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茂崇[1]2004年在《马克思的全球化思想及其当代意义探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就对当时不断发展的世界贸易和不断开拓的世界市场进行了总结，最早地捕捉到了全球化的发展趋势。现在，全球化已几乎成了世界各国、国际舆论界和学术界最常用的词汇。我认为，对全球化的真正理解不在于对其本身的一般性描述，而要探求其内在发展过程和本质特征。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其理论中蕴含着丰富而又自成体系的全球化思想。马克思、恩格斯从经济与世界一体化关系的阐发，对于说明全球化的表现，该进程的动因、趋势与影响表现出惊人的洞察力、说明力和预见性。因而，从理论上探索全球化的思想由来和基本内涵，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的发展战略不仅是时代的呼唤，而且是振兴中华民族，建议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现实需要。 本文第一部分分析马克思的全球化思想的形成和基本内涵和及其主要特征；第二部分分析和阐述邓小平，江泽民对马克思全球化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第叁部分探索马克思全球化思想的伟大意义以及我国应对全球化的方法和措施。
李辛津[2]2016年在《列宁世界历史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文中提出列宁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在他短暂的政治生涯中给人类历史留下了光辉的一页,也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列宁世界历史理论是列宁给我们留下的精神遗产,在当今依然熠熠生辉,指引着我们前进。它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阐释,是连接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重要环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当代全球化最集中的阐述。本文从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视角,基于列宁关于世界历史理论相关的文本分析,探索列宁世界历史理论及其当代价值。本文主要包含了叁个部分:第一部分:列宁世界历史理论的相关阐释。论文首先对列宁世界历史理论相关概念进行了辨析,明确了本文研究的范畴。本文对列宁世界历史理论的研究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基础上的研究,这是本文研究的起点。接着论文分析了列宁世界历史理论形成的时代背景。论文重点介绍了列宁世界历史理论形成过程中最突出的叁个时代背景: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国家间矛盾尖锐化;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并存。最后论文分析了列宁世界历史理论形成的理论渊源,认为列宁世界历史理论源于对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改造和超越、对马克思恩格斯世界历史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以及对民粹派村社社会主义思想的批判和借鉴。第二部分:列宁世界历史理论的主要内容。这部分是本文研究的重点。本文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基础上,从列宁文本出发,概括了列宁世界历史理论的主要内容,主要包括关于俄国早期资本主义发展的世界历史理论、关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世界历史理论、关于世界历史发展道路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规律以及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全球联系的世界历史理论这四个方面。第叁部分:列宁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价值。这部分是本文研究的最终落脚点和归宿。本文从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两个方面分析了列宁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价值。主要表现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奠定了毛泽东、邓小平等世界历史理论研究的基础;开创了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之路,为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提供指导;有助于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胡俊飞[3]2015年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民族观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民族”是近百年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核心范畴之一,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所持的民族的立场、标准和观念,构成了它区别于经典、俄苏和西方等其他不同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特质。梳理、总结与反思百年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民族观的形成、演变过程及其具体内涵,在全球化新历史条件下拓展和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开放的民族观,是本文致力实现的研究目标。除绪论与结语外,本文分为四章,具体如下：第一章论述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与俄苏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民族观,及在它们的影响下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民族观的形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不同场合对民族国家的性质、特质、历史、立场、与国际主义的关系等作过论述。“民族”是一种现代的历史现象,共同的语言、共享的历史传统和相对明晰的活动疆域是现代民族质的规定性,民族国家与国际主义是辩证统一的,阶级视野下的批判性肯定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对于民族总的立场。俄苏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发展了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民族思想,进一步强调民族的历史性质和与资本主义的同构性。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民族观对经典和俄苏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接受从一开始便是具有主体意识的“研究、批评与决定”。救亡图存和民族主义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民族观形成时的现实境遇与思想动力,民族性成为后者肯定性的价值诉求。第二章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参照下,梳理、总结和反思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民族观的演变及具体内涵。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对于民族持讳莫如深、颇有微辞乃至尖锐批评的立场相异,从“民族主义文学”批判到“民族形式”论争,从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到“文化革命”,从新时期到新世纪,民族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一贯的立场、诉求和尺度。随历史条件和任务的变化,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对民族内涵的探求依次在“民族与阶级”、“民族与世界”、“民族和现代”叁组命题中展开。首先,在民族与阶级的关系上,在阶级斗争空前尖锐的时代,民族文学必然具有阶级性,不同阶级具有不同的民族性,但并不是“只有”和“全然”是阶级性。肯定文艺的民族性,并不否定它同时具有阶级性,反之亦然。文艺的民族性和阶级性也有统一的一面,不同阶级有共同的民族性,民族与阶级相互转换为对方的话语表达。其次,在民族和世界的关系上,民族是“个别与普遍之统一的相关物”,民族性与世界性相互依存、对立统一。一方面,不存在脱离了民族性的世界性,世界性寓于民族性中,并通过民族性呈现出来；另一方面,民族性需要以世界性为坐标、视野和目的,特殊性不能割弃普遍性而存在。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既要反思各种文化特殊性论,也要反对虚妄的普遍主义文化立场,坚持以特殊性为基础并与普遍性相统一的民族性。第叁,在民族与现代的关系上,民族是现代性的悖反,建设既是“民族的”又是“现代的”文学,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具体目标。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民族性与现代性是矛盾统一的,具体体现于中国文学现代化与民族国家的同构关系、民族与个人的兼顾、批判地弘扬传统等方面。民族性与现代性既彼此包含,又相互对立。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不应蹈袭西方现代性,而应立足于社会主义文艺建设的中国经验,提出、探讨和发展自己的现代性命题。第叁章论析全球化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坚持民族立场的可能性与积极意义,并批判地吸纳后殖民理论与国外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民族观念。全球化不仅是资本主义物理空间的简单扩张,更是逻辑肌理的深刻渗透,去差异化-夷平和解域化-不可脱钩是全球化的主要文化逻辑。全球化猛烈冲击民族国家,但不会带来一个“后民族”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坚持文学的民族差异性可以减缓甚至改变全球文化趋同化的进程。批判地检讨后殖民理论和国外当代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民族观,是拓展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民族观的重要途径。后殖民理论肯定民族主义是摧毁殖民体系和重振文化的利器,认识到民族国家和文化建设、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同构性,解构和置换反殖民的民族主义的本质主义和二元论思维,强调民族的建构性、混杂性和非物质性,并为民族指明新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方向,然而也流露出浓烈的乌托邦气息,掩盖了民族间客观存在的物质压迫关系。国外当代马克思主义批评在民族问题上既肯定民族在反抗殖民统治、抵抗全球文化标准化的作用,又对它潜藏的种族主义、沙文主义因子,对于社会革命和人类解放而言是一种狭隘扭曲、异化的组织形式等表达了不满。鉴此,他们分别重释了民族的内涵,主要包括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伊格尔顿和阿罕默德“个别与普遍之统一的相关物”、詹姆逊“自我和他者的关系概念”等论,这些新的民族论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提供了有益启迪。第四章从个体观、传统及其弘扬观和主体性观叁方面,建构全球化下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开放的民族观。在民族与个体的关系上,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一方面认为,在当前历史条件下,民族国家是“现实的个人”的基本社会关系和主要活动场所,在人类步入自由王国的历史前,民族国家为个人的合理权利、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保障,民族需要在个体的坚持而非绕过中被超越和扬弃。另一方面,民族国家是人类历史活动的产物和“现实的个人”通向自由王国的途径手段,民族国家要尊重和保障“现实的个人”的合理权利、全面发展和自我实现的要求,但这种尊重和保障不是抽象、形式的,而应是具体、差异性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致力民族与个体的平衡统一,不能是此而废彼,但这种平衡统一不是绝对、静止的,而是在动态偏置中达成。民族以每一个体的实现为自身的实现,同时每一个体又在为民族的实现中获得自我的实现。共享的传统是民族的基本特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坚持开放的民族立场,需要科学地理解“传统”本身和规划“继承和弘扬”它的方式。传统是活着的过去、进展中的过程和在未来,是联结和贯穿民族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因素。“转换性创造”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弘扬传统所主张的路径,传统只有经过转换,面对和解决新的民族文化经验才能得到真正地继承和弘扬。“转换性创造”不是以既定的西方现代价值为圭臬,其目的是“别立新宗”。甄别传统,稽查可转换的传统的原初和演变含义,批判和克服旧的传统,在应对民族现实问题中赋予旧传统以新的内涵,是“转换性创造”传统的具体步骤。传统只有经过创造性转换,才能成为民族文化创造的源头活水。民族主体性的确立系于他者,且是历史具体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树立和坚守民族文化的主体性,不能固守启蒙现代性的主客二分、先验、纯粹、内在、绝对、超历史的本质主体性论,而要标举一种向他者与历史开放的民族主体性论。民族文化的主体应在民族自我和他者的融合,从而创造新质的过程中确立。民族性是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相互区分的依据,它是历史、具体、由人的实践所塑造、处于不停息地转化生成中的东西。由于民族的主体性是处于与他者结构关系和具体历史中的,因此它既不拒绝外来文化,也不固守某种固有不变的文化,而是推崇文化融合和超越创新,在创造自己的历史中凸显与他者的差异,在融合他者中推动自己的历史发展,从而使民族主体的关系结构和历史维度有机结合起来。
杜德省[4]2017年在《体面劳动理论及其当代中国实践研究》文中指出劳动是人类永恒的话题,历久弥新,意义深远。体面劳动作为全球性目标,已成为国际社会和中国政府的共识。如何让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全面发展,不仅是一个实践问题更是一个理论问题。在当代中国的现实语境中,"激活"马克思的思想资源,发掘体面劳动的内涵要义、方法特征、价值取向,不仅能帮助我们准确理解当代中国体面劳动的现实境遇与原因特征,也能为我们探寻未来中国的体面劳动实践之路提供有效的理论指引和实践指导。论文研究的重点是,如何站在马克思主义胸怀天下、情系劳动人民的崇高立场上,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辩证地审视当代中国体面劳动的进程,构建起既符合中国现实又蕴涵理论深度与厚度的未来实践路向。论文研究依循两大内在理路:一是在体面劳动的当代中国语境中阐发马克思思想,二是在马克思思想视域中研究当代中国体面劳动。论文运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逻辑与历史相统一、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研究方法,主要从叁个层面展开论述。首先,厘清了体面劳动的概念内涵与思想来源,为整篇论文奠定背景基础和理论基础,构成了论文研究的前提部分。论文从国际劳工组织的基本定义谈起,阐明了体面劳动的内涵意蕴。体面劳动意味着给予劳动者尊严感、获得感、价值感。体面劳动就是有人格尊严的劳动、有权益保障的劳动、能自我实现的劳动。论文从人类劳动发展的历程中,探析了体而劳动的现实悖论,即劳动成果的高尚与劳动者地位的卑微。呼唤体面劳动,就是复归劳动应有的尊严和本性。论文从不同学科角度,梳理了体面劳动的思想来源。经济学的所指,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劳动是财富创造的要素。社会学的含义,劳动是上帝的旨意,劳动是人的美德和义务。哲学的内蕴,劳动提供生活必需品,劳动是人自我确证的本质,劳动是人类自由之源。其次,探析了体面劳动的马克思思想意涵及其在当代西方的质疑与回应,为整篇论文构建"隐性"理论框架,形成了论文研究的主体部分。论文透过经典文本的解读,阐述了马克思体面劳动思想的生成发展。它萌发于中学时对"体面的行动"的沉思,形成于对"异化劳动"不体面本质的揭示,发展于对"过度劳动"不体面状态的批判。论文阐明了马克思体面劳动思想的理论内涵及其特质。在马克思的理论视域中,尊重劳动是体面劳动的本质所在,保障权益是体面劳动的基本要求,消解异化是体面劳动的根本途径。马克思体面劳动思想是在批判中诠释并丰富发展的,坚持了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思想的生成中融合着人的情怀。论文阐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体面劳动的质疑及回应。卢卡奇对物化现象的揭露,列斐伏尔对日常生活的批判,马尔库塞对单向度人的呐喊,哈贝马斯对技术统治的祛魅,反映了当代社会人的劳动不体面。在他们看来,异化特别是消费异化是造成这种不体面的根源。最后,论述了体面劳动的现实境遇和未来路向,回应了当代中国体面劳动实践中的难题与困惑,是论文研究的结论部分。论文认为当代中国体面劳动取得了巨大成就。劳动者从"翻身做主人",到"丰衣足食",再到"共享发展",不断从体面走向更加体面。但同时也面临着叁大挑战:一是"观念"影响劳动,劳动者主体地位不彰,劳动"失尊";二是"资本"统治劳动,劳动者基本权益受损,劳动"失权";叁是"消费"支配劳动,劳动者认同取向偏离,劳动"失本"。论文分析了挑战背后的主要牵绊因素,一是观念更新引发了价值观的多元碰撞,二是全球化扩张增强了资本的霸权地位,叁是消费主义造成了人的自我认同迷失。进而论文从观念、制度、价值叁个层面,提出了未来中国体面劳动的实践路向。论文认为,弘扬劳动精神是体面劳动的思想基础。热爱劳动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尊重劳动是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辛勤劳动是当代中国的时代底色。论文指出,建立劳动产权是体面劳动的制度保障。劳动产权是劳动者的"天然权利",劳动产权的核心是"剩余索取权",劳动产权的实现具有现实可能性。论文指明,重构劳动认同是体面劳动的价值指领。劳动认同是对"自我存在"的确证,劳动认同是纾解"消费主义"的途径,劳动认同需要捍卫劳动者的主体地位。
徐奉臻[5]2011年在《从“隐性自在”到“显性自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代以来,以“革命”与“改革”方式呈现的“现代化”,构成中国社会嬗变的主旋律。进入21世纪,十七大报告明确把“现代化”定位为中国“叁大历史任务”之首。现代化的源头,可追溯至马克思主义诞生时代的欧洲。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大举东渐,以物竞天择的理论气度,成为历史和人民的最终选择。从此,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理论指导。现代化、马克思主义传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合流为同步的历史进程。远离马克思谈马克思,马克思现代化思想被误读和被遮蔽,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失真”,造成“官方举旗”而“大众迷失”之困窘,也赋予“回到马克思”以迫切性。由六章“正文”和“结语”构成的本文,立足于中外现代化实践,以对国内外研究现状的分析为基础,以复杂性科学理论为分析工具,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将原典阅读和原理回溯相结合、将加法与减法相结合、将内史与外史研究结合、将规范研究与经验研究交织、将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杂糅,就宏观视域的马克思主义、中观论域的马克思现代化思想、微观角度的马克思现代化思想中国化,做纵横双向多维分析。具体操作路径是:以概念的辨析为楔入点,阐释马克思现代化思想生成的背景,划分马克思现代化思想的不同阶段;对马克思被误读和被曲解的现代化思想,进行再读与重释;对马克思被遮蔽和被消融的现代化思想,进行去蔽与复原;对有关马克思现代化思想的命题,进行二阶观察;围绕马克思现代化思想何以中国化、马克思现代化思想中国化诸理论之逻辑关系、以科学发展观构建中国新型现代化理论的理念与路径、“方法至上论”与“内容至上论”的功能及限度等问题,阐释马克思现代化思想中国化的理论与方法。马克思的现代化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化是马克思思想生成的背景,也是马克思审视社会实践的视域与论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括马克思现代化思想中国化。将马克思现代化思想中国化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抽离出来,不仅是对历史的遗忘,而且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遮蔽。马克思现代化思想是复杂的理论系统,涉及社会生活方方面面。但在国内外学术界,普遍存在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而视之,以及重“马克思哲学思想及其中国化”而轻“马克思现代化思想及其中国化”之偏颇,使马克思现代化思想及其中国化呈现应然性上的实相强势和实然性上位相弱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至尊化和马克思现代化思想中国化的虚空化,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失真”的重要原因,又赋予马克思现代化思想中国化以必要性。相关研究成果所呈现的研究内容稀薄化、水平初浅化、成果零碎化、方法线性化、状态隐性化等“热而不熟”的状态,使本研究具有恢弘的探索空间。基于西方情境和中国情境,重读、复原、走近、思考、对话、推进马克思,是弥合马克思现代化思想及其中国化的应然性和实然性之鸿沟的尝试。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范式而言,强化对马克思现代化思想及其中国化的研究,不是“溢出”和“添加”,而是“回溯”与“还原”,是“回到马克思”的学术努力。如将马克思现代化思想及其中国化,视为一条精神之河,那么,处于争议中的相关“概念”是其“滴滴水珠”,马克思现代化思想生成的“背景”是其“筑底河床”,马克思现代化思想的不同“阶段”是其“各个河段”。对“现代化思想”与“现代化理论”、“现代化”与“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传统现代化”与“新型现代化”、“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的现代化思想与恩格斯的现代化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当代化和大众化、“回到马克思”与“发展马克思”等概念作发生学和诠释学的解读,是本研究的基础性工作。黑格尔的成就,为马克思的着论提供了知识框架、概念词汇和分析线索。在批判黑格尔基础上,马克思形成以“人类解放”为最高诉求的现代化理念,并以“哲学”向“社会实践”的转向,倒置了黑格尔的认识。因此,马克思现代化思想的生发,体现了哥白尼革命式的演进路径。马克思的现代化思想,既反映“时代”之“时势”,又受“时代”之“时势”之制约。作为“观察社会生活大师”,如果马克思对鲜活的现代化实践无动于衷,是不正常和不合逻辑的。依照库恩的范式理论,《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突破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旧范式。《神圣家族》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标志“危机期”的形成,《德意志意识形态》拉开“革命期”的序幕,《共产党宣言》最终使马克思现代化思想进入“新范式期”。在现代化的缘起层面,市民文化是马克思研究现代化的出发点,也是马克思眼中的现代化之源头。在现代化的过程层面,马克思隐性地区分了“文明有中心”和“文明中心论”。其“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现代化设想,以及对“先发型”与“后发型”现代化关系的认识,蕴藏着冲击欧洲中心主义的理论价值。“生活的生产”、“世界生产”和“交往形式本身的生产”等,均为马克思思想中被遮蔽和被消融的现代性维度。于乱相中解蔽和去蔽,有助于确证“物质生产本体论”的偏颇。马克思现代化思想的后现代意蕴,使在后马克思时代的现代化实践中处于“物理缺场”的马克思,仍然能够以“思想在场”方式展示其超越时空的生命力。在现代化的功能层面,“双刃性”与“吊诡性”是马克思现代化观的基调。以英印美中四国作为诠释“双刃性”与“吊诡性”之空间视域,马克思明示了“主观目的”和“客观功能”的不同。在充分肯定科技和经济现代化进步作用的同时,马克思致力于批判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各种异化现象。马克思生前,默认或间接使用了“现代化”。“无产阶级”是马克思现代化思想的主体向度,“人类解放”是马克思现代化思想的强图式。在主观契机上,马克思是资本主义型现代化的“掘墓人”。而在客观功能上,马克思则是资本主义型现代化的“功臣”。马克思研究的立足点是资本主义型现代化,马克思最早最完整地描述资本主义型现代化。对亚洲现代化,马克思虽然给予关注,但其研究成果却是马克思思想的弱图像。对防卫性现代化,马克思不以为然。并且,由于他的分析主要限于德国,致使中国和俄国的同类现代化成为其思想的漏点。马克思现代化思想与西方现代化理论之间,有分歧,也有相近,有彼此交织,也有重复与耦合。如果忽略这些而作孰优孰劣的判断,是非历史主义的。马克思现代化思想中国化过程,是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再阐释”和“再创造”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双向互动两部分:一是以马克思的现代化思想“化”中国的现代化实践;二是以中国的现代化理论“化”马克思现代化思想。前者重“继承”,后者重“发展”。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叁个代表与科学发展观一起,构建起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诸现代化理论之间,既具有同一性和统一性,又具有承继性与修葺性。科学发展观与中国新型现代化在根本旨趣和意向结构上的契合,赋予以科学发展观孵化中国新型现代化并由此构建新型现代化理论的合理性。揭示新型现代化之与传统现代化所发生的模式转换,是当下中国新型现代化实践的现实需要与理论期待。基于“批判视域”,以“时间”和“空间”为建构性变量,有助于指认“方法至上论”和“内容至上论”的合理性与功能限度。作为一种新解读范式,“回到马克思”是涉及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内容及其方法论的系统工程。马克思现代化思想的中国化,也是内容与方法的有机统一。现代化思想研究“回到马克思”的理论诉求,具有一定理想性,体现应然性层面的学术理想与实然性层面的学术现实之间的内在紧张。否认之,难免陷入“学术乌托邦”之藩篱。因此,在“回到马克思”口号下,做“走向马克思”和“贴近马克思”的尝试,最大限度地提高研究成果与本真马克思思想之间的对称度,更具可能性与可操作性。协调“文本主义”和“现实主义”,沟通“当年”的“着述者”之“原本”和“当代”的“解读者”之“释本”,关注“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的不同、马克思的恩格斯化倾向、马克思思想本身的复杂性和历史性、马克思现代化思想与马克思现代化思想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学术间距,是现代化思想研究“回到马克思”的题中之意。将马克思现代化思想中国化与时代化、当代化和大众化相结合,将马克思现代化思想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相沟通,是构建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应有之念。马克思现代化思想的显性化,有赖于马克思现代化思想由“隐性自在知识”向“显性自为话语”嬗变。其中,从“隐性知识”到“显性话语”的嬗变,反映马克思现代化思想及其中国化“存在状态”的变化。而从“自在知识”到“自为话语”的嬗变,则揭示了马克思现代化思想及其中国化“研究状态”的历史趋势。
张玮君[6]2018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全球化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马克思全球化思想表达了对人类社会活动的普遍规律和一般本质,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发展趋势的科学认识,为世界历史理论提供了有力支撑,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现实基础出发,以辩证法为理论支撑,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表述的马克思全球化思想为研究对象,以科学的视角重新审视马克思全球化思想的发展进程,运用唯物史观对马克思全球化思想产生的历史条件进行解读,科学总结出马克思全球化思想内在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本文从唯物史观的视角,阐释了蕴含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马克思全球化思想的内容、实质与特征,探析了马克思这一思想的理论前提与逻辑展开,论述了马克思全球化思想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的理论发展,揭示了马克思全球化思想的当代价值。本文分五部分进行论述。第一部分为绪论。此部分对本文的选题缘由、意义和论题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阐述,并对本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新的理论研究视角加以阐明。第二部分主要探索了马克思全球化思想形成的历史与逻辑条件。从现实层面出发,通过对马克思全球化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的研究,论证了马克思全球化思想的时代性。在理论层面,马克思全球化思想是在继承与批判亚当·斯密的“世界市场”理论和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之上形成的。马克思全球化思想的形成,除了其历史和思想条件之外,还有其自身的逻辑条件。从马克思思想史来看,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阐述了“世界化”思想,在《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又发现了现代性的价值,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将对全球化的研究视角转向经济学,这些重要思想无疑构成了《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全球化思想形成的内在逻辑。第叁部分深入阐述了《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全球化思想的内容、实质与特征。本文通过对全球化概念的界定及当代全球化理论的概述,论述了全球化的一般理论。在此基础上,本文从经济、交往、文化叁个维度对《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马克思全球化思想进行了解读,分析了马克思在《形态》中呈现出的全球化思想的实质和特征。第四部分专题研究了《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全球化思想建构的逻辑关系。本文运用辩证的思维逻辑,展开对社会分工与全球化、资本逻辑与全球化和世界历史与全球化这叁对关系的研究,对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全球化思想的逻辑建构进行探究,从理论上回答了马克思全球化思想与社会分工、资本逻辑和世界历史等思想理论的学术关系、马克思全球化思想与唯物史观之间的逻辑关系。第五部分主要阐述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全球化思想的当代价值。本文首先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出发,论述了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中所蕴含的全球化思想,揭示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马克思全球化思想的逻辑关系;其次,从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层面,阐述了马克思全球化思想的现实意义,揭示了中国现代化建设必须走对外开放、现代化建设离不开全球化进程的历史必然性;最后,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视角,论述了马克思全球化思想对当代全球化理论研究的理论价值,指明了马克思全球化思想对于当代全球化理论研究的指导意义。
于洁[7]2016年在《论詹姆斯·奥康纳对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重构—在《自然的理由》的意义上》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当代西方着名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詹姆斯·奥康纳的生态学思想为研究对象,以其代表作《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为文本依据,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为研究立场,以知识考古学、思想解释学、文化比较学的研究方法为主要方法,以奥康纳的生态学思想主要体现为“自然、劳动、文化”叁位一体的“大生态观”为主要观点,以挖掘奥康纳生态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重构为理论目标,以彰显马克思主义在生态领域的话语权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当代合法性为价值诉求,展开理论分析和研究。在资本主义道路与社会主义道路都前途迷惘的时代,奥康纳针对“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的质疑,运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重新考察历史和分析社会现实,试图用“自然”维度和“文化”维度填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空场”,进而得出了“自然、劳动、文化”叁位一体的“大生态观”。本文认为这种“大生态观”的“大”体现在它既不是单纯的自然系统内部的生态平衡,也不是单纯的社会系统内部的社会和谐,而是建立在人与自然相互关联、和谐共生意义上的人类存在的时空系统整体。既包括自然系统也包括社会系统,既包括生态经济也包括生态政治、生态文化和社会生态的有机整体;“大”也体现在奥康纳并不是将生态问题仅仅看作是资本主义社会或者当代西方工业文明社会特定历史时期的问题,而是通过历史学和现象学分析认为生态问题贯穿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始终,是一个充满历史感的概念;“大”还体现在他对生态问题的认识是超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范畴的限制,而体现为社会性和文化性概念,是社会“状态”的建构而不是某种“主义”的产物,奥康纳渴望建构的是一种“生态型社会”。奥康纳进而以“自然、劳动、文化”叁位一体的生态观为基础,深入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提出“双重矛盾”共存理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和“生产条件与生产力(包括生产关系)矛盾”共存,以及提出“双重危机”共存理论——“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共存,将资本主义自掘坟墓的属性深挖出来,也是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所提出的资本主义“第一重矛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和资本主义“第一重危机”——“经济危机”的当代发展和当代创新。奥康纳进而在批判现实、寻找“一种替代性的方案”的意义上提出“生态学社会主义”理论。“生态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现为奥康纳对马克思主义生态学进行重构的最终理论成果,在生态问题上,资本主义无法实现可持续的发展,而必须实现生态学与社会主义的“联姻”。其实,奥康纳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和对生态学社会主义的重构都没有走出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框架,但是他基于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时代性特征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构、创新和发展,激活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活力,也证明了马克思主义超越时代的思想魅力。本文将奥康纳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反生态本性的批判梳理为四个路径:对“资本主义环境史”的批判、对“二元论思维方式”的批判、对“资本主义技术”的批判和对“不平衡的、联合的发展”的批判,这些批判理论全方位、多角度的展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与生态发展之间的矛盾冲突,进而分析了这些矛盾冲突产生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资本不断追求扩张和利润的经济逻辑与生产条件的有限供给、寻求适度发展的生态逻辑之间的根本对立。因此资本主义在本性上是反生态的。这四个方面体现了奥康纳运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方法为思想武器的思想特质,也体现了奥康纳理论自身批判哲学的理论色彩,还反证了马克思“唯物主义辩证法”这一“活的灵魂”的生命力、解释力和批判性。本文将奥康纳对“生态学社会主义”的阐释归纳为五个方面:从“全球性的思考,地方性的行动”到“地方性的思考,全球性的行动”、从“增长第一”到“保护第一”、从“交换价值/抽象劳动”到“使用价值/具体劳动”、从“定量斗争”到“定性斗争”、从“分配性正义”到“生产性正义”。奥康纳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体现在全书的各个章节,但是他提出的“生态学社会主义”是其重构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的最终落脚点,体现出奥康纳试图以一种全新的社会形态来“替代”现有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努力。可惜奥康纳将改变现实的力量寄托在“绿色运动”和“民主国家”上,使得他的理论虽然关怀当下,却不现实;虽然指向未来,却带有乌托邦的色彩;虽然担当起“批判的武器”的重任,却没有转化为“武器的批判”的力量。本文认为,奥康纳的生态批判理论既具有思想价值又具有理论局限。思想价值体现在叁个方面:首先,他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学说和批判立场、“以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理论旨趣,又以“自然、劳动、文化”叁位一体的生态观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理论、以“双重矛盾”“双重危机”理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反生态本性的批判,推动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发展和当代创新;其次,奥康纳提出的“大生态观”扭转了以往人们在自然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立场上诞生的狭隘的生态观,并进一步影响了未来人们从系统整合、文明转型和社会建设角度理解生态内涵;最后,奥康纳的生态批判理论始终强调与社会“绿色运动”的有机结合,与其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理论相比,实践性、现实性和斗争性色彩更为突出。理论局限也表现在叁个方面:首先,他的生态学理论中虽然提出以“生产性正义”补充“分配性正义”,但缺少对“消费性正义”的理论关怀,自身理论体系中也存在着“理论空场”;其次,奥康纳试图以“生态学社会主义”代替现有资本主义社会,但是却将改变现实的力量寄托在“激进的绿色运动”和“民主国家”上,过分夸大了社会运动的推动作用,也渴望以对现有资产阶级国家的改良推动社会进步,没有揭示出资产阶级“国家”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虚假面目,理论上带有不彻底性。而且他对“生态学社会主义”的分析只有理性建构而没有具体路径分析,带有乌托邦的色彩;最后,奥康纳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某些观点的认识也值得商榷。比如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缺少对“生产条件”的理论关怀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误读,而他对“再生产”理论的分析,显示出无论从深度上还是从广度上来看都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所差距。
李留义[8]2016年在《现代性境域中的生态危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和科技的不断进步,现代人正以一种强大的力量改变着世界,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使人类进入了物质丰裕的工业化时代,获得了物质上的极大满足。但人们过分陶醉于对自然界的胜利,忘记了“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背叛”了自然,从而导致了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自然界正逐步“报复”人类,生态危机已成为全球性的时代问题,把人类逼近了灭亡的边缘。摆在人们面前的只有两种选择:抑或改变自己(作为某个个人和作为人类共同体的一分子),抑或注定要从地球上消失。所以,我们必须重新思考人类进步和发展的含义,重新审视和构建人与自然的关系。拯救、善待自然和消解生态危机成为当下我们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若要消解生态危机,就无法回避现代性,因为现代性已成为我们生存其中的时代境域,并以不同的方式渗透于人们的生活之中。现代性作为现代社会的内在规定性,正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世界,它在给我们带来物质福利的同时,也带来了生态的悲剧。从本质上说,现代性是人类追求自由和社会发展的过程,彰显着一种时代精神和社会品质;从存在的支柱上,现代性以主体性原则为思想支撑,以资本逻辑为世俗基础,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多方面,是具有内在张力的总体性概念;从开放的视角,现代性又是多元的,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形态下所构建的现代性是不同的,呈现出不同的样态和实现形式。资本主义现代性,就是现代性在特定的时代语境下的社会表现形式。同时,本文也提出了“社会主义现代性”。对于“社会主义现代性”这个范畴,尽管人们对其语义的界定还不太明晰,但在事实上,它的提出反映了现代性发展的未来指向,具有客观必然性,是对资本主义现代性引发生态危机的一种思考,它成为现代性发展的一种愿景,并为人们所重视,是需要我们去完成的一项“事业”,它能实现对资本主义现代性和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扬弃,能够通过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生态危机与现代性有着一种不解之缘。生态危机并不是根源于一般意义上的现代性,而是根源于资本主义现代性所引发的现代性危机。从最本真的意义上讲,现代性并不等同于“资本主义现代性”。肇始于启蒙运动的现代性,内涵有人们追求自由、幸福和社会进步的时代精神,体现着人类对自由和进步的向往,呈现了鲜明的历史性、时代性、价值性和社会性等特征,是人类目前“尚未完成的事业”。而资本主义现代性作为现代性的社会实现形式,背弃了现代性最初的、为人类预设的自由与解放的社会理想,把人们带入了“新”的压迫与奴役之中,凸显了现代性的危机,使人类统治自然的同时,也被自然所“控制”,导致了生态危机的发生。但这并不意味着现代性所承诺的关于人类社会的价值理想已经泯灭,也不意味着现代性的终结,只是表明人们实现价值理想的形式和路径发生了偏差。只有真正地实现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超越,才能发挥出现代性的内在潜能,才能摆脱现代性的危机。资本主义现代性是以资本主义制度为依托,以主体形而上学为哲学支撑,以不断膨胀的资本逻辑为世俗基础的现代性。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资本主义现代性不断现实化为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曾推动了历史的进步,使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巨大改观,但同时也带来了不少的负面效应,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特别是生态问题。因此,我们在扬弃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过程中,使现代性回归其“本真”,并实现一种自我的提升,具体通过以下路径来完成:一是坚持实践原则和现代实践方式的生态化革新,以此来超越主体形而上学;二是瓦解资本逻辑;叁是在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和构建一种新现代性的过程中,扬弃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建设生态文明。中国作为世界的一部分,也处于现代性的包围之中,并且遭遇着生态危机的威胁。具体来看,我国现在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长期以来优先发展经济,疏于对生态资源进行合理利用和保护,以致加剧了环境污染,致使生态恶化。摆在我们面前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人们要生存,社会要发展,要对自然界进行改造和利用,所以,必然产生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若要解决这一矛盾,消解生态危机,我们应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实际出发,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出发,建构中国现代性,实行“以生态为导向的现代化”,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开辟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绿色发展的文明之路,建设美丽中国,以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我们伟大的中国梦,是我们不懈的追求。
吴耀国[9]2015年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空间思想研究》文中认为当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的“空间转向”运动将“空间分析”的因素运用到社会批判理论之中,开启一场声势浩大的“空间批判”思潮。相对于传统的历史批判而言,“空间批判”带给人们的不仅仅是一场视觉冲击,还是一场思维方式的动迁。然而,“空间批判”在其理论源点的追溯上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即错认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中的空间“不在场”,这种认识论的缺陷限制了它的马克思主义视野,最终成为它在后现代资本主义多样性面前缺乏立场坚定性的症结。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中的空间构件与时间构件是辩证地存在着的,只不过历史唯物主义的光辉像月掩金星那样遮蔽了空间的色彩。在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框架中,如果说时间是对抗物化的利器,那么空间就是资本对抗时间的盾牌,时间与空间的辩证关系在这里表现为一种对抗性的权力关系,所以历史唯物主义一直以时间的优势来对抗空间,凸显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中的现代性反抗话语。《资本论》是这一反抗话语的集大成者,它用“规律”(时间)抵抗空间作为自己最为主要的逻辑轴线。马克思的空间批判贯穿这条逻辑轴线,具体表现在《资本论》写作的六册计划中。“六册计划”的第一册论述资本,其中第一篇就考察了商品、货币和资本。我们须要看到,马克思考察这些抽象的经济范畴时并没有将空间分析排除在外,恰恰相反,当马克思说“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的时候,他就将空间批判的逻辑起点定在了这里。马克思不打算谈论商品作为物与空间的自然关系,他从两个方面考察商品的空间性：其一是商品的使用价值。他将使用价值看作是空间中抽象的物化关系,这就意味着使用价值不过是空间经济关系的产物,这一点常常被它的自然属性所蒙蔽。其二是商品的价值。价值在质上就是一个空间化的概念,因为“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指涉的是一个同质化的空间范畴。价值在量上被空间所决定,因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总是一定空间范围内的平均劳动时间。商品交换催生货币,货币首先是空间地理和空间经济的产物,它履行着各种不同的空间职能。货币不仅作为财富形式而存在,还作为空间关系而存在,因此它会对自然空间、社会空间和精神空间产生深远的影响。马克思认为,充斥货币关系的空间是不自由的,自由的空间必须扬弃货币关系。商品与货币的资本化将空间批判推向了高潮。资本既把空间当做积累的手段,又把它当做抵抗时间的盾牌,而资本空间化和空间资本化则是资本这种攻守兼备的手段。空间成为资本易以为继重要因素,反映在意识形态领域,空间拜物教的谜就是资本货币拜物教的谜,只不过变得明显了,耀眼了。“六册计划”的第二、叁两册分别论述土地所有制和雇佣劳动,虽然马克思没有完成这部分内容,但是我们可以断定他的空间批判逻辑依然贯穿其中。如果我们急于看到他的空间批判从抽象阶段到具体阶段的飞跃,那么就得把关注的重心转移到第四、五、六册上来,因为这里分别论述了国家、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叁种具体的空间形式。事实上,城市空间也是《资本论》关注的具体空间形式之一。城市空间不仅是一个地理空间,还是一个社会化的空间,它承载着资本积累所带来的太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问题,这注定它成为社会运动的策源地。现代国家空间更多地带有一种文化政治学色彩,它体现为充满资本权力、政治秩序和制度认同的空间。国家空间是历史的,它的历史性表现为这种空间遭遇危机之后其文化政治制度的消解。马克思空间批判的最高形式是“世界市场”批判。世界市场是资本积累的最广阔空间,它容纳了全部的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形成了资本主导的同一的空间秩序。同时,世界市场也是资本空间化的限度,这意味着资本积累进程的终结。资本积累的危机最终导致世界市场的全面危机,这动摇了资本统治的合法性基础。至此,马克思完成了他的“空间批判”的逻辑体系。然而,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资本主义的存在证明资本主义的终结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因为资本积累在生产空间之外找到新的增长点。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者从金融资本和帝国主义对利润的垄断,非资本主义环境向资本主义体系的剩余价值输送,国际分工造成的利益不均衡分配等方面对现代性资本主义进行了马克思式的空间批判。而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更多地强调空间本身的文化政治因素,如“空间生产”是生产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是关于不平衡地理发展的唯物主义,后现代主义的空间是关乎后现代文化政治学的空间,是描述后现代地理学的空间,是表现微观政治权力的空间,是指向文化政治认同的空间等等。其中新马克思主义者如列斐伏尔、哈维、詹姆逊等人延续了马克思空间批判的逻辑思路和方法,而其他晚期马克思主义者虽然也自觉或不自觉地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解释后现代社会中的空间问题,但在基本立场的表达上将自己湮没于后现代主义无中心的话语表达之中。结论是：《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不仅有空间分析的维度,也有空间批判的逻辑体系,其中空间分析批判的逻辑思路和方法不仅适合马克思的时代,也适合当前的时代。
沈为英[10]2016年在《全球化视域下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全球化”这一语词自20世纪80年代真正提出以来,人们对全球化关注的热度至今丝毫未消退。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世界各国已深处全球化的背景下,它们在思考自己的生存与发展时,都无法直接绕过或忽视这一现实,无法脱离与他国的联系而孤立地求生存、谋发展。其实早在150多年前,马克思就已洞察到了这一点,并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进行了独到的分析。他关于这方面的阐述都包含在其世界历史理论中。虽然没有明确使用“全球化”这一概念,但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的考察和分析,已精准地把握到了这一历史发展趋势。在马克思看来,在世界历史的形成发展中,生产力是最根本的因素。然而,由生产力发展引起的世界交往也非常重要。生产力以及与此密切联系的世界交往的发展及历史互动,是世界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随着二者的进一步发展,世界历史或全球化发展的趋势和潮流必将是不可扭转的。随着全球化浪潮的汹涌推进,世界各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联系日益密切,世界越来越发展为一个有机统一体。然而,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它在给世界发展带来福祉,促进人类社会进步的同时,却同时也使许多国家的发展面临着巨大挑战。如何在新时代全球化背景下,谋求更好的发展?对这一问题的突破,就需要人们深刻把握全球化的本质、特征及发展趋势等问题。值得欣慰的是,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恰恰在这一方面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启发。可见,在新时代背景下,回到马克思的文本,重新阐释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意义不言而喻。因此,本文将以全球化为研究视角,从五个方面去分析和探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首先,探寻世界历史理论形成的时代背景和理论渊源,并梳理其发展的历史轨迹。其次,重点总结阐述世界历史理论的内涵。再次,介绍马克思之后世界历史理论的发展情况。最后,深入挖掘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在新时代全球化背景下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的全球化思想及其当代意义探析[D]. 崔茂崇. 云南师范大学. 2004
[2]. 列宁世界历史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D]. 李辛津. 西南大学. 2016
[3].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民族观研究[D]. 胡俊飞. 华中师范大学. 2015
[4]. 体面劳动理论及其当代中国实践研究[D]. 杜德省. 华东师范大学. 2017
[5]. 从“隐性自在”到“显性自为”[D]. 徐奉臻. 吉林大学. 2011
[6]. 《德意志意识形态》全球化思想研究[D]. 张玮君. 中南民族大学. 2018
[7]. 论詹姆斯·奥康纳对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重构—在《自然的理由》的意义上[D]. 于洁. 东北师范大学. 2016
[8]. 现代性境域中的生态危机研究[D]. 李留义. 上海师范大学. 2016
[9]. 《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空间思想研究[D]. 吴耀国. 东南大学. 2015
[10]. 全球化视域下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研究[D]. 沈为英. 南京大学. 2016
标签：马克思主义论文; 现代性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全球化论文; 马克思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当代论文;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论文; 现代化理论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德意志意识形态论文; 奥康纳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