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瓦戈与圣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瓦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帕斯捷尔纳克笔下的日瓦戈医生是多年来一直存在争议的一个人物，争议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种观点认为，他是动荡时代的牺牲品，是充满血腥与混乱年代的知识分子的一个缩影；①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日瓦戈被赋予了医生的角色，完成着耶稣的使命，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是一个乱世中的拯救者。② 此外还有“逃避者”、“多余人”说等。应当说，这些观点对于理解日瓦戈这一形象是有益的，但却不能很好地解释在这个人物身上存在的种种矛盾性症候。如果说，日瓦戈是一个对战争持独立思考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典型，那么他为什么缺乏知识分子最重要的特质：责任感；他始终都在逃离，难道逃避现实责任是知识分子的身份特征吗？如果说日瓦戈是耶稣或圣徒原型的艺术显现，其医生身份便是“拯救”功能的表征，但为什么日瓦戈却千方百计要放弃其责任岗位，放弃与他人交流的可能？由此看来，在以往这些论述中都存在着重大的阐释空白。
这里我们必须注意的是，在俄罗斯文化系统中，除了东正教传统外，还存在着另一种重要的构成部分——圣愚文化。这种文化在苏联时期始终被忽视，然而却是理解俄罗斯文化很重要的因素之一。正是出于这样的思考，美国学者艾娃·汤普逊在其《理解俄国：俄国文化中的圣愚》一书中将日瓦戈医生的形象置于圣愚文化的视域之中，并提出日瓦戈是典型的“程式化圣愚”一说。③ 尽管她的论述是粗线条的，并非作为文学研究来解读日瓦戈，但却提示我们，在日瓦戈身上所体现的正是一种圣愚的价值准则，若从这一立场去看，存在于日瓦戈身上的若干矛盾性症候或许就可获得有效的诠释。
圣愚(Юродство，或译疯癫)是俄国文化史上一种独特而深刻的现象。圣愚类人物(疯癫修道士)由于其带有异教时期民间巫师的特征——民众相信其具有预知未来、禳除灾祸、医治病痛等神秘能力——而受到普遍的敬畏。在基督教进入俄罗斯后，圣愚被赋予了“神圣”的色彩，从前的“疯癫”开始被称为“为了基督的疯癫”(Юродивые Христа ради)。他们的古怪行为被视为对信仰的迷狂状态，因而尽管他们漂泊敝陋的生活方式不被人们所接受，却常被当作精神上的导师，圣愚的生活态度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俄罗斯民众的一种行为规范。
圣愚文化的形成既有着基督教理念的影响，也有着早期民间宗教或巫术的传承。如汤普逊认为：“圣愚现象的某些特征来源于基督教，另外一些特征来源于萨满教。随着时间的推移，俄国教会对于区分两种来源的意识逐渐消失，但是这样一种现象却保存了下来，即：圣愚们过着堪称楷模的基督徒生活。圣愚现象的基督教因素和异教因素之间的矛盾，被悖论和前后矛盾的论断的解释遮掩了起来。圣愚变成了俄国传统的楷模和主要载体。”④ 俄罗斯的基督教神学家科瓦列夫斯基曾从伦理层面对之作出这样的归纳：“信基督的圣愚是基督教信仰中难度最大，也是最伟大的苦行之一，……这些由高度勤勉和对上帝热切的爱所激励的荣耀的苦行者，不仅自愿地弃绝所有世俗生活的舒适和享乐，所有社会生活中的利益，甚至要在充分的内在自我意识之下拒绝最亲近的血缘关系，放弃人与其他尘世生物相区别的主要特征，即日常智慧的运用，而自愿接受痴愚状态，有时是道德堕落的样子，不知礼仪，不知羞耻，只知人间诱惑。”⑤ 无论圣愚文化中的基督教因素与异教因素孰多孰少，这并不妨碍俄国人将其纳入他们精神生活的轨道，并逐渐在其实践性行为中形成了圣愚的道德形态，即：精神的绝对自由，对肉体生命与世俗伦理的背弃，对社会历史进程的超越视角。
长期以来，圣愚道德形态遵循着文化建构的规律，逐渐渗透在俄罗斯人的行为意识之中，并通过大量的文学文本，在文学人物的身上隐秘地延续着。
圣愚伦理的首要标准是精神自由。圣愚的现实行为与其说是一种信仰行为，不如说是对物质羁绊的一种逃离行为。它以疯癫的形式将自己与周围的凡俗人众隔离开来，在疯癫中获得一个自足的世界，从而实现超越的自由。因此，我们说，圣愚型人物在本质上是“逃离者”，日瓦戈医生正是这样的人，这也就是为什么《日瓦戈医生》在苏联时期被认为是描写了一个“平庸知识分子”的原因。⑥
但作家并非意在仅仅塑造一个“逃离者”的形象，他要通过这一形象传达某种文化的意味，因此，他赋予主人公以“诗人”的身份。也就是说，圣愚式的逃离成为日瓦戈形象的文化原型结构，这一原型结构通过现实情境而再现，但在再现的过程中它遵从“社会监督机制”而升华为一种精神行为——诗歌写作。
我们说，日瓦戈的医生角色并不像有些人理解的是一种必然，他本质上是一个由疯癫升华而成的诗人，是一个逃离现实处境、极力进入自由精神境界的游吟诗人。日瓦戈对医生职业的选择并非出自其灵魂的召唤，而是世俗的观念使然。这里，我们涉及到圣愚的双重意识问题，即，圣愚的典型特征是表面的顺从，对现世物质生活的默认，看上去随波逐流，而内在地保持对精神绝对自由的追求。如哲学家森科夫斯基所言：“疯癫者把故作癫狂视为己任，以达到摆脱世俗诱惑的目的——但在疯癫中并无蔑视现世或弃绝现世的迹象。疯癫者首先贬低生活中浮华的一面，蔑视为了一己之私的琐屑事务，惧怕日常的享乐、财富，但并不蔑视人，并不将人与生活相割裂。”但是，“在疯癫中有着对受日常琐事遮蔽的最高真理的追求，……在疯癫中包含着无可置疑的最高清醒，不过对它而言，单一的尘世空间是过于狭促了，疯癫有着强烈的渴望，要在个人身上和整个世界上确立精神真理的主导地位。”⑦ 也就是说，圣愚是在表面的痴愚下保持着对尘世生活的“真正清醒”，他们生活在自己的空间之中，建构着自己独特的精神、独特的生命意义。日瓦戈对医生职业的选择，看上去是受社会影响而形成的兴趣，因为小说中描写到，在日瓦戈刚刚走入人生时，“他感兴趣的是物理学和自然科学，认为在实际生活中应当从事对公众有益的工作。就这样，他选择了医学。”但是，在日瓦戈的内心深处存在着一种巨大的张力，即对纯粹精神境界的向往，甚至在解剖尸体时，他所看到的不是人体的器官，他所感受到的只是“不可知的命运直到盘踞在这里的生与死的奥秘”。⑧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对“有益事业”的兴趣便渐渐消失了。当他携带妻儿逃到瓦雷金诺的乡下后，他在自己的札记中写道：“我放弃了行医，对我是医生这件事讳莫如深，因为不想限制自己的自由。”⑨ 其中还记述了他如何迫不得已才为人治病的情形。也就是说，日瓦戈虽然选择了医生的职业，但在灵魂深处他懂得，这种世俗事务与他的精神生活是对立的，他最终要抛开这世俗的羁绊。对肉体的拯救无法替代精神的超越，相反，在日瓦戈看来，医生这种世俗职业限制了他的精神生活。
因此，日瓦戈从来不谈拯救，不仅不将治病救人视为崇高事务，而且也不将对他人的精神拯救视为自己的使命。他在日记中说：“什么东西妨碍我任职、行医和写作呢？我想并非穷困和流浪，并非生活的不稳定和变化无常，而是到处盛行的说空话和大话的风气，诸如此类的话：未来的黎明，建立新世界，人类的火炬。”⑩ 这些话固然是对当时苏联现实的一种批判，同时也是疯癫者真正清醒的表现，即，给人类一个虚无的目标并不是圣愚类人物的价值取向。因此，在他的内心世界中，他——
最喜欢普希金和契诃夫俄罗斯式的孩子气，他们羞于操心诸如人类终极目标及自身拯救这类宏大事务。对这些事他们理解得很清楚，可他们哪能那么不谦逊呢，——既顾不上也不是其职责所在！果戈理、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随时准备着死亡的到来，终日里忧心忡忡，寻求意义，致力探寻真谛，而这些最终还是被艺术职业中的日常琐事所取代，生命就在这些琐事的更迭中悄悄地度过，这些琐事原本是个人的，与他人无关，而如今这类琐事却似乎成了公共事业，就仿佛从树上摘下的半生不熟的苹果，让它在传递者的手里变熟，慢慢酝酿其甜度和意义。(11)
从日瓦戈的自白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所关注的不是未来的终极目标，不是人类的救赎，而是所谓“艺术职业的琐事”，因为在这种“琐事”中蕴含着他真正的事业。
有人认为，日瓦戈是在医学中止的地方，用诗歌肩负起了沉重的任务，(12) 他放弃了医学而选择了诗歌，这一见解是有一定道理的。但笔者认为，日瓦戈的诗歌写作却并非要“肩负起沉重的任务”。如前所述，日瓦戈的诗歌写作只是为了实现自身的超越，或者说，只有当他远离了现世尘嚣之后，他才能体会和感受到生命的意义。让我们想像一下在乡村小屋中生活的那段光景，当深夜来临时，拉拉和孩子都睡着了，只剩下日瓦戈一个人与自己的诗情做伴，“周围是一片充满幸福、散发出甜蜜的生活气息的宁静。灯光在白纸上投下一片悠闲的黄影，在墨水瓶的瓶口上洒了几滴金点。窗外是发蓝的冬天的寒夜。”日瓦戈就是在这种时刻开始了诗的写作，这一刻，他不仅远离了战争与社会，而且远离了尘世的一切羁绊，摆脱了职责，消隐了身份，进入到另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语言还原为诗歌，世界变成了音乐，在这里，日瓦戈仅仅与超越于他世俗身份之外的事物诸如超自然的力量、雪野、月光、狼等发生联系。在这个情境中，出现在雪野中的四只狼具有某种象征意味，可以说，它们就是日瓦戈的同类。在那短暂的对峙中，日瓦戈与狼产生了交流，狼并排站立着，等日瓦戈看清它们后，它们便轻轻地跑开了，“仿佛它们猜到了医生的心思”。在这样的时刻，日瓦戈象征性地实现了自己的精神自由，寅夜中他独自沉浸于诗的想像之中，面对月光下的雪景，倾听着象征野性与非人类世界秩序的狼的呼嗥，他才真正还原为一个生命的实体。(13)
《日瓦戈医生》的主要情节线索是写主人公的情感悲剧，在对这一问题的评述中，批评家们往往关注的是悲剧成因的社会性因素，即，不管是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战争，都是对人生命的一种戕害。因此，在这一意义上，他们认为帕斯捷尔纳克表达了一个俄国知识分子的人道主义立场。但是，这样的解释仍然不能说明日瓦戈在情感方面的“随意性”。如果我们将其置于圣愚文化的视野中，我们则会发现，主人公与所有女人的关系只是在说明他对世俗伦理的背弃。因此，日瓦戈的情感悲剧从本质上说已不是战争所致，而是其圣愚品格所致。或者说，实际上在日瓦戈与三个女性的关系上并不存在悲剧，因为日瓦戈在精神上是超越于所有世俗伦理关系之上的。
圣愚文化作为俄罗斯宗教文化的构成部分，同样具备了基督教的某些基本特质，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在内心的疯癫中舍弃自我。正教哲学家布尔加科夫概括说：
基督教的精神优势以独特的方式体现在自我意识的严酷的真实性之中。疯癫的忘我，对自己心理身份的彻底弃绝，一张活人脸上的木乃伊面具，选择活的死亡方式——舍弃自我之路的境界就是如此。如果使这种行为成为完全陌生的，内心并不疯癫，那就无法理解基督教对待自我和世界的态度。实际上，应以疯癫的程度和否定现世智性的能力来判断在基督教的道路上所行的远近。疯癫是多种形态多种方式的，而不局限于固定的形式，却同样要求不爱自身的自我。它要求隐秘的、但却是不间断的、时时刻刻的牺牲。(14)
所谓舍弃自我或牺牲，就是对自身利益的放弃。在俄罗斯的宗教文化理念中，这种对利益的放弃不仅是对物质的舍弃，更重要的是对世俗伦理关系的舍弃。因为人的现世利益必然与其世俗伦理关系密不可分，所以舍弃自我就是舍弃一切世俗的伦理关系，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其血缘关系。舍弃了这些，人就成为与世俗世界相隔绝的人，成为在精神上独立的人，他仅仅与超越于他并支配着他的神圣力量发生联系，这，也就是神圣的疯癫了。
我们说，作者遵从文化制约来塑造形象，因此文化的价值准则结构性地进入了人物。在这一过程中，文化对圣愚的理解决定了日瓦戈身上的世俗孤立性：天然地失去了其世俗脐带——父母。从词源意义上讲，“Юродство(疯癫或圣愚)”这一词就是在“родство(亲缘)”之上加上标示“反(Ю)”的词头而构成的，因此，在圣愚(而不仅仅是疯狂)这一文化现象中，基本的理解是其世俗亲情关系的缺失。只有割断了世俗伦理纽带，疯癫者也才能最终地与超越于自身之上的事物——上帝——发生联系，这也就是“为了基督的疯癫”即圣愚的真正含义。我们并不认为帕斯捷尔纳克是刻意按照圣愚的模式来描写日瓦戈这一形象，但事实却是，我们在小说的开头所看到的正是日瓦戈母亲去世的场面，母亲的去世也就标志着你所由来的世俗之根的断绝。其实即使母亲没有去世，日瓦戈也没有与之保持过于亲密的关系，母亲因病长期在国外治病，日瓦戈的童年是“在常常变换的陌生人照料下”度过的，而他的另一支世俗之根——父亲——早已遗弃了他，不知所之。因此，在日瓦戈的身上，世俗亲情表现得十分淡漠。
小说中还有一个细节值得回味：母亲去世后的一个风雪夜，日瓦戈被惊醒，他“从窗台上爬下来，头一个念头就是要穿好衣服到外面去干点什么。他担心修道院的白菜被雪埋住，挖不出来；他害怕风雪在荒野里湮没了母亲，而她无力抗拒，只能离他更远、更深地沉睡于地下”。(15) 这里日瓦戈首先关心的是“白菜”这一世俗生活的表征，这一点体现了典型的圣愚形式上对日常事务的顺从性；而其次他才想到长眠在地下的母亲，可见失去母亲的悲伤情感在此并未取代日瓦戈在世俗外衣包裹下的淡漠。也就是说，只有割断尘世之母的联系，一个圣愚才能得以成长。所以，当我们看到东尼娅的母亲——与日瓦戈同样有着母子之情的女人——去世时，已远不像当年自己母亲去世时给他情感上的冲击了。他习惯了孤独和漂泊，对尘世的一切，他已全然无惧，他终于成长为一个无所牵挂、处变不惊的“圣愚”了。所以，在人们祭奠伊万诺夫娜的喧闹声中，他一个人躲在图书室书橱后面的角落里酣然大睡。(16) 由此，日瓦戈弃绝了自己“儿子”的身份。而接下来，他自己也结了婚，有了儿子，“父亲”的世俗身份落到了他头上。当然，同样地，小说始终也没有认真描述过日瓦戈与孩子之间的亲情场景，因为从一开始他就并不认同这一身份。儿子降生了，但父子关系并不能改变他什么，“这跟他有什么相干呢？父亲，儿子——他看不出在这轻而易举取得的父亲身份当中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也丝毫感受不到这天生的亲子之情。”(17) 因此，从血缘关系上，日瓦戈自始至终是一个“Ю-родство”，而这，便是“疯癫式忘我”之路上的第一步。
如前所述，圣愚意识的双重性使得圣愚类人物在形式上并不与世俗事务绝缘，相反，他们顺从于一切世俗规律，也会有七情六欲。与纯粹基督教文化语境中的圣徒类人物不同，圣愚也会有情爱，甚至如科瓦列夫斯基所言，有时会“不知礼仪，不知羞耻，只知人间诱惑”。但是，他们绝不会有世俗爱情中的大喜大悲，绝不会把自己的生命意义维系于与异性的关系。相反，正是在这种看似与凡俗之人并无二致的两性关系中，方显出他们特立独行的品格。日瓦戈一生与三个女人有着密切的关系——妻子东尼娅，情人拉拉，最后是同居者马林娜。但仔细来看，这些关系都是非常规的两性关系。他因为寄宿在东尼娅家自然而然与之结成了夫妻，实际上，他们之间并不存在亲密的家庭关系。小说中有一个情节值得注意：他被游击队抓去做战地医生，在残酷的生活中想起了自己的妻儿孤苦无助的情景，于是冒着生命危险逃离了营地。这一切都描述得十分动人，然而日瓦戈回到城内却根本没有回家，而是莫名其妙地首先走到了情人拉拉的住所，后来在得知家人已移居国外后则与拉拉住在了一起。东尼娅就这样离开了日瓦戈。小说尽管以最动人的篇幅描绘了日瓦戈与拉拉的情感，但他与拉拉的结合从本质上来说也是基于圣愚的行为准则以及特殊的环境和条件。如作者所说：
把他们结合在一起的因素，是比心灵一致更为重要的把他们同外界隔开的深渊。他们俩同样厌恶当代人身上必然会产生的典型特征，他们那种做作出来的激情，耀武扬威的昂扬，还有那些数不清的科学和艺术工作者拼命宣传的极度的平庸，其目的仍然是使天才成为世所罕见的现象。他们的爱情是伟大的。然而，所有相爱的人都未曾注意到这种感情的奇异。(18)
也就是说，两个人的结合不是以对方互为情感归宿，他们的相爱毋宁说是一种“趣味相投”。当日瓦戈与拉拉在乡下被困的时候，曾经蹂躏过拉拉的科马罗夫斯基来到这里，承诺可以将拉拉母女带到安全地带，日瓦戈竟顺从地把自己“心爱”的女人及孩子交给一个恶徒，自己留了下来。因此，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质问：这就是动荡时代的伟大爱情吗？即使说日瓦戈是从让拉拉逃离困境的角度而牺牲自己的情感利益，但为什么却要把拉拉交给一个曾经粗暴地蹂躏了拉拉身心的恶徒呢？纵使退一步讲，拉拉能够顺利地逃离困境，在那样充满变数的年代，她一定会获得平安吗？如果日瓦戈按照我们这种常规思维考虑的话，他一定会宁可选择与相恋的人患难与共。但问题恰恰在于，日瓦戈并不把他与拉拉间的关系看作生死相依的情爱关系，拉拉的存在实际上只说明日瓦戈的“疯癫”世界中还有一个女性的同道。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在拉拉走后，“他喝掺水的酒精，写献给她的作品，但他的诗和札记中的拉拉，随着他的不断涂改和换词，同真正的原型，同跟卡佳一起正在旅途中行驶的卡坚卡的活生生的妈妈，相去越来越远。”(19)
或许只有拉拉不在的时候，日瓦戈才会对她形成某种依赖，一种对想像力量的依赖，一种对诗的对象的依赖，而绝非世俗情爱的依恋。如果说日瓦戈与东尼娅和拉拉间还有些结合的必然因素的话，那么，他和马林娜的关系则纯粹是偶遇，后者帮他整理家务，于是彼此产生了“友谊”，“有一天她留在他那儿，没再回门房去。这样她成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第三位没在户籍登记处登记的妻子。”然而当他们第二个女儿降生不久(小说对此六年多的时间几乎没有任何过度描述)，日瓦戈突然不辞而别，消失了。第三天他寄了信来，说是“为了尽快地彻底改变自己的命运，他想单独呆一段时间，以便集中精力做事，一旦在新的领域中安定下来，并坚信转变之后不再故态复萌，他便离开秘密的隐蔽所，回到马林娜和孩子们身边”。(20) 当然，他再也没有回来。
日瓦戈赤条条地来，赤条条地去。所以，他必然地要死于无意义的事件。美国人大卫·里恩导演的同名电影脱离小说，编造了一个情节：日瓦戈在电车上恍惚看到了行走在大街上的拉拉，急忙下车追赶，激动之下心脏病发作而死。这正是充满梦想的美国人对日瓦戈的理解。小说原著中的情形却是：日瓦戈坐在一辆旧电车上，在闷热的车厢里胡思乱想，不错，他是看到了一个女人，但那只是与他毫不相干的一个老女人，日瓦戈并没有追随她，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由这个与破旧的电车并行的老女人想到的是，尘世的人们一个随着一个，以不同的速度前行，谁也不知道谁能够活得更长久些，而人们就是在这种追逐之中度过一生的。就在这些零乱的思虑之中，日瓦戈走到了他生命的尽头。日瓦戈正是以这种无意义、无关联的生与死的形式，说明着人生的最高意义。
圣愚文化进入艺术，确立了作者对非世俗性的价值肯定。即，当物质存在遮蔽了人的神性(Божество)或精神品格，于是人从上帝那里所获得的自由意志就变为一种世俗的牵累，在这种情形下，圣愚超越于尘世物质的道德形态就给了俄罗斯人以某种精神的抚慰。日瓦戈形象的首要功能就在于此。而另外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圣愚精神在人物形象中的确立，使得艺术人物具备了超越视角，从而使整个现实世界成为在疯癫者目光观照下的陌生世界，他们以其疯癫的清醒超越于日常生活的庸俗性，以其表面上对世俗性的归顺显示出内在的特立独行，以其对精神生活的内在追求，保持着对物质性生存的批判与否弃，从而将有限的自身与永恒联系起来。
也许并非巧合的是，日瓦戈读大学所写的学位论文竟是关于眼睛的，他的专业并非眼科，而是普通内科学，但他选择了做“一篇探讨视网膜首要组成部分的学位论文”，“他对眼睛了解的详尽程度并不亚于未来的眼科医生。”(21) 这个细节在我看来是深有意味的，它暗示着某种本体论思想，即世界并非固有的存在，而是视域中的存在，因此，重要的不是世界是什么，而是怎样看世界。或者说，不同的眼睛所看到的是不同的世界。而圣愚拥有特殊的眼睛，他们的眼睛所看到的是寻常俗人所看不到的。巴赫金在谈到艺术作品中所表现的疯癫时说：“主要主人公的疯癫或愚蠢这种主题，是对同一个问题的另一种处理方式。人们探索着从外部和内部摆脱垂死的、但还占据统治地位的世界观之所有的形式和教条，为的是用另一种眼光去观察世界，从另一个角度去看世界。主人公的疯癫或愚蠢(当然是这些字眼的双重含义上)，给人们提供了这样去看的权利。”(22) 这也就是日瓦戈会被理解为一个具有批判立场的“知识分子”的原因，因为他是在用“另一种眼光”去看当时发生在所有人身边的战争。
在战争还没有降临到他们头上的时候，大家对它充满了希望，肯定着美好的未来必须要以“整个建筑的垮台”为代价。而喝醉酒的日瓦戈此时已经意识到，“俄罗斯注定会是争取社会主义统治的第一个国家”，然而，“当这件事成为现实的时候，它会使我们在很长时间内惘然若失，一旦清醒之后，也就永远不能追回已经丧失的那一半的记忆”。(23) 战争尽管是人类通向美好未来的一个必要环节，但日瓦戈看到的是它给人类带来的无法挽回的记忆的丧失。在逃离战场的火车上，日瓦戈与桑杰维亚托夫的对话正说明着“清醒者”与“疯癫者”之间的差异，桑杰维亚托夫是现实的，他对现实中的混乱习以为常，并认为这是历史进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而日瓦戈则质疑道：“可是您并不否认这不是生活，而是一场前所未有的荒诞不经的怪梦。”(24) 桑杰维亚托夫以典型的世俗目的论来回答这个“从月亮上掉下来的”傻瓜的质问，当然无法形成有意义的对话。因为他们身处于两个空间，拥有不同的眼睛。而唯一与日瓦戈心灵相通的或许只有那个作为他“情人”的拉拉。
如上所述，日瓦戈与拉拉的结合的原因“是比心灵一致更为重要的把他们同外界隔开的深渊”，或者说，是某种观照世界的目光的一致而使他们生活在同一个空间之中。拉拉在战争中看到的同样是对人性的损害以及灾难降临的恐惧。因此，与其说两个人是爱情的结合，不如说是两个圣愚的“超越目光”的相遇。日瓦戈的特殊视力使他具有了超越性，并且这种超越性不仅是历时性超越，更重要的是共时性超越。也就是说，他的目光并非执著于历史中的偶然事件，而是观照着生命的本体性存在。实际上，即使在面对那场战争时，日瓦戈思考更多的也并非人在当下所受到的损害，而是它对整个人类历史所产生的影响。宗教哲学家费多托夫对圣愚的这种能力的评价是：“作为对战胜普通人类之理性的奖赏，圣愚拥有精神之眼的透视力、最高的理性和意义，这就如同他们治病的天赋几乎总是与身体的禁欲、与战胜自身肉体的物质能力联系在一起一样。”(25) 或者说，日瓦戈是在用信仰的最高理性来抗衡普通人类的历史理性，透过物质性历史的迷雾，他看到的是精神性历史的永恒之意义。
对于日瓦戈来说，历史的意义就体现在艺术之中，因为只有艺术是与神秘的永恒力量相通的。在现实的事件中，日瓦戈是被动的、软弱的、木讷的，一旦脱离物质环境及时间进程，进入酒醉、睡梦或冥想之中，他就变成主动的、坚强的、文思泉涌的。因为，在这样的时刻，梦想中的艺术来到了他的身边。这里，我们也许有必要再看一下日瓦戈对艺术的理解。小说不仅强调了日瓦戈内在的诗人身份，而且也通过描述他对艺术的理解强化了他圣愚的品格。首先，日瓦戈将艺术视为一种形而上的存在，艺术“是对作品中所灌注的力量或加以辨析的真理的指称。”它是不可通过理性来把握的，因为它与作品中的“神秘部分”发生关系，(26) 那么，这个神秘部分是什么呢？这就是日瓦戈感受到的操控他进入诗歌写作的那个“超越于他之上并支配着他的力量，这个力量就是宇宙理念和诗的形态，还有诗在未来所注定的形态，以及诗在其历史发展中必须要继续迈出的步伐。于是他感到自己仅仅是诗进入这一进程的一个缘由和支撑点。”(27)
在我看来，这就是日瓦戈以其圣愚的另类目光所看到的“存在”本体。在世俗人群所无法感受的这个神秘世界中，日瓦戈却发现了现世中所没有的力量与真理。其次，在日瓦戈看来，只有艺术才具有真正的救赎功能。他的每一次逃避，实际上都是逃避到普希金的诗或他自己的诗歌写作之中去。而诗歌将无序的物质世界以诗的形式重新排列，从而使尘世的“事物”获得了新的生命。这也就是日瓦戈为什么将艺术的形式与生命的幸福联系在一起的原因，他说：“艺术永远服务于美，而美是拥有形式的幸福，形式则是生存的有机契机，一切有生命的东西为了存在就必须拥有形式，所以说，艺术，包括悲剧艺术，都是关于存在之幸福的故事。”(28) 在诗歌之中，日瓦戈借助于艺术形式触摸到了那个神秘的力量，并融入其中，自我消隐，变成诗进入其建构进程中的“一个缘由和支撑点”，于是，圣愚的终极使命也就完成了。
注释：
①可参见程正民《俄国文学和俄国社会心理》，载《文学艺术与社会心理》，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518页；董晓《〈日瓦戈医生〉：我心目中的经典》，载《俄罗斯文艺》2000年第4期。
②可参见Mary F.Rowland:Pasternak' s Doctor Zhivago,Southern Illinois Univ.Press,1968；何云波《基督教〈圣经〉与〈日瓦戈医生〉》，载《俄罗斯文艺》1999年第2期；余杰《医生的眼光》，载《南方周末》1999年3月19日，第15版；康澄《对二十世纪前叶俄国文学中基督形象的解析》，载《外国文学研究》2002年第4期。
③④参见汤普逊《理解俄国：俄国文化中的圣愚》，杨德友译，三联书店-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35-240，22-23页。
⑤Ковαπевскuǔ И.Юродство о Христе и Христа ради юродивые восточной и русской церкви.Republished in 1969 by Gregg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c.2.
⑥作家的妻子吉娜伊达认为：“鲍利亚(帕斯捷尔纳克)则大大高于自己的主人公，他通过日瓦戈这个人物，表现了一个并无特殊要求的普通平凡的知识分子的形象，而他的结局也是这类人物理所当然的结局。”参见吉·帕斯捷尔纳克《吉娜伊达的回忆》，载《追寻》，安然、高韧译，花城出版社，1998年，第122页；在中国也有人持类似观点，如《尤里·日瓦戈绝对是对苏联‘正面人物’的否定》，载包国红《风风雨雨“日瓦戈”——〈日瓦戈医生〉》，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8月，第124页。
⑦Зенковскuǔ В.В.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философии.Т.1，Ч.：1，Л.ЭГО，1991，с.42.
⑧⑨⑩(13)(15)(16)(17)(18)(19)(20)(21)(23)(24)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蓝英年、张秉衡译，漓江出版社，1997年，第75-76，329，337，505-507，5，101-103，120，458-459，524，552-559，92，212，309-310页。
(11)Пαсmернαк Б.Доктор Живаго//Избранны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Т.2，СПб.：Кристалл，Респекс，1998，с.295.中译本见第338页，但译文有不确之处。
(12)余杰《医生的眼光》，载《南方周末》1999年3月19日，第15版。
(14)Буπ
αков С.Свет невечерний.М.：Республика，1994，с.300.
(22)巴赫金《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李兆林等译，载《巴赫金全集》第六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17页。
(25)Фе
оmов Г.Святые Древней Руси.М.：Московский рабочий，1990，с.202.
(26)(27)(28)Пαсmернαк Б.Доктор Живаго//Избранны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Т.2，СПб.：Кристалл，Респекс，1998，с.291，441，4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