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理论发展与学术认同机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理论论文,机制论文,学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新时期到新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经历了充满机遇和挑战的发展之路。30年来，它的自我发展始终包含着三重基本的学术语境。这就是对西方话语的引进与改造，对传统文论的继承与创新，以及对当代现实的关切与回应。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文学理论不断遭遇到学术资源的认同与再生问题。可以说，没有建立在一定逻辑基础之上的学术认同机制，它是不可能在充满文化区隔、学术壁垒、理论歧见的多重语境中得到良性发展的。
一
“认同”（identity）作为理论界频繁使用的一个关键词，包含着丰富的内涵。① 透过不同的理论视角，认同可以被区隔为不同的层面，比如个体认同、阶级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等等。同样，在学术活动中，也明显地存在着一个“认同”的问题。为了更好地讨论这个问题，这里首先需要区分两种完全不同的认同观：文化守成主义的认同观和文化建构主义的认同观。在前者看来，认同指向一个已经完成、一贯如此的“过去”。依据这种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任何文化主体，都必须通过一个本质性的“过去”来确定自己的身份。在后者看来，这样一个本质性的“过去”是不存在的。因为“过去”的任何本质，都必然会在与“现在”的关系中获得新的规定性。诚如卡斯特所言：“没有一种身份是本质性的，也没有一种认同本身可以根据其历史脉络就具备进步和压迫性的价值。”② 一切身份、一切认同，一切价值的确立，都是一个文化建构的过程。
就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而言，我认为后一种观点明显更符合认同的历史逻辑。这应该也是本文讨论学术认同机制的第一个逻辑起点。确切地说，正如有的学者所强调的，“一方面，认同是一个动态的、发展的和未完成的过程，具有开放性和建构性；另一方面，认同又是在话语实践中进行的”。③ 这意味着，认同实际上是一个以话语实践为基础的开放性、建构性活动。对学术认同机制的考察，因此也就是对各种学术话语如何进行交锋、对话以及整合、再生实践的考察。可以说，从学术认同的角度审视中国文学理论的过去、现在以及未来，是一个很有现实针对性的思考路径。事实上，“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与文学的发展历程，许许多多的运动、潮流、论争和理论都在某种程度上与认同有关；无论是‘文化热’、‘雅俗之争’，还是‘失语症之争’、‘旧体诗与新诗论争’、‘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等，无一不可以从认同角度得到新的审视和阐发”。④ 这也意味着，要想深入探讨学术认同机制问题，还需要结合具体的学术语境。这可以说是本文展开讨论的第二个逻辑起点。在我看来，中国文学理论自我发展的学术语境，至少包括以下三个维度。
首先，从对西方话语的引进与改造来看，其中所涉及的认同问题是最直接也是最令人瞩目的。自新时期以来，中国学界对西方话语的关注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无论时代发生怎样的变化，西方始终是我们最重要的参照系。回首30年间的文学理论发展，先是整个80年代，几乎所有人都处于一种现代化理论的乐观气氛中，人们相信，“一切国家、民族和地区都有着一条共同的现代化道路，只是不同的国家、民族和地区处在这条道路的不同阶段而已”⑤。从这个时候起，西方各种理论话语开始如潮涌入。进入90年代之后，随着各种质疑西方话语“普适性”的理论被陆续引进，其合法性和有效性都遭到了重新评估。但是这并没有完全给中国文学理论带来自我建构的自信。在一些学者看来，对西方话语霸权的解构与批判，操持的仍然是西方的理论话语。因此，它依旧是西方文化语境和知识体系对汉语语境的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压迫。在此立场上，一种对系统引入西方理论话语的批判声音逐渐强大起来，乃至有人认为中国本土的理论研究已经患上了严重的“失语症”。
但是尽管如此，中国学界并没有放慢对西方学术话语的引进速度。进入新世纪以来，伴随着全球化的风潮，理论资源的跨境输入已经成为我们学术活动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与此相一致的是，认同问题继续受到学界普遍的关注，并成为持续讨论的焦点话题之一。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一方面，离开对西方学术话语的系统引入，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持续发展是很难想象的；另一方面，西方作为一种“参照”，始终是以一种强势文化的面目出现的。由此所引发的学术认同问题就有可能变成：“在现代化语境中，东方文化的自身认同就变成了‘让自己也变成西方’或者说‘让自己扮演他者’这样一种悖论性的自身认同，虽然它确实表达了自强的想象，可是这种自强却又是以否定自己为前提的。”⑥ 这就是为什么面对西方话语，我们时常会产生强烈认同危机的主要原因。
其次，从对传统文论的继承与创新来看，其中暗藏着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复杂关系。这种关系同样包含了明确的认同问题。如何对待传统遗留给我们的学术资源，如何解决现代与传统之间的疏离，都可以从认同的角度进行考察和阐释。事实上，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关于“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理论反思和学术实践，已经从各种不同的路径尝试回答传统与现代的认同关系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深刻地体会到：“一方面，传统始终是我们进行理论建构与在理论上反叛必须依靠的资源：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这一点都是不可回避的。另一方面，传统也很难被‘反’掉，正如解构理论要借助理论的武器一样，反传统往往也要借助于传统。”⑦ 从这个意义上说，离开了传统，我们什么都不是。这可以说是传统与现代之间复杂关系的第一个层面。
第二个层面则是：无论我们如何对待传统，都必然存在一个“现代视野”。正如霍尔所言，认同“不是我们是谁或我们从哪儿来的问题，更多的是我们会成为谁、我们如何重现、如何影响到我们去怎样重现我们自己的问题”⑧。这样问题就变成了：离开了“我们”，传统同样什么也不是。霍布斯鲍姆用“发明的传统”（invented tradition）很好地诠释了这一点。在他看来，所谓传统，“乃是对新情境的一种回应，这些新情境采取了参照旧情境的方式，或者说，它们以某种准义务式的重复来确立自己的过去”⑨。由此出发，认同在根本上成为一个借助过去建构现在的动态过程。无论从以上何种层面上，传统都必然成为我们理解学术认同机制的基本语境之一。
最后，从对当代现实的关切和回应来看，中国文学理论发展过程中的认同问题，包含着非常明确的社会现实依据。所谓当代现实，既包括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也包括文学自身的当代变迁。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所出现的几次较为明显的转向，都与当代现实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无论上个世纪80年代出现的“主体论”文学观、90年代初期出现的语言学转向，还是自90年代后期开始的文化研究转向，都离不开学界对现实的关切、反思和回应。30年来，中国的社会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间包括政治制度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秩序全球化等等所带来的社会效应，已经深刻地改变了我们的生存方式和思考习惯。与之相适应的，则是文学自身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文学的边缘化、大众消费文化的兴起，都在事实上改变了文学理论研究的问题域。在这一过程中，学界不断提出各种理论命题和话语策略来应对这样的时代变迁。以目前仍在各种学术活动中受到关注的文化研究为例，其中所提出的诸如“日常生活审美化”、“读图时代的图文战争”等研究命题，都可以看作是对现实的某种积极回应。应该说，离开当代现实这样一个基础性的学术语境，我们是很难真正把握学术场中的认同机制的。
总体而言，自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西方理论话语的大量引入，对中国学术发展所带来的影响是多方位的。无论是西方话语的积极倡导者，还是对此持批判立场的学者，都自觉不自觉地身处其中，成为这一语境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对于传统的态度，也是考量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一个重要维度。如何面对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疏离、如何从传统中汲取文学理论发展所需要的营养，成为这些年来不断讨论的重要议题。当代社会生活以及文学自身的变迁，则构成了文学理论自我发展的内在动力。如何回应现实的巨大变化，也成为学者们不能不面对的重大理论问题。以这三重学术语境为依据，学术资源的认同与再生问题，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发展中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在我看来，要想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依赖一个完善的学术认同机制的确立。在这个机制中，至少应该包括学术认同的对话机制、转换机制、反思机制和再生机制这样四个相辅相成的层面。
二
首先，学术认同的对话机制是文学理论走出自我封闭世界的基本前提。学术认同作为一种话语实践的开放性建构活动，只能从话语的交锋开始。因为在一个自给自足的封闭体系中，任何形式的认同都要么是强制性的，要么是盲从性的。这一点，可以在新时期之前的文学理论研究中清楚地反映出来。具体来说，文学理论作为文学艺术创作活动的指导，长期以来一直是政治威权重点控制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官方意识形态具有绝对的学术主导性。它不断炮制出符合自身利益的学术“真理”，并且将之直接作用于文学艺术的创作实践当中。正如有的学者所分析的那样，政治意识形态成为一切思想文化活动的“元叙事”，它排斥异己，独断专行，任何知识生产都只能遵循它的话语逻辑和理论立场。在这种“威权主义”知识生产机制中，文学理论注定只能成为政治意识形态在审美领域中的理论衍生物。⑩ 在这个意义上，政治意识形态的强制性认同，可以说是中国文学理论长期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而学术认同的对话机制的首要任务，就是要针对这种政治威权提出自己的批判立场。
从学术发展的角度来看，这种批判立场是进入新时期之后才开始起作用的。新时期伊始，与政治上的变迁相一致，文学理论的封闭世界也开始出现缝隙。80年代开始盛行的“主体论”文学观，以及连续出现的所谓“方法年”、“观念年”和“体系年”，既是中国文学理论摆脱政治意识形态绝对控制之后的正常反应，也是它开始走向对话的最初表现。可以说，文学理论走出以政治“威权主义”为特征的封闭世界，意味着学术认同的对话机制得以真正开启。也正因为这一对话机制的开启，中国文学理论才开始逐渐进入一个动态的、未完成的建构过程之中。没有这样一个基本前提，中国文学理论从80年开始的众声喧哗的热闹景象是不可能出现的。
除此之外，学术认同的对话机制还在学术话语实践的对话主体和学科间性等问题上提出自己的要求。就对话主体而言，我们知道，任何对话都必然包含着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在巴赫金那里，所谓“对话”并不是维系某种社会关系的手段。对话就是关系本身，就是人的本质。用他的话说，“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11) 在这一前提下，对话本身就包含着对主体的内在要求，这就是平等性、差异性和思想性。对于学术认同活动而言，这些要求同样是极为重要的。学术话语实践中的主体如果离开了平等的地位、差异的观念和思想的交锋，对话是不可能真正实现的。正因为如此，学术认同机制必然需要对主体提出一定的要求。事实上，是否能够在西方话语的强势中、传统文论的迷思里、当代现实的激变下成为一个合格的对话主体，一直都是值得学界深刻反思的重要问题。这一点，我们还将在学术认同的反思机制中再作进一步的探讨。
就学科间性而言，学术认同的对话机制也提出了特别的诉求。这是与文学理论的学科特性密切相关的。就发展历程来看，中国文学理论的学科自足性并不明晰。30年间，中国文学理论所面对的各种话语形态，实际上多半都来自于本学科之外，比如哲学、美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等。这一事实既反映出文学理论中的话语交锋所具有的学科间性特征，更包含着学科身份的自我定位问题。如何在学科间的对话中实现话语实践的建构并保持自身的学科完整性，因此也成为学术认同需要考虑的基本问题。而问题的关键则在于：学科的完整性并不意味着学科边界的自我封闭，文学理论的自我完善必须依赖跨学科的多方对话才有可能实现。总之，学术认同的对话机制对政治威权所坚持的批判立场，对对话主体、学科间性所提出的特别诉求，都是文学理论得以顺利发展的前提条件。由此出发，我们必须时刻意识到，只有自觉地与西方对话、与传统对话、与现实对话，文学理论才有可能接触、吸收、消化新鲜血液，并生发出适应时代发展的创新理论。
其次，学术认同的转换机制是文学理论自我发展的必要途径。不同语境中的学术资源，其话语转换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审慎地面对学术资源如何“翻译”、怎样“误读”以及是否“滥用”等问题。这些复杂的学术认同问题，不仅表现在中国文学理论对西方话语的引进和改造上，同时也明显地反映在对待传统文论的学术实践之中。
话语转换的第一步是话语的“翻译”。这种翻译不仅包括对外来语的汉语化以及对古汉语的白话化方面。它还同时反映出翻译者对文本自身的学术价值和文化内涵的选择性立场。更确切地说，翻译的目的绝不仅仅是知识的跨境传播和推广；它更重要的使命是将原本来自不同语境中的学术话语“转换”成可以为我所用的话语形态。实际上，选择什么样的翻译文本，就是选择什么样的话语方式，选择什么样的学术立场问题。任何翻译如果只停留在语言形式的层面，都只是翻译的初级阶段。就古代文论而言，我们可以看到：“语言永远是思想的外衣，古汉语对应的是古汉人的思维，而古汉人的思维又对应着古中国的文学现实。除非当代中国的文学现实与古中国的文学处境具有同一关系，否则，语词的转换，不过一种约定俗成的能指命名活动，我们除了对同一个所指赋予某种具有民族色彩的别称之外，并无任何发现意义。”(12)这实际上意味着，对传统任何意义上的成功解读，都不能不包含一种自觉的“现代视野”。就西方话语而言，无论何种形式的翻译或改造，则必然包含着一种明确的“本土视野”。任何学术话语的成功转换，都必须立足于此。同时，也正是这种双重学术视野，促使学术话语转换由“翻译”进入一个更复杂的层面，这就是话语的“误读”。
所谓“误读”，作为学术活动中的一个司空见惯的现象，包含在阐释或过度阐释的学术话语实践之中。在我们的理论诉求中，一直对话语转换过程中所存在的这种误读现象持有某种戒备和排斥心理。尤其是涉及西方话语在中国语境中的话语有效性问题时，这种心理似乎更显得理所当然。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话语转换过程中出现的“误读”，其实是“现代视野”与“本土视野”所导致的必然结果。李泽厚在分析蔡元培提出的“以美育代宗教”命题时，认为“这正是儒学传统与西方美学相交遇渗透的结果；非酒神型的礼乐文化、无神论的儒门哲学又一次地接受和同化了Kant、Schopenhauer的哲学和美学，而提出了新命题”(13)。这一分析形象地说明了：所谓“新命题”，需要在积极的话语交锋中得到新的“本土规定性”才真正具有生命力。西方话语在被引入中国语境时产生不同形式的“误读”，不仅是话语交锋过程中的自然现象，更是文学理论发展的基本途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所表现出来的也许并非是一种“失语症”，而更可能是一种患得患失的“失语恐慌症”。
实际上，真正需要我们警惕的，是学术话语转换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话语“滥用”问题。在学术实践中出现这一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总体上说，缺乏一种自觉的现代意识和本土意识，不从学术发展的内在需要出发，纯粹为了求新而逐新，是话语滥用的最直接原因。纵观30年的文学理论发展历程，的确存在着这样一些不良现象，对学术生态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具体来看，这一问题尤其明显地表现在对西方理论话语的批量引进过程当中。一些理论话语的引进，往往只维持在一种话语的简单复制层面。一旦某种话语不再流行，便毫不留恋地迅速撤离，转入其他话语的复制工作当中。这样一种浮在表面的学术话语实践方式，必然导致对话能力的丧失、话语转换的失效。而这一切的症结，显然不能轻率地归结为我们对西方话语的依赖和臣服。根本的原因，还是我们在学术认同的过程中缺乏一种必要的反思意识。
三
因此，学术认同的反思机制是文学理论得以良性发展的重要保障。可以说，没有一个自觉的反思机制，任何理论或学科的发展都将积重难返。从学术认同的角度出发，这种反思主要集中在三个相辅相成的层面。
第一，我们需要对自己的学术身份进行反思。长期以来，知识分子作为一种精英化的社会存在，在掌握着更多的文化资本的同时，也始终承担着更多的社会责任。但是随着当代社会的激烈变迁，在学术研究领域，各种各样的专家取代了赛义德所吁求的“业余知识分子”。近年来颇受争议却发展势头迅猛的文化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对这一现象的积极回应：“文化研究对规整刻板的封闭学科化倾向的反叛，不只涉及学术研究自身，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它涉及一个普遍的问题——知识分子的消失。”(14)“知识分子”向“专家”的转变，实际上是从事学术研究的主体自我退化的一个表征。确切地说，这是学者放弃自我反思、学科反思、社会反思的一个必然的结果。学术认同的反思机制则要求我们对自己的学术身份进行必要的审视。即使我们很难在现行的学科体制下做一个“业余知识分子”，但是至少也应该在知识水平、创新能力和批判意识方面自觉地提高自己。这些都是我们成为合格的对话主体、避免出现学术话语滥用等问题的重要保证。
第二，我们需要对自己的理论需求有所反思。这其实是与学术身份密切相关的话题。这一层面的反思所强调的是：我们应该借助既有的知识水平积累、理论创新能力，始终将当代现实作为理论需求的出发点。在一个理论资源极度丰富的时代环境中，如果不能立足现实反思自己的理论需求，我们是很容易迷失在话语游戏的迷宫之中的。而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我们必须始终自觉地保持一种问题意识和批判意识，提出并解决具有现实针对性的学术问题。如果不能以此作为学术认同的保障，那么所谓的话语认同很有可能只是一场学术“表演”，真的成为一些学者所指摘的那样：“新时期的文艺学创新进程中，我们是否过分地表现出对话语权的迷恋以及由此而演绎出的对西方话语的过分迷信呢？坦率地说，在当下的文论界，一些学者并不看重学术对问题的真正解决，而是看重学说被广泛认同所带来的荣耀和利益。”(15) 诚然，这里对中国语境中的西方话语以及学术主体的判断多少有点苛刻。但是从反思的立场上看，这段话的确指出了一个事实：学术认同的任务是要借助合适的理论资源解决真正的学术问题。为了避免将学术认同简单等同为学术观念或方法的“表演”，我们必须对自己的理论需求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第三，我们还需要对自己的学术认同对象进行必要的反思。所谓学术认同对象，也就是依据实际的理论需求所选择的具体话语形态。事实上，无论学术身份还是理论需求问题，最终都必须落实到在学术认同的话语实践当中。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熟悉和运用这些理论话语，而且更需要立足于“现代视野”和“本土视野”来审视它们的合法性与有效性。正如我在学术认同的转换机制中所指出的，任何有效的命题都会在话语交锋中形成新的“规定性”。我们应该认识到，在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放之四海皆准的话语形态。因此，即便是那些对我们解决学术问题具有重大意义的理论资源，照单全收的态度也是危险的。对待认同对象的这种态度，实际上已经包含学术认同反思机制的所有基本立场。就学术身份而言，它强调了认同主体所具备的学术独立性；就理论需求而言，它揭示了学术认同所必需的现实针对性；就认同对象而言，它阐明了话语实践所要求的理论有效性。总之，学术话语的有效性取决于它能否针对现实提出正确的问题，以及它能否合理地利用各种理论资源解释、揭示和解决问题。离开以上三个层面的反思，学术认同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将很难得到保证。
最后，学术认同的再生机制则是文学理论自我发展的内在需求。任何理论的发展都同时是一个理论再生的过程，文学理论也不例外。正如霍尔所强调的，“认同使我们所做的并不是永无止境的重复解读，而是作为‘变化着的同一’来解读：这并不是所谓的回到根源，而是逐渐接纳我们的‘路径’。”(16) 无论是作为认同前提的“对话”、作为认同途径的“转换”，还是作为认同保障的“反思”，最终都是以学术话语的“再生”为目标的。在这个意义上，学术认同实际上也就是一种理论话语的创新之旅。用赛义德在《理论旅行》一文中的阐述来概括这一旅程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首先，有一个起点，或类似起点的一个发轫的环境，使观念得以生发或进入话语。第二，有一段得以穿行的距离，一个穿越各种文本压力的通道，使观念从前面的时空点移向后面的时空点，重新凸显出来。第三，有一些条件，不妨称之为接纳条件或作为接纳所不可避免之一部分的抵制条件，正是这些条件才使被移植的理论或观念无论显得多么异样，也能得到引进和容忍。第四，完全（或部分）地被容纳（或吸收）的观念因其在新时空中的新位置和新用法而受到一定程度的改造。(17)
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而言，这个起点也就是新时期开始萌生的思想解放运动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生活的深刻变迁。从这个时候开始，一扇对话的门被打开了，各种学术话语才有了四处旅行的可能性。各种学术资源不断穿越时空，以现实为依据，在中西、古今的话语交锋中丰富自身，最终在一个全新的文化空间中寻找到自己新的规定性。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接纳条件”还是“抵制条件”，都成为理论再生的必要因素。在一定意义上，学术认同所追求的理论创新，其实就是一个充满张力的博弈过程。其中既有隔阂也有沟通，既有对抗也有妥协。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需要明确两点：一是必须坚持一定的理论立场，切不可人云亦云，抱着“怎么都行”的虚无主义态度；二是必须保持一定的宽容心态，切忌故步自封，简单排斥甚至打压与己不容的学术观点。这些都不是理论再生过程中应有的学术态度。
在此基础上，学术认同再生机制强调的是“理论旅行”所带来的新生内容。而考察这些内容的参照系，也就是赛义德所谓“新时空中的新位置和新用法”。从这个角度出发，中国文学理论的再生，必然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传统文论的现代“发明”，二是西方话语的本土“再造”。这也是我针对学术认同问题反复强调过的两个基本维度。就前者而言，传统要想被容纳或吸收，就必须对“新情境”做出积极的回应，成为霍布斯鲍姆所谓的“发明的传统”。就后者而言，西方无论以何种姿态进入中国语境，也不能不在全新的理论环境中进行适度改造。无论哪个维度都表明：学术认同活动必须将理论再生作为一种自觉的学术追求。事实上，中国文学理论最近三十年的发展历程一再说明，缺乏理论再生功能、无法生成适应时代发展的创新理论的学术研究，是没有生命力的。
总之，通过对学术认同机制四个不同层面的具体分析，我们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到学术认同活动对于文学理论发展的重要意义。进入新世纪以来，社会生活以全球化为基本背景所发生的激变，越来越强烈地改变了我们的生存方式和思考习惯。中国文学理论需要以此为契机，借助一定的学术认同机制，合理地利用包括西方话语、传统文论在内的各种理论资源。在此基础上，更应当通过一种开放性、建构性的学术认同活动，发展出具有本土特色的理论再生资源。这也是中国文学理论真正走向世界并发出自己声音的起点。无论如何，它的未来发展，仍然需要面对三重基本的学术语境。以此为依据，确保学术认同机制的顺畅运转，将是我们进一步推进其良性发展的必然要求。
注释：
① See Arthur S.Reber,The Penguin Dictionary of Psychology,Harmondsworth:Penguin,1995.
② ［美］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③④ 周宪：《文学与认同》，《文学评论》，2006年第6期，第11页。
⑤ ［美］华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3页。
⑥ 赵汀阳：《没有世界观的世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2页。
⑦ 阎嘉：《“马赛克主义”：21世纪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的基本走向》，《文艺理论研究》，2005年第1期，第68页。
⑧(16) Stuart Hall and Paul de Gey,eds.,Questions of Cultural Identity,London:Sage,1996,p.4,p.4.
⑨ See Eric Hobsbawm and Terence Ranger,eds.,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
⑩ 参见支宇：《“反本质主义”文艺学是否可能？》，《文艺理论研究》，2006年第6期，第18－19页。
(11) ［俄］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334页。
(12) 罗宏：《创新与迷失：新时期文艺学建设的若干反思》，《文学评论》，2005年第4期，第188页。
(13) 李泽厚：《华夏美学》，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66页。
(14) 周宪：《文化研究：学科抑或策略》，《文艺研究》，2002年第4期，第27页。
(15) 罗宏：《创新与迷失：新时期文艺学建设的若干反思》，《文学评论》，2005年第4期，第188页。
(17) ［美］爱德华·赛义德：《赛义德自选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8－1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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