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土高原生态环境建设中的四个问题_生态环境论文

黄土高原生态环境建设中的四个问题_生态环境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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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西部大开发,包括黄土高原在内的西部地区掀起了大规模的荒山绿化、退耕还林的热潮,以求改善当地的生态环境,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这是应当大力提倡和肯定的好事。回顾自建国以来,国家在我国西部地区,特别是在黄土高原地区也实施了一系列的生态建设工程与项目,尽管对当地的水土流失、土地退化、沙漠化、草原建设、植树造林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在总体评价黄土高原地区的生态环境状况时,还只能说是治理速度赶不上破坏速度,局部有所改善,全局继续恶化。这种评价早在80年代末期进行黄土高原综合科学考察时,作为参加者,我们就已经提出过,至今情况并没有很大的变化。人民群众付出了巨大的劳动,国家投入了巨额资金,仍然没能阻止生态环境继续恶化的趋势。那么,为什么黄土高原地区生态环境建设会出现劳而少功,甚至劳而无功的情况?在西部开发中,如何避免和改变这种情况?是值得深刻反思和研究的问题。

问题一,缺乏一个符合黄土高原客观实际的生态环境治理规则

黄土高原具有明显地域分异。从理论上说,自然地域分异规律是地表自然地理要素和自然综合体有机结合并在空间地域上有规律分布的反映。它的显著特征,一是类型表现形式的多样性,二是空间尺度上的多级性。即类型的多样性和等级性反映了自然界是一个多级物质系统的镶嵌体系。各级物质系统都有其相对独立的存在和运动规律。这是客观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是由于某个地域所处的地理位置所决定的。本区根据不同的温度状况和水分条件的组合、不同地貌类型和地面组成物质,以及决定水土流失、风沙危害状况的地区性特点,可以划分为3个不同的自然地带(或者称为生物气候带)和若干个自然区。这个划分是认识生态环境的一个宏观框架,可以也应该成为制定治理措施的基础。按照这个划分,大体上在吉县、延安、庆阳和天水一线以南地区是半湿润落叶阔叶林带。在这一区域内,只要是夏绿的乔木,如栎等一般都能正常生长成材,形成乔木林。在这一地区,倘若把坡耕地退下来,通过封育,也可以自然地生长出草木植物、灌木和乔木。而在上述一线以北至长城一线之间的区域,属于半湿润一半干旱的森林草原一草原带。除沟谷及部分阴坡水分条件较好,可以生长耐旱的乔木树种外,墚峁坡顶只能种植灌木和草木,乔木虽然能成活,但长不大,成为小老树。长城一线以北属于半干旱一干旱的干草原和荒漠草原带。在这个地带内,除了局部汇水地段外,一般只能生长草本植物和半灌木、灌木。在上述各自然地带内,由距海远近、地貌类型和地貌部位、地面组成物质等因素的影响,还有地方性的和微地域的差异。如同一条流域,山上山下,坡向、坡度不同,植被、土壤及小气候状况会有一定的差异,治理时都应采取不同的方式。如无定河的一个小范围内,自下而上就具有沟底地、沟谷坡地、三级墚峁地、二级墚峁地、一级墚峁地等不同的层性组合,水土保持规划、措施和农林牧配置均应按地域分异及地段层性规律进行。但实际情况往往是一哄而上,缺乏科学的指导,一提退耕,要么统统还草,也不管是否适宜种草。要么统统还林,也不管退下来的地是否适宜植树。更不问适宜种植哪种树。建国以来,在陕西绥德韭圆沟、陇中华家岭所种植的树,虽然活了下来,但至今胸径只有10厘米左右,而且顶部开始枯萎。前些年,“三北”防护林到处都种植杨树(群众称之为“杨家将”),结果也都成为小老头树或枯死木。违反客观规律的事,近年来仍然不断发生。今年,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将400亩固定沙丘推平种上柏树,结果

柏树没有成活,反使沙丘复活,固定沙丘变成流动沙丘。又如,黄土高原北部某县应在秋季造林为宜,但去年为了赶进度,在春季种树50万株,结果只活了108株,群众称之为梁山好汉。今年还不接受教训,春季种了更多的树,结果是全军覆没。有的无论陡坡缓坡,坡顶坡脚用同一种规格的整地方法,高低整齐,整个山坡寸草不留。看上去气派美观,但却违反了生态学原理。倘若这种情况继续下去,确实令人担忧,黄土高原的生态环境建设势必处于无序的盲目状态。究其原因,都是缺乏一个科学的生态环境治理规划。整个西部地区如此,有关省区、县也应该有相应的规划。这个规划应该是符合生态原理的,符合客观实际的,既揭示生态环境特点,又具有可操作性的,供决策使用的规划,而不是空洞无物的,或仅有烦琐数字和表面现象的规划。有了这样一个规划,才能高屋建瓴、统观全局,取得良好的效果。

问题二,缺乏统一的领导,政出多门,各自为政

生态环境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综合性很强。它不仅包括种草种树等生物工程措施,也包括水利水保工程措施,还包括农田农业工程措施。这是任何一个行政部门都难以单独完成的。但是,长期以来,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黄土高原以水土保持为中心的生态环境建设有多个部门承担、分别管理。在黄土高原开展水土保持工作十分艰苦,公益性很强。90年代以前,受国家财力限制,水土保持的实际投资虽然年年有所增加,但总量有限。有些部门或领导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水土保持视为包袱,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近年,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家做出西部大开发的决策,并且把生态环境建设作为西部大开发的切入点,从而加大投资力度。这种情况极大地激发了相关部门参与水土保持的积极性。不论动机如何,由不愿干到积极参与,这是一个可喜的进步和变化。但另一方面,部门之间争领导权的情况也随之发生。与生态环境建设有关的部门要争。与生态环境建设无关的部门也要争。实际情况是林业部门在搞退耕还林还草,水利部门在搞退耕还林还草,计划部门也在经管退耕还林还草,甚至民政部门也在管退耕还林还草。其结果是重复投资,成绩重复统计,治理效益重复估算,成效远远超过实际。争领导权的关键是争投资,这种无序的混乱状况只能是既浪费财力物力,又浪费人力,事倍功半,甚至劳而无功。

我们在一个生态环境建设试点县调查。作为宏观管理的计划部门,县计委自己去具体实施、执行、检查和验收管理项目,变成具体的职能部门,然后把水利项目交给水利局承包,造林交给林业局承包,将项目的政府管理职能变成了企业工头与打工者的劳资关系。出于部门利益,势必出现极不合理的报价。如一个控制面积3.9平方公里,库容50万立方米的骨干工程报价高达120万元。这种生态环境建设政出多门的状况,地方政府有意见,部门之间有矛盾,结果是国家的投资并没有用在刀口上,生态环境建设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这种条块分割、政出多门、各自为政的现象危害很大,应尽快纠正,否则后果不堪设想。生态系统的恢复与重建应该贯彻整体性原则,在黄土高原应以水土保持为龙头,以水土流失的治理为基础,以县为基本组织和管理单元,农林水等部门相互配合。现有的行政管理体制应该彻底打破。另外,应加速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严明责任制,奖罚分明。由于失职渎职、瞎指挥所造成的损失应严肃处理。

问题三,生态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没有统一,群众手中缺钱,心中发慌

建国以来,关于黄土高原治理的方针大略,一直存在争论。我们认为有一个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较好的解决。那就是没有将群众的切身利益放在首位,因而也就没有将群众治理生态环境的积极性长期持久地调动起来。没有群众长期持久的支持,黄土高原的生态环境建设也只能是一句空话。当前的生态环境建设应该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处理好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之间的辩证关系。应该说,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以牺牲生态效益换取经济效益固然不对,但只顾生态效益而忽视经济效益也不可取。道理很简单,没有经济效益,在现在和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就得不到群众的支持,影响群众参与的积极性,治理成果难以巩固,生态效益难以持久。目前,在西部大开发中,强调生态环境建设的优先地位,一些地方提出“西部大开发,生态要先行”等口号。个别地方搞所谓的生态形象工程。为了种草种树,不惜牺牲其他行业的利益,甚至不顾群众日常生活的需求。他们在处理生态环境建设中的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时,把生态效益放在第一位的,而经济效益是第二位的。这种提法和做法未必妥当。生态和经济两者不是矛盾的对立面,而是矛盾的统一体,实施上存在第一性与第二性,但效果应是两者相容相促的。经济效益是基础,生态效益是保障,两者应该并举,紧密结合,而不能偏废,在开发自然资源时,同时注意保护环境和生态。在考虑当代人利益时,注意不能剥夺子孙后代的发展机会和发展权利。在黄土高原“害不除则利难兴,不兴利亦难除害”。尽管目前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的经济补救措施,如以粮代赈,补助苗木和草种,鼓励退耕还林还草,每退一亩坡耕地国家给200斤粮。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达到生态与经济的同步发展。但是,群众对此并没有表现出想象中的热情。原因之一是当地并没有过多的粮食,而从外地产粮区调入需要运费,运费就相当于当地粮价。这部分钱由谁来掏,地方不愿掏,农民掏不起,从长远看国家掏行吗?原因之二是群众心有余悸,担心三年五年后,国家不给粮食了,怎么办?那到时有可能重新耕种退下来的坡耕地。只讲生态效益而不顾经济效益,最终导致失败的例子并不少见。宁夏西吉县,在80年代中期接受联合国粮食计划署援助的2605项目。其实质就是一个以粮油换生态的计划。当时效果的确不错。但一期五年援助结束了,粮油供应停止,由于经济效益未能跟上,农民的基本生活没有保证,结果又将退下来的、已成为林草地的坡地重新开垦成为耕地种植粮食,生态环境依旧如故。又如,陕西榆林是全国的治沙典型。所治之处,确实有塞外江南、秀美山川之感。生态环境建设之所以能到今天的程度,一个重要原因是得到国家无偿投资,每平方公里累计达到40万元。现在的问题是国家要停止拨款。今后的道路如何走?如果找不到新的出路,二次沙化也不是危言耸听。

问题四,忽视教育、人口素质有待提高的现实

人口增长大大超过了环境的承受能力,成为西部地区,特别是黄土高原地区水土流失严重和生态环境建设难以获得重大突破的重要社会经济因素。1952~1982年间,陇东增加了近60万人;1949~1985年间,宁夏净增人口246%,年平均增长3.6%,比同期全国平均增长水平高出2个百分点。而且生态环境愈差的地方,生育率愈高。如盐池,1949~1985年增长464%,同比增长830%。另方面,宁夏1982年每千人中12岁及12岁以上的文盲、半文盲人数高达430人。这种情况在宁夏南部山区和贫困农村尤为突出。近年的研究结果表明,上述情况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西部地区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22%,而文盲和半文盲却占全国文盲、半文盲总数的31%,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国家教育中心曾对东、西部11个省区一般小学和初中毕业生进行调查,结果发现,在15147名小学毕业生中,西部学生的语文及格率比东部学生低15个百分点,数学低20个百分点;在12888名初中毕业生中,西部学生的语文及格率低25个百分点,数学低20个百分点,英语低38个百分点。至于高级人才则不仅匮乏,而且负增长现象严重。在缺乏科学知识和劳动技能差的情况下,很难设想在西部大开发中能有所作为,也很难设想在生态环境建设中能迸发出积极性。生态环境建设的客观要求与人才素质差的矛盾是西部大开发面临的严峻挑战。对此在认识上和实践上尚存在较大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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