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三地文论 另一道风景线——20世纪台湾文学理论批评发展轮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理论论文,文论论文,台湾论文,风景线论文,轮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47(2003)02-0094-06
一、在异民族统治下艰难起步
台湾新文学理论批评，如果从20世纪的20年代算起，已有80年的历史。对这段历史加以划分，从20年代至1945年是一大阶段，1945年后是一个新起点。
前一阶段为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后一阶段为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其中20年代为“前现代”，这一阶段因受祖国“五四”文学的影响，台湾文学界对大陆所发生的文学革命有相当的认同感。以张我军为代表的大陆留学生，发表《新文学运动的意义》、《糟糕的台湾文学界》等文章，努力引进内地的文学革命理论，提出“白话文学的建设，台湾语言的改造”的响亮口号，并在《台湾民报》转刊胡适、鲁迅、冰心、郭沫若等人具有浓厚时代精神的作品，以弥补由于甲午战败、清廷割台，当1917年新文学发韧时，台湾已被日本人统治达20余年之久所带来的对大陆新文学认识不足的缺陷。
作为一个孤悬海外的小岛，台湾长期受异民族的统治，故其文化特征与中国文化在共同性之外，容易产生另一种差异性。于是便有本土化意识的萌发，如黄石辉和郭秋生所发动的回归母语文学的“台湾话文”与“乡土文学”运动。这时所发生的台湾话文派与白话文派的磨擦，不过是左翼文学阵营内不同语文策略的争论，并非像有的论者说的是所谓“汉族沙文主义”与台湾“自主派”之争。
1945年日本投降后，台湾新文学界从“皇民文学”的阴影笼罩下解放出来。在短短的时间里，呈现了重建台湾新文化的气象。这时，不管是在日据时代已成名的作家，或是从祖国大陆回台用汉文书写的作家，或随国民政府入岛接收政权的少数大陆作家，都对台湾文学的建设抱有极大的期待。尤其是本土作家杨逵的论述，有敏锐的政治嗅觉和清醒的认识。他强调台湾文学的中国属性，坚决反对“台湾独立”、“台湾托管”以及为美国和日本外来势力服务的“奴才文学”。这里还不应忽视大陆作家范泉在上海发表的《论台湾文学》。[1]此文表现了大陆文学评论家对台湾人民和台湾文学的深切关怀。范泉认为：“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不可分的一环”，并主张台湾新文学发展的主体是本土作家，只有依靠他们才足以建设有“台湾作风与个性”的台湾新文学。也只有重视本土作家的作用，才能真正把台湾新文学的特殊性与中国新文学的一般性的矛盾统一起来。范泉这一论述，为1948年《新生报》“桥”副刊上展开的如何建设台湾新文学的讨论，敲定了主旋律。
二、文学独断与独霸的50年代
1949年4月6日，《新生报》“桥”副刊编辑史习枚（歌雷）在白色恐怖中深陷囹圄，积极参加论争的台大学生孙达人及其他进步学生20余人也被捕。此“四六”事件发生后，“桥”副刊时代的文学活动划上了句号。接着，台湾省主席陈诚5月20日发布“全省戒严令”。这时的文学理论批评被紧紧地捆绑在政治战车上。评论家们的文章，差不多都是以僵化的形式宣传“战斗文艺”，大论特论“文艺作战与反攻”的政治功能，以及三民主义如何需要文学，文学如何需要三民主义，外加三民主义文学的内容与形式一类的政治说教，失却了评论家的独立见解与富有个性的语言。张道藩发表的《论当前自由中国文艺发展的方向》、[2]《三民主义文艺论》，[3]便典型地体现了“工具论”的文学观及政治干预文艺的特点。
这种一元和独断，在政治上是三民主义意识形态的独霸；在文学观念上是蒋介石《民生主义育乐两篇补述》的诠释和发挥；在创作观念上，则是“战斗文艺”的一统天下。这支“笔部队”所写的文艺评论，最基本的特征就是使文学蜕化为政治的工具，成为高度统一的“反共抗俄”的政治独白和“除三害”运动的演绎，由此形成一个为三民主义中心意识形态所覆盖的封闭性系统。但也有冲破这一模式的，如胡适在1958年5月4日的一次演讲中，正式扯起“人的文学”与“自由的文学”两面大旗，[4]和当局的独裁政治与“战斗文艺”的一元论相抗衡。此外，纪弦于1956年1月15日组织现代派，提出“推行新诗的现代化”口号，也说明作者的文学观和价值观与主流话语在疏远。夏济安的《评彭歌的〈落月〉兼论现代小说》，[5]与文化专制形态下的文学范式也大异其趣。
三、向西天取经的60年代
台湾50年代的文论基本上还是大陆三、四十年代右翼文论的延伸，受张道藩《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政策》及叶青的三民主义论述影响较大。真正为区域性文论特点的形成怍出贡献的，是那些面对着无根与放逐的新情况，一批从夏济安与吴鲁芹等人创办的《文学杂志》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作家和评论家。
这一阶段，最活跃的评论家不再出自政界和军界，而是来自学院的大墙之内。1960年，《现代文学》一创刊，就利用台湾大学外文系海洋文化的资源优势，推出《卡夫卡特辑》，除介绍乔埃斯、劳伦斯、吴尔芙、福克纳、贝特等欧美现代作家外，还将存在主义、意识流、超现实主义以及反小说等各种新思潮、新学说注入被意识形态所笼罩的台湾文坛。
夏济安是现代文学的先行者。他这一时期写的《鲁迅作品的黑暗面》，[6]把文学评论的焦点从宣扬官方意识形态转移到文本细读与文体研讨，是当代台湾文学研究以政治为本位向文学本体论转移的最新实验。王梦鸥1964年出版的《文学概论》，[7]明显受西方新批评观念的影响，但不是韦勒克与沃沦合著的《文学原理》(1942)的简单移植或改写，而是企图融贯中西文论，有自己的体系和见解，极适合中文系学生使用。
在60年代，台湾学术界掀起了一股美学研究热潮。资深学者徐复观的《中国艺术精神》，[8]便是一部影响深远的著作。徐复观所讲的“艺术精神”，其实就是美学。此书是台湾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上首次出现的有关中国美学的专著。其中还运用了不少从日文里转译过来的西洋美学理论作参照系，用于作中西美学比较。和《中国艺术精神》不同的是，姚一苇的《艺术的奥秘》不以中国而以西方美学为主要研究对象，相同的是仍没有在书名上标出美学。真正以美学作书名的，是赵天仪的《美学引论》及刘文潭的《现代美学》和后来陆续推出的《西洋美学与艺术批评》。
但这时期的美学研究，未能很好做到洋为中用。除徐复观外，大多是研究西洋美学多于研究中国美学。其他的研究文章，着重探讨某一方面的问题，显得零碎而不系统。本来，文学理论研究在台湾是薄弱环节；对美学的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且不说有堆砌史料的现象，有的还有抄袭西洋文论的嫌疑。而一些论者把谈艺术技巧的文章均列入美学理论，更使得真正的美学研究显得寂然无声了。
新诗批评在这一阶段显得特别活跃。那些在大陆受过不完全教育的流亡学生中成长起来的青年诗人，勇于皮相式的推翻前辈建立的传统，朦朦胧胧地醉心于存在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等西方各种文艺潮流。由于山头主义盛行，诗坛上不断爆发“私人战争”。通过论战，对现代诗的本质及特征加深了研究，如洛夫对余光中《天狼星》的批评[9]与余光中的反批评。[10]小说评论虽有些滞后，但仍有力作，如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此书最大的特色是不同于大陆50年代出版的附属于中国现代革命史的《中国新文学史》，而是把首要工作放在“优美作品之发现与评审”[11]上。虽然夏志清评审时也有自己的政治偏见和框框，但与王瑶、刘绶松同类著作相比较，夏氏发现与重视被大陆革命文学史家拒排的张爱玲、钱钟书等人。此外，该书对茅盾《子夜》局限性的分析、对老舍后期作品的看法、对丁玲作品的褒贬、对赵树理方向的质疑……，均开了大陆“重写文学史”的先河。
在60年代也有另类文学主张和声音。如1966年由尉天骢、陈映真等人创办的《文学季刊》，便对现代主义文学所表现的脱离现实的现象提出怀疑和批判。他们这样做是为迈向新的“在台湾的中国文学”扫清路障。
四、左翼文学论述抬头的70年代
70年代以后，《文学杂志》引入的“新批评”观念，在《中外文学》创刊后得到蓬勃发展。学院派批评家在这一阶段同样是批评的主力军，其佼佼者为时任台湾大学外文系主任的颜元叔。他连续推出的7本论文集和《西洋文学批评史》等译作，使他不仅成为“民族文学”、“社会写实文学”的积极提倡者，也成了第二代“新批评”的发言人。在60、70年代之交，他对一些重量级诗人在结构与意象运用方面所作的毛病诊断，对白先勇、王文兴小说独具眼光的分析以及对於梨华不留情面的指摘，均说明他所从事的是真正严肃的学术研讨。正如吕正惠所说：他是“开创了学院研究台湾当代文学现象的第一人”。柯庆明走的是另一条纯理论研究路线。他的《文学美综论》[12]所建构的“以生命意识为中心的文学理论”，表明了作旨与众不同的文学观念及其研究方法。
台湾经济的起飞，和蒋经国政治与经济落实于本土的做法分不开。它同样为乡土文学的滋生提供了温床。在60年代中期创刊的《台湾文艺》与《笠》，在70年代继续扎根本土，着眼于乡土情怀，提倡书写现实人生，纠正了现代主义者所倡导的“横的移植”的偏颇。以新的面貌出现的《文季》，无论是创作还是评论，均强调作家必须置身于现实生活之中，以便体验这时代带给他的痛苦和欢乐，把读者从有限的个人空间带到另一个更宽广的世界。
70年代的台湾，遭受到一连串外交上的重大冲击，岛内要求改革与反省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导致中国民族意识的日益强化。这充分反映在1972-1974年的现代诗论战中。首先是在新加坡大学英文系执教的关杰明，连续发表了《中国现代诗人的困境》、[13]《中国现代诗人的幻境》，[14]直陈20年来台湾现代诗的弊端，指明恶性西化给诗坛带来的众多负面影响，刮起了一股反省现代诗创作路线的旋风。接着是《龙族评论专号》的出版。再接着是“唐文标事件”，即唐文标以《什么时代什么地方什么人——论传统诗与现代诗》、[15]《诗的没落——香港台湾新诗的历史批判》、[16]《僵毙的现代诗》[17]的一人之言，向整个现代主义诗坛宣战，无情批判“艺术至上论”，强调文学应有社会功能，亦即“社会的写实主义”立场。由此在诗坛形成“拥唐”与“反唐”两派。在1977年乡土文学论战中崛起的文学理论家陈鼓应、尉天骢、陈映真等人，面对主流话语的强大攻势，均和唐文标一样以反潮流的精神，与指控“乡土文学”为北京的“工农兵文学”翻版的彭歌、尹雪曼等人进行有力的抗争。这时乡土文学阵营中已初步形成两种不同的理论派别，即承袭大陆30年代左翼文艺强调作品阶级性的陈映真、尉天骢、王拓，以及重视“乡土”情感，企图把日据时代以来出现的本土文学与大陆“五四”传统断裂的叶石涛。
五、多元文化激荡的80年代
随着强权政治逐渐瓦解和意识形态控制的松绑，尤其是党外政治势力集结的合法化，80年代的台湾文学由社会的多元走向众声喧哗。
首先是大陆30年代作品不再明令禁止。它在民间自动“解严”后，中断了30多年的“五四”新文学传统终于重见阳光。长期受压制、打击的本土文学也有了较宽阔的生长空间，他们不再用“乡土文学”指代“台湾文学”，而名正言顺地举起了“台湾文学”的旗帜。但这里仍埋伏了意识形态的分歧：“台湾文学”是用特殊含义的“台湾意识”写成的作品，还是“台湾文学”其本质是“在台湾的中国文学”？
1987年7月，随着持续30多年“戒严令”的解除，以及党禁、报禁、戡乱整治条例、检肃“匪谍”条例的废除，台湾的政治生态有了急剧的变化，一批反思和重新评价从“二·二八”到白色恐怖的历史情境的作品应运而生，“政治文学”由此掀起了解冻时代的批判浪潮。弱势人群的人权文学，也表现了农民、工人、渔民、老兵、妓女、原住民贫困悲惨的生活，充分体现了作家同情社会底层民众生活的人道主义情怀。这时期还破天荒地出现了原住民作家。他们的作品水准不高，但在厘清原住民文学观念、建构其理论体系方面作了一系列的努力。此外，还有女性文学、环保文学、母语文学的兴起。这里说的“母语文学”，还处在萌芽阶段，带有实验性和探索性。它是对统治者用政治力量来管制文学及民众日常语的反弹。不过，在反弹时走入了另一极端，使这些所谓“台湾话文”无论是本地人更不用说外省人读起来均如嚼鸡肋。
在80年代的台湾媒体中，本土派刊物共有3种，其中前面提及的《文学界》杂志在鼓励文学评论，发掘台湾文学史料尤其是40年代后期的资料准备方面做出了成绩。由于《文学界》同仁的这种努力，再加上受大陆学者编撰出版的《台湾文学史》的刺激，叶石涛终于写出了《台湾文学史纲》。[18]作者没有忽视来自祖国大陆的文化传统，认为“台湾新文学始终是中国文学不可分离的一环”及其所具有的中华民族性格。这种“台湾人”的视角同时又不否认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的观点，使“史纲”遭到“分离主义的文学史”或“大中华沙文主义”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攻击。
随着本土文学思潮的高涨，60年代兴起的“新批评”在80年代已成强弩之末。随着新批评霸权地位的颠覆，80年代的文学理论批评出现了解构学、诠释学、记号学、语言学、精神分析及心理学、新马克思主义等各种批评派别。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后现代主义的引进。罗青的《什么是后现代主义》，[19]虽属翻译介绍性的著作，但由于作者描绘了当代西方和中国两岸三地的后现代地图，因而为后来者的研究奠定了根基。如廖炳惠在学术深度上使这种新的话语成为台湾文论的一个基本阐释方式，就与罗青的拓荒有关。
80年代的评论家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学者，为走出“新批评”的误区，呈现了两种不同的倾向：一是加强评论的意识形态色彩。这些评论者所沿袭的仍是主题批评的老路，不过多了点政治思想内容的分析。其评论的长处在于不再把文学看成是艺术形式，而是视为内容与形式、政治与艺术的有机统一；其短处是其依附的政治因人而异，因而难免成为某种政治派别的宣传员。二是强化评论的思辨性。他们“拿来”西方流行的哲学评论模式，企图建立一种与众不同的阅读理论。其特点是以哲学、心理学作支撑，着重探讨语言的本质，摆脱评论成为创作“寄生物”的处境。如在诗评方面，有人在探索诗语特征时渗入意识形态，就有一定的新意。
六、“本土化”甚嚣尘上的90年代
在90年代，台湾执政者虽然仍没有完全放弃“中国文学”的立场，且仍掌握了绝大部分文学资源，但在实际行动上，已不再阻拦甚至公开出面鼓励“本土文学论”的建构。在政权的庇护下，“本土化”理论队伍迅速壮大，舆论阵地不断蜕化和被占领，故“本土化”很快向解构“中国中心论”过渡，乃至达到甚嚣尘上的地步。
这里讲的“本土化”，其内涵不再是以往的“反日”、“反西化”，而是逐步演变为祖国大陆为“他土”的“反中国”倾向。他们不仅在文学理论上宣传，而且向当局呼吁废除当前教科书以中国为中心的编撰标准，开放语文教科书的自由竞争制度。[20]
台湾本土文坛内忧外患，它在向“中国”争自主权的同时，台湾文学内部的客家文学、原住民文学也在向以闽南语为主导的“台语文学”争自主权。这是世纪末在台湾文学主体性建构中的“内战”与“外战”部分，文学史家不应忽视。
台湾文坛不管如何受中心／边缘、台湾结／中国结矛盾的纠缠，只要有官方或明或暗的支持，独派拥有的文化与教育资源就会日益雄厚。仅文学刊物而论，独派拥有《文学界》、《台湾文艺》、《文学台湾》、《笠》等4个刊物，而鲜明举起统派旗帜的只有《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等极少数刊物。
由于台湾文学系、研究所的相继建立，台湾文学正成为一门显学。在90年代，接连有不少大型文学研讨会的召开，如1995年的“台湾现代诗史研讨会”，1997年的“台湾现代小说史研讨会”，为台湾分类文学史的编写奠定了基础。1997年还有两场背景不同、主题不同的乡土文学论战的回顾与再思研讨会，其中论战的火药味强化了人们对乡土文学的集体记忆。至于彭瑞金的《台湾新文学运动40年》[21]的出版、台语文学的理论建构及其使用拼音字还是汉字之争，同样适应了本土论述蓬勃发展的需要。与这种鼎盛局面形成反差的是：在“去中国化”之风盛吹下，90年代的大陆文学研究比80年代大幅度滑波。
从1986年兴起的女性文学研究，到了90年代仍方兴未艾：小说研究领域跨越了文化界线，从雅文学迈进俗文学领域。还有的论者用精神分析学及同志／酷儿理论，挑战小说中人物身份、性别的界线。钟玲对台湾女诗人的作品中的中西文化传统的论述，和李元贞对女诗人的文化主体研究一样，堪称双璧。
90年代后期西方文论仍大行其道。一些学者所引进的后殖民论述，被作为建构台湾文学批评与台湾文学史的重要依据。如邱贵芬的论文集《仲介台湾·女人》，结合后殖民理论，以反霸权的立场探讨男性、女性小说文本中的历史情境、性别变异、国族想象、阶级及种族压迫，颇有新意。廖炳惠所走的是另一条路线。他出版的《回顾现代·后现代与后殖民论文集》，企图将现代性问题同后殖民后现代性问题联系起来思考。张小虹则把研究重点放在后现代与女权主义文化方面。这些学者的后学研究，带有小众倾向，他们只将后学“看作是一种西方的新思潮，而没有将其看作新的思维方法和价值转型的方法”，[22]多重视福柯等人的学术思想研究，相对地忽略了对社会文化形态的影响，这就影响了研究深度。
七、两岸三地文论的另一道风景线
在历史的门槛跨过20世纪时，不断求索的台湾文学评论家对上世纪的艰辛奋斗寄托了特殊的情怀。近百年文论的发展，经历了“五四”文化运动的洗礼、日据期间日本文化的侵蚀与感染、1949年后随着台湾社会的变迁和欧美文化的大量引进，由此产生了与大陆文论比较而言的独异风貌。尤其是“文革”期间，它的正常运转，填补了中国当代文论的一段空白。
上世纪的文论记载了探求者的艰难跋涉。这种记载包含着前辈们追求文学的独立自由的精神。从当初虚构的“‘中华民国’文学代表中国文学”到“台湾文学”作为一个区域文学正式浮出水面，的确蕴含着台湾作家和文论家争取自主性的历程。虽然对这“自主性”统、独两派各有自己的不同解释，但压制与反抗、有序与无序、独白与复调、一元与多元，都在这一阶段的文论历程中得到充分而鲜明的展示。将这段文论史书写下来，人们将从中看到先行者们在五、六十年代为摆脱“工具论”，为抵制当局用“中华民国文学”取代“台湾文学”，和90年代抵制分离主义者为把台湾文学蜕变成“台湾国文学”所留下的泪痕和血迹。
台湾文论的负重超过中国其他任何省市。特殊时代和特殊地域造就了他们政治大于艺术，批判多于建设，论争多于探讨，引进甚于消化的特点。建立体大虑周的理论体系，形成具有共同解读策略的诠释团体和独特风格的评论家，并不多见。台湾文论家的写作活动总受文人相轻乃至相伐的环境所制约和伤害。本来，不论是学院派还是本土派，不乏意识形态与文学观念相近的评论家，也有在党同伐异中互相唱和与声援者。但严格说来，这还不真正是文学评论流派即诠释团体的形成。正如孟樊所说：即使有人想树立自己的理论大师“风范”，也因缺乏一群前呼后拥的追随者，无法将其“一代宗师”的地位显示出来。[23]
台湾近百年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及演变，从外缘因素考察，作家和评论家在1945年光复后恢复使用中文，是一大分水岭。在后半世纪的发展中，1987年政治上解除戒严令，则又是一大转折点。从50年代到80年代后期，政治权力的运作，对文化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解严”后，政治影响主要不表现在文艺政策上，而主要体现在意识形态方面“去中国化”与“保中国化”之争。此外，经济起飞、商业繁荣导致文学商品化，对文论发展的消极影响也不容忽视。
如果说权力是政治集中表现的话，那无论是日据时代还是光复后国民党执政时代，当权者均要求文学为政治服务，文学批评同样受政权的刚性支配。在这种背景下，便出现“服务型”的评论，如日据时代依附“皇民文学”的评论及50年代官方评论家的“战斗文艺”评论。也有“反服务型”的，如日据时代赖和、杨逵等人的反“皇民文学”的作品及其评论；70年代尉天骢、陈映真等人以反西化、反殖民的批判精神引导台湾文学的发展，并以文学的道德性质拯救台湾社会的评论。另有一种企图超越政治的纯文学评论与研究，如叶维廉对东西比较文学中模子的运用研究及柯庆明的文学美综论等。在这三类文学研究中，最有理论深度和学术价值的是纯文学的理论研究。
“解严”后的台湾文学评论与研究，由于政治强权的瓦解和商风对文风的侵蚀，不再可能像过去那样有明显的文学主潮。标新立异，三日一旗，五日一帜，却是风尚之使然，如从文体论走向意识形态批评，从形式主义走向反形式主义，从新批评逆转社会学批评，从作品中心论翻转到读者中心论，还有从现代走向后现代，从解构主义走向后解构主义，以及用女性去解构男性，用后殖民去解构殖民，用同志去解构异性。这种解构思潮向以作者或文本为文学创作及研讨的传统道路提出了挑战，使世纪末的台湾没有任何一种文学批评观念和研究方法可以一统天下。
1949年之后，由于台湾当局严禁30年代乃至20年代文艺的传播，“五四”新文学传统在这里被切断，因而不少作家热衷于“横的移植”，同时也由于台湾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日本乃至欧美文化从不同管道进入台湾，使台湾文学及其理论批评从整体上呈现出与相对封闭的大陆文论不同的海洋文化的开放特点。从60年代起，新批评、结构主义批评、现象学批评的盛行，均说明台湾文学批评深受西方文学的影响。拉丁美洲等第三世界文学论的“入侵”，则是80年代以后的事。正是在海洋文化的巨波冲击中，台湾的文学与理论批评，被置于全球化格局之下，和整合世界文学的流向保持紧密的联系。
和海洋文学开放特征紧密相连的是，旅居海外的台湾文学评论家，在冲击台湾原先封闭的格局中起了重要作用。50年代后期，随着当局脚跟的站稳，教育逐渐的普及，出国深造蔚为风气。许多未返台的作家和评论家，其论著仍在台湾媒体发表，还不时回来参加文学评奖及讲演活动。他们不以局外人自居，而是以岛内评论家的身份发表各种文学见解乃至参与文艺论争。这些留学生所带来的欧风美雨，所引进的西方各种文艺主张，激活了台湾文学的研究与批评。也有个别不在台湾本土成长的学者（如夏志清），由于他们所从事的台湾文学批评活动及对台湾文坛所起的巨大的影响，亦可将其视为广义的台湾文学批评家。
在50年代，台湾的文学评论家多来自军中，个别出自本省，另还有女评论家与学院评论家的称谓。后来由于学院型评论家及本土评论家的壮大，因而台湾评论家只有外文系与中文系出身之别、外省评论家与本土评论家之分。前者区分的意义在于：外文系出身的评论家在比较文学研究方面做出重要的成绩。在关注当前文学创作方面，也比中文系学者得风气之先。而中文系的学者，由于在戒严期间不能讲授、研究《中国新文学史》及台湾本土文学，故他们较封闭。“解严”后，他们由传统义理与考据的研究转向当代台湾文学研究，吕正惠、李瑞腾、陈万益便是这方面的佼佼者。与此相似的是，外文系由埋头研究与翻译西洋文论，回头致力于传统文学和当代台湾文学的研究，尤为关注当前的文学创作状况，如年轻学者廖咸浩、王德威、邱贵芬等。此外，还有来自非文学专业与其他行业的学者，如学医的王浩威，学历史的杨照，学法律的林耀德。在近20年，战后出生的评论家显得最为活跃，也最有后劲。正是新老评论家的结合与中西文论的融会，使台湾文学理论与批评不断向前发展，成了两岸三地文论的另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这里还不应遗忘媒体的支持对台湾文论发展的推动作用。在学报以外的刊物中，唯一可接受学术论文格式的《中外文学》，从创刊到现在始终是各种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的大展台。为台湾文论作出贡献的还有夏济安等创办的《文学杂志》、白先勇等创办的《现代文学》、尉天骢主编的《文学季刊》、隐地主编的《书评书目》、陈映真为发行人的《人间》丛刊。《台北评论》、《当代》、《联合文学》、《台湾诗学季刊》所发表的文学评论，也相当引人瞩目。《文讯》及90年代昙花一现的《台湾文学观察》杂志，为台湾文学评论与研究所作的努力，更是不可抹杀。不过，有另一类刊登在报纸副刊上的文学评论，挤压和蚕食了学院评论的发展，尤其是它在转换批评主体寻找新的文学观念，形成新的评论话语霸权和用专栏等形式制造新闻热点方面所起的负作用，不能不引起注意。
台湾文学理论批评在许多时侯呈现出精英文化的特色，不过由于圈子多，不少评论家把精力浪费在党同伐异的论争上，再加上经济上市场化、文化上世俗化的背景，使他们的评论常常缺乏理论深度和思想厚度，这便造成轻批评家过剩。当然，也有人认为有自己理论体系的评论家在台湾不少。如在20世纪末，台湾进行过一次规模颇大的台湾文学经典评选，王梦鸥、夏志清、叶石涛的著作被评为文学理论经典之作。其实，就他们单个的评论与研究的成就而言，仍然和“理论大师”有一定的距离；而就时代来说，这个从长达40年的戒严刚复苏过来的社会，面临新的历史抉择，即面对国家认同、黑金挂钩、政治权力再分配、族群对立与融合、生态环保、家庭暴力、雏妓等一系列问题，整个社会仍被“台湾结”与“中国结”的争夺阴影所覆盖。在这种大环境干扰下，距理论经典作品的产生及由此出现理论大师的时代仍然遥远。
收稿日期：2003-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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