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的政策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协调发展论文,生态论文,政策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生态环境恶化日益成为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相伴随并困扰它们经济发展的严重问题。在我国，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型和经济的发展，环境污染也日益严重。经济发展和转型过程中生态环境恶化是各种复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着重于长期因素分析，从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中，探讨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变化的相关要素，以及如何为通过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实现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协调，以保持经济的持续发展。
经济发展过程中生态环境的变化趋势
生态环境恶化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倒U相关性。回顾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面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现实，我们发现在经济发展水平与生态环境恶化之间存在一种倒U型的变动趋势。在一个国家经济起飞和工业化开始之前，生态环境保持着自然与原始状态，不存在现代意义的环境污染问题。当经济起飞和工业化开始时，环境污染出现，并且随着经济增长而恶化。在经济发展到较高阶段时，环境恶化的势头得到控制，并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而逐步改善。下图中的曲线表明了生态环境的恶化与代表经济发展水平的人均GNP之间的关系。
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目前正处在倒U曲线的上升阶段，而一些发达国家从60年代末期和70年代开始进入倒U曲线的后半部分。
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演变的三阶段。以经济主体的行为、经济结构、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制度的差异性为依据，我们可以将人类经济发展过程划分为三个时期：传统经济时代、经济转型时期和现代经济时代。与此同时生态环境也经历了三个时期：原始和自然生态环境时期、原始和自然生态环境失衡与调整时期和在更高层次上向原始和自然环境回归时期。
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生态环境的恶化是伴随着一个国家经济起飞和工业化过程开始而出现的。当经济发展到较高水平时，生态环境的恶化得到控制，并逐渐改善。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倒U曲线前半部分的变化表现出时间短和上升快的特点。
决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演变的相关性的要素
经济增长通过人口变动对生态环境的作用。经济增长的启动与加快，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标志和基础。它必然导致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和人口加速增长。从而打破传统社会中人口与生态环境的比例关系，导致生态环境的失衡。
经济增长通过投入和产出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人类的生产活动通过投入和产出两个方面与生态环境紧密相联。从投入方面看，决定经济增长的要素除了劳动、资本、管理之外，还有自然资源。经济增长通过自然资源消耗数量与方式影响生态环境。从产出方面看，经济增长除了提供满足人们需要的产品之外，还会排放出影响生态环境的废弃物。传统社会以农业为主，从投入和产出两方面看，传统农业都能比较好地同生态环境建立起平衡和协调的关系。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变，以工业部门的迅速扩张为特点。这种以工业为主体的迅速经济增长会对生态环境产生巨大压力，导致生态环境恶化。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初期，由于资本稀缺、管理经验不足、劳动力的素质低，经济增长往往是建立在资源优势基础上的粗放经济增长。这种增长一方面依赖自然资源消耗来维持，另一方面，由于技术水平的落后也会对生态环境造成污染。如果说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早期主要是依靠资源密集产业发展启动经济增长，那么发达国家则是依靠能源密集性产业支撑着经济大厦，而这些能源的较大部分来自第三世界国家。因此，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遭到来自国内和国外的双重压力。经济增长从资源密集、劳动密集和资本与技术密集型的变化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在生态环境演变的总体趋势中得到了反映。
经济发展所导致的快速城市化对生态环境的压力。快速城市化是经济增长与发展的重要标志和结果。但是，过快的城市化会对现有基础设施、居住条件、生活环境、医疗和教育设施造成巨大压力，导致城市生态环境恶化。因此，城市人口规模从迅速扩张到基本稳定，最后出现的分散化趋势，与城市生态环境变化具有一致性。
经济发展过程中，人们欲望与需求结构变化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欲望产生需求，需求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们需求的效用函数的变化同生态环境的变化也具有内在联系。在传统经济时代，人类生存的需求比较单一，粮食占主要地位，农业是满足这种需求的主要来源。随着经济发展，人们的欲望和需求结构朝着多样化发展，从而推动工业发展，制造品开始进入消费领域。从客观上看，工业发展与农业相比对生态环境形成的压力更大。从农产品为主的消耗结构向工业品需求的转变，是生活水平提高的重要标志。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生活水平的数量扩张逐渐向质量改进方向变化，生态环境作为能够体现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和消费品（包括有形与无形两类）进入消费者的效用函数。根据边际效用递减原理，在经济发展的较高水平上，消费者对能够体现生态环境质量的各类产品的效用评价比其它商品会更高。消费欲望和需求的这种变化是推动生态环境改善的基本动力，它会迫使政府和企业采取多种政策和手段，增加良好生态环境的供给。由于生态环境能比其他消费品给消费者提供更大效用，因此在生态环境中的投资也是一种生产性投资，它符合效用最大化原则和经济学的最终目的。同时，企业和政府经济实力的增强也为这种投资的增加创造了条件。
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演变的作用。科学技术的进步对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的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科学技术的进步一方面促进了经济增长和社会的繁荣。另一方面也产生了环境的污染，对地球生物圈产生了巨大压力。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经济增长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能够促进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它可能使生态环境遭到损害，削弱经济持续发展的能力。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与经济增长相伴随的多种因素的变动会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当经济发展到较高阶段时，与增长相伴随的多种因素会朝着有利于生态环境改善的方向变化，使生态环境的变化呈现出倒U型态势。
协调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关系的政策选择
将生态环境的保护作为经济发展的目标与衡量发展水平的尺度。在50年代，人们认为经济增长可以使发展中国家摆脱贫穷与落后。因此，追求快速经济增长成为它们的首选目标，当作为整体的发展中国家以经济增长速度成功超过第一个10年发展的预期目标而跨入70年代时，面临的是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失业和贫困问题，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开始不仅仅关心GNP的增长，而且关心它的构成和分配。近十多年来，发展中国家乃至全球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又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重视。经济学家开始研究经济增长的生态环境代价，思考人类的自然资源是否为经济增长设定了极限，经济发展的前景这个经济学的古老话题又成为经济学研究的热点。从战后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对经济发展目标的不断调整可以看到，从开始他们就缺乏对经济发展目标的总体思考，从而使发展战略和政策处于顾此失彼的被动调整状态。这是经济发展理论与决策的失误。增长是发展的基础，发展中国家不能不重视经济增长的速度。但是在估算经济增长速度时，除了计算物质资本的成本外还要核算自然资本损耗的成本，将自然资源的环境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在衡量经济发展的指标中，要建立一套能够反映生态环境的指标体系，使生态环境的质量成为衡量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准。对于人类来讲，清洁的水和优美的自然环境与其它消费品一样重要。优良的生态环境所产生的效用可以为社会和每个成员所分享，而高质量的消费品只有那些能为它支付货币的人才能获得，因此，从生态环境改善利益的分享来看，它更体现了经济发展的要求。在我国，政府不仅应该将生态环境作为考核省市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内容，而且可以设立国家奖，对环境保护做出重大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它不仅是一种物质鼓励，更重要的是一种荣誉，可以唤起人们的环保意识。
控制人口增长和有效利用人力资源，减轻生态环境的压力。建国以来，由于我们在人口政策上的失误，使我国在本来较大的人口基数上，在短短40年间人口增长了3倍。近十多年来，我国人口控制取得了世人公认的成就，但巨大人口规模对就业、生活水平和生态环境所造成的压力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还会严峻地显现出来。在我国的一些农村和贫困地区，出生率控制仍然是一个值得高度重视的问题。那些人口过渡处于第二阶段的发展中国家（主要集中在非洲和中东地区），过快的人口增长、低下的生活水平和动荡的社会秩序，使它们的经济难以发展，生态环境恶化。在人口问题上，国际上存在着发展主义和计划主义之争，前者认为与人口增长相比，经济发展更重要，经济发展可以使发展中国家的人口问题得到解决。后者认为过快的人口增长是贫穷的原因，发展中国家要谋求经济发展必须控制人口。事实上，经济发展和人口控制是相辅相承的。人口的控制最终取决于经济发展，而人口增长速度的放缓可以为经济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鼓励节用资源型的技术创新，实现资源粗放型经济增长向资源节用型经济增长的过渡。主流经济增长理论研究重点放在资本积累、技术变化、资本和劳动的相互替代以及收入分配调整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上。与古典经济学的增长理论相比，它的最大悲哀就是忽视了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哈罗德—多马模式告诉我们GNP的增长率主要取决于由收入水平决定的储蓄率。新古典主义将技术进步引入经济增长模式，分析了资本和利润率的变动引起劳动与资本的互相替代，对实现经济稳定增长的作用。古典经济学关于土地和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制约的担忧在上述理论中消失了。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有两方面：科学技术进步使土地和其它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压力大大缓解；另一方面经济学忽视了自然资源的价值，厂商的生产成本只包括了个人成本，没有计算社会成本。在标准的新古典主义理论中，个人收益与社会收益一致，而且个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也相等。主流经济增长理论实际上是在资源无限供给的假定下，研究决定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因素。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需要发展战略进行调整。发展中国家通过提高管理水平和劳动力素质，实现资源密集型向劳动密集型和资本与技术密集型增长的转变。而发达国家要逐步改变能源密集型经济增长的趋势。这需要有用劳动和资本替代自然资源的技术创新，也需要建立起能反映生态环境价值和供求关系的价格体系。
推动区域经济和城乡平衡发展。城市人口爆炸是导致发展中国家生态环境恶化和人民生活水平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城市人口过快增长则是城乡经济不平衡发展的结果。新古典主义理论告诉我们，即使在没有政府干预情况下，价格和市场机制的作用所导致的生产要素的流动可以使区域经济发展从非均衡走向均衡。至今为止，这一理论并没有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得到证实。在发展中国家城乡经济机会的不均等和收入水平的差距导致大量人口涌入城市，使城市规模失去控制，同时也导致了农村经济衰落。因此，发展中国家要解决过快城市化所引起的生态环境的危机，政府必须切实承担起发展农村经济和推动地区平衡发展的责任。
建立使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制度。制度学派认为，制度是由人类设计和制定的，它的重要功能是人类交换（包括政治、社会、经济）活动提供激励机制。因此，使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制度安排必须提供这种激励和约束机制。由于外部性的原因，单个企业不可能承担它所引起的环境污染的全部成本，同时它也不能获得自己改善环境进行投资所得到的全部收益。如果没有政府的干预，外部性导致的市场失误会使企业宁愿生产更多的环境污染而不愿意投资改善环境。生态环境保护的成本与收益的不对称性使传统经济分析方法失灵。克服成本与收益的不对称性，消除个人收益和社会收益、个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不一致性是建立能使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制度安排的关键。政府可以通过责、权、利的界定，使外部问题内部化；将环境污染的成本和环境改善的收益引入企业总成本和总收益的方法来提高企业改善环境的推动力。这需要建立反映生态环境状态的价格体系。另一方面政府也可以通过制定法规，防止企业在生产过程中造成环境污染，建立生态破坏限期治理制度。制定生态恢复治理检验或验收标准，坚决贯彻开发利用与保护环境并重和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治理、谁利用谁补偿的方针，将行政手段与经济手段、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结合起来，协调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结论
经济发展过程中，生态环境恶化的倒U型变动趋势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象。在经济发展初期，与经济增长相伴随的种种动态因素，如人口、投入结构、城市化趋势、人类欲望与需求以及技术变化都会使经济增长对生态环境造成一种压力，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而当经济发展到较高阶段时，这些动态因素的变化又会为生态环境的改善创造条件。但是生态环境变动的这种趋势并不是一个自动的过程。相反，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上，政府约束对环境污染的控制和改善起决定作用。环境保护机制从政府约束为主向市场约束为主转变是社会环境意识提高、经济发展和制度规范的结果。政府可以通过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的调整来协调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同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初期生态环境恶化速度加快。倒U曲线的前半部分迅速上升；同时发展中国家也可以在成功经济增长的基础上，借鉴发达国家生态保护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加上国内发展战略与政策的调整，使倒U曲线的转折点提前到来。因此，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家在经济发展初始条件、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战略与政策的差异，使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演变在总体趋势相似的情况下，会呈现出各自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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