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期的学术生产方式与学术评价——以期刊影响因子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术论文,转型期论文,生产方式论文,因子论文,期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期刊影响因子只是图书情报学使用的文献计量专业术语。90年代以后，在学界“思想淡出，学术兴起”的背景下，围绕期刊影响因子而开发出来的学术评价功能成为期刊界与主管部门十分关注的对象，同时也引起学界广泛争论。在目前的讨论中，人们大多是从文献计量学角度和技术层面来分析以影响因子数据为核心的引文评价的合法性，而缺乏从社会转型期学术生产方式这个更为广阔也更为基础的立场进行反思。实际上，引文评价方法在中国引发的争议，与我国特殊的学术发展程度、学术生产方式及学术体制相关，中国社会转型这个特殊的历史背景对学术研究和学术评价不可避免地产生种种影响。忽视了这一社会历史背景与学术自身的发展逻辑，单纯从文献计量学角度和技术层面去讨论学术评价和学术期刊评价，则会“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一、启蒙与科学：两种学术生产方式与双重历史使命
在当下的讨论中，无论是学界、期刊界还是引文数据库的制作者，都已意识到引文分析方法只是一种外部的定量分析，而不是定性分析，因而存在缺陷；不过，许多人认为可以从定量的数据分析和定性的内容评价两方面相结合来解决这一缺陷，如提出“定量与定性评价相结合”、“注重基础理论、评价方法、专家评价法和合作研究”等①。乍看起来，这似乎是针对目前存在问题的合理解决方案。与这种思维范式相应的是，图书情报学的主流研究范式也是着眼于“完善”引文评价，而不是去思考引文评价本身的合法性问题，更没有注意到中国社会转型期特殊的学术生产方式与科学范式对学术评价深层次的、根本性的影响。实际上，在西方学术和科学史上，科学研究范式的转换已有好几次，而每一种科学研究范式实际上都对应着某种特殊的学术规范和学术评价方法，不能把适应于某种科学研究范式的学术评价方法普世化，简单移植到另外一种文化与学术范式传统之中。从根本上说，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分析只是一套适应西方某一发展阶段的、特殊的学术评价方式，它没有普世的意义。
1.“科学引文索引”是特定学术生产方式与科学范式的体现
从科学研究范式的角度来看，学术评价只是某种类型的学术生产方式整体活动的一部分，不能脱离一定的学术生产方式来讨论学术评价方法，否则，就会导致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这里说的学术生产方式包括学术共同体、学术规范(学术范式与学术意识形态)、学术期刊、学术评价等几个部分，期刊影响因子问题只有放在整个大的学术生产方式中才能看得清楚。从大的历史背景看，影响因子问题是产生于西方特别是英美社会转型完成以后进入相对稳定的20世纪，适应相对稳定的学术分工体制和科学研究范式。加菲尔德所说的“科学引文索引”概念中的“科学”一词隐含了科学范式的意义，具有独特的社会历史语境与方法论内涵。
首先，所谓的科学是指科学传统。加菲尔德之所以在上世纪60年代初才推行“科学引文索引”，是因为美国的学术发展到这个阶段，已进入一个“科学范式”与“学科范式”基本稳定的时期，所谓“科学道统”已经形成(后现代主义则是对这种科学道统的反叛)。引文工具应用的前提是基于共同的“科学的”学术生产范式，在这个前提之下，才能假设引用者与被引用文献之间存在着相似的或相关的观点、思路、方法，从而可以通过学术论文之间的引证和被引证关系，揭示人类科学知识积累的脉络，发现科研活动之间的内在联系。由于科学道统不同，“科学引文索引”在不同的学术传统中其效果其实大不相同。不仅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传统与西方国家不同，即使在西方，我们也可以发现英美学术与欧陆学术传统的区别：在欧陆传统中，特别是法、德，更注意人文学术，二战以来，法、德等国在人文学科领域风头更为强劲，因而对引文评价并不怎么关注；而英美更注重科学，也就更为重视引文评价。目前的CSSCI及类似的引文索引数据库主要是模仿美国的SCI、SSCI而建立，因而导致中国的人文学者对引文评价多持批评立场。
其次，所谓的科学是指科学研究方法。科学一词如果抛开其所代表的真理含义不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的科学，是指用实证的、数学的方法来分析社会问题(孔德称之为“社会物理学”)，而实证和数学方法的应用有一个前提，即数学逻辑的演绎必须先有一个假设。以被喻为“社会科学王冠上的明珠”的经济学为例，引文分析方法之所以可在经济学中大行其道，是因为经济学已经进行了数学化，并达到公理化的程度；而经济学之所以可以数学化是基于两个充满主观性的前提假设：人的理性行为假设和均衡假设。如果这两个前提不具备②，或者是研究者在这个研究前提上没有达成共识，那么就不能通过相关学术论文之间的引证和被引证关系来发现经济学研究进展的内在联系。因此，即使抛开文、史、哲等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差别不说，仅就中国的社会科学即经济学与社会学而言，引文分析也难以普遍适用于其评价；实际上，它只适用于经济学、社会学中偏重实证和数学方法的学科部门和研究方向的辅助性评价，其他研究方向如经济学理论与方法、政治经济学、转型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学以及社会学中的社会学理论、转型社会学等就基本不适用以被引频次、影响因子等量化数据为主要指标的引文评价方法。
从更大的学术与学科发展史背景来看，当一个社会已完成转型而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期之后，由于社会结构相对稳定，人们所面对的已不是宏大的社会变迁(改革与革命)问题，而是具体的、技术层面的问题。在此背景之下，学者们对于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没有太多分歧，遂可以共享某种科学范式；而只有基于某种共同的学科范式，学术论文之间的引证关系才能反映科研活动的内在联系。正是基于这种原因，美国的文献引用计量法才产生于社会相对稳定的六七十年代，而在西方社会转型和思想启蒙的17、18世纪直到学科开始构建的19世纪，学者们并没有必须引用文献的习惯和学术规范，这种做法其实正是在学术发展的初期为保持思想自由所必需的。
2.从社会转型的视角来看中国人文社科承担着两种使命、具有两种功能
从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历史视野看，中国的思想与学术承担着两种使命，一是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思想文化启蒙，所谓文以载道、文章启百代群蒙、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等都表达了这种意思，这也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追求和理想；二是基于赶超策略的、跟国际接轨的科学研究使命。在西方，近代以来的科学发展则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从14、15世纪的文艺复兴到17、18世纪的思想启蒙阶段；二是从科学革命与第二次工业革命到20世纪以来现代科学研究与现代学术体制形成的阶段。这是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但在当下中国，这两个不同的历史使命却共存于学术活动之中，西方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我们要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走完，必然会面临学术发展进程中特殊的“中国模式”问题，这是一种超强版的时空压缩模式：问题很多，而腾挪的时间和空间都很小，所以就很复杂，不能简单套用西方的某种方法来评价中国学术。
在思想启蒙与科学研究这两种功能中，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侧重点的不同自不待言；而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又不一样，更需慎重对待。自然科学更多的是科学研究，而且分工很细，应用引文评价方法，产生的问题可能没有那么多。而人文社会科学则承担了更多的启蒙功能，有许多大问题还没搞明白，许多转型问题的研究还需要有宏大叙事(宏大叙事的文章容易被文摘期刊转摘也反映了这一时代特点)，这类似于19世纪德国作为后发资本主义国家在转型和赶超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时所应运而生的古典历史哲学和国民经济学，它们既有宏大叙事以提振民族精神，同时还有意识形态性和民族性、本土性，以跟英国的经验主义哲学和世界主义经济学抗衡。这一成功的历史经验十分值得我们思考。此外，中国的学术体制和大学学科设置在50年代照搬了苏联模式，改革开放以后又学习西方，现在有许多学科其实还处于初创时期，或还处于综合的阶段，学术的分工和边界不那么清晰，甚至还没有开始分工和分化，特别是人文科学还没办法把启蒙与科学分得很清楚。③
正是由于我们处于社会转型期，中国的学术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大框架还没定，大问题还没搞清，有很多大问题可研究、要研究；正是因为还需要进行思想启蒙，人文与社科还没办法分得很清楚。此时由于无法进行简单分类，就不宜套用西方已经高度专业化和量化的方法来进行学术评价，因为那样会束缚住学术发展的空间。以西方经济学为例，其数量化始于20世纪，在18—19世纪为适应欧洲社会转型需要而产生的早期古典经济学则是与哲学、社会学结合在一起(当时有许多经济学著作的副标题就是“社会哲学”)，也没有那么多的数学模型；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具体说是在1870年边际革命之后，马歇尔将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中的“政治”二字去掉，经济学才逐渐进入一个大规模数学化和专业化的阶段。如果一个学科(特别是人文学科)越来越规范，那么也就意味着这个学科的大发展、大创新时期实际上已经过去。在经过了科学研究范式的转型期之后，重大的社会问题研究已被分割为各专业领域的小问题，研究这些小问题，必须遵循某种特定的学术范式(用福柯的话说，就是在一定的“认识型”的约束之下)也已是约定俗成的事。与西方不同，中国目前正处于转型发展期，改革进入深水区，问题很多，这对学者来说是件好事，因为产生重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突破的可能性很大。
从学术期刊自身的发展史看，也与启蒙与科研这两个阶段相对应。在启蒙阶段，并没有那么多专业期刊。只是到了20世纪初，随着知识的大爆炸，学术分工越来越细，研究越来越深入，才产生了越来越多的专业期刊。由于期刊越来越多，分类也越来越细，影响因子在期刊评价中才有了用武之地。与此同时，学术的高度专业化还造就了专业性的学术共同体。由于西方的专业期刊是以学术专业分工与相应的学术共同体为基础，因此期刊生存发展与发行量并没有必然的关系，许多期刊发行量只有几百本，只针对特定的人群发行，虽然发行量小，但由于可以满足专业学者的要求，因而定价高，再加上日常运行成本低，所以就可以生存下去。中国目前的人文社会科学还没有达到类似于西方学术分工很细的阶段，更多的是处于社会转型和思想启蒙阶段，我们的很多研究还是为党和政府决策服务，这从国家社科基金的立项导向就可以看出来。与这种状况相应的是，中国目前有许多学术期刊还是综合性期刊，即便是所谓的专业刊，也只是简单地按十分笼统的学科进行划分，并不是真正学术专业化发展的产物。
二、学术共同体、学术规范与期刊影响因子
前文论及，引文分析因适应西方学术分工体制而产生，影响因子之所以能被用于期刊评价，最重要的原因是专业分工的精细、科学范式的确立和学术共同体的制约作用已经形成。对照中国的现状，专业分工尚在初始阶段、学术范式未能确立、学术共同体没有形成，因而影响因子评价大行其道必然招致激烈批评和抨击，一些有识之士已意识到当前期刊与学术评价的深层次问题是“缘于体制”④。这反映了学者们对学术、期刊、引文数据库等相关问题的反思已达到体制的层面，触及问题的关键。从体制的角度看，期刊影响因子评价被误用或滥用的关键原因是现行学术体制和学术期刊体制下建立在专业分工基础上的学术共同体与学术规范的缺失。
1.学术共同体与学术期刊
所谓的学术共同体，实际上是共享某种固定学术范式的群体，最小的学术共同体就是学派。大体上看，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形成学派，还处于“个体户”阶段，既各自为战，同时也各自为政，缺乏共识，形成学术共同体的条件和群体意识都不具备。只有处于共同的学术共同体和学术规范之下，才会出现真正的专业学术期刊。从这个意义上说，学术期刊表面上看好像是主编和编辑在办刊，而实际上，学术期刊代表的是一个学术共同体，是一个学术群体在办刊，“一篇经过严格评审的期刊论文，‘它的首要功能是作为一种知识声明，宣布它已经得到了科学家同行的评议和承认’。”⑤
正因为学术期刊代表了一个学术共同体，即科学家同行，学术期刊才必须实行双向匿名专家审稿制。如果一个作者向一家学术刊物投稿，实际上就有一个隐含的前提，那就是认同这个期刊背后的学术共同体和学术规范。如果不认同或不想加入这个圈子，他就不应该也没有必要向这个刊物投稿。所以，作者对学术共同体、学术规范以及评价标准的认同，是同行审稿和匿名审稿的前提。由于我们现在还没有学术共同体，也没有成熟的学术规范，所以在具体办刊实践中，同行审稿和匿名审稿的意义十分有限，其实际效果甚至不如具有专业水准的主编和专业编辑审稿。这是因为，审稿人其实并不代表学术共同体，也没有统一的学术评价标准和规范。目前中国也有许多刊物自称是双向匿名审稿和专家审稿，其实际效果到底如何，恐怕只有这些刊物自己知道。
总之，期刊影响因子在学术评价中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其本身包含了同行评审的认可信息及其对论文投稿(投稿人不敢乱引文献)与稿件遴选的积极导向功能。只有学术共同体建立，并且具备这个导向功能，期刊影响因子才能在一定程度上表征其所发表论文的学术质量。学术共同体形成之后，就有共同的学术立场和学术规范，并在专业内部达成广泛共识，学者们能自觉遵守这种学术规范，只有这样，学术评价标准才是统一的，才能谈得上共同的学术评价。有了学术共同体、学术规范与学术评价标准，才能应用引文数据来评价一个学者的学术成就和期刊的影响力。试问一下，在当下实行匿名审稿的刊物中，有几个审稿人会认真审慎地对作者的参考文献和学术规范进行考查和提出质疑？即使有，恐怕也不会很多。
2.学术共同体和学术规范的缺失与文献引用中的假、冒、伪、劣问题
在目前对引文评价方法的批评中，有许多人质疑引文数据库的制作方法；而数据库的制作者则认为，有些因素属于非学术因素，其对期刊影响因子是非实质影响，有些因素，如引文行为的不规范性、源期刊库收录范围的影响只能算作是影响因子计算的“系统误差”，虽能影响期刊影响因子的绝对值，但对特定学科领域及特定统计源期刊库中各期刊间的相对排名秩序影响较小，是可以接受的。这些辩解有一定的道理，但都忽视了一个前提，就是学术分工、学科分化以及学术共同体已经形成，学术共同体中的同行审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这个“系统误差”，而这个最关键的前提条件，目前中国恰恰没有具备。由于这个基础性条件的缺失，导致了文献引用中存在假、冒、伪、劣等现象，下面试作分析。
(1)“伪引用”与“劣引用”。稍经学术训练的人都知道，做研究时需要对已有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故而在写作论文时一般会作学术史回顾和文献综述。但在学术期刊的编辑实践中，我们不难发现，许多作者没有做到或做好这个工作。较之纸本时代，数字化的期刊数据库为学术史的梳理和文献回顾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但同时也带来许多困惑，首先遇到的问题是信息的混乱与过剩，有用的信息被湮没在大量的垃圾信息中，信息噪音与污染足以影响人的判断力。有人形容为：到处都是信息，最缺乏的就是有思考能力的大脑。其次是人们对网络检索、导航工具的熟悉程度不同，如果平时的学术积累不够深厚，学术研究的方向感不够敏锐，仅依靠搜索引擎，甚至依赖搜索引擎，那么，真正有价值的文献未见得都被检索出来，在文献海洋中“迷航”也就在所难免。可见，在信息过剩和杂乱的情况下，如何筛选信息就极为关键。此外，对于检索和筛选出来的文献，如何进行引用、分析及评价，更与研究者的学术功底有关，不准确甚至是错误的文献回顾和评述，往往会带来被引文献与其实际价值的错位和背离，这样的引用，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就是“伪引用”、“劣引用”——不应引的引了，该引的却不引，反映在引文数据上，其所产生的影响因子也就不能反映真实的学术状况。
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就是，每个个体能力不同，在获取信息的过程中必然存在着不同的“信息差”。人的价值观、智力水平、文化程度、知识结构，甚至个性以及人生经验等，都会影响到个体的认知水平和“信息差”。作者使用参考文献的过程不仅仅是简单地上网去“查”，还涉及“谁在看”和“如何去看”，亦即主体性和思维的加工这两个重要问题。尼采所谓“在猪的眼里一切都是猪”实际上已深刻地揭示了这个问题。由于“信息差”的存在，必然导致在文献引用中的“引用差”。一个成熟的学者和刚出道的青年学人，其文献引用的质量很可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但是在文献计量中都被算作一次引用，这是一种典型的夷平化做法，这是假设所有的人都一样，而实际上人与人的差别真的很大。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在学术评价中简单运用这种数学统计方法其实就是多数人的暴政，以多数人的平庸来夷平、甚至湮灭少数学术精英的创造性。
(2)“假引用”与“冒引用”。“假引用”是指学术做假、引用数据做假，这已经被揭露出来许多了，无需多言。“冒引用”虽不属造假，但多出于拉大旗作虎皮以显示学问高深来蒙人的目的而引用，同样有违学术道德。有些人引外文文献和著作，其实没有系统读过原著，只是看过所引用的那句话，或人引亦引，引用便成为一种学术包装的道具。还有就是将引用作为一种效忠仪式，如学生引用老师的文章以表忠心、表明所谓学术传承。有个案研究表明，在纪念著名社会学家默顿的123篇纪念文集中，“研究者发现这些论文的施引方式具有强烈的仪式性色彩，即作者们引用默顿的文献主要是因为他是一个理论权威，并非自己的研究需要借鉴默顿提出的某一具体理论”⑥。人是一个社会性的动物，学者也不例外，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假引用”和“冒引用”是基于学者之间互相捧场、吸引眼球以及自我包装、自我推销和说服读者等社会性需要的产物。
总之，在引用数据中，这些虚假的情况很多，约占50%以上甚至更高比例⑦。由此可见，作为引文评价数据的基础——文献引用中存在大量的假、冒、伪、劣产品。出于对数据准确性的要求，首先要做的是进行学术打假，问题是，由谁来进行学术打假？只能依靠学术共同体。我们指出学术引用中的假、冒、伪、劣问题，并不是要拒绝西方的学术分工体制以及相应的学术评价方法，而是需要特别强调和指出引文分析的合法性是建立在学术共同体和学术规范之上，中国学界在引入SCI时万万不能忽视当下中国缺失学术共同体这个历史现实。
此外，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一个被引频次或影响因子高的学者或学术期刊，只能代表这个学者和这本刊物在某种学术共同体、学术规范以及意识形态中的地位，它是暂时的而不是永恒的。举例来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及其所引发的现代物理学，就无法在牛顿经典物理学的范式上得到理解，其论文发表后缺少反响，甚至连“冷酷的批评”也没有，在许多年后才出现了引用高峰。同样，改革开放后所发表的学术论文有许多在“文革”前可能根本无法发表，因为不符合那个时候的学术规范与学术意识形态，而“文革”中引用率高的文章现在还有那么高的价值吗？中国古代思想家和他们的经典作品，以今天的学术标准来衡量，都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论文，甚至没有一个人可以称作学者，孔子述而不作，老子也就留下了几千字。中国人追求的是道——文以载道，而不是术。现实中有人著作等身但没学问，“著书都为稻粱谋”，在量化的学术评价中却得到了很高的评价；而有些人则有学问但少成果，一辈子也写不了几篇文章，在量化评价中便处于不利地位。从这意义上说，基于影响因子等纯量化指标的学术评价对中国传统做学问方式，特别是对文史哲学科及其期刊来说其实是一个伪命题。这种评价方法及其所带来的学术导向，在人文思想领域中既不利于产生大师，也不能产生伟大的作品。
①王玲、叶继元：《中文核心期刊研究的现状及其走向》，《中国图书馆学报》2001年第5期。
②在现实中由于信息不对称及人类偏见、潜意识、文化传统等影响，人不可能做到完全理性；与此同时，由于现实世界充满不确定性，所谓均衡往往达不到，不均衡反而是常态。因此这两个前提只是一种主观假设，并非客观事实。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学等社会科学所谓的科学性及其科学范式是十分可疑的，而“科学引文索引”也存在着同样的方法论问题。
③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综合性期刊有其存在的价值，当然，承认其存在价值并不是说目前学科拼盘式的综合性期刊的办刊方式没有问题，综合性期刊的确也需要转型，除了向专业期刊转型外，更多的应该是从学科拼盘转型为以问题为中心跨学科研究的专题期刊。
④仲伟民：《缘于体制：社科期刊十个被颠倒的关系》，《南京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
⑤刘宇、叶继元、袁曦临：《“通往自由之路”：期刊评价价值取向的演化》，《南京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
⑥刘宇、李武：《引文评价合法性研究》，《南京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
⑦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对所有文献引用具体情况进行分析统计，只有一些个案分析，如“Spiegel Rosing对发表在Science Studies上的66篇论文的2309条引文进行内容分析，发现80%的被引文献被作者用于证明自己观点、研究假设或提供相关背景信息”；“生物医学家John Darsee于1981年被发现其发表的数篇论文中存在伪造数据的情况……证明了虚假引用的广泛性……争议性的论著和科学造假都可能成为高被引文献，弄虚作假的学者和对知识具有重要贡献的学者同样能够成为高被引作者”；“Chubin和Moitra……对物理学的33篇通讯类论文的引文进行统计分析，研究发现必要性引用仅占所有引文的27%”(刘宇、李武：《引文评价合法性研究》，《南京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这里所说的50%是综合上述文献计量学研究个案及笔者编辑经验所作出的模糊估计，有不准确之处，希望有更进一步的实证研究和数据来揭示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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