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民主：文献述评及其理论重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重构论文,文献论文,民主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D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15)10～0096～13 一般地讲，经济民主研究处理的基本问题是经济秩序的重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是根本性经济基础的变革，按照一般西方学者的理解是经济领域的分配平等。无论如何，它都涉及财产权的保护与改变，涉及经济自由的干预与限制。财产权与民主化的冲突是大部分经济民主研究讨论的根本问题。本文认为，财产权的保护与改变不能构成经济民主要求的根源，同样，经济自由的干预与限制也不能构成经济民主的全部内容。如果把经济看成是效率与自由的领域，把民主看成是公平与正义的领域，我们获得的只是自由市场、财产保护同国家干预、社会抵制的两相调和。但实际上它们不过是经济权力展开的两个环节，有关自由与民主的讨论必须统一到权力结构当中。 一、经济民主的由来 在追求自由竞争的经济发展阶段，有关经济民主的讨论很难成为主流，甚至很难出现。正如达尔所说，19世纪对资本主义体制信仰的流行意味着，为了实现一个正义与进步的社会，经济单位摆脱政府或其他经济组织的外部控制、实现几乎完全的自治是必需的、理想的。①保障市场的自由竞争、保护财产的私人占有一直以来都是经济有效运行的重要法则。正因为如此，当民主成为国家中的基准时(至少是在发达工业国家)，经济领域却依然盛行着专制主义。② 正像沃尔夫等人指出的那样，相对于政治民主(试图在公共部门进行权力控制)，经济权力的集中及其矫正方法，经济民主的观念，很少受到大家的注意。③施韦卡特认为这是现代资本主义一个惊人的异常现象。我们热衷于选举有能力的领导人，却对与我们生活更加切近的经济领域的集权视而不见，而后者可能具有奏效更快的特点，具有更为具体的地位，同时它也是我们作为成年人的一生为之奋斗的地方。④ 与此同时，民主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政治概念、政治事务。它表示人民的权力、人民的统治，表示保障人民权力得以实行的一系列规则体系。经济领域追求的是效率与收益，并不是民主的适用范围。如果我们承认企业是老板的私人财产，同时也承认私人财产占有的合法性，那么一个老板拥有企业内部所有资源(包括工人)的绝对支配权就被认为是理所当然、毋庸置疑的事情。任何有关民主的要求则意味着对经济原则的背叛、对经济秩序的干扰，是悖谬而不当的。 经济民主要表达的恰恰是这种悖谬和不当本身。也就是说，经济民主是将两种并不必然相连的理念联系在一起，这两种理念之间存在一定的紧张关系。经济通常同自由相联系，而民主则意味着对自由的一定的限制，它要求我们运用有关经济的知识来规划平等和效率，要求在平等当中注入一些合理性，在效率当中注入一些人道。⑤发生在企业内部的微观民主形式则被认为削弱了雇主的财产所有权、影响了他们的剩余价值所得、严重损害了雇主进一步实现再生产的积极性。⑥ 按照波汉姆-卡特的解释，这一困境来源于同自然科学的类比推理。如同发现自然的法则提高了人们处理、对待自然的自由，发现经济的法则将会增强人类在社会、经济方面的自由。但是，从物质自然的控制中获得的自由非常接近完全的获得。⑦从经济控制中获取的自由是不完全的，因为它包含对人类法则的发现——人类行为的法则——以及为了人类的目标对这些法则的使用。对自然的控制意味着控制自然为人类服务，对经济的控制则意味着控制人类自身，由人类自身控制，为人类自身服务。⑧ 这就是说，控制自然对人类来说意味着更多的权力，控制经济则意味着一群人对另一群人的更多权力。经济单位完全的自治、市场完全的自由竞争实际是表明支配力量的泛滥。但从实践来看，在任何一个国家，自动调节的市场都不会完全成功，即使成功也不会长久。资本主义的发展到处都表明经济组织自治的减少，以及由政府和其他经济单位实行控制的相应增加。 尤其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巨大的托拉斯无论在其内部、还是在其外部关系上都体现出许多国家政府的特征。因此，这些公司事实上成了一种公共企业和一种政治系统。它们与古典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理论描述的公司完全不同。后者假定每个个别的企业相对于总体市场是小的，它们不能够影响价格并完全受市场的影响。⑨在这种情况下，一种进步的、正义的、合理的、或者理想的经济秩序的可选择替代模式值得加以考虑。⑩ 当市场运行逐渐成为国家干预的对象，过去被认为只在政治领域存在有效性的民主制度开始被移用于经济领域。正如萨托利指出的，虽然经济民主是一个多义的、无从捉摸的概念，但是导致这一概念构建的逻辑是十分清楚的。既然政治民主主要局限于政治和法律上的平等，社会民主强调的是地位平等，那么经济民主所关注或反映的便是财富的平等。(11)科恩的表述则更加直接，即经济民主是指经济领域内的民主。这一表述甚至不认为经济民主是一种民主形式，而只是民主在经济领域内的表现。他认为当社会成员有权利选择他们所要追求的经济目标及达到这些目标的经济手段时，就算有了经济民主。(12) 问题是，这般理解的经济民主并不直接指向经济本身，它反倒是实现真正政治民主的手段。民主制度被移用于经济领域、移用于企业管理只是表明人们对政治民主缺陷的不满，限制经济领域的专制只不过是实现这一目的的一个环节。没有人否认作为民主政体基础的经济民主的重要性；他们通常都承认经济平等和工作场所的民主是有价值的目标。然而，所有这些观念模型都不再是最重要的，而是从属性的，因为他们都要以明确的或隐含的政治民主为前提。 换句话说，如果总体政治体制不是民主体制，经济平等是没有意义的，工作场所的民主可以在一夜之间被清除。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首先、首要是“政治民主”，经济民主不过是政治民主的补充。在其主张者看来，政府全盘干预或部分干预经济可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政治民主的发展必须或不得不基于经济的平等(即经济民主)。其落脚点在于经由这个过程达到“真正民主”，而不仅仅囿于“经济民主”本身。(13) 面对追求真正政治民主的普遍要求，变革经济制度本身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种方式。奥塔·锡克就提出了“资本中性化”的主张，试图解决资本主义的困难，同时防止全面计划的共产主义发展路径。资本中性化意味着不断将新形成的流动生产资本转化为集体企业的不可分资产。这种资产由当时共有企业工人集体选举出来的委托人管理。大资本公司将逐步转化为完全建立在中性化资本基础之上的工人共管公司。中型公司将变为私人资本和中性化资本联营的混合公司。小企业则依然为私人所有。(14) 但是坚持经济自由主义的学者们并不甘心如此，他们更倾向于论证经济生活本身的民主因素来抵制变革经济制度、加强国家经济干预的要求。如果民主的因素内在于经济生活，为了实现真正政治民主就不再需要重构它的经济基础。在这个前提下，消除政府对经济全面或部分干预就是可能的，自由主义与政治民主的冲突就是虚假的。人们需要做的并不是竭力“规划”经济领域的民主形式从而破坏经济自由，而只需要想尽办法让经济生活内在的民主充分发挥出来。 一些学者认为，市场中的自由竞争本质上是公众(消费者)通过选购、认同某种产品及其生产企业。这是一个对企业生产决策的“民主表决”过程。这就是说，尽管生产方式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属于个人和企业，但是，每天发生在市场的行为都要由市场消费者的选择来维持和决定。这本身即是一种消费者民主的表现形式，经济民主和经济自由是一回事。(15)如果说经济专制确实存在，那恰恰是经济自由不充分的结果。因为富人并不希望出现充分的自由竞争局面，尤其是那些财富继承者。而自由竞争实际有损于世袭财富寡头而有利于多数人利益。 具体来说，在封建社会，人们因为战争和征服，通过统治者的慷慨赠与而变得富有。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们通过直接为顾客生产商品，或间接地作为原材料和半成品的生产者而变得富有。这意味着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变得富有的人是服务于他人的(为大多数顾客提供服务)。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民主的，因为货币构成了选票，成功商人的财富是顾客投票的结果。要想保住已获得的财富，只能通过继续满足顾客的愿望才能实现。归根结底，生产的最终目的是服务于消费，所有的决定都依赖于作为顾客的人们的意志。所以，什么时候顾客的观点和商业管理者的观点发生冲突，市场的压力会决定消费者的观点最终胜出。(16) 但是，每个公民一人一票的选举同消费者自由决定的商品购买完全是两码事。消费者个体的经济购买力完全是由他们不平等的财产状况决定的。况且消费者在购买商品的时候，只是对产品的价值进行了投票；他们没有并没有对谁应该拥有生产方式，谁能够保持盈利，以及由此造成的收入分配进行投票。这些因素不但影响经济民主，还同时是政治民主的物质条件保障。有什么样程度的经济民主，就有什么样程度的政治民主。对公共资源的企业垄断创造了人为短缺，导致社会-经济的失衡，它限制了工人对经济机会的获取，并削弱了消费者的购买力。(17) 因此，市场自由不过是“让资本家决定”的另一种说法。它一方面肯定了自由的企业家，他们有发财的自由；另一方面肯定了自由的劳动者，他们在实际上不过是饿死的自由。(18)资本主义社会既然使多数劳动者陷入赤贫的状态，形成了财富积累严重的两极分化，那么，保障个人的财产权利就不过是一句空话。建立在这种经济民主之上的政治民主，自然也只能是为资本所有者服务的政治形式。 相比公正和平等而言，自由竞争被认为是经济生活中更加重要的东西。经济资源占有的不平等往往会剥夺多数人的政治权力，使之集中于少数人手中。(19)在法律上属于个人的企业是资产阶级经济权力实践的基本制度。企业是资本所有者的集合，它联合众多以私人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投资者。正式的权利帮助稳定了社会关系，选举产生的政治能够使资本所有者的权力在劳动群众中变得合法化。(20) 而经济民主的政策目标是重新分配财富并使经济机会与条件平等化。(21)它要求对经济进行干预，在经济领域实行民主理念。这实际上是对自由竞争、对“经济”的一种反动。经济自由承认个人财产所有权与其他个人权利一样不可侵犯，强调自由竞争、效率优先原则。而经济民主则意味着多数人的利益得到尊重与保障，强调公正、平等原则。如果个人财产绝对化而侵入公共领域，则会导致缺乏公平；如果以多数决定来剥夺个人的财产，那么，经济自由和市场效率则会荡然无存。 二、工作场所的民主规划 正如艾伦·伍德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市场不仅是一种政治空间，同时也是一种经济空间。它不仅是自由和选择的领域，也是统治和强迫的领域。将民主视为一种政治范畴，同时也视为一种经济范畴，并不是要把“经济民主”简单地作为一种更加平等的分配，而是要将民主作为一种经济调节器(economicregulator)、作为一种经济的驱动机制。而最有可能开始寻求一种新的经济机制的地方，恰恰处于经济的底部，处于劳动组织自身之中。(22)它的目的在于消除经济上的苦难和剥夺，实现一个民主的资本主义社会。(23) 罗伯特·达尔为民主管理公司的规划提供了另一种解释。他认为，经济民主对实现和扩大自由是至关重要的，但是经济民主本身并不能够通过市场机制的目标来实现。相反，经济民主要求经济企业的自我管理。他设想的是一种能够将很多重大的决策权分散于相对自主经营的各个企业的经济秩序。这样的分权要求做出重大决策的关键性权威在公司内部运行。因此，经济民主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这种权威如何在公司内部行使，形成什么样的替代方案。(24) 在区分经济的替代选择时，主要的问题不是一种制度是社会主义的还是非社会主义的，企业是“私”有的还是“公”有的(虽然它们也很可能是重要的附属问题)。而是允许给经济企业多少自治以及内部和外部控制的性质如何。(25)德国和奥地利的“共同决策制”，南斯拉夫的工人委员会和“自我管理”，以及在其他不同国家中，管理者和工会之间共同协商的制度化实践充分表明了这一点。 它们要改变的是古典经济理论所构建的企业秩序，后者要求企业内部服从于所有者或企业家的绝对控制，它们反过来必须几乎完全摆脱公司外的行动者，包括政府的直接控制，同时必须服从市场势不可挡的影响。(26)也就是说，这种经济民主并不排斥市场，它反倒要运行于市场机制以及一整套约束体系之中。这些约束体系是为达成民主的目标所必需的、民主地强加的法律法规。 经济民主的研究重点实际还在工作场所的民主(workplace democracy)，这一定位对于组织与经济民主相连的问题更具有建设性意义。(27)在实践中，经济民主的理念只在微观层面、在许多有关工人参与管理的议程中能够转化为现实。工作场所的民主仍然表达政治民主思潮在经济领域中的反映，表达希腊模式在工业社会的运用。但它比经济民主的含义要窄得多，主要主张是将民主应用于工业组织、企业的经营决策中。 工作场所的民主是近代工业化生产同政治民主化运动相互结合的产物。其核心是公民对于工作场所的管理和决策的参与。不仅如此，作为公民日常生活的重要领域，工作场所的参与也是民主政治公民参与的主要形式。 这同新古典经济理论有着根本性的冲突。汤姆林森将之概括为“单一-最大化理论”，这一理论假定企业是利用给定价格、技术和市场的组合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组织。它的基本目的不是分析生产而是分析市场，是一种关于分配的理论而不是关于生产的理论。它主要研究如何通过价格体系来分配资源，分配的形式决定了特定组织和个人是否能够获取一般利益。(28) 而一般利益只同消费者相连，消费者消费的越多，一般交换价值积累的也就越多。生产者追求自身的利益会影响企业生产、影响企业利润的积累，因此它总是同市场、一般交换价值相冲突、相对立的利益。企业作为一元化的实体而存在，利润目标和效率为总的理性目标(一般交换价值积累)服务，而不容纳多元的利益诉求。因此，“单一-最大化理论”几乎不谈什么工作场所的民主。即使谈到，也主要关心的是使工作组织得更好，以便达到组织的目标。(29) 围绕如何在工作场所、在公司内部实践资本主义工厂专制的替代方案，理论和现实为我们提供了三种基本的操作形式。工作场所的民主不仅可以表现为工人通过职业工会参与工厂事务的集体协商而间接参与工厂管理，还可以表现为工人直接参与管理，以及通过改变所有制，以工人持有公司股份，成为公司的股东等形式，分享企业中的民主权利。 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的观念是一系列统称为企业管理变革理论的起点。(30)然后才有管理权应该集中还是分散、应该掌握在谁手中的问题。赛尔特和马奇认为，公司实际基于不断变化的管理群体联合。因为公司本身就是一种参与的联合形式，它联合的是不同的需求、变化的关注焦点、和同时处理组织所有问题的有限能力。如果它要同古典经济理论相区别，则必须避免削减公司目标的数量和决策制定者的数量。(31) 管理者的权威不再被认为是集中的、理所当然的，而是需要同工人共享。而且，这种共享形成制度化的形式，逐渐将工人参与企业管理决策的活动固定下来。(32)在此语境下，工业民主构成了集体谈判的延伸，通过这一形式工会和雇员的影响得以扩大成为积极的参与。这里的重点在于真实地分享企业的经营决策权，而不停止在协商、咨议层面。因而，有关工业民主的讨论通常侧重于工人是否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参与企业的管理，发挥工人在企业决策中的作用。(33) 詹尼斯·弗利等人区分了工业民主和员工参与。在他们看来员工参与只是工业民主的构成要素之一，而不是工业民主的全部内容。前者允许企业员工向企业管理者表达意见、影响决策等；后者则意味着企业员工真正控制企业的组织目标设定和整体规划。也就是说，工业民主是比员工参与更高级的企业组织形态。(34)正如戴维·米勒所说，工业民主要有意义，各企业的成员就必须掌握对其工作环境的高度控制，这包括对生产什么、怎么生产等事项拥有决策权。(35) 佩特曼则批评了将员工参与当做企业取得经营目标的手段，利用员工参与提高企业效率的观点，认为它们是“假参与”。这样使用的参与不仅指一种决策方法，还包括许多管理者使用的用于说服员工服从决策的方法。她将最终决策权归企业管理者，员工参与只是影响决策，工人始终处于永久服从地位的参与称之为“部分参与”。而只有能够作为一个自我管理的团体进行生产，自己决定生产活动中工作流程的参与才是真正的工业民主，是“充分参与”。在这种情况下不存在具有不平等决策权的双方。(36) 埃勒曼的观点调和了企业所有权与控制权之间的分隔和矛盾。他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是以雇佣契约为基础的，而雇佣契约否定工人拥有他们劳动成果的权利。但是，拥有自己劳动成果的权利历来是私有财产占有的自然基础。因此，资本主义生产绝不是建立在私有财产基础上的生产，事实上，它否认私有财产占有的自然基础。相反，经济民主制度建立在民主的、工人所有的公司基础上，它恢复了个体对自己劳动成果的所有权。因此，工人所有的民主公司绝没有侵犯私有财产，而是恢复私有财产占有的合理基础。 由资本主义公司转变为民主公司是通过恢复劳动占有基础来改造和完善私有财产制度的方法。需要废除的不是私有财产，而是雇佣契约。在由资本主义公司向民主公司转化的过程中，雇佣关系必将被成员关系所取代。过去，企业的主要形式建立在人力劳动者雇佣上(私下或公开)。在民主公司中，公司成员身份取代了雇佣劳动者身份。民主公司归全体成员所有、被全体成员管理。它要求废除雇佣关系，而不是废除私有制，实现的是民主同私有制在工作场所的联姻。 每一个生产企业由那些在此工作的人控制。工人对企业设备的操作负责，包括组织、纪律、生产技术以及产品的质量、价格和分配。有关分配的决定通过民主的方式做出。权威代表的问题通过民主代表解决。管理者由工人选择，而不是由国家任命，不是由共同体选举，不是由股东选举产生的董事会挑选。最终权威取决于企业工人，按照一人一票的原则进行。埃勒曼的结论是：“公司能够被社会化，但仍保持‘私有’，在它不是在政府所有的意义上。”(37) 受埃勒曼的影响，罗伯特·达尔考虑了一种公司资本主义的替代形式：由企业所有工作人员集体拥有和民主治理的经济企业体制。(38)在民主治理的企业中，每一个企业成员都享有一票且仅享有一票。企业所有内部的决策都需要尽可能地满足民主过程进行设计。这种体制以往被称为工人合作制或者自我管理的企业等，达尔则称之为自治企业。它实际上是按照政府的形式来塑造企业，这种企业在由市场和外部民主政治控制所设定的限度内是民主的，在企业工作的人可以被称为企业公民。 如果说埃勒曼等人构想的民主管理公司更像一种内部人控制的工业民主形式，那么，史密斯则从股份制创新方面为企业所有权和控制权的调和提供了更广阔的视角。正像选举制度超越政党、进而超越议会逐渐走向整个社会一样，工业民主在股份制产生之后则超越了决策参与，并进而超越了工厂本身。因为股份制使得工厂内部以及工厂之外的人群同样能够持有公司股份，成为公司的股东，分享企业管理权。这一工业民主理论认为，政策决定权应该从公司所有权人转移到更大群体的公共所有权人手中，包括工人、顾客、供应商、邻居和更广泛的公众。(39) 当然，在米塞斯等自由主义者看来，上述工业民主等同于虚假的经济民主。正如上文提到的，他们认为市场经济本身就是经济民主，消费者是最重要的民主主体。他们的购买或不购买行为创造了企业的盈利或亏损，是商业活动的终极评判标准。在虚假的经济民主中，人们被认为应当作为生产者直接生产，而不是作为消费者。他们不是作为产品的购买者，而是作为劳动的出售者发挥影响。就是说，作为生产要素之一的出售者发挥影响。如果虚假经济民主得到执行，它将使整个生产体系解体。由于生产自身并不是目的，因而虚假经济民主的荒谬就会变得非常明显。(40) 这一批判本身并不充分，甚至存在谬误，但它揭示了纯粹生产场所民主的不足。就批判本身而言，在自由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下，多数雇员都从属于不是他们选举出来的管理者，从属于没有或很少有他们话语权的统治。他们是下属，一种明显同民主公民的理念相反的角色。消费者们被资本所有者的意识形态宣传(以广告为代表)催生出各种莫名其妙的欲望，最终转化为市场上的购买行动，成就了他者的资本积累。而这种市场消费显然具有严格的等级性。拥有更多的资本意味着占有更多的支配权力，包括任意选择和使用他人劳动的权力。 就生产场所民主的不足而言，民主地参与企业的管理实际导向工人自觉地同企业的经营决策相一致，而企业的经营决策反映的是企业管理者的意志，是为企业管理者服务的。只有伴随社会总体变革一同发生，这种民主的工厂管理才是真实的。(41)经济生活的变革不在于维持均衡，而在于试图极大地改变权力之间的平衡关系，最终更加全面地转变工业和社会的结构。(42)任何缺乏工人控制或工人自我管理的工业民主形式都仅仅有利于资本主义，都应该被归结为“扩大的集体谈判”。 三、从企业改造到社会改造 如果说经典马克思主义存在一种有关“经济民主”的论说，那也只是借用了这个名称而已。它实际是要表达人的、劳动的异化根源于财产的私人占有。而要消除异化状态、实现人的解放则必须解决这一根源问题。超越性的最终目标实现在从工作场所到生活场所的民主化过程中。它意味着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支配关系的消除，意味着全面发展的、现实个人的实现。 这一总体社会变革起始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批判。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经济领域的管理，就其形式来说是专制的。无论在制造产品的社会劳动过程，还是在资本的价值增值过程，资本所有者都要执行管理的职能、加强生产资料合理使用的监督，以剥削更多的劳动力。雇佣工人的劳动协作，“在观念上作为资本家的计划，在实践中作为资本家的权威，作为他人的意志——他们的活动必须服从这个意志的目的——的权力，而和他们相对立”。(43) 在工作场所，一切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方法都是靠牺牲工人个人来实现的；一切发展生产的手段都变成统治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实际上，由于资本主义的制度安排将企业的经济控制权集中在拥有资本所有权的资本家手中，工人们不得不将他们的自主权利交出来，以换取劳动所需的生产资料和生存所需要的生活资料(工资)，并被迫成为自己劳动生活的边缘人和被控制者。工人畸形发展为局部的人、被贬低为机器的附属品。(44) 在宏观层面，经济的所有其他关系都要服从资本的专政，都要服从“剥削关系”。“对资产者来说，只有一种关系——剥削关系——才具有独立自在的意义；对资产者来说，其他一切关系都只有在他能够把这些关系归结到这种唯一的关系中去时才有意义。”(45)这种利益的物质表现就是金钱，即一般交换价值。它代表一切事物，人们和社会关系的价值。 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认为资产阶级的政治民主本身并没有价值，它不过是权力统治者的工具。掌握政治权力、实施政治民主的现代国家本身“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46)列宁在《论“民主”和专政》一文中论述道，资产阶级“伪善地把民主共和国说成是‘全民的政权’，或一般民主制，或纯粹民主制，实际上这种共和国就是资产阶级专政，就是剥削者对劳动群众的专政”。(47)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如果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主，人类对平等的要求就不应当仅是表面上的，不应当只是在国家的领域中实行，它还应当是实际的，应当在社会的、经济的领域中实行。(48)为了把社会生产变为一种广泛的、和谐的自由合作劳动的制度，必须进行全面的社会变革，社会制度基础的变革。而这种变革只有把社会的有组织的力量即国家政权，从资本家和大地主手中转移到生产者本人的手中才能实现。(49)控制了自己的生存条件和社会全体成员的生存条件的革命无产者集体是个人的这样一种联合(以当时已经发达的生产力为基础)，这种联合把个人的自由发展和运动的条件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50) 总体来说，企业的特征是由作为整体的经济层面的权力决定的。价值规律产生了增加了资本不断集中和凝聚的压力，同时也产生了改变劳动过程的压力。(51)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民主理论起始于对企业层面和经济领域专制权力的批判，结束于总体的社会改造思路。在马克思之后的经济民主研究或多或少都受到这一路向的影响。这就是说，对工业民主的探讨总是指向更加广阔的民主化进程，并将之转变为一个引导性的组成部分。如果说韦伯夫妇研究的工业民主是总体民主的奏鸣曲式，那么工会组织就是奏鸣曲式的显示部。其后的发展是组建全国性的职业联合并最终改造政治民主。 具体而言，韦伯夫妇实际从英国的工会运动中看到了通过经济民主构建“真正”政治民主，实现总体社会改造的希望。(52)在这种设想中，工人们在工厂、在生产场所当中实现了基层的民主形式。在此基础上，公民因其职业参加不同的职业协会并形成职业协会的联合。这些职业协会与普选的结合，在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议会中发挥了治理国家的作用。它实现了公民在党派之外的联合，通过职业的“功能型”代表制完成了政治民主重建。它是从工作场所经济民主到国家层面政治民主的一整套社会改造计划。 受马克思主义和韦伯夫妇理论的影响，历史上的工业民主通常被认为是广泛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运动(anarcho-syndicalsit movement)。它尤其在南欧国家，如西班牙和意大利很流行，同时也在美国流行。工业民主被工团主义者理解为接近革命社会主义，但同时严厉批评国家社会主义的威权模式，尤其是1917年后的苏联模式。与共产主义相反，工团主义强调在地方层面工作场所控制和集体所有制(coopertative ownership)的角色。 这就说，后来的经济民主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都放弃了马克思主义激进的革命形式，而采取相对温和的渐进改革。无论如何，经济民主往往被认为是大的社会经济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是独立的理论和改革日程之一。作为改革日程，经济民主的支持理论和现实世界的检验包括去中心化和经济自由化，以及民主合作，公平交易和地域化的实物生产和流通。(53)这一结构出于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出于为现存资本主义提供替代形式的追求。 恩格勒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社会化劳动体系，基于少数财富所有者的私人公司所有权，通过支配关系完成对多数人的统治。经济民主是不“颠倒世界”而终结少数人的赋权、终结资本主义的方式。(54) 他认为有目的的革命同工人阶级利益是不相容的，它不会剥夺只会重新确认和加强少数人的统治。(55)相反，对现有制度的可测量的改革将会削弱少数财富所有者的赋权而提高“人民的赋权”(human entitlement)，私人所有者将会被社会所有者取代；工作场所的专制将会让位于工业民主。这个过程将会通过工会、工作场所的组织化、共同体动员和民主政治活动(例如多数投票)来实现。 一些经济民主研究者遵循持有这样的观点：如果经济中包含大量的民主管理的公司，将意味着社会已经经历着向经济民主的根本转变。但是，没有这一社会、政治和经济的转变开辟道路，民主管理公司的存在就是相对孤立的。今天，经济民主仍然处于这样一种状况当中，尽管已经获得了支持它的制度结构。(56) 这就是说，工人的自我管理远远不是经济民主的终点。施韦卡特认为，经济民主还包括投资的社会控制和市场经济。前者指用于投资的资金来源于资本增值税，并通过公共投资银行网络返还回给经济；后者强调这些企业在没有政府价格控制的自由环境中，相互影响并同消费者相联系。原材料、生产设备和生活消费品通过供求力量决定的价格进行买卖。同时，施韦卡特也承认，在真实的世界实践中，经济民主要复杂得多，没有这个模型这么“纯粹”。(57) 尽管达尔设想的民主治理企业绝不是完全的自我管理，但它仍然将使收入和财产易于在更大范围内进行分配，趋向于更加理想的经济平等。(58)现代福利国家中的许多政策已经治理了分配不当的症状，但是并没有治理分配不当本身。税收和用于失业救济等公共事业方面的支出有效地改善了经济不平等的状况，但它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能够引起收入和财产分配方面实质性的变化。(59) 民主管理的公司总被认为是(或能够是)向经济民主转型的一部分，工作场所的民主被看作是发展一种新生产组织方式实验室的观点得到了研究者们广泛的认同。有的学者则认为工业民主可以构成未来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60)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固然依赖市场，但自由市场是有缺陷的。资本主义的特点主要在于生产资料所有权集中在一小部分人手中，而其余大部分人只能作为领薪者被他们雇佣。他们批评这一造成严重社会分配不公正的现象，将市场与社会主义价值结合在一起，提出了市场社会主义这种资本主义的替代形式。(61) 施韦卡特断言说：一种充满活力的、理想的社会主义形式必须是工人自我管理的、市场的社会主义，是“经济民主”。它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替代模式，承认工人参与企业管理和分享利润的权利，同时也认可国家对投资的重要调控。(62)施韦卡特和米勒都强调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制度的崩溃，只是表明国家所有制的社会主义的终结。社会主义仍然是一种值得追求的理想，而且在现实世界中也是可能的。只不过需要在构成社会主义成分的基本观点方面进行某些修正。(63) 通过引入市场来补充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不足，既实现社会资源的公平分配又能够保持经济发展的活力是社会主义经济民主理论普遍的追求。(64)罗默认为，由国家直接控制企业对社会主义的目标来说是不必要的。(65)实行工人拥有和管理企业只不过是“人民资本主义”(people’capitalism)。(66)市场社会主义的问题在于是否能够创建一种企业能互相竞争地经营的政治经济机制。(67)这些设想主要通过国家按照人头重新分配国有企业股票、银行国有化、允许资本主义企业存在等具体措施来实现，它依赖的是对利率的国家控制。 无论是罗默还是施韦卡特，他们关于经济民主的构想都还仅仅只是构想而已。一方面，他们的讨论围绕着构想本身展开，而很少涉及构想转化为现实的过程以及它们得以实现的条件和前提。另一方面，国家和国际层面的问题尽管同样是他们关注的对象，但他们的注意力似乎更集中于经济环境，并将经济环境的转变作为解决国家和世界性大问题甚至是地方性问题的基础。但是，问题的重点在于经济民主的构想大多意味着对经济自由的更多干预，而经济干预是由国家来完成的。没有这个前提和基础，经济民主是很难从市场经济自身生长出来的，就像猎犬的驯化不会从自身的活动中自然产生一样。 四、经济权力的均衡与规范 正如熊彼特所言：民主政治并不意味着，也不能意味着人民真正在统治。它只能概括这样一种状况，即人民有接受或拒绝将来统治他们的人的机会，无论是通过和平的、规则的方式，还是通过暴力的、无序的方式。所以，归根结底民主就只能被界定为政治家的统治。(68)相应地，经济民主表达的也并不是人民群众对经济权力的占有和支配，而只是表达他们对经济领域统治与支配关系的反动，包括对专制和垄断权力的抵制以及对经济权力运行过程的规范。 所以，经济民主的重建最终还要从波汉姆-卡特和马克思有关权力的论述出发。正如前文已经指出的，波汉姆-卡特的论述显示：对经济生活规律的发现和利用无非表达了这样一个事实，即默认了一群人对另一群人拥有更多的权力。(69)马克思的论述则揭示了经济权力是如何可能的。他解释说，商品的出售最低限度要按照一般交换价值来进行，而一般交换价值(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之外的具体劳动都变成了无价值的存在，变成了落后生产的标志、变成了个人行为的偏执。在这种形式上，资本就意识到自己是一种经济权力(70)；每个资本家都按照他在社会总资本中占有的份额来分享这种权力。(71) 商品化原则对生活总体的支配力量是经济权力结构的扩展。个人或群体拥有了资本也就分享了商品化原则的统治力量，不但能够主导社会生活，还能够控制政治生活。对于这样一个过程，马克思解释说：“那些使一定的生产力能够得到利用的条件，是一定的社会阶级实行统治的条件，这个阶级的由其财产状况产生的经济权力，每一次都在相应的国家形式中获得实践的观念的表现。”(72) 这就是说，展开生产力的生产关系、社会阶级结构以及国家政治形式实际上分享了同样的前提和基础。它们本质上都是抽象劳动对活劳动占有和使用的权力关系，而这一关系根源于财产在不同个人和社会力量之间的分配，也就是积累起来的劳动的个人占有的差异。政治权力不过是这一权力关系在国家层面的延伸，是抽象劳动积累及其实现从特定阶级的社会权力上升为普遍意志，成为一般性统治与被统治关系的结果。 如果我们把经济权力概括为在经济组织内部和相互之间行使的权力(73)，那么政治权力则是指国家政权机关以国家或政府的名义所行使的权力，而社会权力则是各种非政府性社会组织(包括政党、利益团体、家庭等)和个人的权力。由于支配性权力结构在实践中被划分到三个领域当中，因此民主也相应表现为经济、政治与社会的分离。它要表达的是对这些权力的限制和规范，包括三种权力相互之间和内部结构的均衡关系。 其中，“政治”的领域是通过推翻封建权力或者国王的权力，并且代之以代议制政府的方式建立的。作为政治民主革命的结果，政府是第一个产生重大转变，将直接控制权(选举权)作为个人权利的社会重要组织，这是历史的经验事实。前者使政治领域同“经济”“社会”相分离，并以法律自由的形式巩固下来；后者则表现为马歇尔所说的公民权利。 一方面，“经济”“社会”同“政治”的分离有助于切断政治民主的普遍化过程，使民主制度局限在政治领域而无法穿透分隔的壁垒延伸到社会生活。另一方面，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马歇尔所谓的公民权利和政治公民身份在马克思那里只被严格地看作是“资产阶级的自由”。也就是说，自由虽然在原则上为大家所拥有，但在实践中只有利于统治阶级。资本主义的劳动合同将工人对工作场所组织的参与或者控制排斥在外。这种排斥不论在过去还是现在都得到了资本主义国家内在的认可。工业领域明确被看做是“政治之外”的领域。周期性选举议会成员和地方管理机构成员的权利并没有延伸至生产和工作场所。(74) 但是，民主自决不会永远孤立在政治的领域。包括企业、大学等政府之外的经济、社会组织也同样存在着支配关系。社会生活领域的人为分割不足以阻止民主制度的普遍化，也不足以阻止非政治的社会权力、经济权力的均衡与规范。我们在政治领域享受的民主自决、享受的“不可转让的权利”不应该突然消失在其他社会生活领域。(75) 佩特曼的参与民主研究直接将工业领域本身看做是政治体系，从而在根本上打破了这个领域分隔的限制。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她揭示了使用“民主”来表达企业友好管理的虚假性，指出它们不过是组织权威结构的另一种表现；同时她也排除了那种与国家政治似是而非的比较后认为工业民主已经存在的观点。(76)佩特曼虽然打通了工业领域或经济领域与政治领域之间的联系，但却并没有揭示这种联系的基础和根本，即它们都是权力结构展开的领域。经济权力的运行必然遵循一般权力发展的辩证逻辑。 经济权力在壮大自身、创造肯定力量的同时，也必然创造着否定自身的力量。作为权力的限制和规范，民主总是后来的事情。对经济权力的限制和规范来源于经济权力的扩张，以及它对政治和社会权力的蚕食。在经济权力主要产生于土地占有的时代，经济民主还不足以成为一个广泛探讨的对象。尽管在西欧国家，一个人获得较高的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很有可能根源于他所拥有的土地和庄园。但它也很可能根源于宗教势力、根源于他们在文化上的垄断性占有。 退一步讲，即便是土地所有是一个人获得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的基础，但它也并不表现为经济权力的作用。后者大部分时间只是表现在他们对庄园农奴和仆人的统治方面。当他们走出庄园、面向社会和国家的时候，社会等级、血统显得更加的重要。尽管它们实际根源于土地占有，建立在社会资源积累的基础上。但是，社会等级和血统看起来是更加直接和活跃的因素。 而在很早就建立起文官政治、缺乏私有财产保障的中国，经济权力同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的联系甚至连根源都谈不上。考试制度的确立切断了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社会地位的直接联系，考取功名往往比通过经济手段获取的权力来得正当而光荣。缺乏私有财产的保障使得财富的积累变得困难起来。如果政治权力可以任意查抄、没收财产，任意干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活动，那么经济权力就很难被集聚起来，更难以构成获得政治权力、社会地位的条件。 相反，政治权力经常构成社会财富积累的主要途径，是获得经济权力的保障。如果说经济权力能够形成通往政治权力的阶梯，那也是同一定社会地位相结合的结果，是在考取功名的基础上实现的。纯粹依赖经济权力或经济手段获得财富的地主和商人是没有政治地位的。即便能够通过财富交换获取政治权力，这种做法及其结果通常不名誉也并不保险。 这就是说，当时的经济权力本身并不构成一个重要的因素。即使我们做最理想的打算，积累财富、拥有经济权力能够实现政治权力的获得和社会地位的提高。那么，经济权力在这种情况下至多不过是依附性的、是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的婢女。它本身不是目的，不能构成奋斗的目标。因为它不是自洽的，不能自我维持、也不能自我保障。经济权力必须转化为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必须转换形态才能继续存在。而不是占有财富本身成为支配性的力量、成为被尊敬的对象。 这决定了在资本市场产生之前，根本无需对它进行限制和规范。经济权力既然自身无法不断扩张，不能形成主体性的力量，而只能依附于、从属于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而存在。那么，经济权力本身就已经是被限制和被规范的了，它根本无法跃出政治和社会权力而自立。如果人们对经济权力的婢女地位仍不满意，那他也无需直接对经济权力下手。因为政治和社会权力的逻辑决定了经济权力的逻辑，限制和规范前者也就制约了后者。这也是为什么政治上的民主、甚至社会民主老早就成为广泛探讨的对象，而经济民主直到晚近才映入人们视野的原因。 在商品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的时期，经济权力上升到社会生活的主体地位，甚至俘获了社会和国家。所有的社会事物，管你是纲常名教、还是江山社稷都要拿到资本这个天平上去称一称分量、估一估价格。正像马克思描绘的那样，资本的扩张发展到了这样一个时期：它让那些人们一向不认为能够出让的东西，都转变成了交换和买卖的对象，甚至包括德行、爱情、信仰、知识和良心。似乎一切精神的或物质的东西都变成交换价值。它们统统被拿到市场上售卖，寻找最符合其真正价值的评价。(77) 经济权力不再以社会等级和血统特权的形式表现出来，而直接以对财产的占有表征自己人格的力量，颁布支配事物的“宪法”；也不再依附于、转变为政治权力。而是大大缩减了政治权力的活动范围和作用领域。财富的占有开始支配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普遍的商品化倾向导致企业和市场渗透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资本所有者借助手中的经济权力来支配国家政治权力，使之沦为他们赚钱的工具。 作为利益集团，它们能够对政府的政策制定施加压力和影响。大企业的领导者可以通过在政府中任职或为政治候选人提供竞选经费的办法左右政府的决策。作为社会资源积累的主体，企业的投资倾向、价格政策以及对劳资纠纷的处理对政府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们间接地作用于政府的决策和国家的政治生活。越来越多属于公共性质，并因其公共性质使得政府能够对其具有最终责任的功能与属性不断被私有化，这表现了权力从政府到私有领域的实质性转移。(78) 由于无限的渗透性、全面覆盖的普遍性、过分庞大的集中性，经济权力同垄断暴力的政治权力一样令人担忧。它让平等的竞争成为一种符号，对等的谈判成为一句空话。正如马克斯·韦伯论证的那样，物质财产的处置权在市场上相互竞争才能实现它的交换价值，而它在多数人当中分配的方式创造着不同的生存机会(life chances)。这种分配模式会把没有钱的人排除出对高价值货物的竞争，它有利于有钱人，并实际上给了它们获取这种货物的垄断权。它会增强他们在与无财产者进行价格斗争时的权力，后者所能提供的只有自己的劳动力或者直接产品，而且为了维持生存还会贱卖这些产品。(79) 不仅如此，经济权力还严重削弱了政治斗争已经取得的民主结果，将公民在资源分配方面高度的不平等带入到政治生活中。(80)它不但能够操纵政治民主实践的基本形式——选举，还能够影响包括代议机构在内的国家机关的政策走向。拥有经济权力也就意味着具有更大的政治权力、或对政治权力有更大的影响。而这显然会破坏政治权力自身已经形成的均衡和规范状态。 经济权力本身是专制的、是同政治民主相冲突的。首先，经济权力的转让通过继承、指定等方式产生，企业员工在这种权力的转让、组织和运用中通常没有发言权。其次，企业内部层级结构壁垒森严，工头、领班、监工和普通劳动者完全是雇佣与被雇佣、支配与被支配、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人们实际生活在一个分裂的世界里，他们一方面享受着政治上的公民权利保障，另一方面却承受着工作环境的专制。后者抵消了前者的效用，使民主政治变相沦为一种“半民主制”。(81) 实质上，专制的经济权力不是仅仅同政治民主相冲突，而是同一切民主形式相冲突。民主形式也不是仅仅同专制的经济权力相冲突，而是和一切支配性的权力结构相冲突。经济民主从来都不只是一个经济领域的问题，它之所以是经济的不过是说它根源于经济权力、围绕经济权力展开而已。它意味着对经济权力的均衡与规范，前者指的是经济权力必须为参与经济运行的各个主体所分享，各力量主体之间具有一种相对的均衡，而不是某个主体独占；后者指的是经济权力均衡的形成过程需要借助理性担保的法律制度来维系。 一系列经济权力的均衡和规范远远不是经济领域自身能够完成的。当一个人脱离物质生产领域变成流浪汉、乞丐的时候，他实际已经基本不会被纳入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因为脱离物质生产领域也就不再为资本积累提供体力与智力的贡献，从严格意义上说他已经变成了国民财富增长的负担或者与国民财富增长无关的因素。 从目前来看，市场环境仍然具有强大的力量，继续损伤、阻碍着经济民主的发展。经济发展趋向于对市场的巨大依赖使得对经济权力的均衡与规范变得越来越困难。(82)但是，我们还是能够从国家的经济干预当中，从那些环保主义者、人权卫士们的行动当中看到希望。 注释： ①[美]罗伯特·A.达尔：《多元主义民主的困境——自治与控制》，尤正明译，北京：求实出版社，1989年，第111页。 ②Mayer,Robert,“Robert Dahl and the Right to Workplace Democracy”,Review of Politics,3(2001):221～247; Engler,Allan,Economic Democracy:The Working Class Alternative to Capitalism,Halifax:Fernwood Publishing Co.,Ltd.2010,p.15. ③Johanisova,Nadia & Stephan Wolf,“Economic Democracy:A Path for the Future?”,Futures,6(2012):562～570. ④Schweickart,David,After Capitalism,Lanham: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Incorporated,2002,p.46. ⑤Bonham-Carter,Mark,“Economic Democracy”,Ethics,4(1948):291～296; Dahl,Robert Alan,A Preface to Economic Democracy,Berkeley & Los Angeles,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5. ⑥Chiplin,Brian,John Coyne & Ljubo Sirc,Can Workers Manage? London: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1977,p.26. ⑦波汉姆-卡特进一步指出：“我是说‘非常接近’(very nearly)，因为它会有一些间接的反弹可能导致对自由一定程度的限制。”(参见Bonham-Carter,Mark,“Economic Democracy”,Ethics,4(1948):291～296) ⑧Bonham-Carter,Mark,“Economic Democracy”,Ethics,4(1948):291～296. ⑨[美]罗伯特·A.达尔：《多元主义民主的困境——自治与控制》，1989年；[美]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经济学与公共目标》，于海生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年，第49～58页。 ⑩[美]罗伯特·A.达尔：《多元主义民主的困境——自治与控制》，第113页。 (11)Sills,David L.,Ed,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New York:Crowell Collier and Macmillan,Inc,1968,pp.113～114；[美]乔·萨托利：《民主新论》，冯克利、阎克文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10页。 (12)[美]科恩：《论民主》，聂崇新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117～118页。 (13)黄岭峻：《“经济民主”思潮考析——中国现代经济思潮研究之三》，《江汉论坛》2004年第1期。 (14)[捷]奥塔·锡克：《争取人道的经济民主》，高铦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96页。 (15)Mises,Ludwig Von,Socialism:An Economic and Sociological Analysis,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53,p.443.秦晖：《相克亦相生》，刘军宁等编：《经济民主与经济自由》，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16～21页。 (16)Mises,Ludwig Von,“The Nature and Role of the Market:The Role and Rule of Consumers”,In The Causes of the Economic Crisis and Other Essays before and after the Great Depression,ed.Greaves,Jr.Percy L.Auburn,Ala,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2006,pp.155～159. (17)Harvey,David,The Enigma of Capital and the Crises of Capitalism,Oxford (England),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p.107. (18)胡绳：《论经济民主》，《世界知识》1946年第10期。 (19)[英]安德鲁·海伍德：《政治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76页；Dahl,Robert Alan:A Preface to Economic Democracy,Berkeley & Los Angeles,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5. (20)Engler,Allan,Economic Democracy:The Working Class Alternative to Capitalism,Halifax:Fernwood Publishing Co.,Ltd.2010,pp.15～16. (21)[美]乔·萨托利：《民主新论》，第11页。 (22)Wood,Ellen Meiksins,Democracy against Capitalism:Renewing Historical Materialism,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p.290. (23)Okun,Arthur,M.Equality and Efficiency:The Big Tradeoff,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1975,p.120. (24)Dahl,Robert Alan,A Preface to Economic Democracy,Berkeley & Los Angeles,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5,p.91. (25)[美]罗伯特·A.达尔：《多元主义民主的困境——自治与控制》，第116页。 (26)[美]罗伯特·A.达尔：《多元主义民主的困境——自治与控制》，第111～112页。 (27)Gunn,Christopher,“Markets against Economic Democracy”,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3(2000):448～460; Dahl,Robert Alan:A Preface to Economic Democracy,Berkeley & Los Angeles,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5; Pateman,Carole,Participation and Democratic Theory,London,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0. (28)Tomlinson,Jim,“Economic and Sociological Theories of the Enterprise and Industrial Democracy”,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4(1984):591～605. (29)Ogden,S.G.,“Trade Unions,Industrial Democracy and Collective Bargaining”,Sociology,4(1982):pp.544～563; Brannen,Peter,Erik Batstone,Derek Fatchett & Philip White,Eds.,The Worker Directors:A Sociology of Participation,London:Hutchinson,1976,p.24. (30)Francis,Arthur,“Families,Firms and Finance Capital:The Development of Uk Industrial Firms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Their Ownership and Control”,Sociology,1(1980):pp.1～27. (31)Cyert,Richard M.,James G.March,A Behavioral Theory of the Firm,Englewood Cliffs:Prentice-Hall,Reprint,2,1992,p.43; Linda,Argote & Henrich R.Greve,“A Behavioral Theory of the Firm——40 Years and Counting:Introduction and Impact”,Organization Science,3(2007):337～349. (32)Ogden,S.G.,“Trade Unions,Industrial Democracy and Collective Bargaining”,Sociology,4(1982):pp.544～563. (33)Bainbridge,Stephen M.,“Corporate Decision-Making and the Moral Right of Employee:Participatory Management and Natural Law”,Villanova Law Review,4(1998):pp.741～828. (34)Foley,Janice R.& Michael Polanyi,“Workplace Democracy:Why Bother?”,Economic and Industrial Democracy,1(2006):pp.173～191. (35)Miller,David,“Why Markets?” In Market Socialism,eds.Grand,Julian Le,Saul Estri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pp.25～49. (36)Pateman,Carole,Participation and Democratic Theory,London,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0,pp.68～69. (37)Ellerman,David P.,The Democratic Worker-Owned Firm:A New Model for the East and West,London:Unwin Hyman Limited (Harper Collins Academic),1990,pp.42～58. (38)Dahl,Robert Alan,A Preface to Economic Democracy,Berkeley & Los Angeles,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5,p.91. (39)Smith,J.W.,Economic Democracy:The Political Struggle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Radford,VA:Institute for Economic Democracy Press,2005. (40)Mises,Ludwig Von,“The Nature and Role of the Market:The Role and Rule of Consumers”,In The Causes of the Economic Crisis and Other Essays before and after the Great Depression,ed.Greaves,Jr.Percy L.Auburn,Ala,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2006,pp.155～159,p.201. (41)Tomlinson,Jim,“Economic and Sociological Theories of the Enterprise and Industrial Democracy”,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4(1984):pp.591～605. (42)Brannen,Peter,Erik Batstone,Derek Fatchett & Philip White,Eds.,The Worker Directors:A Sociology of Participation,London:Hutchinson,1976,p.22. (43)(4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85、743页。 (45)(49)[德]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470、74～75页。 (46)[德]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9页。 (47)[俄]列宁：《告人民书，论“民主”与专政，什么是苏维埃政权?》，北京：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5年，第18页。 (4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12～113页。 (5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71页。 (51)Tomlinson,Jim,“Economic and Sociological Theories of the Enterprise and Industrial Democracy”,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4(1984),pp.591～605. (52)Bealey,Frank & Allan G.Johnson,Eds.,The Blackwell Dictionary of Political Science:A User’s Guide to Its Terms,Oxford:Blackwell Publishing Ltd.,1999,pp.162～163. (53)Harvey,David,The Enigma of Capital and the Crises of Capitalism,Oxford (Englan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p.107. (54)(55)Engler,Allan,Economic Democracy:The Working Class Alternative to Capitalism,Halifax:Fernwood Publishing Co.,Ltd,2010,p.46,p.93. (56)Gunn,Christopher,“Markets against Economic Democracy”,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3(2000),pp.448～460. (57)Schweickart,David,After Capitalism,Lanham: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Incorporated.2002,pp.45～50. (58)Dahl,Robert Alan,A Preface to Economic Democracy,Berkeley & Los Angeles,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5,p.138. (59)达尔认为，在经济资源再分配方面存在一定的均衡状态，这取决于处于收入分配中间层级的大量选举人的态度。他们赞成剥夺处于财富最高层级的部分富人财产，并转移支付给其他大多数人。但随着这些财富最高层级少数人在规模上的增长，多数人联合反对进一步再分配的机会也在增加。财富的中间层级很有可能联合富人反对进一步的再分配。追求个人的利益的、理性的多数人联合很可能早在收入接近平等之前就反对进一步的再分配。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大概已经达到了这一点。参见[美]罗伯特·A.达尔：《多元主义民主的困境——自治与控制》，第122页. (60)Horvat,Branko,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ocialism,Armonk,N.Y.:M.E.Sharpe,1982. (61)Yunker,James A.,Socialism Revised and Modernized:The Case for Pragmatic Market Socialism,New York:Praeger,1992,p.29; Yunker,JamesA.,Economic Justice:The Market Socialist Vision,Lanham,Maryland:Rowman & Littlefield,1997,p.55; Miller,David:“Why Markets?” In Market Socialism,eds.Grand,Julian Le,Saul Estri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p.25～49; Plant,Ramond:“Socialism Markets and End States”,In Market Socialism,eds.Grand,Julian Le,Saul Estri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p.50～77. (62)[美]戴维·施韦尔特：《反对资本主义》，李智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序言第2～6页。 (63)[美]戴维·施韦尔特：《反对资本主义》；Miller,David,Market,State and Community: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Market Socialism,Oxford:Clarendon Press.1989. (64)Miller,David,Market,State,and Community: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Market Socialism,Oxford:Clarendon Press,1989,p.2; Abell,Peter,“An Equitarian Market Socialism”,In Market Socialism,eds.Grand,Julian Le,Saul Estri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pp.78～99. (65)Roemer,John,A Future for Socialism,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4,p.6,pp.18～25. (66)Roemer,John,Free to Lose:An Introduction to Marxist Economic Philosophy,Cambridage,Massachusette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8,p.149. (67)Roemer,John,A Future for Socialism,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4,p.113. (68)[美]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吴良键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415页。 (69)Bonham-Carter,Mark,“Economic Democracy”,Ethics,4(1948),pp.291～296. (70)马克思原文使用的是“社会权力”，这是一种根源性的用法。因为从广义上讲，一切权力都是社会权力，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也不例外。本文均是从狭义上使用经济权力、政治权力和社会权力的概念。参见刘军宁：《社会权力·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关于三者关系的回顾与思考》，《改革》1988年第4期。 (7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17页。 (72)[德]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第68页。 (73)具体来说，这些经济权力是在经济组织内部和相互之间行使的权力，如分配利润的权力、决定投资和指导生产的权力、制定价格和决定工资的权力、招募或解聘的权力、处置资源和财产的权力等等。参见刘军宁：《社会权力·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关于三者关系的回顾与思考》，《改革》1988年第4期。 (74)[英]安东尼·吉登斯：《阶级分化、阶级冲突与公民身份权利》，《公共行政评论》2008年第6期。 (75)Ellerman,David P.,The Democratic Worker-Owned Firm:A New Model for the East and West,London:Unwin Hyman Limited (Harper Collins Academic),1990,p.38. (76)Pateman,Carole,Participation and Democratic Theory,London,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0,p.106. (77)[德]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25页。 (78)[英]安东尼·吉登斯：《阶级分化、阶级冲突与公民身份权利》，《公共行政评论》2008年第6期。 (79)Max,Weber,Economy and Society,2 vols.Edited by Roth,Guenther,Wittich Clau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8,p.927. (80)Dahl,Robert Alan,A Preface to Economic Democracy,Berkeley & Los Angeles,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5,p.4. (81)刘军宁：《社会权力·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关于三者关系的回顾与思考》，《改革》1988年第4期。 (82)Bowles,Samuel & David Gordon,Beyond the Wasteland:A Democratic Alternative to Economic Decline,New York:Anchor Press.1983.p.314.标签：经济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自由资本主义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变革管理论文; 个人管理论文; 经济资本论文; 决策能力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