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必须正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人与动物定义上的区别_自然辩证法论文

我们必须正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人与动物定义上的区别_自然辩证法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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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在对动物和人的属性的界定中,存在着明显的区别。笔者以为,在科学 的问题上,不宜采取为尊者讳的苟且态度。因此,我打算对这一问题,做一些直接观察 。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写道:

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 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意识的对象。他具 有有意识的生命活动。这不是人与之直接融为一体的那种规定性。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 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

诚然,动物也生产。它为自己营造巢穴或住所,如蜜蜂、海狸、蚂蚁等。但是,动物 只生产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东西;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 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也进行生 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影响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 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属于它的肉体,而人则自由地面对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 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 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注:马 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7—58页。)

我们现在谈的是人类所特有的那种劳动。蜘蛛结网,颇类似织工纺织;蜜蜂用蜡来造 蜂房,使许多人类建筑师都感到惭愧。但是,就连最拙劣的建筑师也比最灵巧的蜜蜂要 高明,因为建筑师在着手用蜡来造蜂房之前,就已经在头脑里把那蜂房构成了。劳动过 程结束时所取得的成果在劳动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存在于劳动者的观念中了,已经以观念 的形式存在着了。他不仅造成自然物的一种形态改变,同时还在自然中实现了他所意识 到的目的。(注:转引自朱光潜:《美学拾穗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98—9 9页。)

概括一下马克思的看法,我们可以看到,他把人和动物的本质力量的区别,划在两者 从事生存的实践活动时所表现的以下几点不同上:①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②是 全面的、超越自身肉体需要而自由的,还是片面的、局限于自身的肉体需要的;③是有 预见的、有计划的,还是本能的、无计划的。

下面,我们也可以比较地看一看恩格斯的看法。在《自然辩证法》中,我们看到了恩 格斯的如下论述:

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动物通过它们的活动也改变外部自然界,虽然在程度上不如人 所作的那样。……但是,如果说动物不断地影响它周围的环境,那么,这是无意识发生 的,而且对于动物本身来说是偶然的事情。但是人离开动物愈远,他们对自然界的作用 就愈带有经过思考的、有计划的、向着一定的和事先知道的目标前进的特征。(注:恩 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56—157、157—158、158、158、15 9、200—201页。)

但是,不用说,我们并不想否认,动物是具有从事有计划的、经过思考的行动的能力 的。相反的,凡是有原生质和有生命的蛋白质存在和起反应,即完成某种即使是由外面 的一定刺激所引起的极简单运动的地方,这种有计划的行动,就已经以萌芽的形式存在 着。这种反应甚至在还没有细胞(更不用说什么神经细胞)的地方,就已经存在着。食虫 植物捕获食物的方法,虽然完全是无意识的,但在某一方面也表现出是有计划的。动物 从事有意识有计划的行动的能力,和神经系统的发展相应地发展起来了,而在哺乳动物 那里则达到了已经相当高的阶段。在英国猎狐的时候,每天都可以观察到:狐是怎样正 确地运用它关于地形的丰富知识来躲避它的追逐者,怎样出色地知道和利用一切有利的 地形来中断它的踪迹。在我们的那些由于和人类相处而有比较高度的发展的家畜中间, 我们每天都可以观察到一些和小孩的行动具有同等程度的机灵的行动。因为,正如母腹 内的人的胚胎发展史,仅仅是我们的动物祖先从虫豸开始的几百万年的肉体发展史的一 个缩影一样,孩童的精神发展是我们的动物祖先、至少是比较近的动物祖先的智力发展 的一个缩影,只是这个缩影更加简略一些罢了。(注: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 出版社1971年版,第156—157、157—158、158、158、159、200—201页。)

但是一切动物的一切有计划行动,都不能在自然界上打下它们的意志的印记。这一点 只有人才能做到。(注: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56—157 、157—158、158、158、159、200—201页。)一句话,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单纯 地以自己的存在来使自然界改变;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 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后的本质的区别,而造成这一区别的还 是劳动。(注: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56—157、157—15 8、158、158、159、200—201页。)……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 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注: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 版社1971年版,第156—157、157—158、158、158、159、200—201页。)

整个悟性活动,即归纳、演绎以及抽象(狄多[恩格斯所养的一条狗的名字——引用者 注]的类概念:四足动物和两足动物),对未知对象的分析(一个果核的剖开已经是分析 的开端),综合(动物的机灵的动作),以及作为两者的综合的实验(在有新的阻碍和不熟 悉的情况下),是我们和动物所共有的。就种类说来,所有这些方法——从而普通逻辑 所承认的一切科学研究手段——对人和高等动物是完全一样的。它们只是在程度上(每 一情况下的方法的发展程度上)不同而已。只要人和高等动物都运用或满足于这些初等 的方法,那么方法的基本特点对两者是相同的,并导致相同的结果。(注:恩格斯:《 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56—157、157—158、158、158、159、200— 201页。)

狗和马在和人的接触中所养成的对于分音节的语言的听觉是这样敏锐,以至它们在自 己的想象所及的范围内,能够容易地学会懂得任何一种语言。(注:恩格斯:《自然辩 证法》,第152、152、152—153页。)和这些动物经常接触的人不能不相信:这些动物 现在常常感觉到不能说话是一种缺陷。不过可惜它们的发音器官已经向一定的方向专门 发展的太厉害了,所以无论如何这种缺陷是补救不了的。但是,只要有了发音器官,这 种不能说话的情形,在某种限度内是可以克服的。(注: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第1 52、152、152—153页。)我们别再说鹦鹉不懂得它自己所说是什么了。……在它的想象 所及的范围内,它也能学会懂得它所说的是什么。……它会象柏林沿街叫卖蔬菜的女人 一样正确地使用它的骂人的话。它在乞求好吃的东西时,情况也是这样。(注:恩格斯 :《自然辩证法》,第152、152、152—153页。)

概括一下恩格斯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到,他明确地肯定了:动物能够有意识、有计划 地从事生命的实践活动,而且这种能力“在哺乳动物那里则达到了已经相当高的阶段” 。毋庸讳言,这些观点和马克思是不同的。而这种不同,表现得是如此显著,很难使人 视而不见。然而,实际的情况是,许多学者出于种种的想法,不愿意,甚至不敢看到这 一不同。他们或者对这显而易见的不同视若无睹、不置一词、小心绕开;或者甚而想出 种种说法,去竭力弥合两者间的差别。李泽厚、蒋孔阳先生为代表的实践美学派,似乎 是属于前者。但我们以为,上述两种态度,不管出于什么动机,哪怕是出于某种“好意 ”,都是不足取的。因为那会使我们由于一些枝节性的问题而离开追求真相、真理的科 学道路。而许多的真相、真理却往往正是在伟人、智者们的见解之间的细微差别里,向 我们展现出让人得以一窥堂奥的裂隙。

当我们进一步观察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论述,还可以发现一些明显的差别,那就是: 马克思的论述,基本上是对不同动物物种不作区别的从质上作总的界定,没有量方面的 细微的区别和观察;而恩格斯的论述,则体现出一种较微观的从量变的、演进的、进化 的角度的观察。我们不妨简单地罗列如下:在“经过思考的、有计划的、向着一定的和 事先知道的目标”行动的能力方面,人与动物的区别,并非从来如此,而是渐行渐远的 ;在原生质和哺乳动物之间,有意识、有计划的行动的能力,是愈来愈高的;动物虽然 能够进行“有计划的行动”,但与人的能力在程度上还是大有差别,因为动物“都不能 在自然界打下它们的意志的印记”;在“整个悟性活动”的能力方面,人和高等动物“ 只是在程度上不同而已”;随着动物神经系统的发展,动物(例如脊椎动物)也“便有了 发展到自我意识等等的可能性”。甚至在恩格斯所指明的、作为“人同其他动物的最后 的本质的区别”的对自然界是“利用”还是“支配”这一点上,我们看到的也可以是某 种意义上的量的区别。例如,和“支配”有更根本性的质的区别的应该是“被支配”。 而“利用”和“支配”却都是主动地向自然的索取,都是必须使用智能的行为,所以在 某种意义上也“只是在程度上不同而已”。一种角度上的量的区别,也会是另一角度上 的质的区别。我们这样说,只是为了防止对这里的“本质的区别”的绝对化的理解。如 此而已。

就笔者自己本身的看法来说,毋庸讳言,是倾向于赞同恩格斯的观点的,认为那是更 科学、更准确的。但笔者觉得马克思、恩格斯这两位一直看法比较一致的经典作家的观 点出现差别也是有深刻原因的,现略作探讨。

差别的来源之一,笔者觉得,恐怕在于各自的文章的性质。马克思的文章意在探讨经 济学与哲学问题,对动物行为的涉及,只是要求有一个基本性质的认定,以便作为一个 比较的参照系。这样,它当然就会具有意在宏观界定而无暇细察的特点。更何况,文章 还尤其要强调异化劳动所具有的特点,是把人转化为“非人”。这样,动物性的特征的 明确和强烈,就因为作为对比物,而成为必须。例如,马克思说:“有意识的生命活动 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或者说,正因为 人是类存在物,他才是有意识的存在物,就是说,他自己的生活对他来说是对象。仅仅 由于这一点,他的活动才是自由的活动。异化劳动把这种关系颠倒过来,以致人正因为 是有意识的存在物,才把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本质变成仅仅维持自己生存的手段。 ”(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7、58、87 、90页。)他还说:“……异化劳动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生产的对象,也就从人那里夺 去了他的类生活,即他的现实的类对象性,把人对动物所具有的优点变成缺点,因为从 人那里夺走了他的无机的身体即自然界。”(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7、58、87、90页。)对于一百多年以后的今天的学者, 如果他打算以上述马克思的论述,来取代他自己对动物的真切、细致的科学的研究,则 不能不使人感到,这既是一种对马克思的过于苛求和依赖,也是一种对于复杂问题想走 捷径的怠惰态度。回过头来看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则可以说是比较专门的探讨自 然科学问题的著作。因此它讨论问题更专业、更细致、更注意一些量的差异,也是自然 的事。

差别来源之二,应该是这两部著作各自著述时,所依凭的不同的时代所提供的不同的 科学知识背景。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如名所示,写作于1844年, 而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却完成于1883年,并修订、补充于1886年。两者的“时差” 为40多年。不妨顺便提一提,马克思写作他的《手稿》时,仅是一个26岁的青年;而恩 格斯完成他的“辩证法”时,已经是一个66岁的老人。任何一个有一点人生阅历的人, 都应该不难领会到,这40年的差异,由于经验知识的积累和思考探索的磨砺,会在人的 思想的全面性和深刻性方面,造成多大的不同。但这些还并不是我们所主要要谈的。更 重要的,恐怕还是在这40年间,人类在知识和科学的进程中所出现的一些重大进步带来 的影响——

在1859年,即马克思完成他的《手稿》后的第15年,达尔文出版了他的生物进化学说 的最重要的奠基之作《物种起源》。虽然说法国博物学家拉马克在1809年就出版了他的 《动物学哲学》,提出过一些生物进化论的概念,而对青年马克思思想有着巨大影响的 黑格尔的著述中,事物辩证发展的观点,也是贯穿始终的。在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 —哲学手稿》中,我们也看到过这样的提法:“五官感觉的形成是迄今为止全部世界历 史的产物。”(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 7、58、87、90页。)“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 。”(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7、58、8 7、90页。)但即使在这里,马克思把对人的研究作为自己关注的中心,把对动物的属性 的描述,作为对人的属性的描述的一个反衬物这一特点,还是明显的。生物进化理论因 其细致、完整、严谨而取得客观的科学的形态和巨大的影响,则不能不起始于达尔文和 他的《物种起源》。

在1864年,即马克思完成他的《手稿》后的20年,科学界开始了将人和动物的心理发 展进行科学比较研究的创建“比较心理学”的努力。美国心理学家D·A·德斯伯里写道 :“1864年Cuvier的学生Pierre Flourens出版了名叫《比较心理学》(Psychologie

Comparée)的书。看来这是把比较心理学作为一门新的科学来探索的第一次实际的尝试 。”(注:[美]D·A·德斯伯里主编:《比较心理学》,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9页。 )

而后,在1871年,达尔文又出版了他的著作《人类起源及性选择》,进一步提出了性 选择及有关人类起源的理论。

在1873年,达尔文还出版了他的比较人类与动物的行为异同的著作《人类和动物的表情》。

这些著作,无疑给予人们原有的对于人和动物的传统观念以巨大的、革命性的冲击, 这决不是可有可无的。恩格斯把达尔文的生物进化学说,称为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 现之一,起码可以说明,这一学说对他本人的思想的影响是巨大的。在马克思的《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这两本著作的不同写作时间之间,出 现了如此重大的关于人和动物的研究上的巨大进展,那么这两本著作间出现了学术观点 上的差异,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诚然,青年马克思是有着极高的天分的,但是我们总 不能要求一个26岁的青年,仅凭天才,在《物种起源》出版之前15年,就无师自通地具 有达尔文50岁时才出版的著作中所确立的、带有革命性的生物科学学术观点吧!如果真 能这样,那么达尔文学说的划时代意义,恐怕也就不复存在了。

回过头来看看我国的实践美学派及其主要代表,他们是怎样看待马、恩间这种差异的 。我国美学界实践派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都是明确而坚决地把他们的学说的基础,建 立在经典作家们的论述之上的。他们十分热衷于界定动物的种种属性,通过这种界定, 把人的本质特征给衬托出来。他们的主要理论来源是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 稿》和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但问题在于他们一面引述马、恩的理论,一面却完全 忽视马、恩本身的这种重大而细微的差别,从而造成实践美学的致命硬伤。比如,实践 派美学的主要代表之一蒋孔阳先生多次阐述过人和动物在本质特征上的种种“不同”。 引人注意的是,在描述这种种“不同”时,他用的往往是“完全”、“根本”之类词汇 ,语气断然、很少暧昧。在《美的规律与文艺创作》一文中,蒋孔阳先生讲了动物与人 的这样一项不同:“……动物并不意识到它的存在,意识到它的生命活动。例如狗就意 识不到自己是狗。”(注:《蒋孔阳美学艺术论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90 页。)“……动物的存在与客观世界是完全同一的,它分不清主观与客观、自我与对象 。”(注:《蒋孔阳美学艺术论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90页。)由此观之 ,显然,我们可以判断,蒋孔阳先生的观点的确立,实际上是已经经过了他自己的选择 的,那就是,他选择了马克思的观点,而没有选择恩格斯的观点。至于这一选择得自怎 样的比较鉴别、究竟依据为何?我们找不到他甄别取舍的过程。

同样在《美的规律与文艺创作》一文中,蒋孔阳先生还谈到了动物行为能力的问题。 他写道:“它(指狗。——引述者)一生下来,就过着本能的自在的生活,自然把它生成 怎样,它就永远是怎样。”“蜜蜂造窝,它就只能重复自然赋予它的本能,永远造同一 样的窝。”(注:《蒋孔阳美学艺术论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90页。)看 来,停留在“本能”的层次——这就是蒋孔阳先生对动物行为能力的水准的基本定位。 在这里,蒋先生又一次表明他的观点在马、恩之间作了选择,并倾向于马克思。

实践派美学家们急于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寻找归宿,他们不能直视其间的细微 差异,并作出发现和正确的抉择。如果说,青年马克思在《手稿》中的、关于人和动物 的比较的观点,与恩格斯的相关的更科学的观点的“误差”,主要由时代知识背景的客 观限制造成,则我国实践美学派的失误,恐怕主观方面的因素会更多。因为他们所面对 的,已经是一个知识和科学背景又跃进了一个半世纪的时代。我国学术界,尤其是美学 界的一些学者,要从人和动物的界定研究的混乱中摆脱出来,从而使自己的理论系统中 的一些积重难返的症结得到正本清源的梳理,不正视本文所提出的问题、不首先从依赖 性导致的盲目性中摆脱出来,是很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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