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精神与民族振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论文,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年，是五四运动八十周年。纪念五四运动，就是为了发扬五四精神。什么是五四精神呢？有的认为是爱国主义，有的认为是民主与科学，有的认为是解放思想、不断创新，有的认为是理性精神、个性解放，有的认为是勇于探索、追求真理，有的认为是破旧立新的革命或变革，有的认为是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等等。这些说法都是有道理的，事实上也是联系在一起的。爱国主义是其精神泉源，民主与科学是其中的核心，勇于探索、敢于创新、解放思想、实行变革是民主与科学提出和实现的途径，理性精神、个性解放、反帝反封建是民主与科学的内容。而所有这些，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振兴中华民族。因此，纪念五四运动，发扬五四精神，应该把这些方面结合起来，为振兴中华民族而努力奋斗。
一、振兴中华民族是五四运动最根本的动因和目的
五四运动发生的直接原因，是巴黎和会拒不答应中国政府的正义要求，坚持将德国原在山东霸占的一切权力交给日本，因而引起广大学生的强烈抗议，集合队伍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但其最根本的动因，还是要挽救中国的危亡，振兴中华民族。
“振兴中华”的口号，是孙中山1894年在《兴中会宣言》中最早提出来的。从那之后，无数爱国志士无不以此为终生奋斗的目的。可以说，中国从此之后的一切革命斗争，无一不是为了振兴中华民族；所取得的一切进步和成就，无一不是由于它的催动和鼓舞。五四运动的发生，就是这种精神的直接继续。爱国学生的奔走呼号和斗争，广大知识分子、市民、工人的积极响应和支援，最根本的动因就在于此。响遍全国的“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唤醒同胞，一致救国”等口号，最根本的含义也在于此。有的人当时在思想上虽然还没有明确认识到这一点，纯粹为爱国热情所驱使，但他们爱国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保持中国的落后，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挽救中国的危亡，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振兴中华民族。
如果说许多一般的学生、市民、工人，当时在思想上对于振兴中华民族还不够明确，但在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中，这种思想却是非常鲜明的。李大钊1916年9月1日写的《青春》和1917年2月4日写的《〈晨钟〉之使命》，都提出要建设“青春中华”、“青春中国”；1918年4 月成立的新民学会，宗旨就是“改造中国与世界”；这年6月成立的少年中国学会，目的也是创造一个“少年中国”。这些口号，事实上都是振兴中华的同义语。对此，毛泽东说得很清楚。他在《民众的大联合》这组系列文章的开头，就明确指出国家坏到了极处，人民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要寻找一个“补救的方法，改造的方法”。在文章结尾，他充满希望地提出：“我敢说一句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诸君！诸君！我们总要努力！我们总要拼命地向前！我们黄金的世界，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前面！”（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编：《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338页。）一个光华灿烂的中华民族的新面貌， 跃然纸上。
正是为了振兴中华民族，陈独秀等人激烈地主张反对旧传统，倡导民主与科学。1919年12月1日他在《〈新青年〉宣言》中， 就充满激情地描绘了他所向往的新时代、新社会，认为这个“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是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注：《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44页。）。 他在这里所描绘的新时代、新社会的面貌，实际上也是振兴中华民族所要达到的目标。他们此后接受马克思主义，宣传社会主义，成立中国共产党，也是为了振兴中华民族。
一些学者在其论著中，也充分肯定了五四精神的这一根本目的。美籍华人周策纵先生在《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一书中指出：“五四运动实际是思想运动和社会政治运动的结合，它企图通过中国的现代化以实现民族的独立、个人的解放和社会的公正”；“五四运动的基本精神是抛弃旧传统和创造一种新的、现代化的文明以‘拯救中国’。”（注：[美]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90页、491页。）
二、实现民族振兴，必须发扬爱国主义
历史已经证明，爱国主义是团结和鼓舞全国人民努力奋斗的最重要的力量。在五四运动中，广大学生的爱国行动之所以能得到社会各界的积极支持，就是由于爱国主义的有力号召，爱国精神的强烈感染。今天，要胜利跨入二十一世纪，实现四个现代化，真正使中华民族振兴起来，更要大力发扬爱国主义。
要发扬爱国主义，就要反对民族虚无主义。民族虚无主义的表现主要有两种：或认为中国一无是处，什么都是外国的好，盲目地崇拜外国；或口头上大讲爱国主义，实际上却损公肥私，甚至连国家、民族都不要。这种行为，轻则害国，严重一点，就是卖国或叛国。对于盲目迷信外国的人，主要是加强教育，而对于那些利用职权害国甚至卖国、叛国的人，则要加强监督，一经发现，就立即给予制裁和打击，决不能让这种现象继续存在和得到蔓延。
要发扬爱国主义，还要反对民族自大主义。这种思想与前一种完全相反，不是认为外国什么都好，而是认为中国处处比外国好，特别是在政治、思想、文化方面比他们优越，有的甚至认为外国的创造发明，中国历史上早已有过，他们是从中国学去的等等。毫无疑问，中华民族确实有很多优秀的东西，曾经创造过辉煌灿烂的文化。建国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二十年来，中国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在很多方面还比较落后，有的方面甚至非常落后，这也是不能否认的。早在1918年，鲁迅在他写的《随感录》中便指出，中国人向来有点自大，认为中国“道德天下第一”，“外国物质文明虽高，中国精神文明更好”，“外国的东西，中国都已有过；某种科学，即某子所说的云云”，他称这种人为“爱国的自大家”（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文选》，三联出版社1959年版，第172页。）。现在，这种“爱国的自大家”仍然存在。可是， 这种自大式的爱国是无济于事的，只能掩盖存在的问题，影响人们的进取，妨碍社会的进步。因此，还是应该少一点优越感，多一点危机感；少一点自大心，多一点忧患意识。
现在要发扬爱国主义，一个关键是要正确认识和对待外国的资本主义。过去我们一概排斥资本主义，认为资本主义都是不好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资本主义的态度有了很大的改变，认为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和一些管理经验、管理方法，对我们也是有用的，完全可以吸收过来，促进我们经济的发展。但是，有的人一看到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比我们快，就盲目地崇拜资本主义，提出“全盘西化”的主张。事实上，全盘西化是根本不可能的。与此相反，有的人仍固守传统的观念，认为资本主义都是不好的，担心改革开放会导致资本主义化，并把现在社会上出现的很多问题，都归罪于改革开放。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实行开放以后，国外一些不好的东西当然会传进来，但毫无疑问成绩是主要的。现在的问题不是我们学习外国学得太多了，而是太少了。这种学习，不能仅限于科学技术、管理经验、管理方法等方面，政治方面的一些先进的东西也可以学习。资本主义所采用的一些政治制度，并不是资本主义所专有的。即使是资本主义专有的，只要对我们的社会发展有用，我们也可以加以改造，吸收过来。像五四时期所倡导的民主和科学，就不是中国原有的观念，而是从外国传来的。只有虚心学习外国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长处，更快地发展自己，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
三、实现民族振兴，必须发扬民主精神，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在五四运动中，民主即“德先生”是一面反封建、反专制的大旗，大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五四爱国运动之所以能够发生，与民主精神的推动是分不开的。如果没有民主的启蒙和民主意识的觉醒，就不可能发生那么大规模的爱国运动。现在，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已经有了显著的进步，但是，距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目标还相差甚远。要想尽快振兴中华民族，就应该继续高举“德先生”的大旗，发扬民主精神，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要发扬民主精神，加强民主政治建设，首先要正确认识民主的含义。过去，我们往往把民主当作一种作风，看作是领导人的事，由领导人去发扬，听取人民的意见，然后替人民作主。事实上，民主首先是一种思想，一种精神，一种权利。1915年9月15日， 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提出必须树立的六种新思想，第一条便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思想。为什么呢？他说：“等一人也，各有自主之权，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亦绝无以奴自处之义务”，“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注：《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页。）也就是说，所谓民主， 不是要由当官的“为民作主”，而是人人平等，人民要由自己作主，即“由民作主”。由于封建主义的长期影响，许多人对封建残余习以为常，不以为怪，民主意识非常薄弱。1980年8月18日， 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就明确指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的许多弊端，如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在其他许多方面，也都存在着封建主义的残余影响。因此，“应该明确地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5页。）。从这个讲话到现在，已经过去将近二十年，可是这个任务仍然没有完成。不讲一般人，就是在各级干部中，有的人仍整天琢磨领导的心思，迎合领导的眼色，把为领导服务看作唯一的宗旨，甚至完全依附于某个领导，人身依附的色彩非常浓厚，没有一点独立的思想、民主的意识和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对于下级，他们当然也要求对自己这样做。这种思想状态，与民主精神是格格不入的。因此，大力宣传民主精神，使每个人牢固地树立民主精神，还是一个长期的任务。
要发扬民主精神，加强民主政治建设，还应该着重加强制度建设，真正建立起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国政治建设的目标，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人民当家作主，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一种新型的国家制度。早在1980年，邓小平就提出了加强制度建设的重要性，认为制度不好，好人也无法充分作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现在我国存在着很多问题，例如干部腐败、吃喝风严重、官僚主义等等。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尽快地建立和完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保证人民掌握管理国家权力的制度。民主的直接选举应该逐步地加以扩大。只有人民真正掌握了选举权和罢免权，一些领导干部才不敢为所欲为，那种只知为领导服务而不知为人民服务的现象，也才可能避免。民主监督也亟需扩大和加强，特别是要加强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要在这方面制定出明确的制度，采取强有力的措施。现在许多干部不怕领导，而怕“焦点访谈”的暴光，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无数事实已经说明，没有监督的权力只能导致腐败，只有加强监督，才能保证权力的正确行使，防止腐败现象的蔓延。
民主制度与法制是联系在一起的，要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就必须加强法制建设，坚持以法治国，从法律上保证民主制度的实施。1978年邓小平就明确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可是到现在，有制度不执行、有法不依的现象仍然很普遍，一些制度只是一纸空文，一种装饰。在不少人的头脑中，法的观念还非常淡薄，总认为权力大于法，法要服从权。要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这种状况就必须尽快地加以改变。
四、实现民族振兴，必须发扬科学精神，实施“科教兴国”
在五四运动中，科学即“赛先生”与“德先生”一样，是反封建、反迷信的另外一面大旗，并有力地促进了民主意识的发扬，反封建斗争的开展。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提出的新思想，第六条就是“科学的而非想象的”。他说：“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之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注：《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页。）因此， 在发扬民主精神的同时，还应该发扬科学精神。
要发扬科学精神，首先对科学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所谓科学，首先是科学精神、科学态度、科学方法。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谈到科学时，强调的就是这个方面。他说：“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注：《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页。）也就是说， 不管对于什么事情，都应该主观符合客观，理论符合实际，从客观事实出发，而不是从迷信和主观想象出发。如果离开科学精神、科学态度、科学方法，科学就成为一种纯粹的技艺。但是，现在不讲究科学的事情仍然很多。有的仍然相信封建迷信那一套，甚至搞什么工程、项目也要去烧香拜佛；有的虽然不再信封建迷信，但迷信其他的东西，如对领导人的迷信，对自己的迷信等等。许多重大决策，有的不认真调查研究，不认真加以论证，完全凭主观想象，甚至凭一时的心血来潮，就决定下来，结果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损失造成了，一句“交学费”就轻松地交代过去了。这样的“学费”，再不能这样无休止地交下去了。对于某些领导干部，不客气地讲，应该进行科学的启蒙，使他们知道当了领导并不等于懂得一切，并不永远正确，更不是万能的，无论办什么事都要讲究科学。
要发扬科学精神，还要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发挥科学技术的效能。现在，对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述，江泽民关于“科教兴国”的战略，很多人都耳熟能详。但真正要把这些论述和战略落到实处，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例如要科教兴国，就要首先办好教育，但我国的教育经费在国家预算中所占的比重，在全世界几乎是最低的，许多地方的教师长期领不到工资。又如要发挥科学技术的作用，就要重视科技人才，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可是许多单位一说科技人才就没指标，一说先进技术就没钱，致使许多科技人才闲置在那里，许多科学发明停留在纸上，锁在保险柜里，无法形成生产力。这种状况不改变，科技兴国就只能是口号，现代化就不能尽快地实现。
发扬民主和科学精神，还有一个重要目的是提高人的素质。要实现四个现代化，首先要实现人的现代化。在五四运动时期，陈独秀、鲁迅等人就深感国民素质不高，妨碍了社会的进步，因此提出了“改造国民性”的任务。现在，中国人民的素质已经有了显著的提高，与五四时期不可同日而语，但与许多发达国家相比，民主法制意识仍然不强，科学文化水平仍然不高，不文明甚至落后的方面仍然很多，基本素质仍然有待于进一步的提高。如果不迅速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素质，实现人的现代化，四个现代化也不可能迅速地实现。
五、实现民族振兴，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
在五四时期，先进的思想家们大胆地冲破旧传统，提出了许多振聋发聩的主张，出现了一种在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思想大解放的局面，并有力地带动了其他领域的大解放。正如毛泽东当时所形容的：“思想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经济的解放，男女的解放，教育的解放，都要从九重冤狱，求见青天。”（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编：《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393页。）正是这种思想的大解放， 使五四运动成为新思想与旧思想、新文化与旧文化的分水岭，并开启了此后思想解放的先河，深深地影响了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发展。后来所发生的第二次、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第二次历史性的飞跃，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产生，以及从那时起我国取得的每一个进步和成就，可以说都是解放思想的结果，是五四精神的继承和发扬。
现在要实现民族振兴，同样要发扬五四精神，不断解放思想。近二十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实行，全国人民的思想获得了一次又一次大解放，冲破了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的束缚，推动着实践不断向前发展，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重大成就。但是，思想解放是永无止境的，不是一次或几次就能完成的。今天思想解放了，到明天又可能不适应新的情况。随着实践的发展，认识也要跟着发展，不断地抛弃那些已经不适应新情况的旧观念，打破那些不合乎当代实际的旧思想的禁锢。否则，就必然束缚实践的手脚，阻碍历史的前进。
现在，我们从事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全新的事业，特别需要根据中国的实际，大胆探索，勇于创新，敢于变革，不能只根据书本上已有的论述、原有的模式、传统的观念去进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树立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学风，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处处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固有的观念出发。现在，有的人仍动不动就拿出马、恩、列、毛等人的本本，指责一些思想和做法不符合他们的论述；与此同时，有的人为了证明改革开放措施的正确，也到马、恩、列、毛等人的著作中寻找根据，说他们已经说过什么话。我认为，这都不是正确的态度。江泽民在十四大和十五大报告中早已指出，我们决不能停留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则、某些本本的教条式理解上，停留在对社会主义的一些不科学的甚至扭曲的认识上，或者停留在那些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正确的思想上，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同它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发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没有出路。现在要发扬五四精神，振兴中华民族，就要进一步坚持和发扬这种马克思主义的学风。
关于当前进一步解放思想的重点，我认为主要是两个：一个是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一个是如何贯彻落实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的“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问题。关于政治体制改革，大家已经认识到了它的重要性、迫切性。这些年来，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取得显著的成就，但政治体制改革进展不大，与经济体制改革不配套，在很多方面束缚甚至阻碍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使经济体制改革的许多措施不能真正落实或不能取得应有的成效，亟需要解放思想，加快改革的步伐。关于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的“三个有利于”的标准，不仅是判断姓“资”姓“社”的标准，也是判断一切工作、一切是非的最重要、最根本的标准。现在对一些问题的认识长期不一致，一些问题迟迟不能得到很好地解决，关键还是没有真正贯彻落实这个标准，在许多问题上还受着传统观念的束缚。如果真正以这个标准来加以衡量，很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因此，在这个问题上也应该解放思想。
当然，我们说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勇于创新，敢于变革，并不是说可以不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不要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在解放思想的同时，还要发扬五四时期的科学精神、理性精神，对任何事物都要抱一种科学冷静的态度。这种科学冷静的态度，就是实事求是。像1958年的“大跃进”，近几年的“开发区热”、“房地产热”等做法，并不是真正的解放思想，而是纯粹的头脑发热，是一种不要科学的蛮干。这样的做法，只能造成严重的后果，甚至无法弥补的损失，再不能让它重新出现了。
六、实现民族振兴，必须扎扎实实地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1918年6月，恽代英曾针对当时一些人只是空谈而不实行的现象， 写了一篇《力行救国论》，提出“欲救国家，惟有力行二字。”指出“吾等自今当有一种觉悟，当知国家之所以至今日，皆由一般自命为爱国之士者，但好口说争辩，而不实行，或实行而不切实、不勇猛之过。故吾等今日必须超然跳出口说争辩之范围，凡自见可以救国者实行之，切实而勇猛以实行之，非此不足以救中国，即非此吾人不能有丝毫贡献于国家。”（注：《恽代英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9－70页。）他所说的那种好口说争辩而不实行的现象，现在太普遍了。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言行不一，理论与实际相脱节。
这种言行不一、理论与实际相脱节的现象，有两个方面的表现：一方面是实际并没有那么好，在理论上、宣传上却拼命地拔高，脱离实际；另一方面，则是理论上说得头头是道，就是不实行，或者只做表面文章，搞形式主义。更有甚者，有的人不但不实行，反而有意反着做。例如有一些领导干部，在作报告时大讲反腐倡廉，作完报告后却大搞贪污腐败；对别人要求严而又严，自己却为所欲为；对上一套，对下一套；口头上一套，实际上一套；表面上一套，暗地里一套。现在群众最痛恨的人中，就包括这种人。但是，现在往往是说得好听的人、善于搞形式主义的人受到欣赏，真正埋头苦干的人却得不到重用。
我们现在所从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是一个伟大的事业，目标是要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个目标，不是靠说、靠吹、靠搞形式主义能够实现的，必须靠每个人扎扎实实地工作，靠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要发扬五四精神，振兴中华民族，就要反对那种只说不做、言行不一、理论与实际相脱节，甚至口是心非的现象，提倡说到做到，口心如一，理论与实际相一致，甚至少说多做，扎扎实实地多做一点对人民、对国家、对民族有益的事情，多解决一点实际问题。也就是说，要把发扬五四精神落到实处，体现在各项具体工作中。只有这样，民族的振兴才有希望早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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