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移势变：论包世臣与常州士人的交往及经世思想的嬗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士人论文,常州论文,思想论文,时移势变论文,论包世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史学界对包世臣研究，主要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初、80年代初和90年代三个阶段。期间发表论文30多篇，且中国经济史的专著也大多有一定篇幅分析包世臣（注：如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下册，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84—590页；赵靖主编：《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第4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94—405页；叶世昌：《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4—34页。），这些文章主要涉及两方面：一，评价包世臣历史地位；二，分析包世臣专门思想。
关于包世臣的历史地位，20世纪60年代初和80年代初发表的文章都存在一些不同意见。基本可归类为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包世臣是地主阶级开明派。吴则虞说包世臣思想虽不能超出封建主义的范畴，但他对地主阶级过度的剥削、压迫的行为，抱有或多或少的不满，而对人民特别是农民抱有或多或少的关心和同情，这就使他成为地主阶级中开明的改良派而不是保守派（注：吴则虞：《论包世臣》，《文汇报》1962年4月13日。）。吴孟复指出包世臣设想对外抵抗帝国主义，对内减轻封建剥削，他讲求经世致用的学风与文学主张，在近代史初期，有震聩启蒙、开辟风气的作用（注：吴孟复：《略谈包世臣的文学思想与诗文创作》，《江淮论坛》1982年第1期。）。另一种观点认为包世臣是地主阶级保守派。夏东元考察包世臣货币主张，指出他提倡发行钞币意味着限制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生，维护和稳定封建自然经济的基础，同时也将阻碍民间财富的积累（注：夏东元：《对包世臣货币主张的分析》，《文汇报》1962年2月24日。）。陈正炎等认为包世臣是鸦片战争前后一个不折不扣的保守派，他的所谓“本末皆富”、“天下之富在农”、“古人三币之制”等主张，似乎很有积极意义，而实际上却很保守落后（注：陈正炎等：《略论包世臣的经济思想》，《江西社会科学》1982年第6期。）。
到了20世纪90年代，历史评价的争论似乎逐渐消失，史学界对包世臣的评价较高，称他为“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家”（注：黄松筠：《从寒门书生到近代早期启蒙思想家——论包世臣思想发展的历程》，《清史研究》1996年第1期。）、“爱国忧民、力倡改革”（注：陈文誉：《爱国忧民、力倡改革的包世臣》，《安徽史学》1994年第1期。）、“生活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的爱国思想家，也是近代地主阶级改革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注：陈雁秋：《试论包世臣的经济思想》，《浙江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认为“鸦片战争将嘉道经世思潮截成两段，魏源无疑是战后经世派的主要代表，而包世臣则应是战前经世派的主要代表，他在清代学术思想史上应该占有与龚魏同样的地位”（注：施立业：《试论包世臣的历史地位》，《学术界》1997年第4期。）。
除了对包世臣的历史地位的评价外，学者们对包氏的专门思想，如吏治思想、经济思想、文学思想、书法理论、礼俗观等方面也作了有益的探讨（注：如盛茂产《试论包世臣的吏治思想》，《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吴孟复前揭文；黄葆真《略谈包世臣的文学思想》，《学术月刊》1984年第8期；盛茂产《略谈包世臣的礼俗观》，《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王泉《包世臣及其节临〈书谱〉六条屏》，《书法丛刊》1995年第2期等。）。其中包氏的经济思想是学者研究的重点，争论较多（注：专论包世臣经济思想文章有赵靖《包世臣的经济思想》，《北京大学学报》1964年第1期；李伟国《略述包世臣的经济思想》，《淮北煤师院学报》1981年第2期；汪廷奎《略论包世臣的经济思想》，《淮北煤师院学报》1981年第2期；陈正炎前揭文；陈雁秋《试论包世臣的经济思想》，《浙江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等。）。有人认为包世臣的农业、漕运、盐政和货币等各个方面的主张不符合历史发展要求，趋向保守落后（注：陈正炎前揭文。）；但也有人指出包世臣虽有一套偏于保守的经世理论，但是他想恢复或重建一个理想的封建社会的同时，并想把带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性质的近代商品经济也适当地纳入到这个体系中（注：参见孙小著：《包世臣经世思想简说》，《江淮论坛》1983年第6期。）。还有人指出包世臣所论及的许多具体财政经济问题大都能指陈时弊而提出某些有一定经验根据的救弊办法，不是书生迂腐之见。但对于理论原则性问题，不特接触甚少，即使有接触，不外因袭儒家传统教条（注：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下册，第585页。）。
包氏的对外思想，学术界持肯定态度，称之为爱国主义思想，论据不外乎三种：1、力禁鸦片；2、坚持抗英；3、依靠人民（注：参见包明廉：《身为幕僚心忧天下的包世臣》，《光明日报》1983年8月17日；陈雁秋前揭文；施立业前揭文；孙小著前揭文；黄松筠前揭文等。）。
以上简略介绍了学界对于包世臣的研究成果，我们认为在以往成果基础上，还可以在以下几点深化研究：1、分析包世臣的交往圈子。许多论述包世臣文章缺乏人物之间的联系，整篇就只谈个人，就事论事。我们知道，包世臣一生基本都为幕僚，游历的地方比较广泛，朋友较多，论证他们之间的关系不仅能反映出个人论学渊源，更能从中看到当时文化走向。2、把握包世臣思想的变化，尤其是经济思想。嘉、道之际社会矛盾已十分突出，一些重要大政如河工、漕运、盐政等形势不时有变化，多数论文分析包世臣思想，把反映包世臣早期和晚期思想的文献混同，似不可取。虽然对于个人而言，每个人的思想都有延续性，尤其在传统社会更是如此。但包世臣平生心血致力具体时政，他的思想也往往随着外部形势变化，思考问题的重心发生变化，相应的对策也发生改变。
有关研究嘉道经世的文章，多并列包世臣、龚自珍、魏源等经世者，忽视常州诸子的存在。然揆诸事实，包世臣与常州士人十分密切，自称为常州“同党”（注：包世臣：《答董晋卿书》，《包世臣全集·艺舟双楫》，黄山书社1994年版，第257页。）。他的著述中，常州士人恽敬、张惠言、刘嗣绾，张琦、吴德旋、黄乙生、李兆洛、丁履恒、陆耀遹、陆继辂、刘逢禄、周仪暐、汤贻汾、周济、董士锡、方履篯、张成孙等屡屡出现。正是因为经世之精神，把他们紧密联系在一起。
嘉庆元年(1796)，包世臣开始从家乡出游，先到芜湖，受知于程世淳、朱珪，又至湖北为布政使祖之望的幕僚，嘉庆四年(1799)，随明亮入四川，参与镇压白莲教起义。他与常州士人的交往始于嘉庆五年(1800)，此年包世臣与张琦以参加江南乡试而相识，两人谈论十分相得，张琦赞赏包世臣的经世才，而包世臣自少嗜好诗、赋，张琦不愿他把精力耗在此方面，而劝他放弃韵语，专研经世之学。包世臣听从了劝告，后来回忆道：“嘉庆庚申秋试，识阳湖张君翰风于号舍。翰风锐精舆地而服权家言，知余来自川楚，询军中事实。予既告以所亲历，复为言贼不难治状，翰风叹绝。旁及诗古文词，遂絮语达旦。既辍试，再三过从。翰风执手曰：‘吾子济世才也，然好为诗，是耗神甚。今当别，幸为生民自爱。’予辍韵语自此始。嗣翰风过扬州，为予删诸体诗千余首，存四分之一而焚其余。”（注：包世臣：《自编小倦游阁文集三十卷总目序》，《包世臣全集·艺舟双楫》，第269页。）以后，包世臣虽亦有时应酬或有感而作，但精力明显有所转向，很显然，他对张琦的勉励和劝告铭刻于心，在文集里也多有表述（注：如《读白华草堂诗集叙》，《包世臣全集·艺舟双楫》，第325页；《管情三义序言》，《包世臣全集·管情三义》，第3页；《浊泉编序言》，《包世臣全集·管情三义》，第139页。）。
张琦，张惠言弟，嘉庆十八年(1813)举人，道光三年(1823)以誊录议叙知县，历任山东邹平、馆陶知县。他在馆陶八年，道光十三年(1833)卒于任上。张琦是常州词派和阳湖文派重要成员，亦有经世之心，与张惠言“相为师友，致显名，称毗邻二张。君志在用世，而识能鉴人，治权家，覃精地理，其于山川厄塞形胜，及今古割隶战守成败得失之故，上下纵横数千年如指掌”（注：包世臣：《张馆陶墓志铭》，《包世臣全集·齐民四术》，第266页。）。包世臣与张琦论学多相同。如在文学方面，常州崇诗教，包世臣此思想也比较突出，主诗歌社会、政治教化作用，与常州诸子宗旨相同，所以在嘉庆五年(1800)与张琦谈论为诗之法，比较相投。包世臣说：“窃谓先王治世之大经，君子淑身之大法，必以礼乐，而礼坏乐崩，来自近古，端绪仅存，唯借诗教。夫言诗教于今日难矣，然而纪述必得其序，指斥必依其伦，礼也；危苦者等其曲折，哀思者怀其旧俗，乐也。凡所以化下风上，言无罪而闻足戒者，今之诗不犹古乎？”（注：包世臣：《答张翰风书》，《包世臣全集·艺舟双楫》，第256页。）他把诗歌功能分成三等，说：“夫诗之为教，上以称成功盛德，致形容，为后世法守；次乃明迹怀旧，陈盛衰所由，以致讽喻；下亦歌咏疾苦，有以验风尚醇醨，而轻重其政刑。”（注：包世臣：《韦君绣诗序》，《包世臣全集·艺舟双楫》，第323页。）由于遵循诗教宗旨，包世臣后来虽听从张琦劝告后，诗作较少，亦反映时弊，讽喻当局，例如“近世民苦瘠，治生各自竞。不必言抚字，但无增苛政。稍为除强梁，良懦便称庆。……敬告有心人，治民莫求胜。”（注：包世臣：《庚辰初春留别大明湖三首》，《包世臣全集·管情三义》，第108页。）诗中可见包世臣很痛心当局的苛政，所以他从百姓的立场出发，不奢望官吏能为百姓做什么，只是希望不要骚扰就很庆幸了。又如他写道：“官民日交争，时论喻卵石。从知酿不阳，长吏难辞责。抚我与虐我，仇后在自择。官本来自民，何为互相迫？……多君仁者赠，雅言如经翼。坚我守初心，矢不与民敌。”（注：包世臣：《保绪以诗赠行弆之木笥未审也十八日抵吴门启笥见诗感其训佽深厚依韵寄答》，《包世臣全集·管情三义》，第144页。）当局提醒官民关系的同时，也表白了自己与民友好共处的心迹。
张琦谈古文，揭示阳湖文派主张，以古今治乱兴废，天下民俗利病等国家民生等问题作为行文内容，视文法形式为文章粗迹，说：“夫百工技艺必以规矩，况诗文乎！曰体格、曰章、曰句、曰字，所谓法也。虽然，此文之粗迹也，有其精者焉。古昔帝王体国经野之大，圣贤持身涉世之故，古今治乱兴废，天下民俗利病，博稽而切究之。蓄之于心者既深以博，由是而日识以精，气日以允。发而为文，抒其素所蓄积而已，不必规规然体格章句是务。”（注：张琦：《宛邻文》卷2《答赵乾甫书》，道光二十年阳湖张氏宛邻书屋刻本。）包世臣亦与他相合，从“经世”出发，针对桐城派以理学为高、内容空疏的文风，把此弊病归咎于韩愈，论道：“窃谓自唐氏有为古文之学，上者好言道，其次则言法。说者曰：言道者，言之有物者也；言法者，言之有序者也。然道附于事，而统于礼。……其离事与礼而虚言道以张其军者，自退之始，而子厚和之。至明允、永叔乃用力于推究世事，而子瞻尤为达者。然门面言道之语，涤除未尽，以致近世治古文者，一若非言道则无以自尊其文。”（注：包世臣：《与杨季子论文书》，《包世臣全集·艺舟双楫》，第261—262页。）
张琦是包世臣最密切的学友，两人后又结为儿女姻亲。故张琦去世，包世臣“讣书在手，涕泪横倾”，哭诉：“余多识天下贤豪长者，道固义坚，既久不渝，曾莫君与京。早契金石，晚缔婚姻。别如俯仰，遂隔杳冥。”（注：包世臣：《祭张馆陶文》，《包世臣全集·管情三义》，第46页。）多年后，仍有“维君与贱子，夙究治人略”之语（注：包世臣：《过龙山张馆陶(琦)墓奠辍有作》，《包世臣全集·管情三义》，第140页。），告之张琦女，“惟余与若翁，道义为昆季。”（注：包世臣：《十三日抵毗邻示张氏女孟仪》，《包世臣全集·管情三义》，第143页。）
结交张琦两年后，包世臣游常州，住李兆洛家7个月，通读其家5万卷藏书，这使出身贫穷而四处游历的包世臣受益极大。他在道光二年(1822)告知从弟包世荣：“游历四方数十年，唯壬戌在武进李申耆家七阅月，旁览载籍，其余舟中旅邸之中，或旬或月，涉猎浏览，罕有简阅一书能自首至尾者也。”（注：包世臣：《十九弟季怀学诗识小录序》，《包世臣全集·艺舟双楫》，第273页。）在李兆洛处，包世臣出示他的改革政制之书——《说储》，兆洛因其稿涂改勾剔甚芜累而亲手为之缮清至10万余言，并赞其说多与《日知录》相类同。时李兆洛已有时誉，对包世臣的推崇，使得他顿生知己之感，逢人诵说：“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寡，有若无，实若虚，吾申耆其几近之。”（注：包世臣：《李凤台传》，《包世臣全集·艺舟双楫》，第475页。）包世臣由此在李家尽读《日知录》三十卷，阅后叹为经国硕猷，足以起江河日下之人心风俗，而大为之防。以后包氏“展侧吴越，近世闻人之书大都得寓目，且以为百余年来，言学者必首推亭林，亭林书必首推《日知录》”（注：包世臣：《读亭林遗书》，《包世臣全集·艺舟双楫》，第266页。）在常州期间，包世臣还结交了刘逢禄、黄乙生、董士锡等人，众人相得甚欢。董士锡是张惠言、张琦外甥，后又成张惠言婿，从游于两舅氏，深得指授，是年二十，古文赋诗词已皆精妙，包世臣说自己“雅不喜望溪(方苞)、才甫(刘大櫆)而特爱晋卿(董士锡)，而视己作，率芜蔓不可采。自是始专以一心求人心事理之原，有所得而达于词，尽意则止”（注：包世臣：《自编小倦游阁文集三十卷总目序》，《包世臣全集·艺舟双楫》，第269页。）。感叹于董士锡的古文之作，包世臣深觉已不可及，而放弃文学上的创作，专意于经世之道，恐是常州士人始料未及的。不过虽放弃创作，然包世臣在文学理论方面深有研究，评论文章得失，多能深中肯綮，对常州诸子提高创作水平大有益处，如陆继辂提到：“慎伯书来，谓余文深通古人义法而笔微伤弱，其委折入情处亦习之、永叔之亚也：诗词之病在雅俗共赏，然亦不当于新城、秀水以下求之矣。誉词所不敢承，贬词则指摘痛痒，非他人所能道。”（注：陆继辂：《合肥学舍札记》卷12《得慎伯宛邻书》，道光十六年重刊本。）而董士锡亦以他“一览便见其深，每有所作，必以相示”（注：包世臣：《再与杨季子书》，《包世臣全集·艺舟双楫》，第263页。）。
嘉庆九年(1804)，包世臣写成《述学一首示十九弟季怀》，叙述自己求学经历：“幸每遇宿儒，容我居子弟。问难析其疑，一一铭心膂。刘生(逢禄)绍何学，为我条经例。证此独学心，公羊实纲纪。《易》义不终晦，敦复有张氏(惠言)。观象得微言，明辨百世俟。私淑从董生(士锡)，略悟消息旨。读书破万卷，通儒沈(钦韩)与李(兆洛)，益我以见闻，安我之罔殆。郑学黄(乙生)心通，许学钱(坫)神解。既得明册籍，又得亲模楷。乃见善恶途，判异如何济。”（注：包世臣：《述学一首示十九弟李怀》，《包世臣全集·艺舟双楫》，第302页。）诗中提到诸人，除沈钦韩为吴县人、钱坫为嘉定人外，都是常州士人。包世臣称“弱冠得交天下贤豪长者，其敦行能文章，强半皆常州人也”（注：包世臣：《永康州知州方君寿序》，《包世臣全集·齐民四术》，第407页。），诚非虚言。
包世臣游幕扬州，又得交恽敬外舅郑环。郑环是恽敬少时老师，对恽敬发展有较大影响，其人“志在经世，所学既成，而不得用，则常与当路讽颂民间所疾苦，于兵政、海防、屯田尤详切”（注：包世臣：《甘泉训导郑先生碑阴迷》，《包世臣全集·艺舟双楫》，第479页。）。郑环虽年长包世臣45岁，但两人却极为投机，包世臣自述“辱知于先生者深”，谈到自己与郑环的交往，“先生每有欲言，必与世臣商可否，世臣或审势而沮之，则怫然怒曰：天赋子以智勇，盖将有为，子安知当路者不有一时之明，能行吾言，以全活生灵而不负天命耶？”（注：包世臣：《甘泉训导郑先生碑阴述》，《包世臣全集·艺舟双楫》，第480页。）郑环以古稀之年，仍不忘民间之疾苦，而不时思出其位，对包世臣的鞭策和期望，使他十分感动，更坚定经世之心。
作为常州词派的重要成员，周济晚年致力于《晋略》编撰，自序谓：“将以喻志适用，匪侈博闻。什七折衷于涑水，庶几无悖资治之意。”（注：周济：《晋略》序目，道光十八年刻本。）他希望所写的史书能象司马光《资治通鉴》那样，能够被人借鉴而有用于世。周济编撰此书，历时20多年，是他以史经世的体现，包世臣对此书极为关心，道光十三年(1833)，周济写出初稿，让包世臣审阅，包世臣以其经世眼光，从体例上多加补正，写信于周济，“尊著既以略名，是无取矜博眩奇矣，然必综镊得失，著明法戒，以伸作者之志，故凡事之无系从违、人之无当兴衰者，举可略也。”（注：包世臣：《与周保绪论晋略书》，《包世臣全集·艺舟双楫》，第285页。）周济十分重视包世臣意见，对原稿斟酌损益，又用5年光阴，终成定本（注：包世臣：《晋略序》，《包世臣全集·艺舟双楫》，第289页。）。书成不久，周济就去世了。
随着时光流逝，同道之人的相继去世，让包世臣十分悲痛。在道光十三年(1833)张琦去世时，他就写信于陆继辂感叹：“晋卿(董士锡)、小宛(沈钦韩)、若士(丁履恒)先后俱逝，世臣皆为之志墓，今又当志宛翁。四、五年来文稿真是一点鬼薄，凋落之叹，何能自己！晨星嚖嚖，吾兄及申耆(李兆洛)耳。”（注：包世臣：《与陆祁孙书》，《包世臣全集·小倦游阁集》，第36页。）殊不料，所写此信的第二年，陆继辂也告别人间，后周济在道光十九年(1839)去世，李兆洛在道光二十一年(1841)去世，包世臣所交谊的常州同党的凋零，使他痛心，可又是无可奈何之事，咸丰五年(1855)，包世臣以81岁高寿去世，追随于他的同道中人。
常州诸子中，刘逢禄、张惠言等追求治世的本源之学；周济以史经世，取史训以求立国之道；恽敬提倡通权达变而希望改革，只是少有建设性意见；李兆洛同包世臣亦讲河工、盐政等具体之术，然犹是通儒气象，各个方面都有造诣；唯包世臣论世多以具体实政，针对具体的问题而提出解决的方案，少有理论原则的阐述。他也认识到这一点，自称所为“持论不必太高”（注：包世臣：《答族子孟开书》，《包世臣全集·齐民四术》，第236页。），并视其为自己的长处。他说：“予少小鲜所闻见，雅善遗忘，唯以食贫居贱，知民间所疾苦，则心求所以振起而补救之者。稍长困于奔走，涉世事，读官书，则知求所以致弊之故而澄其源。又知举事骇众则败成，常求顺人情，去太甚，默运转移而不觉。必能自信也，而后载笔。然犹必时察事变，稍有窒碍，则不惜详更节目，要于必可举行以无误后世，是予之所长行也。”（注：包世臣：《读亭林遗书》，《包世臣全集·艺舟双楫》，第268页。）包世臣的经世出发点，就是解决具体问题的实效有用，他知道在原有体制下，略微的变革，就能引起众人哗然而遭到阻挠，故他在文中也反复提出持论要务实，不为名高，不为已甚，就是希望举措能默运转移而不觉。
不过包世臣在30岁之前，非如此小心之人。他在嘉庆六年(1801)，教读安徽太平府同知之子姚承谦，承谦纵问救弊之要，世臣一一回答，后把内容写成《说储》一书。《说储》分成上下两篇，上篇主论政制之改革，下篇谈具体时政，如保甲、农政等方面。其主要内容有：改变选拔制度，设立审官院，主选举，废除传统考试内容，罢八股，改以“明经术、策事务二事”（注：包世臣：《包世臣全集·说储》，第136页。）。裁撤军机处，设立左右丞相，总理国政，任用内外官员无满汉之分，中央官职不分设满、汉缺。对外关系禁止与外国贸易。地方行政，原厅、州一级行政设置，都改为县，隶属府。取消盐业专卖，不限疆界，听其就买转卖。在直隶等处屯田，减轻漕运负担，等。
《说储》写作之际，全国政治面貌正发生巨大变化，乾纲独断的乾隆时代刚刚过去，嘉庆帝亲政后力图革新积弊，文字狱也有所放松，包世臣年仅28岁，涉世也较浅，故大胆议政，直抒胸臆，此书可谓“少年论政之总枢”（注：柳诒徵：《说储》跋，《包世臣全集·说储》，第201页。），直是全面改制之书。李兆洛评《说储》，说：“皇上亲政之初，昭取直言，慎伯揣摩时事，援比古义为《储说》(即《说储》——笔者注)数万言欲上之而未果，一时以为洛阳少年也。”（注：李兆洛：《养一斋文集)卷2《疏园诗序》，光绪八年汤成烈重刻本。）可见包世臣那时非只把想法载于典籍，实有付诸实施的雄心，但他不能明了清王朝是少数民族统治下高度君主专制的政权特性，希冀以历史上的传统改革思路来改变清政权的政治布局，既有年轻人的狂劲，也略带几分中下层文人的迂性和政治幼稚，明显不可行。很可能在友朋劝阻下，“欲上之而未果”。
随着阅历增加，包世臣已经知道解决现实问题的根本之道在当时并不可行，“举事骇众则败成”，所以他提出解决时政问题的举措时，“稍有窒碍则不惜详更节目”。正因为此，道光十年(1830)包世臣56岁时重评《说储》之文，认为“唯《农政》一册，差足自信，余说殊有不尽可见诸施行者”（注：包世臣：《自编小倦游阁文集三十卷总目序》，《包世臣全集·艺舟双楫》，第270页。）。此也是他务实心态的反映。道光二十四年(1844)，包世臣编刻生平著作时，便把《说储》上篇秘藏于家，下篇分散归于《齐民四术》各类。故上篇，直至清季刘师培等整理出版，才与世人见面。
包世臣对于具体时政的研究，主要见诸盐、河、漕三大政。他的盐政改革方案，《说储》里已见雏形，主张取消盐业专卖，不限疆界，听其就买转卖。在嘉庆二十五年(1820)所写的《庚辰杂著五》，他更进一步阐述道：“裁撤大小管盐官役，唯留运司主钱粮，场大使管灶户，不立商垣，不分畛域，通核现行盐课，每斤定数若干。各处虽难画一，断不可致悬殊。仿现行铁硝之例，听商贩领本地州县印照赴场官挂号缴课买盐。”（注：包世臣：《庚辰杂著五》，《包世臣全集·中衢一勺》，第71页。）清代盐政问题虽突出，但是症结所在并非十分复杂，包世臣此改革方案，终其一生都没有发生变化，他提倡的自由买卖也符合时代潮流，10年后，两江总督陶澍整顿盐务，在淮北实行的票盐制，沿用包世臣的思路，裁革专商，刷印联票，听民贩自由买卖（注：陶澍：《酌议淮北滞岸试行票盐章程折子》，《陶澍集》，上册，第200—205页。）。陶澍改革取得很好的效果，使盐价大降，民贩争运，私盐得到遏制，一扫盐务之疲弊（注：参见陈锋：《清代盐政与盐税》，中州出版社1988年版。），亦可见包世臣的思路的前瞻和有效。
包世臣所花精力最多的是河工和漕务，尤其是漕务。黄河的泛滥，运河的堵塞，银贵米贱的日益严重，东南民众与官府之冲突加剧，各种情况的交织使漕务在嘉道时期成为极为棘手的内政问题，也是包世臣最为关注的时弊。
包世臣首先提出的整治漕务对策是京畿屯田，以纾江浙民困。在《说储》里已有涉猎，不过他仅点到为止，并未深入探讨。他最初系统阐述解决漕弊之法为海运。1802年游上海时见沙船数千艘停泊黄浦的场景，触发了他海运可救漕弊之议。嘉庆九年(1804)，他写成《海运南漕议》一文，指出海运在安全、费用上的可行性，并主张雇用民船，“雇船未尝非政体也。取其便适无他患，何必官艘哉？”（注：包世臣：《海运南漕议(并序)》，《包世臣全集·中衢一勺》，第12页。）然当局未听从他的建议。
道光四年(1824)，清江浦高家堰处黄河决堤，冲毁运道，运道更加淤积，漕运十分困难，海运迫在眉睫。第二年，道光帝颁布上谕，令江浙等地督抚要员就所属地方情形，广咨博议，据实上奏。是年，包世臣写成《海运十宜》，把20年前的建议具体化，同年清廷实行海运之策。道光二十八年(1848)，包世臣回忆此篇文章作用，称：“是时新抚(陶澍——笔者注)至吴，茫无津涯，得此稿，依仿定章，海运乃举。”（注：包世臣：《海运十宜》重校记，《包世臣全集·中衢一勺》，第84页。关于包世臣在漕粮海运中的作用，参见张岩：《包世臣与近代前夜的“海运南漕”改革》，《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1期。）
包世臣提倡海运，又鉴于黄河和京杭运河堤防危机。清廷为了确保京城官吏和军队的粮食需要，在治理黄河和漕粮运输发生冲突时，首先确保运道的畅通。乾隆后期，黄河河床日淤日高，已经高于运河道。为了能使粮船顺利度过黄河，在嘉庆九年(1804)后，运道引入黄河水，靠河水浮送，才能完成漕运。但黄河水本身携带有大量泥沙，又使运河道淤积，堤坝也常常溃决，而且为了借黄济运，又导致黄河南徙，经苏北入海，使黄河失去自然之惯性，使河南至苏北地区经常决口（注：参见李文治、江太新：《清代漕运》第八章《漕粮运道》，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49—271页。）。而漕粮海运，无疑成了治黄治运的突破口，故包世臣在提出海运的同时，也着眼河工，屡向当道提及：“为今日计，能举海运以专力治河者，上也”（注：包世臣：《启颜漕督》，《包世臣全集·中衢一勺》，第80页。）。“故善谋国者，莫如暂举海运。……不使人扰漕，不使漕扰河”（注：包世臣：《漆室答问》，《包世臣全集·中衢一勺》，第75页。）。“必以暂行海运、专力治河为上策”（注：包世臣：《上英相国书》，《包世臣全集·中衢一勺》，第101页。）。
在思考漕粮海运的同时，包世臣仍在考虑彻底解决漕务弊端之法。在他看来，海运只能暂时减缓官民之间的矛盾，降低运费，并使漕粮不受运道堵塞影响而顺利抵达通州，却不能一劳永逸。这个时候，他又回到了最初的思路，就是《说储》提到的京畿屯田（注：明清时候，国家专设运军，用于护送粮船，为了确保运丁的收入，实行漕运屯田制，规模不大。包世臣的设想是民屯，目的和规模与漕运屯田制都完全不同。）。嘉庆十五年(1809)，包世臣上京参加会试，与协办大学士戴衢亨在海淀见面，较系统地提山屯田的主张（注：包世臣：《海淀问答》，《包世臣全集·中衢一勺》，第91页。）。嘉庆二十五年(1820)又写《庚辰杂著三》、《庚辰杂著四》，继续阐述此想法。
道光十五年(1835)，包世臣写成《畿轴开屯以救漕弊议》，全面分析当前局势，提出完整的屯田设想，他分析清朝曾有过两次大规模的屯田但不久即废除的原因，指出这是因为当时国家稳定，北方没有乏食之虞，无须进行屯田。但是如今“民户朘削不堪，非闹仓不能邀减，众志成城，不谋而集，故抢斛、拆仓、殴官之案，相望而起。从前闹漕皆棍徒，今年则皆力农良民。封圻大吏，知良民闹漕之实出于不得已也，每事姑息，渐不可长。……无论平日官声，漕开则怨敛，民户日少，讼户日增。……旗丁所得津贴，仍不敷沿途闸坝起拨盘粮交仓之费，倾覆身家，十丁而六，是民困官困丁困皆至于不可复加。”于是他高呼“穷则变，变则通”语，提出变通之权，惟决于开屯而已。他主张在北京周围数百里之内，附近河道通舟处，开河渠，招募江浙农民进行耕作。
正当包世臣还在全力探讨于传统社会中的河、漕之事解决之道时，西方输入的大量鸦片，引发了更大的社会和经济危机，其直接的后果就是中国白银的大量输出，以至于银贵钱贱，而又导致米价的下跌，无疑给了小农经济以重创。时局的严峻，促使包世臣在19世纪30、40年代，把注意力转向银贵米贱的对策，他指出：“盖赋重地区，民力本弊，又数十年无此贱米，数百年无此贵银，漕运者米，而费用皆银，不宽民力，则伐国本。然不宽官力，无已宽民；不宽丁力，无以宽民。是必通盘筹画、一无窒碍而后可，非一枝一节所能奏效也。”（注：包世臣：《答桂苏州第一书》，《包世臣全集·中衢一勺》，第195页。）鸦片战争后，洋布的大量倾销，又严重威胁着江、浙农民的棉纺织业，而许多农户能完成繁重的漕赋，就是依靠棉纺织业收入弥补。包世臣在道光二十六年(1846)提到洋布冲击棉布的影响时说：“木棉梭布东南杼轴之利甲天下，松太钱漕不误，全仗棉布，今则洋布盛行，价当梭布而宽则三倍，是以布市销减。”（注：包世臣：《致前大司马许太常书》，《包世臣全集·齐民四术》，第237—238页。）诸种问题交织在一起，晚年他已不提海运、屯田，而寻找有效平息高昂物价，尽量减少外国商品输入对于中国民众损害。
在处理中外关系上，包世臣的一贯主张禁止贸易，但考虑的着眼点有所不同。如果说包世臣19世纪初在《说储》文中主张闭关锁国，禁绝贸易，是出于社会风俗和道德伦理的考虑，那么他在嘉庆二十五年(1820)，仍主张放弃与西方的贸易，实已注意到鸦片烟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他写道：“买食鸦片，则其银皆归外夷。每年国家正供并盐关各课，不过四千余万，而鸦片一项散银于外夷者，且数倍于正赋……但绝夷舶，即自拔本塞源。一切洋货皆非内地所必须，不过裁撤各海关，少收税银二百余万而已。国课虽岁减二百万，而民财则岁增万万。”（注：包世臣：《庚辰杂著二》，《包世臣全集·齐民四术》，第212—213页。）
但是他在鸦片战争后清楚地看到，在当前局势下，奢谈禁绝外国商品进入，销毁鸦片已经不可行，他说：“欲重严土禁，屏绝呢、羽诸洋货，增茶、丝之值，窃恐无益。土禁莫严于戊戌(道光十八年，1838)、己亥(道光十九年，1839)，都中罪至藩服，而外省幕府友丁，灯未尝息，员弁兵役，瘾日益大，以日夜捕土，不烦钱买而自得饱餐，故也。……真土佳枪，顾在上房。”朝政上下，早有禁止鸦片之举措，已是如此状况，更何况“茶、丝价值，非官所能主，呢、羽本非例禁。夷人鼾睡卧榻之侧，卖盐卖硝，明犯大禁，而封圻率破例受如恐后，况欲新倡此条目乎？且内外富室贵胄，无不尚洋货，其将悉出之焚于通衢以为民先乎？抑将洋货店悉加藉没乎？在在虞窒碍已。”（注：包世臣：《复桂苏州第二书》，《包世臣全集·中衢一勺》，第198页。）
严格禁止鸦片以及于其它商品，在包世臣看来，本是平息银价高昂之根本，只是当前情况下，实不可行，他只能退而求其次，提出行钞方策。包世臣讲钞法，出发点是平定银价，提出：“以钱为币，使银从钱，以夺银之权归于钱，而广钱之用，操之一钞。”他要求剥夺银在商品流通中的地位，以制钱取代之，不过钱质繁重，而单位面值又低，在商品交易和长途运输多有不便，所以他主张发行以制钱为计算单位的大额纸钞，“总统轻赍之便悉归钞”（注：包世臣：《致前大司马许太常书》，《包世臣全集·齐民四术》，第238页。）。纸钞由户部发到各布政使，再转发州县。由州县设立钞局，与民公平买卖，他认为由此用银日少，银价就自然下跌，同时包世臣反对大量发行纸币，针对有人提出“造百万即百万，造千万即千万，是操不涸之源”之说，他道：“从来钞法难行而易败，正坐此耳。初届造钞，以足当一岁钱粮之半为度，陆续增造，至倍半于岁入钱粮之数。循环出入，足利民用，即止。”（注：包世臣：《再答王亮生书》，《包世臣全集·齐民四术》，第218页。）
包世臣的货币改革主张，实出于银价日高后的无奈，他认为此法只是“救弊之良策”，而非“理财之大经”（注：包世臣：《再答王亮生书》，《包世臣全集·齐民四术》，第219页。），他说：“是故行钞之外，更有良法，可以减银价，复旧规，则自当从长计议。鄙人日夜思维，实无他术，是以持此颇坚。”（注：包世臣：《答族子孟开书》，《包世臣全集·齐民四术》，第235—236页。）然他的货币主张却是错误的，被经济史家所批判。胡寄窗指出包世臣以银从钱之法，在货币理论上是错误的，违反了商品经济发展中贵金属代替贱金属的的客观历史趋势，实践上也是不可行的（注：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下册，第630—631页。）。赵靖亦提出来同样的看法（注：赵靖主编：《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第4卷，第403—404页。）。
道光末年，西方商品的进入，鸦片贸易的发展，银价的抬高，自与资本主义的经济入侵息息相关，并由此打开了中国传统经济的缺口，包世臣是传统体制下的经世者，实难处理如此的困局，然他在嘉、道之际的经世活动，昭示着近代中国文化之走向，也说明近代变革实有儒家传统经世思想的原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