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识现实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实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实主义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思潮，在相当长的时间中，占据着创作和理论的主流，至今依然具有生命力。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对现实主义的理解曾被局限在单一的价值与封闭的框架内，其地位具有政治的独断性。新时期以来，对现实主义的理解有了重大变化，开放式的解释模式基本形成，但还有许多问题还需要深入思考。这里发表的孔范今先生的《重识现实主义》，是一种相当深刻的解释力作。论文围绕近十来年关于现实主义的几个争论的核心问题，提出了独特新颖的观点，得出了新而深刻的认识，并通过对现当代小说实践的分析，为其观点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文章非常大气，理论性强但不虚空，结论鲜明决非牵强，给出了进一步思索的理论空间。王庆的文章，以现当代小说中的大众语的演变及其命运为切入点，对大众语的形成、在各个时期的地位作了较深入的讨论，具有鲜明的历史感和价值倾向，值得一读。
——何锡章
提出和谈论这一话题，我想还是要从1996年的现实主义冲击波说起。
当时的那一幕我们当还记得。以“三驾马车”为主的现实主义文学的新取向，成为文坛一大亮点。但就在它以有别于我们传统现实主义的新范型对文坛形成一种冲击之后，所招致的却大多是批评性的意见。对其所做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对改革现实的反映未达到“本质性”真实，显得表面而且片面；二是缺乏明晰的价值立场和应有的批判力度。
在近百年来形成的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观，所一向强调的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些问题。很显然，当事实上已经突破了传统现实主义制约的这种新的文学范型出现时，批评界拿来应对和强作解释的，仍然是传统现实主义的文学理念。当时的批评，叫人总觉得有文不对题之感。当然，这种新意无多的同调批评也不会持久，一阵雷声之后即归于沉寂。我想，有一种情况1990年代之后表现得比以往还要严重，那就是理论批评与文学创作实践发展的隔膜与脱节。我做我的，你说你的，看似相干实不相干。批评理论在此时的确也在追求新异，你们西方讲现代主义我也讲现代主义，你们讲后现代主义我立马也讲后现代主义，不是自主创新而是趋新逐异。我不是说在开放的世界语境中不应该向西方借鉴学习，也不是说西方的文学思潮和创作倾向对中国就没有影响，但是问题在于，我们自己批评理念建构的根基在哪里，属于我们自己的无愧于前人也无愧于来者的特色建构又是什么？我以为在1996现实主义冲击波出现之后，理论批评界没有抓住这一机遇对传统现实主义作一相对沉静的认真的反思，对现实主义文学理念进行一种超越性的追问与重构，而是把它当作一个陈旧过时的包袱一把扔掉，一步跨过了这道门槛往前竞相追新逐异去了。可有个基本问题我想是不能被忽略的，现实主义文学尤其是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实乃为文学活力的基本命脉所在，不管文学如何随时而进，如何变异发展，不仅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永不会断流，就是现实主义范型的文学也不会销声匿迹。就中国文坛的当代发展而论，不只是1996年前，就是在1996冲击波之后，作家们事实上也没有间断对现实主义自觉与非自觉的探索与表现。而且在我看来，在一些精英性的创作里，现实主义文学有着丰富的突破性进展，而在看似很新潮的某些作品里，也蕴蓄着耐人寻味的现实主义质素。对此，我们的批评研究往往是视而不见，而一律以竞新逐异的种种新词语概之。这固然一眼看过去也觉生龙活虎，但在批评对象面前总免不了强作解人的尴尬。
有鉴于此，我以为有必要重提现实主义，重识现实主义，以冀从根本处重建关于现实主义的新理念。这不仅是对此前被忽视的一个学术环节的历史性补偿，同时更是当下文学理念科学建构的必要一课。
当然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我们所说的传统现实主义，是在近百年来由现代文化启蒙运动和现代政治革命活动既对峙又互动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基本的文学理念，它虽然具体地表现为不同时段、不同类别之间的差异，但却又有着鲜明的共同性。作为传统现实主义的两种基本范型，无论是启蒙现实主义还是革命现实主义，它们都无不属于历史工具范畴内的理念建构，且均以“进化论”为历史观念建构的支点。在写什么和如何写的根本问题上，它们都要求关注由其特定历史活动所规定的社会现实中的重大题材，而且要求创作主体必须秉持由这种历史活动所规定的价值立场，能够在对现实生活的“客观”反映中表现出生活的“本质真实”。这种反映虽然也必须有对生活负面现象的表现，但那一定得是价值预设的对立物，且一定要以正义必胜的结局或喻示，表现出历史乐观主义的精神。它们同时还要求，创作主体必须具有极为理性的认识分析能力，在与该历史活动价值同构的意义上旗帜鲜明地表现出自己的判断和态度，以直追“实质”的批判力度来赢得表现的深刻。也许现在看起来这一切都是那么简单、机械甚至可笑，但由它们这种悖谬于文学本体特性的生硬与牵强，却不仅已经直逼到文学为何物的文学元问题，而且涉及到了文学与历史、文化、人生等多方面的复杂关系。因此，要在对其反思的基础上达至对现实主义的正确理解，决不是以一个“不”字就可以奏效的。情绪性的简单反弹，看似你远离了它，但骨子里左右你对现实主义理解的则还是它的幽灵。所以我们需要做的，则是对所涉及的一些根本性问题，沉下心来进行一番认真的研究与辨析。
就我的理解而言，我认为目前亟待弄清楚的是下面两个相关的基本问题：一个是对现实主义所必须关注与表现的“现实”如何理解，一个是对所谓的“批评力度”又该怎样认识。
先来谈第一个问题。一般说来，要求现实主义文学对现实的特别关注，甚至要求其对现实中重大问题的关注，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在创作主体与表现客体的关系上，现实主义本来就是以尊重表现对象的客观性，并由此构成有别于浪漫主义等偏重于主体性抒发的特定主客对话关系而显示其特色的。传统现实主义强调对“现实”尤其是现实中“重大问题”的关注，问题出在它先已改变了文学的基本属性，而且为其所推重的“现实”和现实中的“重大问题”，又是由其历史立场和价值体系整饰改造过的“现实”与“问题”，也已经必然地在一定程度上或者简直就是在根本上违背了“现实”与“问题”的客观真实性，甚至会导向对伪现实、伪问题的臆造。可以说，在那种推演到极致的传统现实主义模式中，所谓创作主体与现实“本质真实”的对话，实质上乃是作为历史价值主体的自我观照与肯定，与文学已经离得很远了。
在人类生存中，文学艺术的创作并不是因要为某种历史活动服务而存在的。说到底，它既是人类生命中的一种创造能力，同时又是人类生命中的一种不可或缺的需要，或者毋宁说，它是人类生命存在的一种形式。人类生命的存在，需要几个不同的世界来构成和维持。它既需要一个基本的物质世界来提供生命存在的基本保障，也需要一个政治制度和伦理秩序的世界来维护社会性生存的和谐与互动，还需要一个智力创造的世界来不断地完成前两者的有效生成与发展，并在其中使生命得到智力创造能力的自我体认与满足。此外还有一个情感与想象的世界，正是在这里，文学艺术呈现出了自身的特性和价值。无论是生命个体还是生命的群体性生存，不论何时何地都注定地只能是一种有限的存在，生命欲求的无限性与生命存在的有限性之间势必成为人类永远面对的矛盾，生存悖论自然也就成为人类永远摆脱不掉的悲剧性境遇。在此种境遇中，生命所固有的情感因素和想象创造的无限性，便能发挥出可以慰藉、调节和平衡人们心灵乃至保证生命健全发展的作用。所以文学的创造，不管是现实主义还是其他的什么主义，只要还属于人类艺术正常范围内的创造，就无一不是生命有感于生存境遇或者说生存问题时的情感抒发和在想象世界中的创造，只不过现实主义的文学想象有如前面所言，更为重视所感受世界中的他者和感受对象的客观性罢了。由此说来，现实主义文学眼中的“现实”实际上并不同于历史变革者眼中的“现实”，而现实主义文学的作用也不能被一厢情愿地理解为工具性的服务。有种情况在中外文学史上都是有可能会出现的，那就是当某种历史变革引发的社会心理反应与文学关注点共振性契合时，文学所产生的感受和理解与该历史变革取得了意义同构的效果。但即使在这种状况下。文学若是遗落了自己独特的眼睛，则也会丧失其独立性品格的。应该说，对于现实主义文学来说，“现实”是丰富而多样的，即令是为传统现实主义所指涉的“现实”和“重大问题”，也不构成为文学的避离之地，只要创作者以文学的眼睛去看取它，以文学所看重的生命感受去感受它，就不会再有以往的教训发生。
需要特别指出，在历史的复杂情境中，现实主义所偏重的现实及其价值取向，应该具有鲜明的人文主义特征。如果不再接受由“进化论”所决定的线性史观的制约，就会发现历史的发展原本是一个由不同因素多维性结合甚至是逆向构成的调适过程。对于文学特别是现实主义文学所应特别关注的是，历史的变革在它以强大的破坏力颠覆旧有的秩序和价值规范时，所必然发生的对传统中人文性文化的贬抑和否弃。因为信仰伦理的沦丧和社会文化价值的失范，所导致的后果必将是人性恶的膨胀，而且最终让行为的结果走向预设目标的反面。人文性文化中所包蕴和倡导的是人性与人类生存中具有永恒性价值的东西，对它的寻找、维护和倡扬，看起来与历史变革的价值导向成逆动之势，但实则是对人性及人之生命健全发展的关注与呵护。大而言之，从人类生存的健全发展来看，它在与历史变革价值导向制衡中所起的作用亦善莫大焉。从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文学的这种人文性自觉和实际创作成果都是灿然可观的。在以对科学主义、理性主义及现代市场观念极端推崇和现代工商业发展为表征的历史现代性展开的过程中，与传统会通的人文性文化一向为自甘边缘的作家如郁达夫、废名、沈从文等所珍视，并以之对抗现代都市文明的堕落趋势。惜之这一非主流性传统长期被贬抑和曲解，遮蔽了其独异的价值与贡献。
同时，历史变革对基层民众的生存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应该是或者更应该是现实主义关注的现实和问题。历史变革是以社会进步和改善人们的生存状况为目的的，但现实性的悖论却是，至少是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内，它给生活在基层的民众所带来的倒可能是有过于前的生存窘境和心灵的苦痛。历史的发展是复杂的，如果这一变革本身在历史的新旧交错和价值失范中也几乎无以避免地成为畸变或异化之物时，那么给基层民众带来的就只能是生存灾难了。就像在《我这一辈子》、《骆驼祥子》等作品中老舍所表现的那样，年头的确是一年年在变，但在畸变的改良进程中，人文性的传统和生存氛围已成背时之物，作为裱糊匠的“我”不仅失去了维持生计的手段，而且厄运连连，没有任何能力改变终苦一生的命运。而壮如旺树的祥子，则不仅买辆人力车的梦想屡遭破灭，而且连做一个好车夫的可能都被褫夺，最终成为人性严重异化的个人主义的末路鬼。巴金在创作于1940年代的《憩园》、《第四病室》和《寒夜》中，对社会的不公和基层民众的生存苦难也做了极为感人的描写，而且揭示了社会在其前行中也会制造新的不幸者和新的苦难，读来令人扼腕。在这里我又要说到1996年的现实主义，因为在我看来，它们就属于这一文脉的新的发展。我们现在的改革开放，确实是达至富民强国的根本之途，但这并不意味着方方面面均能齐头并进，立马就能同进小康的。新的社会不公，一些基层民众生存保障的丧失，和种种腐败行为和不良之风的滋生与漫延，使某些基层民众成为生存困厄首当其冲的承当者。而这一年出现的如《大厂》、《九月》、《学习微笑》、《分享艰难》等现实主义作品，其可贵之处就在于它们率先关注并表现了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基层百姓生存的困窘和心灵煎熬。这些作品中的人物，不仅生计成了问题，而且为了自己尤其是众多工友和乡邻的生计，不得不躬行一种为自己所不能认同的价值行为，从而不得不忍受由此造成的心灵自戕、人格自渎的深在心灵悲剧。这些作品所展示给大家的，该是一种多么令人动容的社会现实，而由其表现出的，又是多么强烈的人文情怀和独到的人性深度！
接下来再谈第二个问题。要求“批判的力度”是传统现实主义的一个基本规范。过去，曾经要求作家必须要有先进的世界观和与历史价值范畴中进步变革行为一致的立场、观念与方法。因为只有做到了这一切，才能对所描写的现实及其中的问题给出正确、明晰的分析和判断。现在，似乎已不再有人由此出发来议论创作了，但笼统地以“批判的力度”来要求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还依然是一个基本的认知趋势。可能被用来作为依据的价值尺度已被置换，谁也不会再拿“政治标准第一”来说事，但对“批判的力度”却仍抓住不放，足见传统认知模式的惯力之大。
其实现实主义文学并不就等同于批判的文学。文学艺术创造是人类以情感和想象把握世界的一种独特方式，现实主义作为文学的一种范型，在与现实对话和进行艺术创造中，其根本的特征也同样是感悟与想象，而不是简单的认识与判断。对它的评价只能是感受的深浅如何，而不是批判的有力与否。人类现实生活的本身是丰富、复杂和多义的，真正的现实主义作品也具有多义性，作家所给出的往往并不是一个明晰的意义和答案，而是面对悖论性的生存现实和网结丝连的人生困境时的怅惘与苦闷。它给人的是感动，是心灵的敲击和震撼。人性生存的意义，只有到了政治家、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那里才会变得那么简单明了，而在文学家、艺术家那里则可能是永远破解不开的谜团。为什么这些年大家都心仪于对生活原生态的呈现？就是因为这样可以有效地规避过去那种简单化的描写和对意义丰富性的伤害。
诚然，我们一向都在把十九世纪欧洲的现实主义称之为“批判现实主义”，但第一，那是苏联的政治文学观念给予的命名，现在对于我们而言，它只不过是个指称的符号罢了；第二，如果认真审视一下就可以知道，被视为其特征的所谓“批判”，其实并不是缘之于政治、历史方面的价值判断，而是来自于作家的情感态度和对人性善恶的伦理性褒贬。而且这一切并不是由理性剖断来表达，而是经由典型化的集中，自然而然的体现于活灵活现的形象世界之中。比如巴尔扎克，他应该算是其中最具批判性特征的一位作家了吧？在他的作品里，他简直就像是悬在所有人物头上的一双审判的眼睛，清楚地知道在金钱已被异化为上帝的时代，他们的人性被残酷异化到何等骇人的地步。但这依然是其形象世界的特征而不是理性的宣判。的确，他自己曾明确表示过，他是主张“寻出隐藏在广大的人物、热情和事故里面的意义”（《“人间喜剧”前言》，下同）来的。但是须知，他所理解的“意义”不过是关乎人性生存永恒性价值方面的思考，目的是为了“看看各个社会在什么地方离开了永恒的法则，离开了真，离开了美。”这和人们通常的理解实在是大相径庭的。如果我们再看看托尔斯泰，就更可以了解其所谓“批判”的特质和创作倾向的多样性了。与巴氏不同，托尔斯泰从来都不把自己凌驾在作品人物世界之上，他总是与人物们一起感受着人生的困惑与苦痛。如果说前者关注的是金钱对人性异化的惨烈，托尔斯泰则认为人性异化不仅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事情，而是一个人类始终存在的问题，所以他关注的是人如何救赎和自赎的问题，满纸都渗透着他的真诚与善良，由此而赢得了世界各国读者由衷的敬仰。
说来很有意思，如果我们对近百年来我国现代文学生成发展的历史略作回顾，对其现实主义传统形成的历史过程稍加检视，就会发现托尔斯泰和巴尔扎克在其间所遭遇到的不同命运。总体上的接受趋势是：搁置托尔斯泰，曲解巴尔扎克。在中国现代启蒙思潮初起之时，尽管在文学方面为其所倡导的“写实主义”主要接受的是科学主义、唯理性主义的影响，欧洲的自然主义乃至成为一时被追捧的对象，但由于同时对人道主义的关注，托尔斯泰以其人道主义倾向和艺术表现的魅力亦曾被人们一度看好。但随着“文学革命”向“革命文学”的转型，因历史与政治观念的隔膜，他便日渐成为被贬抑和搁置的对象。在这方面，鲁迅和茅盾认识的变化最具代表性。比如茅盾，在早是“我爱左拉，我亦爱托尔斯泰”（《从牯岭到东京》），但后来却就是“人生派中如托尔斯泰的意见，我却又不赞成了”（《告有志研究文学者》）。到革命现实主义的发展时期，巴尔扎克似乎是遭逢了好运，虽然其“保皇党”的立场常被批判，但其自愿为历史家做“书记”的态度和以“批判”见长的文学倾向，则常常为人们所提及。但是，此时他以被严重曲解。他自己本来的表述是：“法国社会将要作历史家，我只能当他的书记。编制恶习和德行的清单、搜集情欲的主要事实、刻画性格、选择社会上主要事件、结合几个性质相同的性格的特点揉成典型人物，这样我也许可以写出许多历史家忘记了写的那部历史，就是说风俗史。”但在我们这里，几个基本的概念都被改换内涵了。由上述这一变异的过程，我们清楚地看出对现实主义的理解，走过的正是不断强化政治倾向和“批判”功能的非文学化的路子。但是作为今天的我们，也应看到许多作家在内心里却并不能因此就断绝了对更为文学性的现实主义的体认与向往。就如茅盾，直到1962年他在给庄钟庆的信中还说：“我也读过不少巴尔扎克的作品，可是我更喜欢托尔斯泰。”恐怕也正因为这一点，新时期前被认为正版的现实主义作品，也没有落到完全被异化的地步。
最后我要说的是，在近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中，除为本文所指涉的这种主流性现实主义传统之外，如前文所涉及到的，在边缘处事实上还生存着与其对峙或者相异的多种现实主义文学的流脉。我想，在我们当下对现实主义的重识与重构中，它们肯定具有更觉别样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