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骈文文体的自足性和兼容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骈文论文,兼容性论文,文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9853（2005）03—102—08
在当代古典文学研究中，骈文研究始终处于双重困惑之中：一、它是否符合当今文体学概念和文学发展的历史真实，具有其文体独立性和自足性？二、在承认其文体自足性的前提下，怎样确定其内涵？四六与骈文是否可以等同？骈赋与骈文的关系是相容还是相离？解决这种困惑的关键就是骈文文体性质的确定。对此，铃木虎雄说：“中国文章中极侈丽者，有四六文，欲知四六文，必解一般骈文，欲知一般骈文，必解汉赋，欲知汉赋，必解楚骚，此其为一贯系统，摘出其一，则不免支离矣。楚骚、汉赋、一般骈文、四六文四者，虽概骈文称之，然骚赋者，有韵之骈文，四六者，无韵也。”[1] 他主张从楚骚、汉赋、四六、骈文的相互演变关系中来理解骈文，本文就此来做重新审视。
一、“骈文之名”的出现
受中华文化和语言特质影响而生的骈文，不仅是汉语言形式美呈现的极致，也是华夏文化观念悖论碰撞的结晶。一方面，深受儒家实用理性文化观念影响的古代文人，一直以来，就是主张学以致用，表现在文学上就是言志载道，美刺讽谏；另一方面，以形式美为本体特征的骈文，却追求对偶铺排和典事丽辞，运单成复，将文本复杂化，内容陌生化、学院化，违背了中国文学的实用理性观念。然而，就是在这样一种在悖论观念下的文体，竟然成为六朝一代之文学，同时也是唐代文章的主体部分。毫无疑问，骈文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独特的文化、历史意义。那么，到底在何时，骈文之名出现呢？清末孙德谦记载：
或问曰：“骈文之名，始于何时？逮至国朝，别集则有孔巽轩《仪郑堂骈体文》、曾宾谷《赏雨茅屋骈体文》、董方里《栘华馆骈体文》；总集则有曾宾谷《骈体正宗》、姚梅伯《骈文类苑》；选本则有李申耆《骈体文钞》、王益吾《骈文类纂》，而古人有其名乎？”答之曰：“是固未之深考。以《文心》言则谓之‘丽辞’，粱简文又谓之‘今体’，唐以前却无骈文之称。自唐而后，李义山自题《樊南四六》。宋王铚所著为《四六话》，谢伋又有《四六谈麈》，明王志坚所选之文亦言《四六法海》，当是并以‘四六’为名矣。其实六朝文只可名为‘骈’，不得名为‘四六’也。证之《说文》，‘骈，训驾二马’，由此类推，文亦独一不成。刘彦和所云：‘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即其说也。《庄子·骈拇》：‘枝指出乎性哉！’此则言增赘旁出，非其本义矣。昔人有言，‘骈四俪六’，后世但知‘四六’为名哉！我朝学者，始取此骈字以定名乎？”[2](p71—72)
对于“骈文之名”，孙德谦虽未深考，但对骈体文的发展轨迹，做了精要的勾勒。他肯定“唐以前无骈文之称”，自晚唐李商隐以“四六”代指骈文，命名别集后，宋、明沿袭之。其中，认为《文心雕龙》“丽辞”指代六朝骈体文，并不确切。《文心雕龙》体系周密，总论、文体论、创作论、鉴赏论和自序，结构分明，如果《丽辞》是论骈体文，则应放在文体论范围中，而不是放在创作论中论述，刘勰本意应是将“丽辞”，即对偶，作为一种修辞方式来论述。何况对于当时的骈体文，后人认为是用“今体”、“今文”代称。同时，孙德谦指出六朝文只可名为“骈”，而不能是“四六”，主要是从字面意义上去理解“四六”，指出“四六”不等于骈文。最后，孙德谦推测“骈文之名”到清朝才确定，这种观点影响了当代很多研究者。其实，在明末就出现以“骈文”命名别集的情况。正如如昝亮所说：“作为文体概念的骈文名称的提出，论者多以为始于清代，实则不然。明闽县徐
《徐氏家藏书目》卷五之‘四六类’著录叶枢《骈文玉楮》一书，这是现今发现的最早的关于骈文概念的文献”，“今案叶氏字号、籍贯、仕履均无考，但其生活时代自然不会晚于徐，……而根据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可知徐谢世在清世祖顺治年间（1644—1661年），所以大体可以考订叶枢是明末甚至是明以前的人。”[3](p4) 当然，对于骈体文，明代极少以骈文命名，绝大部分都是沿袭唐宋以来的四六之名，如马朴的《四六雕虫》、戴文宗的《四六梦花》、耿汝愚的《四六草》、贺嘉震的《雨堂四六》、王志坚的《四六法海》等。清初对于骈体命名，大部分还是因袭明末四六之名，如蒲松龄的《聊斋四六文集》、旧题李渔辑录的《四六初征》等。“骈体”、“骈体文”、“骈文”的大量出现，则是在乾、嘉时期，特别是在道光、光绪间。可见，骈文之名，出现于明末，盛行于清代中、后期。
对于文体，童庆炳认为：“文体是指一定的话语秩序所形成的文本体式，它折射出作家、批评家独特的精神结构、体验方式、思维方式和其他社会历史、文化精神。”[4](p1) 从文体之实到文体之名，由于作家、批评家文体意识的滞后，或者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往往不是同时出现的，骈文就是这样的典型。“骈文之名”出现在明末，流行于清代，那么，骈文之实，即这种文体在何时形成呢？这就要从文本形式的独立性来判断，即古代作家在其作品中体现出鲜明的骈文意识，并且这种意识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创作倾向和审美价值取向，这样才标志着骈文之实的形成。这就涉及到骈文的界定。
二、“骈文之实”的形成
何谓骈文？近人骆鸿凯说：“骈文之成，先之以调整句度，是曰裁对；继之以铺张典故，是曰隶事；进之以渲染色泽，是曰敷藻；终之以协谐音律，是曰调声。”[5] 我认为，对于古代文体概念，只能从古人运用该概念的话语语境中去审视。从“骈文之名”盛行的清代总集，如《骈文类苑》、《骈文类纂》等作品来看，结合各家所说，骈文就是指以对偶句式为主要特征，追求典故、辞藻和声律等形式美的文章。这包含如下含义：一、对偶句式为骈文的主要特征，但不是从数量上说一篇文章中对偶句占多数才为骈文，而是指作者在文章中表现出鲜明的对偶意识，以及在作品所处的时代，追求骈偶是否成为普遍的审美倾向，否则，以上总集中的许多文章都不能算是骈文。二、对偶是骈文必备特征，是必要条件，其他三个特征是辅助条件，可以随时代文风特点而变化，如陆贽公牍骈文，除形式整齐外，较少追求典事、藻饰和声律特征。三、骈文是以形式美为审美核心，但并不排斥对丰富社会内容的反映，如六朝骈文和清代骈文，反映的社会生活内容十分丰富。
对偶是骈文的主要特征，这从古人考察骈文形成、发展的话语可以得到印证。《四六标准》提要谓：“自六代以来，笺启即多骈偶，然其时文体皆然，非以是别为一格也。”[6](p1396) 就明确将“骈偶”视为六代文体的主要特征；孙梅概述骈文发展历史则云：“西汉之初，追踪三古，而终军有奇木白麟之对，儿宽摅奉觞上寿之辞，胎息微萌，俪形已具；迨乎东汉，更为整赡，岂识其为四六而造端欤？”[7](p473) 也是从文章句式对偶变化的角度来追溯骈文（案：孙梅认为“四六”即骈文）的萌芽；王先谦曰：“少读唐柳子厚《永州新堂记》，至于‘迩延野绿，远混天碧’，诧目曰：‘此俪语也，而杂厕散文，深疑不类。’吾兄敬吾先生闻之曰：‘他日可与言流别矣。’”[8] 也是以“俪语”来“言流别”，即从对偶的运用来探寻骈文源流。当然，骈文还有其他重要特点，如典故、辞藻和声律等，但是，这三个特点具有时段性，非延续性。在普遍追求声律、藻饰的南朝和初唐时期，骈文具有上述特征；伴随这种形式美走向极端的同时，骈文也走向呆板、模式化的道路，因而产生新变，如中唐陆贽的公牍骈文就较少用典和藻饰，也不追求节奏点上的声律，只强调句式的对偶。后来宋四六，其源流可以追溯到陆贽骈文，两者在以散文气势入骈文句式，不重藻饰、声律等方面十分相似。无论骈文如何发展、嬗变，对偶都是作者和读者视野中的核心话语；而用典、藻饰和声律则是骈文的辅助特点，伴随着骈文的发展轨迹，呈现出此消彼长的阶段性特点。
既然确定对偶句式是骈文的根本特点，那么何时追求文章中的对偶成为作家的普遍追求和创作中的自觉意识，并成为时代的审美风尚呢？即骈文之实，何时就形成了呢？刘麟生认为：“东汉作风，渐趋峻整，蔡伯喈为文坛巨擘，其文最可玩味，厚重之风有余，浑朴之气则少减。骈文造成，此为津逮。魏晋则变本加厉，整俪更甚，自晋陆机、潘岳以还，又复词藻纷纶，渐有凌轹气势之动向。六朝作者，云蒸霞蔚，代有其人，复出之以轻倩之作风，而后骈文益臻美丽之域。”[9](p6) 姜书阁对骈体形成的论断是：“一、兴起于东汉之初，始成于建安之际；二、变化于南齐永明之世沈约等人的文章声病之论；三、完成于梁、陈、北齐、北周，而以徐陵、庾信所作为能造其极。”[10](p15) 都将骈文的形成作为一个渐进的过程，但没有明确骈文文体的确立在何时。笔者综合考察，认为骈文之实的确立，当在魏晋时期。
中国语言单音独字是其形成骈文的先天条件。日本汉学家盐谷温谓：“中国语文单音而孤立是其特性，其影响于文学上，使文章简洁，便于作骈语，使音韵谐畅。”[11](p14) 但这种先天对偶倾向必须结合时代审美趋向，才能形成一种独立的文体。所以，先秦典籍中， 如刘勰《文心雕龙·丽辞》篇以及阮元《文言说》所指出，语言上的对偶现象较多。但是，这种对偶现象不是作者有意识的普遍创作倾向，更多的是一种无意识流露，因而，此时的对偶，还只是一种修辞方式。经过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代后，历史进入了大一统的秦王朝。尽管在政治方面，秦朝留下了丰功伟绩，但是在文章方面，诚如鲁迅所说，重要的只有李斯一人而已。李斯之文，开始表现骈偶化的倾向。如纪昀所说，“秦汉以来，自李斯《谏逐客书》始点缀华词，自邹阳《狱中上梁王书》始累陈故事，是骈体之渐萌也。”[6](p1719) 李兆洛《骈体文钞》以打破古文藩篱，推尊骈体，实现骈散交融为宗旨，也将此篇入选，谭献评之为“骈体初祖”[12](p166)。尽管该文在语言上确实偏重对偶、排比，但和公认的六朝骈文相比，其还只是骈偶较多的散体文，何况当时对于骈偶的追求还只是体现在个别作家身上。汉代是文学史上的辉煌时代，赋体作为其代表性文学，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无论是“铺采摛文，体物写志”的大赋，还是诏策颂铭等公牍文章，虽然也讲究句式的排比和藻饰，但对偶还没有成为文章的主要特征，只能称是骈文形式的准备阶段。如李兆洛《骈体文钞》辑录两汉文多篇，如班固、扬雄、司马相如等人的文章，但大部分不是骈文。其目的如蒋彤指出：“先生以为唐以下始有古文之称，而别对偶之文曰骈体，乃更选先秦、两汉以及于隋为《骈体文钞》，欲使学者沿流而溯，知其一源。”[13](p103) 即展示骈体和散体同源共流，不能扬此抑彼，从而倡导骈散合一。如其所录班固的《登燕然山铭》：
惟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汉元舅，曰车骑将军窦宪，寅亮圣皇，登翼王室，纳于大麓，惟清缉熙。乃与执金吾耿秉，述职巡御，治兵于朔方。鹰扬之较，螭虎之士，爰该六师。暨南单于、东胡、乌桓、西戎、氐、羌侯王君长之群。……将上以摅高、文之宿愤，光祖宗之元灵；下以安固后嗣，恢拓境宇，振大汉之天声。兹可一劳而永逸，暂费而永宁也。乃遂封山刊石，昭铭盛德。其辞曰：铄王师兮征荒裔，剿凶虐兮截海外，敻其邈兮亘地界。封神邱兮建隆碣，熙帝载兮振万世。[14](p7)
全文虽有许多句式字数相等，但较少对偶，主要还是散体句式，从文中也看不出明确的骈对意识。铭辞沿袭楚辞“兮”字句式，五句作结，背离了骈对的偶数原则，从中可见楚辞对汉代文学的影响，但很难说已经是骈体文章。其他两汉文章，大体如此。所以明代王志坚编选《四六法海》，没有收录秦汉文章，可见其独特眼光。
魏晋时代，一般认为，是文学的自觉时代。这种自觉，主要体现在文学的独立，从传统的经学中独立出来。这就意味着将文学作为独立的审美主体来审视，脱离传统的政治比附和美刺说教，从而为强调作品的形式美提供可能。刘勰云：“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15](p673) 上有所好，下必甚之，特别是在以政治前途为人生主要甚至唯一价值的古代社会，臣僚作为文化、文学的主要接受者和传播者， 君王的喜好通过他们的摹仿而形成一种审美风尚。正如《宋书·谢灵运传论》记载：“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二祖陈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纬文，以文被质。自汉至魏，四百余年，辞人才子，文体三变：相如巧为形似之言，班固长于情理之说，子建、仲宣以气质为体，并标能擅美，独映当时。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习。”[16](p1778) “二祖陈王”，特别是陈王作品，不仅包含汉赋文学的美刺讽谕，更重要的是“盛藻”、情文兼备，文质彬彬，以至“各相慕习”。这种审美风尚，导致文体新变：主要表现在追求形式的优美和语言的韵味，这就是对偶、丽藻、声律和典故等特征。因为言志美刺的传统，经过《诗经》、汉赋等的政治化诠释，在当时已经难以突破；而汉语言本身形式的探究，因受到儒家实用理性观念的压抑，尚有广阔的发展空间。这种对形式的有意识追求，正是从曹魏开始典型化、普遍化，虽然两晋玄风对此有消极影响，但求“绮练”尚“巧似”的文风始终处于主流，直到南朝“永明体”、“徐庾体”和初唐四杰时代，而这段时间正是骈文发展的繁荣时代，所以李谔批判隋代华靡文风时就指出：“魏之三祖，更尚华词，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下之从上，有同影响，竞骋文华，遂成风俗。”[17](p1544) 推源溯流，将曹魏时代视为文学上“雕虫”时代，认为从此时文章就忽视了儒家伦理道德教化，一味追求形式。虽未免偏激，但也抓住了骈体文学的起始时间。对于当时的文体新变，刘师培从骈文的角度加以了精要概括：
建安之世，七子继兴，偶有撰著，悉以排偶易单行（如《加魏公九锡文》之类，其最著者也）；即非有韵之文（如书启之类是也），亦用偶文之体，而华靡之作，遂开四六之先，而文体复殊于东汉。其变迁者一也。……魏代之文，则合二语成一意（或上句用四字，下句用六字，或上句用六字，下句用四字，或上下句皆用四字，而上联咸与下联成对偶，诚以非此不能尽其意也，已开四六之体）。由简趋繁（此文章进化之公例也），昭然不爽。其变迁者二也。……东汉之文，渐尚对偶（所谓字句之间互相对偶也）。若魏代之体，则又以声色相矜，以藻绘相饰，靡曼纤冶，致失本真（魏、晋之文，虽多华靡，然尚有清气。至六朝以降，则又偏重词华矣）。其迁变者三也。[18](p234)
刘师培认为魏晋文章变化巨大，体现在“以排偶易单行”、“合二语成一意”、“声色相矜”、“藻绘相饰”等方面，而这些都是骈文的重要特征，从理论上为当时的文风转变做了一个总结。谢无量云：“自汉魏以迄晋宋，文士制作，已具俪体之规模者甚众。虽比对不无工致，而声律未精，终逊齐梁以下之音调铿锵。”[19](p39) 虽嫌笼统，但也指出了魏晋之际，“已具俪体之规模者甚众”这样的一个事实。这种新变的文风，发展到南朝，以至于“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诗文都朝对偶、声律和典故方面发展，但诗歌律化，也可以说是形式美化，更侧重声律病犯，难度较大，故直到初唐宫廷诗人集体唱和、切磋才完成，而骈文则主要侧重对偶，难度较易，故在齐梁时就达到高峰。从创作实际上来看，魏晋文章表现出明显的骈化意识，骈文在这时已经初步形成，特别是陆机的文章，更是比较成熟的骈文。这一点，钟涛已经用表格统计魏晋代表作家作品的对偶句数和用典句数，并计算其在当篇文章中的比率，较为详细[20](p65—79) 这里不再赘述。
三、骈文“名与实”的嬗变
从骈文发展史来看，今人认为，骈文在六朝被称为“今文”、“今体”，唐宋被称为“四六”，清代被称为“骈体”、“骈体文”等[21](p1—9)。可以说，随着骈文之实的演变，产生了骈文之名的代兴。那么，这些不同的骈文别名之间，是否可以等同呢？客观地说，它们分别产生于不同的历史时期，对应不同的文章特征，因此，差别肯定是有的。即六朝今体、唐宋四六、清代骈文，他们有各自不同的特点。但是，从研究、批评的角度来看，是否可以在骈文话语中将他们等同呢？这里，就涉及到“四六”能否等同骈文。对此，清人袁枚、徐寿基、孙德谦等提出二者不能等同，以孙德谦的观点最具有代表性：
骈体与四六异。四六之名，当自唐始，李义山《樊南甲集》序云：作二十卷，唤曰《樊南四六》。知文以四六为称，乃起于唐，而唐以前则未之有也。且序又申言之曰：“四六之名，六博格五，四数六甲之取也。”使古人早名骈文为四六，义山亦不必为之解矣。《文心雕龙·章句篇》虽言“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缓”，此不必即谓骈文，不然彼有《丽辞》一篇，专论骈体，何以无此说乎？吾观六朝文中，以四六作对者，往往只用四言，或以四字五字相间而出，至徐庾两家，固多四六语，已开唐人之先。但非如后世骈文，全取排偶，遂成四六格调也。彦和又云：“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可见文章体制，在六朝时，但有文笔之分，且无骈散之目，而世以四六为骈文，则失之矣。[2](p2—3)
孙德谦其实是从骈文“名与实”的发展没有同步来否定二者的等价关系。指出，六朝无“四六”之名，自唐才有四六。又认为刘勰《丽辞》专论骈文，如果“四六”指骈文的话，这里就会提到（但却没提），从而否认“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缓”为论述骈文的，从而断绝两者名义上的联系。又从实，即六朝骈文和唐宋四六的不同特点来区分。即六朝骈文形式灵活、纵横捭阖又潜气内转，不像后世四六拘泥于四六格式，形式呆板。这里，孙德谦其实是没有看到这正是骈体文学发展嬗变的历史。任何一种文学体裁，在不同的时代会有不同的特征，孙德谦重视六朝骈文，轻视唐宋四六，故为此辩解，实无必要。这与其后面论述又自相矛盾，他说：“义山《樊南甲集序》云：‘始通今体’，其上则云以古文出诸公间，是义山固以今体对古文矣。所谓今体者，义山既自名其集为《樊南四六》，则今体固指四六言也。然梁简文帝《与湘东王论文书》有云：‘若以今文为是，则昔贤为非；若昔贤可称，则今体宜弃。’由此观之，六朝时已目骈文为今体矣。”[2](p8) 则将李商隐的四六等同于今体，又以六朝骈文为今体，强调二者的等同性，则李商隐的四六就等同于六朝的今体，即骈文了。我们结合一下“四六”的发展历史，可知其与骈文实可等同。
由于李商隐、温庭筠等人骈文取得的重大成就，使得经过韩柳等人“古文运动”打击的骈文，在晚唐复兴，并且这种文风一直延续到北宋仁宗初年，这也是李商隐提出的“四六”成为骈体文的代称的重要原因。同时，宋初文人扩大了李商隐四六文范围，如曾枣庄所说，“不仅宋人例用四六的制诏表启，而且宋人例用散体的奏议、书信、论说、序跋、杂记，几乎都用四六，甚至连墓志铭也多用四六，如徐铉著名的《吴王陇西公墓志铭》”[22]。如果说晚唐的四六文专指公牍文体的话，那么此时的四六文，则和六朝骈文一样，纵横捭阖，无体不有。后来，欧、苏等发起古文运动，宋四六又被压缩到制诏表启领域，其他序跋、书信、杂记等则用散体。同时，散文笔法也被运用到四六中，形成新体四六，如苏轼、王安石的四六文。欧阳修《试笔》云：“往时作四六者，多用古人语及广引故事，以炫博学，而不思叙事不畅。近时文章变体，如苏氏父子以四六述叙，委曲精进，不减古人。自学者变革为文，迨今三十年，始得斯人。不惟久迟而后获，实恐此后未有能继者尔。”[23](p1051) 已经将“四六”视为动态演变的文体名称。南渡初年，宋四六再度繁荣，出现了汪藻、洪适、周必大、杨万里和陆游等大家，创作实绩丰富，所以用“四六”代指骈体文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这不仅表现在当时，而且表现在后世。如：“三代两汉以前，训诰誓命，诏策书疏，无骈俪粘缀，温润尔雅。先唐以还，四六始盛，大概取于便宣读。本朝自欧阳文忠、王舒国叙事之外，自为文章，制作混成，一洗西昆磔裂之体。”[24] “益公常举似谓杨伯子曰：‘起头两句，须要下四句承贴，四六特拘对耳，其立意措辞贵浑融有味，与散文同。’”[25](p27) 或将“四六”溯源于六朝（先唐），或将“四六”与散体文对举，“四六”就是清代的骈文含义。明清王志坚、蒋士铨等也直接称六朝骈文为“四六”：“魏晋以来，始有四六之文，然其体犹未纯，渡江而后，日趋绩藻。休文出，渐以声韵约束之。至萧氏兄弟、徐庾父子，而斯道始盛。唐文皇以神武定天下，在宥三十余年，而文体一遵陈隋，盖时未可变耳。”[26] “四六至徐庾，可谓当行。王子安奢而淫，李义山纤而薄，然不从王李两家讨消息，终嫌枯管，不解生花。”[27] 《四库全书总目》则反复将“四六”与“古文”对举，其文体意义就是骈文。如：卷190《古文雅正》提要云：“独于文则古文、四六判若鸿沟，是亦不充其类矣。兼收俪偶，正世远明文章正变之故，又何足为是集累乎。”[6](p1732) 卷164《秋崖集》提要云：“岳才锋凌厉，洪焱祖作秋崖先生传，谓其诗文四六不用古律，以意为之，语或天出，可谓兼尽其得失。要其名言隽句，络绎奔赴，以骈体为尤工，可与刘克庄相为伯仲。”[2](p1404) 可见，在骈文发展史上，作为文体意义的四六和骈文是同质的，古人已经将它们作为一种文体对待。所以蒋伯潜认为“骈文较为自由，四六却更为工整，骈文未必一定即用四字一句、六字一句的。”从而判断“一般人以为四六即是骈文，这是不对的。”[28](p55) 就显得过于拘泥四六的字面意义了。《汉语大字典》“四六”条、《辞海》“骈文”条都将四六解释为骈文的一体，似乎都是望文生义了。
四、骈文体裁的兼容性
骈文的独特还在于其具有兼容性。诏策奏启，章表书记等文体在古代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各自的发展脉络，所以《文心雕龙·序志》对其“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然而，这些文体，在六朝、唐宋，大部分讲求对偶藻饰，典故声律，所以都是骈文。对于这一点，不但古人，如李兆洛、曾燠、张鸣珂等人如此认识，当代学者也基本赞同。但是，对于同样讲究对偶铺排、声律典事的骈赋，今天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骈赋也是骈文①，有的主张赋是独立的文体，有自己独特的发展轨迹，且先于骈文产生，所以骈赋不是骈文②。确定骈赋的体裁归属，是骈文体裁兼容性的一个重要方面。
赋体在古代也是一个历时性的动态概念。孙梅云：“左陆以下，渐趋整炼，齐梁而降，益事妍华。古赋一变而为骈赋。江鲍虎步于前，金声玉润；徐庾鸿骞于后，绣错绮交；固非古音之洋洋，亦未如律体之靡靡也。自唐迄宋，以赋造士，创为律赋”[7](p61)。赋在六朝，和当时的文章一样，追求骈化，后人命之为骈赋，“骈”的含义与骈文之“骈”相同。追求对偶的赋体，加上其本身对词藻、典事和声律的讲究，使得此时的赋体和当时的骈文在结构上、语言上基本相通。如庾信的《灯赋》一段：
九龙将暝，三爵行栖；琼钩半上，若木全低。窗藏明于粉壁，柳助暗于兰闺。翡翠珠被，流苏羽帐。舒屈膝之屏风，掩芙蓉之行障。卷衣秦后之床，送枕荆台之上。乃有百枝同树，四照连盘；香添然蜜，气杂烧兰；烬长宵久，光青夜寒。秀华掩映，蚖膏照灼。动鳞甲于鲸鱼，焰光芒于鸣鹤。蛾飘则碎花乱下，风起则流星细落。[29](p56)
虽然仍有铺采摛文的赋体本色，但全段四六言句式为主，齐整匀称，词藻艳丽清巧，用典巧而淡。在声律上不仅具备赋体的押脚韵特征，而且句式节奏点上也是平仄交错，读来铿锵悦耳。如开头四句中的“龙”、“暝”、“爵”、“栖”、“钩”、“上”、“木”、“低”的平仄依次为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具有了成熟骈文的声律特点。再从后世公认的当时骈文来对比，看看其和《灯赋》的体制是否相同。如吴均的《与顾章书》：“仆去月谢病，还觅薜萝。梅溪之西，有石门山者，森壁争霞，孤峰限日；幽岫含云，深溪蓄翠。蝉吟鹤唳，水响猿啼；英英相杂，绵绵成韵。既素重幽居，遂葺字其上。幸富菊花，偏饶竹实。山谷所资，于斯已办。仁智所乐，岂徒语哉！”[29](p162) 无论是句式对偶，还是词藻华丽上，或者是从典事、节奏点的韵律上，两文都十分类似。既然“书”类可以视为骈文，那么骈赋为何不可视为骈文呢？ 如王瑶所说：“在文体的详细辨析上，骈赋多注重在雕纂，和碑版书记并不完全相同；但在属文时镕裁章句注重的形式美的条件，却完全是一样的；所以庾子山的各赋，就成为历代的骈文的典型了。”[30](p289—230) 可见，将骈赋归属于骈文，也是符合文体发展的事实的。同时，认为骈赋属于骈文，并不是否定其属于赋体，也不是认为骈文早于骈赋而形成。诚然，骚赋文风是影响骈文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如刘熙载云：“用辞赋之骈丽以为文者，起于宋玉《对楚王问》，后此则邹阳、枚乘、相如是也。”[31](p61) 孙梅认为：“屈子之词，其殆诗之流，赋之祖，古文之极致，俪体之先声乎。”[7](p39) 但是，骈文在魏晋之际形成后，其华丽偶对的文风，在当时社会审美风尚的影响下，同样反作用于赋体，甚至诗歌。这就是南朝为何各体文学都尚丽藻，重对偶声律的原因。正因为骈赋具有骈文的文体特征，所以，随着清代骈文意识的勃兴，一些具有突破意识的批评家在编骈文集时，就将骈赋归属其中。如康熙初年编定的《陈迦陵俪体文集》就收录了《璇玑玉衡赋》、《滕王阁赋》、《铜雀瓦赋》、《述祖德赋》等骈赋。嘉庆初年，吴鼒的《八家四六文钞》也收录了骈赋，如吴锡麒的《星象赋》、《灯花赋》、《秋声赋》等都在其中。此后，姚燮的《骈文类苑》、王先谦的《骈文类纂》都收录了骈赋，即将骈赋视为骈文。当然，也有清人认为赋为文学大宗且体裁独特，没有将骈赋归属为骈文，如李兆洛的《骈体文钞》、曾燠《国朝骈体正宗》、张鸣珂《国朝骈体正宗续编》等。这也是造成了今天研究者对骈赋是否属于骈文存在异议的一个原因。
总之，骈赋属于骈文，并不损害其赋体文学特征，如同诏、诰、诔、铭等文体一样，虽骈化时属于骈文，但仍有自己的特征。形式上的自足性和体裁上的兼容性，正是骈文文体的两大特征，这也正是骈文文体的复杂性和独特性，当然，在一定程度上，这种特征也削弱了骈文作为一种文体的独立性和价值地位，所以今天很多学者在研究六朝、唐宋文章，但没有意识到自己在研究骈文，这也是骈文研究难以彬彬成盛的原因之一。
收稿日期：2005—04—14
注释：
① 如瞿兑之云：“古文词既不足以概散文，则骈文当包汉魏赋家，以迄于宋四六，乃至近代似骈非骈之应用文字，亦皆在其中。”（刘麟生《中国骈文史·序》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2页）刘麟生、姜书阁、莫道才、于景祥、尹恭弘等都认为骈赋归属于骈文，分别参考《骈文史论》、《骈文通论》、《中国骈文通史》、《骈文》等书。
② 如郭建勋认为：“早在骈文形成之前，辞赋便已定型而且成为笼罩文坛达数百年的主流文体。因此，两者的出现有先后之分，它们构成一种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从晋代开始的一些赋作，如陆机《文赋》、江淹《别赋》等作品，往往虽以“赋”名而全用骈句，与骈文毫无二致，对于这些作品便只能尊重作者的命名，以“赋”称者视为骈赋而归入赋类，不以“赋”称则可纳入骈文。”（郭建勋《楚辞与中国古代韵文》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263页）周悦认为骈文与骈赋体裁、句式、结构、用途不同，是两种不同的文体，参观《论骈文骈赋之异同》中国文学研究200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