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宋玉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世纪论文,宋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宋玉是继屈原之后楚国著名的辞赋作家，文学史上历来并称“屈宋”。在20世纪，屈原研究十分热闹，但宋玉研究却相对要冷寂得多，并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成为我国文学史研究中的一桩公案。但80年代临沂银雀山竹简的出土，使宋玉研究出现了崭新的局面。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日本、法国等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在20世纪共发表宋玉研究论文227篇，出版宋玉研究专著9部，在宋玉生平和思想研究、宋玉作品的真伪考辨、宋玉作品的整理与校注、宋玉作品的艺术成就研究等方面均取得了突破性的成绩。
一、宋玉生平和思想研究
宋玉生平资料，可供利用者很少。只有《史记·屈原列传》《韩诗外传》《新序》《汉书》《楚辞章句》《襄阳耆旧记》《水经注》《渚宫旧事》《文选注》等历史文献中有一些零星记载。这些记载既简略，又混乱，给宋玉生平研究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但是20世纪，在宋玉生平的考索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根据历史文献记载，结合宋玉在作品中的自述，陆侃如在《宋玉评传》（载《努力周报》附刊《读书杂志》1923年第17期）中推定宋玉生于顷襄王九年（前290年）；考烈王八年（前255年）为小臣，不久失职，作《九辩》；考烈王二十二年（前241年）作《招魂》；卒于负刍五年（前222年），享年69岁。姜书阁《先秦辞赋原论·宋玉传略》考定宋玉为楚之鄢郢（今湖北宜城）人，约生于楚怀王十年（前319年）前后，襄王时作过小臣，卒于襄王末年（前263年前后），享年约60岁。金荣权《宋玉辞赋笺评》所附《宋玉传略》亦定宋玉为鄢郢人，其生年则推定为怀王末年或襄王初年（前300年前后），卒于考烈王之世。汤漳平在《楚辞论析》第三章《宋玉及其作品研究》中则谨慎地说：“宋玉，楚人，生卒年不详，活动的年代后于屈原，主要是在顷襄王时期（前298－前262在位）。”吴广平编注的《宋玉集·前言》则推定宋玉生于怀王末年或襄王初年（前299年前后），大约卒于楚亡之时（前222年），享年约70岁。彭德在《东南文化》1992年第6期发表《宋玉生平考》认为：一、宋玉是楚籍宋人，宋国公子，宋国的末代之王；二、宋玉约生于公元前327年，出生于江苏徐州，第二故乡在今湖北宜城，约卒于公元前276年；三、宋玉始葬湖南临澧，返葬湖北宜城。这篇文章新见颇多，如说：“在先秦，玉是王权的象征。以玉和玉的别名命名的人，莫不是王子或显贵。”“宋玉若非王胄，岂敢以‘玉’为名？”因而断定：“宋玉是宋王偃的公子。”又说：“在秦篆以上的古文字中，玉、王二字的字形，几乎是二而一的关系。”由此又推出：“宋玉即宋王，即宋元王。”推论甚为大胆。
关于宋玉的思想和人品，毁誉不一，争论较多。赞誉者称其“不愧是屈原的好弟子。……他决不是一个谄媚取容的人。”（郑振铎《屈原作品在中国文学上的影响》，《文艺报》1953年第10期），“他愿意尽他的忠诚，为祖国服务，……他的骨头和屈原是同样硬的”（陆侃如、冯沅君《中国文学史稿（三）》，《文史哲》1954年第9期）。贬之者则认为宋玉“热心于利禄”，是一个“没有骨气的文人。”（郭沫若《关于宋玉》，《新建设》1955年2月号）“宋玉作品，只是一个文学家穷途潦倒的个人悲叹作基点，亦无屈原每句话都有存心君国的思想感情基础。”（姜亮夫《楚辞学论文集·宋玉简述》）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思想的解放和研究的深入，人们能以一种更平和的心态来评价宋玉的思想，观点也逐渐趋于客观、公允。汤漳平认为：“这两种看法可能都有点偏颇。从流传下来的记载和对宋玉作品的分析中，我们看到宋玉是一位有较高创作才能的然而在政治上又是郁郁不得志的古代文学家，他以自己的文学活动为我国古代文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楚辞论析》）而金荣权的《宋玉形象的历史变迁及评价》（《中州学刊》1989年第5期），更是通过对宋玉评价的历史审视，探索和分析了宋玉评价分歧的历史症结。这些都有助于我们认识的深化。
二、宋玉作品的真伪考辨
司马迁说宋玉“好辞而以赋见称”。宋玉的辞赋，《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载：“宋玉赋十六篇。”今所存署名宋玉所作者，《九辩》《招魂》两篇，最早见于东汉王逸注《楚辞章句》；《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五篇，最早见于南朝梁萧统编《文选》；《笛赋》《大言赋》《小言赋》《讽赋》《钓赋》《舞赋》六篇，最早见于唐人所编《古文苑》；《微咏赋》一篇，最早见于南宋末陈仁子编《文选补遗》；《高唐对》《郢中对》两篇，最早见于明人所辑《宋玉集》。
上面所提到的署名为宋玉所作的作品，过去受疑古思潮的影响，几乎全部被定为伪作。理由主要是战国时代不可能产生散体赋。例如，陆侃如在1922年8月《努力周报》第7期发表的《宋玉赋考》和刘大白在1927年6月《小说月报》第17卷号外发表的《宋玉赋辨伪》，就都认为传世的宋玉作品除了《楚辞章句》所收的《九辩》和《招魂》两篇是宋玉所作外，其余的均是伪作。还有许多学者认为只有《九辩》一篇是宋玉所作，《招魂》的著作权应当归之于屈原。通行的文学史，如刘大杰所著的《中国文学发展史》、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都持这种观点。所以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宋玉只有《九辩》一篇作品。但就是这篇《九辩》，也有些学者认为不是宋玉的，而是屈原的。如明代的焦竑、陈第，清代的吴汝纶，近代的梁启超，以及刘永济、谭介甫、蒋天枢等，均持这种观点。总之，过去学术界对宋玉的作品，否定的多，肯定的少。像胡念贻1955年4月在《文学遗产增刊》第一辑发表《宋玉作品的真伪问题》，考定《楚辞章句》中所收的《九辩》《招魂》和《文选》中所收的《高唐赋》《神女赋》《风赋》《登徒子好色赋》共6篇作品全都是宋玉所作，这真是大音稀声。
尽管胡念贻辨证有力，但是他的观点并未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一直到1986年8月，齐鲁书社出版的袁梅译注的《宋玉辞赋今读》，仍然提出13条理由断定传世的宋玉作品，只有《九辩》是宋玉所作，其余均为伪作。
考古材料的新出土，使人们对宋玉作品的真伪有了全新的认识，并带来重大的戏剧性变化。1972年4月，考古工作者在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汉墓（属武帝时期）发掘出土了一批竹简，其中有二十余枚赋的残简，因首简背面之上端署有“唐革（勒）”二字，篇中又有唐勒所说的话，因而被一些学者称为“《唐勒》赋残简”。1990年，汤漳平在《文物》第4期上发表《论唐勒赋残简》一文，不但根据《淮南子》所引用的相关段落，对残简的文字次序作了排列，而且论定其作者是唐勒，并根据残赋内容和辞赋命名之惯例，认为《唐勒》赋残简最好称为《御赋》。后来，李学勤和朱碧莲经过仔细研究和精心考证，认为古书常有取篇首文字为题的习惯，《唐勒》赋残简首句为“唐勒与宋玉言御襄王前”，因此被题为“唐勒”，但不能由此推论它的作者一定是唐勒。他们将《唐勒》赋残简与宋玉的《大言赋》和《小言赋》进行比较，发现两者的写作体例完全相同，因此断定《唐勒》赋残简的作者并不是唐勒，而应是宋玉。两位先生亦均认为《唐勒》赋残简最好称为《御赋》（李学勤：《〈唐勒〉、〈小言赋〉和〈易传〉》，《齐鲁学刊》1990年第4期；朱碧莲：《唐勒残简作者考》，《中州学刊》1992年第1期）。新发现的《御赋》是一篇散体赋。过去一些学者认为战国时代不可能产生像《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大言赋》《小言赋》一类的散体赋，因而认为这些作品全是伪作。宋玉《御赋》的出土，使这种说法不攻自破。
正如罗漫所说的：“《唐勒》赋残篇的出土，为宋玉生平与作品的研究开辟了新思路。学术界开始改变过去那种除《史记》外宋玉生平资料全不可信，除《九辩》外宋玉作品全可怀疑的偏激态度了。”正是以考古新发现的《唐勒》赋残简为参照物，汤漳平相继撰写发表了《〈古文苑〉中宋玉作品真伪辨》（《江海学刊》1989年第6期）和《宋玉作品真伪辨》（《文学评论》1991年第5期）两篇长篇论文，运用“二重证据法”论证传世的宋玉作品，除《招魂》为屈原所作，《舞赋》为傅毅所作，《笛赋》存疑外，其余均是宋玉所作，而非伪作。1990年，谭家健在《文学遗产》第2期发表《〈唐勒〉赋残篇考释及其他》一文，肯定胡念贻对宋玉作品真伪考证的成绩，并继续考定《文选》和《古文苑》所载宋玉诸赋，除《舞赋》外，其余均是宋玉所作；同年，李学勤在《齐鲁学刊》第4期发表《〈唐勒〉、〈小言赋〉和〈易传〉》一文，不但明确赞成谭家健的观点，而且证明《唐勒》赋残简与《大、小言赋》关系密切，其作者应当均是宋玉。廖名春《从唐勒赋的出土论宋玉散体赋的真伪》（《求索》1991年第4期）一文也根据出土材料断定《文选》和《古文苑》所收宋玉散体赋，除《舞赋》《笛赋》外，其余均非伪作。而朱碧莲1983年在香港《抖擞》第1期发表的《宋玉辞赋真伪辨》（后收入其《宋玉辞赋译解》一书中），只认为《九辩》《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和《钓赋》7篇作品为宋玉所作，其余均有伪托之嫌。当研究了新出土的《唐勒》赋残简以后，她改变了看法。1993年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朱碧莲《楚辞论稿》，里面也收了一篇题为《宋玉辞赋真伪辨》的文章，观点就和她原来的同题文章大不相同，而认为《楚辞章句》《文选》和《古文苑》所收署名宋玉的作品，除《招魂》、《舞赋》外，其余11篇均为宋玉所作。加上银雀山出土的《御赋》，朱碧莲认为现存的宋玉辞赋实有12篇。以汤漳平、谭家健为代表的学者，充分利用出土文献材料来重新考证宋玉作品的真伪，实事求是地恢复了宋玉的著作权，为我们重新认识、评价战国时期的楚国文学和重新疏理、描述中国辞赋的发展史扫清了障碍，铺平了道路，这是20世纪宋玉研究所取得的突破性的成就。1999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研究学术研讨会”上，他们的研究成果受到了与会许多专家的高度评价。姚小鸥博士说：“汤漳平、谭家健等通过对银雀山汉墓《唐勒赋》的研究，纠正了学术界对宋玉赋的片面否定，大大推进了人们对楚辞及赋体文学的认识。”（见姚小鸥主编的《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研究》，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8月版，第77页）
在考证宋玉作品真伪方面，香港中文大学郑良树发表了《论〈宋玉集〉》（《文献》1995年第4期，台湾《故宫学术季刊》12卷第3期）、《论宋玉赋的真伪》（台湾《中国书目季刊》12卷第3期）、《宋玉作〈九辩〉的论证》（收入其《辞赋论集》，台湾学生书局1998年2月第1版）三篇文章，用力既勤，创获亦丰。他既深入考察了《宋玉集》从汉到宋的流传情况，又全面梳理与反思了学术界对宋玉赋的真伪考辨，证明《楚辞章句》、《文选》和《古文苑》所录宋玉辞赋，除《招魂》外，其余作品均为宋玉所作。他在《宋玉作〈九辩〉的论证》一文中通过比较分析，发现《九辩》在用词、词义方面和《离骚》《九章》等有许多不同，这为断定《九辩》为宋玉所作提供了一条新思路，可补充历来学者论证的不足。
1999年，台湾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了台湾师范大学高秋凤博士所著《宋玉作品真伪考》一书，全书36万字，全面而系统地考辨了传世宋玉辞赋的真伪，确认《楚辞章句》《文选》《古文苑》所收宋玉作品，除《招魂》《舞赋》外，其余均为宋玉所作。并赞成将银雀山出土的论御残篇定名为《御赋》，其作者定为宋玉。此书充分吸收了汤漳平、谭家健、郑良树等学者的考证成果，并补充了大量证据，可以说是考辨宋玉作品真伪的集大成之作。《招魂》一篇，有屈原所作和宋玉所作两说。1955年，胡念贻在《文学遗产增刊》第一辑（作家出版社1955年4月出版）发表《宋玉作品的真伪问题》一文，曾力辩《招魂》的作者是宋玉而不是屈原。后来，他在《屈原作品的真伪问题及其写作年代》（收入其《先秦文学论集》一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12月版）一文中初步论证《招魂》是宋玉为招楚顷襄王的生魂而作。1994年，潘啸龙又在《文学评论》第4期上发表《〈招魂〉研究商榷》一文，更进一步论证《招魂》的作者是宋玉，《招魂》所招当为楚襄王生魂。其后，罗义群在《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发表《〈招魂〉研究观点辨析》一文，亦赞同此说。经过胡念贻、潘啸龙、罗义群的精心论证，恢复了宋玉对《招魂》的著作权，弄清了《招魂》的创作背景和思想内容，笼罩在《招魂》上的迷雾可望廓清了。
总起来说，在近百年的宋玉研究者中，胡念贻最早、也最有力地论证了《楚辞章句》和《文选》中所收宋玉作品确为宋玉所作；潘啸龙最为缜密详实地考证了《招魂》的作者是宋玉，而非屈原；而汤漳平、谭家健、李学勤、朱碧莲、郑良树、高秋凤、廖名春等学者则利用考古发掘的新材料，重新审视了宋玉作品的真伪。另外，方铭撰写的《战国文学史》（武汉出版社1996年版）第六章《宋玉及战国赋体文学》，罗漫为赵明主编的《先秦大文学史》（吉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所撰写的第三编第五章《宋玉其人及其作品》，都充分地利用了现有科研成果，实事求是地维护了传世的宋玉作品的著作权。
三、宋玉作品的整理与校注
宋玉的辞赋，《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载：“宋玉赋十六篇。”无具体篇目。从汉代至魏晋南北朝时，宋玉的作品并无多少散佚，故《隋书·经籍志》著录有：“《楚大夫宋玉集》三卷。”《楚大夫宋玉集》当即“宋玉赋十六篇”的定名。《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亦著录：“《宋玉集》二卷。”宋玉的作品由三卷本的《楚大夫宋玉集》变为两卷本的《宋玉集》，也许只是卷有长短，于内容则无差别。但《宋玉集》在《宋史·艺文志》中已不见记载，这说明《宋玉集》在宋代可能已经失传，其失传的时间可能是在南北宋之交。《隋志》所录的《楚大夫宋玉集》三卷本和新旧《唐书》所录的《宋玉集》两卷本今均已失传。到了明代，学者们又重新开始收集、整理宋玉的作品。如今天所能见到的赵氏培荫堂旧藏本《宋玉集》两卷本就系明人所辑。另外，明代张燮编有《宋大夫集》三卷、附录一卷，收入《七十二家集》；李宾编有《宋玉文钞》一卷，收入《八代文钞》。张燮和李宾两人仅辑录了宋玉作品，均未作注。明代陈第的《屈宋古音义》，将屈原、宋玉作品汇为一集，并对其作了整理、校注，是明代整理、研究宋玉作品成就最高的一部著作。清代在古籍整理研究方面涌现了众多的学者，产生了众多的成果，但宋玉作品的整理、校注却一直无人问津。到了20世纪，学者们又重新开始全面收集、整理、校注宋玉的作品，并出版了如下4部著作：
袁梅译注的《宋玉辞赋今读》，齐鲁书社1986年8月第1版，10万字。此书认为现存的宋玉赋只有《九辩》一篇为宋玉所作，故全书以《九辩》为重点，集中作了注译、评介，附带注译了“虽无定论，但千载流传，影响深广”的《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4篇，附录了《对楚王问》《笛赋》《大言赋》《小言赋》《讽赋》《钓赋》《舞赋》《高唐对》8篇的原文。作者受到过去怀疑宋玉大多数作品为伪作的思想的影响；但此书改变了明代以后无人整理宋玉作品的状况，并促使人们进一步思考和研究宋玉作品的真伪问题。
朱碧莲编注的《宋玉辞赋译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2月第1版，10万字。此书认为真正是宋玉的作品有《九辩》《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钓赋》7篇，而认为《笛赋》《大言赋》《小言赋》《讽赋》《舞赋》5篇为伪作。此书首为《前言》，接着为《论宋玉及其〈九辩〉》、《宋玉辞赋真伪辨》两篇论文；中间主体部分为对12篇作品所作的注释、翻译、赏析，全面细致，很有价值；末附《有关宋玉的传记资料》（共10条资料）、《宋玉及其作品的研究专著和文章索引》（共介绍了34篇文章）。
金荣权著的《宋玉辞赋笺评》，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1月第1版，20万字。此书认为传世的宋玉作品，《九辩》《招魂》《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讽赋》《钓赋》9篇确为宋玉所作，而《笛赋》《大言赋》《小言赋》《舞赋》《高唐对》《微咏赋》6篇则确为伪作。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为“宋玉辞赋笺评”，对作者认定的9篇作品予以“题解”、“注释”、“翻译”、“赏析”。下编是“宋玉辞赋研究”，分“宋玉传略”、“宋玉作品考辨”、“宋玉辞赋托物抒情的表现手法”、“宋玉奠定了汉大赋的基本构成形式”、“后人对宋玉的评价及宋玉形象的历史变迁”、“宋玉其人评品”六章，对宋玉其人及其作品进行了全面探讨。最后的“附录”有三部分，一是“词、曲、小说及民间传说中的宋玉形象”，二是“关于宋玉的研究资料”（共77条资料），三是“宋玉研究论文索引”（介绍了54篇文章）。此书资料收集比较全面，研究视野比较开阔，将注释、翻译、赏析、资料、研究几方面结合在一起，体例新颖，便于人们全面地认识宋玉其人及其作品。美中不足的是此书印刷较为粗糙，校对不够细致。
吴广平编注的《宋玉集》，岳麓书社2001年8月第1版，42万字。此书首为一篇2万余字的《前言》，分“宋玉的生平”、“宋玉作品的真伪”、“宋玉作品的艺术成就”、“宋玉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宋玉研究概况”、“本书的体例说明”六个部分。作者将传世的16篇宋玉作品，加上银雀山出土的一篇《御赋》，分为两组：第一组即宋玉所作，包括《九辩》《招魂》《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笛赋》《大言赋》《小言赋》《讽赋》《钓赋》《御赋》，共13篇作品；第三组为伪作或属尚有争议的作品，包括《舞赋》《微咏赋》《高唐对》《郢中对》4篇，另附《宋玉集序》。本书对各篇作品作了解题，介绍作品出处，说明作者归属，提示作品内容，点明艺术特色。全书注释吸收了古今学者的合理解释，利用了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对宋玉辞赋中的经典意象、文化原型作了阐释。书中还收录了中外11位学者的14篇宋玉研究论文。书末另附：一，“宋玉及其作品的评论资料”，辑录历代评论宋玉及其作品的资料243条；二，“参考、引用文献举要”，介绍书籍55部（其中10部为宋玉专集或研究宋玉的专著）、20世纪中外学者发表的宋玉及其作品的研究论文227篇。
四、宋玉作品的艺术成就研究
宋玉的文学成就和文学地位，古人有过很高的评价。刘勰称：“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杜甫说：“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但古人评宋玉大多为片言只语，向无专著。明代归有光辑《鹿溪子》一卷（见其所辑《诸子汇函》中），也只是一部辑录诸家评点宋玉《九辩》和《对楚王问》的书。直到20世纪才真正开始对宋玉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
1923年，陆侃如在《努力周报》第17期发表《宋玉评传》，全文4万余字。这是第一篇宋玉评传，也是第一篇具有现代色彩的宋玉研究论文。尽管陆氏受疑古思潮的影响，认为传世的宋玉作品只有《九辩》《招魂》两篇真是宋玉所作，但对宋玉的评价很高，认为宋玉和屈原均为“中国文学之祖”。这篇评传对《九辩》和《招魂》的分析均很深细，完全超越了传统的印象式的点评。文中考证宋玉的生平得出的8点结论，至今仍常为学界所引用。
1990年11月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张端彬的《楚国大诗人宋玉》，全书10万字，也带有评传的性质。此书除引言外，正文共四章，第一章“宋玉的生平”，第二章“楚辞——巫史文化的产物”，第三章“宋玉的作品”，第四章“宋玉作品对后世文学的影响”。作者认为《楚辞章句》中所录的《九辩》《招魂》，《文选》中所录的《高唐赋》《神女赋》《风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这7篇作品确是宋玉所作。尽管作者不熟悉考据，对宋玉作品的介绍也只具有赏析性质，但此书持论比较客观、公允，论述宋玉的文学成就也较为全面。
1935年10月，闻一多在《清华学报》第10卷第4期发表《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这篇论文综合运用语言学、民俗学、神话学、宗教学、民族学的观点与方法，通过对《高唐赋》与《诗经》中的《候人》和《
蝀》两首诗的比较分析，考察了上古神女形象的演化，破译了高唐神女的原型，开运用文化人类学理论来研究宋玉辞赋之先河。
以闻一多为先驱，20世纪末期盛行用文化人类学方法来研究《高唐赋》和《神女赋》。例如，蔡大成的《楚巫的致幻方术——高唐神女传说解读》（西安《社会科学评论》1988年第5期）、钟来因的《〈高唐赋〉的源流及影响》（《文学评论》1985年第4期）、张君的《论高唐神女的原型与神性》（《文艺研究》1992年第3期）、杨琳的《巫山神女原型新探》（《文艺研究》1993年第4期）、龙耀宏的《“云雨”与巫山神话考释》（《文学遗产》1990年第4期）、王澧华的《〈高唐〉〈神女〉的宗教分析与楚史研究》（《湘潭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蔡靖泉的《盐水神女与巫山神女略说》（《社会科学动态》1999年第6期），都或深或浅地受过闻一多的启发和影响。
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12月出版的叶舒宪的《高唐神女与维纳斯——中西文学中的爱与美主题》，全书35万字，考察了存在于中西文化中爱与美主题的原型形象高唐神女和维纳斯，由此论述和探讨了爱与美主题的原型发生和文化置换。这是运用比较神话学和文化人类学来研究宋玉辞赋的第一部学术专著。书中第八章胪列了中国古典文学中运用宋玉《高唐赋》中的“云雨”典故的45种变体表达方式，第十章胪列了中国古典文学中以高唐幻梦为原型、以“梦”字直接显示原型联系的22种典故措辞，很有参考价值。
宋玉《九辩》开创了中国文学的“悲秋”主题。尚永亮的《生命在西风中骚动——中国古代文人与自然之秋的双向考察》（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18万字），以宋玉《九辩》为重点，以悲秋意识为核心范畴，从主题学角度系统研究了悲秋文学和古代文人的悲秋心态，综合论述了古代悲秋文人的生命样态，辨析了悲秋意识与忧患意识的异同。对宋玉《九辩》开创的悲秋主题，一般的论述较多，像此书这样进行系统、深入探讨的，此前还未有过。而法国学者郁白(Nicolas Chapuis)著的《悲秋——中国古典诗学研究》(Tristes Automnes:poétique de l'identité dans la Chine ancienne)一书，全书约18万字，2000年10由法国友丰出版社(Libraire-éditeur You Feng)出版。此书受中国钱钟书、美国斯蒂芬·欧文、法国弗郎索瓦·朱利安的影响，融史学、文献学、哲学、诗学和比较文学为一炉，从主题学角度，认为中国古代诗歌几乎永远是以同一季节秋天为背景来表达自我认同，秋天是中国思想中的一个象征形象。郁白进而认为中国人的思想排斥二元论，将自我认同和整体意识混为一谈，在“自我”与“他者”关系上，中国人生哲学是“极权自我论”，不尊重“他者”，患有“恐他症”。《悲秋》是西方学者所著的第一部宋玉研究专著，它以悲秋诗歌作为研究的核心，着重比较了中西哲学思想和伦理道德观念，得出了作者自己的结论。此书全志刚和叶潇正在翻译，中译本即将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由于银雀山出土了宋玉赋佚篇《御赋》，以此为参照，人们对传世的宋玉作品有了新的认识。随着文本研究的深入，重评宋玉，还其应有的文学史地位，已日益引起学术界重视。汤漳平在《楚辞论析》（山西教育出版社1990年6月出版）一书中，专列第三章“宋玉及其作品研究”，对《楚辞章句》、《文选》、《古文苑》所载的宋玉12篇辞赋和新发现的《唐勒赋》残简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与研究，这是前所未见的。而罗漫为赵明主编的《先秦大文学史》（吉林大学出版社1993年1月第1版）撰写的第三编第五章“宋玉其人及其作品”和他在《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5年第4期发表的《宋玉的文学贡献与历史地位》一文，也正是在这一学术背景下，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宋玉文学的独创性有六个方面，一是推出“悲秋”情结，二是奠定“云雨”意象，三是描绘神女与丽人，四是展示长江三峡的自然景观，五是开创了娱乐文学，六是确立了“微词讽谏”的文学传统；宋玉的文学史地位有六个方面，一是宋玉标志着先秦文学的终结与转型，二是宋玉是赋体文学“第一次浪潮”的领导者，三是宋玉大大拓展了感伤与通俗的文学领域，四是宋玉作品创造了一套有别于屈原作品的象征符号，五是宋玉将中国文学的景物描写水平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六是宋玉对后世文人产生了深刻影响。方铭在其博士学位论文《战国文学史》（武汉出版社1996年10月第1版）的第六章“宋玉及战国赋体文学”中，也善于运用出土文献材料，吸收最新研究成果，因而也颇多发明。
这里还应特别提到钱钟书对宋玉的研究。钱钟书《管锥编》的《楚辞洪兴祖补注》卷和《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卷对宋玉辞赋进行了全面精深的研究，不仅突破了传统学科的畛域，而且辨析毫芒、熔铸古今，创见比比皆是。如在广阔的文化背景下阐释《九辩》的“赋秋色”和《招魂》为“招生魂”，运用大量的中外语言材料来辨析《招魂》的“丽而不奇”和《登徒子好色赋》之“长”、“短”与“太长”、“太短”的语言特点，论述《大言赋》《小言赋》之“大言”、“小言”语言游戏的世界普遍性，运用西方修辞学诠释《登徒子好色赋》之“阶进法”修辞手法，以浪漫主义之“距离怅惘”来概括《高唐赋》之“伤高怀远”，并将此等情味命名为极富中国文化特色的“农山心境”，等等，都是贯通中西、精见迭出的阐发。就对宋玉作品涉及的广度与研究的深度来说，钱钟书是迄今为止的高山。遗憾的是，他的成果并未受到宋玉研究者的普遍注意和重视。
在宋玉研究领域，日本学者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稻畑耕一郎、浅野通友、藤野岩友、竹治贞夫、藤原尚、清宫刚诸位先生均有这方面的论文发表。其中，日本早稻田大学中国文学部稻畑耕一郎教授的《宋玉的别集——编纂、流传、散佚的情况》（载早稻田大学《中国古典研究》20期，1975年1月）和《〈宋玉集》佚存钩沉》（收入中国屈原学会编《楚辞研究》，齐鲁书社1987年版），深入探讨了《宋玉集》的编纂、流传和散佚情况，并从中国古代类书和古书的注释中辑录出《宋玉集》佚文，使宋玉研究者非常受益。而广岛学院滕原尚的《骚赋和辞赋的区别——关于宋玉的赋》（《小尾博士退休纪念·中国文学论文集》，1976年），在当时中国学者大多否定宋玉作品的背景下，认为《楚辞章句》《文选》《古文苑》中的宋玉作品，除《笛赋》《舞赋》外，其他均非伪作，可谓慧眼独识。文章用主要的篇幅来阐述宋玉作品中“气”的各种形态及其产生原因，并进而探讨“骚赋”（屈原的作品）和“辞赋”（宋玉的作品）的区别，研究方法新颖独特。
由于中外学者的共同努力，20世纪宋玉研究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尽管这样，宋玉研究还大有可为。可以相信，21世纪将会开创宋玉研究进一步繁荣的局面，产生出更多、更好的成果。
收稿日期：2001-1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