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新识五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资料论文,史学史论文,新识五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332(2015)02-0019-08 《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四卷本于201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之后，有多篇专题书评予以肯定，指出“本书用第一手资料勾勒出中国史学的博大画卷”①。而学术探讨永无止境，史料的发掘和考订也是持续推进的，《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必然会留下还未理清的环节，存在尚须阐明的内容。这里谨述重读本书的几点新思考、新领悟和新考核，以求中国史学史学界同仁的指正和切磋。 一、《宋书》、《魏书》均为官修史 《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一下简称《增订编年》)承袭杨翼骧先生原书的布局，在先秦至隋唐五代卷(第一册)对于沈约《宋书》、魏收《魏书》，收录资料较多，使其编纂状况能够较为清晰地显示出来。众所周知，《宋书》、《魏书》后来纳入正史系列，且部帙较大，资料丰富，值得重视。对此二书，历来研究者多有评述，但大多没有明确地判别是属于官修史还是属于私修史，甚至缺乏这种区分官、私的意识，实际多是将之等同于私家修史来议论的。一般的中国史学史论著，似乎不一定非要区分官修史与私修史，但假若将中国传统史学置于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互动、互补而又互有排抑的双轨发展中予以考察，辨别重要史书是否属于官修史就十分必要了。 一种古代史籍是官修史还是私修史，有时特征明晰，容易划分，有时则比较模糊。唐朝之前，史馆制度尚不完善，官方修史的情况比较复杂，这就需要有明确、允当的判断标准。在中国史学史上，官方史学主要表现为以下几项内容：1、官方切实控制和管理下的史籍编纂；2、制度化、规范化的记史和修史机构；3、官方编辑的史料和官修史书；4、官方历史观与史学思想；5、官方史学的学术地位及其政治性的作用。其中第1条是判断一部史书是否属于官修的主要依据，如果一部史书在其编纂过程中，历史观点、史书体式、内容取舍等主要问题受到官方切实的管控，那就属于官修史。这里的“官方”指的是政权组织或机构，官员发出的指示必须代表和执行一个政权的意志，而不是他个人的意愿，才可认为是官方，但皇帝的谕令，则可以代表朝廷意志，即为官方的干预。 关于《宋书》，《增订编年》依照杨先生原书第一册，载有南齐武帝永明五年(487年)“沈约开始著作《宋书》”条，而次年即载“沈约著成《宋书》纪、传七十卷”，并且将之进呈齐武帝，《进书表》中较为细致地列举了自刘宋以来，何承天、苏宝生、徐爰等多人主持编纂此书的状况。沈约乃是修订前人之稿，故于一年内即写定纪、传七十卷，此乃官方修史活动积累的成稿。沈约做出较大贡献者，是进献《宋书》纪、传之后，修订和撰写“八志”30卷，这一编纂事项，虽然于梁武帝天监年间才最终完成，但主要工作也应当是在南齐时期基本就绪。②有记载表明，齐武帝对《宋书》的编纂是很有干预的，如《南史》卷七二《王智深传》记述沈约编纂《宋书·袁粲传》，就曾送齐武帝审阅，被指示要按“宋家忠臣”来撰写。沈约“又多载(宋)孝武、明帝诸亵黩事，上遣左右语约曰：‘孝武事迹不容顿尔；我昔经事宋明帝，卿可思讳恶之义。’于是多所省除。”③可见沈约是在朝廷的直接管控之下修史，因此《宋书》应该定性为官修史书。 关于《魏书》，情况与《宋书》类似，魏收虽然是主要编纂成书的作者，但第一，魏收主持的《魏书》编纂，是承袭了前此官方纂修的既有史稿；第二，魏收等人在朝廷切实的管理、控制之下进行编撰。拓跋族建立的北魏政权，很早就开始了本国史的编纂，虽因公元450年崔浩史狱的发生，中断了10年，但至公元460年，即恢复史官建置。此后持续未断，魏孝文帝时期更有发展。著名史家高允、刘模、李彪、崔光、高祐、崔鸿等历经任职，魏收则自东魏时参与编修，北齐时主持其事，另有多名史官协助，承接前此成果，裁定成书。这在《增订编年》中历有载录，线索明晰。《魏书》载笔多有揭发北朝土族丑事，引起众口喧嚣，曾导致朝堂辩论，由北齐文宣帝亲自裁定是非，制裁了攻击《魏书》的势力，同时也两次命令魏收修改《魏书》，这些情节皆载于《北史·魏收传》，而《增订编年》按时间将载录析出，分别于公元560年和566年专立两个题目：“魏收奉命修改《魏书》”和“魏收再度奉命修改《魏书》”④，彰显朝廷对纂修《魏书》的干预。魏收于公元572年卒后，次年北齐又曾“诏史官更撰《魏书》”⑤，总之《魏书》乃在朝廷的切实控制、管理下编纂，属于官修史性质。 一部古代史书是否属于官修史，有时因资料的残失或缺载而难于辨别，其判断的标准，不能根据史书的思想倾向，也不论官方是否予以支持和资助，只应当考察该史书纂修进程之中，官方是否切实施行了管理和控制，这是最允当的衡量尺度。 二、朱熹《资治通鉴纲目》条目遗留的问题 朱熹《通鉴纲目》一书，为中国古代史学史上极其重要的著述，影响深广。南宋之后，直与孔子《春秋》并称，曰“《春秋》大义，《纲目》大法”，视为历史观念之圭臬。《增订编年》于公元1172年立“朱熹著《资治通鉴纲目》”条，⑥基本依照杨翼骧先生原书资料，篇幅已经相当可观，未多做补充修订。然而这遗留了一些史学界意见分歧，且尚未解决的问题，十分需要进行学术研讨。 第一，《通鉴纲目》何时完成初稿？汤勤福先生根据朱熹于淳熙九年(1182年)十一月上书宋孝宗，说到《通鉴纲目》“数年之前草稿略具”，认为：“《通鉴纲目》的初稿至少完成于淳熙七年(1180年)二月之前”⑦。其实早在1994年，叶建华先生即已发文考订这个问题，引证朱熹《答吕伯恭》书中“《纲目》草稿略具，俟写校浄本毕，即且休歇数月，向后但小作功程，即亦不至劳心也”，指出《通鉴纲目》初稿完成于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年)。⑧这个考订是成立的，后来郭齐先生为驳汤文，再次引用同样史料重申以上结论，⑨此项史实已能得以确认。 第二，关于曾经单行的《通鉴纲目凡例》，争议颇大，汤勤福先生直指现存的《资治通鉴纲目凡例》为伪造，而且是与所谓朱熹致赵师渊的“八书”(八封书信)联结一起，原因是现存《通鉴纲目凡例》与“八书”，早年无人知晓，据称都是几十年后朱子后学王柏从赵氏家中得到，二者来源一致，故同是伪造。⑩朱熹撰写《通鉴纲目》先成《凡例》，这在他与门人、友人的书信中多次谈到，若断定现存本是伪书，须有确证，郭齐先生的文章指出汤文的辨伪，缺乏可以成立的理据。对于朱熹的文集何以未曾收录“八书”，郭文解释为“文献流传过程中出现种种复杂情况，是常有的事”，直至现代，还曾发现朱熹的佚文。(11)但他却未解答汤文的质问：在朱子后学编纂朱熹文集之时，作为朱熹弟子的赵氏，为什么不提供这八封书信？ 第三，赵师渊在《通鉴纲目》的编纂中有何作为？一种意见是认为朱熹定“纲”，弟子赵师渊撰“目”，清代《四库全书总目》即如此论述。又一种意见则强调赵师渊不仅撰“目”，而且参与定“纲”，应当是主要作者，刊印此书应该题写赵师渊之名。(12)而认为“八书”本是伪造的学者，自然就否定了赵师渊曾经参与《通鉴纲目》的编纂工作。 根据现存资料以及对史学界不同观点的清理，《通鉴纲目》编纂状况可以概述如下： 宋孝宗乾道三年(1167年)，朱熹决计编纂《通鉴纲目》，首议《凡例》，且随即开始编辑。有蔡季通、李伯谏等多人协助，朱熹本人裁定。至乾道八年(1172年)《通鉴纲目凡例》已经完成，史稿正文也进展迅速，初具规模，朱熹此时信心百倍，故撰写了《资治通鉴纲目序》一文。至淳熙二年(1175年)，已然“草稿略具”，即完成初稿。这在前揭叶建华之文章中有所考述。 此后，朱熹对书稿开始做全面的修订工作，淳熙三年至五年颇有成效，但淳熙六年以后，由于官职外任，修订之事有所因循，而且越来越感到艰难。其原因是全盘修改此书，不仅要使内容和表述符合自订的《通鉴纲目凡例》，而且史事考证、文字校订，不胜其烦，故每有“大惧不能卒业，以为终身之恨”(13)的感慨。淳熙九年(1182年)，朱熹上书提到修订《通鉴纲目》事，意欲争取朝廷给以大力支持，然而希望落空。因身体多病，缺少助手，其后史稿的修订使朱熹更为力不从心，常常在信件中叹息缺乏专力助手，难于进展。 朱熹的学生人数甚多，但其中缺乏史家，修订《通鉴纲目》又难度极大，任凭朱熹叹息，仍无人敢于应承。迨至晚年，终于有赵师渊领受了《通鉴纲目》的修改工作。那么赵师渊是哪一年开始承担此务？笔者认为绝不早于宋宁宗庆元二年(1196年)。理据有二：赵师渊先曾为官，不可能承当修史之任。庆元元年(1195年)才免官东归，不再复出，此其一；庆元二年朱熹在《答辅汉卿》书信中称：“诸书无人整顿，抄寄然改处亦不多”(14)，可知赵师渊此时尚未担负“整顿”《通鉴纲目》之事。 赵师渊作为朱熹的学生和朱家的亲戚，可能出于对老师的同情而担负修订《通鉴纲目》的重任，无奈其见识、能力不佳，结果不仅未能完成，而且颇多舛误。赵氏仅从事修订工作三年，朱熹即已逝世，此后不了了之。朱熹后代与众多朱门后学，也必定对此大不满意。赵氏心有赧然，自然不好意思公布朱熹关于修订《通鉴纲目》的“八书”，而朱熹后人编辑朱熹文集，也对这样的书信不予重视。又因《通鉴纲目》之文远不能契合《通鉴纲目凡例》，后来刊刻全书便舍弃了《凡例》。孰料几十年后事过境迁，朱熹的三传弟子王柏，却钩沉发隐，令《通鉴纲目凡例》与朱熹“八书”再现于世，且引出种种误解，这是《通鉴纲目》整个编纂、流传过程中的一场尴尬。赵师渊于《通鉴纲目》贡献不大而疏失颇多，历代不少学者对本书多所指摘，赵氏难脱缺欠史才、修订不力之责。 三、《咸宾录》撰成之年及刘坦的《中国古代之星岁纪年》 《增订编年》元明卷收录明代江西豫章人罗曰褧著《咸宾录》一书的资料，其中最重要的是同乡人刘一焜所撰《〈咸宾录〉序》，其文篇幅较大，评介详细，而且说明了本书撰写的时间问题： 《咸宾录》者，录四夷之事也。曷取乎四夷之事？胪列众卑以承一尊而已。……《录》之创造，岁在实沈，成在寿星，在大火阏伯之辰而授之剞劂，传之博雅君子。万历辛卯仲夏月，豫章刘一焜元丙父撰。 “实沈”、“寿星”、“大火”，都是星岁纪年的术语，需要转换为确切的明朝帝王纪年和公元纪年。我在家乡天津市武清县读中学时，就听到本县人物刘坦的传奇故事，据称在古年代的考证上大受郭沫若的赞赏。1978年我进入南开大学历史系学习，居然从图书目录中发现有刘坦的著作《中国古代之星岁纪年》。至1996年前后，杨翼骧先生编著第三册《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需要判定《咸宾录》的撰成之年，而一时无法措手，遂将此事对我谈起，认为这种星岁纪年问题，很需要可资参考的书籍。于是，我说起中学时期所闻之事，建议杨先生是否参阅《中国古代之星岁纪年》一书，可能有所裨益。过了一段时间再与杨先生会面，先生十分高兴地告诉我，参考刘坦的这本书，问题已经解决，年代可以确定，并且拿起书桌上的《中国古代之星岁纪年》，盛赞其学术精深，指示应当认真阅读。我接过来予以翻阅，如若天书，茫然若坠五里雾中，竟然搁置多年未读。 《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第三册出版，见书中“罗曰褧著成《咸宾录》”条目有案语曰：“罗曰褧《咸宾录》之著作年代，刘一焜序称‘《录》之创造，岁在实沈，成在寿星。’据刘坦《中国古代之星岁纪年》(科学出版社1957年12月出版)推算，实沈当为万历九年辛巳，寿星当为万历十三年乙酉，故编于此。”然不解杨先生究竟如何推算出结论。笔者近年从容阅读刘坦《中国古代之星岁纪年》及相关论著，终于稍可了解其中奥秘。 刘坦(1910-1960)，武清县王庆坨镇人，潜心研究古代纪年问题，早年撰有《〈史记〉纪年考》，商务印书馆1937年出版。1950年代在《历史研究》发表过学术论文，著有《论星岁纪年》(科学出版社1955年)、《中国古代之星岁纪年》(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其中《中国古代之星岁纪年》近27万字，内容丰富、功力深厚。刘坦是值得关注的历史年代学家，但因独自于乡间研究学术，并且早逝，于今知之者甚少，应当彰显其人其事。 中国古代很早就发现木星大约十二年运行一周天，为此将天空划分12个星区，称为十二次。木星每行经一次，古人曾经以其所处星次位置纪年，故称木星为岁星。但岁星并非正好12年运行一周天，而是11.8622年，这样对于观测者而言，经历若干年后，岁星就会超过一个星次，是谓“超辰”。而且岁星的行进方向，与日月及其他恒星运行方向相反，也使观测纪年有所不便，于是又想象出一个的星体，取名曰“太阴”，后改称“太岁”，按照12个地支标识的天宇区域(即“十二辰”)顺序运行，速率类似岁星但与之方向相反。按照西汉末年刘歆《三统历》的设定，岁星从“星纪”位次起始，太岁从甲子位起始，二者相邻，相对运行，岁星每到一个星次，就以太岁同时到达的地支标记其年，当然也可以用星次名称表示纪年。12年一周期，若配以天干，运行五周乃一个甲子。此外，还有将天干、地支皆按先秦的岁阳、岁阴名称，用以纪年，亦源于星岁纪年法，例如甲寅年写作“阏逢摄提格”。这与《三统历》不同，也与本问题无关，且不具论。 刘坦《中国古代之星岁纪年》一书详细地梳理了《三统历》纪年法，列出其唐尧至东汉光武帝的年表，画出其星岁运行与纪年的多幅图表，显示出岁星星次与太岁地支的对应是确定的，这12个对应关系是：星纪——子，玄枵——丑，娵訾——寅，降娄——卯，大梁——辰，实沈——巳，鹑首——午，鹑火——未，鹑尾——申，寿星——酉，大火——戌，析木——亥。(15)即在纪年上凡言“星纪”，必是子年，凡言“实沈”，即为巳年，依此类推。 东汉时期逐步摈弃了星岁纪年，独立地使用干支纪年法，与岁星、太岁全然剥离，大为便利，后历朝历代沿袭。但是，有些学者为示古雅，仍故意使用岁阴岁阳纪年或用星次名称表示纪年，如司马光《资治通鉴》全书皆以岁阴岁阳名目配合帝王纪年，偶用星次名称标识年代者也时有出现，刘一焜《〈咸宾录〉序》即为一例。但是，东汉之后的这种岁阴岁阳纪年以及星次“示年”的做法，仅仅将干支进行固定对应名称的转换，并非对岁星有什么观测，也是与当初的星岁纪年法脱离了干系。刘一焜《〈咸宾录〉序》所谓“《录》之创造，岁在实沈，成在寿星”，不过是说此书始修于巳年，完成于酉年，“大火阏伯之辰而授之剞劂”是戌年开始刊刻。这里只有地支而无天干，但撰《序》时间已写明为“万历辛卯”即万历十九年，而同乡友人撰《序》，一般不会距成书之年过于久远，于是从《中国历史纪年表》可以查到万历十九年之前最近的巳年是万历九年辛巳，酉年是万历十三年乙酉，遂知成书之年在万历十三年(1585年)，当然付刻时间是在次年即丙戌年。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刘一焜标识的星岁纪年乃是依照《三统历》的现成说法，若依取其他典籍例如唐朝陆德明《经典释文》卷三对星次对应地支的解说，则不着边际，无法解读刘一焜之《序》。因此，细读刘坦《中国古代之星岁纪年》对《三统历》的深入研究，实为推定《咸宾录》成书之年的关键。 四、从《清太祖武皇帝实录》的书名说起 《增订编年》于元明卷补充“《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修成”条目，事在公元1636年，(16)其中节录了《满文老档》与康熙朝所修《清太宗实录》的记载之文。于是呈现了一个问题：这部清入关前修成的实录，书名究竟是什么？其称谓有何演变？ 《满文老档》的记载是原始性资料，在书成进呈表文中的全称是“太祖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武皇帝、太后孝慈昭宪纯德真顺成天育圣武皇后实录”，这样一堆庙号、尊号、谥号构成的书名，只是在进书仪式和重大典礼上应用，一般提到之时皆用简称，此一条记载的标题即为“(十一月)十五日，《太祖太后实录》告成”(17)。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实录的名称乃“太祖”与“太后”并列，所谓“太后”，即清太宗生母叶赫纳喇氏。她于戊子年(明万历十六年，公元1588年)嫁与清太祖(18)，年十四，于辛丑年(明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即已死去(19)，年仅二十七岁，其死时距公元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天命政权尚有十五年，对清太祖一生创基立业活动关系甚微，而实录修成后竟以太祖、太后并列于书名，违背历代纂修实录的体例规则，显然是阿从清太宗私意。这部实录用满文、蒙古文、汉文三种文字分栏书写，并且配以插图，行文用语，也不合传统的皇帝实录体式，是当时清廷虽立意仿从汉人政权纂修实录，但纂修上既不深知、也不想完全取同于传统的实录体例，我行我素，遂编成这部独有特色的实录之书。 清入关后的顺治时期，因欲纂修清太宗的实录，必当参考此前的太祖实录，但感知入关前所修实录很不规范，为了与新修清太宗实录稿本格式一致，于是将满、蒙、汉三种文字分栏书写的体式，改抄分为三种文本，删去书名中“太后”之称，厘为四卷，舍去图画，在每卷正文之前都加上书名、卷数，其形式向传统的实录体例有所接近。此书满文本、汉文本皆保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馆，简称《太祖武皇帝实录》，当然正式全名仍然依从入关前文本所拥有庙号、尊号、谥号。另外，顺治新抄写的实录汉文本，1932年由故宫博物院排印出版，封面题为“清太祖武皇帝努尔哈奇实录”，书内各页边幅的书名则删去“努尔哈奇”四字，这比封面的题名允当。 康熙朝纂修发现《清太祖武皇帝实录》(顺治抄本)仍然大不符合传统实录的体例，决定重修，并于康熙二十五年二月成书，按照康熙朝对清太祖新增改的谥号、尊号，称为《大清太祖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睿武弘文定业高皇帝实录》(简称《太祖高皇帝实录》)。康熙朝重修的《太祖高皇帝实录》，与入关前《太祖武皇帝实录》相比，面目已彻底改观，单就体例而言，御制序、凡例、目录、进书表、修纂官职名等一应俱全，列于书首。文中统一了年月日书法，日期皆系以干支，人名、地名的翻译已趋于文雅，而且连努尔哈赤的谕令、话语也修改的文绉绉，体现了清廷趋于“汉化”的文化取向。全书避讳了帝、后之名，对清太祖一律书之为“上”，这些都符合历代实录纂修的通例。康熙重修本《太祖高皇帝实录》，成为清朝皇帝实录体系中的第一部，原入关前所修实录已经摈弃。 乾隆朝纂修《四库全书》之际，从宫廷内发现入关前写定的太祖实录原本，得到乾隆帝的推崇，认为其中古朴、勇武的精神值得提倡，遂下令依据此书编撰《皇清开国方略》，随即又下令将入关前所修实录原本复制2份，以期长久保藏。乾隆帝《敬题重绘太祖实录战图八韵》诗自注言：“实录八册，乃国家盛京时旧本……因命依式重绘二本”(20)，即完全按照三体文字分栏书写和带有插图的样式复制。但乾隆朝对于入关前实录原本和重新复制本的名称，则相当多样，例如称之“开国实录”、“图本”、“太祖实录战图”等等，前两种用以指入关前之本，后一种兼指乾隆重新复制本，皆为权宜之称。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康熙朝重修《太祖高皇帝实录》乃清帝实录体系的正本，“高皇帝”的谥号不可再改称“武皇帝”，所以不能依正式书名称呼入关前的实录原本，更何况该书还有大不符合规范的“太后”书名。因此，只能代以别称、简称，当事人心知所指也就可以了。至于后来乾隆重新复制本的名称题为《满洲实录》，乃是在书册贴签粘补，这最早也在乾隆四十八年之后，该书已制成好几年了。(21) 清朝官修史有时在书名上伸缩灵活，并不固执。例如乾隆十一年成书的《明纪纲目》，有时写作“明通鉴纲目”、“明史纲目”，刻本有称《御撰通鉴纲目三编》者，《四库全书》录入时名为《御定资治通鉴纲目三编》。乾隆三十三年成书的《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多处文献和刻本题为《御批通鉴辑览》，简称《通鉴辑览》者亦每每可见。因此，今人对此不必处处胶柱鼓瑟，更不要因书名之称谓不同而多生臆想。近代以来，学术界在事关清太祖一朝实录问题上，误解联翩，其中多有因书名称谓歧异而大加发挥者，如将《太祖实录战图》与入关前《太祖太后实录》说成两书，将顺治朝分文本抄写《太祖武皇帝实录》说成是重修等等。而其极端者，甚至妄言乾隆朝重新复制的《满洲实录》一书，是清廷君臣合伙的伪造。此说荒唐谬乱，却竟然得到某种赏识，这需要另文驳正，在此暂且不议。 五、戴名世文字狱与王鸿绪进呈《明史列传稿》 戴名世《南山集》文字狱，是康熙朝后期一个很大的案件，《增订编年》立有条目录入相关资料。其事起于康熙五十年(1711年)都察院左都御史赵申乔参劾戴名世“妄窃文名、恃才放荡。前为诸生时，私刻文集，肆口游谈，倒置是非，语多狂悖”(22)。这明显地是要兴起文字之狱，经刑部查议，则定性为“察审戴名世所著《南山集》、《孑遗录》，内有大逆等语”(23)，实际上涉及的罪状主要是私修、私论明史而触犯清廷禁忌。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戴名世本人问斩，牵连多人处以刑罚。 康熙帝以“宽仁”为标榜，自称“治天下务以宽仁为尚，此心此念，恪守五十年，夙夜无间”(24)，“朕治天下、惟宽仁是务”(25)。康熙后期可以说是“宽”到法制松弛的地步，所以才会有雍正朝的刑罚严苛，矫枉过正。戴名世的罪过并非太重，可以坐实的“悖谬”，只不过是早年间撰文、书信，偶用了南明政权的年号，事隔多年，仍不姑息，将此钦点一甲二名进士处以死刑，而且牵连多人入罪，是几十年来少见的严厉之举。或许有人认为刑部原议之处罚更为严酷，康熙帝已经予以大幅度消减。但这在清廷结案机制上，乃常见的双簧式戏剧而已，不足为“宽仁”之据。学术界对戴名世被严加治罪的原因，有多种解说，但皆未注意到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当时康熙帝对私撰明史问题，具有极度的敏感加极度的反感心理。 自康熙四十年之后，康熙帝因册立太子等问题的挫折，心理失衡，政务颇受影响，对史学的态度也由高度重视转变为一种虚无情绪，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就批评《明史》馆：“今之史官，或执己见者有之，或据传闻者有之，或用稗史者亦有之。任意妄作，此书何能尽善！”(26)后来还说过诸如“明季事迹，卿等所知往往皆纸上陈言”，“书中之言，多不可凭。二十一史，朕皆曾披阅，悉属笔底描摹，无足徵信”，“大臣虽奏请速成《明史》，朕明知其无实，速成何为”(27)等厌弃史学的话语，官方纂修的国史、《大清一统志》、《明史》都半途而废，起居注馆随后也被撤消。在官修《明史》废弛境况下，清廷就会对私修行为倍加反感，若有违碍之处，则更不容忍。戴名世案发恰遇此时，无怪乎在劫难逃。 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戴名世被处斩，令休致在乡正纂修《明史稿》的王鸿绪格外惕厉，他于次年进上《明史列传稿》205卷，且撰《进呈明史列传稿疏》上奏。查王鸿绪因结党钻营，康熙四十八年被免职休致，回乡时将明史馆内史稿尽数携走，所有文献中皆无朝廷特许他在外修史的记录。“书局自随”是一种荣耀，倘若有此经历，王鸿绪康熙五十三年的进书上奏岂能只字不提？可知携稿回乡乃是私自行为，但因康熙朝后期修史废弛，竟然无人过问。《南山集》文字狱之后，王鸿绪用一年时间抓紧整理和誊写《明史列传稿》，进上朝廷，此非偶然，乃是唯恐追究，谋求规避。如若不然，为何全书远未完成就急忙进呈列传？以书局自随的官员，或书稿完成后进呈，或朝廷讨要而进呈，或身故之后由家人献出，从未见王鸿绪这种做法。王氏的行为乖巧有效，康熙帝虽未因此而重视《明史》纂修，但起用王氏编纂《省方盛典》，重新获得信任。雍正元年(1723年)六月，王氏再进《明史稿》，据其上疏称：“今合订纪、志、表、传，共三百零十卷，谨录呈御览”，并且自注为“全史八套”(28)，说明对原进呈的《明史列传稿》又作了修改。可见康熙五十三年所进《明史列传稿》乃仓促凑成，未为定稿，印证了乃是另有动机。王鸿绪巧于避过，得益于戴名世之案的警醒，否则迨至雍正元年，假若王氏仍未上交《明史稿》，雍正帝正雷厉风行地全面恢复康熙朝废弛的起居注、国史、《一统志》纂修，焉能忘记《明史》？岂不严厉追究王鸿绪盗取史稿之罪！陈梦雷手中《古今图书集成》稿，就被雍正帝强行夺取，改由官方设馆纂修，并且将陈氏严加惩治，即为显例。 黄爱平教授《王鸿绪与〈明史〉纂修》(29)一文为王氏辩白，认为历来指责王鸿绪攘窃《明史稿》之说不能成立，王氏虽自刻《横云山人明史稿》，但在清代这种情况多有，并不违规。所言自是合理。但王鸿绪的行径，确有将《明史稿》据为私有的不良动机，私自携去史馆史稿与私刻史稿，都是这种私欲的痕迹，虽无可加罪，但品行却为有识文臣、学者看透，故雍正朝就有史官杨椿，对王氏予以贬抑，影响深远。 平情而论，王鸿绪纂修《明史》很有业绩，在康熙朝后期官方史学废弛之际，以个人之力延续了《明史》修订，尽心尽力，大为提高了史稿质量，贡献不在万斯同之下。雍正元年进呈全部史稿两月后逝世，功成而善终，是他个人幸运也是《明史》之幸运，而这其中却还有戴名世罹难事件的历史性补偿。 ①张越：《跨三代学者，筑学术基石——简评〈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1月27日。 ②《梁书》卷30，《裴子野传》载有范缜上表称“及齐永明末，沈约所撰《宋书》既行，子野更删撰为《宋略》二十卷”。是《宋书》已在南齐时流行，疑改朝换代为萧梁后，沈约仅以改动萧梁避忌处为重点略作修订而已，主要撰著工作当是在南齐时完成。 ③见《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先秦至隋唐五代卷，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50页。 ④见《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先秦至隋唐五代卷，第189页、190页。 ⑤《北齐书》卷8，《后主纪》，《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先秦至隋唐五代卷，第194页。按：从现有资料看来，此次对《魏书》并未完成多大改动。 ⑥见《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宋辽金卷，第273-276页。 ⑦汤勤福：《朱熹与〈通鉴纲目〉》，《史学史研究》1998年第2期。 ⑧叶建华：《论朱熹主编〈纲目》，《文史》第39辑，1994年3月。 ⑨郭齐：《关于朱熹编修〈资治通鉴纲目〉的若干问题》，《四川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 ⑩汤勤福：《朱熹给赵师渊“八书”考辨》，《史学史研究》1998年第3期。 (11)见郭齐《关于朱熹编修〈资治通鉴纲目〉的若干问题》，《四川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 (12)见严振非《赵师渊与〈通鉴纲目〉》，《文史哲》1991年第1期。 (13)朱熹：《答李滨老》，《晦庵集》(《四库全书》本)卷46。 (14)朱熹：《答辅汉卿》，《晦庵集》卷59。此信系年据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三联书店2010年版。 (15)见刘坦《中国古代之星岁纪年》，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30-31页。 (16)《增订中国史学资料编年》元明卷，商务出版社2013年版，第496页。 (17)《汉译满文老档》崇德朝第36册，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册，第1698页。 (18)《太祖武皇帝实录》卷1，戊子年九月。据《清入关前史料选辑》(一)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后同。 (19)《太祖武皇帝实录》卷2，辛丑年九月。 (20)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清实录》第1册，《满洲实录》卷末第423页。 (21)见乔治忠《清太祖一朝实录的纂修与重修》，《南开学报》1992年第6期。 (22)《清圣祖实录》卷248，康熙五十年十月丁卯。 (23)《清圣祖实录》卷249，康熙五十一年正月丙午。 (24)《清圣祖实录》卷245，康熙五十年三月庚寅。 (25)《清圣祖实录》卷264，康熙五十四年六月戊辰。 (26)《清圣祖实录》卷218，康熙四十三年十一月壬戌。 (27)以上依此见《清圣祖实录》卷240，康熙四十八年十一月癸未，《康熙起居注》五十六年八月初四日乙酉、五十六年十月三十日庚戌。 (28)见《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清代卷第255页，雍正元年“王鸿绪再进《明史稿》”条目。 (29)载《史学史研究》198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