）；（3）关于发展中小城镇，促进人口流动、 人口城市化的思想（张二震，1992）；（4 ）关于经济波动与经济周期的理论更加成熟，有学者甚至注意研究政治周期、月周期（厉以宁，1993）；（5）关于经济结构、劳动结构与投资结构之关系的理论（郭克莎， 1993）；（6）关于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差别关系的理论， 有学者提出“公有经济收入差别倒U假说”（陈宗胜，1991、1994）；（7）关于中国社会经济中贫困的性质、 根源及治理措施的研究（朱玲、蒋中一， 1994；陈宗胜，1994）；（8）关于中国的双重二元经济（或三元经济） 与劳动过剩关系的理论（陈宗胜，1991；陈吉元、胡必亮，1994）；（9 ）关于中国宏观经济态势与失业、通胀、收入差别扩大以及体制改革的关系（厉以宁，1992；马洪、孙尚清，1993；陈宗胜，1995）；（10）关于经济发展战略与经济体制的关系的理论（林毅夫等，1994）；（11）关于中国农村与农业的发展（周其仁等，1985～1988）；（12）关于人口增长、老龄化问题等等；（13）关于技术进步及其计量分析（舒元，1991；林毅夫，1992）；（14）关于利用外资、建立经济特区、发展进出口贸易、外向型战略等；（15）关于区域发展的思想，如经济圈、三角洲、经济带等理论，等等。
从中可以看出，我国的经济发展理论研究已有长足进展，在许多方面丰富和发展了世界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内容。然而，就目前的进展看，还处于各个专题的深入研究阶段，以一个统一的框架进行系统的研究还没有开始。综合各家之言，以统一的范畴体系全面阐述中国经济发展与增长的规律和过程，编写一部或可称为《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发展》的著作或教科书，应当提到中国经济学家的议事日程上来了。
对发展经济学性质的认识在我国理论界似乎还有些模糊。有两种看法值得讨论：第一种是把发展经济学看作是只研究生产力的（杨永华，1992），如有不少学者认为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关系的，发展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力的。这种观点显然是受片面理解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传统思想影响较深所致，其中包含双重误解。首先，事实上政治经济学从来不是只研究生产关系，在马克思之前、尤其是在马克思之后，政治经济学还要研究生产力和上层建筑的运动，即以整个社会经济为研究对象，所以在现代经济理论中，“政治经济学”一词已被更恰当的“经济学”一词取代。其次，发展经济学绝不仅仅研究生产力。其一，传统的生产力概念只包括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劳动者三个方面，这已远不能概括现实经济本身的运动，如经济周期运动，人口流动等等，而这些恰恰是发展经济学应该研究的内容之一。其二，发展经济学是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为研究对象的，因此就必然要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关系如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动，要研究发展中国家的上层建筑如国家对经济的调节以及改变人们的传统观念等等，也就是说发展经济学是以发展中国家的整个经济的运动为研究对象的。因此可以说，“发展经济学”即是关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这同关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学”相对而言）。这样理解，发展经济学的内容和范围就相当宏阔，把它提到了各种经济学理论分支的总体地位（在发展中经济中）。
第二种观点，认为发展经济学没有存在的必要，主张单一经济学，这显然是受80年代以来国外思潮的影响。这种观点认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虽有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等的差别，但本质上都可以用现代标准的单一经济学来解释。笔者认为，尽管发展经济学与标准经济学是有联系的，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经济现实表明，它们面临的问题的确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以致于现代标准经济学理论不是无法解释就是根本没有涉及到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基本问题：如二元经济转换问题，如何实现工业化，如何解决过剩劳动问题，如何发展农业，如何消除贫困特别是保证基本生存需要等等，这些问题在标准经济学中是不曾涉及的。因此，对发展中经济的研究的确需要一门独立的有别于标准经济学（或者说是应用标准经济学）的经济学科——“发展经济学”，只要发展中经济存在，发展经济学就必将存在。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需要发展经济学。而且根据中国的情况，发展经济学还需要大发展，且一定会有大发展。如果说中国经济学界可能对世界经济学理论有所贡献的话，那么一定是发生在发展经济学理论方面（谷书堂，1994）。这是因为中国正在摆脱贫困，正在经历巨大的变革。从一定意义上说，发展经济学也需要中国。中国正在成功进行的体制改革，无疑将从制度安排和改进方面为世界经济学理论特别是新制度经济学提供新鲜材料。从发展的侧面看，中国不同于一般的发展中国家，她是一个大国，一个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且正处于改革和发展中的泱泱大国。这样一个国家在最近十几年取得的令世人瞩目的发展成就，无疑会为发展理论提供新的佐证，总结这些经验，无疑也将为世界经济学特别是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做出贡献。中国的成功，归根到底是发展的成功。因此，研究发展是中国经济学界可能对世界经济学界做出贡献的更为重要的领域。
换言之，中国经济正在经历双重过渡，即从发展水平看，正从低收入阶段向中等收入阶段（确切地说是中下收入阶段）过渡；从体制模式看，正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陈宗胜，1995）。这种双重过渡表明中国的经济学发展必然是发展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的结合。双重过渡过程中，各种经济变量、经济结构、总体态势，各种社会利益关系、制衡/激励机制、信息传输系统都要发生巨大变化。 处在大变动过程中的社会经济，其内在矛盾和变量关系必然会更充分地显现和展露，这恰巧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必备条件。所以处于双重过渡中的中国经济学家一定能为世界发展经济学理论有较大贡献，并因此造就若干世界级的经济学家。
诚然，社会经济处于过渡过程中，经济理论也必不可免要烙上“过渡”的印记。然而，理论史的考察表明，如何从落后经济上升到发达经济，如何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在以往的理论中均较少涉及，也就是说，“双重过渡”正是经济学特别是主流的标准经济学所没有研究的空白。而发展经济学从本质上说正是研究“过渡”及“如何过渡”的经济学。就我国目前情况看，发展经济学的任务就是研究如何借助体制模式的过渡，推动经济水平从落后状态向较发达状态的过渡。完成这一任务，中国经济学界一定能为世界发展经济学提供更丰富而新鲜的经验材料和理论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