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企业上市规律的组织生态学分析
——基于市场分割和政治关联的调节作用
汪秀琼1a，轩梦月1a，梁肖梅1b，吴小节2
（1.华南理工大学 a.经济与贸易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b.工商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510641；2.广东工业大学 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510520）
摘 要： 旅游企业上市的规律及其影响因素，是个尚待解决的问题。基于组织生态学理论，文章以2007-2016年中国旅游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对旅游企业上市的规律进行探究。研究结果表明，旅游上市公司的种群密度与旅游企业的上市率呈倒U型关系，市场集中度与通用型旅游公司的上市率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市场分割在种群密度与旅游企业上市率的关系、市场集中度与通用型旅游企业上市率的关系均起正向调节作用，高管政治关联的调节效应则不显著。研究结果为企业选择进入合适的市场、政府引导投资与完善政策法规提供了现实指导意义。
关键词： 组织生态学；旅游企业上市；市场分割情境；政治关联
一、引 言
中国旅游业改革开放40年，取得了巨大成就，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供给体系逐步完善，旅游品质日益提升［1］。1978年之前，旅游业的基本定位是事业属性，承担外事接待功能，并未具备现代产业的特征。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旅游业从外交事业转变成经济产业［2］，景区、饭店、旅行社等各类旅游企业纷纷涌现。旅游企业作为旅游产业发展的最基础单元［3］，对我国旅游经济发展而言尤为重要。旅游上市公司是旅游企业中的“佼佼者”，从1993年第一家旅游公司上市，到2016年，我国旅游上市公司数量达到155家。然而，由于内外部环境的冲击，也有部分旅游上市公司遭遇困境，例如九华旅游成功上市以前曾两度冲击IPO失败、新都酒店于2017年被强制退市。旅游企业成为上市公司需要具备哪些条件？不同类型的旅游企业上市分别面临哪些优劣势？制度、资源、市场等要素如何促进或制约旅游企业的上市？这些问题对于企业而言是合理调配资源和制定发展战略的关键点，对政府和相关机构而言是制定与完善相关旅游制度和产业政策的参照系。因此，从理论层面分析旅游企业上市的基本规律和影响机制对旅游产业生态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当前已有大量研究分析了旅游产业生态的现状等各类问题。譬如，从区位选择的视角探究区域旅游产业的空间结构形成［4-5］；揭示某一类型旅游经济体的空间格局，包括景区［6］、旅行社［7］等。还有，从时间维度基于生命周期理论分析旅游地的成长规律［8］。然而，现有研究存在两点不足：第一，这些研究均是从宏观的区域尺度去探讨旅游产业生态的基本规律，缺乏从微观视角的旅游企业对旅游产业发展规律进行研究。第二，有关旅游企业的研究局限于内部治理结构层面，例如股权结构对成长性影响［3］，对于旅游企业的成长演化机制有待深入研究，特别是旅游企业上市的规律和影响因素剖析。
传统上，大多数学者从经济学理论来解释旅游企业的设立与发展规律，例如认为费用最小化是区位选择的推动力［4］。但是，近年来基于组织理论的研究表明，公司的投资与进入市场不仅仅取决于市场所带来的商业收益，也会受到其他企业的行为方式［9］以及制度环境［10］的影响。组织生态学（Organizational Ecology）为研究企业的创建和成长演化规律提供了新的视角，它是以生态学观点研究组织个体发展以及组织之间、组织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论，被广泛运用在经济管理科学领域尤其是对企业的研究中［11］。组织生态学认为新组织的设立率与种群密度有关，其理论基础是密度依赖与资源分割［12］。即企业在新生态位中面临不确定性时，通过效仿其他企业的行为来保证组织的合法性［13］。但是，这种合法性效用会随着种群密度的增加而减弱，因此新组织的设立率随之减少。另外，Baum认为组织生态学与制度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是互补的［14］，因为生态化演进是在制度环境中进行的，而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地方市场政策、政治关联等因素对组织的设立起到重要作用。
The resistance values Roff and Ron correspond to w = 0 and to w = wmax respectively.
因此，本研究遵循组织生态学的基本理论，以2007-2016年在我国境内上市的旅游公司为样本，分析种群密度与旅游公司上市率的关系，并基于资源分割的观点探讨市场集中度对通用型组织与专业型组织上市的影响，同时结合我国独特的制度情境检验市场分割与高管政治关联的调节作用。本研究的理论与实践贡献主要体现在：①将组织生态学与制度理论、社会资本理论等相结合，搭建起种群密度、组织成立率、市场分割情境和高管政治关联的关系模型，丰富了组织生态学的理论框架。②拓展了组织生态学的应用情境，用组织生态学的核心内容验证中国独特制度情境下的旅游企业上市问题。③从种群生态、制度环境等多个角度探究中国旅游企业上市的规律，为旅游企业如何合理选择上市时机，合理挖掘资源并进入恰当的市场提供指导意见，并为国家政府如何完善旅游上市公司的生存环境提出建议。
二、研究假设
（一）种群密度与组织设立
密度依赖理论（Density Dependence Theory）是组织生态学的核心理论之一，该理论揭示了种群密度对新组织形式的设立率的影响，具体的影响机制包括合法性和竞争性两个对立过程［15］。在新组织形式的起初阶段时，种群密度较低，整个种群面临较大的制度压力和认知合法性问题，难以获得外界的接受和资源支持。随着采用新组织形式的组织数量增多，组织形式的合法性强化，能够提高利益相关者对组织的认可度［16］，并且有利于组织获取外部资源［17］。合法性的加强进一步提高了新组织形式的生存与发展能力，吸引更多的投资者进入种群中，组织设立率不断提升［18］。但是，在种群规模发展到较高程度时，合法性的效用减弱，已有组织为争夺稀缺资源而产生竞争，新组织进入种群所面临的竞争压力逐渐增强。倘若竞争性压力取代合法性压力成为主导，留给新生组织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组织的设立率则会不断下降。因此，合法性以递减的加速度随密度增长，而竞争性则以递增的加速度随密度增长，在合法性和竞争性过程的共同作用下，种群密度与组织设立率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19-20］。
5.重视特殊群体学生的就业指导。辅导员要让弱势群体学生在比较中找优势，从克服学生的自卑心理入手，经常在公开场合开展一些锻炼学生动口、动手能力的活动，如辩论、演讲、自我介绍等；以心理咨询和就业教育为主，分析特殊群体在求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并收集、整理必要的求职技巧，做好个性化的就业指导，帮助他们克服困难，顺利就业。
从我国的旅游上市公司发展历程来看，由于国家对旅游产业的政策支持以及大众旅游时代来临，旅游企业的合法性地位提高。此外，随着“互联网+旅游”热潮和个性化旅游体验的兴起，大量在线旅游企业涌入资本市场。然而，在线旅游企业的数量剧增必然导致在线旅游OTA市场的资源竞争性增强，既面临携程与阿里旅行两大寡头的碾压，同时还需应对现有线下旅游企业发展的在线旅游业务的冲击，众多的在线旅游企业难以为继，陆续倒下。例如去哪儿从纳斯达克退市后被携程收购，驴妈妈也从新三板市场退市。由此，得到假设1。
年轻刑警听着听着，嘴巴不知不觉地张大了，一条涎水悄悄打红嫩嘴唇角往下流。负责笔录的中年刑警咳了一声。年轻刑警一个激灵，立刻正襟危坐，跟着威严地咳了一声，说，你，继续交代。
这样我们就可以认为社会工作的增能理论挑战传统社会工作理论，是在进行一场由权威在外到权威在内的范式转换。
H1：旅游企业的上市率（组织设立率）与已上市的同类旅游企业的数量（种群密度）呈倒U型关系。
（二）资源分割与组织设立
Hannan和Freeman首次将生态位概念引入企业研究，描述不同企业之间在战略环境中因占据特定资源空间而产生竞争［12］。生态位指的是在特定阶段内，企业对资源的利用和对环境的适应性情况，并在与其他企业相互作用和竞争过程中而形成的地位和功能［21］。同生物体一样，企业也处于自然、经济、社会、文化和技术的多维环境中，通过选择合适自己的“生态位”来获得生存和发展的地位和能力。于是，在企业生态系统中，每一个企业都占有一定的资源，并服务于一定的目标市场，进而产生资源分割（Resource Partitioning）。基于生态位宽度的大小以及面对环境动态变化速度的快慢，有的企业选择通用化策略服务于较宽的目标市场来规避环境变动的风险；而有的企业则选择专业化策略聚焦狭窄的目标市场来提高效率，代价却是环境变动的风险［22］。资源分割与市场集中度密切相关。由于市场环境中资源分布不均匀，各个组织通过挖掘不同位置的资源而导致产业种群形成双市场结构，大型通用型组织占据资源的中心区域，小型专业型组织占据了资源贫瘠的边缘区域［23］。然而，市场集中度的提高意味着资源竞争激烈，只有少数通用型组织存活下来并占据了市场中心，由于组织数量的减少以及通用型组织向市场资源丰富的中心集聚，边缘区域的竞争缓和同时产生冗余资源，一些小型专业型组织从市场中心向边缘区域转移，寻找到了自身发展的空间［24］。最终，从种群长期演化来看，持续的市场集中度提高，将制约通用型组织的设立率，但提高专业型组织的设立率。
具体到我国的旅游产业组织演化历程，早期我国的旅游上市公司以大型综合性景区为主，例如华侨城、张家界、西安旅游等。这些旅游上市公司依托旅游资源和产业区域集聚而成立，投资方向涵盖景区经营、旅游交通、旅游餐饮、旅游地产等综合性服务。但是资源的不可移动性使得该类企业只能在有限的资源中心生存，因此经历了短暂的“井喷式”上市后，上市率趋于平缓［25］。然而，近年来中小型专业化旅游企业不断涌现，并且在新三板市场上市。诸如聚焦旅行社服务的南湖国旅、乐旅股份；以定制旅行服务为主营业务的六人游；专注于差旅服务的差旅天下等等。因此，得到以下假设2。
想念他的时候，她会去他的公司楼下。她不知道，他想念她的时候，也无数次地来过这里，只是远远地望着。他们的爱，也许只能是温室里的花朵，结不出秋天的果实，是先天不足的脆弱吧。
H2：市场集中度与通用型旅游上市公司的成立率存在负相关关系。
采用王家会站1992—2016年25年的1 588次实测流量进行计算断面每年的平均河底高程。平均河底高程采用水位减去断面平均水深的方法求得，断面平均水深由断面面积除以水面宽得到。点绘平均河底高程变化图（图2），根据河底高程起伏确定河川稳定性。
（三）市场分割情境的调节作用
中国处在经济转型期，其中一个重要的制度安排是“放权搞活”：中央向地方放权，并鼓励地方政府根据本地区具体情况自主推行市场化和经济转型策略，同时中央对各个地方政府的经济发展成效进行考核，并鼓励地方政府之间“竞争”。这种转型模式导致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26］。各个地方政府为保护本地利益，采取行政干预的手段限制本地资源流向外地或限制外地资源进入本地市场，最终形成市场分割的区域市场非整合状态［27］。市场分割性导致了各区域制度环境的差异，主要体现为不同区域中的制度主导因素存在差别［28］。另外，由于各地政府在不同时期的主要扶持和重点发展行业不尽相同，制度和政策也是变化发展的，市场分割情境对企业经济行为存在动态性影响［29］。在市场分割明显的情境下，投资者在选择进入新市场或者跨区域进入市场时，必须充分考虑不同区域的政府管制、税收政策和宏观政策的差异。面临市场分割带来的规制压力，投资者通过模仿区域内其他投资者的行为来适应制度法规差异［30］，从而规避违反地方法律法规的惩罚，使收益最大化。并且区域内某一行业的企业数量越多，则说明它们越有可能是地区政府的重点发展行业，得到政府的政策优惠和资源倾斜越多。综上可得，市场分割在总体上对种群密度与组织设立率的作用机理构成强化效应，提出假设3。
（4）控制变量。根据组织生命周期等理论，本文控制了公司年龄、公司规模、公司经营业绩、地区生产总值等变量对旅游企业上市的影响。旅游上市公司的年龄是指该公司成为旅游上市公司到测量年份的时间跨度，以年为单位。公司规模以组织当年的总资产的对数来表示。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ROE）用以衡量当年旅游上市公司的经营绩效，是投资者做出投资决定的参考条件之一。地区生产总值反映该旅游上市公司总部所在地区当年的总体经济形势，对资本市场的景气状况产生影响，也是影响投资者决策的重要因素。
（2）市场集中度的提高抑制了通用型旅游企业的上市。我国旅游上市公司的生态现状表现为：在资源分割和双市场结构分化阶段，大型综合性旅游企业向资源中心靠拢，并且企业间因为有限的资源相互“掰手腕”，导致最终只有少数的企业取得上市和发展机会，形成寡头局面。与之相反，资源分割则为专业型组织提供了额外的生存空间，它们往往向市场边缘流动，通过“另辟蹊径”在各自专业的领域逐渐成长。
其中π （t ）是因变量旅游企业的上市率，即第t 年新增旅游上市公司的个数；N （t -1）是自变量旅游上市公司的种群密度，即第t -1年旅游上市公司的个数，N 2（t -1）是其平方项。ROE、Scale、Age、GDP是控制变量，分别代表公司业绩、规模、年龄与所在地区生产总值。MFt 代表市场分割情境，采用公式（1）进行计算得到，Political代表各企业高管政治关联程度。因为采用原始数据得到的系数值较小，我们将种群密度的平方和ROE分别与100和10 000相除，市场化指数与密度的交互项、市场化指数与密度平方的交互项、高管政治关联与密度的交互项、高管政治关联与密度平方的交互项分别与100相除，从而使得数值更大一些，以便于结果报告。
（四）高管政治关联的调节作用
经济转型时期的另一个情境特点是各项制度与政策还不十分完善，政府在建设市场制度、投资基础设施等能够影响经济发展的环节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34］。由于政府手中拥有大量的资源和资源的调配权，也是企业的重要利益相关者，企业想要获得更多宝贵的社会资源则需要与政府建立关系［35］。因此，政治关联作为我国最普遍的一项非正式机制，很多企业家通过获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身份的方式来拉近与政府的关系并且寻求稀缺资源［36］。
从资源基础观的观点来看，占领独特资源是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重要策略或途径［37］。毫无疑问，政府掌握着大量的资金、权力和市场等资源。如果企业与政府关系密切，则此自然被视为是企业拥有一项独特的资源。事实上，企业能够与政府构筑密切关系，不仅有助于企业了解政府的相关技术创新政策方向，而且有助于企业获得政府控制的关键性资源或赢得政府的政策支持，如减税、政策性贷款及政府补贴等［38］。而这些相关资源和政策支持可以直接影响企业的设立与上市，以及对后续在资本市场的活动与企业成长产生重要作用。旅游业作为资源依赖性强的产业，景区发展离不开自然资源，酒店建设与扩张离不开土地资源等，而这些资源大多数由政府控制与分配，企业通过政治关联谋求优势资源，并完成上市。
另外，根据社会资本理论，个人与组织均嵌入在一定的社会网络中，如何获得与利用社会资本实质上决定了其各自的竞争优势［39］。在复杂的社会网络中，政治关系是一种有价值的社会资本［40］。一方面，高管政治关联可以体现出企业与政府的密切关系，提升了企业的声誉，拥有较好声誉的企业更容易获取融资［41］。另一方面，高管政治关联也间接彰显出了企业的社会地位与经济实力，这些企业往往在市场中表现出色，更容易得到政府的关注［36］。最终，拥有着较强的政治关联的企业更容易通过证监会的上市审核，并且活跃在资本市场。此外，社会资本具有不可替代性，某些社会资本仅在特定范围内有效［42］。由于通用型组织只能在特定的市场区域存活，掌握更多的政治关联则有利于丰富组织的资源禀赋，赢得竞争所需的关键资源，从而使得通用型组织的设立率提升。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如下假设5、假设6。
H5：高管政治关联在种群密度与旅游上市公司的设立率之间存在正向调节作用，即高管政治关联越紧密，组织密度对于旅游上市公司设立率的影响越大；
比较优化前后的运动参数曲线，速度曲线相近，优化后栽苗速度小于优化前的速度，更接近于0。加速度曲线有很大不同，相比较，优化后栽苗点处的加速度较小，不易伤苗，突变的幅度也较小，运动更稳定；但第二次突变的幅度较大，最大加速度大于优化前的加速度，可以通过改进推程段的运动规律来使机构运动更加稳定。
H6：高管政治关联在市场集中度与通用型旅游上市公司的设立率之间存在负向调节作用，即高管政治关联越紧密，市场集中度对于通用型旅游上市公司设立率的影响越小。
基于本文研究假设，根据密度依赖模型建立回归模型（2）、（3）、（4），以分别检验假设1、假设3和假设5。
图1 研究假设模型
三、数据与变量
（一）样本和数据来源
本文以2007-2016年我国A股和新三板上市旅游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参照相关研究，确保样本选取符合研究情境：剔除ST和*ST企业样本，剔除变量数据严重缺失的相应年份的企业样本。本文数据来源广泛。旅游上市公司基本状况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家旅游局以及旅游上市公司年报。A股上市旅游公司相关财务数据主要来源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和公司官网整理汇总，新三板上市公司财务数据主要来源于万得（Wind）数据库以及各公司官网。然后，利用多途径交叉验证的方式确保样本数据准确：对照万得（Wind）数据库和国泰安（CSMAR）数据库的共有数据，并利用各旅游上市公司年报以及巨潮资讯网、新浪财经网等专业信息源，对数据进行再次核实。企业家政治关联数据通过wind数据库中的企业高管信息进行编码。鉴于数据获取限制，本研究的起点年份为2007年，结束年份为2016年。根据以上原则和步骤，本文整理出2007-2016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得到有效观测值449个。
（二）变量测量
（1）因变量。旅游企业的上市率即当年新增的通用型旅游上市公司数量，由于研究中包含地域等因素，所以本研究排除了海外上市的公司。本研究旅游上市公司成立包括以下几种形式：旅游企业通过A股、新三板、创业板、中小板上市以及非旅游上市公司通过重大资产重组等方式转型为旅游上市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制定的《中国上市公司分类指引》，将公司旅游类业务的营业收入比重大于或等于50%，或者旅游类业务营业收入比重比其他业务营业收入比重均高出30%的公司定义为旅游类上市公司。
通用型旅游企业王的上市率即当年新增的通用型旅游上市公司数量。通用型旅游公司是指除了旅游服务还提供其他类型服务且旅游服务销售额占比低于企业盈利的70%的旅游企业。只提供旅游服务的企业被定义为专业型组织。其中公司主营业务及服务类型数据由Wind数据库及企业官网资料整理统计获得。
（2）自变量。旅游上市公司密度即指当年已有旅游上市公司的总个数。若某个旅游上市公司在前一年不存在，而在当年第一次以旅游上市公司的形式出现（包括原有旅游企业上市成功），则我们就将其标记+1，若当年原有旅游上市公司退市或者转型为非旅游行业则标记-1。
市场集中度是指某一产业或者市场中市场结构集中程度的测量指标，它用来衡量企业的数目和相对规模的差异，是市场势力的重要量化指标。市场集中度的测量通常计算特定行业中规模前几家的生产、销售、资产或者职工数量的累计数与整个市场总量的比重。本文采用旅游上市公司中前4家规模最大的企业的总资产与所有旅游上市公司总资产的比值来衡量旅游上市公司的市场集中度。
（3）调节变量。当前许多学者采用经济指标来反映中国市场分割的特征。樊纲等（2011）用各地区的市场化指数来衡量不同区域市场化制度建设的情况。但仅仅使用市场化指数无法直接表现出企业受到市场分割情境的作用。宋铁波等［28］的研究表明，不同的企业因总部所在地的制度环境会对区域市场的制度差异产生不同的影响。所以本文沿用皮圣雷等［29］对市场分割情境的计算方法：将企业i 总部所在省份t 年的市场化指数mtH 与当年其余省市场化指数mti 之差的平方求均值①：即
学者们对于政治联系的度量暂未形成统一的口径，但考虑的最多的是高管团队成员曾任或者现任官员、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等。本文沿用刘林等对于企业高管政治关联的测量及赋值方法：高管曾任或现任职位为省（部）级正职及以上赋值为9；省（部）级副职赋值8；厅（司、局）级正职、巡视员赋值7；厅（司、局）级副职、助理巡视员赋值6；处（县）级正职、调研员赋值5；处（县）级副职、助理调研员赋值4；科（乡）级正职、主任科员赋值3；科（乡）级副职、副主任科员赋值2；副科级以下赋值1；若企业家未曾在任何政府部分任职赋值为0。
H3：市场分割在种群密度与旅游上市公司的设立率之间存在正向调节作用，即市场分割程度越高，组织密度对于旅游上市公司设立率的影响越大。
各个变量的具体操作性定义见表1所列。
表1 主要变量定义
四、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分析与相关性分析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列，旅游企业的上市率均值为12.648，标准差为1.795；通用型旅游企业的上市率为7.801，标准差为1.930。从相关性分析来看，种群密度与旅游企业上市率的相关系数均为正数，说明种群密度的提高有利于旅游企业上市率增长。市场集中度与通用型旅游企业上市率的相关系数为负数，反映了市场集中所导致的资源竞争激烈阻碍了通用型企业的上市。这些结果与本文的研究假设的方向是一致的，为假设的验证提供了初步的证据。
表2 变量相关系数
（二）密度依赖模型检验
在假设检验之前，本文进行如下数据处理：①对主要持续变量在1%水平上进行缩尾处理［43］；②对交互项变量进行中心化处理；③考虑到面板数据可能存在的异方差、时序相关和横截面相关等问题，使用通常的面板数据估计方法会低估标准误差，导致模型估计结果有偏，本文采用Driscoll-Kraay标准差进行估计［44］。
根据上述研究假设，得到以下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主效应检验回归方程：
调节效应检验回归方程：
H4：市场分割在市场集中度与通用型旅游上市公司的设立率之间存在正向调节作用，即市场分割程度越高，市场集中度对于通用型旅游上市公司设立率的影响越大。
通过对获取的面板数据使用STATA12.0进行回归，得到密度依赖主效应及市场分割情境和企业高管政治关联调节作用的回归结果，见表3所列。
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干部头脑，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在急难险重任务中加强政治训练，确保系统内干部政治上绝对可靠、对党绝对忠诚，确保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
表3 密度依赖模型回归结果
续表3
模型1只包含自变量与控制变量，结果显示，种群密度与旅游企业的上市率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α 1=0.432 2，p ＜0.001），而密度的平方项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α 2=-0.329 1，p ＜0.001），说明旅游企业的上市率会伴随当前已设立的旅游上市公司数量（种群密度）的增加而提升，但是当种群密度高于临界点后，过大的种群密度所带来的竞争压力会降低后续企业进入的可能性，即种群密度与新旅游公司的上市率呈现倒U型关系，假设1得到验证，图2刻画了这一情况。
图2 种群密度与旅游企业上市率之间的关系
模型2为检验市场分割情境的调节作用，加入了市场分割这一调节变量，市场分割与密度的交互项正向显著（α 4=0.638 2，p ＜0.01），市场分割与密度平方的交互项系数为负数（α 5=-0.005 3，p ＜0.01），可以判断市场分割情境对于旅游上市公司的密度依赖进程具有正向的调节作用，即市场分割越明显则种群密度对旅游企业的上市影响越是强烈，验证了假设3，图3说明了以上关系。模型3则加入了企业高管政治关联这一调节变量，结果显示：企业高管政治关联与密度平方的交互项系数为正但显著（α 7=0.175 0，p >0.05），企业高管政治关联与密度平方的系数为负但不显著（α 8=-0.000 9，p >0.05），所以假设5没有得到验证。
图3 市场分割情境的调节作用
（三）资源分割模型检验
基于本文研究假设，根据资源分割模型建立回归模型（5）（6）（7），以分别检验假设2、假设4和假设6。
项目区主要建设工程内容：香乐和宁固片对输水渠道采用混凝土梯形防渗；新庄片区新建提水泵站1处，并采用管道输水；新营更新机井1眼，采用高效节水的滴管灌溉。主要工程包括：新建输水防渗渠42 210 m，铺设PVC塑料输水管道4 330 m，更新配套水泵3台，渠系建筑物848处。新增节水灌溉面积466.67 hm2。
主效应检验回归方程：
调节效应检验回归方程：
1.2 常规方法收集处女蝇 接种纯种亲本果蝇，当观察瓶壁上出现较多的黑褐色的蛹时，清除亲本，每隔8～10h分别收集新羽化出来的果蝇，麻醉后在解剖镜下观察，鉴别雌雄，收集处女蝇。
其中Π2（t ）是通用型旅游企业的上市率，即第t年新增通用型旅游上市公司的个数，CR4（t ）市场集中度，即前四大旅游上市公司规模与所有旅游上市公司规模占比。通过对获取的面板数据使用STATA12.0进行回归，得到资源分割主效应及市场分割情境和企业高管政治关联调节作用的回归结果，见表4所列。
模型4只包含自变量与控制变量，结果显示，市场集中度与通用型旅游企业的上市率显著相关且系数为负（η1 =-406.975 8，p ＜0.001），即市场集中度越高，通用型旅游企业的上市越困难，支持了本文假设2，图4描述了这种关系。模型5为检验市场分割情境的调节作用，加入了市场分割这一调节变量，市场分割与市场集中度的交互项关系显著，且系数为负（η3 =-6.959 1，p ＜0.05），可以判断市场分割情境对于旅游上市公司的资源分割进程具有正向的调节作用，即在市场分割越明显的情况下，市场集中度对通用型旅游企业上市的阻碍作用进一步增强，验证了假设4，图5说明了以上关系。模型6加入了企业高管政治关联这一调节变量，企业高管政治关联与市场集中度的交互项系数为正，但不显著（η5 =8.157 7，p >0.05），所以假设6没有得到验证。
表4 资源分割模型回归结果
图4 市场集中度与通用型旅游企业上市率之间的关系
图5 市场分割情境的调节作用
五、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我国旅游业蓬勃发展为各类旅游企业的上市创造了契机，旅游企业上市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本文主要从产业组织的生态化和制度化过程探讨旅游企业上市的基本规律和影响因素。根据组织生态学的内涵，识别出旅游上市公司种群密度与旅游企业上市率、市场集中度与通用型旅游企业的上市率之间的关系，并将中国制度环境下的市场分割情境和企业高管政治关联加入进来检验其对密度依赖进程和资源分割进程的调节作用，拓展了组织生态学模型的应用。本研究得到以下结论：
（1）旅游企业的上市率符合密度依赖进程的合法性和竞争性原则，表现为旅游上市公司密度与旅游企业上市率呈倒U型关系。这一结果表明，我国目前旅游上市公司设立的生态位依然存在，各种类型的旅游企业纷纷跟随“同行”上市的脚步，例如当下比较热门的OTA、文化主题公园等不断涌入新三板市场。但是，某一市场的种群密度越过均衡点则进入资源分割、生态位重新选择、部分个体退出的竞争阶段［24］。因为，超负荷的密度使得市场规模效应削弱，成员反而对基础设施、公共服务、金融市场等展开抢夺，上市率逐渐下降，种群密度逐渐趋于饱和。
但另一方面，市场分割导致市场规模被人为划小，企业发展的市场空间变得狭小，规模经济难以实现［31］。此外，在地方政府落实上级产业政策的过程中，受推动辖区内经济发展和增加自身晋升优势的动机影响，下级政府争相发展重点产业，在重点产业出让更多土地资源，导致资源配置在空间上过度分散的现象［32］。然而，生态位宽广的通用型组织依赖于丰富资源而存活，市场分割所造成的资源分散使其更难以实现规模经济效应，从而导致上市率下降；相反，专业型组织生态位狭窄，主要利用市场边缘的资源，更容易在市场分割环境中生存。当前，我国旅游产业制度安排呈现出这样的特点：大型综合性吸引物开发领域，受到土地制度约束和密集的政策法规影响，土地资源被政府垄断，民营资本进入市场的制度壁垒长期存在，跨区域投资自然景区行业更是困难［33］。反之，在政府管制相对宽松的领域各类专业型的企业竞相成立，如以人造景观为主要吸引物的文化主题公园，华强方特、恐龙园、清园股份均在新三板市场挂牌。由此可见，市场分割进一步阻碍了通用型旅游上市公司的设立，所得假设4。
（3）市场分割对密度依赖进程和资源分割进程均存在正向调节作用。这一结果表明目前我国旅游企业的上市行为嵌入整个制度环境中，而影响最为深刻的是地方保护主义和市场分割。在中国的旅游业发展情境中，地方性旅游政策法规层出不穷，各区域的重点发展领域有所差异，《旅游法》的颁布相对较晚，企业只好选择响应地方政策，以及后来者采取效仿现有企业的行为的保守措施来稳固合法性，例如“乡村旅游热”“民宿热”等催生的各类旅游上市公司。所以，市场分割情境下，旅游企业在选择上市时的“密度依赖效应”更加强烈。另外，市场分割直接造成资源分散，制约了通用型组织的生态位拓展空间，使其难以实现规模经济，进而导致上市率缩减。
（4）政治关联对密度依赖进程和资源分割进程调节作用没有得到验证。企业的所有制差异会形成不同的内部治理结构和政治关联强度。由于我国的很多新兴旅游上市公司属于民营企业，同时国家及相关机构强调发挥市场在旅游业发展中的主导地位，以及资本市场的开放程度提高并鼓励民营资本进入，因此政治关联对旅游公司的上市影响力较弱。
（二）实践启示
旅游企业的上市规律体现了从合法性传递到竞争态势的形成过程，市场分割情境和政治关联在旅游上市公司的成立和生存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的实践启示如下：
首先，对旅游企业而言，需要合理地挖掘和调配资源，选择进入恰当的区域市场。组织生态学的密度依赖过程揭示了新组织进入市场受到种群密度影响的规律。若某一旅游细分领域的企业数量较少时，企业可以抓住时机进入并提高合法性，确立市场地位。但是随着种群密度的增加，竞争变得激烈时，新旅游企业则要考虑资源的可获取性问题，选择进入资源相对充裕的边缘或新兴市场。
3.3.1 信度分析。通常采用Cronbach's α来进行信度分析。一般情况下，Cronbach's α为0.6即为最小可接受信度，>0.8表示信度非常好。本研究模型中各潜在变量的Cronbach's α系数均>0.8，总体的Cronbach's α也>0.8，表明该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具体信度分析如表2。
大峡谷村游客中心应考虑游客心理，设置宣传资料发放点与免费自取点，在人工服务窗口与咨询台、行李寄存处进行宣传手册发放；在主干道边、景点巴士候车区与游客中心入口处设置宣传手册自取发放点，扩大信息输送的范围。
其次，各级政府应该依据产业环境动态变化调整施政策略，合理有序引导旅游企业进入资本市场。旅游上市公司的“倒U型”密度依赖效应意味着，在产业发展初期，合法性较弱，政府需要引导投资行为，适当降低资本市场准入门槛，创造更加良好的外部环境吸引各类企业上市。当某一类旅游上市公司数量达到一定规模时，政府要适时减少甚至停止投资，防止规模不经济现象出现。此时，政府应该扶持其他关联领域的新兴企业，积极推进旅游业和相关产业的共融共生共兴［45］。
再者，从法律政策完善的角度来看，要全面落实《旅游法》，健全旅游政策法规体系。地方旅游法规的差异容易导致地方保护主义和市场分割，对新企业的进入造成严重的阻碍。旅游作为综合性产业，具有行业关联性强、区域联动性强的特点，发展全域旅游需要发挥不同地区的协同效应。市场分割致使各类旅游资源只能由当地企业使用，必然阻碍产业融合和区域协调，陷入“1+1＜2”的困境。因此，从国家层面上建立起完善的法律法规，逐步打破区域市场壁垒，真正实现资源互通、政策互利和利益共享，才有利于旅游企业的成立与存活。最后，旅游企业的上市离不开“市场之手”的有效推动，“政府之手”与“市场之手”应该相辅相成。
要明确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合理转变政府的职能。目前，我国的主要旅游资源被国有企业垄断，民营企业只能依靠边缘资源发展起来。“十三五”旅游业发展规划提出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遵循旅游市场内在规律，尊重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因此，在更广阔的领域需要不断地放宽民营资本的进入门槛，鼓励旅游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吸引更多的资本进入旅游产业各个细分市场，形成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良性竞争的格局。这种局面有利于提高旅游上市公司质量，促进上市公司的有效设立和健康发展。
注 释：
现阶段，农村统计工作整体的质量较低，主要是因为统计人员对统计报表的质量不够重视，统计方法不完善，导致统计数据不真实。相关部门要加大对农村基层统计工作的监督和检查，定期对相关统计人员进行培训，提升统计人员的专业水平和素质，考核统计质量，一旦发现问题及时纠正，严重的还要给予一定处罚。
①由于2012年以后，樊纲等人不再出版《中国市场化指数》。为了保证本研究所有数据的权威性，2012年后各省份市场化指数的数据是由前5年数据的变化趋势估算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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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izational Ecology Analysis of Listing Rules of Tourism Enterprises—Based on the Regulation of Market Segmentation Context and Political Connection
WANG Xiu-qiong1a，XUAN Meng-yue1a，LIANG Xiao-mei1b，WU Xiao-jie2
（1.a.School of Economics and Commerce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006，China ；b.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641，China ；2.School of Management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520，China ）
Abstract: The law of the listing of tourism enterprises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are still a problem to be solved.Based on the theory of organizational ecology，this paper takes the data of China's tourism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07 to 2016 as samples to explore the law of tourism enterprises’listing.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opulation density of tourism listed companies has an inverted U-shaped relationship with the listing rate of tourism enterprises，and the market concentration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listing rate of general tourism enterprises.Market segmentation plays a positive regulatory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pulation density and the listing rate of tourism enterprises，market concentration and the listing rate of general tourism enterprises，while the regulatory effect of executive political connections is not significant.The research results provide practical guidance for enterprises to choose the right market，government to guide investment and improve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Keywords: organizational ecology；tourism listed companies；market segmentation context；political connection
中图分类号： F592.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7-5097（2019）09-0161-10
［DOI］ 10.19629/j.cnki.34-1014/f.181206025
收稿日期： 2018-12-06
基金项目：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战略研究”（15JZD020）；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管理认知视角的制度环境不确定性及其对企业纵向整合模式影响机制研究”（71402055）；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制度复杂性与组织战略反应：动态演化、作用机制及其策略有效性研究”（7187205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制度与资源双重约束对中国民营企业OFDI进入模式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管理者认知视角”（18YJAZH085）；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后的制度复杂性与组织战略反应的动态演化机制研究”（18YJAZH099）
作者简介：
汪秀琼（1983-），女，湖北咸宁人，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企业战略管理；
轩梦月（1995-），女，河南商丘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企业战略管理；
梁肖梅（1995-），女，广东佛山人，博士研究生，通讯作者，研究方向：企业战略管理；
吴小节（1980-），男，安徽安庆人，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副院长，研究方向：企业战略管理。
［责任编辑：程 靖］
标签：组织生态学论文; 旅游企业上市论文; 市场分割情境论文; 政治关联论文; 华南理工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论文; 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论文; 广东工业大学管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