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青年”与内蒙古自治运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蒙古论文,内蒙古论文,青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36年2月21日，经过一番兵戎相向，一支千余人的队伍脱离了“百灵庙内蒙古自治政务委员会”(简称“百灵庙蒙政会”)，向绥远省武川县境内进发。这一由“内蒙古自治运动”衍生出来的事件，后来被人们称作“百灵庙事变”。事件甫一发生，便震动全国，引起广泛关注。在事变组织者致南京军政当局的电文中提到：此次“离庙”之人“均系南京、北平各大学及军事学校毕业之内蒙青年”，多为“西蒙青年”。①也就是说，在“百灵庙事变”中，一个自称“内蒙青年”、“西蒙青年”的学生群体是绝对的主角。某一特定群体用“内蒙青年”、“西蒙青年”，作为身份标签，并非从来有之，而是晚清以来出现的新事物。 “青年学生群体”一直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议题，相关成果十分丰富。五四运动等学运学潮较早为学界关注，并历来受到重视。研究者对学运学潮的成因、发展历程、影响因素、性质、特点等多方面进行了探讨。②桑兵、罗志田、关晓红等从晚清以降学制变革对读书人以及社会结构的影响角度出发，考察了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科举废除和学生出路及人才选拔之关系等内容。③王奇生、丛小平等关注了青年学生与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的联系问题。④马建标提出应重视“青年学生群体”的身份意识、集体认同及其与政治转向之间的关联。⑤检视前人成果，可发现学界对“青年学生群体”的认识经历了一些变化，其中比较重要的转变，是从把这一群体当成一个不言而喻的客观存在，到逐渐注重其历史建构过程。不过，以往讨论对于晚清以降来自蒙古、新疆、甘肃、西藏等广大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学子较少涉及。⑥就内蒙古地区而言，郝维民、白拉都格其等对中国共产党如何动员并组织蒙古青年学生进行革命做了深入解析。Christophere P.Atwood注意到蒙古青年学生在内蒙古革命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⑦常宝指出新式教育对“蒙古地方精英”的“流动模式”产生深刻影响。⑧前人著述为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在此之上，将蒙古青年学生置于历史的内在脉络之中，进行更为细致的分析，不但能了解其复杂面相，也可透过这一群体，理解社会变迁之驳杂情态。有鉴于此，本文尝试在晚清民国国体变更、制度因革的背景下，探讨“蒙古青年”的建构过程和集体命运，希冀对内蒙古以及中国社会的近代转型得出更加完整的认识。 一、从八旗到蒙旗——“蒙古青年”的形塑 清代的蒙古人分隶于八旗与盟旗两种不同的社会组织。蒙古八旗是清廷以较早归附的蒙古人为基础建立的，旗制与满洲八旗、汉军八旗相同。入关以后，蒙古八旗部分驻守京师，部分驻防全国各要地。清廷在较晚归附的蒙古各部之中，实施盟旗制度。盟旗以蒙古各部的驻牧地为基本单位设立。清朝中叶以后，一些历史文献的编撰者依据归附时间的先后，将盟旗制度之下的蒙古各部区分为“内扎萨克蒙古”、“外扎萨克蒙古”，又称之为“内蒙古”、“外蒙古”。⑨晚清民国时期，一般认为内蒙古包括六盟二十四部四十九旗，外蒙古涵盖喀尔喀四部八十六旗。⑩同时，又将内蒙古分为两个部分，一为“东蒙”，一为“西蒙”。关于“东蒙”与“西蒙”的主要范围有两种说法。一说东蒙包括哲里木盟、卓索图盟与昭乌达盟，西蒙包括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盟和伊克昭盟。另一说，将锡林郭勒盟归入东蒙，其余与前者相同，这一说法比较常见。(11) 清廷对八旗蒙古的进学、科举和任官等有特定的制度安排。就进学而言，直至清末学堂开办之前，朝廷设置的各类蒙古教育机构主要针对八旗蒙古。在国子监设有蒙古学馆，咸安宫内设蒙古学、唐古忒学、托忒学三学。京师、驻防蒙古八旗均设义学、官学等。于科举而论，清初科举考试分为满、汉两榜，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属满榜，汉军八旗属汉榜，康熙九年(1670)将满、汉两榜合二为一。然而，八旗子弟在科举考试上仍有一些特殊政策。“翻译科”即清廷为八旗子弟所专设。在任官方面，清代内、外文官之缺分为6种：宗室缺、满洲缺、蒙古缺、汉军缺、内务府包衣缺、汉缺。其中蒙古缺即由八旗蒙古充任。外官不设蒙古缺，但八旗蒙古得用满洲缺和汉缺。(12) 以上制度设计使八旗蒙古子弟可以沿着一定的渠道，实现社会地位的提升和生活条件的改善。尤其是对于家境贫寒者，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八旗应秀才试者人最少，或不及额。盖八旗官生、笔帖式皆可入闱，又免岁考之烦。故应小试者多寒家，其学业谫陋，或反出监生下。”(13)也就是说，寒家子弟可从“小试”开始，逐级应考，最终获取功名，跻身仕途，从而改变命运。托浑布的例子反映了一个八旗蒙古的奋斗之路。托浑布于嘉庆四年(1799)出生在北京一个八旗蒙古家庭，幼时家境贫寒、勤奋好学。嘉庆二十三年(1818)，参加顺天府考试，一举中第，不久赴湖南省龙山县任知县，此后仕途顺利，官至山东巡抚，曾参与平定台湾动乱和备战鸦片战争等历史事件。他汉文造诣颇深，留有《瑞榴堂诗集》。(14)托浑布身故之后，追述其生平的《行述》中写道：“伏念府君服官四省，由县令至开府，先后二十余年。自以承恩高厚，力图报称，不遑节劳。”(15)字里行间“忠君勤政”的形象跃然纸上。与托浑布有类似经历的八旗蒙古，大有人在。《近代中国蒙古族人物传》收录的著名蒙古族人物152个，其中绝大部分是八旗蒙古，出身寒微者不乏其人。(16)可以说，有清一代，八旗蒙古在政治、社会、文化生活中都有着非常活跃的表现，而这正与统治者对其特定的制度安排相辅相成。 辛亥革命，清朝崩解，八旗制度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八旗蒙古曾享有的许多特殊政策，也随之消失。比如咸安宫三学原是专为八旗蒙古子弟而设，民国以后，咸安宫三学裁撤，其中蒙古学学额取消，托忒学与唐古忒学学额则需申请另议。(17)其后，关于蒙古人的甄试章程中，也不再提及八旗蒙古，“谨案查四年十一月三十日呈准之蒙人甄试章程专指内外蒙古各旗，京八旗蒙古无此权利”。(18)凡此种种，使八旗蒙古的境遇发生了转变。上述托浑布的长孙宝棻，曾任山西巡抚等职，清末动荡之际，“宝棻死保清廷，派兵镇压革命党”，其与清朝共存亡的心迹可见一斑。(19)与宝棻同辈的还有另外三兄弟，也是朝廷官员，民国之后，四人闭门在家。宝棻兄弟的后代虽有继续活动于京城者，但鲜在政府部门供职。据白熙瑞长子白耀堃回忆：“民国以后至父亲长大之前，家中没有人为政府工作，全靠卖‘家底儿’过日子。”(20)总之，宝棻等在入民国后的不仕之举，可能是其以“遗民”自居的表现，但也带着某些被时代拒斥的无奈。 概言之，有清一代，借由制度架构上的安排，八旗蒙古逐渐与清朝统治者紧密嵌合在一起。随着清帝国解体，八旗蒙古淡出人们的视线。与八旗蒙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晚清尤其是民国之后，蒙旗蒙古在蒙古事务中越来越活跃。(21)蒙旗蒙古逐渐走到舞台的中心，与晚清以来学制等一系列制度变革有很大关系。 在晚清学制变革之前，对于蒙旗教育，清政府似未做明确规定。私塾是蒙古人接受教育的主要途径，在科尔沁右翼前扎萨克图郡王旗，“已往事实，扎萨克府向有公塾一所，学生十余人。各旗小康之家延师教授子弟者，约十余处，学生不满百人，皆学习蒙文，无通汉文汉语者。”(22)喇嘛寺庙也是蒙古人获得知识的重要渠道，在锡林郭勒盟，“惟喇嘛习经须识蒙字，故大庙中常有蒙师教授，大家世族欲识字者，多附学焉，亦志在知字义，能书写而已，若道德伦理，声光化电则未[谓]之梦想”。(23)此外，也有少数蒙旗设有官学，归化城土默特便是其中之一。雍正十三年(1748)，归化城土默特在文庙设立官学，招收蒙古孩童。(24) 迄至清末，蒙旗蒙古很少有人参加科举考试。以教育较为发达的归化城土默特为例，虽自雍正十三年(1748)该地已设立了官学，但直到光绪九年(1883)，时任山西巡抚的张之洞才奏请设立归化城土默特翻译学额：“查土默特笔帖式，闻向有准考翻译乡试之说。但此处蒙古亦概未赴考……似应于归化城厅一处设土默特翻译学额二名。”然而，对于是否应在该地设立学额，礼部的态度似乎有所保留，“……亦应自下届岁试为始，由归化城副都统查明该处如实有翻译精通者，准其一体考试……如报考人数不敷，即行停止。”事实上，终清一代，也没有土默特蒙古投考翻译科，反而有蒙古文童报考汉文考试，此事经报礼部，准其“与汉文一体赴考”。其后，巴文峒、奎杰二人“以文理优长，取入厅学”。(25)归化城土默特尚且如此，其他蒙旗的状况可想而知。 在任官方面，蒙旗蒙古实际上通过科举制度之外的另外一套规则进入清帝国的行政体系之中。蒙旗蒙古的任职情况依身份不同而有所区别。蒙古各汗、王、贝勒、贝子、公、扎萨克、台吉、塔布囊等王公贵族通过袭职的方式获得职衔，还按例来京值班，有的能在御前当差。(26)但对于大多数有志向学而社会地位又相对较低的蒙古子弟来说，并非人人都有可以承袭的世职，也很少有机会进京当差。他们于本旗接受一定教育之后，可在旗内行政系统中谋得职位，然后通过个人努力，升至佐领、参领等职。以都格尔札布为例，咸丰六年(1856)，他出生于归化城土默特右翼五甲美岱召村，18岁入归化城土默特官学学习。毕业后，被土默特旗务衙署录用为“笔帖式”，光绪二十一年(1895)升为骁骑校，不久担任公中佐领，光绪二十六年(1900)补授土默特右翼六甲参领，此后逐渐成为土默特政坛上的重要人物。(27) 晚清学堂教育的兴办使蒙旗蒙古的生活轨迹发生了变化。清末新政，朝廷在全国开办学堂教育，令蒙古地方“一体兴学”，而京城一些蒙古学堂的建立，使蒙旗蒙古有了更多走出本旗、进入大城市的机会。1907年，“满蒙文高等学堂”创立，“俾旗籍子弟中学毕业者，升入此科。其举贡生监，素娴满文、蒙文者，亦准其附入肄习。即汉民子弟经中学毕业有志于满蒙文者，并准一体甄录入学。”(28)1909年，理藩部设立“蒙文学堂”，定额80名，“由八旗高等学堂内学生考取，蒙古旗佐学生四十名，其他四十名，由本部行走司员笔政等拣选”。(29)可见，“满蒙文高等学堂”和“蒙文学堂”似均未将蒙旗蒙古纳入招生之列。时任翰林院侍讲的阿联奏请令蒙旗贵族子弟留学京师学堂：“及此年班蒙古王公在京之时，拟请饬下理藩部妥商蒙古王公，令择聪颖子弟来京游学于学部奏设之满蒙文高等学堂或理藩部所设之蒙文馆内，为之特设一班，以宏造就而广皇仁。”(30)阿联的奏请有无获准一时难查，但这一动议至少表明，吸纳蒙旗贵族子弟在大城市的学堂中接受教育，已经引起了一些官员的注意。1909年，成立“贵胄法政学堂”，蒙古王公子弟可入内学习，“凡宗室、蒙古王公、满汉世爵及其子弟曾习汉文者，皆令入学”。(31)“贵胄法政学堂”中除有正班学额160名之外，又有附班学额80名，专收蒙旗学生。(32)同年，在驻京王公那彦图、博迪苏等人筹划下，于京师创办“殖边学堂”，学堂规定，“不分京、外、满、蒙、汉，凡年在十八岁以上，三十二岁以下，考取汉文清顺，身体强健之人，如能满文、蒙文，尤为出色”。(33)也就是说，对于蒙古生源，不再限于王公贵族，平民百姓也在招收之列。“满蒙文高等学堂”与“殖边学堂”后合并为“筹边高等学校”。(34)从只招收八旗子弟和汉人，到招收蒙古王公子弟，再到招收平民蒙旗蒙古，学堂的这些变化为更多并无显赫出身的蒙旗蒙古子弟进京学习提供了可能。归化城土默特右旗水涧沟门乡后湾村的云亨，就于1910年考入北京“殖边学堂”。(35)此外，一些思想开明的蒙旗王公也主动将旗中子弟送入大城市的学堂，喀喇沁亲王曾派员护送本旗蒙古男女学生共5名赴沪就学。(36) 民国时期，执政者旨在通过振兴蒙藏教育，开通民智，培养国民意识，维系国家的统一。有鉴于此，陆续在北京等大城市开设了各种新式蒙藏教育机构，这为蒙旗蒙古提供了落脚之地。其中，北京蒙藏学校是设立较早、影响较大的一所。1912年，蒙藏事务局总裁贡桑诺尔布与蒙籍议员多人提请国会，在清代咸安官三学和理藩部蒙古学基础上改建蒙藏学校，获得允准。在教育部1913年公布的《蒙藏学校章程》中提到：“第三条，本学校收学生本不分种族，惟因西北闭塞，而办此学，故重在多收蒙藏、青海学生。第四条，本学校收初入学之学生，其学额划作二十分计算：内、外各蒙古占二十分之十，西藏占二十分之三，青海及其左近各回部占二十分之二，其余二十分之五，专收汉、满两族学生。”(37) 上述规定反映如下两个问题。其一，因清代咸安宫三学、理藩部蒙古学是为八旗子弟而设，直到清末，其学生来源仍以八旗子弟为主。(38)而蒙藏学校章程则明确提出招生范围不再限于八旗，内外蒙古、西藏、青海及其左近各回部、汉、满学生均可入学。蒙藏学校开办之后，通过报章宣传入校学习的好处，以使章程涉及范围内有志求学之士可以周知消息，及时入学。(39)从1922年、1925年、1926年的学生名册看，蒙藏学校的学生已基本以蒙旗蒙古为主。(40) 其二，在学额的分配上，“蒙、藏、回、汉、满”各占一定比例，但“重在多收蒙藏青海学生”。民国建立后，政府提倡“五族共和”，从规章看，贡桑诺尔布等人显然比较熟悉这套话语表述。不过，偏重“蒙、藏、回”则有意无意间反映了对清代制度的某种延续。清代咸安宫三学以及理藩部蒙古学均隶属于理藩部。民国肇建，理藩部改为蒙藏事务局，由咸安宫三学和理藩部蒙古学改立的蒙藏学校仍由蒙藏事务局管理。清代理藩部主要管理蒙古、西藏、回部事宜。最初，民国蒙藏事务局亦沿旧制，1912年12月拟改蒙藏事务局为蒙藏局，在制定《修正蒙藏局官制案》时提出将“蒙藏事务局直隶于国务总理，管理蒙藏事务”，修正为“蒙藏事务局事务二字拟删，又管理蒙藏事务，拟改为管理蒙藏及回部土司一切行政事宜”。(41)在此新旧交替之际，贡桑诺尔布等人依然认为蒙藏事务方为要务，正在筹设的蒙藏学校也应“以教育蒙藏子弟为主旨，系招集蒙藏子弟，研求内地之科学，预备升入他种学校”。(42)其后，随着当政者对“五族共和”看法的转变，以及一些“西南夷族”人士的争取，“苗夷”等逐渐进入政府关注的视线。(43)优待蒙藏学生的政策，后来也适用于“苗夷”。(44)但是直到1937年，在南京成立的蒙藏学校中仅有3名“苗夷”学生就读，因人数太少，“苗夷”学生还向同胞发出号召，呼吁他们来京“造究高深学问”，完成“夷苗青年所负的时代使命”。(45)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又在一些大学中设立蒙藏班或为蒙藏学生规定录取名额。中央大学增设蒙藏班(46)，蒙藏委员会附设蒙藏政治训练班(47)，中央政治学校设有蒙藏班(后改为蒙藏学校)(48)，中央军官学校也向蒙古学生招生(49)，陆军大学有招收蒙古学生名额(50)，北京大学也面向蒙古、西藏、西康、新疆、青海、宁夏、甘肃等地学生推出了优待办法。(51)此外，“如各部会设立之警官、军需、航空等学校及陆军交通等大学，对于蒙藏学生亦为规定名额，或酌量从宽录取”。(52)总之，大城市新式蒙藏教育机构的建立以及新式学校面向蒙藏学生招生，为蒙古学生读书提供了诸多选择。 不仅如此，1929年教育部和蒙藏委员会还制定了《待遇蒙藏学生章程》和《保送蒙藏学生办法》，对蒙藏学生就学给予优惠条件。(53)如就学费便规定：“凡经蒙藏委员会或其驻平办事处介绍之蒙藏学生，在公立学校应免全部学费，在私立学校应酌量减免。”(54)因贪图蒙藏学生的待遇，很多非蒙藏籍贯者冒籍投考，“乃查近来该校每届招生时，即发生真假籍贯纠纷，原因乃系投机份子希图蒙藏学生之待遇，故不惜腼腆前来冒籍投考，蒙藏委员会虽再三通令严厉取缔，但其中仍有冒籍情事”。(55)由于蒙古各盟旗官署、西藏各地方官署、蒙藏各级学校以及与蒙藏相连之沿边各省县政府都有保送蒙藏学生之资格，这为“请托通融”大开方便之门，冒籍之事非但不能禁止，反而愈演愈烈，对此，学校也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56)以致人们不禁喟叹：“援例投考国内各大学之蒙籍学生，十之七八都是假冒蒙籍之汉人子弟！”(57)对于汉人冒籍问题，张建军曾撰文讨论，认为冒籍现象的存在，使政府优待蒙古学生的政策有所减损。(58)如果从较长的历史时段着眼，尽管有冒籍现象存在，但是晚清尤其是民国以来，学制的一系列变化仍然为蒙古学子提供了更多在大城市读书的机会，这对内蒙古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经由学制等方面的制度变革，清末以来，在北京、上海、南京、天津等大城市中逐渐聚集了一批来自蒙旗的蒙古学子，这些蒙古学子的来源和分布有两点值得注意。 其一，在外读书的蒙旗学子中，尤以归化城土默特、察哈尔、卓索图盟、昭乌达盟、哲里木盟的蒙古人居多(59)，这与内蒙古各地的汉化程度有关。汉化较深地区的学生在语言风俗上与汉人差别小，在以汉人为主的大城市生活不会有太大障碍，反之，则很难适应。即使在教育尚称发达的察哈尔，也不乏蒙古人因语言不通而不愿升学的情况，“蒙旗小学毕业之学生，年龄尚多幼稚，对于国文汉语，未曾熟习。若来内地升学，诸多隔膜，且程度较低，未能与内地学生竞争，每致落选。因而每年小学毕业者，虽有百余人，来内地升学者殊不多见。即在省垣师范毕业者，亦因学识较差，苦无服务之机会，是以蒙民多不愿升学。”(60)由此可知，其他汉化较浅地区，蒙民赴外求学当存窒碍。汉化程度较深的地区，新式教育发展明显更快，“大概在进入于半农半牧或农业社会之各盟旗，如哲、卓、昭、察哈尔等盟，及归化城土默特部，已有新教育之雏形，且发展颇快。其仍需[濡]滞于游牧社会之各盟旗，如锡、乌、伊等盟设立学校之旗，为数极少，各旗之所谓教育，仍类似十年前之私塾性质耳。”(61)因此，归化城土默特、察哈尔、卓索图盟、昭乌达盟、哲里木盟等地外出读书的蒙古学子相对较多。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几个地方在汉化程度上仍可细分，比如在语言上，民国以后，归化城土默特蒙古几乎已经不谙蒙语，而卓索图盟、昭乌达盟、哲里木盟很多蒙古人则熟操蒙语。这些差别为他们彼此之间出现龃龉埋下伏笔。 其二，外出读书的蒙古学子中平民子弟占相当大比例。如，特木尔巴根，1901年出生于卓索图盟喀喇沁右旗大牛群乡小庙子村的一个贫苦家庭，幼年曾就学私塾，1915年入本旗小学，1918年进入北京蒙藏学校。(62)再如，乌兰夫，1906年出生于归化城土默特左旗塔布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幼时曾在私塾读书，1919年入土默特高等小学校，1923年赴北京蒙藏学校。(63)1931年，卓索图盟在北平求学的学生向本旗请求津贴，在呈文中说：“奈生等系属贫寒子弟，家道拮据不堪，学费实难供给。计自到平以来，学款既时寄时绝，生活问题，即日窘一日，虽至缩减衣食，尚不能维持日常需要，有时竟典质衣服，或告贷朋友，久之则债台高垒，无法偿还，每逢结算，辄遭窘辱，其中痛苦，忍气吞声，莫可如何。”(64)可见，这些留平学生家境贫寒者不在少数。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晚清以降，蒙旗平民蒙古有了更多外出读书和就职的机会，但与蒙旗王公贵族比起来，出路依然相对狭窄，这使得蒙古平民学子变革社会的愿望更加强烈，并逐渐成为内蒙古政治运动的主要力量。 晚清以来的新式教育，使原本分居散处的蒙古学子聚集一处，新式教育的内容有利于“国家”、“国民”、“民族”、“革命”等观念的传播，也使当政者倡导的“民族平等”、“民族自治”等思想得以强化。在此情形下，这些有着类似生活经历的蒙古学子逐渐走到一起，开始用“蒙古青年”来定义自己的身份。他们成立同学会等社团，并创办各种刊物，以此凝聚认同、表达主张。1928年年底，蒙古留平学生在北平成立了“蒙古留平学生会”，创办刊物《蒙古留平同学会》，自第二期改为《蒙古》，后告停刊，1934年复刊，改名为《新蒙古月刊》。1930年年初，一些在北平的蒙古学生和蒙古人士组成“蒙古文化改进会”，出版《蒙古月刊》。(65)1930年6月，陈松山、王德恩、于国珍、周文翰、陈建荣、李汾等蒙古学生，成立了“蒙古青年励志会”，并于1931年创办《励志月刊》。1930年12月，一批在南京和北平的蒙古人，在北平成立“蒙古文化经济共进会”。(66)1935年，“经蒙古青年贺耆寿、经天禄、任殿邦等之发起及政府之奖助”，在绥远成立了“绥远蒙古文化促进会”，并创办《醒蒙月刊》。(67)总之，借由这些社团和期刊，蒙古学子对“蒙旗民众”和“蒙古文化”进行想象和建构，并视振兴“蒙古文化”、唤醒“蒙旗民众”为己任。一如“蒙古青年励志会”成立时所宣称的：“鉴于蒙古文化落伍，智识幼稚，诚有出刊宣传之必要，一方启迪蒙民智识，阐扬三民主义，以免被日俄之煽动蛊惑；再一方将蒙地各种情形贡献中央，以免不悉蒙古情形。”(68)总之，在不断制造着异己对立物的同时，蒙旗学子们“蒙古青年”的身份意识不断加强，“蒙古青年”逐渐成为在大城市接受新式教育的蒙古学生群体的代名词而被广泛运用。以《申报》为例，1916年，“蒙古青年”的说法第一次出现(69)，到20年代以后，“蒙古青年”一词已被该报频频使用。 二、出路何在——“蒙古青年”的就业困境 在外读书的“蒙古青年”渐受城市生活的浸染。在绥远地区，“自近五年来学生多远赴平津求学，讲恋爱，慕奢华，自由平等之口号，沸腾喧嚣，非但男学生洋服皮鞋，而女学[生]亦皆极其奢靡，并肩携手，诚大开绥远人之眼界”。(70)相较于平津京沪等繁华都市，蒙旗依然显得“闭塞”、“穷苦”，都市对这些来自蒙旗的学生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他们大部分将内地城市视为未来工作和生活的首选，想方设法觅得一席之地，“辄一出校，即从事活动，另觅枝栖，以图为留恋于内地之阶梯。未几即西其装革其履，一变而为翩翩少年。”(71)又或“贪恋内地之安适，谋一无足轻重的位置，赚点有限的薪金，结一个摩登的女人，即了却一世”。(72) 尽管“蒙古青年”有在大城市求职的意愿，但实际情形并不乐观。青年学生失业是当时社会的一个普遍问题，有关学生失业的讨论充斥于各种报章，“学生之毕业于学校，而告业于社会者比比皆是”。(73)据时人观察：“自革命空气密[弥]漫全国，内蒙之明锐有志的青年多心向往。于是自动打破一切，负勇来内地求知，先后入黄埔军校、中央军校及京平之中央各教育机关，肄业者不下数十百人。但毕业之后，中央既不与以安插，又不能作有力量与有计划的派遣，因之十九赋闲散置，无所适从。”(74) 人们将“蒙古青年”的“赋闲散置”、“无所适从”，归结为中央未能给予必要安置。实际上，对于蒙古青年的出路问题，执政当局并非全无作为。辛亥革命后，以孙中山等为首的革命人士逐渐放弃了“排满”的主张，提倡“五族共和”、“中华民族”等观念。在这种情况下，清廷对待蒙古的许多政策被视为“羁縻愚弄”，新政权为彰示“民族平等”，对其进行修改。1912年制定的《优待满蒙回藏各族条件》第六条规定：“从前营业居住等限制一律蠲除，各州县听其入籍。”同年拟定的《待遇蒙古条例》第九条又说：“蒙古人通晓汉文并合法定资格者，得任用京外文武各职。”(75)1915年，制定了《蒙人服官内地办法》，1918年又颁布了具体章程。(76)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对中央党政机关和地方政府参用蒙藏人员也屡有规定。(77)这些章程的制定意味着，在理论上，不论是王公贵族还是平民子弟，都可以向本旗以外的行政系统流动。 不过，上述举措是否得到有效施行，实堪怀疑。以北京为例，蒙古学子如果想在中央各机关工作，进入蒙藏院(前身为蒙藏事务局，后改为蒙藏委员会)最为顺理成章，但是蒙藏院长期为王公贵族把持，对出身平民之家的“蒙古青年”，颇多排斥，“民国肇造，设立蒙藏院总裁制十七稔来，其权限不为不大，其待遇蒙族不为不优，惟均系王公执政。蒙人之有志青年革命份子皆弃而弗用，蒙人之隐痛未除，蒙政之修明无望。方今革命成功绝不能再使吾蒙向隅，重受压迫之苦。”(78)如果连主管蒙藏事务的机构都无法容纳，那么平民出身的“蒙古青年”在其他中央机关谋得职位更非易事。在地方上的热河、察哈尔、绥远等省府之内，职员更以汉人为主，蒙古人很少能参与其内，“自沿边各特别区改省设县后，各省县政府及所属各项机关均已组织成立，惟以民族间语言文字之不同，及各该地方历史习惯互异，所有各该省县政府及其他机关中，绝少参用蒙藏人员，以致蒙藏民众对于各该省县之感想，即日益冷淡疏远，而各该省县对于蒙藏地方之设施，亦不免有扞格不入之苦”。(79)因“蒙古青年”就业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国民党党员王大川曾发出诘问：“而参加实际工作，负实际责任的，不仅满族无份，即蒙、回、藏诸族又何尝有？难道除了汉族以外，就没有配参加实际工作和担任实际责任的吗？”(80) 综上可知，“蒙古青年”尤其是平民出身者，很难在大城市找到称心如意的工作。他们只好另觅前程，“遂不得不转向关外故乡找寻政治出路”。(81)然而，蒙旗能够提供的职位也十分有限，究其原因，主要有如下几点： 其一，“蒙古青年”往往被视为替代蒙古“封建势力”的新力量。(82)“蒙古青年”在内地受革命思想熏陶，往往不满于王公制度，欲取而代之，“嗣后有一九二五年内蒙平民革命党之产生；一九二八年呼伦贝尔之革命运动，以及北伐成功国府奠都南京后，内蒙青年派废除内蒙旧有政治组织、王公贵族阶级之运动”。(83)是故，“蒙古青年”并不为王公所喜。一份“察哈尔省八旗职员考核简明表”录有对各旗总管、参领等主要官员的考评，其中就有“学浅守旧、嫉青年、有怨言”之类的评语。(84)有些王公甚至对“蒙古青年”抱有很大的敌意，“即对于由平津京沪各学校毕业之蒙古青年，每视如仇敌。准噶尔旗协理奇子俊家中父子循环惨杀，兄弟继续报复，即系新旧思想冲突之真相，亦即蒙古王公不愿革新政治，唤醒蒙民实例也。”(85)换言之，除非遇到开明王公，否则在内地接受新式教育的“蒙古青年”，在蒙旗并不一定受到欢迎。 其二，即便可以在蒙旗获得一官半职，情况也未见理想。部分“蒙古青年”能够在蒙旗谋得职位，如北平蒙藏学校毕业生“小部份由政府派往蒙藏服务，大部份则自行回籍活动。蒙籍学生回蒙者，多应军官考试，及格后，充任佐领、参领等军职。”(86)不过，在外就读的学生以平民出身为主，而蒙旗行政却多为王公贵族把持，因此平民子弟时时受到掣肘。归化城土默特旗政府就存在着贵族和平民之争，“该府分贵族与平民两派。总管荣祥之亲友，都是贵族，自然位高权重……平民派多属科员、雇员、办事员等。此等下层职员，因无势力、无权柄、无地位，看不惯倨傲轩[鲜]腆之作风，故两派或以公，或以私，时生摩擦。”(87)荣祥是前述都格尔札布之第四子。民国建立后，都格尔札布先后任归化城副都统、财政科长、煤炭租税局长等职，是土默特十二参领中最有影响者。(88)如果说都格尔札布出身并不显贵，那么凭借个人能力，他已然使其家族的社会地位得以提升。其子荣祥于20年代就开始在土默特旗府任职，1934年担任土默特旗总管。荣祥在仕途上平步青云，一方面得益于“塞外文豪”的才名；另一方面则与都格尔扎布的影响不无关系。(89)据此，可以预见，在旗权为少数“贵族”把控之下，平民出身的“蒙古青年”很难有出头之日。 其三，晚清以来，蒙旗权力有所衰落，难以为“蒙古青年”提供适当的位置。光绪二十五年(1899)，归化城土默特左翼三甲世管佐领福克津阿因病出缺，但其子吉雅时至1916年仍未承袭。参领卜瑞玑在论及此事缘由时称：“查前清定制，每承袭佐领，必须赴京引见，往返需日，资费甚巨，该世管佐领福克津阿物故，时其子吉雅年方及岁，自应承袭，惟家道贫寒，无俸无饷，以致未能即时承袭。”(90)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晚清时期归化城土默特地区的“佐领”一职已经不一定能为任职者带来更好的生活、更高的地位。民国以后状况并不见好转。归化城土默特旗，在清代参领、佐领、骁骑校等职位编制有百数十人，迨至民国，“一切政治改组更绪，所有前此之各参佐领官现充录用者仅数十名，余则散处消遣，失业闲游，困苦颠连，一无所恤，哀鸣遍野，十年于兹”。(91)在旗政府内则是“一切行政均缺乏积极性，对于蒙民之生计，如农工商业均无什么计划，只是听其自生自灭，如生计股，仅办一点过约事情。本年旗府之重大工作乃登记蒙民户口，颁发蒙民身份证而已”。(92)直到1948年左右，在绥远省伊克昭、乌兰察布两盟，“盟旗政府之组织现仍为王公封建制度，旗政府除事官一人轮流值班外，内部极不健全，几等虚设”。(93)可以说，这样衰败的蒙旗行政机构，很难为满怀理想、欲一展抱负的“蒙古青年”提供适当的位置。 其四，成为蒙旗各类学校的教员，是“蒙古青年”的出路之一。不过，蒙旗教员的收入十分微薄。民国以后，在政府倡导蒙藏教育的举措下，虽然地方教育得到一定发展，然而私塾仍在蒙旗教育中扮演重要角色。(94)到1928年，昭乌达盟所属蒙旗教育大部分仍以私塾为主。(95)1931年，有人在谈到绥远省蒙旗教育时指出，除“土默特向称教育发达之境”、“准噶尔旗奇子俊所办之小学成绩尚佳”外，“至其他则皆不足道”。(96) 蒙旗教育不振与经费不足不无关系。清末倡导蒙旗兴学，其教育经费多由地方筹措，宣统三年(1911)，清廷颁布《蒙藏回地方兴学章程》，其中规定“蒙古兴学经费，应由各该将军、大臣督饬盟长扎萨克转行各旗筹措；其无盟长扎萨克地方，即由将军、大臣督饬各旗筹措”。(97)一些材料表明，至迟在1939年，中央曾颁布补助蒙旗学校经费办法，但落实情况值得怀疑。1941年政府补助伊克昭盟郡王旗小学2900元，台吉召小学500元，不过，“各旗政府对历年所收拨发之教育补助费，既不立专账登记，又不指定专人负责保管，各校多有不能如期领到”。1942年上述两所学校均因“食粮缺乏”，未能开学。(98)直到1947年，蒙旗教育经费仍多以地方自筹为主，在归化城土默特地区，除文庙街中小学有一定经费(教职员薪俸不包括在内)外，“其他如各乡村小学经费，系由各督导处主任负责，为教员向蒙民筹点粮食糊口，旗府无小学教育经费预算”。(99)因为经费不能得到持续有效保障，蒙旗学校经常处于时办时停的状态。土默特旗公立第一中学校，曾一度因“经费支绌，宣告停课”。(100)土默特旗的中小学校虽勉力维持，“但以经费奇拙，校舍既是因陋就简，设备更不足称”。(101) 在这种情况下，蒙旗教员的薪金不可能太高，归化城土默特地区
村的教员即“待遇甚廉”。(102)因收入菲薄，归化城土默特的教员“亦往往有兼营别业者。是故土旗小学教育之苦窳，实不堪一睹也。”(103)该旗教育在蒙旗中已属办理完备者，至于其他蒙旗小学，“校舍之陋，设备之差(甚至连课桌椅均无力购买，以泥土垒成应用)，以及经常费之穷(每校每月只一二十万经常费)，教员待遇之薄(每人每月七八万元至十余万元)，学生衣食之苦(食难果腹，衣不蔽体)，有非内地人士所能想像者”。(104)综上，成为蒙旗教员显然不是“蒙古青年”的理想选择。 实际上，“蒙古青年”的就业问题始终未能得到有效解决。直至抗日战争结束，乌兰夫等人筹建内蒙古自治联合政府之时，国民党方面的一些官员，仍然把蒙旗失学失业之青年“生活无着、效力无门、彷徨歧路”，政府未能妥善安置，列为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原因。(105) 三、另辟他途——“内蒙古自治运动”中的“蒙古青年” 晚清民国时期，内蒙古局势错综复杂。当政者在内蒙古地区推行分省置县、土地放垦等政策，对一些内蒙古王公也未给予足够重视，引发他们的不满，其间又有俄国策动外蒙独立、日本占据东北等因素之刺激，使部分内蒙古王公产生了离心倾向。在十分复杂的历史背景下，以德王为首的蒙古人士，开展了“内蒙古自治运动”。 由德王发起的“内蒙古自治运动”，旨在为内蒙古盟旗从国民政府争取更大的权益。最初的动议是为了反对吴鹤龄。北伐成功之后，白云梯和吴鹤龄两派势力均自诩为内蒙古盟旗的代言人，当时又以吴鹤龄影响较大。但以德王为首一些蒙古人士，对两派并不认同，试图建立独立的组织。不过，在复杂的历史情势下，这一最初之动议逐渐演变成为谋求内蒙古未来出路的政治运动。1933年7月，德王联合各股支持力量，在百灵庙召开会议，向中央请求建立“内蒙古自治政府”。在多方博弈下，于翌年5月成立了隶属于行政院的“内蒙古自治政务委员会”，即“百灵庙蒙政会”。(106)其后，德王以“百灵庙蒙政会”实际领导者的身份，周旋于中央、省府和日本等各方之间。 德王在实现其政治理想的过程中，十分注重借助“蒙古青年”的力量。而“蒙古青年”加入到“内蒙古自治运动”中来，也与德王的经历及性情不无关系。德王全名德穆楚克栋鲁普，1902年生于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是苏尼特右旗扎萨克那木济勒旺楚克的独子，于1908年袭爵，1919年正式执掌旗权。年少时期的德王接受蒙、汉文教育，主要学习四书五经、《圣谕广训》等。(107)与同时代的其他许多蒙旗王公相比，德王心态较为开放，乐于接受新鲜事物。德王曾在北京蒙藏院住过一段时间，据说在那个时候打下了汉文、蒙古与中国历史的基础，后来还专门聘请一位家庭教师，教授欧美各国的政治、经济、教育、军事、历史等知识。在他的王府中可以看到希特勒、墨索里尼的传略等欧美国家书籍。(108)有记载说德王“是受过新教育的青年，精通蒙、汉、满、英、日五种文字，富有新的知识和思想，特具政治经验和能力”。(109)这一说法虽然带有夸饰成分，但也表明德王具有相对开明的心态。发起“内蒙古自治运动”之际，德王时年33岁，一些记载称其为有新思想之“蒙古青年”，“以青年派领袖自居”。(110) 为取得中央政府的重视与支持，从20年代开始，德王经常在南京、北平等地活动。值得注意的是，德王每到一处，经常探访当地的“蒙古青年”。1929年，在沈阳与蒙古青年党党魁郭道甫(达斡尔人)会面。(111)1932年，在南京，向高级教育班交涉招纳了正在受训的蒙古学生云继先；又到中央政治学校蒙藏班参观，同该校的“蒙古青年”做了接触。之后在北平，和旅平“蒙古青年”广泛联系，并招收了20余人，由云继先、于福赓、云敬圣带领，随其返归苏尼特右旗。(112) 如上所述，蒙旗学子外出求学日多，但是出路相对有限。当德王发起“内蒙古自治运动”，筹设“百灵庙蒙政会”之际，蒙古青年学生相率投奔而来。对于“内蒙古自治运动”以青年为主导的情形，时人已多有注意：“德王容纳蒙古青年，并许以政治上之地位。此辈青年以察绥为多，接近内地，求学机会甚易，所学既成，饱载新思想而归，对于所处环境，当然不能满足，又感于政府之漠视蒙事，本身出路太少，对同胞之同情心大炽，改造环境之意识更为坚决。”(113)这一见解与参与此次运动之“内蒙青年”所持说法基本吻合，他们对加入“内蒙古自治运动”的缘由做出如下解释： ……五、我们承认为中华民族一分子。六、我们此次不是分离运动而是内蒙各盟旗大联合。七、我们最感痛苦者，在地方受省政府之压迫，在南京受蒙藏委员会之排挤。八、我们青年大多数是热河卓索图盟的人，因为家亡了，不能回去，中央方面又不能予以安插，又不愿投日投俄，故不得已，作此运动。假使中央不能原谅，横加压迫，将来亦不能顾及许多了，从前蒙藏专门学校学生，现在外蒙及伪国服务者甚多。九、我们此次实在是政治改革运动，而非民族分离运动，但中央处理不当，亦有激起民族斗争之可能。十、我们觉得中央教育方针整个相反的。教科书所说的话与政府所做的事，完全不对。同时，一方面尽管造就人才，而并不注意他们将来的工作。十一、我们以为中央现在仅承前清一种羁縻政策而已。每年化[花]许多钱，养班禅、章嘉及其他消费，而不肯拿一文钱作盟旗之事业费。十二、我们从前要在蒙古地方办教育，政府不帮助，要在察省党部设盟旗科，中央党部不答应。我们在军政部领枪，军政部密令以后不准发七九枪给我们。凡此种种，我们都认为汉族有垄断的嫌疑。(114) 在“蒙古青年”的想法里，他们在南京蒙藏委员会、省政府、蒙旗都无适当之出路，是其投身“内蒙古自治运动”的主要原因。陈绍武的例子似可说明上述“蒙古青年”之经历。陈绍武是卓索图盟喀拉沁左旗人，就读于中央政治学校。(115)毕业之后，陈绍武等7人“由中央指派回籍作宣传联络等工作”。回籍以后，他们曾与中央有过书信往来。但是除了措辞笼统的“宣传联络等工作”之外，似乎没有担任任何正式职务。(116)陈绍武等曾在北京活动过一段时间，也未觅得理想的职位。(117)后来陈绍武等相携投入德王帐下。在德王处，陈绍武颇受重视，参与很多重要事务，如曾与德王的舅舅补英达赖一起代表云、德二王抵京晋谒蒋介石等人。(118)有感于此，时人曾如是评论：“故此次自治运动与其说青年为运动中之中坚份子，毋宁说失意青年为运动中之中坚份子，较为恰当。”(119) 在投奔德王的学生之中，来自卓索图盟、哲里木盟等东部盟旗的“蒙古青年”占很大比例。黄奋生记录下“内蒙古自治运动”中部分“蒙古青年”的情况： (一)陈绍武，二十五岁，卓盟喀拉沁左旗人，蒙文程度颇深，中央政治学校毕业，品学兼优，人亦老练；(二)关翼卿，年三十岁，哲盟达旗人，东北大学工科肄业，对建设事业深有把握；(三)韩凤林，年三十岁，哲盟达旗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返国后在锡盟训练蒙兵，颇有成绩；(四)丁我愚，年二十二岁，哲盟达旗人，东北大学预科毕业，国文优深，为德王之秘书长有年；(五)暴德彰，年二十五岁，卓盟喀拉沁左旗人，中央政治学校毕业，品学兼优；(六)白景畲，二十五岁，卓盟喀拉沁中旗人，蒙藏学校毕业生；(七)张秉智，三十岁，卓盟喀拉沁左旗人，中央政治学校毕业，曾充中央党部蒙藏科干事有年；(八)陈绍山，二十六岁，卓盟喀拉沁左旗人，民国大学毕业，学政治；(九)陈国藩，年三十岁，卓盟喀拉沁右旗人；(十)吴国璋；(十一)高以民，卓盟喀拉沁右旗人。(120) 上述记载涉及的11人中，除吴国璋未注明籍贯外，其余均为卓索图盟人或哲里木盟人。这些在中央、省府和蒙旗均无出路的东部蒙旗青年，在德王处得到重用，“百灵庙蒙政会”成立之后，纷纷在各个部门任职，如陈绍武、丁我愚任德王秘书；白景畲任翻译科长；张秉智任文书科长；关翼卿任电台台长；韩凤林则在保安队履职。(121) 在“百灵庙蒙政会”，除了来自卓索图盟、哲里木盟等东部盟旗的“蒙古青年”，还有一群来自西部盟旗归化城土默特的“蒙古青年”，其中尤以云继先、朱实夫表现活跃。云继先和朱实夫均曾就读于北京蒙藏学校，后入黄埔军校。(122)在“百灵庙蒙政会”成立之后，德王任命云继先、朱实夫等为教官，组建蒙古干部学生队，把从北平罗致的蒙古青年学生一体编入受训。这一举措吸引了更多蒙古青年学生前来投奔，其中就有土默特高小的学生30余人加入学生队。(123) “百灵庙蒙政会”成立后不久，德王还从各个蒙旗抽调蒙民，组成“保安教导队”，简称“保安队”。(124)德王拟将全蒙分为60组，轮流受训，每组训练周期为6个月，预计20年内，将全蒙青年蒙民，训练完成。(125)保安队蒙兵的训练和管理由学生队负责，“德王之学生队，及由军校派来之教导学员队，近来与各盟旗派来之蒙兵，每日三次教练，该蒙兵约有数百名，颇能耐苦，甚有进步”。(126)然而，保安队的训练并非一帆风顺。在训练过程中，教员与队员以及队员与队员之间逐渐发生了矛盾，矛盾的产生与彼此语言不通有很大关系。札奇斯钦在忆及这段往事时说：“第一批都是来自锡林郭勒盟纯游牧地区的。他们是一点汉语都不懂的壮丁。继之而来的，则是其他各盟旗所选送的，其中以来自归化土默特旗的较多，他们是对蒙古自治相当的热中，可是由于多年汉化的结果已经不会讲蒙古语了。在他们之中，有曾受新式军事训练且任教官的朱实夫、云继先等。其他来自东部内蒙喀喇沁等地的教官，或是在保安处工作的白海风、阿尔弼济呼、哈斯巴根等也因方言不同，在训练上，时时与来自牧区的保安队员们弄得不甚愉快。队员们认为他们不是真正的蒙古人，而他们又认为这些士兵真是愚蠢无法言喻。”(127) 由上可知，来自归化城土默特的教官与队员不懂蒙语，是产生矛盾的原因之一。归化城土默特地区汉化程度较深，民国时期，当地蒙古人已与汉人差别不大，“因该旗人民，无不熟操汉语，所读之书，亦汉书之故也”。(128)保安队最早一批队员来自锡林郭勒盟，该盟汉化程度较浅。民国期间，与之比邻的察哈尔部“汉蒙杂居，蒙人多习汉语”，而锡林郭勒盟则是“寸土尺地均未开辟”，并无汉人居住。(129)由于蒙旗教育的发展状况往往与汉化程度深浅密切关联，故而可从蒙旗教育推知归化城土默特与锡林郭勒盟的汉化情况。当时土默特旗教育“为内蒙各旗冠”(130)，到1935年，土默特旗中小学校有9处。(131)同时期的锡林郭勒盟则“尚未设学，原因在风气锢闭，不易着手”。(132)由此，虽然同为蒙古，但是一个久受汉文化浸染，另一个则是“风气未开”，二者在对人对事的看法上，难免存在一定分歧。 矛盾产生的另一个原因在于来自东部盟旗的青年学生与来自锡林郭勒盟的蒙古壮丁之间的蒙古语方言不同。内蒙古各地的蒙古语方言在语音语法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清格尔泰将内蒙古方言分为科尔沁、喀喇沁土默特、巴林、察哈尔(察锡乌)、鄂尔多斯、额济纳阿拉善等六种土语，并认为内蒙古方言各个土语之间的关系，是从一端到另一端逐渐变化，随着地域的疏远，语言差别也增大。(133)依照清格尔泰的划分，上述材料中锡盟的蒙古壮丁与东部盟旗的蒙古青年虽然所操均为蒙古语，但却属于不同的土语。彼此方言不同，加上在清代封禁制度下，蒙旗之间交流较少，因此，在接触过程中产生一些隔阂，当在情理之中。 此外，来自东部盟旗和归化城土默特地区的“蒙古青年”，因为语言不通，也存在一定的心理隔膜。由于汉化程度深浅不同，来自东部盟旗的“蒙古青年”大多谙熟蒙语，而归化城土默特的蒙古人则大都只能用汉语交流，“至会内开会议事，皆操蒙语，土默特蒙人大都已不谙蒙语，参加蒙会者均感困难”。(134)语言上的区隔使双方在沟通中存在着无形的障碍。这一潜在的心理文化因素为“百灵庙蒙政会”的分崩离析留下伏线。 在对实际利益的争夺中，“百灵庙蒙政会”的内部矛盾不断激化。保安队“总队长”一职握有军权，为各方所重。因德王对来自东部盟旗的蒙古青年更为信赖，在保安队总队长的任命上，选择了来自哲里木盟、有日本留学背景的韩凤林。朱实夫退而求其次，想争取“总队附[副]”的位置，德王未予应允。这让之前一直负责保安队训练事宜的朱实夫、云继先等心生不满。(135)此事使德王与归化城土默特“蒙古青年”、东部盟旗与归化城土默特“蒙古青年”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终至殊途。 同时，内蒙古局势复杂，各方势力竞相角逐。在此背景下，“蒙古青年”争夺有限的社会资源时，由于语言等文化背景不同而导致的身份认知差异，很容易外化为彼此之间政治诉求的分歧。百灵庙蒙政会成立后，其下辖的蒙旗与绥远省属下的县治多有重叠，界限不清，围绕着“省权”与“旗权”，双方展开了长期的争夺，先后发生了“争税事件”和“西公旗事件”，德王与绥远省主席傅作义的矛盾愈演愈烈。(136)傅作义为削弱德王的力量，成立了“绥远省境内蒙古各盟旗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简称“绥境蒙政会”)，并试图争取德王帐下的“蒙古青年”，这引起了“百灵庙蒙政会”中一些来自绥远省境内归化城土默特地区的“蒙古青年”的注意。九一八事变之后，“蒙疆”地区成为日本觊觎的目标之一。作为“百灵庙蒙政会”的实际掌权人物，德王是日本着力争取的对象。德王以及部分来自东部蒙旗的“蒙古青年”希望借助日本的力量制衡省权，而来自归化城土默特的“蒙古青年”则不愿接受日本的统治。一些归化城土默特籍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也在保安队内部进行抗日宣传和组织工作，并得到多数同乡队员的支持。(137)总之，由于“绥境蒙政会”的建立、日本势力的介入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动员，“百灵庙蒙政会”的内部矛盾日趋表面化。 在上述复杂的历史情势下，1936年2月21日，云继先、朱实夫等一批来自归化城土默特的“蒙古青年”，发动了“百灵庙事变”。是夜，经过事先部署，他们分头行动，排除障碍，联合职员百余人、士兵数百人离开百灵庙。云继先、朱实夫等“离庙”之后，傅作义对该部提出安置办法，“(一)先行解散，并使其即日离开百灵庙；(二)解散后，择优良者改编训练；(三)对编余职员，另予安插”。(138)云继先等遵照傅作义安排，带领所随人员，驻扎在指定地点，后被编为“蒙旗保安总队”。不久队伍内部哗变，云继先身中两枪，最终不治身亡。(139)至此，这支队伍遂告解体。 “百灵庙事变”发生时，云继先等向南京军政当局发出电文，主要谈到以下三点内容：其一，强调此次离庙之人“均系南京、北平各大学及军事学校毕业之内蒙青年”。其二，此次出走系“因德王情况不明，且消息隔绝，感受生命危险”，是谓“避祸”与“爱国”。其三，“绥境蒙政会”已经成立，云继先等多为“西蒙青年”，“不应再受旧蒙政会之指挥”。(140)过往研究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话语下对“百灵庙事变”的始末进行阐释。(141)在充分肯定云继先等人抗日积极意义的同时，由上文的讨论不难发现，“百灵庙蒙政会”的内部矛盾，同样是“百灵庙事变”发生的重要缘由之一。从上述电文可知，“内蒙青年”、“西蒙青年”已经成为这些接受新式教育的蒙古人对自己自然而然的一个称呼。“内蒙青年”、“西蒙青年”名称背后隐含的正是蒙古人内部的差异性，不仅“蒙古青年”与未接受新式教育的“蒙古壮丁”之间有相当大的异质性，而且，“蒙古青年”也并非一个均质的整体，内部存在很大分化。来自不同地域的“蒙古青年”，在相互的接触与竞争之中，逐渐意识到彼此之间的差别，并以“西蒙青年”和“东蒙青年”来定义自己的身份。“东蒙青年”、“西蒙青年”的称呼，也渐渐被人们广为接受和运用，“旧蒙政会成立，完全为东蒙王公与东蒙青年所把持，自引起西蒙王公青年之不满，而西蒙王公青年对旧蒙政会之消极抵抗，其动机实原于此，是为东西蒙之暗中斗争”。(142)可以说，上述这些深远的历史文化动因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了“百灵庙事变”的发生。 本文通过对特定时空中一些具体人和事的考察，说明了“蒙古青年”不是一个不言而喻的客观存在，而是晚清以来不断被建构起来的一个概念。晚清民国时期，当政者实施的一系列兴学举措，使一批平民出身而有志向学的蒙古学子在大城市接受了新式教育。在新式教育和各种新思潮的影响下，这些有着类似生活经历的蒙古学子，逐渐走在一起，并自觉地进行身份建构。经由被创制与自我创制的双重作用，“蒙古青年”成了在大城市接受新式教育的蒙古学生群体的代名词，被人们不假思索地应用于各种场合。 晚清民国时期，当政者和知识分子想象和创制了“国家”、“国民”之类的新概念。执政当局对蒙古青年学生的培养，目的是造就一批具有“国家意识”的“国民”，使其为“国家”政府服务，不过，实际产生的结果却是始料未及。新式学校的教育内容和各种新思潮使“蒙古青年”有了“国家”和“国民”的观念，也令“民族平等”与“民族自决自治”的思想深入其心。在这种情形之下，“蒙古青年”开始自觉地以本民族文化的启蒙者身份自居。然而，当时的执政者对边疆地区的治理往往力所不逮，体现在蒙古教育上，虽然培养了一批具有新思想、平民出身的“蒙古青年”，却在他们的出路问题上，未作有效安排。这些有较强变革社会愿望的“蒙古青年”从中央到地方均无适当出路，其活动逐渐超出了中央政府掌控的范围，在“内蒙古自治运动”和“百灵庙事变”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中起到主导作用，成为内蒙古近代社会转型的主要政治力量之一。 “蒙古青年”这一概念还蕴含了另一个问题。根据柯娇燕的研究，从17世纪晚期到18世纪，清政府为维系自身的统治，通过一系列努力，试图建构和强化“蒙古”的身份认同。(143)然而，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蒙古各地的发展并不如理想中那样整齐划一，而是分别形成了各自鲜明的文化特质，具有相当大的异质性。这在语言和汉化问题上体现尤为明显，一是蒙古语的各地方言有所区别，二是各地的汉化程度深浅有别。加之晚清民国时期，内蒙古内外局势极其复杂，各方政治势力竞相角逐。在这一特定情境下，来自蒙古各处的“蒙古青年”对有限的社会资源进行竞争时，其基于文化背景不同而导致的身份认知差异，很容易外化为政治诉求上的分歧。由此，“蒙古青年”又派分出“西蒙青年”与“东蒙青年”两个概念。在这个意义上，本文所涉及的曾在内蒙古历史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的“蒙古青年”既是时代所造就，也是深远的历史文化动因使然。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程美宝教授的指导；文章曾于2013年1月、8月分别在中山大学明清史读书会、“社会文化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第五届中国近代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申斌、杨培娜、毛帅、黄素娟、胡永恒、雷平、何晓明、小田、张宁等诸位师友提出宝贵意见；白莹、张宁、娜荷芽、贾翠霞、朝鲁孟、额日登巴雅尔惠赠资料；赖惠敏、史洪智、周鑫、贺喜帮助核查信息；在此深表谢忱。 ①树华辑：《一月间边疆东方大事记·蒙政会职员离百灵庙》，《新亚细亚》第11卷第3期，1936年3月1日，第135页。 ②陈廷湘：《政局动荡与学潮起落——九一八事变后学生运动的样态及成因》，《历史研究》2011年第1期，第67页。 ③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学林出版社1995年版；罗志田：《科举制的废除与四民社会的解体——一个内地乡绅眼中的近代社会变迁》，《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1页；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乡村士子——以刘大鹏、朱峙三日记为视角的比较考察》，《历史研究》2005年第5期，第84页；罗志田：《科举制废除在乡村中的社会后果》，《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第191页。 ④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华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28—38页；丛小平：《通向乡村革命的桥梁：三十年代地方师范学校与中国共产主义的转型》，《二十一世纪》2006年8月号，总第96期，第38页。 ⑤马建标：《学生与国家：五四学生的集体认同及政治转向》，《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3期，第37页。 ⑥关于“少数民族”一词的产生与使用，参见杨思机《“少数民族”概念的产生与早期演变——从1905年到1937年》，《民族研究》2011年第3期，第1页。 ⑦郝维民、其其格：《李大钊与内蒙古革命》，《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4期，第52页；白拉都格其：《关于近代内蒙古民族运动研究的几个问题》，《内蒙古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第64页；Christopher P.Atwood,Young Mongols and Vigilantes in Inner Mongolia's Interregnum Decades，1911-1931(Leiden; Boston; K
ln; Brill,2002)。 ⑧常宝：《漂泊的精英——社会史视角下的清末民国内蒙古社会与蒙古族精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36—170页。 ⑨《清朝通志》第27卷，“地理略四·疆域四”，《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44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90、291页；祁韵士、包文汉整理：《清朝藩部要略稿本》第1卷“内蒙古要略一”，第3卷“外蒙古喀尔喀部要略一”，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40页。 ⑩《清史稿》第9册第77卷“志五十二·地理二十四·内蒙古”，第78卷“志五十三·地理二十五·外蒙古”，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395、2421页。 (11)《白瑞关于为整顿内蒙盟旗交行政院的呈文及行政院的复函和内蒙驻京团体联合宣言》(1929年2月23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行政院档案，441/3；《察哈尔蒙旗行政分类表解·中华民国管辖区域系统表》(1929年8月，日期不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蒙藏委员会档案，439/54。(本文引用的国民政府行政院档案、蒙藏院档案、蒙藏委员会档案，均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复印件，存于内蒙古大学蒙古历史学系资料室，不一一注明。) (12)以上内容参见张永江《清代八旗蒙古官学》，《民族研究》1990年第6期，第96页；张永江《论清代八旗蒙古子弟的普通学校教育》，《烟台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3期，第24页；张永江《八旗蒙古与清代的武科及翻译科考试》，《内蒙古社会科学》1990年第1期，第74页；张永江《八旗蒙古科举初探》，《内蒙古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第75页；朱金甫、张书才主编《清代典章制度辞典》，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93、727、750页。 (13)震钧：《天咫偶闻》第3卷，“东城”，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65页。 (14)博尔济吉特·白莹：《追溯：一个成吉思汗后裔的寻根经历》，澳大利亚堪培拉中华文化协会2009年版，第95—155页。 (15)国家图书馆分馆编：《中华历史人物别传集》第47册，线装书局2003年版，第35页。 (16)张瑞萍主编：《近代中国蒙古族人物传》，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17)《蒙藏院〈通例上·签注三〉》(1918年5月16日)，蒙藏院档案，440/5。 (18)《蒙藏院〈通例上·签注一〉》(1918年5月12日)，蒙藏院档案，440/5。 (19)博尔济吉特·白莹：《追溯：一个成吉思汗后裔的寻根经历》，第22页。 (20)博尔济吉特·白莹：《追溯：一个成吉思汗后裔的寻根经历》，第22页。 (21)清末以后，除“盟旗”之外，“蒙旗”的说法十分常见，其中缘由，一时难查，留待以后详考。在本文中，根据具体语境穿插使用这两个称谓。 (22)程厚、郭文田：《哲里木盟十旗调查报告书·科尔沁右翼前扎萨克图郡王旗调查书》上册，内蒙古图书馆编：《内蒙古历史文献丛书》之一，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223页。 (23)吴禄贞：《东四盟蒙古实纪》，内蒙古图书馆编：《内蒙古历史文献丛书》之四，远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190页。 (24)咸丰《归绥识略》第12卷，“官学”，绥远通志馆编纂：《绥远通志稿》之附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04页。 (25)光绪《土默特志》第8册第4卷，“法守”(附“学校考”)，《中国方志丛书》之塞北地方第16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版，第63—68页。 (26)《理藩院则例》第16卷，“朝觐”，故宫博物院编：《故宫珍本丛刊》第299册，海南出版社2000年版，第342—359页。 (27)土默特左旗《土默特志》编纂委员会编：《土默特志》上卷，“人物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95页。归化城土默特的佐领分为公中和世管，公中佐领是依凭才干擢拔者，世管佐领则为世袭之职，见同书第342页。另，在归化城土默特只有都统、副都统和辅国公可循例赴京朝觐。见《大清会典事例》第984卷，“理藩院·朝觐”，《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编《续修四库全书》第81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751页。 (28)《学部奏筹设满蒙文高等学堂折》，《东方杂志》第4卷第9期，1907年9月，第203页。 (29)《海内外学务·理藩部奏设蒙文学堂之先声》，《华商联合报》1909年第2期，第9页。 (30)《奏议·翰林院侍讲阿联奏请将蒙古子弟留学京师特设一班片》，《四川教育官报》第8期，1909年9月，第12页(栏页)。 (31)《贵胄法政学堂为咨取学生名册克期开学事致内务府咨文》(1909年6月3日)，转引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末筹办贵胄法政学堂史料选载》，《历史档案》1987年第4期，第46页。 (32)《奏为变通办理贵胄正班学生学额事》(1910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03/7572/042。 (33)《京外章奏·理藩部代奏蒙藩王公等创建殖边学堂折》，《学部官报》第78期，1909年2月20日，第4页(栏页)。 (34)《蒙藏事务局关于合并咸安官[宫]学、托忒学等四校，扩充改名为蒙藏学堂的呈文和蒙藏学校的章程规则以及咨送边省的学生名册·筹边高等学校归并本校一节实属窒碍良多请局酌核办理由》(1914年4月16日)，内蒙古大学蒙古历史学系资料室藏，蒙藏院档案，440/30。 (35)土夫：《民主革命先行者——云亨》，《包头文史资料选编(包头人物专辑之二)》第13辑，政协包头市文史资料委员会1991年编印，第20页。 (36)《别录·蒙古亲王派员护送蒙籍男女学生至沪求学》，《四川教育官报》第5期，1908年6月，第1页(栏页)。 (37)《专件·蒙藏学校章程》(教育部核定)，《西北杂志》第4期，1913年2月，第1页(文页)。 (38)《蒙藏学校民国四学年度至民国十四学年度毕业生·四年度第一学期毕业生册表》(1916年5月9日)，台北，“国史馆”藏，“教育部档案”，019000000776A。 (39)《要闻·求学注意》，《蒙文白话报》第12号，1913年12月，第39页(栏页)；《论蒙回藏宜速遣子弟来内地读书》，《论说·藏文白话报》第10号，1913年10月，第1页(栏页)。 (40)《蒙藏学校民国四学年度至民国十四学年度毕业生·蒙藏院咨送蒙藏学校法律专科毕业生成绩表备案由》(1922年6月26日)，《蒙藏学校民国四学年度至民国十四学年度毕业生·蒙藏院咨送蒙藏专校政治经济预科毕业生一览表由》(1925年6月15日)，《蒙藏学校民国四学年度至民国十四学年度毕业生·蒙藏院咨送蒙藏专科毕业生表由》(1926年7月6日)，台北，“国史馆”藏，“教育部档案”，019000000776A。 (41)《蒙藏事务局拟议改定名称、修正官制草案及说明书·修正蒙藏局官制案》(1912年12月27日)，蒙藏院档案，440/9。 (42)《蒙藏事务局关于合并咸安官[宫]学、托忒学等四校，扩充改名为蒙藏学堂的呈文和蒙藏学校的章程规则以及咨送边省的学生名册·筹边高等学校归并本校一节实属窒碍良多请局酌核办理由》(1914年4月16日)，蒙藏院档案，440/30。 (43)参见彭武麟《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近代国家转型与民族关系之建构——以“五族共和”为中心》，《民族研究》2009年第3期，第76页；杨思机《以行政区域统驭国内民族——抗战前国民党对少数民族的基本策略》，《民族研究》2012年第3期，第65页。 (44)《公牍·教育部训令知照苗夷学生来中央或各省求学者得比照修正待遇蒙藏学生章程办理》，《同济旬刊》第112期，1936年11月1日，第1页。 (45)田兆勋：《论著·欢迎夷苗青年升学蒙藏学校》，《新夷族》第1卷第2期，1937年1月20日，第39、40页。另，与“蒙古青年”一样，“夷苗青年”、“夷苗民族”等也是晚近才出现的名词，因不是本文讨论的主题，故不展开叙述。 (46)《蒙藏时间·蒙藏简讯·中大增设蒙藏特班》，《蒙藏旬刊》第2期，1931年9月30日，第24页。 (47)《本会成立以来的工作概况与蒙藏工作报告·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蒙藏工作报告》(1931年9月17日)，蒙藏委员会档案，439/1。 (48)《蒙藏时间·中央注重西北要政·中政校附蒙藏学校》，《蒙藏旬刊》第43期，1933年3月10日，第15页。 (49)《蒙藏要闻·军校绥远新生来京》，《蒙藏周报》第75期，1931年7月4日，第7页。 (50)《本处文牍·本处函各盟部公署陆军大学校招收第十期学生蒙古每盟部准送一名请查照办理文》，《蒙古旬刊》第36期，1931年10月10日，第2页(栏页)。 (51)《中外要闻·边疆·北大优待边疆学生》，《西陲宣化使公署月刊》第1卷第3期，1936年1月，第46页。 (52)《本会成立以来的工作概况与蒙藏工作报告·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蒙藏工作报告》(1931年9月17日)，蒙藏委员会档案，439/1。 (53)《本会成立以来的工作概况与蒙藏工作报告·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蒙藏工作报告》(1931年9月17日)，蒙藏委员会档案，439/1。 (54)《专载·会呈行政院·附修正待遇蒙藏学生章程》，《蒙藏月报》第1卷第5期，1934年8月25日，第48页。 (55)彭玉元：《最近之康藏·蒙藏学校开除大批冒籍西康学生》，《康藏前锋》第3卷第8、9期合刊，1936年5月，第77页。 (56)柳惜青：《边疆学生升考专科大学的困难问题》，《西北论衡》第5卷第6期，1937年6月15日，第5、7页。 (57)云中伧父：《〈优待边疆学生办法〉下的流弊》，《新蒙》第4卷第6期，1948年4月7日，第4页。 (58)张建军：《南京国民政府对蒙古族学生的保送升学政策及其变动》，“《教育史研究》创刊二十周年暨中国教育史研究六十年学术研讨会”论文，北京，2009年，第893页。 (59)黄奋生编《蒙藏新志》录有北平蒙藏学校1935年“北平蒙藏籍官费学生调查表”与“北平蒙藏籍自费学生调查表”两份，其中录有224名学生，大部分籍贯为归化城土默特、察哈尔、卓索图盟、昭乌这盟、哲里木盟。见黄奋生编《蒙藏新志》，中华书局1938年版，第607—616页。 (60)赵伯陶：《察哈尔省蒙旗教育之过去、现在与将来》，《开发西北》第3卷第1、2期合刊，1935年2月15日，第16页。 (61)黄奋生编：《蒙藏新志》，第653页。 (62)胡达古拉：《特木尔巴根的一生》，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16页。 (63)乌兰夫革命史料编研室编：《乌兰夫回忆录》，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1—40页。 (64)《蒙藏地方通讯·卓盟留平学生呈请给津贴》，《蒙藏周报》第57期，1931年，第10页。 (65)忒莫勒编著：《内蒙古旧报刊考录(1905-1949.9)》，远方出版社2010年版，第221、224页。 (66)《社会局、公安局关于蒙古青年励志会、文化经济共进会等创办月刊和呈请备案的批、公函》(1929年5月1日-1931年7月31日)，北京市档案馆藏，北平市社会局档案，J002/002/00017。 (67)《绥远通志稿》第6卷，“会社”，绥远通志馆编纂：《绥远通志稿》第8册，远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750页。 (68)《社会局、公安局关于蒙古青年励志会、文化经济共进会等创办月刊和呈请备案的批、公函》(1929年5月1日-1931年7月31日)，北京市档案馆藏，北平市社会局档案，J002/002/00017。 (69)原文为：“北京电：政府拟令陆军部、内务部派员会同考选蒙古青年供职北京或边界各区(二十三日)”。见《申报》第141册，1916年8月24日，上海书店1983年影印版，第906页。 (70)《调查·绥省社会与蒙旗近况》，《蒙藏旬刊》第48期，1933年4月30日，第9页。 (71)安：《勗中政班蒙藏班毕业同学》，《康藏前锋》第1卷第10、11期合刊，1934年7月15日，第2页。 (72)儒：《欢送蒙藏班第二期蒙古毕业同学》，《蒙古前途》第25期，1935年9月1日，第17页。 (73)旭平：《职业教育之研究》，《康藏前锋》第1卷第8期，1934年4月15日，第44页；关于当时学生失业的状况，参见叶文心《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1919-1937)》，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27—133页。 (74)刘巨源：《解决内蒙自治之途径》，《康藏前锋》第1卷第2期，1933年10月1日，第10页。 (75)《关于宣统被逐出宫蒙古王公忧虑变更条例和优待条例的榜示上书以及蒙藏院的答复·奉大总统令优待蒙、回、藏各条例》(1912年10月28日)，蒙藏院档案，440/15。 (76)《本院修改蒙藏则例“驻京年班”和关于顶戴服色的品秩以及蒙人服官内地办法暨章程的通则·蒙人服官内地办法暨章程的通则》(1918年5月16日)，蒙藏院档案，440/12；卓索图盟喀尔喀郡王旗人吴鹤龄便是依据《蒙人服官内地办法》，“送京以备试用”。见《蒙藏事务局关于合并咸安官[宫]学，托忒学等四校，扩充改名为蒙藏学堂的呈文和蒙藏学校的章程规则以及咨送边省的学生名册·喀尔喀旗旗员吴鹤龄学识优长据情咨请甄试由(附履历)》(1918年7月29日)，蒙藏院档案，440/30。 (77)《本会成立以来的工作概况与蒙藏工作报告·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蒙藏工作报告》(1931年9月17日)、《本会成立以来的工作概况与蒙藏工作报告·编送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蒙藏工作报告》(1931年1月20日)，蒙藏委员会档案，439/1。 (78)《白瑞关于为整顿内蒙盟旗交行政院的呈文及行政院的复函和内蒙驻京团体联合宣言》(1929年2月23日)，国民政府行政院档案，441/3。 (79)黄奋生编：《蒙藏新志》，第514页。 (80)《王大川为请注意满族在国家之地位等情函件》(约1948年左右，月份日期不详)，蒙藏委员会档案，439/4(2)。 (81)余汉华：《内蒙古自治运动总检讨》，《边事研究》第3卷第4期，1936年3月15日，第44页。 (82)心：《时事述评·评内蒙自治运动》，《新青海》第1卷第12期，1933年12月，第5页。 (83)黄奋生编：《内蒙盟旗自治运动纪实》，上海，中华书局1935年版，第53页。 (84)《察哈尔蒙族行政分类表解·察哈尔省八旗职员考核简明表》(1929年8月，日期不详)，蒙藏委员会档案，439/54。 (85)陈健夫编：《内蒙自治史料辑要》，南京，拔提书店1934年版，第29页。 (86)《一月间大事记·北平蒙藏学校》，《蒙藏月报》第2卷第1期，1934年10月25日，第37页。 (87)《土默特特别旗调查报告》(1947年，月份日期不详)，蒙藏委员会档案，439/122。 (88)《土默特志》上卷，“人物志”，第1095—1096页。 (89)忒莫勒：《荣祥先生略传》，呼和浩特市民族事务委员会编：《民族古籍与蒙古文化》总第1—2期，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84页。 (90)《查明世管佐领福克津阿遗缺久未承袭缘由咨院核办由》(1916年8月24日)，蒙藏院档案，440/37(二)。 (91)《佐领刚仁阿等呈请提倡整顿旗务数端缘由恳请核准训示由》(1921年9月22日)，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档案馆藏，土默特旗档案，79/1921/811。 (92)《土默特特别旗调查报告》(1947年，月份日期不详)，蒙藏委员会档案，439/122。 (93)《军令部代电请重行改拟边疆各盟旗地方自治方案又绥远省政府代电陈本省蒙政实际问题》(约1948年左右，月份日期不详)，蒙藏委员会档案，439/4(二)。 (94)关晓红指出私塾教育在晚清民国时期一直以合法或半合法的地位存在。这一情况在蒙旗地区也同样存在。参见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乡村士子——以刘大鹏、朱峙三日记为视角的比较考察》，《历史研究》2005年第5期，第84页。 (95)《昭盟各蒙旗疆域、经济、人口、文化、山脉、河流等呈文》(1928年2月8日)，蒙藏院档案，440/26。 (96)《蒙藏地方通讯·蒙旗教育不振之原因》，《蒙藏周报》第65期，1931年3月23日，第7页。 (97)《蒙藏回地方兴学章程》(1911年，月份日期不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理藩院全宗，蒙旗类，第301卷，转引自《内蒙古教育志》编委会编《内蒙古教育史志资料》第2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19页。 (98)《教育部函准绥远蒙旗照原案继续补助》(1939年，月份日期不详)，内蒙古档案馆档案，419/11/8；《绥境蒙政会三十年度经办边教部分收支状况报告表》(1941年，月份日期不详)，内蒙古档案馆档案，419/84/34；《视察伊克昭盟教育总报告》(1942年10月31日)，内蒙古档案馆档案，419/261(2)/43。均转引自《内蒙古教育史志资料》第2辑，第165、166、190、192页。 (99)《土默特特别旗调查报告》(1947年，月份日期不详)，蒙藏委员会档案，439/122。 (100)编者：《蒙事纪要·土默特旗中学校积极筹备复课》，《蒙古前途》第23、24期合刊，1935年7月1日，第60页。 (101)《土默特特别旗调查报告》(1947年，月份日期不详)，蒙藏委员会档案，439/122。 (102)李藻：《
村之社会的及经济的调查研究(续)》，《寒圃》第2期，1933年12月16日，第6页。 (103)《土默特特别旗调查报告》(1947年，月份日期不详)，蒙藏委员会档案，439/122。 (104)《教育部视察戴麒视察绥察蒙旗地方教育及部办学校情况报告》(1947年9月，日期不详)，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转引自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3编，“教育”(1)，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第506页。 (105)《蒙旗宣抚团团长白云梯关于蒙旗宣抚工作的总结·蒙旗宣抚团工作总报告》(1946年10月27日)，蒙藏委员会档案，439/2。 (106)关于“内蒙古自治运动”始末，主要参见札奇斯钦《我所知道的德王和當時的内蒙古》(一)，東京外国語大学ァジァ·ァフリ力言語文化研究所昭和60年(1985)版；札奇斯钦《我所知道的德王和當時的内蒙古》(二)，東京外国語大学ァヅァ·ァフリ力言語文化研究所平成5年(1993)版；陶布新整理《德穆楚克栋鲁普自述》，政协内蒙古自治区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内蒙古文史资料》第13辑，内蒙古文史书店1984年印行；此外，还有一些对“内蒙古自治运动”进行忆述以及研究的著作，不一一列举。 (107)札奇斯钦：《我所知道的德王和當時的内蒙古》(一)，第1—15页。 (108)张梵：《边疆研究·内蒙古与德王的遇合》，《边事研究》第4卷第2期，1936年7月20日，第43页。 (109)赵殿诰：《内蒙自治问题之内在原因和外来背景》，《新亚细亚》第7卷第1期，1934年1月1日，第39页。 (110)黄奋生编：《内蒙盟旗自治运动纪实》，第69页。 (111)卢明辉：《蒙古“自治运动”始末》，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8页。 (112)陶布新整理：《德穆楚克栋鲁普自述》，第5、6页。 (113)余贻泽：《内蒙古自治运动之经过》，《新亚细亚》第7卷第2期，1934年2月1日，第29页。 (114)《内蒙青年关于治蒙意见》(1933年12月27日)，国民政府行政院档案，441/8。 (115)黄奋生编：《内蒙盟旗自治运动纪实》，第71页。 (116)《何玉书呈蒋中正中央政治学校附设蒙藏学校改组成立后之各项工作重点》(1933年，月份日期不详)，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80200/00142/017。 (117)黄奋生编：《内蒙盟旗自治运动纪实》，第61页；陶布新：《百灵庙内蒙古自治运动始末》，政协内蒙古自治区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内蒙古文史资料》第29辑，内蒙古文史书店1987年印行，第5、6页。 (118)守真辑：《边事日记·十一月二十九日》，《天山》第1卷第3期，1934年12月15日，第105页。 (119)黄奋生编：《内蒙盟旗自治运动纪实》，第61页。 (120)黄奋生编：《内蒙盟旗自治运动纪实》，第71页。 (121)札奇斯钦：《我所知道的德王和當時的内蒙古》(一)，第86、87页，在此书中张秉智写作张秉志、关翼卿写作关翼青，均应为同一人。 (122)云继先、朱实夫的生平参见《土默特志》上卷，“人物志”，第1108—1109页；经瑞霞：《朱实夫入狱》，《土默特文史资料》第2辑，政协土默特左旗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7年编印，第65页。 (123)乌兰夫：《纪念百灵庙暴动五十周年》，《土默特文史资料》第2辑，第3页。 (124)《附载：蒙古自治政务委员会第二届大会提议案》，《蒙古前途》第23、24期合刊，1935年7月1日，第43页。 (125)《边疆时事纪要·蒙政会工作紧张》，《康藏前锋》第2卷第2期，1934年10月，第49页。 (126)《一旬间边事纪要·蒙政委会设稽查所》，《蒙藏旬刊》第88期，1934年8月10日，第4页。 (127)札奇斯钦：《我所知道的德王和當時的内蒙古》(一)，第93页；另，德王在自述中也对此事做了类似叙述，见陶布新整理《德穆楚克栋鲁普自述》，第10页。 (128)边衡：《绥境蒙政会自治区域现状之检讨》，《边事研究》第3卷第4期，1936年3月15日，第25页。 (129)《蒙藏时间·陈炳光谈慰问蒙旗经过》，《蒙藏旬刊》第51期，1933年6月10日，第23页。 (130)通讯部：《一月边讯·边疆各处之通讯·土默特旗教育调查》，《边事研究》第4卷第1期，1936年5月15日，第85页。 (131)梅辑：《调查通讯·近年蒙古各盟旗教育进展情况》，《边疆》第2卷第5期，1937年3月15日，第57页。 (132)赵伯陶：《察哈尔省蒙旗教育之过去、现在与未来》，《开发西北》第3卷第1、2期合刊，1935年2月15日，第17页。 (133)清格尔泰：《中国蒙古语方言的划分(下)》，《民族语文》1979年第2期，第108页。关于蒙古语方言的划分，学界看法并不统一，但是各地语言存在差异，则是一般共识。 (134)《一月间大事记·蒙政会成立后》，《蒙藏月报》第1卷第3期，1934年6月25日，第37页。 (135)陶布新整理：《德穆楚克栋鲁普自述》，第10页。 (136)关于“争税事件”、“西公旗事件”，参见札奇斯钦《我所知道的德王和當時的内蒙古》(一)，第94—97页；此外，在对“内蒙古自治运动”进行追忆和研究的著述中，或多或少提及两事，不逐一罗列。 (137)陶布新：《百灵庙内蒙古自治运动始末》，《内蒙古文史资料》第29辑，第25页。 (138)《中外要闻·边疆·傅主席之三项办法》，《西陲宣化使公署月刊》第1卷第6期，1936年4月，第60页。 (139)《一月来边事辑要·绥察方面·荣继先蒙兵哗变、荣中两枪被击伤》，《边事研究》第4卷第5期，1936年10月20日，第98页。 (140)树华辑：《一月间边疆东方大事记·蒙政会职员离百灵庙》，《新亚细亚》第11卷第3期，1936年3月1日，第135页。 (141)如郝维民主编《内蒙古革命史》，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1—214页。 (142)《蒙藏委员会关于绥远省境内内蒙古地区自治及绥境蒙政会各委员略述》(1936年3月，日期不详)，蒙藏委员会档案，439/37。 (143)Pamela Kyle Crossly,"Making Mongols",in Pamela Kyle Crossly(ed.s),Empire at the Margins:Culture Ethnicity and Frontier in Early Modern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6),pp.5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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