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全国政治经济学学术研讨会概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经济学论文,学术研讨会论文,全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章编号：1005-2674(2000)1-68-04 中图分类号：F0—0 文献标识码：A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举办的全国政治经济学首届学术研讨会，于1999年11月23日至25日在北京召开。本次会议是在1999年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报告》首册征稿基础上进行的。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全国各高校和各新闻出版单位的60多位代表参加了会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王振中副所长主持开幕式并作了题为《加强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的若干问题》的报告，在开幕式上，吉林大学宋冬林教授作了题为《现有政治经济学教材存在的问题和改革构想》的报告，厦门大学钱伯海教授作了题为《关于政治经济学内容体系的研究》的报告，中国人民大学卫兴华教授作了题为《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报告。在闭幕式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刘树成所长作了题为《目前中国经济形势分析》的报告。这次会议主要围绕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和其基本理论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现将会议主要内容概述如下：
1.关于政治经济学阶级性问题
王振中副所长指出：“自1995年以来，在中国经济学界对于经济学基础理论的性质展开了讨论。在争论中，人们看到一种观点很鲜明，即有人主张‘三无’性质的经济学基础理论，即认为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本身具有普遍的、一般的科学意义，是无‘国界’的、无‘阶段性’的、无‘阶级性’的。尽管这种看法很有诱惑力，但笔者对此是不能苟同的。因为，只要一把‘价值判断’这4个字引入进来，上面所提出的‘三无’的经济学基础理论是根本不能成立的。”他认为所谓经济学基础理论的“无阶级性”之所以不能成立，主要原因有三点：第一，只要存在规范经济学的方法，“无阶级性”的基础理论就不会存在。第二，在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中，并不存在孤立的实证经济学，只有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的统一才是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所以，经济学基础理论是不能没有“阶级性”的。第三，在阶级社会中，搞基础理论研究的经济学家提出的任何政策建议都不可能保持“价值中立”，那种没有明显价值判断的政策建议只不过是一堆废纸，无人理睬。
上海财经大学程恩富教授认为：“当今世界，经济生活充满着矛盾。处于不同群体、集团、阶级、阶段、民族和国家中的人们，具有不同的经济利益。不同的经济学家对于同一经济问题往往有相反的解释，并得出不尽一致的思想结论和政策主张。这除了认识方面的原因以外，主要是因为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具有特殊性，它直接涉及到不同社会群体、集团、阶层、阶级和国家的权益。经济学家在研究、解释和试图解决经济问题时，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特定利益集团的立场上，代表和维护特定集团的权益，接受反映特定利益集团的意识形态，采取符合特定利益集团的价值判断。这些就决定了经济学在性质上必然不同于没有社会性和人文性的自然科学，也决定了在阶级社会中不存在为各对立阶级共同接受的统一的理论经济学范式。换句话说，在世界上还存在对立阶级的情形下，理论经济学人文性和社会性的一个客观内容（自然还有其他内容）就是表现为阶级性。而马克思经济学所说的阶级性，首先和主要是指经济方面的涵义，其次才是指由这种经济涵义所决定或派生的政治涵义和意识涵义。”
福州大学樊明副教授对此提出了与上述观点不同的看法，他指出：“经济学将是世界的。它可能有这样的体系结构：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体系是实证的，是全世界共通的。这是因为全世界的人，不管其种族、文化历史背景和政治理念的差异，总的来说，都在根据自己的秉赋或拥有的资源，面临条件的限制，实现最优化。不同的人之所以有不同的经济行为表现，往往是所处制度的结果。各国的人民可以根据其价值观或偏好，选择自己的经济目标或理想社会的蓝图。经济学家也可以设计不同的、可能存在的社会蓝图供公众选择，且不限本国人民。然后，经济学家的工作就是以自己的研究告诉公众实现各种不同蓝图的途径、不同蓝图及其相应的途径的后果以及与各自福利或利益的关系。这一方面的研究也是以实证为主的。因此，世界经济学又可以找到共同的语言。一个经济学家可以为本国人民所选择的蓝图去工作，也可为别国人民的选择去工作。……经济学应是世界的。一国经济学家可以形成以国家命名的学派，如学说史上有过的奥地利学派、德国学派，等等。但这些学派仍然是针对世界经济学的一般问题。……中国经济学家研究的经济学仍然是世界的一般经济学，但中国经济学家可以建立中国经济学派，作为世界经济学中的一派。”最后，他指出：“横隔在东西方经济学家之间的那道墙今天已是摇摇欲坠，但世界的经济学家还需再加一把力气将之最终推倒。世界将走向大同，世界各国的经济学也将走向大同。”
2.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
樊明副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将研究对象确定为生产关系，是有其局限性的，而西方经济学将研究对象确定为资源的有效配置，则既有过宽的一面又有过窄的一面。对此，他指出：“现在我们需要的是讨论一个更为一般的关于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定义。这个定义应更能准确和全面说明经济学要试图解决的问题。……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是要研究制度包括经济制度及相关的政治制度、经济政策及其运行操作的设计，从而实现在商品经济的条件下每个经济活动的主体都达到最优，且各个主体的经济活动相互协调，因而实现在有限资源的条件下获得社会福利最大化。……以上关于经济学对象的定义包含了经济学所能达到的最终目的即社会福利最大化，实现的基本途径即实现在商品经济的条件下每个经济活动的主体都实现最优且各个主体的经济活动相互协调以及经济学家实现这个目的所采取的手段即通过制度和经济政策及其运行操作的设计。这样就使得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特的学科。以上所定义的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包含了传统的东西方经济学所定义的对象。”
程恩富教授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写道：该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一些论著据此断言马克思经济学只研究人与人的关系，而不研究经济运行、经济增长，社会福利和生产力的发展问题。这种说法是片面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经济活动方式的两个密切相关的方面。马克思经济学所研究的生产关系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生产力紧密相连的，是二者共同作用于社会的整个社会经济运动（经济运行）、经济关系和经济制度。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已经把西方经济学中的所谓资源配置问题在基本层面上纳入其中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区别不在于要不要研究资源配置，而在于怎样研究资源配置，即以何种方法论来研究资源配置问题。”“重建中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应当以物质和文化生产力的发展为出发点（在大文化生产力和大文化产业急速发展的新时代，仅限于研究物质生产领域的经济问题是不够的），重点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关系和经济制度，并涵盖资源配置、经济运行、经济行为、经济发展和人的福利等基本层面的内容。它应阐释的主要是制度层面而非技术层面，是理论层面而非政策和应用层面。”
长春税务学院孙宇辉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说明不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结合的问题，而西方经济学更不能搬来用。所以，我们迫切需要建立广义政治经济学。他指出：“广义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人类各种不同社会生产方式及相应进行产品生产、分配、交换乃至消费的条件、形式中固有规律的科学。”“广义政治经济学既不能像古典政治经济学那样将研究对象定为“财富的性质和原因”，也不能像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那样主要研究生产关系，更不能像新古典以后的现代和当代西方经济学那样只研究‘稀缺资源的配置’，而应把其研究对象确定为更加宽泛、更加一般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关系。”“生产方式是指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而谋得物质资料的方式、方法与手段。如人们对生产资料的所有、占有形式，生产社会化程度，产权、管理制度，生产组织形式和资源配置方式等等。生产方式直接由生产力发展水平或程度决定，反映生产过程中人对物的关系，并直接决定人们在再生产过程中的生产关系和经济关系。生产方式可以从不同角度作不同划分。从生产社会化程度可分为：小生产自然分工条件下的个体生产方式；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条件下的合作生产方式；专业分工和社会分工、机械大工业条件下的社会化生产方式。从生产的产品性质可分为：自然经济生产方式；商品经济生产方式；产品经济生产方式。从生产的社会性质又可分为‘五种社会形态’的生产方式。”“广义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生产方式和经济关系，就是要以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遵循生产力决定生产方式；生产方式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一起形成社会经济基础，表现为社会经济形态，决定着上层建筑；经济基础与其决定的上层建筑结合起来，构成社会制度，表现为一定社会形态，这一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的原则，具体研究不同生产方式和经济关系所表现出的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和产品经济这三种基本经济形态。”
南京大学奚兆永教授指出：“我国经济学界有人主张政治经济学应该研究生产力、研究物质财富、研究人与物的关系的观点”是不正确的，“这种观点不仅不是什么发展，实际上是一种倒退——不仅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来说是倒退，而且对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家来说也是倒退。”同时他也指出：“经济学界有些人主张的政治经济学应该研究资源配置的观点，是受现在的西方经济学的影响而提出的。……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者，我们当然不应跟在他们后面走。”另外，他还针对经济学界有人提出要建立“广义政治经济学”的看法，提出了否定意见。他指出：“至于有的学者提出政治经济学除了研究生产关系以外还要研究包括‘技术基础、体制结构、企业组织、政治功能、环境状况以及人力因素’等极其广泛的内容，笔者认为，这样一来，政治经济学就不再是一门独立的科学，而成了一个包括工程技术、环境科学、政治学、社会学和管理学在内的各个学科的大杂烩！这样做，从理论上来说，完全违背了科学的分工原则，而从实践上来说，要求经济学家在研究生产关系之外再研究如此广泛的学科领域也是不现实的。提出这一观点的同志把这样一种包罗万象的‘政治经济学’称作‘广义政治经济学’也是令人费解的。因为自从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提出‘广义政治经济学’这一概念以后，这一概念的内涵是指‘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的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早已为人们所广泛接受，现在再提出一个与此内涵完全不同的‘广义政治经济学’，除了会造成混乱以外，是不会有什么积极意义的。”对此，他认为：“《资本论》作为研究生产关系的典范之作是不容置疑的。当然，我们坚持以生产关系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坚持认为《资本论》是研究生产关系的典范之作，也不是主张对生产关系进行孤立的研究。政治经济学研究生产关系，必须联系它和生产力及它和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来进行。”
3.关于如何正确看待西方经济学问题
王振中副所长指出：“西方经济学家在经济学的发展中比较充分地展示了他们的智慧、方法和立场。同时，我们也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尽管在西方经济学中有些概念、论点和方法具有现实意义，但对其切不可盲目崇拜，特别是不可简单地用西方经济学的原理来‘指导’或‘剪裁’中国的经济。现实一再证明，中国的经济学问题仍需运用我们自己的智慧，别国的大师们往往是无能为力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胡家勇认为：“对国外经济理论采取排斥的态度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占用太多的篇幅去批判西方经济学也是不经济的。我们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把市场机制作为资源配置的基本手段，但传统政治经济学对市场经济理论仅涉及皮毛。相反，新古典经济学对市场运行机制的研究达到了相当完善的程度，我们为什么不能大胆借鉴呢？既然承认市场是配置资源基础手段，就要相应承认新古典经济学；我们要进行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西方比较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能够为我们提供许多富有启迪的知识，政治经济学应积极加以吸收；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正在寻求现代化，西方发展经济学已形成了一套分析模式和概念结构，政治经济学要大胆借鉴。但是，试图通过照搬西方经济学来改造中国政治经济学同样是不行的。因为，西方经济学产生和完善的经济条件和制度背景与中国不同，如果完全照搬它，也会有损于政治经济学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因此，在重建中国政治经济学时，既要吸收中西方已有的经济学研究成果，更要面对中国的国情，以提高它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
4.关于价值理论问题
清华大学蔡继明教授认为，非劳动生产要素也同样参与了价值的决定。他指出：“社会分工和交换产生伊始，按照比较利益率相等的原则所确定的交换比例，在一般情况下就不等于各部门实际耗费的劳动比例（除非各部门比较生产力水平相等），这表明非劳动因素实际上参与了价值决定。当然，这一命题与劳动价值论并不完全矛盾，如果我们把决定价值的劳动不是归结为马克思的部门平均劳动，而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必要劳动，即从全社会的角度看，在具有平均比较生产力的条件下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所耗费的劳动，按照这一规定，不同部门的价值量可能会高于或低于其实际耗费的劳动量，但从全社会看，总价值与总劳动量仍然是相等的。”
山东财政学院杨文进指出：“现有的各种价值理论，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在体系上，都存在严重的缺陷，因而现有的价值理论，不是在理论上难于自圆其说，就是难于用于实践，同时所有的理论，都是从个人利益角度，而不是从社会整体利益角度去看待价值，因此不能解释外部经济方面关系人类重大福利的问题，从基础上阻碍了经济学的发展，所以有必要对价值理论进行重新思考。”对此，他提出必须建立起具有社会性质的价值理论。因为“在生存空间有限和生态系统日益脆弱的制约下，个人活动对社会和生态环境的‘蝴蝶效应’日益加强，价值生产所影响的就不仅仅是直接当事人的经济利益，而会扩大到社会其他成员，要反映这种情况，就必须建立起具有社会性质的价值理论。”至于价值的源泉问题，他认为：“价值的源泉是社会生产力，或者讲价值是生产力的结果，而不是组成该过程的某种要素的单纯耗费或凝结。”因为“作为价值源泉的劳动或劳动过程，指的是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利用生产力其他要素，形成现实生产力的劳动过程，而不是单纯的劳动本身。单纯的劳动本身或劳动力是不创造价值的，正如资本或土地是不独立创造价值的一样，只有当它们结合在一起，形成现实的生产力，生产出满足人类需要的成果来时，才能创造出价值来。”
5.关于资本问题
西南农业大学谭志惠认为，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的含义应包括以下三个方面：（1）资本是可以表现为各种形式的价值；（2）资本是能够带来价值增殖的价值；（3 ）必须在运行中不断增殖的价值（不管是生产过程，还是流通过程）。从上述资本含义出发，他认为：“资本本身并不具有阶级性，而是一个具有一般意义的经济范畴。”关于资本的本质问题，他认为：“对资本的本质必须从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两个方面来全面理解和把握。从资本自然属性看，资本是一个属于商品经济的特有范畴，是通过在不断的运动中占有和支配剩余劳动，以取得价值增殖的价值。它是生产经营不可缺少的要素，它本身并不反映社会生产关系。但从社会属性看，资本与一定社会制度相联系就必然反映该社会的本质特征，是一种社会关系的反映，是一种历史的生产关系。”另外，他认为资本应具有以下5点特征：（1）资本具有增殖的能力；（2）资本增殖的最终源泉是劳动；（3）资本的生命在于运动；（4 ）资本运动具有风险性；（5）资本是一个历史范畴。
6.关于地租问题
针对我国经济学界中所存在的一种把绝对地租率看成是绝对地租量与农业所投全部资本量之间的率和把绝对地租量看成是与农业所投全部资本量成正比关系的观点，笔者在所提交的论文中提出了不同的看法。笔者认为：“绝对地租率并不是指绝对地租量与农业所投全部资本量之间的比率，而是指绝对地租量与农业所投全部资本中的初次投资量之间的比率；绝对地租量也并不是与农业所投全部资本量成正比关系，而只是与农业所投全部资本中的初次投资量成正比关系。”这是因为“追加投资所产生的超额利润在转化为地租的情况下，其全部超额利润（指全部产品的个别生产价格低于社会价值之间的差额）都以级差地租第二形态存在，也就是说，追加投资只提供级差地租Ⅱ，而不提供绝对地租，提供绝对地租只有初次投资，绝对地租在量上只包括按同等面积的劣等土地初次投资所生产农产品产量的社会生产价格低于社会价值之间的差额，而不包括追加投资所生产农产品产量的社会生产价格低于社会价值之间的差额。因此，绝对地租率的正确计算公式也就应该是：绝对地租率等于按同等面积的劣等土地初次投资所生产农产品产量的社会生产价格低于社会价值之间的差额来计算的绝对地租量，与所投全部资本（指初次投资加追加投资之和）中的初次投资量之间的比率，即绝对地租率＝绝对地租量／初次投资量。面积相等的各级土地都应按各自所投入的初次投资量乘以由上述方法计算的绝对地租率来计算各自所提供的绝对地租量。可见，绝对地租量并不与所投全部资本量成正比关系，而只与所投全部资本中的初次投资量成正比关系（指在农业资本有机构成不变的条件下）。”
收稿日期：1999—12—07
标签：政治经济学论文; 经济学论文; 理论经济学论文; 劳动经济学论文; 资本有机构成论文; 经济论文; 西方经济学论文; 地租理论论文; 社会经济学论文; 投资资本论文; 经济资本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社会资本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生产方式论文; 投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