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意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政治教育论文,学科论文,意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0)02-0081-07
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地位的确立，思想政治教育取得了二级学科的地位。“比较思想政治教育”也随之由一门课程，变成了三级学科。因此，“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建设也就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本文通过回顾“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课程建设、科研发展历程，参照比较教育学、比较文学、比较哲学和比较政治学的情况，提出对“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意识、对象、特点、发展阶段和研究范式的几点思考。
一、“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课程建设、科研发展的简要回顾
1995年10月，原国家教委思想政治工作司在北京召开会议，讨论有关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的教学和科研问题。会上讨论了首都师范大学苏崇德教授主编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教材，这是国内第一本这方面的教材。此次会议以后，比较思想政治教育才从零星的研究变成了一门课程，并且以课程为载体，开始了从课程体系到学科体系的建设过程。
(一)已经取得的成绩和对此的评价分析
15年来，“比较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出版了众多的教材，形成了比较稳定的老中青结合的师资队伍，在一、二级学科的博士点、硕士点招收了“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培养方向的研究生，并且已经有了相当数量的毕业生。该领域的科研也比较活跃，出版了一批著作，发表的论文不计其数，研究视野比较开阔，选题更是百花齐放。
除了上述成果，我认为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收获，就是“比较思想政治教育”(无论是作为一项研究还是一门课程)获得了大家的认可，具有了学术上的“合法性”。当初我们面临两个问题：国外(实际上是指资本主义国家)有没有思想政治教育；如果有，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思想政治教育有不同的阶级特质，是否可比。这就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的可能性和可行性问题。在当时的背景下，它们既是理论障碍，也是思想障碍。我们用“名实之辨”解决第一个问题，用“实践论”解决第二个问题，从而为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的教学和科研扫除了障碍。
(二)目前存在的问题
目前，在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的教学和科研中还存在许多问题需要解决：
第一，研究视野需要进一步拓展。第二，学术成果的同质化比较严重，学科发展遭遇“瓶颈”。但是如何才能突破，一时还找不到方向。第三，“比较思想政治教育”课程自我反思不足，学科意识淡薄，发展思路不清晰。课程(学科)名称、研究对象、特点、方法、范式等，都需要重新审视、深入思考。比如课程名称，就有“比较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比较”、“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几种。前两种叫法，“比较”这两个字不知放在哪里合适，又似乎放在哪里都没有太大的区别，不值得讲究，这门课程就是用比较的方法去研究思想政治教育这个对象，只有方法的特定性而无研究对象的独特性。后一种叫法，似乎认为这门课程是一门“学问”，能够形成体系。在课程建设中也出现了究竟应该以“问题研究”为导向还是应该以“体系化”为导向的争议。前者缺少系统性，不能超越“比较的方法+国别或专题研究+问题导向”的局限；后者也没有揭示出作为一门“学”，它的内在逻辑是什么。“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在与其他课程(例如“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关系上定位不够清晰，造成“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就是用国(境)外的材料去填充“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框架、为它的论点提供论据的印象，似乎它是主干课程附属的“下位”课程，没有自己的独特价值，因此不能与它平列。
二、“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意识：对象、方法和学科特点
在“比较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建设中存在的上述问题应该得到解决，尤其是在当前要求它实现“从课程到学科”的转变的客观形势下，解决这些问题已经具有一定的紧迫性。
如果说，过去15年我们着重思考的是“比较研究”，即“什么是比较研究？”、“什么是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能不能比？比什么？怎么比”等问题，那么今天，除了要继续思考这些问题外，还应该深入开展关于“比较研究”的研究。
(一)“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的区别和联系
什么是比较研究？比较研究作为研究方法，是对客观存在的两个和两个以上的对象进行比较，找出其异同并进行分析解释的方法。比较研究的前提是研究对象之间存在差异性和相似性，它们共同决定了比较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比较研究的方法广泛应用于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和哲学领域，在科学研究中已经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
比较研究是以客观上存在多种文化即有“文化多样性”为前提的。由于文化与民族、国家、时代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比较研究大多采用了民族比较、国家比较、历史比较以及综合比较等形式。
“思想政治教育比较”是把比较研究的方法运用到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产物。可是我们在讨论“学科化”的时候，却不是在讨论“思想政治教育比较”，而是在讨论“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因为前者的重心在于“比较研究”，强调的是方法特征而非研究对象的规定性，只要在“比”就行了，而不在意“比什么”；“比”的结果是一大堆“问题”及其答案的堆积，所以是不可能形成体系的，更谈不上建立起一个学科了。它的本性就是在追逐问题，运用比较的方法去研究一个个专题。它的任务更侧重于发现“新知”，视角更偏向实践前沿。它的基本姿态是在奔跑、追逐，如果对它进行“体系化”，无异于给一个跑步运动员戴上脚镣。而后者的重心或者目标，在于建立“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有了“学”，才会有“学科”，学科下面又会发展出一系列的课程，围绕主干形成若干研究方向，拥有比较大的学术空间。
(二)“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意识
“学科意识”的提出和形成，是建立学科的必要条件之一。一般来说，建立学科的条件可以分为“硬件”和“软件”。“硬件”是指在体制中有了组织机构，如院(系)、专业；有了人(师资、学生)；有了课程、教材并形成了教学体系；有了研究阵地，如刊物、讲座、学术团体，等等。“软件”是指学科研究对象、目的、知识体系、研究范式、有影响的成果以及渗透于以上方面的学科意识。“学科意识”是对学科“软件”诸要素的总体反映，是该学科的自我认识、自我定位，其核心是论证自己的独立价值、自己的不可替代性。其独立价值可以表现在多方面，或者说有多种表现形式，比如对象、方法、角度等。不过，有独特的研究对象是最根本的。“学科意识”不是从天而降、凭空产生的，它伴随学科“软件”诸要素的生长而生长，与学科发展的运动同步，是在与之互动的过程中逐渐明晰、成熟的。它是学科发展状况的标志。
“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意识中的“对象和方法”是什么呢？
它的研究对象应该包括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世界上不同的民族、国家、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事实；第二个方面是这些事实之间的相互关系，“相互关系”指它们之间的渊源、交流、借鉴、影响等；第三个方面，是通过对跨越民族、国家、时代、语言界限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事实和关系的研究，探讨在文化多样性条件下思想政治教育的共同本质、规律、特征；第四个方面，是不同的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之间如何“对话”，它们的概念、范畴如何“翻译”、如何进行“意义转换”。这四个方面，除了第三个方面与“思想政治教育学”中的“原理”有交叉外，其余都是“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所独有的研究对象。就这个有交叉的方面而言，“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的共同本质、规律、特征，主要是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而“原理”主要是运用抽象概括的方法。两者在研究方法上还是有所区别的。
“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这四个方面的内容，所需要的方法首先是描述，其次是比较、考据、实证、分析、抽象、概括等。可见，它把“思想政治教育比较”包含在内，但是又不止步于“比较”。在超越了“比较”之后，它又产生了一些新的特征，比如“居间性”；给自己增添了新的使命，比如进行跨文化的对话。有了特定的研究对象、目标、方法，“比较思想政治教育”要形成体系、建立学科，才会既有必要也有可能。
(三)“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特点
“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特点大体上可归纳为：开放性、居间性、综合性。
第一个特点，“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开放性。这包含两层含义：首先在研究范围上是开放的。它横跨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方法论、原著选读、历史(思想政治教育史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史)各门课程，甚至进一步扩展到与它们相关的教育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管理学、传播学等学科领域，吸收它们的理论、方法、成果，随着它们的进步而不断扩大自己的视野。总之，“比较思想政治教育”没有固定的边界，想研究什么就研究什么，不肯用条条框框束缚自己的手脚。如果实在要给它设一个边界，那就是它不能缺少比较，不能脱离比较。其次是有全球视野。“比较思想政治教育”不做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内部的比较。比如，“中国思想政治教育在改革开放之前和之后的比较”就不是它要研究的。它要做的是不同的国家、民族、文化之间的比较。过去我们用“国际视野”这个提法，现在为什么要改用“全球视野”呢？这是因为在全球化时代出现了新的情况。过去，“国家”是国际社会生活的唯一主体，所以一切关系都是“国际”关系。即使是“放眼全球”，也仍然是“国际视野”。而现在，国际行为的主体已经多样化了，除了国家，还有像欧盟这样的地区联盟和联合国这样的全球性政府间组织、跨国公司、跨国的公民社会组织等。这些新的行为主体，大多数同时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新主体。欧盟虽然还不是“国上国”，但是它早已实现了内部的政治经济一体化，现在又开始迈出了统一外交和防务的步伐。欧盟非常重视“欧洲公民”的培养，采取多种方式、投入大量的金钱来推动“欧洲公民意识教育”的开展。联合国也不是“世界政府”，而是一个政府间组织，但是联合国是一个拥有191个成员国的庞大的系统，通过复杂的机构、组织、制度、机制甚至法律，在全球范围、在人类生活中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其中包括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我们透过对联合国青年事务的观察可以清楚地了解这一点。现在，已经形成了全球、地区、国家、地方四级的思想政治教育格局①。所以我要改用“全球视野”这个提法。
第二个特点，“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居间性。“居间性”是指某事物的边界比较模糊，处于有联系的另外两个事物之间、又反映了它们之间的联系的状态。比如“非驴非马”的骡子，就有居间性特征。由于人与人的交往，产生了“主体间性”；由于文化的交流、传播、碰撞、融合，产生了“跨”文化的“综合文化”；由于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产生了交叉学科、边缘学科、横断学科；由于越来越广泛的“对话”产生大量的“翻译”行为，带来了解释学中的“视阈重合”、“意义叠加”，等等。在文化多元化、交往频繁的时代，既然有“文化间距”的存在，又有克服甚至消解“文化间距”的需要，就会有“居间性”的出现。“居间”可以是在历史之间、文化之间、社会之间、主体之间、学科之间、理论与实践之间等。“居间”是“跨越”，也是“超越”；是交流、对话，也是互动、融合。
第三个特点，“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具有综合性。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的课题是广泛的，在它的基础上可以逐步提炼出规律、范畴，由具体上升到抽象。这是该学科内在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它综合使用多学科的知识、理论和方法。这就是“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具有的综合性。
三、“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研究发展阶段和范式
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要经历哪些阶段？它的研究范式是怎么样的？由于它的历史还比较短，不能直接回答。下面我将以几门比较学科为参照，通过对它们发展历程的考察，揭示其经历的阶段和采用的范式，供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参考。
(一)比较教育：重视“跨文化对话”
“比较教育”不太强调从界定研究对象来凸显自己的学科特性，而是突出“国际视野”和比较方法。目前这个学科基本上是“比较的方法+国别或专题研究+问题导向”的研究格局。值得注意的是在比较教育学领域近年来出现了“文化转向”。1817年法国的朱利安出版了《比较教育研究计划和初步建议》一书，标志着比较教育学科开始了自己的历程。早期的比较教育学基本上沿着西方实证主义的路线发展，朱利安试图以自然科学为楷模，建立能反映现代社会教育发展普遍规律的教育科学。之后的190年，可称之为比较教育学史上的“自然科学时代”。同时，在它身上西方中心主义的烙印十分鲜明。西方传统哲学那种原子论的、碎片式的、分散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以及教育是单向灌输的陈旧观念等，也都成了它进一步发展的藩篱。如今在全球化时代，文化问题在全世界都备受关注。比较教育学的“文化转向”就是要开展跨文化的对话。
(二)比较文学：“学科焦虑”和发展转向
在比较文学领域，近几年弥漫着一种身份“焦虑症”，“困惑”、“危机”之说不绝于耳，学科意识经历了从“建立”到“迷失”的变化。
比较文学发轫于19世纪后半期的法国，至20世纪的50—80年代，学术中心转移到了美国。在一百多年的时间内，比较文学先后形成了法国范式和美国范式。前者研究不同民族文学之间的渊源、交流、借鉴、影响等。后者通过不同民族之间特别是其主题、观念、文类、历史分期、思潮运动等方面异同的研究，探讨文学性，即文学艺术的本质规律等。这两种范式的形成标志着比较文学获得了清醒而自觉的学科意识。到了20世纪80年代，时代大潮从外部对比较文学进行了猛烈的冲击，造成了它三个转向：理论转向、文化研究转向和解构主义转向。
“理论转向”是指，一些搞比较文学的专家、学者，纷纷去搞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等理论。“文化研究转向”是指，有人主张比较文学应该把研究对象扩展到文化的层面上，尤其要进入东西方文化、全球多元文化的比较。“解构主义转向”是指，在解构主义消解一切的浪潮中，比较文学应该消解自己的身份，走向“死亡”、“终结”。死去的是以法国范式和美国范式为代表的传统的比较文学，即将诞生的是以“翻译研究”为范式的新的比较文化研究。[1]
另外一位学者谢天振认为比较文学的“翻译研究”转向不是什么消解自身的坏事，它不但是由比较文学自身跨语言、跨民族、跨文化的学科性质决定的，而且还恰好借此机会为比较文学打开了一个新的研究层面。[2]
西方翻译学在20世纪70年代发生了文化转向，关注的重点从语言翻译的文字转换技术转移到翻译行为所处的译入语语境及制约翻译的相关文化因素上。此时，从文化层面对翻译的动因、行为、结果、传播、接受、影响以及其他与翻译有关的问题进行研究成为时尚。
实现了文化转向的翻译研究与比较文学关系最密切。通过翻译研究使传统的比较文学课题得到了比以前更为深刻、具体的阐释。比如，国际文学关系史是比较文学的传统课题。过去一直停留在“关系事实的描述”和寻找异同上面。而翻译研究就会提出这样一些问题：为什么有些国家更重视翻译，翻译的东西多，而有些国家正相反？哪些类型的作品会被翻译？翻译进来的作品，在译语系统中处于何种地位，与它在源语系统中的地位相比有何差异？翻译文学在译语文学中的地位与哪些因素有关？又如，通过译作与原著的比较，说明“翻译”意味着对原文的“重构”，它们之间是延续和创生的关系，等等。总之，借助翻译研究，比较文学的领域得到拓展，获得了发展的生机。
孟华则认为比较文学应该创新。[3]比如国际文学关系史研究，应该从原先单向度研究发送国文学的影响，发展到对发送者和接受者进行双向互动关系的研究，并且要把对接受者的研究置于中心地位；从过去单纯考据式的研究，发展到充分利用各种新理论、新方法的综合研究。又如，对“异国形象”的研究一直是比较文学的课题，因为“异国形象”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异国文化在输入国的介绍、传播、影响、诠释的情况。而今天它之所以那么“火”，是因为它借助符号学、结构主义、接受美学等理论和方法对传统研究进行了改革。国际文学关系史研究首先要确定的是被比较的双方是否发生过“交流”的“事实”；其次要搞清楚自己使用的概念是如何引进的，在译介的过程中经历了哪些语种的转换，在此过程中语义发生了哪些改变；再次，文学思潮、形式在交流中会产生流变，文学现象的类似，不一定意味着成因一致，生成语境的差异性往往导致目的、意义的不同。比较文学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研究“影响——接受”关系，所以它要涉及历史、哲学、宗教、社会学、心理学、美学，进行跨学科的、综合的研究。
(三)比较哲学：如何可能
张志伟认为，“哲学比较”和“比较哲学”不是一回事，前者是用比较的方法研究哲学，后者是哲学的一种。现在许多论著实际上是在进行“哲学比较”而非讨论“比较哲学”。我们需要提出并回答“比较哲学何以可能”这样的问题。任何哲学都具有“跨文化”的性质，是不同的文化以及不同的哲学形态融合而成的。所以“比较哲学何以可能”这个问题就转化为“跨文化的哲学对话如何可能”。他还认为，“文化多样性”的存在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我们拥有的是“同一个世界”。哲学源于“生活世界”，而“生活世界”是多义的。表面上看起来，西方世界、东方世界各有自己的意义，但实际上，它们各自都是不统一的。在全球化时代，多元的意义是共存和重叠的。所以，比较哲学是从多个视角“之间”，对所有不同的哲学做全景概观式的比较研究，并且看到了不同哲学由于“视阈融合”而形成的新的东西。所以，它高于各种形态的哲学，可称为“元哲学”。[4]
跨文化的哲学对话也涉及翻译问题。翻译可分为“语际翻译”和“语内翻译”。“语内翻译”实际上是“解释”，涉及“文本流传”(传统的传承)；而“语际翻译”也有“解释”问题，涉及“文本流通”(不同文化的交流)。在“文本流通”中，我们总是说要“与国际接轨”，实际上还是单向地接受。中国人要为比较哲学作贡献，就应该把自己的“解读”加入到西方经典的意义构成中。我们的时代是“混合文化”的时代。比较哲学所要做的，正是不同哲学之间的“视阈融合”。
(四)比较政治学：体系化
政治学从建立之日起，就离不开比较。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是政治学的开山之作，他比较了古希腊150多个城邦的异同，对政体进行了分类。18世纪法国的孟德斯鸠写出了《论法的精神》，从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气候、传统等不同角度比较分析了东西方及欧洲国家之间的异同。这本书成了政治学乃至比较政治学的传世之作。[5](P31)
1966年，美国的加尔蒙德和小鲍威尔的《比较政治学：发展研究途径》出版，标志着比较政治学的成熟。这本书1978年再版时做了重大修改，更名为《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这本著作选取了24个国家进行研究，其中还包括中国。对这些国家的政治状况的分析贯穿于全书。
可见，在西方，政治学和比较政治学是不分家的。所谓的“比较政治学”，就是在不同类型的国家的政治现象中找到具有共同意义的、可资比较的概念和标准，进而再运用这些概念和标准去分析评价一个国家政治体系的实际运动过程。它的方法也不是只有比较，而是多种方法的综合运用。虽然政治学和比较政治学不分家，但是从理论的萌芽发展到成熟，总是要遵循从具体到抽象再到具体的路径，这是没有例外的。
四、简短的结论
通过以上对几门比较学科的扫描，我们可以形成如下几点看法：
第一，在全球化、现代化条件下，各学科的比较研究都发生了“文化转向”，这一转向应该包含几层意思：对教育、文学、哲学、政治(以及经济、社会、法律等)都可以从“文化”的角度去观察、解释；从注重类似于自然规律的普遍规律的研究转向具有更多不确定性的文化现象的研究，注意不同文化语境的特殊性、差异性；打破西方中心主义和碎片式思维，注意文化交流的事实，解决好文化的整体性、全球性与本土化的关系；在各科的比较研究中引进后现代主义、现象学、接受美学等新理论、新方法，其中比较重要的概念有“文化多样性”、“主体间性”、“社会交往”、“生活世界”、“跨文化”、“对话”等。
第二，比较学科有四个发展阶段、四种研究范式。比较学科的发展是有阶段性的，大体上是从“事实研究”阶段到“关系研究”阶段到“本质和规律研究”阶段再到“翻译研究”阶段。在刚开始的时候，是做“事实研究”，要了解、记录、描述别的国家、民族的情况，这是基础。然后可以进行“关系和影响”的研究，即研究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渊源、交流、借鉴、影响等。接下来的是“本质和规律”的研究，即通过不同民族之间各种文化要素特别是其主题、观念、文类、历史分期、思潮运动等方面异同的研究，探讨像“文学性”、“文学艺术的本质规律”这一类问题。最后是“翻译研究”，这在“交流”、“对话”的情境下是必不可少的，进入到了意义的“解释”和“重构”的层面。不到这一步，比较研究就不能算完成。比较研究的这四个阶段，也可以说是四种范式。在时间上依次展开的这四个阶段，在空间中它们作为范式又是并列的，在实际的研究中这些理论和方法往往交叉地或者综合地使用。
我国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目前大多数停留在“事实研究”。“关系研究”和“本质和规律研究”做了一些，但是比较零散。“翻译研究”基本未展开。
第三，比较研究、“比较某某学”、“某某学”三者的关系是：比较研究在后二者中都可以运用，但是在“比较某某学”中，可以但不能局限在本民族、本国内部的比较(比如中国的现代与古代相比、中国汉族与某少数民族相比)，而是关注于与国(境)外的情况相比。“某某学”是在大量的具体研究中提炼、概括而来的，里面包括了“比较某某学”的贡献。但是“比较某某学”并非只是为了作这种贡献才存在，了解异质文化的事实、关系、实质、转换，就是它的学科目的，也是它的独立价值所在。“比较某某学”是为比较而存在。“某某学”对进行“比较某某学”的研究有指导作用，因为“理论先于观察”。但是观察来的事实材料，又可能突破理论，揭示出理论中原先没有的新内容。例如，“思想政治教育学”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主要立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实践经验总结建立起来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是在“思想政治教育学”之后(尤其是提出了“思想政治教育”这个概念之后)、在它的指导下才开始建设的。但是有了“比较思想政治教育”之后，也给“思想政治教育学”输送了大量的新鲜养料，促进了它的创新。
注释：
①这些情况笔者将另文阐述。
标签：思想政治教育论文; 比较文学论文; 政治论文; 哲学专业论文; 翻译文学论文; 语言翻译论文; 翻译理论论文; 理论体系论文; 文化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