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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学校管理研究应着眼于东方文化的特殊背景
学校管理思想主要源于西方工业革命所产生的科学管理理论，特别是“二战”后，商业领域内的管理思想渗入到教育管理领域，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掀起教育管理理论研究的热潮，并产生了一批丰硕成果。
1.盛行的移植型研究不利于我国学校管理研究的发展
随着我国教育发展与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对外学习和交流越来越多，西方发达国家学校管理新成果给我国学校管理研究带来了极大冲击，学习型组织、转化式领导、学校核心竞争力、知识管理、精益学校、学校效能等西方学校管理新概念随处可见，学者们致力于大量以西方学校管理理论为工具，以中国文化背景为研究情境的移植型研究。当然，这种移植型研究能有效缩小我国与国外先进学校管理理论水平的差距，成为提高我国学校管理理论研究水平最快捷的方法，但长期满足于此，只会造成我国学校管理理论研究陷入“殖民化”境地，难以对我国学校管理行为特点进行深入描述与总结，无法有效地解释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学校管理行为并进行预测。
2.根植于中国文化背景的学校管理研究才是通往罗马之路
一个理论的可靠程度，要视其资料的性质而定。如果该理论的论据是由某一文化背景中抽离而来的，则其可靠程度就仅限于该文化背景中。因此，在从西方引入某种学校管理概念或理论时，必须谨慎看待文化差异所造成的影响，否则，所移植的对美国有效的理论模式、概念或做法，在我国可能无效，甚至有百弊无一利。再者，从知识体系建立的角度来说，任何以某一地域为基础发展出来的概念或知识体系，都必须经过跨国、跨地区、跨文化的检验后，才能证明它的跨文化普适性(generalization)。
与此同时应看到，学校管理是一种文化行为。管理大师彼德·德鲁克曾说过：“管理是以文化为转移的，并且受其社会的价值、传统与习俗的支配。”①学校管理者在创造他们的世界的过程中，通过一个源于文化情境的潜意识，在脑海中把现实社会化地构筑出来。所以，当基于西方文化背景的学校管理理论引入到以儒家文化为中心的东方文化背景中，其理论的适用性就值得质疑。著名香港教育领导研究学者K.M.Cheng(1995)就提出，在教育管理研究中，文化因素不仅是必要因素，更是关键因素。他特别指出，许多教育管理研究都忽略了文化的因素,并且根本不考虑宏观社会，或民族文化的结构。而且在对比教育领导和对比学校组织结构时，都没有认真地把民族文化作为一种研究的基础手段。文化在组织层面上也没有被发展成比较分析的基础。②
因此，在进行学校管理研究时，必须将讨论对象所处的社会、文化、历史的特征纳入考虑范围，以建立一种不受西方学校管理学控制、符合本土契合性要求的学校管理知识。本文试图从东方管理特性③中汲取营养，以对中国学校管理的特点与规律作探索性思考。
二、东西方学校管理的差异源自文化和价值观
根据英国学者C·迪默克(2005)的研究，跨文化学校管理差异比较标尺有六个维度：包括两个文化维度(社会文化与组织文化)；四个学校内部管理元素(组织结构、领导管理过程、课程、教学)。④其中，迪默克(2005)认为，影响学校管理差异最重要的因素是社会文化，因为它通过对一个学校组织文化的影响，进而影响学校内部的四个因素。所以，学校管理风格产生差异源于社会文化的差异，而社会文化是价值观、信仰和时间等重要因素的集合。
1.东西方文化的差异
东西方文化有很大的差别(见表1)。作为东方文化代表的中国，文化历史悠长，内容丰富，有其独特的文化价值。然而，什么是中国学校管理中特定的文化价值呢？台湾学者郑伯埙认为：华人文化是处于儒家思想中的人伦概念，强调当个人与他人往来时，必须遵循彼此间的“尊卑”与“亲疏”关系，尊其所当尊，亲其所当亲，以符合儒家“仁”、“义”、“礼”的精神。尊尊法则代表权威取向，亲亲法则代表关系取向。以这两种社会文化价值为基础，华人的日常生活、思想方式、行为规范以及生活准则都有别于西方。⑤
2.东西方国家价值观最根本的差异在于“个人至上”和“集团主义”，这造就了不同的学校管理行为
管理的对象是人，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的认识就成为管理的起点。不同文化间的差异最主要的是价值观的差异，不同文化间的冲突最主要的是价值观的冲突。价值观是一个反映不同文化背景差异的核心指标。管理中不同的激励和约束措施对不同价值观下的人会产生不一样的效果，同一管理措施对不同价值观下的人的行为分布和成本影响也是不同的。在学校组织中，从校长、副校长到教务主任等中层管理者，直至基层教师都会遵循自己的价值判断，在管理与被管理格局中做出符合自身利益的选择。
在西方国家，讲求“能力主义”，追求自由平等，强调个人价值和个人权利，主张权利与义务清晰的制约关系，实现集体价值不能以牺牲个人利益为代价。这就造成了学校管理层与教师间双方对立的状况比较明显，温情的管理难以见效，表现在具体的学校中，教师个体能力得到极大尊重，人员流动较为频繁。
相反，儒家思想熏陶下的中国学校管理十分重视集体价值，强调个人服从学校，学校服务社会。这种“集团价值”的中国学校管理活动以柔性见长，注重各种因素的协调平衡，努力在管理的过程中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倡导群体凝聚力。
在尊尊法则和亲亲法则规范下，不少学者受到费孝通“差序格局”的启发，提出中国社会的差序式价值系统，即中国领导者会对亲疏远近不同的下属展现不同的领导行为。进一步而言，上述的“集团价值”在学校管理操作过程中的现实反映就是“集团主义”，反映在某一或某几个强势集团的“小集团价值”上。典型的例子就是在每年评奖评优活动中，学校在名额分配中总是会考虑各年级、各学科间、教师和行政人员间的平衡。另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在提拔和任用学校内部管理人员时，忠诚比能力更重要。即领导者会根据下属的才能、忠诚及德性，将之区分为自己人与外人，并采取不同的管理行为以差别对待。在“集团主义”价值观影响下，学校的重要职位更是将忠诚作为任用取舍的主要依据，校长会提拔和安插忠诚自己的下属位居要职，以保证自己不致被架空和受蒙蔽。领导者往往在公开场合表现出对有能力的人的褒奖和赞赏，然而，私下里，领导者会对下属暗示他对某人忠诚的赏识。领导者判断下属是否值得信任和重用的重要标准是下属是否站在自己这一条线上。
三、东西方学校管理的最佳原则(“情、理、法”)排序不同
“法”就是我们称之为制度安排的东西，即一个学校在运作过程中，需要衍生出各种清晰和明确的做事规范。而“理”是管理过程中各种手段的“合理性”，“情”则是管理对象——“人”之间的各种关系。
1.西方学校管理的最佳原则排序是“法、理、情”
自20世纪初西方学校管理从工业管理实践汲取营养，泰勒科学管理精神和西方理性哲学就蕴含其中了，至今科学化精神一直指导着学校管理的实践者们。而管理科学化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管理的制度化，以显在的规章制度作为管理的硬约束，大到学校的发展战略，小至每一位教师日常的课堂用语，都有相应的规范。西方崇尚的是制度高于一切，以制度为主来实施管理。可以说，西方管理的最佳原则是“法、理、情”，即制度、道理和人情。很多国家的学校管理都有具体的制度规范。如，从1997年始，英国就着手实施“全国中小学校长资格认证”制度，制订和建立了“中小学校长国家标准”，包括领导技巧、个人品质、职业能力和专业才能、决策技能、人际交往技能和自我管理等六方面内容。⑥
在西方这种建立在契约关系基础上的法理管理模式中，学校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呈一种理性计较的契约关系，包括校长与教师的关系、师生关系、朋友关系、道德关系等，都是一种有规则、有秩序的理性计较关系。在这种关系下面，“理”和“情”是严格居于“法”之下的。
2.中国式学校管理的最佳原则排序是“情、理、法”
将西方制度化为主体的管理思想直接应用到中国学校中，则产生了很大的问题。西方管理学将管理视作完成目标的有效系统，而中国式管理除了“理性”外，更强调的是基于血缘、乡谊或情感的深度连接。在中国式管理实践中，责任和制度是必要的，但更多借助的是伦理的力量，弹性与柔性管理更为普遍。我国传统观念强调“情、理、法”，所重在“理”，视“理”为管理的最高原则。中国式学校管理认为，制度化是管理的起点，但制度又必须不断生长，一切唯“理”是从，认为合理必然合法。如果法理冲突，即合法而不合理，我们的做法不是继续遵守制度，而是开始考虑修改制度本身。再进一步，中国管理的“合理化”，有赖于管理的“人性化”。合乎人性的管理，才是合理的管理。中国传统文化以人伦为中心，把“关系”、“人情”看得比做事更为重要。而以“人情”、“关系”为导向的理念和运作，更多关注的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经营。
比如，中国式的学校管理除了在正常工作范围内管理教师外，其触角往往还习惯于延伸到教师的生活方面，在生活上想方设法帮助教师解决实际问题，这就是我们认为的“解决后顾之忧”。我们有句名言叫“对待同志像春天般的温暖”，教师有困难，及时伸出援助之手，给予帮助、安慰。如，对教职工的婚丧病事一一过问，走访教职工家庭，让他们倍感温馨。在西方，这种行为是不可思议的，这种“法”以外的“情”式观念，是中国独特的管理方式。
还比如，“关系”导向在我国学校管理情境中也显得异常重要。江苏省常州星辰实验学校校长庞荣瑞，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曾直言中国式的校长活动方式：“……为了解决一所农村小学教师的资金问题，我与农村干部喝酒融洽感情。在喝到差不多时，有干部提出‘再喝一碗酒，每个教师发奖金100元’，为了能让教师得到奖金，我又连喝三碗把自己灌醉，结果为教师每人争得300元。这种时候，完全不是我们这些当校长的人喜欢喝酒，相信当下我们仍然有许多校长处在这样的境地。”⑦这些做法的问题是明显的，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现实中大量存在的中国式沟通的独特方式。
四、东西方学校管理中领导和决策方式的差异
Kirkland认为，领导者是文化的产物，领导是文化的实践。⑧东西方学校中的学校管理层的领导行为和决策模式差异很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1.西方学校管理与决策倡导民主化
受资本主义自由、平等思想影响，西方更强调个体、重视个体的特点，社会成员之间表现为平等的关系。现今西方学校管理主流的趋势就是管理民主化。西方学者曾对领导者，特别是校长的领导行为进行过大量的实证研究。西方学校一般通过提倡教师的平等参与、制订推广计划和相关规范等来进行管理。在学校管理权力不断下放的过程中，让教师参与、主导学校教育的革新工作，甚至允许教师经营特许学校。教师与学校董事会间也在不断寻求更加有效的沟通方式，如在美国学校中教师工会的权力和作用就非常大，成为制约校长权力的一个重要途径。
2.中国学校管理强调权威与集权化，崇尚自我约束
受儒家思想影响，我国金字塔式的经济、政治、文化结构导致权力在整个价值观念体系中居重要位置。对于个人而言，中国人强调集体价值，承认等级秩序，注重个体对群体的责任、奉献和义务，个人的价值是通过履行等级体系中的义务来体现的。台湾学者郑伯埙把中国式的领导方式称为“家长式领导”：一种类似父权的作风，拥有清楚而强大的权威，但也有着照顾与体谅下属以及道德示范的成分在内。⑨
因此，中国的校长多采用率先垂范、身先士卒、言传身教的垂直灌输方式，具有权威主义色彩。校长通过发挥其权限和权威来感染教化教师，学校教师也在期待其温情和慈爱的同时顺从他们的权威。对于教师而言，下级服从上级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比起水平关系，中国的教师们更重视上下级之间的垂直关系。这种垂直的关系意识不仅受权威的影响，而且也受年龄、地位、身份和相互所属关系的影响。在中国学校中，对校长的尊敬和对上级的服从意识是学校实现集权化决策的重要因素之一。
就决策过程而言，大部分的中国学校，通常存在两种模式，一种是“不作决策”，教师把校长看得很高，奉为上人，很多事都要由领导来决策，其他人只是需要“等待指示”；另一种是“一致决策”，学校的校长和中层干部更倾向于达成一致意见，即我们十分熟悉的“全体通过投票”的格局。
对我们学校管理研究者和实践者而言，努力学习西方，改造传统，使学校管理适应时代的新潮，才是真正的现代化。然而我们一再发现：管理以文化为转移，并且受其社会、传统与习俗的支配。要突破传统在本质上的限制，首先必须给予自己的传统以健全的认同：东方学校管理构建在“集体主义”价值观上，关注的是人治，管理中强调权威与集权化；而西方学校管理正好相反，信奉“个人至上”，关注法治，领导与决策倡导民主。只有时时保持以“我”为主的终极立场，才能孕育出适合我国国情的学校管理及方法。
注释：
①彼得·德鲁克.卓有成效的管理者[M].许是祥，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81.
②K.M.Cheng,The neglected dimension:cultural comparison,in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in Wong KC & Cheng.K.M.,Educational leadership and change: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Hong Kong:Hong Kong Unversity Press[M].1995,pp.87-102.
③我们能从很多角度来阐释“东方”和“西方”。例如可以从地理角度划分，“西方”基本上指南北美洲，“东方”包括大西洋以东的地区。但本文对“东方”和“西方”的术语除了地理解释外，还意味着文化或意识形态的理解。比如澳大利亚在地理上比许多“东方”国家(如中国)更东方，但它与欧洲文化的联系使它依然被划分到“西方”之中。还有一些国家和文化诸如墨西哥和海地则不被认为是“西方”国家。美国学者Kirkland在做教育领导理论应用到其他国家有效性的研究时，将东西方简要地划分为美国与非美国情境(主要指中国)。为了研究便利，本文也特将“东方”和“西方”作一个简单的二元划分：中国情境和美国情境。
④C·迪默克.教育领导和管理的跨文化比较模式研究[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5，(4).
⑤郑伯埙.华人文化与组织领导：由现象描述到理论验证[J].(台)本土心理学研究，2004，(22).
⑥常金生，毛冬敏.英国怎样培训中小学校长[J].基础教育参考，2008，(5).
⑦苏令.现在的校长们在忙什么[N].中国教育报，2008-05-27.
⑧David E.Kirkland.When culture disappears:US perceptions on educational leadership in other countries[EB/OL].http://china-us.us/web/publications/when_culture_disappears.pdf,2008-10-21.
⑨Farh J.L.,Cheng B.S.A cultural analysis of paternalistic leadership in Chinese organizations,in J.T.Li.,Tsui A.S.,& E.Weldon(Eds.).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s in the Chinese contest[M].London:Macmillan,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