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美视角下的工会运动与新社会运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美论文,视角论文,工会论文,新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综观国内外学者对新社会运动的观点，在社会实践方面，新社会运动之“新”是相对于工人运动之“旧”的。在理论方面，它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中的一种表现，主要针对的是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其核心观点是：工人运动已经或正在消亡，失去以往的政治和阶级特点。如拉克劳和默菲认为，新社会运动“把一系列极端不同的斗争汇集在一起，这些斗争包括都市的、生态主义的、反权力主义的、女权主义的、反种族歧视的、少数民族权利的、地区的或性少数的斗争，它们的共同点就是它们与被当作‘阶级’斗争的工人斗争有所区别”。①拉尔夫·密里本德指出：“‘新社会运动’在其出现之时，便天生地带有了对于传统的劳工与社会主义运动和政党的局限性的不满，带有一种在滋长着的对于工人阶级成为剧烈社会改造的主要因素的不信任，以及随之而来的‘马克思主义的危机’。”②国内学者对新社会运动理论有不少分析和评论，但很少有人从正面触及当代工会内部变化及其实质及其与各类新社会运动的关系；而缺乏这种探究则很难全面认识和评价新社会运动。如工人阶级运动是否过时了？已失去了社会影响力？为什么60年代以来的工运与以往的有显著不同？它们是否隔离于新社会运动？③ 新社会运动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这正是西方工人阶级队伍发生重大转型时期，一些发达国家的工会率开始下降。在此伏彼起的学生运动、妇女运动、环保运动、和平运动和黑人民权运动中，工人运动的缺位和失语确实是引人注目和发人深省的。新社会运动理论是对这种现象的一种分析和解释，它敏锐而富于启发性，但在某种程度上也夸大了新社会运动与工人运动之间的区别，尤其从北美的经验看。 本文通过分析加拿大和美国工会变化及其与新社会运动的关系，说明新社会运动理论在北美的局限性：妇女运动、环保运动、学生运动与工人运动并非泾渭分明，工人运动本身也没有成为过时的“老”运动。工人运动不如新社会运动那样“显山露水”，因为它已是一种体制内的社会力量，在包括新社会运动在内的各种促进社会变革的进步势力中，工会依然是最强大和有力的。 一、工人队伍最重要的变化 国内外学者注意到60年代以来工人队伍的变化，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变，蓝领向白领的转变，白种工人向少数族裔工人的转变，以及男性向女工的转变。但是，很少有人提到从私人部门向公共部门的转化，即使有人注意到这种现象，也没有重视其意义。美国学者特罗伊的著作是一个例外，他明确将这两种部门的工会分为“旧”工会和“新”工会，并详细论述其意义。加拿大学者罗斯和拉里也指出，加拿大学界只是从劳资关系的角度，即只从集体谈判、矛盾仲裁、罢工权利等方面看待公共部门工会，而没有将它们看作一种政治或社会运动，她们主编的论文集就是要填补这个空白。开始重视公共部门工会运动，似乎是北美工会研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④ 实际上，20世纪北美工会经历了两次发展高潮。在美国，第一次高潮是在1935年《全国劳工关系法》(也称《瓦格纳法》)之后。1933年，美国会员不足300万人，1940年增至720万人，1945年1320万，1950年达到1480万人。1933—1945年的工会率从5.7％上升为22.4％。⑤在加拿大，第一次高潮是在1944年PC1003法(也称《战时劳动关系规定》)之后。PC1003可以看作加拿大的《瓦格纳法》，奠定了其现代工会的基础。加拿大新政虽比美国晚了近十年，但与美国一样引起工会的爆发性增长。很多人忽视的是，美加的这两个法律并不适用于公共部门。在新政中，大力支持工会合法化并赋予其集体谈判权利的罗斯福总统，不仅不支持公共部门雇员组织工会，更反对他们罢工。因此，第一次工会高潮中并没有包括公共雇员。从大危机到60年代前是北美社会福利体系的奠基时期，政府对社会生活的介入还不多，公共部门雇员的数量也有限。 公共部门主要指联邦、州(省)和地方三级政府，以及政府(在加拿大是以皇室名义)管理的公共工程和企业。广义的公共部门还包括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政府资金提供公共服务的各种非营利社会组织。长期以来，法律禁止和限制各级政府雇员罢工或独立从事政治活动。这反映一种传统认识，即公共雇员是政府公务员，不同于私企工人，首先应有政治忠诚，不能与政府在工资和待遇上讨价还价，降低工作效率，更不用说罢工了。另外，公共部门因其作用特殊，不能由市场经济规律摆布。1885年，加拿大马尼托巴省第一个社会服务法明确规定，公职人员的任何加薪要求“将被认为是这个人有意辞职”。1947年美国《塔夫托—哈特莱法》禁止联邦雇员罢工，违者开除且三年内不得再被聘用。 60年代前，公共部门雇员基本是有组织的，他们一般加入各自的行业协会，自认为不同于工会会员。各类公共雇员协会没有要求享有私营部门工会那样的权利。个别属于公共部门的行业如邮政工人、消防人员工会，隶属劳联或产联以及1955年合并后的劳联—产联，表面上看与私营工会没有区别，但它们本质上仍是协会，主要功能是行业规范、成员互助、娱乐联谊等，不进行集体谈判和罢工，避免政治活动，被有些学者称作初期工会(proto-unions)。⑥与工会的相同之处是，公共雇员协会也需遵照管理工会的法律，如1959年《劳工管理报告和公示法》，定期公示其组织活动和财务状况。 这种协会和初期工会与私营工会在组织目标和理念上完全不同，两者之间甚至很少交往。一位学者说，“有组织的劳工并不总是充分地接纳公共部门的工人。在很大程度上，双方的这种状况是作为雇主的政府限制其雇员从事政治活动和罢工的自由的结果。这种限制意味着公共雇员只能在一定程度上与其同行业中的工友站在一起……政府雇员工会不得不一次次地避免在所有其他工会参与的政治行动中表态”。⑦ 但是，在权利意识高涨的60年代，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在学生运动、黑人运动、女性运动、反战运动的影响下，公共部门雇员开始要求享有与私企雇员相同的权利。雇员无论在哪个部门工作，其公民权利是平等的，因此，公共部门雇员应该有组织和加入工会的权利。 北美工会第二次发展高潮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在美国，1962年10988号总统行政命令(Executive Order 10988)开启了公共雇员工会的大门。1960年，美国94％工会会员在私营部门工作，只有6％在公共部门；三十多年后，前者降至60％，而公共部门的雇员虽只占全部劳动力的16％，已占会员比例的40％。公共部门工会代表其45％的雇员进行集体谈判；而私营部门工会只代表其12％的雇员。⑧当然，允许公共部门雇员成立工会并不意味着他们有与私营工会一样的权利，公共部门雇员是否应该有集体谈判权和罢工权，是一个争议颇久的问题。至1966年，还有学者指出，美国和加拿大社会舆论长期以来认为，公共部门的集体谈判权是不必要、不现实、不合法的，而且与国家主权观念冲突，主权国家“不能被更小的组织强迫做任何它选择不做的事，它不能进入一个会约束其在未来自由行使其主权的协议中”。⑨ 1967年，加拿大联邦政府通过《公共服务雇佣法》(Public Service Employment Act)、(《公共部门员工劳动关系法》(Public Sector Staff Relations Act)，正式确认公共部门雇员有充分的公民权，将参与工会及公共活动与其工作效率和政治忠诚分开，赋予联邦公共部门雇员(少数特殊岗位如警察、消防人员例外)与私企雇员一样的集体谈判权。早在1944年，平民合作联盟(CCF，新民主党的前身)首次在萨省执政，这是北美社会民主党首次在省级政府执政，给予省政府雇员集体谈判的权利。但其他省在很长时期内并没有效法。进入70年代后，各省才相继通过类似的立法，成为公共部门工会爆发性增长的时期。至1981年，公共部门会员达到全体会员的43％。在20世纪80到90年代，随着经济全球化导致的经济转型和产业重组，原先在工会中占居多数的制造业会员大幅减少，公共部门会员逐渐占居全部会员的50％以上。目前广义的公共部门雇员已占加拿大全部劳动力的1/5强，他们的工会率平均在70％以上，而私营部门雇员的工会率只有15.9％。就加拿大最大的工会联盟——加拿大劳工大会(CLC)而言，公共部门会员已占其全部会员的56％。⑩相比私营部门雇员，公共部门雇员在教育程度、社会地位、公共意识等方面都有相当的优势，他们的工作本身与政府政策和民众生活有直接而密切联系。因此，无论从数量上和质量上看，他们实际上都已成为西方工人运动和工会运动的主体。 第二次工会高潮没有引起学者们的足够关注，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在美国，虽然公共部门雇员大批入会，在1962—1982年间，公共部门会员增加了175％，总数达到280万。(11)但由于美国经济已进入结构性调整，大批工会化的制造业公司缩减或外迁，使私营部门的老会员大量减少，私企工会率下降很快，由1960年代初约30％降至2005年的17.5％。(12) 公共部门的新会员虽然维持着会员总数并使其略有增加，但总体的工会率仍一路走低。尽管工会内部结构经历了大调整，但从外表看变化不大，而且工会率不断创下新低，显示着衰落迹象。加拿大会员人数虽持续增长，工会率在1984年达到二战以来的高点38.8％，但此后工会率也有所降低，只是没有美国衰落得那么明显。 另外，两国的新工会或者与老工会混在一起，或加盟于劳联—产联。公共部门雇员加入工会主要有三种方式：一种由专业协会转变为新工会；另一种由专业协会整体性加入已有的私企工会，成为公私部门混合的工会；第三种是原来的初期工会转变为完整意义上的工会。不同于私营工人为其工会的合法化地位曾经历了长期的艰苦奋斗，公共部门雇员是在60年代的各种权利运动的推动下工会化的，基本上是有组织的，即由原来的专业协会和初期工会整体性地进入工会。经过第二次工会高潮，公共雇员已经从工会的边缘成为主流。 二、公共部门工会特点 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工会里都有白领专业人员，但比例不同，前者往往有更好的教育背景、更高的收入，对相关法律和社会政策有更好的了解，与社会各界有更广泛的联系，更善于表达自己的诉求。1984年，美国新工会中的白领将近70％，专业人员占53％，女性占53％，因为公务员、教师、医护人员是很适合女性的工作。老工会的这三项统计分别为23％、6％和27％。(13)两种会员成分差别是很明显的。 公共部门雇员在工人队伍中，尤其在工会中地位和作用的变化，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劳资关系和工人阶级的性质，因为公务员并非受雇于私人资本，他们的工作没有产生剩余价值。当他们罢工之时，受影响的不是私人资本利益，而是政府声誉和公共生活。实际上，政府主要也不是从经济上考虑与其雇员的劳资关系，甚至有时将公共部门的罢工看做是节省预算、减少财政赤字的机会。有学者认为，公共领域雇员更容易受到伤害，因为政府有其他雇主没有的权力，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制订或改变法律。加拿大政府就修改法律，限制法律曾赋予工人的集体谈判权利。(14)公共部门工会也表示，当政府成为雇主后，依靠法律维护权利更加困难，因为政府可以修改对其不利的法律，也可以用法律暂时中止工会的权利，如以公共安全和秩序的名义强制终止罢工，以平衡或削减预算的理由冻结工资等。用更为民主化的说法，某一政府部门无权为自己的雇员增加工资，因为议会是决定政府支出的最高权力机构，而议员们不能被迫批准来自于集体谈判中的支付决定。显然，新工会经历的这些变化都需要特别关注和研究的。 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Canadian Union of Public Employees，CUPE)1963年成立，目前是加拿大最大的工会，在各省的所有城市中都有分会。它的会员增长情况可见图表。
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的状况很能说明问题。它的会员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全部服务，从医院产房、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到供应水电、维修道路、收税、发放福利、医疗救助、治安消防、妇女保护、老人护理直至殡葬。这样大规模的组织既有长处，也有短处。长处是任何一个政党都不能忽视这个62.7万人的团体，短处是工会内部行业众多，差异很大，利益难以协调。尤其是工会在管理上实行地方工会自治原则。CUPE与其地方工会并没有垂直的领导关系，地方工会决定管理方式、会费数额、集体谈判日程、申诉仲裁途径等，这些在CUPE章程中都有规定。地方自治代表着一种重要的民主原则，一方面，它尊重和支持基层决策，但另一方面，地方工会也容易利用这个原则不接受工会联盟的原则或策略，以维护自己的特殊利益，不利于工会实现更一般性的目的。2004年，CUPE有2000多个地方工会，其中约有60％是只有百人或更小的工会。(16)CUPE要统一行动，需要与这些地方工会逐一协商并得到它们的认同，组织的难度可想而知。而且，CUPE并非加拿大公共雇员惟一的工会组织，还有很多公共雇员是其他工会的会员。2012年加拿大有775个工会，(17)CUPE只是其中最大的一个。加拿大工会的多元化和分散化状况始终是导致工人运动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过去与现在都是如此。 但是，公共雇员工会还是有共同利益的，它们在各种工会中的一个主要特征是反对公共服务私有化，反对削减公共福利，因为这都会导致其工作岗位的减少。这似乎是维护其自身利益，但它也事关公共利益，有全社会甚至全球性的影响。2001年，CUPE在一份宣言中表示“我们必须全球性地思考，地方性地行动……我们必须构建对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大规模的抵抗，并着手将地方和全球性的反对公司统治的斗争联系起来。CUPE地方工会反对裁减工作、雇主特权、私有化或削弱工人权利的每一次斗争，都必须被看做是反对全球化的一次战斗，而每一次胜利都是对全球化的一次打击。”(18)CUPE关注英国公共服务私有化的经历，向会员和民众宣传解释，如果这种情况出现在加拿大，对加拿大人意味着什么。CUPE支持南非市政工会反对将市政服务私有化，并与当地社区和学者一起研究水电供应私有化的各种问题。(19) 公共雇员工会坚决反对出售公共设施，如机场、公交、港口、医院等。1992年，劳联—产联的公共雇员部明确表示：“劳联—产联呼吁议会、州和地方官员反对出售重要的公共设施，警惕以私有化、合同外包、犯人劳工为代表的及任何威胁公共部门雇员的政策的危险倾向。”当时美国联邦政府打算私有化的项目价值估计在3000亿美元以上，主要有美国铁路、航空管理系统、海军石油储备、备用军事基地、邮政服务和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等。地方政府可私有化的项目还包括体育、文化和娱乐设施，监狱和拘留所等。公共雇员工会还反对学校午餐服务私有化。(20)同时，工会也必须正视公有化垄断的弊端，呼吁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并降低成本。 与“面包加黄油”的传统工联主义不同，这些新工会程度不同地表现出明显或强烈的公共意识，即使是出于维护其自身利益，为了获得社会舆论的支持和同情，它们也必须这样做，况且，它们的自身利益与更多的群体利益和公共利益确实是相关的。如美国州、县和市雇员联盟(American Federation of State，county and Municipal Employees)主席(Gerald McEntee)要求：“我们想介入养老金事务，看标准是怎么制订的。我们想介入关于征税起点和优先事项的决策。我们想在公共政策、国家政策形成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因为这些影响我们的人民”。(21) 三、不同的工会观念 依据工会的宗旨，国外学者将北美的工会大致分为三种类型：商业工联主义(business unionism)、社会工联主义(social unionism)和社会运动工联主义(social movement unionism)。 霍克西(R.Hoxie)认为：“商业工联主义……本质上是一种行业意识，而不是阶级意识……反映的是行业或产业工人观点和利益，而不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工人阶级的观点和利益。它的目标主要是为有组织的行业或产业工人争取更多的、本地的和现在的利益，即更高的工资，更少的工作时间，更好的工作条件，而无视这个组织外的更多的工人的福利，无视一般地考虑政治和社会问题，除非这些问题有助于该组织自身的经济目的。在某种意义上，它的保守性在于承认现存资本主义组织、工资制度以及现存的财产权利和契约的约束力。它将工联主义主要视为一种讨价还价制度”。(22)还有学者认为，商业工联主义，是一种主要考虑这个组织的财务承受力的工联主义。(23)美国劳联主席冈波斯被公认为是这种工联主义的代言人。 冈波斯说，“我相信那些最先进的思想家关于最终目的，包括废除工资制度的思想。”但这些思想超出了他的能力，因此，工会应该着手于那些眼前的和可能的事情。如果要概括冈波斯的工会观念，那就是争取“更多、更多、更多，而且是现在”。而且，工会不依靠政府，绝不寻求“从政府手中得到它们可以凭自己主动和努力得到的东西”。(24)冈波斯难以想象政府部门会出现工会，工会还可以通过影响政府和改变政策来改善工人生活。这就是纯粹和简单的工会主义。 社会工联主义的目标更为宽泛，基于一种社会集体主义观点，将工会不仅看做是会员利益的互助组织，更看作是一种社会组织；会员不仅是劳动者，更是公民；在多种多样的社会和政治问题中，促进所有劳动者而不仅是会员的利益，因为社会是一个整体，改善社会和改善工人状况是密切相关的。如加拿大汽车工人工会(Canadian Auto Workers Union)认为，“社会工联主义是一种扎根于工作场所，但意识到参与社会和影响社会普遍方向的重要性的工联主义”。(25)道理很简单：“我们集体谈判的力量来自我们的组织和动员，但也受到我们周围更广泛的环境的影响：如法律、政策、经济和社会舆论。而且，我们的生活远超出集体谈判的劳动场所，因此我们必须考虑如住房、税收、教育、医疗服务、环境和国际经济等问题。”(26) I.鲁宾逊指出，社会工联主义中的“社会”是指这种工会的目标和责任指向，即以改善社会和大多数人生活状况为宗旨，而不仅是工会会员利益。经济工联主义的动机主要倚赖的或是各种利益刺激，或是诉诸各类道德的宗派工会观念。他认为，实际上这两种工联主义并没有以纯粹的方式存在，而是相互影响，共处在一个工会组织中，一个工会在不同时期或对待不同问题上，可以表现出不同的工联主义倾向。加美两国都有这两种工联主义，但在加拿大长期占主导地位的是社会工联主义，而在美国居支配地位的是商业工联主义。(27)还有学者认为，强调物质所得、而不是工作控制的是商业工联主义，强调工作控制和社会改革的是社会工联主义。(28) 社会运动工联主义可以看做是社会工联主义的一种激进民主化的发展形式，“是一种基于会员参与和行动的工联主义”。(29)社会运动和社会运动工会是不同的概念，前者是一种社会范围的、有起伏的、往往不可预测的社会潮流，后者是有会员参与的社会范围的工会活动。工会借助大规模的社会运动能更容易地扫除工会内外的阻力，实现工会的目标。还有一种社区工联主义(community unionism)可被视为一种小型的社会运动工联主义，其特点是工会与当地的非劳工群体结成联盟，为一个共同目标而联合行动。当一个社区面临诸如企业外迁、医院或其他公共服务设施关闭，或民众反感的建设项目时，当地工会和其他社团往往采取共同行动。(30) 有学者认为，广义而言，大危机以前一个多世纪的工会运动经常采取社会运动的方式，30年代中期工会合法化后，工会主要精力逐渐放在集体谈判的内容上，由社会运动型工会转向50年代至80年代的商业型工会；从1978—1994年，在新自由主义和经济全球化的压力下，加之工会运动缺乏意愿和能力进行足够的动员，工人运动逐步退却，丧失30年代以来的成果。但从90年代中期开始，越来越多的工会和左翼学者呼吁，以社会运动工联主义重振工会运动，又出现了一些社会运动工会的迹象。美国工人运动史以两种方式混合交叉发展，一种是激进的、骚动的、短期的社会运动形式，另一种是稳定的、持续的制度和组织建设方式。(31) 一些统计也能说明近几十年工人运动的衰势。1969—1979年，美国每年罢工人数都在95万以上；1987—1996年，尽管工人人数增多了，每年罢工人数从未超过50万。1945—1980年，会员工资几乎总是在增长，此后，工会经常在工资和福利上妥协。(32) 近几十年，西方包括北美的工会在退却是不争的事实，但这并不意味工会已丧失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加拿大劳工大会(Canadian Labour Congress)是加拿大最大的工会联盟，包括几十个工会，代表这三百多万会员，其宗旨是：在加拿大(和全世界)争取体面的工资、卫生安全的劳动场所、公正的劳动法、平等权利、退休时的尊严，可持续发展的环境和基本人权。相信工会是民主社会变革的积极力量，通过联合起来，改善每一个加拿大人。(33)这里面包括了新社会运动所有的追求。 四、工会运动与新社会运动的合流 北美工会史中有很多种族歧视的记录，工会与民权运动的关系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最近有研究表明，美国黑人民权运动与工会有密切关系，工会资助了南方的民权运动。马丁·路德·金以前只被看做民权运动领袖，现在他也被看做是劳工运动的领导者，金在世时就是很多工会的名誉会员。金一直将工人运动和和民权运动看作美国社会进步的“两大支柱”，他认为，“有组织的劳工已经被证明是消除我们国家种族隔离和歧视疫疾最强大的力量之一”。但是，“劳工们取得的这些意义重大的成就仍然不能被众人看清，这是我们智力退步的标志。在太多的人眼中，‘工会’仍然是追求私利，权利饥渴，敲诈勒索和愤世嫉俗的压制的代名词”。工会运动促进社会进步的功绩被贬低了。(34)他说：“劳工运动是将贫困和绝望转为希望和进步的主要力量。由于工会的勇敢斗争，经济和社会改革产生了失业保险、退休金、政府对贫困的救济，尤其是一种不再是勉强生存的，而是还过得去的新工资标准。工业巨头们没有引导这种转变，他们抵制直至被战胜。30年代工会组织在全国达到高潮，它不仅为自己而且为全社会提供了安全支柱。”(35)金被暗杀后，众多工会集会、罢工，为金建立纪念碑，劳联—产联为金临终前支持的孟菲斯工会募捐。每年，在金的纪念日，劳联—产联都要举行全国性集会，各地工会也有各种各样的纪念活动，因为工人们都记着金的话：“所有劳工都有尊严”。(36) 工人运动与民权运动关系的更好证明是大量黑人工人、黑人会员的存在，虽然劳联在很长时期都是种族主义的，但劳动骑士团、产联原则上都不歧视黑人。退一步讲，即使这些吸收黑人的工会没有直接参与黑人运动，它们维护其会员权利本身就是维护了黑人的平等权利。在现当代美国，分清工会运动和黑人民权运动的确会很困难。 工人运动与环境运动的关系也是复杂的。人们容易认为，工人由于担心失业或工作受影响，会屈从于雇主的破坏环境的工作安排。因此，“深生态学和社会生态学家往往忽略或漠视激进工人阶级的历史”，工人运动被简单地看做“生产主义的”。然而，20世纪70年代以来，有不少工人参与环境保护的事例，如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建筑工人拒绝拆毁绿地、历史性街区和工人社区的建筑工程，在1971—1975年间，共阻止了超过50亿澳元的建设项目；美国加州北部伐木工人保护当地原生红树林等，尽管这些活动与工人的职业要求或自身利益是相悖的。这引起一些生态学者们的关注，90年代初出现了“绿色工联主义”(green syndicalism)或“生态工联主义”(eco—syndicalism)等术语，这表明环境保护与工人运动并非是不可兼容的。绿色工联主义是一种激进的环境保护思潮，将环境危机与资本主义生产制度联系起来，因为生态危机只有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即在将利润积累而不是人类需求作为生产优先考虑的社会中才会发生。而从工人运动的历史看，工人一直是抑制违反自然生态和人类天性的生产活动的主要力量，因此“工人斗争的历史理应成为生态学历史的一部分”。“我们既可以从IWW的历史中，也可以从早期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哲学和实践中发现生态意识。”绿色工联主义“不仅提供了工会会员与环保行动主义者之间建立基层组织与联盟的实际范例，而且提出了有关无政府工联主义和生态学联合的诸多未来可能性与问题，尤其设计到社会运动组织激进聚合的可能性”。绿色工联主义试图通过将激进劳工纳入生态谱系来阐明劳工作为生态学“我们”的一部分。(37) 加拿大环境行动联盟(Climate Action Network Canada)是加拿大惟一致力于改善气候环境的全国性组织，由全国各地85个组织组成，使环境保护运动成为一个整体，而不是其中任何一个组织的利益和计划。宗旨是“与环境变化做斗争，特别是在现有最好的科学基础上，以特殊的政策、目标、时间表和报告，促进各级政府出台综合的气候变化行动计划，并与政府、第一民族、因纽特人和梅蒂人、私营部门、劳工和市民社会等有效地执行这些计划”。(38)联盟致力于确保加拿大制订目标并采取行动，结束其依赖化石燃料特别是沥青砂，减少温室气体污染；促进加拿大政府承担帮助发展中国家和国内环境易受污染的地区，应对环境变化影响和采用清洁能源技术；敦促政府实施有意义的政策，支持和投资于安全、清洁、可靠的可持续性能源，使加拿大成为清洁能源经济的先行者。这个联盟只接受组织会员，每个组织都要交纳年费，从40至5000加元不等。加拿大劳工大会、加拿大公共部门雇员工会、全国公共和普通雇员工会都是该组织成员，其中加拿大劳工大会的代表是董事会成员和现任主席。加拿大劳工大会还参与或支持其他目标的社会同盟活动，如为1985年加拿大第一次全国性和平运动的大篷车请愿活动提供10万加元。(39) 妇女史与劳工史的重合更是显而易见的，尽管妇女运动与劳工运动的结合并不顺利。理论上，前者以性别分析理论为中心，后者主要围绕阶级分析；实践中，工会的性别歧视也很普遍。但这些都没有阻止这两大运动的合流趋势，毕竟它们之间还有很多共同的利益。美国妇女工作者在全部就业者中的比例，在1983—2005年间，从46％增加到48％，但在会员中的比例却从34％上升到43％。(40)这说明工会在传统男性为主的领域衰落了，也说明工会在组织妇女劳动者方面有进步。有资料显示，增长快的工会所吸收的以女性和少数民族会员为主。由于很多工会妇女干部的活动，妇女运动与劳工运动建立了联系。1976年，加拿大劳工大会举行第一次妇女大会。此后，工会逐渐将妇女运动的目标提上议事日程，作为集体谈判的内容。如1980年，魁北克共同阵线争取带薪产假活动取得成功；安大略劳工联盟争取日托活动。(41)1981年，加拿大邮政工人工会(CUPW)将带薪产假列入其集体谈判中优先考虑的条件，妇女地位全国行动委员会(NAC)则以游行、记者招待会等活动支持邮政工人工会。70—80年代，很多工会妇女参与妇女地位全国行动委员会的各级组织和活动。哈特曼(Grace Hartman)1974年当选为妇女地位全国行动委员会主席，而她同时是CUPE的司库，加拿大最大工会的二把手。她的双重身份本身就代表着这两大运动的合流。(42)实际上，工会女会员和工人阶级女性主义的影响要求这两大运动更多地合作，她们中的许多人还是“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她们的倾向形成一种压力，即为了实现社会变革，要超出性别利益，结成更广泛的社会联盟。妇女地位全国行动委员会及其组织曾超越妇女运动局限，组织了反战和维护土著人权利运动。70—80年代，NAC推动的很多运动：堕胎选择、托幼、同工同酬、家庭津贴，都得到劳工运动的大力支持，甚至由加拿大劳工大会直接组织。有学者认为，在争取家庭补贴运动联盟中，妇女地位全国行动委员会“与加拿大劳工大会和CCCB成为平等的参与者”。(43)有学者根据很多这两大运动交流的事例，提出“女性主义工人阶级史”概念。(44)显然，工人运动与新社会运动的主要形式是有交叉和融合的，当代工会尤其不可能置其“半边天”会员的利益于不顾。 五、几点分析与感想 (一)新社会运动理论主要流行于欧洲一些非英语国家的社会学和政治学界中的新马克思主义学术圈内(45) 国内外一些学者指出，“新社会运动论的影响目前仍局限在西欧，对西欧以外的社会运动研究影响有限。在美国社会运动研究中，虽然很多学者也在使用‘新社会运动’这个概念，但仅仅是用这个概念标记那些工人运动以外的或不以争取物质利益和政治权利为目标的社会运动，并不表示接受新社会运动论的理论观点”。(46)至80年代中期，“在美国，甚至‘新社会运动’的概念还不能够流行起来”。(47) 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新社会运动理论是不满于教条化马克思主义而产生的，尤其是针对其夸大甚至绝对化工人运动革命性、先进性的观点。但是，它在对这种教条主义矫枉过正的同时，也贬低了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低估了当代工会运动的进步性。 这种现象也印证了西方工运史研究中的一个传统观点，即北美工人运动的阶级特征向来不如西欧国家那样明显。因此，所谓的新老运动的区别也不那么明显。所以，有国外学者批评说，“欧洲的新社会运动研究者很少努力在具体的经验研究中检验他们的雄心勃勃的理论，一般是把社会结构的转型和动员之间的联系看作是直接的和不证自明的”。(48)实际上，新社会运动与工人运动在人员和组织方面有很多交汇之处，毕竟它们有共同的利益和目标追求。 史学家很难接受新社会运动理论。例如，法国史学家比日耐认为，“工会史是工人运动史的一部分，因此它与各种社会运动史研究存在交叉。1968年风暴过后，一些社会学家试图指认一些‘新型，的社会运动，借此突出各类运动之间的差别。新型的社会运动(如女性主义和生态主义)，典型地反映出后工业社会的动员模式，它们的成员、形态和目标都有别于那种没有未来的工人运动。这种假设一开始就备受争议，随后在关于‘新型社会运动’的界定中，争议仍在继续……对具体历史进程及其内在动力的观察表明，这种分类法及它在各种社会运动内部确立的界限并不足信。只要稍微将这些新运动——正如我们设想的那样——与所有‘旨在改变行为者的生存状态、质疑各种等级制和社会关系、催生集体认同和归属感的集体介入行为’对接起来，我们就有理由将工会运动融入这一整体行为”。(49) (二)一些国外新马克思主义学者也不认同将新社会运动与工人运动分离的观点 有学者认为，“在健康、生存条件、环境质量、妇女权利、政府社会服务、高等教育收费、高等教育条件、民主权利等方面，工人阶级都在进行着斗争，如果‘后马克思主义者’想把这些斗争和工人阶级分开，他们就首先要在理论上证明工人与资本不是片面对立的。只有把工人的需要限制在工资、工作时间和工作条件上，‘后马克思主义者’才能从理论上把新社会运动作为批判阶级分析的基础”。(50)北美的工会运动主体是公共部门雇员，其工作性质和切身利益已经与普通民众的生活和利益密切相关，至少工会的斗争在客观上有利于新社会运动的那些目标。默菲也认为，工人运动和新社会运动可以在“一种激进的民主公民身份”的认同下联合起来，尽管运动的参加者有性别、阶级和种族的区别。(51) (三)随着新社会运动的制度化，其势头在逐渐减弱，经历着工运曾经的过程 国外不少学者指出，80年代中期以来，一些新社会运动如环境运动和妇女运动在德国、法国、荷兰和瑞士等都在衰退，但也有迹象表明这些运动在转向职业化方向。它们似乎不是在消失，而是沿循着与本世纪初劳工运动相似的轨迹。(52) 社会运动一开始大多都表现为体制外的集体行动，伴随着激进或极端行为，但政府的反应会改变社会运动的形式，工人运动就经历了这种由体制外到体制内的体制化的过程。环境运动、妇女运动、民权运动程度不同地都有类似的经历。如今西方各国普遍设立了环境保护部门和法律制度，环境政治已成为西方政治议程中的一项内容。谈判协商代替了激进的对抗。也有学者认为，“环境运动进程也变得更实用主义，最终导致对生态现代化的严重屈从”和“生态主义的终结”。(53)妇女运动也是如此，随着性别平等写进法律，落实在政策和措施中，妇女运动的规模和激进性都大不如前了。但这些社会运动制度化的过程，并不证明，这些组织不采取社会运动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愿望，就不再发挥重要的社会作用了。如果谈判、协商和仲裁能解决问题，人们就不会选择用集会、罢工或骚乱的方式。 (四)新社会运动不与工人运动合力，作用是有限的 英国学者雷蒙·威廉姆斯指出，只要新社会运动不能吸引工人阶级这一“坚强的社会核心”，那么这些运动将不仅是空洞的而且是苍白无力的，因为工人阶级位于社会秩序的中心，“在大多数时间里，这一阶级在人数上也是占最大多数的”。(54)加拿大学者伍德明确批判新社会运动理论，“把工人阶级从社会主义斗争中置换出去，这要么是一个总的战略性错误，要么便是对关于社会关系和社会力量的分析的一个挑战。”(55)“没人能坚持认为，有任何其他的社会运动曾经像劳工运动那样挑战过资本的权力，哪怕这一运动的目标是很有限的，且在组织形式上也相当不成熟。然而，需要补充的是，对于劳工运动全部的局限性与制度保守性来说，它比起任何其他社会集体都更为坚决地坚持了被左派认为是有价值的和富进取性的目标——不仅是直接与劳工阶级的物质利益相关的目标，而且是与‘统一的人类之善’、和平、民主以及一个‘爱心社会’相关的目标”。(56) (五)当代西方社会的一个特点是高度多元化，包括人的价值多元化、身份多元化，表达渠道多元化 因此，人们会选择适合的渠道表达自己的诉求。一位女工会会员在参与女性运动、和平运动或环保运动是很自然的，她不一定要打着工会的旗帜，在不同形式的社会参与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如同在不同的场合选择穿不同的衣服。当代工会会员的主体是白领，当代社会运动的主要参加者也是白领，在很大程度上，所谓“新”“老”社会运动只是同一群体不同的社会参与形式而已。 妇女运动与劳工运动的历史几乎同样悠久，不同时期的妇女运动有着不同的诉求，当代妇女运动可以被视为新社会运动，而当代工人运动却在理论上被归为“旧”运动，这不仅不符合实际，也不符合逻辑。 总之，工会运动没有采取示威、罢工等激进方式表达其诉求，并不意味着他们失去了社会影响力，不再是促进社会发展的力量；相反，工会运动作为西方社会体制内的一种进步的制衡力量，在抵制资本主义发展的负作用方面仍发挥着强大而独特的作用。而且，当代工会运动越来越注意联合其他社会群体和媒体的力量，这就足以使它融入当代其他各类社会运动，继续发挥推进社会进步变革的作用。 注释： ①付文忠：《新社会运动与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后马克思主义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53-154页。 ②艾伦·伍德：《新社会主义》，尚庆飞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0页。 ③除本文注释直接提到的付文忠和冯仕政的著作外，还有陆海燕：《新社会运动与当代西方政治变革》，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年；周穗明：《西方新社会运动与新马克拉克劳和墨菲思主义》，《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孟鑫：《新社会运动对西方左翼的影响》，《科学社会主义》2012年第5期。 ④See Leo Troy,The New Unionism in the New Society:Public Sector Union in the Redistributive State,George Mason University Press,1994,p.44.Stephanie Ross and Larry Savage,ed.,Public Sector Unions in the Age of Austerity,Fernwood Publishing,2013, ⑤Morgan Reynolds,"A History of Labor Union from Colonial times to 2009",http://mises.org/daily/.3553. ⑥⑦⑧Leo Troy,The New Unionism in the New Society:Public Sector Union in the Redistributive State,pp.44,44,3. ⑨A.W.J.Craig,The System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in Canada,third edition,Prentice-Hall Canada Inc.,1990,p.230. ⑩Stephanie Ross and Larry Savage,ed.,Public Sector Unions in the Age of Austerity,pp.11,122. (11)(13)Leo Troy,The New Unionism in the New Society:Public Sector Union in the Redistributive State,pp.3,42. (12)Roy J.Adams,Labour Left Out:Canada's Failure to Protect and Promote Collective Bargaining as a Human Right,Canadian Centre for Policy Alternative,2006,p.19. (14)Derek Fudge,Collective Bargaining in Canada:Human Right or Canadian Illusion? Fernwood Publishing,2006,p.4. (15)P.Kumar and C.Schenk,ed.,Paths to Union Renewal:Canadian Experiences,Broadview Press,2006,p.146.2014年该会会员增至62.7万人。详情可浏览该工会网站：http;//cupe.ca。 (16)(18)(19)P.Kumar and C.Schenk,ed.,Paths to Union Renewal:Canadian Experiences,pp.146,154,155. (17)http://www.labour.gc.ca/eng/resources/info/publications/union_coverage/unionmembership.pdf. (20)Leo Troy,The New Unionism in the New Society:Public Sector Union in the Redistributive State,p.145. (21)Leo Troy,The New Unionism in the New Society:Public Sector Union in the Redistributive State,p.135. (22)(23)(25)(26)P.Kumar,From Uniformity to Divergence:Industrial Relations in Canada and United States,IRC Press,1993,pp.156-157,156,61,60. (24)David Brody,Labor Embattled:History,Power,Rights,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5,p.32. (27)Ian Robinson,"Economistic Unionism in Crisis:the Origins,Consequences,and Prospects of Divergence in Labour-Movement Characteristics",in Jane Jenson and Rianne Mahon,ed.,The Challenge of Restructuring:North American Labour Movements Respond",Temple University Press,1993,p.24. (28)H.J.Krahn,G.S.Lowe.K.D.Hughes,Work,Industry and Canadian Society,Thomson,2007,p.346. (29)(31)Lowell Turner,Harry C.Katz,and Richard W.Hurd,ed.,Rekindling the Movement:Labor's Quest for Relevance in the 21[st] Centur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1,pp.11,11. (30)See Steven Tafts,"Community Unionism in Canada and Labonr's(Re) Organization",Antipode,30:3,1998,pp.227-250. (32)Dan Clawson and Mary Ann Clawson,"What Has Happened to the US Labor Movement? Union Decline and Renewal",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Vol.25(1999),p.97. (33)http://www.canadianlabour.ca/ahout-clc. (34)马丁·路德·金著、迈克尔·K.哈利编：《所有劳工都有尊严》，张露译，海南出版社，2013年，第13，64、105页。这本书收录的金的演讲既显示出工会运动与民权运动联盟的矛盾，也证实了两者的联合。 (35)http://www.aflcio.org/Blog/In-The-States/Unions-Work-for-All-Kentucky-March-Shows-That. (36)马丁·路德·金著、迈克尔·K.哈利编：《所有劳工都有尊严》，张露译，第168页。 (37)杰夫·沙茨：《绿色工联主义：另一种社会生态学？》，郭志俊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年3期。 (38)http://climateactionnetwork.ca/who-we-are. (39)(41)(42)(43)Peter Bleyer,Cross-Movement Coalitions and Political Agency:The Popular Sector and the Pro-Canada/Action Canada Network,A Dissertation Submitted to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University of London) in Candidacy for the Degree of Doctor of Philosophy,p.140.http://etheses.lse.ac.uk/58/1/Bleyer_Cross_Movement_Coalitions_and_Political_Agency.pdf. (40)Gregor Gall,ed.,Union Revitalisation in Advanced Economies:Assessing the Contribution of Union Organising,Palgrave Maclillan,2009,pp.I56-157. (44)Joan Sangster "Gender,Family & Sex:Feminism and the Making of Canadian Working-Class History:Exploring the Past,Present and Future",Labour/Le Travail,No.46(Fall,2000). (45)当代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如梅鲁奇、图海纳、高兹、拉封丹，及其老一代代表人物，如卢卡奇、葛兰西、马尔库塞、阿尔都塞、哈贝马斯、施密特、普兰查斯等，都来自非英语国家，而且，都不是史学家，这种现象本身值得注意。 (46)冯仕政：《西方社会运动理论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83页。 (47)(48)汉斯彼得·克里西等：《西欧新社会运动——比较分析》，张峰译，重庆出版社，2006年，第264、264-265页。 (49)米歇尔·比日耐：《法国工会史研究的焦点与视角》，《史学理论研究》2014年1期。本章初稿完成后，笔者见到了这篇文章，深感史学同行在看待新社会运动理论方面，容易取得共识。此前我曾分别同两位加拿大劳工史学家，帕尔默(B.D.Palmer)和海恩(Craig Heron)，谈到新社会运动理论，他们均对此不屑一顾。在某种意义上，专业不同，视角就不同，观点难免有差异。 (50)迈克尔·A.莱博维奇：《超越〈资本论〉：马克思的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2页。 (51)查特尔·默菲：《政治的回归》，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79-81页。 (52)汉斯彼得·克里西等：《西欧新社会运动——比较分析》，张峰译，第275页。 (53)克里斯托弗·卢茨主编：《西方环境运动：地方、国家和全球向度》，徐克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174、148页。“生态现代化”指在现存的社会制度下解决环境问题，实现现代化的可持续发展，与最初的反对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激进环保观念不同。 (54)(55)(56)艾伦·伍德：《新社会主义》，尚庆飞译，第203、18-19、2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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