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应对气候变化挑战：弥合分歧，拓展合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美论文,分歧论文,气候变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9)5-0090-06
气候变化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地位迅速上升
近年来，气候变暖引起国际社会越来越多关注。根据大量实测资料，近百年（1906-2005年）全球平均地表温度升高了0.74℃，并且升温速率不断加快，同时全球平均海平面也在不断上升(IPCC，2007a)。这一系列变化已经对全球气候系统及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导致世界各国经济与社会发展遭受越来越严重的损失。
从我国的情况来看，近年来中国北方的持续干旱，南方的洪水、冰雹和雪灾，喜马拉雅山脉冰川融化影响主要河流的径流量、农作物减产以及人口密集的沿海地区海平面上升事件使中国经济遭受严重损失，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气候变化问题带来的挑战有了日益深刻的认识。
在美国，气候变暖带来的后果也日益严重。近年来，美国西部和东南部大旱成灾，大西洋的飓风变得更加猛烈，美国西部、西南部和阿拉斯加越来越频繁地发生森林大火、虫害和树木死亡现象。美国西部山区积雪减少和春季积雪提前融化使淡水资源的缺乏更加严重。
2007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四次综合评估报告认为：全球气候变暖已确定无疑，气候变暖90%以上的可能是人类活动所致，特别是源于化石燃料的使用导致的人为温室气体排放。该报告预测：如果二氧化碳继续以当前速度上升，则干旱和暴雨会增加；飓风和台风会变得更猛烈；降雨分布会改变严重影响农作物的生产，海平面会上升，沿海地区水灾频频并且面临被海水淹没的危险。
正因为如此，当今气候变化已经演变成为发展问题和政治问题，并且其“政治化”倾向越来越明显，气候议题已成为国际政治中的热点议题之一。
2009年初奥巴马入主白宫以后，在内政外交上显示出对能源气候问题的不同寻常的关注。通过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拨巨款发展新能源产业；在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中显示出积极姿态，明确表示美国将推动在2009年底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取得成果；积极开展“绿色外交”，特别是高度重视与中国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与磋商。从年初到七月份，奥巴马政府的多名高官和国会议员相继访问中国，探讨加强两国在新能源领域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合作。
2009年年初，美国新任国务卿希拉里来华访问，与国家主席胡锦涛、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举行了会谈，中美双方同意在应对金融危机方面进一步加强沟通协调，在广泛双边领域以及能源、环境和气候变化等问题上加强合作。4月1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伦敦参加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会见了美国总统奥巴马，双方同意进一步深化广泛领域的互利合作，加强能源、环境以及气候变化领域的政策对话和务实合作。2009年5月24日，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率团访问中国，议题集中在能源与气候合作方面。紧接着，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约翰·克里也到了北京，与中国商讨能源、气候合作问题。2009年6月8-9日，美国气候变化特使斯特恩一行对中国进行了访问，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与斯特恩一行举行了会谈，双方讨论了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加强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等领域的政策交流和务实合作问题。2009年7月14-17日，两位美国华裔政府部长商务部长骆家辉和能源部长朱棣文同时访问中国，积极践行奥巴马政府的“绿色外交”，加强中美在应对气候变化和清洁能源领域的合作，为美国公司在清洁能源领域寻求贸易机会。两位部长在中国的活动均与能源和环保有关，包括参观热电厂、节能建筑“美国之家”、在沃尔玛推广节能技术等，访问期间中美还成立了清洁能源研究中心。
预计2009年7底将在华盛顿举行的中美首次战略与经济对话和2009年底奥巴马对中国的首次访问，能源与气候问题必将是中美双方关注的焦点之一。
共同挑战推动中美合作
中美之间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从而减缓气候变化可能引起的灾难性后果方面开展合作，有其内在的动力，动力来自于两国共同面临一系列战略性的挑战。
1.在节能减排方面，两国都迫切需要减少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
美国和中国现已是世界两个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两国温室气体排放量累计占世界总排放量的40%。目前，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的时期，加之人口数量庞大，对一些高耗能产品有着巨大需求，高耗能的重工业发展比较快，中国现在生产全世界35%的钢材、50%的水泥、28%的铝①。这些工业能耗强度非常高，排放了大量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2002年以来，由于中国经济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中国的资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增长极为迅速，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越来越大的资源供求压力和国际上要求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压力。美国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其过度消费型、奢侈型的生活方式消耗了大量的能源，美国的人均排放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倍，中美两国的能源效率落后于世界许多国家。中美两国都迫切需要寻找能降低资源消耗，提高能源效率，减少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方法和技术。
2.在能源安全方面，两国都过度依赖石油和煤炭，迫切需要开发可替代能源
中国和美国分别是世界第一和第二煤炭生产国和消费国，两国都在广泛地使用煤炭发电，中国能源需求的2/3和发电量的80%要靠煤，而美国22%的一次能源和49%的电力来自煤炭②16。中美两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石油进口国，美国的用油量超过世界任何其他国家，约占全球用油总量的25%。中国位居第二，用油量约占世界总量的9%③。2009年5月，由十多位美国退役将军编撰的《增强美国国防：能源与国家安全风险》的报告称，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削弱了美国经济，并将美国的弱点暴露在“不稳定的或敌对的政权”面前。中美两国迫切需要开发核能、风能、水电、太阳能等新能源，降低对石油和煤炭资源的依赖，保证各自的能源安全。
3.在应对金融危机方面，两国都迫切需要发展新能源产业，抢占未来经济发展的“制高点”
本轮世界范围的金融危机向各国发出了警告：原先那种高消耗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走到尽头，虚拟经济的过度发展将会给世界各国带来潜在的巨大风险。各国已经意识到，新能源经济将是帮助各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法宝，同时，新能源经济代表了世界经济前进的方向，谁在新能源经济发展方面走在了世界的前面，谁就掌握了未来经济发展的“制高点”。因此，在应对金融危机保持经济发展方面，中美两国都高度重视新能源经济的发展。
2008年中国可再生能源利用量达到2.5亿吨标准煤，约占能源消费总量9%，水电、核电、风电、太阳能等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迅速，中国的水电装机容量已经达到1.7亿千瓦，居世界第一位。风电装机规模连续3年实现翻番增长，装机容量达到1220万千瓦，居世界第四位。预计到2010年将突破2000万千瓦。核电建设的力度加大，步伐加快，在建的规模基础达到2540万千瓦，这是目前世界在建核电规模最大的国家。太阳能光伏电池年产量超过200万千瓦，居世界第一位。太阳能热水器使用量和年产量均占世界产量一半以上④。2009年4月国家能源局局长张国宝在《求是》杂志上撰文，国家对新能源发展有了新的表述：对核电，由“十一五”规划中的“积极发展”变成“大力发展”；水电则由“有序开发”变成“积极推进”；涉及其他新能源的提法也变为“加快风电、太阳能发电和热电联产等清洁高效能源的建设”，与以往较为笼统的“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的表述差别甚大。目前中国政府正在积极制定《新能源产业振兴发展规划》，推进能源行业清洁、高效、可持续地发展。在年初，美国新任总统奥巴马就在其就职演说中明确提出了“以寻找新能源作为新经济增长点”，使发展新能源成为“美国复兴和再投资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重点包括高效电池、电网改造、碳储存和碳捕获、可再生能源如风能和太阳能等。计划用3年时间使美国可再生能源产量增加一倍，2012年占发电比例提高到 10%，2025年增至25%。在1200亿美元的科技刺激基金中，可再生能源和提升能源使用效率投资就占了468亿美元。美国未来10年还将投资1500亿美元建立“清洁能源研发基金”，用于太阳能、风能、生物燃料和其他清洁可替代能源项目的研发和推广。
双方在能源市场和能源技术方面的巨大互补为双方的合作提供了巨大的动力。根据“十一五规划”要求，到2010年中国的能源使用效率将在2005年的基础上提高20%，而据统计，中国能效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将减少3.3亿吨标准煤的能源消耗，这意味着其中蕴藏着巨大的新能源市场。据美国商务部测算，中国清洁能源市场规模到2010年将达到1860亿美元，到2020年达到5550亿美元。对急于走出经济危机的美国人来说，这块市场无疑是巨大的诱惑。而美国在新能源领域拥有大量先进的技术和强大的研发能力，这些也是中国非常需要的。
4.有助于在应对全球气候变暖方面发挥领导作用，推动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取得成果，为中美关系的发展提供稳固的基础
美国和中国是世界两个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在推动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问题上负有重要作用和责任。在奥巴马入主白宫之前，美国和中国的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缺乏合作，有时甚至相互指责。2001年，布什总统以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大国没有强制性减排目标为由拒绝加入《京都议定书》，使国际减排进程遭受重大挫折，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批评，损害了美国在国际上的形象。美国在气候问题上，反复强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共同责任”。由于美国的顽固态度，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进展缓慢。现在正处于气候变化谈判第二承诺期的关键时刻，2009年底，将在丹麦哥本哈根召开联合国气候变化缔约方第15次代表大会，讨论确定发达国家在2012-2020年第二承诺期期间的减排量，如果中美两国在此之前，不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达成谅解和一致，将严重动摇国际社会的减排信心。
随着中国近年来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快速增加，中国也受到越来越大的减排压力。中科院《2009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认为，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应该采取积极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节能减排。由于美国在技术方面的优势，中国需要美国的帮助。同时，中美两国在具有战略意义的气候问题上合作将为中美关系的发展提供稳固的基础。近年来，中美在人权问题、贸易不平衡问题、人民币汇率问题、军费投入问题上时有龌龊，影响了两国的互信。如果中美两国能在应对气候变化上开启新的合作，无疑将有助于双边关系在更广泛程度上的稳固和加强。
2009年1月，由美国亚洲协会美中关系研究中心与皮尤全球气候变化中心联合发布的报告“共同的挑战，协作应对——中美能源与气候变化合作路线图”和布鲁金斯学会发布的报告“克服中美气候变化合作的障碍”认为，如果中美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加强合作，美国和中国也将在各自的能源安全、环境保护和确保本国人民经济繁荣方面更加接近。两国还将成功地建立起整体上更加稳固和有合作基础的中美双边关系。通过承担全球领导作用和在更密切的双边合作中取得新的长足进展，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实体将能促使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达成更有效的多边协议和行动。相反，不进行合作有可能导致在能源和气候问题上新的相互指责，加深在战略意图上的彼此猜疑，给双边关系施加新的压力，进而削弱两国在一系列问题上合作的能力。
中美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立场分歧及合作的障碍
中美两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有着较强的合作动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双方必然能顺利开展合作，这是因为在这一问题上，两国之间还存在一些影响合作的分歧和障碍，只有正确地认识和把握它们，才能务实地推进彼此的合作。双方的分歧和障碍主要有以下几点：
1.缺乏坚实的互信基础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综合实力的迅速提高，加之双方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美国把中国视为其称霸世界潜在的最大威胁，双方在战略上对对方都存在深刻的疑虑，战略互信的基础不牢靠。美国是发达国家中在环境与能源领域唯一没有向中国提供官方发展援助的国家。
以核能合作为例。早在1985年，中美就签署了《中美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定》，但协定一直未能真正实施。直到1997年，江泽民主席访美期间在华盛顿高峰会议上两国就《中美和平利用核技术合作协定》达成一致。而后一直拖到2003年，美国西屋公司在中国第三代核电技术的招标工作中中标，才算有了真正的实质性的合作。而美印核合作没有附加任何条件，美国对中国的戒心由此可见一斑。
2.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理解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是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确定的原则，并在1997年签署的《京都议定书》中规定，主要是发达国家的《公约》附件一缔约方在2008-2012年的第一个承诺期里率先实现定量减排。然而，美国在排放问题上强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共同责任”，刻意淡化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区别。早在1997年7月25日，美国参议院就通过了“伯德法案”，要求总统不要签署任何条约，“除非议定书或公约为发展中国家在同样的履约时期内设定强制性的温室气体排量和时间表”。2001年，布什总统以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大国没有强制性减排目标为由拒绝加入《京都议定书》，2009年5月，美国提交的联合国首份气候变化应对方案表示，美国承诺签署“有强有力的减排目标和行动，符合美国国内法律，且各排放大国都能采取减排措施”的国际协议。
2009年7月，美国华裔能源部部长朱棣文访华时在题为《应对能源与气候变化的挑战：两个国家的故事》的演讲中表示，气候变化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面临的挑战，“我承认是发达国家最初导致了气候变暖，犯了错误，但发展中国家大大地加剧了这一状况。在这个问题上，不应该仅仅是‘你犯错，你来改正’。我们都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应该共同面对”。
而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认为发达国家应该按照《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原则和“巴厘路线图”的要求，率先减排，并为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提供资金、技术的支持，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的能力建设。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为应对气候变化做出积极努力。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坚持应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下应对气候变化，2012年以后气候变化的安排不应以牺牲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为代价。
3.技术转让问题上的分歧
发展中国家能否在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向“低碳经济”转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资金和技术能力。由于经济实力不足，科技水平落后，技术研发能力和消化吸收能力低下，发展中国家在应对气候暖化方面面临严峻挑战。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此后的《京都议定书》，发达国家有义务以优惠条件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技术。然而，直到现在，这一问题一直停留在讨论中，未有实质性进展。在《京都议定书》下，为促进技术转让，各国专门设计了“清洁发展机制”(CDM)，即发达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与发展中国家开展项目合作，项目所产生的温室气体减排量，可以转让给发达国家，帮助其履行减排义务。但这一双赢理想，在实际操作中只是简单的资金流动，发达国家并没有同步以优惠条件向发展中国家转让先进技术。
在能源和环境技术的转让方面，中美存在一定的分歧。美方一直关注中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中国的法律法规对外资投资再生能源的限制，而对于它自身，则借口有关技术都掌握在私营部门手中，极力推动技术转让的完全商业化。
中国认为发达国家应该以优惠条件向发展中国家转让环境友好型的先进技术，发达国家政府在推动技术转让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一是采取适当的政策、财政措施，消除技术转让障碍，为技术转让提供政策激励；二是发达国家政府要拿出适当的资金促进技术转让。
4.是否要征收“碳关税”
近期，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计划制定包含“碳关税”条款的法案，一些国际组织也提出“碳关税”可适用于国际贸易规则。美国能源部部长朱棣文曾在今年3月17日在美国众议院科学小组会议上称，为了避免使美国制造业处于不公平竞争状态，美国计划征收进口商品的碳关税。6月22日，《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获得众议院通过。该法案规定，美国有权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实施碳减排限额国家进口产品征收碳关税，该法案从2020年起开始实施。中国认为发展中国家由于起步较晚，其在产业构造中相对发达国家而言一直处于劣势，征收“碳关税”是贸易保护主义的体现，发达国家为了自身利益而不惜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使发展中国家产品的成本无限抬高，削弱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将会打击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中国商务部部长陈德铭7月份与到访的美国商务部部长骆家辉会谈时曾明确表示，“‘碳关税’违背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京都议定书》确定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变化领域‘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事实上将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新借口。”
弥合分歧，拓展和深化中美气候变化合作
目前，中美气候气候合作的路径可以这样来设计：
1.政府先导建立合作的框架
政府先导可以直接快速地推动中美气候合作，政府之间的协商和合作应当存在于不同的层次。鉴于气候问题的严峻性、重要性和复杂性，气候变化问题应当列为“未来所有中美峰会的必谈议题”②10。除了领导人峰会确定双方合作的框架、原则、指导方针之外，还应当定期举行双方高层领导委员会和技术专家委员会。高层领导委员会主要确定双方合作的优先领域；共同合作的技术项目和清单；协商制订促进双方合作的优惠政策和措施以及双方关注的其他问题。技术专家委员会在高层领导委员会的指导下就合作的项目和领域制订具体的行动计划和方案，负责指导实施和监督，提出改进合作的建议等。
2.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
“尽管更紧密的中美合作必须从两国政府开始，但成功与否还取决于各自带动私营资本参与的能力”②10。两国政府在建立法规环境方面的作用尤其重要，可以采用税收优惠、补贴、立法和科研等一系列政策工具，鼓励对低碳技术的大规模私人投资和商业利用，推动企业、金融机构、科研院所的广泛参与，应当促进两国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合作，这样才能有效推动技术的进步，保证资金来源和克服关键的障碍。
3.共同开发技术
由于单方面的技术转让中存在很多障碍，技术转让费用也常常太过高昂，可以考虑更多地共同开发技术。“中国和美国在开发技术方面各有所长，可以互补。中国对在发展中国家哪些技术行之有效有较深切了解并拥有强大的技术能力，可以提供很好的实验场地并加以推广，和美国比起来，中国常常可以较迅速、较廉价地生产出产品。美国在人力资本、基本科学研究、把研究中取得的效果商业化的能力方面占有相对优势。两国之间的技术合作在帮助促进能源技术和克服全球暖化上有巨大潜力”③。
4.在一些优先的领域率先展开合作
根据中美双方感兴趣的领域，中美可先期在以下一些领域展开合作：清洁煤技术、二氧化碳的捕获和封存、提高能源效率和节能的技术、清洁能源、开发先进的电网等。
煤炭的能耗强度非常高，近期内煤炭在中美能源消耗中仍将占据重要地位，因此，清洁煤技术的应用对双方意义重大。这一领域的重点应该是，煤液化及煤汽化、煤化工、整体煤汽化联合循环(IGCC)。
能源效率和节能措施。中美两国在节约能源，提高能源效率方面潜力巨大。中国的能耗强度是美国的四倍，而能源效率仅是日本的1/9。⑤美国咨询公司麦肯锡最近的研究报告指明“中国拥有巨大的机会减缓能源需求……比现行政策框架下的增速可减低23%”。这些节省下来的能源可用于其他领域，或者减少发电站的建设。中美两国可以为这些目标的达成做出共同的努力。例如，提高节能规范和标准，加强执行力度，并且对节能行为提供激励机制。
推广可再生能源。可再生能源技术是走向多样化、低碳能源未来的关键，这些不同新能源的生产和安装将为众多公司拓展一个新领域，并为国内提供新的“绿领”职业。大规模投资于低碳能源、太阳能或其他新技术的研发将在本世纪中叶使绿色能源的价格低于化石原料。经济估算显示，每1美元投资，可以让我们取得16美元的效益。
开发先进的电网。陈旧过时、设计落后的输电网导致输电效率低下，很难将可再生能源丰富地区的能量长距离输送到用电负荷集中的地区，美国电网目前年损耗大约是1500亿到5000亿美元，中国电网的情况与美国类似。而且目前的电网也难以解决可再生能源的间歇性问题。由尖端数控、电子配电和更高负荷输电线路构成的智能输电网，将有助于传输和利用更多的可再生能源。
收稿日期：2009.08.30
注释：
①Houser T.China's Energy Consumption and Opportunities for U.S.-China Cooperation to Address the Effects of China's Energy Use.Testimony Before the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June 14,2007
②亚洲协会美中关系研究中心与皮尤全球气候变化中心.共同的挑战，协作应对——中美能源与气候变化合作路线图，2009-01
③李侃如，桑德罗.克服中美气候变化合作的障碍.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专题论文系列，2009-01
④张国宝.在北京全球智库峰会上的发言.中央人民政府网站，2009-07-05
⑤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U.S.Department of Energy.International Energy Annual 2005,October 1,2007.Table 1g:World Energy Intensity-Total Primary Energy Consumption per Dollar of Gross Domestic Product Using Market Exchange Rates,1980-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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