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阿马蒂亚#183;森的自由发展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观论文,透视论文,马蒂论文,自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发展对于每个国家与民族而言都是一项重大课题，离开发展任何一个国家与民族都难 以面对全球化的挑战，这已成为世人的共识。发展研究已成为一门跨学科的综合性科学 ，人类对于发展的研究突破了传统的仅以经济增长作为发展中心的狭隘发展观，代之以 一种科学的新发展观，在众多的发展研究中，阿马蒂亚·森的自由发展观无疑是极为重 要的。
阿马蒂亚·森的卓越成果之一就是改变了狭隘发展观的旧范式，提出了一种新的发展 观——以自由看待发展。通过对贫困和饥荒问题的分析，他发现贫困和饥荒不单纯是资 源匮乏以及收入降低的结果，更多的是权利分配不均的结果，应从权利角度重新认识贫 困和饥荒问题。由此，森将其经济研究的关注中心转向对人的权利和自由的关注，提出 经济学的研究不能忽略伦理的考虑，经济活动背后离不开社会伦理关系，修正了长期以 来经济学和伦理学严重分离的局面，在经济问题研究中重建了伦理层面。在主张经济学 和伦理学的结合，希望实现效率、结果的经济功利与自由、公平的道德关怀的协调这一 学术背景之下，提出了一种新的自由发展观。
一 自由发展观的出发点：对人的权利的关注
近半个世纪以来，全球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取得了 长足进步，但在满足整体数量增加的同时，却忽略了国与国、人与人之间的分配，分配 的不公造成了日益突出的世界范围的贫困现象。尽管许多国家与政府已经意识到了贫困 问题的严重性，也作了种种努力，但贫困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有关数据表明， 全球贫困人口仍维持在近20亿的水平，与上个世纪60年代相比，除因人口增加带来的贫 困比率下降以外，绝对数几乎没变。森研究发现，认为贫困与饥荒的发生，或与食物短 缺、或与收入下降、或与自然灾害相关的传统论调是站不住脚的，当前人们对贫困问题 的研究偏离了正确轨道，“在有些研究中，研究者不是从一个国家中穷人所忍受的痛苦 的意义上去认识贫困的普遍存在，他们所关注的只是整个国家的相对富裕程度。”[1] 他认为这种研究是混乱的，应该对贫困与饥荒的形成机制有新的解释。
历史上关于饥荒形成的原因众说纷纭，主要观点有三种[1]：(1)马尔萨斯的“人口过 剩论”，认为由于人口的增长快于物质资料的增长，物质资料难以满足现实人口所需而 引起饥荒；(2)“粮食中心论”，认为由于自然灾害和战乱等天灾人祸的原因造成物质 ——主要是粮食的匮乏，以致满足不了人们的根本需要；(3)“收入中心论”，认为是 由于经济条件的恶化造成人们收入的下降，带来购买力的下降，从而产生了饥荒。森对 以上观点提出了挑战，他认为饥荒不是由于人口过量增长、粮食匮乏等原因造成的，其 背后还存在着其他的决定因素。通过对孟加拉、中国、印度、萨赫勒、埃塞俄比亚等国 家、地区的饥荒发生情况的分析发现，饥荒产生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一些社会经济群体无 法获得他们以前能够获得或者有权利获得的食品，是由于权利的被剥夺造成饥荒的发生 。
在英文用法中“权利”有多种含义，阿马蒂亚·森则是以entitlement为内涵的，其含 义是“应得的权利”，即指人的无差别的应得的经济、社会、文化上的基本的、无条件 的、天赋的权利。
市场经济条件下，交换权利是最为直接可见的权利。“市场经济中，一个人可以将自
己拥有的商品转换成另一组商品。这种转换可以通过贸易、生产或二者的结合来实现。
在转换中，他能够获得的各种商品组合所构成的集合，可以称为这个人所拥有东西的‘ 交换权利’”[1]。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交换关系在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中处于极为重 要的位置，贫困就反映出了个人的交换权利下降。当个人无法在社会中顺利实现交换， 即无法用自己的劳动交换成货币或用一定数量的货币已无法交换到自己生活所需的物质 资料时，贫困就产生了。所以“即使饥饿是由食物短缺引起的，饥饿的直接原因也是个 人交换权利的下降”[1]。交换权利体现了社会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马克思将人与 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区分为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交换仅是其中的环节之一 。森接受了马克思这一观点，认为交换权利是与具体生产方式中的生产关系紧密联系在 一起的，“即使所有权状况相同，交换权利还依赖于一个人的经济前途，而其经济前途 又依赖于生产方式，以及就生产关系而言的他的社会地位[2]。交换关系是无法独立存 在的，影响人与人之间的交换关系是有深刻的社会经济因素的。
最后，以权利分析方法来解释社会的贫困和饥饿现象是必要的也是现实的。饥饿虽然
与食物供给之间有联系，但这种联系也是通过权利关系而发生的，饥饿正是反映了某些
社会阶层未能获得充分的食物权利的结果。所以饥饿是社会经济不平等的反映，森一针 见血地指出：“事实上，至今还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在某一次饥荒中，一个国家的所 有阶层都遭受饥饿。这是因为，不同社会阶层对食物的控制能力是不同的。”通过对世 界上大量已发生的饥荒现象的分析可以发现，以权利方法分析社会的贫困和饥荒现象是 可行的，因为，“在一般的饥荒分析中，人们总是使用食物供给方法，它已经造成了灾 难性的政策失败”。这个灾难，就是1943年的孟加拉大饥荒，由于政府过于重视粮食供 给总量的统计数字，致使未能预测到孟加拉饥荒导致300万人死亡，甚至在它已经到来 时，政府也未能注意到。由于传统分析方法表现出的严重缺陷，要求寻找一种新的思维 模式，那就是权利方法。
从权利角度认识贫困和饥饿问题，是一种新的对贫困和饥饿观察的角度，突破了传统 的表面认识，深入到了更广阔的社会平等问题。“权利方法则强调不同阶层的人们对粮 食的支配和控制能力，这种能力表现为社会中的权利关系，而权利关系又决定于法律、 经济、政治等的社会特性”。所以，饥荒应是一种经济灾难，而不仅仅是粮食危机。在 这场灾难中反映出的是人的权利的被剥夺，即人的所有权和交换权的失败。如果由于社 会的不平等造成这种转变过程的失败，就会导致贫困和饥饿的出现。
二 自由发展观的中心——以自由看待发展
什么才是发展?发展的真正意义是什么?作为一位关注社会底层命运的经济学家，他在 研究社会发展问题中得出一个启示，就是“以自由看待发展”。长期以来，人们往往持 一种狭隘的发展观，将发展定义为一种社会的富裕状态，以国民生产总值等经济指标来 看待社会发展。实际上发展不应该仅仅指社会经济的增长，也不仅仅是社会经济层面的 问题，而应从社会的伦理层面——全体社会成员的主观能动方面和福利方面的实现看待 发展，这个价值目标与标准就是自由。
“对发展的恰当定义，必须远远超越财富的积累和国民生产总值以及其他与收入有关
的变量的增长。这并非忽视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而是我们必须超越它。”这个超越就引
向了自由，经济增长本身不能理所当然地被看作目标。发展必须更加关注使我们生活得
更充实和拥有更多的自由。扩展我们有理由珍视的那些自由，不仅能使我们的生活更加 丰富多彩和不受局限，而且能使我们成为更加社会化的人，实施我们自己的选择，与我 们生活在其中的世界交往并影响它。
第一，以自由看待发展就是把自由作为发展的首要目标。发展可以看作是人们享有真
实自由的一个过程，这种发展观与狭隘发展观形成鲜明的对照。狭隘发展观就是或以国
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或个人收入的提高、或工业化、或技术进步、或社会现代化来看待 发展的观点。为什么要跨越以经济增长作为发展标准的狭隘发展观呢?森遵照了从亚里 士多德到亚当·斯密等古典经济学大师的传统，认为富裕与个人成就感之间虽有一定的 联系，但不是相等的关系。拥有财富并不等于拥有我们想要的生活，财富充其量只是手 段，要与一定的目的相联系才有意义。所以，经济增长不是社会发展的目标，社会发展 的目标是自由。
什么是自由?从实质的意义上定义自由，应当把自由视为享受人们有理由珍视的那种生
活的可行能力，“实质自由包括受困苦——诸如饥饿、营养不良、可避免的疾病、过早 死亡之类——基本可行能力，以及能够识字算数，享有政治参与等等的自由。”自由是 人们提高生活质量的可行能力。这一思想遵循了亚里士多德与斯密的思路，“以自由为 中心的视角与人们对‘生活质量’的普遍关切具有根本的相似性，……它与亚里士多德 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它也与亚当·斯密对‘必需品’和生活条件的分析有很强的 联系。”这样的联系也就使我们应集中注意商品所产生的功能而不是商品本身。例如， 一位富人出于身体保健的需要午餐只食用蔬菜和水果与一位穷人由于收入低下午餐不得 不食用蔬菜和水果果腹的意义是不一样的，虽然从量上看，二者的午餐是相等的，但联 系到富人的豪宅、汽车与收入的话，相等的食物对于不同的人的功能是不一样的。那么 ，按照什么来判定人的实质自由所包含的内容呢?即人的可行能力到底是什么?“一个人 的‘可行能力’指的是此人有可能实现的、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可行能力因此 是一种自由，是实现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的实质自由(或者用日常语言说，就是 实现各种不同的生活方式的自由)”。
实质自由的内容主要包括两个层面，即过程层面和机会层面。过程和机会都有重要性
，都关系到如何以自由看待发展，因而这二者是不可分割的。如果过程自由，即采用符
合标准的公开程序，但机会不自由，即在机会上不给予人们享有均等的机会，自由是无
法实现的；反之亦然。所以个人实质自由可以由于社会公共政策的制定得以实现，相反
，个人实质自由的增长也会影响社会公共政策的方向。
人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各样的目标或价值，不同时代的人其追求目标是不同的，即使是
同一时代的人也会有不同的追求目标。这些目标可以是财富、健康、民主、幸福、愉悦
、自由等等，它们从各自不同的侧面反映了人们的生活理想。在一般情况下，它们之间
是可以相互促进的，但有时也会有冲突。唯有自由才是一个综合的、全面的价值标准，
自由综合并统一了人们所有的追求目标的合理性。
第二，以自由看待发展就是把自由视为发展的重要手段。就手段意义而言，自由主要 有以下五种工具性的作用：
(1)人们拥有的确定应该由什么人执政而且按什么原则执政的机会被称为政治自由，它
包括监督并批评当局，拥有政治表达与出版言论不受审查的自由，能够选择不同政党的 自由等等。这些自由包括人们在民主政体中所拥有的广义的政治权益，甚至包括诸如政 治对话、保持异见和批评当局的机会，以及投票权和参与挑选立法人员和行政人员的权 利。
忽视政治自由带来的负面作用是极为明显的。在孟加拉森林，贫困的人们为了采集野 蜜却不得不丧身于孟加拉虎虎口，这与一些发展中国家为了发展经济牺牲政治自由如出 一辙。所以为“权威主义”辩护的“亚洲价值观”受到了森的尖锐批评。他提出虽然某 些更为权威主义的国家(韩国、新加坡等)比许多较少权威主义的国家(印度、哥斯达黎 加)的经济增长速度更快，也不能证明是由于专制的权威主义统治，忽视民主、自由而 导致的结果。事实上存在有专制但停滞的国家，如缅甸；也存在享有民主仍保持世界较 高发展水平的国家，如博兹瓦纳。“几乎没有什么普遍性的证据表明权威主义政府以及 对政治和公民权利的压制确实有助于促进经济发展。”大量证据表明东亚经济体经济成 功不是由于权威主义因素，而是由于开放竞争、运用国际市场，高识字率和高就学率、 成功的土地改革，以及对投资、出口和工业化积极性的公共支持，这些与民主、自由相 容的因素在其成功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相反，政治自由具有积极的作用。一方面，政治自由具有工具性作用，例如饥荒不会
发生在民主社会中，只发生在专制统治下。“如果统治者不得不面对批评，并寻找人们
在选举时的支持，统治者就会有积极性去听取人民的需要。”“但饥荒从来没有发生在 一些国家独立、经常举行选举、有反对党提出批评、允许报界自由报道并对政府政策是 否明智提出疑问而不受审查的国家。”另一方面，政治自由具有建设性的作用。社会中 人们需要什么样的观念，是可以通过自由讨论、辩论、批评等享有政治民主与自由的方 式形成的，而且这种方式也有助于政府了解公共政策的反馈信息。“政治权利，包括发 表言论和讨论的充分机会，不仅在导致对经济需要的社会反应上至关重要，而且对于形 成经济需要这个概念本身具有核心意义。”
(2)市场机制尽管提供了各种经济资源自由组合的最好机会，但市场机制本身是既有优
点又有缺点的。
一方面，市场机制是历史的进步，有着自身的优点。它不仅带来了高速的经济增长和 全面的经济进步，而且还带来了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自由，包括人身自由、就业自由、 交换自由、工作中的自由、生产的自由。市场经济带来的经济增长是有目共睹的，市场 经济带来的成功是受到高度评价的，市场经济所带来的自由有超越效率、经济利益的意 义，发展就是自由的扩展。另一方面，市场机制尽管带来了效率，但是效率结果并不涉 及结果上的公平。也就是说市场经济可以说是有效率的，但是对效用或自由的分配仍然 可能存在很大的不均等。市场经济存在优点，也存在缺点，那么该如何发挥市场经济的 作用呢?要修正市场经济的缺陷就要对市场经济进行干预，但是干预并不是限制。限制 是对市场经济中的实质自由的否定，干预才是对市场经济缺陷的补救。
(3)在社会教育、医疗保健及其他方面所实行的安排是社会机会，它们影响个人赖以享
受更好生活的自由。这些条件，不仅对个人生活，而且对参与经济和政治活动都是重要
的。尤其是在现代化高度发达与全球贸易一体化的今天，不会读写算数是被排除在严格 的经济生产过程之外的，而且也无法参与政治生活，限制了其所拥有的政治民主和权利 。教育对人的自由的实现具有重要的作用：一方面，教育促进经济增长，原因就在于教 育提供了经济增长所需的“人力资本”，日本的经济发展显然得益于人力资源的开发， 教育为人们提供了各种社会机会；另一方面，教育能提高人的主体性的可行能力。例如 可以通过教育提高妇女的主体地位，进而影响人口控制的过程。近几十年来，多数国家 都采取了人口节育计划，如何使人口节育计划更有效是大家关心的问题。“受过教育的 妇女不愿意被禁锢在持续养育子女上，这一点显然将促进生育率的变化。教育也使妇女 的眼界更加宽广，而且在更实际的层次上，教育也有助于计划生育知识的传播。当然， 受过教育的妇女在家庭决策中趋于拥有更大的发挥主体地位的自由，包括在生育和教育 子女问题上。”因为教育可以给予妇女更多的社会机会，提高妇女的主体地位。妇女主 体地位的提高不仅有助于改善自己的生活，还有助于降低儿童的死亡率。提高妇女主体 地位的工作包括妇女挣得独立收入的能力、在家庭之外就业、拥有财产权、识字并成为 家庭内外事务决策的参与者。
(4)透明性担保所涉及的是满足人们对公开性的需要，在保证信息公开和明晰的条件下 自由地交易。当这种信用被严重破坏时，很多人——交往的双方及其他人——生活可能 因为缺乏公开性而受到损害。透明性担保(包括知情权)因此构成工具性自由的一个重要 范畴。这种保证对防治腐败、财务渎职和私下交易所起的工具性作用是一目了然的。
透明性担保与健全的市场机制有关，这就涉及到市场基础设施的建设和行为规范的确
立。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形成原因中，透明性自由的缺乏是一项重要的因素，亚洲的许多
国家都缺乏相应的市场经济约束机制，一些市场活动者往往不讲信用，不遵守行为规范
(5)防护性保障是为处于受损害的边缘或实际上落入贫困境地的人员提供社会安全网，
以防止受到影响的人遭受深重痛苦，或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挨饿以至死亡。它包括固定的
制度性安排(例如失业救济和法定的贫困者收入补助)以及临时应需而定的安排(例如饥 荒救济或者为贫困者提供可增加他们收入的紧急公共就业项目)。防护性保障为那些需 要帮助的人提供了生活必需品，并改善了生活条件，构成了实质自由的一部分，其对发 展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
三 自由发展观的启示
我们一直倡导发展是硬道理，什么是发展?我们通常将之解释为经济的增长，也就是以
人均GDP指标来衡量一个地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程度，追求GDP指标的增长也就成了我
们发展的目标。森将这种发展观称为狭隘发展观，为什么是狭隘发展观?因为这种发展
观是以“物”为中心的发展观，它掩盖了居民贫富差距的悬殊、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和社
会分配的不公等现象。在我们为经济建设的成果高唱凯歌的时候，歌声掩盖了在贫困线
挣扎的人的呻吟；在我们为经济宏图大描大写的时候，色彩遮盖了森林的消失、水土的
流失、资源的枯竭和生态的失衡。这种发展的后果是牺牲多数，使少数人受益，尤其是 用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的利益换来的。这种不公平的、不可持续的非均衡增长不仅 不具有可维持性，也不值得维持。
森提出的发展观，是克服了传统的“以物为中心”的一种“以人为中心”的新发展观
。强调要以个人实质性自由的获取来看待发展，发展的目标是实现人的全面的实质性自 由，而不仅仅是GDP的增长。经济增长是发展的一个方面，但不是全部。他曾经协助联 合国计划开发署完成了《人类发展报告》，这种新的发展观正在成为全人类的共识。19 95年3月，联合国社会发展世界首脑会议在哥本哈根举行，会议通过的《宣言》作了如 下承诺：要求创造一个能够使人民实现社会发展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法律环境 ；达到消灭世界贫困的目标；将促进充分就业作为各国经济和社会政策的一个基本优先 事项；促进和实现人人平等地享有良好教育、在身心健康方面有可能达到的最高标准和 人人享有的基本保健服务的目标；大量增加和有效的利用分配和社会发展有关的资源。 可见“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已成为世界各国首脑的共识。
中国也同样正经历着一个发展观的思想转变历程。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坚持“以 经济建设为中心”，为实现社会主义的繁荣富强而奋斗。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各级政府 在对地区经济评估时往往侧重于经济指标，“小康社会”目标也被理解为只是物质生活 富裕的社会阶段，并没有很好地合理解决社会公平问题、贫困问题。虽然我们党和政府 再三强调要“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而当有限的资金分配面临经济增长与社 会发展冲突的时候，经济增长优先论往往导致社会资金朝向经济建设流动。改革开放20 多年来，我们的经济建设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迈入了“小康社会”，但正如江泽民 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的：“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 衡的小康。”这种小康还只是平均意义上的小康，是以人均指标来测评的小康，它掩盖 了其中个体间的不平衡。为此，在新的世纪我们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即“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 民生活水平更加殷实”。从这个目标我们看到了向新的发展观的跨越之路。
新发展观也是这届新政府的执政方针，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抓住 重要战略机遇期，抓好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持科学发展观，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 ，更加注重搞好宏观调控，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改革创新 ，着力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着力解决关系人民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正确 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推动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实现社会主义物质文明 、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进步。”
新的发展观也就是要将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社会扶持工作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
社会扶持工作不仅可以提高人的生活质量，而且可以促进经济增长，是社会发展过程中
的重要方面。那种“穷国应先发展经济，再考虑教育、卫生、社会保障投资”的观点是
不对的，在穷国社会扶持的相对成本较低，相对于富国而言是便宜的，与富国相比，花 少量的钱就可得到相等的服务，而经济繁荣与生活质量的提高是同步增长的。因此，即 使再穷的国家也可采取多种形式建立本国的社会扶持体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社会 扶持工作方面作出了一定的成绩，但相对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绩来看，还是不均衡的。 一些地方政府以资金不足为借口，漠视当地的社会扶持工作。2002年冬至2003年春SARS 流行造成的经济损失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忽视社会扶持工作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不重视 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结果就是牺牲经济的增长。只有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全面建 设小康社会的总体目标才有可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