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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美关系终于发展到了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这一步。克林顿访华意义重大，这是9年来一位美国总统首次冲破阻力，实现了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也是中美两国为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而进行的一次实践，为两国关系提升到更高层次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但是，克林顿在向中国表示友好的同时，并没有放过在所谓“人权”、“民主化进程”、“宗教迫害”等问题上对中国进行攻击和指责，充分表明了两种制度、两种价值观的尖锐对立。这说明，中美关系的转暖和改善是有限度的，还远没有发展到真正意义上的战略伙伴关系的程度。
因此，我们必须以现实的态度来看待中美关系，不因一时的进展而陶陶然，也不因一时的受挫而惶惶然。对于中美关系的发展要有一个基本估计，那就是既不会出现奇迹，也不至于突然破裂。应尽可能寻求和扩大两国关系中的共同点，不要让分歧发展到严重影响两国进行正常交往的程度。这样做才符合中美两国的长远利益。
二
说中美关系不会出现奇迹，其基本依据是：
第一，中美两国社会制度的对立是美国不信任中国甚至厌恶中国的根本原因。
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是一种根本性的对立。尽管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中出现了超越社会制度、淡化意识形态、以对话代替对抗、以国家利益代替集团利益的倾向，但是不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以及由此而引出的不同价值观的对立并没有消失。随着苏联的解体，一个世纪以来对共产主义的仇视，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种种歪曲和偏见，今天自然首先要落到中国头上。美国对华政策的制订，在某些主要方面就是以这种偏见为依据的。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至今依然顽固坚持要一年一度地审查中国能否享受贸易最惠国待遇；为什么始终坚持“与台湾关系法”，坚持对台湾的军售；以及为什么在冷战后世界和亚洲出现和平与发展新局面的情况下还要在东亚驻兵10万，加强美日安全同盟，对中国保持高度警惕和戒备。美国有的中国问题“权威人士”对中国的偏见是如此之深，居然荒谬地把日军在南京的大屠杀与中国50年代大跃进的失误相提并论（注：此人即是1989～1991年任美国驻华大使的李洁明，其言论见美《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98年6月22日《美中峰会：与巨人交往》一文）。美国对中国社会制度的反感是中美关系不可能有根本性突破的最主要的原因。
第二，美国两党对中国的看法基本一致，国会中反对中美改善关系的势力仍居优势。
美国执政的民主党和把持国会的共和党表面上勾心斗角，矛盾很大，在很多问题，特别是对华关系上，国会往往扮的是鹰派角色，而以克林顿为首的美国政府看上去似乎温和得多。给人的印象似乎克林顿要比国会的共和党议员们更“亲华”一些。但这并不是实际情况。其实两党对中国的基本认识和基本态度并没有原则分歧。在民主党执政之前的1992年，以克林顿为代表的民主党自由派在对华关系上的言论远比执政的共和党激烈和极端。6年前克林顿指责布什的对华政策是“姑息北京”，发誓要改变中国的政治走向，这在不明真相的美国公众中引起强烈反响，加上布什经济政策的失误和对外穷兵默武，使克林顿占据上风，顺利地当上了美国总统。只是在克林顿一届总统任期的后二年，他才切身体验到对中国的强硬政策不合时宜，于是逐渐从“遏制中国”转到“建设性交往”乃至“全面交往”的立场。因此可以说，在美国是谁执政，谁就会在对华政策上采取比较现实的态度。民主党自由派是理想主义者，他们的最终目的是要迫使中国放弃社会主义制度，演变成美国所希望的“民主”国家。这一点不会因克林顿的执政而有所改变。只是在具体运作上，在野的共和党更急迫更露骨一些，而执政的民主党更谨慎更含蓄一些而已。
共和党的成分与10年前相比发生了一些变化。现在共和党内的主流派是一些所谓的“新保守派”分子，是一批从民主党倒戈到共和党的反共分子。这些人以共和党保守派的主要理论刊物《旗帜周刊》为基地，攻击克林顿的对华“全面交往”政策，宣传“中国威胁”论，对国会的舆论有不可忽视的导向作用。（注：元简《新保守派的外交思想及其在美国的影响》，《国际问题研究》1998年2期）这些人接过克林顿6年前的反华旗帜，为共和党重新登台鸣锣开道。由于目前共和党用尽心计要克林顿提前下台，它决不会轻易放弃这张“中国牌”，因此在当前美国政界上层，反华势力仍大于要求与中国改善关系的势力。克林顿为了坐满第二任期，可能不得不在对华政策的某些方面与共和党妥协。
第三，美国公众对中国的看法并没有很大的转变。
中国改革开放20年来，美国公众对中国的态度大致可分“6.4”前和“6.4”后两个时期，而两个时期都受到美国政、学两界的误导。“6.4”前，美国舆论把中国描绘成一个政治稳定、经济蓬勃发展、人民安居乐业、向外部世界开放的大国，说中国的经济改革必将带动政治的“民主化”，不可避免地走上自由化的道路。那时，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和学者，用大量文章和专著向美国公众说明中国将是证明共产主义失败的第二个大国。“6.4”后，美国政、学两界除极少数人保持对中国的客观评价之外，多数人走向疑华、仇华、有的人的立场甚至180度大转弯，成了带头反华的急先锋。（注：如著名中国问题和东亚问题专家杰拉尔德·西格尔即是代表人物之一，他最近一次反华言论见今年6月答路透社记者问）近10年来对中国问题的歪曲宣传对于不了解中国国情又没有到过中国的普通美国人来说，其影响不能低估。中国被渲染成一个只讲经济发展、无视民主和人权和随时炫耀武力、不遵守国际规定的极权国家。直到克林顿访华前夕，在一次据说是结果比较理想的民意调查中，仍有三分之一的美国人认为日本是美国最好的朋友，其次是台湾(21%)，菲律宾占第三位(20%)，中国只得票7%。在这次调查中，有一半美国人认为“如果大陆进攻台湾，美国应当对台湾进行保护”。（注：香港《南华早报》1998年3月23日）尽管美国的民意调查一向有片面性，但美国人对于中国是不是美国的朋友持怀疑态度。
第四，美国害怕中国强大后会对美国构成威胁。
冷战结束后美国对外战略的一个核心思想就是不允许世界上有另一个大国与美国分享世界的领导权。中国是正在崛起的最大发展中国家，又是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美国认为中国总有一天会在经济上和军事上超过美国，对美国独霸国际事务的地位提出挑战。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认为，一个新的强国的崛起总是伴随着很多不确定因素和普遍的忧虑，并断言大国间的最终冲突不可避免。（注：约瑟夫·奈《中国崛起，其他国家就该俯首贴耳吗？》，英《经济学家》杂志1998年6月27日）
美国自然不会简单地把中国的发展壮大说成是对美国一家的威胁，因为这样容易暴露美国建立单极世界的企图。10年来，“中国威胁”论的重点在于渲染中国经济和军事的“扩张主义倾向”，渲染中国不是地区稳定因素，而是“产生不稳定的根源”。其目的在于煽起世界特别是亚太地区国家对中国的疑虑和戒备，降低与中国进行经济合作的水平，从而延缓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自从江泽民主席去年10月访美之后，这半年多来美国的舆论有了一些改变。“中国威胁”谈得少了，对中国经济发展和军事建设的估计也客观了一些；美国官方和新闻媒介还说了一些赞扬中国在东亚金融危机中尽到一个大国责任的话。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伯杰在江泽民主席访美后说：“如果我们待中国如敌人，我们就会把中国树为敌人。”这句话时时被美国报刊和政界人士所引用，成了向中国表示友好的时髦话。约瑟夫·奈在去年年底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也改了口气，说美国已“拒绝接受认为与中国发生冲突不可避免的观点。”（注：约瑟夫·奈《中国的复兴与亚太的未来》，英《生存》杂志1997～1998年冬季号）
但是，这一切主要是为克林顿访华制造友好气氛，并不能说明美国已把与中国长期友好合作作为它的既定方针，也不能说明美中从此就会相安无事。美国一直认为中国的未来是一个未知数，因此它对中国也有两手准备。美国尼克松中心的安全问题专家彼得·罗德曼说：“中国和美国如今正处在介乎友好与对立之间的某种状态”。（注：德《每日镜报》1998年6月25日文章《克林顿必须访华》）奈同意伯杰不把中国作为敌人对待的观点，但又补充说，“如果将来中国变得具有侵略性了，美国当前的政策也是可以逆转的”。（注：约瑟夫·奈《中国崛起，其他国家就该俯首贴耳吗？》，英《经济学家》杂志1998年6月27日）这是变相的“中国威胁”论和“美国遏制中国有理”论。
三
去年江泽民主席访美期间，中美两国元首决定，双方加强合作，共同致力于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今年克林顿实现访华，又朝着这个方向迈了一步。但是克林顿的访问，其象征意义多于实际意义。美国新闻媒介说：“这次峰会并没有实现直接的突破，也没有达成新的重大协议。但是，凡是10年来一直注意观察中国的人，都会赞扬克林顿的北京之行是一个有着重大意义的事件。”（注：美《新闻周刊》1998年7月13日报导《一次罕见的思想会面》）为什么没有实际突破却有重大意义呢？美国政界和报刊是这么认为的：
（一）克林顿不辱使命，说了该说的话，做了该做的事。说克林顿虽然在天安门广场接受中国人的欢迎，给电视观众留下“非常坏的印象”，但通过记者招待会作了“必要的弥补”，应该为此感到高兴（共和党参议员考克斯语）；说记者招待会是“广大中国人民听到美国在人权和自由问题上的观点的一个机会”（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语）。克林顿关于西藏问题的意见、在北大的讲话和他在桂林关于环保问题的发言，被美国报刊捧为克林顿宣传美国价值观和美国关心人类命运的杰作。
（二）克林顿提高了与中国“全面交往”的信心。说克林顿见到的是一个政治上更加开放的中国。“中国已有比过去大得多的行动自由和企业自由，而这是富裕的有政治愿望的中产阶级得以成长的两大主要条件”。（注：美《商业周刊》1997年11月3日）说中国的现实证明了克林顿与中国全面交往政策的正确，遏制中国的做法不足取，美国对中国最终融入国际社会有了信心。美《新闻周刊》甚至认为，中国目前的自由空气和开放精神会使中国进入一个新时代从而实行资产阶级自由化。（注：美《新闻周刊》1998年7月13日报导《一次罕见的思想会面》）
对于什么是“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中美两国都有自己的理解。中国方面认为，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基本特点是“发展友好，不搞对抗；相互尊重，平等互利，求同存异；不针对第三国”。而要达成这种关系，就“要求坚持用战略的眼光和长远的观点来审视和处理中美关系”，“要积极寻求和扩大共同利益的汇合点”，“要本着相互尊重、求同存异的精神，妥善处理两国之间的分歧”。（注：《人民日报》1998年6月18日评论《努力建立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核心是着眼未来，相互尊重，求同存异。美国则明白地表示它所希望的长期关系要建立在符合美国利益的基础之上，认为“同中国交往带来的最重大好处之一是，这给我们提供一个在公开和私下敦促中国领导人改变方向的重要手段”。（注：克林顿在美国全国地理学会关于21世纪美中关系的讲话，1998年6月11日）不但美国政府的正式文件里从来没有出现过美国同意致力于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字样，就是美国政府主要人士的讲话中也谨慎地避免用战略伙伴关系来界定中美之间的合作关系。克林顿在北京大学的演说，没有一处提到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这说明美方对于两国已经明确的努力方向尚有犹豫和保留。
克林顿在美国全国地理学会发表的关于美中关系的讲话中说，“一个负起建立比较安宁的世界的责任、稳定、开放和繁荣的中国显然是非常符合我们的利益的”。但是，“在怎样才能最好地鼓励产生这样的中国，与此同时怎样处理我们之间的分歧，尤其是人权方面分歧的问题上，现在存在着严重的意见分歧”。“中国将选择其自身的命运，但是我们能够对这种选择施加影响”，“在我们能够做的地方同中国进行合作，在我们必须做的地方直接处理我们之间的分歧”（注：克林顿在美国全国地理学会关于21世纪美中关系的讲话，1998年6月11日）。这就是说，美国希望见到一个符合美国利益的中国，美国将设法影响中国的政治进程，美国只在“可能的”情况下与中国合作，但美国“必须”直截了当地处理美中在贸易、人权和军控等方面的分歧。笔者认为，这就是美国对中美今后关系的解释，克林顿的中国之行并没有改变克林顿所说的上述原则。
四
上面摆的一些情况无非是想说明，中美这两个大国由于政治制度的不同，由于在下一世纪初将无可争议地成为肩负世界重任的两个政治巨人，它们的利益冲突是必然的，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十分现实的利害关系。美国寄希望于中国内部的演变，但它目前的对华政策却建筑在对中国现实判断的基础之上。正是看到了这一点，中国才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提出以“着眼未来，互相尊重，求同存异”为核心的中美新关系的基本特点。这三句话分别体现战略、伙伴关系和建设性这三个方面，也是未来中美关系的努力方向。美国当前的对华政策首先应该在“互相尊重”和“求同存异”上下功失。李洁明也似乎看到了这一点，他建议对中国要待之以礼，而不能用恩赐和抚慰的态度。（注：此人即是1989～1991年任美国驻华大使的李洁明，其言论见美《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98年6月22日《美中峰会：与巨人交往》一文）互相尊重包括尊重对方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对方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这是伙伴关系最基本的原则。目前，中美两国首先要办的有两件事：
第一，两国要在增进相互理解上多做工作。许多美国人访问中国后有一个共同的体会，即中国人对美国的了解要比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多得多，也深得多。这是因为中国政策开放20年来，中国政府在对外交往中一直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引导中国人民了解真实的美国，在学习美国先进科技和管理方法的同时，对美国作出客观的判断。而美国民众则由于美国新闻媒介的歪曲报导，对中国有极大的误解。这种误解不消除，两国关系就不可能有健康的发展。
第二，要寻找和扩大两国关系中的共同点。中美作为位于太平洋两岸且有着世界影响的大国，有很多共同利益的汇合点。克林顿总统说，美国“选择了一条注重实际的原则性道路，扩大了我们与中国合作的领域”。他列举了在南亚核试验问题上的共同立场，在朝鲜半岛四方和谈中的有效合作，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负责任的表现，以及中美在核生化武器领域、打击国际犯罪和毒品交易、环境保护等方面合作的可能性，等等。（注：克林顿《我为什么去北京》，《新闻周刊》1998年6月29日）这些领域都很重要，但还不够。从“求同存异”角度来讲，目前至少有四个方面的问题与中美有直接关系。解决了这四个领域的问题，中美之间就有可能建立起充分的信任，中美关系将会在新的起点得到长足的进展。
一是台湾问题。克林顿已口头保证或重申对台湾实行“三不”政策，现在就要看是否在行动上真正做到不支持台湾独立，减少乃至逐步断绝对台湾的军售，（注：台《联合报》1998年9月10日报道：在1999财年中，美国将供应台湾约6亿美元的军备。据美《国防新闻周刊》称，1990～1997年的8年间，美国实际运交台湾的军备总计119亿美元，即每年达15亿美元）使海峡两岸的政治谈判得以顺利开始。二是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尊重江泽民主席提出的三个条件，撤除人为障碍，在世界范围内与中国进行正常的经贸合作。三是在东亚安全领域与中国建立信任措施，使中国在有利于东亚和平与稳定的环境中担负起自己应有的责任。在建立安全信任措施方面，中美两国有很多合作的余地。今年9月中国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张万年访美，与美方达成军事合作的一系列协议，就是一例。四是给予中国贸易优惠。在美国给予中国永久性最惠国待遇的条件下，中国也会适当向美国开放部分市场。这几点虽然是对美国方面的要求，但由于它们是中美两国利益汇合点上的障碍，主动权又在美国手中，美方只要作出努力，就一定能得到符合美国利益的回报。
五
美国当前国内政治由于克林顿的绯闻案而纷乱不堪，克林顿面临被弹劾的威胁。不管克林顿的政治前途如何，他所作出的改善中美关系的努力还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克林顿作为美国领导人，不会从根本上改变美国又遏制又交往的对华政策。美国目前在中国问题上有两股力量，一股称作“专家派”，一股称作“行动派”。前者由一些“中国通”和外交官组成，他们主张与中国全面交往，开展对中国的自由贸易。后者由一些人权积极分子和工会中坚分子组成，他们反对与中国交往，坚持用“人权”和西方价值观衡量中国的言行，要求美国对中国进行贸易制裁。（注：英《经济学家》1997年10月15日文章《朋友还是敌人？》）前者得到美国政府支持，后者得到国会和相当一部分舆论界的支持。这两派的争执集中反映在国会和政府在对华政策上的分歧，而国会势力又相对较大，因此美国的对华政策将会受到很多限制，中美关系也只能缓慢前进。但也应该相信，中国的复兴和发展是不可阻挡的，中国的强大和现代化指日可待。随着中国经济建设和综合国力的发展，中国的国际地位将越来越提高，影响将越来越大。这就为中美建立长远稳定的伙伴关系提供了最可靠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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