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与时俱进的光辉典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列宁论文,与时俱进论文,典范论文,光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2 [文献标识码]A
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是马克思主义生命力之所在。列宁(1870—1924)早就指出，马克思主义第一次科学地指出了社会发展的规律及一般趋势；同时他又深深懂得，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政党行动的指南，但不是束缚人手脚的教条。他曾明确指出：“马克思是严格根据他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一切前提确定无产阶级策略的基本任务的。先进阶级只有客观地考虑到某个社会中一切阶级相互关系的全部总和，因而也考虑到该社会发展的客观阶段，考虑到该社会与其他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才能据以制定正确的策略。这就是说，不应当把各个阶级和各个国家看作是静态的，而应当看作是动态的，即不应当看作是处于不动的状态，而应当看作是处于运动之中(运动的规律是从每个阶级的存在的经济条件中产生的)。而对运动，不仅要从过去的观点来看，而且要从将来的观点来看，并且不是像‘进化论者’那样庸俗地理解，只看到缓慢的变化，而是要辩证地理解……”[1](P443)他不仅这样讲，而且一生身体力行，始终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开拓创新，从而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列宁主义新阶段，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
一、从“共同胜利论”到“一国或几国首先胜利论”
在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基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国际环境，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在单独一个国家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它至少要在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才能取得胜利。而列宁根据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联系，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有可能在几个或者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首先取得胜利的论断。
我们知道，在1848年欧洲革命之前以及1848年欧洲革命和巴黎公社革命失败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论证过社会主义革命“同时发生”的思想。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对社会主义革命能不能单独在某个国家内发生的问题，明确回答：“不能。单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各国的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紧地联系起来，致使每一国家的人民都受着另一国家的事变的影响。此外，大工业使所有文明国家的社会发展得不相上下，以至无论在什么地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成了社会上两个起决定作用的阶级，它们之间的斗争成了我们这一时代的主要斗争。因此，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2](P221)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中也说：“新的法国革命将被迫立刻越出国家范围去争取欧洲的舞台，因为只有在这个舞台上才能够实现十九世纪的社会革命。”[2](P418)他在总结巴黎公社革命的经验教训时进一步指出：“巴黎公社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在一切主要中心，如柏林、马德里以及其他地方，没有同时爆发同巴黎无产阶级斗争的高水平相适应的伟大的革命运动。”[3]恩格斯直到晚年，仍坚持社会主义革命“同时发生”的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就当时的政治经济发展状况来说，是正确的。因为那时资本主义还处于上升时期，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还不明显，世界还没有被瓜分完毕，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还没有发展到激化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单独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如果发动革命，必然会因遭到国际反动势力的联合镇压而失败。所以这个观点，当时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包括列宁，都是接受的。他们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同时在最先进的文明国家里获得胜利，而在一个落后的且被其他国家封锁的国家里其胜利是绝对不可想象的。
1915年，列宁在对帝国主义的研究分析中发现，自由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之后，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越来越明显、突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同时发生”、“同时胜利”的观点是在此之前形成并提出的，有必要根据新的情况加以发展。是年8月，列宁在《论欧洲联邦口号》一文中，第一次阐述了他的与马克思恩格斯不同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观点，他说：“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1](P554)，“认为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是“不正确的见解”。这个观点提出后，立刻引起各国社会民主党中那些墨守陈规的人们的反对，但列宁仍坚持自己的结论。一年后，即1916年9月，他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中更加明确地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各个国家是极不平衡的。而且在商品生产下也只能是这样。由此可以得出一个必然的结论：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一段时间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以前的国家。”[1](P722)列宁这段话有两层含义：一是指社会主义革命可以首先在一国爆发并能够取得胜利，二是讲无产阶级在一国夺取政权后，即使其余的国家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以前的国家，在实现了夺权的国家，无产阶级也能够保持政权。显然，在这里他又发展了《论欧洲联邦口号》中的思想。
列宁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就是看到了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定会导致帝国主义国家之间重新分割世界的战争不可避免。列宁认为，帝国主义战争一方面带给世界人民巨大的灾难，同时对帝国主义本身也是极大的削弱，造成帝国主义链条上的薄弱环节，并在客观上为无产阶级发动并实现社会主义革命提供了条件。至于社会主义革命究竟在什么样的一个或几个国家首先获得胜利以及如何获得胜利，因为在这个时期革命实践还没有提出这样的需要，所以列宁没有具体论述。后来，列宁在领导俄国十月革命、捍卫苏维埃政权、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特别是在他临终前口授的《论我国革命》中，通过对国内外形势的科学分析，又密切结合俄国独特的革命形势，全面论证了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可以首先获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种种条件，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一国首先胜利”的理论。
列宁的“一国或几国首先胜利论”是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重大发展，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创造性发展。这个理论不仅为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同时也为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指明了方向。
二、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到“新经济政策”
俄国一国首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胜利，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为了巩固年轻的革命政权，苏维埃政府同德国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退出了帝国主义战争，准备把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对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进行建设与管理上。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中明确提出，布尔什维克党进行经济改造的任务是管理国家的首要任务。为此他强调，要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要严格执行劳动纪律。同时他还指出向社会主义过渡需要具备各种知识、技术和经验的专家来指导，只有这样，俄国才会走上社会主义发展的康庄大道。但是，以俄国内部反革命叛乱为内应的帝国主义武装干涉从1918年夏季开始了，和平建设为残酷的国内战争所代替，新生的苏维埃面临着严峻考验。在这种严酷的情势下，列宁指出：“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问题就是这样摆着：我们正处在战争状态，革命的命运就取决于这场战争的结局”[4]。他强调，一切为了战争，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争取战争胜利，国内的一切政治、经济和文化都要为适应战争而改变，“在这一点上不容许有丝毫的动摇”。为此，列宁决定实行高度集中管理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主要内容是：全国的工业企业全部实行国有化，建立严格的集中制管理体制；在农村实行余粮收集制，农民必须把余粮全部上缴国家，禁止私人买卖粮食和工业品；取消货币流通而代之以实物交换；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并使劳动军事化等。靠着这一临时办法，苏维埃人民经过三年的艰苦奋战，终于在政治上、军事上战胜了敌人，粉碎了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赢得了国内战争的胜利。所以列宁总结说：“应当说我们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是一种功劳。”[5](P502)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功劳就在于：它牢牢地掌握了国家经济命脉，保证了国民经济首先为战争服务，保证了武器、弹药和军事装备的生产，保证了前线红军和工业中心的粮食供应，保证了工农联盟的巩固和苏维埃各族人民的团结。但同时列宁也指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功劳是有限度的，因为它毕竟是战争迫使实行的，它过急地摧毁一切旧的生产关系，过分地实行工业、贸易国有化，取消私商活动，堵塞流通渠道，用国家法令的手段实行社会主义的生产和分配。
三年国内战争使俄国的工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余粮收集制使农民的利益受到极大损害，不少农民以毁坏农业生产机器、烧毁粮食仓库、参与富农暴乱等行为来发泄自己的不满。国内战争结束后仍然延续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所造成的严重后果震撼了列宁，他开始深刻反思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经验教训，对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进行新的探索。列宁深切感到，俄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主要取决于农民生活的改善和生产积极性的提高，要解决农民问题，首要的就是结束余粮收集制。列宁认为，固然国内战争的破坏是造成俄国经济、政治严重问题的主要原因，但战后延续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延续余粮收集制是一个重大错误。要扭转危局、恢复经济、发展生产、巩固政权，就必须立即停止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制定符合新情况的经济政策。于是，在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决定。
新经济政策的核心内容是以粮食税制代替余粮收集制，允许农民自由支配自己的余粮。此外，还包括工业企业实行非国有化，允许私人经营企业，大力发展商业，实行租赁制、租让制等方面的内容。新经济政策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相比，用列宁的话讲，就是新经济政策有着更多的旧东西，实行新经济政策，是一种必要的退却。但他相信，“新经济政策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苏维埃俄国社会制度方面的任何东西，只要政权还掌握在工人手里，就不可能引起任何变化”[6]。列宁提出新经济政策，表明他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上从思路上开始转变了。列宁的转变主要基于他对小农在俄国占绝对优势这一国情有了深刻认识。列宁认为，在俄国要巩固、发展社会主义就必须对农民进行改造。列宁找到了社会主义经济与小农经济的结合点，即通过流转自由、经营自由，通过供应商品和产品等发展市场、发展商业的中间环节过渡到社会主义。与此同时，列宁还提出要用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作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桥梁。列宁正是从俄国的这种特殊国情出发，放弃了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的设想，形成了通过一系列中间环节，走一条缓慢、曲折、渐进的迂回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思路。这就是新经济政策的核心和实质。这个思路的确立是列宁在探索俄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上迈出的决定性的一步。列宁思路的转变，对俄国的发展、对一切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三、晚年对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构想
关于各国社会主义道路的特殊性、多样性和民族特色的问题一直是列宁研究的一个着力点，更是他最后著作的重心和创造性所在。他曾在《哲学笔记》中着重探讨和阐述了一般与个别的辩证关系，为阐明社会主义道路的特殊性和多样性奠定了哲学基础。临终前，他又专门口授了《论我国革命》，再次从历史哲学的高度给予了阐述：“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5](P776)。列宁分析了当时俄国革命的特殊条件，指出俄国是一个“介于文明国家和初次被这次战争完全拖进文明之列的整个东方各国或欧洲以外各国之间的国家”，所以这个特殊性必然会使俄国革命表现出某些新的特点，从而使俄国完全有可能采用不同于西欧各国的方法，即首先用革命手段夺取政权，然后利用政权的优势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条件，走出一条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列宁晚年在理论上的一个重要创新，这个创新在当代社会主义实践中日益显示出它的巨大活力。
俄国具有民族特色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究竟怎么走?随着形势的变化和发展以及社会主义实践的深入，列宁的思考也更加深刻、全面和成熟，并在临终前，形成了一个具有前瞻性的构想框架。尽管这个框架还是比较粗略的、不完善的，但他对俄国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构想已经不同于在此之前、特别是十月革命前的设想了。后来的构想是立足于对俄国国情的分析，是根据现实实践来谈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的，它包含着对正反两个方面的反思，是对社会主义的重新探索和发现。可以说，列宁晚年对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构想是他一生理论创作的高峰，它们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光辉的地位，它们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宝库的重大贡献。
列宁关于俄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战略构想，大体上是按照“文化建设—经济建设—政治建设”这样一个顺序展开的。他为什么首先提出文化问题?因为俄国走的是不同于西欧国家创造发展文明的道路，而是首先夺取政权，然后回过头来利用政权优势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新型文明。这种特殊的革命发展道路，就意味着实现文化革命对于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具有特殊意义，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问题，也是建成完全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性标志。
关于俄国的文化建设，列宁认为不仅要使广大党员和民众深刻理解文化革命在整个俄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地位，更要使他们知道俄国所面临的文化建设任务是多么广泛、多么艰巨：既有精神文化方面的任务，又有奠定文明的物质基础方面的任务；既有识字、扫盲等启蒙的任务，又有提高文化水平，培养各类技术专家方面的任务；既有科学文化方面的任务，又有思想道德教育方面的任务……所有任务的归宿点，就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一代新人。列宁认为，完成这个任务的根本途径是大力发展国民教育，特别要重视农村的文化教育；文化建设不能急躁冒进，不能像完成政治任务、军事任务那样完成文化任务，文化建设是一个深入、细致、缓慢、渐进的过程，它需要经过“整整一个历史时代”。
列宁关于文化建设的构想是具有前瞻性的，他预示了随着20世纪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文化价值问题将成为社会生活和发展战略的中心问题。当代科技革命和社会发展的现实，证明了列宁文化建设学说的重大意义。
列宁关于经济建设的构想主要体现在他的《论合作制》中。在这篇文章里，列宁延续了新经济政策思想，提出通过与商品生产相联系的合作社把千百万农民引向社会主义道路。列宁指出，党在农村工作中的首要任务就是推行合作社。他强调建立合作社一定要坚持自愿原则，切不可搞强迫。他还指出，合作化运动是一场社会主义改造运动，要吸引更多的农民加入合作社，就必须让农民了解参加合作社的好处。为达此目的，就需要帮助农民学习文化，提高文明程度，提高对加人合作社好处的认识水平。列宁认为，“没有一场文化革命，要完全合作化是不可能的”[5](P773)；而没有完全的合作化，就不可能在社会主义基地上站稳脚跟。合作化与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紧密相连。
合作社思想是列宁晚年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它对于落后国家引导农民过渡到社会主义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直接的现实意义。
政治建设是列宁晚年关注的最为迫切的问题。他关于政治建设的构想，其中心内容和根本任务就是改革国家机关，加强执政党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新型民主。
苏维埃政权建立不久，列宁就敏锐地感觉到，在政权机关存在着官僚主义。不过那个时候他主要指的是沙皇时代遗留下来的旧职员的作风和习气。1921年以后，他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官僚主义已经在国家机关漫延。而在他的晚年，他更为官僚主义的肆行而深深忧虑，以至在最后的著作中向全党发出严正警告：“官僚不仅在苏维埃机关里有，而且在党的机关里也有”[5](P791)，官僚主义是党和国家肌体的主要危险，“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列宁这时候所讲的官僚主义就不是指工作作风的问题了，而是指一种脱离群众监督、搞特权，并由此导致腐败的制度。
列宁认为彻底消灭官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艰苦的工作，因此他在最后的著作中，从长远的观点提出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切实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和文明程度，逐步实现所有人都参加管理等对国家的政治制度进行改革的构想。列宁关于改革国家机关的主要措施和原则是：精简人员、精简机构，改进作风、联系群众，学习知识、提高素质，严格考核、选拔人才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加强人民群众对国家机关的监督、管理，努力开掘社会主义民主的源泉，使国家走上民主政治道路。
在改革国家机关的同时，列宁强调必须加强执政党建设。列宁重视党的建设，尤其关心党的最高层领导核心的团结与稳定。他在病重期间，清楚地意识到在党的上层领导中存在不团结因素，从而有可能导致党的分裂。所以列宁尽最后的力量，进行了认真的权衡，提出了加强执政党建设的宝贵建议：增加中央委员人数，提高中央监委作用，加强集体领导，加强党的团结，防止党的分裂，并建议把斯大林从总书记的职位上调开。
可以说，列宁在探索俄国社会主义政治建设道路的过程中所提出的一系列建议和意见是富以有远见的，是英明的，他的目的就是要在俄国开拓一条社会主义新型民主的道路。这条道路不是通过从发达的资产阶级民主立即过渡到巴黎公社原则所设想的那种直接民主的途径来实现，而是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与新型民主、间接民主与直接民主、党的领导与人民群众直接监督管理相结合的途径来实现的。列宁的创意无疑为我们提供了极为有意义的启示。
列宁关于文化、经济、政治三个基本方面的构想是一个有机整体，它们相互制约、相辅相成。其中文化建设构想的中心是进行文化革命，经济建设构想的中心是发展商品经济，政治建设构想的中心是建设民主政治。“文化革命—商品经济—民主政治”，形成列宁最后构想的主体脉络。这是一个充满时代气息和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构想，是一个对社会主义重新理解和对俄国正在实践中的社会主义进行批判性分析的构想。这个构想准确地反映了俄国的现实，反映了俄国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这表明列宁确实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客观实际相结合，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提出新理论，具有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理论品质的光辉典范。
——谨以此文纪念列宁逝世80周年
收稿日期：2003-0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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