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与增长方式的转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持续性论文,增长方式论文,中国经济增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过去三十年中，中国经济增长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自然而然的引起了人们的兴趣。毋庸讳言，中国经济始终面对着国内外各种问题的挑战，这些问题是否会影响经济增长以及影响有多大，都需要仔细地进行研究。从长期来看，依靠资源与要素的大规模投入实现经济增长，不仅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很高，而且必然是不可持续的。从长期来看，经济增长的绩效取决于要素投入、技术进步和制度的质量，本文将从这些方面分析决定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主要因素，考察中国奇迹是否能够继续。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其重要性毋需赘述，但是其本质的含义与特征仍有待于更深入的研究。本文强调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要素禀赋与相应的意识形态，由于我国地区间的差异，经济增长方式的内容可能并不相同，因而不适宜采取“大一统”式的促进增长方式转变的产业政策。
一、工业化、城市化与要素投入
从国际经验来看，长期保持经济较快增长并非没有先例。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相似的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等亚太国家和地区，自步入高速经济增长快车道后，一直保持了40年以上的快速增长。1960-2000年，韩国实现了7.9％的年均GDP增长速度，香港地区为7.8％，新加坡为8.7％，泰国和马来西亚均为7.1％①。2001-2006年，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增速有所回落，但是韩国等以上国家仍保持了4.6％-5.1％的增长速度，远高于欧盟地区2.1％和美国2.4％的增长水平②。
从工业化进程来看，东亚模式下的亚洲经济与原发资本主义国家有很大的差异，其中一个重要的区别是劳动力转移的速度。英美等发达国家的工业化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主要依靠市场经济本身的力量来调节，政府并未起到显著的作用。以美国为例，虽然其资本主义制度很早就已经建立，但是，直至1880年农业劳动力仍占50％以上，将这一比例降至10％以下，花费了70多年的时间。并且，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农业劳动力比例下降的速度并没有明显的变化，这说明美国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是一个相当平稳的过程(见表1)。
表1 美国农业劳动力数量与比例的变化
资料来源：根据米切尔，1998，第111页计算整理。
表2 东亚国家和地区劳动力转移与经济增长速度的比较
资料来源：根据柳欣、郭金兴，2005，表1整理。
表3 城市人口比重与非农业人口比重的国际比较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2004，《国际统计年鉴》，表5-7和表5-8整理。
在东亚经济模式下，劳动力转移的速度要快得多。这些国家和地区劳动力转移的显著特征就是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期内，实现了农业就业人口的大规模转移，完成了发达国家用上百年时间经历的劳动力转移过程，实现了以农业为主的传统经济向非农产业为主体的现代经济的转变。例如，日本从1950-1975年，用26年的时间将农业就业人口比重由48.3％降至13.8％；韩国从1960-1993年，用34年的时间将农业就业人口由64.84％降至14.74％；台湾从1952-1991年，用40年的时间将农业就业人口由56.1％降至12.94％(见表2)。
由于劳动力转移而增加的劳动投入以及劳动配置效率的提高对保持经济快速增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东亚国家劳动力转移的过程，正是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时期，其增长速度远高于同期发达国家。经济快速增长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吸引农业劳动力向其他产业转移，转移到城市和其他产业的农业人口又产生了巨大的对工业消费品的需求，刺激经济持续增长。在二元经济结构下，农村剩余劳动力完全转移到其他产业以前，工资水平的增长将会低于收入的上涨，从而有利于降低企业生产成本，维持较高的利润水平，这也是经济持续增长的一个原因③。至2006年，我国农业人口比重为42.6％，而欧美等发达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已经降至10％以下；我国城市人口比重为43.9％，远低于发达国家70％-80％的水平，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水平也低于亚洲和拉美一些主要发展中国家(见3)。按照目前的趋势，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达到发达国家目前的水平，仍需30-40年的时间，较快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是保持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最关键的因素④。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快速经济增长，农业就业人口比重下降了大约25个百分点，但目前的水平与日本、台湾地区经济起飞时期相当。从绝对数量来看，农业就业人口仍有3.26亿人，在目前的农业生产技术条件下，剩余劳动力约为1亿人⑤⑥，随着农业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将有更多劳动力从低效率的农业生产部门释放出来。这保障了维持高速经济增长所需的劳动要素的供给。
具有公共品性质的教育部门的规模不断扩张，提高了劳动投入的质量。强制性的九年义务教育制度使2006年儿童入学率与小学升学率接近或达到100％，初中升学率达到75.7％，基础教育得到普及。普通高等教育规模增长更快，与1978年相比，2006年普通高等学校数量增加了两倍，专任教师数量增加了4倍，在校生数量增加了19倍⑦。高等教育的发展使未来的劳动力质量将有极大提升。
在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伴随着劳动力转移，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是经济快速增长的必然结果，也是这种增长模式得以持续的原因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储蓄率和投资率一直呈上升趋势，并没有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有所下降，这保障了资本要素的供给和投入。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和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使外资流入的规模不断增加，2006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735亿美元，比2001年增加了近50％。随着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等金融业改革的不断深入，资金运用效率得到改善。例如，以引进战略投资者为突破口的产权制度改革和法人治理制度改革促进了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效率的提高⑨。资金要素供给与投入的快速增长以及资金运用效率的提高，使经济实现持续快速增长的有利因素。
二、技术进步与制度变迁
除了要素投入以外，技术进步是实现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的水平主要取决于两方面因素，一是与发达国家技术前沿的差距，二是自主创新的能力。我国的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从劳动生产率的比较来看，中国仅为发达国家的3％-5％，也低于亚洲其他新兴经济体的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巨大的技术水平差距，使中国可以利用后发优势，通过成本较低的模仿性技术创新，提高生产率水平，促进经济增长。
从纵向来看，我国技术水平发展较快，部分反映为劳动生产率的迅速提高。从我国科技活动的一些重要指标来看，科技人员数量有所增加，研发费用支出大规模增加，占GDP比重不断上升，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迅速，技术市场规模不断扩张，受理和授权专利有较快增长(见表5)。我国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对我国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表4 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国际比较
单位：美元/人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2008，《国际统计年鉴》，表6-9整理。
表5 科技活动基本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2008，《国际统计年鉴》，表21-38整理。
高质量的制度环境是维持高速经济增长的关键，中国的制度环境正在得到逐步改善。政府更加关注制度建设与制度创新，以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政府机构改革，完善行政监督制度，加强廉政建设为重点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提高行政效率的重要举措。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所对2002-2003年政府管理规范化程度的研究表明，中国政府的规模更加合理，政府干预不断减少⑩。从政府规模来看，政府收入与支出占GDP的比重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通过精简机构，政府雇员在城镇就业人口中比重有所下降，政府投资在GDP中的比重保持在较低的水平，政府补贴的比重逐年下降。从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来看，行政审批不断削减，政府定价基本取消，垄断行业市场准入不断放宽，政府对市场秩序的维护更加重视依法行政。
根据福山的理论，过去三十多年来以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为特征的对于政府职能的批评并不完全正确，因为过去的理论没有正确地区分政府的职能范围与力量强度(11)。促进经济发展的国家治理模式应当是缩小一些与市场相比，政府没有效率优势的职能，而一些关键的公共品的提供，如国家安全、教育、环境保护等，政府的力量强度应当有所增加。长期以来，中国行政体制改革正是适应了这一发展趋势。对经济直接干预的减少，国家缩小了职能范围，而且随着经济转型，在基础建设、国家安全、稳定宏观环境、发展教育、减少贫困等方面的力量强度不仅没有削弱，反而有所增加。中国经济增长的经验不仅对于前苏联和东欧的经济转型国家有借鉴意义，而且对众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同样重要。
三、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人类经济增长方式经历了两次重大变革，第一次是以工业革命为代表的由传统增长方式向现代增长方式的转变，其特点是使用的技术类型由节约资源型转变为节约劳动型。第二次是由粗放型增长方式向集约型增长方式的转变，其特点是使用的技术类型由节约劳动型转变为既节约劳动也节约资源。根据中西方历史大分流的启示，在工业革命之前，中西方具有相似的演化路径，即经济增长的成果被人口增长所消减，人口增长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人口与土地等资源相比更为丰富，劳动力相对价格更低，因而，只能更多的发展资源节约型的技术，劳动生产率保持在较低水平，甚至可能有所下降(12)。新大陆的开发改变了西方劳动与资源要素的比例，从而改变了相对价格，劳动更为稀缺，而资源更为丰富，节约劳动型技术得到利用和发展，劳动生产率得到迅速提高，由此出现中西方之间的历史分流(13)。在二十世纪中后期，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口实现了经济增长方式的第一次转变，对于自然资源的需求越来越大，使资源的相对价格变得愈加的昂贵，促使经济增长再次发生变革，组织与技术创新的方向是节约资源，提高效率，从而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方式实现了第二次转变，其代表为90年代兴起的知识经济或所谓美国的新经济。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实现了经济赶超的后发国家，其发展经验表明，利用与先进国家的差距，可以缩短两次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时间，但是不能超越第一次转变，直接实现第二次转变。这主要是因为：首先，任何文明形态均是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第一次增长方式的转变通过大量资源性要素的使用，形成了现代经济发展所必需的物质资本，缺少了这样的物质资本，第二次增长方式的转变只能是空中楼阁。住宅、道路交通、公共设施等是这类物质资本的典型代表。其次，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与技术选择有着直接的联系，而技术选择取决于要素禀赋的相对比例。如果没有“外部冲击”改变要素禀赋比例，节约资源型的技术将限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传统经济将陷入“高水平陷阱”。只有通过改变要素禀赋的比例，使节约劳动型技术变得有利可图，才能摆脱经济的内卷化发展。在原有的要素禀赋、人力资本状况和技术条件下，难以实现由节约资源型技术向节约劳动与节约资源型的技术的直接转变。再次，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需要相应的意识形态和制度作保障，而意识形态的转变与制度变迁均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关，因而不可能超越经济发展阶段而实现增长方式的跃迁。
第一次增长方式的转变，正如早期的发展经济学文献所强调的那样，资本积累与储蓄率的提高是经济起飞或者由前工业化增长方式向现代经济增长方式的必要条件，而这必然意味着各种资源性要素的大量投入。这正是中国经济过去三十年所经历的事情。在改革开放的初期阶段，各种资源主要是从国内获取的。除了本地资源外，资源性产品由中西部地区向东部发达地区的流动，是支持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第一次转变的重要因素。随着中国越来越多的人口转变了经济增长方式，对于资源的需求越来越多，以至于国内的供给难以满足，需要更多的依靠资源性产品的进口。这与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是一致的。
由于我国幅员辽阔且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各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要素禀赋与技术水平存在很大差异，因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方向也有所不同。在东部沿海部分发达地区，已经完成了物质基础设施的建设，初步具备由节约劳动型技术向节约劳动与节约资源型技术转变的条件。在广大的中西部地区，仍有很多地区处于传统经济增长方式下，仍需投入大量资源型产品，实现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向现代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因此，各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含义并不相同，应当根据各地具体情况确定不同的政策，引导经济增长方式的顺利转变，实现经济持续增长。
四、小结
要素投入、技术进步与制度变迁决定了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绩效和增长的可持续性。中国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较低，因此，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劳动投入与资本积累均应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中国还可利用后发优势，通过技术转让等形式保持较快的技术进步。随着研发人员、经费的增长与技术市场规模的扩张，中国自主创新能力正在不断增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将会缩小政府职能范围，在重要领域增强国家力量强度，进而提高制度质量和整体经济效率。因此，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具有可持续性，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经济仍将保持较快增长速度，逐步缩小与发达国家差距，最终实现国家的重新崛起。
近代以来，各国经济增长方式经历了两次重要的转变，经济落后国家可以凭借后发优势缩短增长方式转变的时间，但无法跨越经济发展的阶段以“一步到位”式地复制发达国家现有的增长方式。而且，由于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经济增长方式不尽相同，因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含义必然有所区别。因此，各地区应当采取不同的政策，促进本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而不适于采用完全一致的政策。
注释：
①蔡昉：《科学发展观与增长可持续性》，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②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
③柳欣，郭金兴：《总量增长、结构调整与就业问题——2004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报告》，《经济学动态》，2005年第5期。
④郭金兴，柳欣：《经济增长、结构调整与劳动力转移》，《政治经济学评论》，2008年第4辑。
⑤蔡昉：《中国劳动力市场发育与就业变化》，《经济研究》，2007年第7期，第4-14，22页。
⑥郭金兴：《1996-2005年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估算：基于随机前沿模型的分析》，《南开经济研究》，2007年第4期，第72-81页。
⑦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7.
⑧李扬，殷剑峰：《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高储蓄高投资和中国经济增长》，《经济研究》，2005年第2期，第4-15，25页。
⑨王聪，谭政勋：《我国商业银行效率结构研究》，《经济研究》，2007年第7期，第110-123页。
⑩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所：《2005年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北京：中国商务出版社，2005.
(11)[美]弗朗西斯·福山：《国家构建——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黄胜强、许铭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12)[美]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李伯重、连玲玲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13)Pomeranz,K.2002.Political Economy and Ecology on the Eve of Industrialization：Europe,China,and the Global Conjuncture[J].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01.107,N0.2.pp.425-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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