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规范建构到价值塑造： 中国引领下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 反恐合作的特点、挑战与路径
薛瑞凯
(吉林大学 行政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摘要： 上海合作组织是第一个由中国倡导建立并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的地区性国际组织，从成立之初，各国就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打击“三股势力”等方面加强合作，从而推动这一多边组织的机制化建设不断深入。但是，自冷战结束以来，活跃在中亚地区的恐怖势力日益猖獗，严重威胁到了相关国家的国家安全与利益，域内国家的合作关系也受到外部因素的干扰而具有不确定性。上海合作组织始终强调通过民主协商、平等对话等方式完善联合反恐的应急机制，《上海公约》及《上海合作组织反恐怖主义公约》都彰显了各国携手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坚定决心。中国在上合组织框架下必须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加强内部成员的团结，不断领导组织内部的反恐合作机制构建，从而为塑造成员国共同的身份认同及推动构建平等、公正、合理的国际关系新理念做出贡献。
关键词： 中亚五国；反恐；上海精神；“三股势力”；价值规范
近年来，随着中亚地区局势的日趋紧张，中国西部、俄罗斯南部等地区日益受到“三股势力”的侵害，当地居民遭受了重大的人员和财产损失。根据相关统计资料，在美国逐步撤离阿富汗后，已经有大量中亚本土恐怖分子从阿富汗回流，给中亚地区以及中国西部边境带来严峻的反恐形势。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之前，由于各国并不存在统一的机制来防范和打击恐怖主义势力，进行彼此间的情报和信息共享和交换，所以给各国的反恐统一行动带来了很大的困难。2001年6月15日，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六国正式在合作反恐方面达成一致，上海合作组织为各国进行反恐协调、情报共享、人员交流提供了新的平台，各种组织化的机构及各国间的反恐法律条文等则为这一平台的有效运行提供了物质基础。而从传统的化解军事冲突与武装对峙到共同应对“毒品走私”“跨过犯罪”等非传统安全命题，则需要成员国切实对接安全需求，明确职责定位，从而在机制层面为成员国提供更多的安全性公共产品。2018年6月9日，上海合作组织在青岛召开了扩员之后的首次峰会，开启了上海合作组织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对多元安全挑战的序幕，这将对提升中国外交质量、加强域内国家关系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一、上合组织反恐机制构建：对接成员国共同威胁
(一)共同的威胁促成了多国加强反恐合作
中亚及中国新疆地区长期受到极端主义、分裂主义势力的干扰和破坏，集中表现为恐怖化的伊斯兰教旨主义。1999—2000年，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发生了大规模伊斯兰恐怖袭击，造成13人死亡、70多人受伤的悲剧。近年来，在中亚国家的联合打击下，恐怖主义势力的威胁有所下降，但随着美国打击塔利班及发动阿富汗战争，该地区长期活跃的基地组织等恐怖主义势力有了死灰复燃的社会基础。2003年7月13日，塔吉克斯坦农业部长遭到恐怖分子暗杀，随行的14名德国技术人员被劫为人质。由于从广义来说，中亚地区是包含新疆在内的广袤腹地，中国的新疆、西藏与中亚五国以及阿富汗有着漫长的边界线，并且在宗教信仰、文化习俗等方面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新疆境内的“东突势力”就受到中亚伊斯兰极端教旨主义和“泛突厥运动”的巨大影响，成为威胁新疆和平安宁的潜在隐患。21世纪以来，中亚地区“三股势力”再度活跃，对中国西北地区特别是新疆产生了直接和严重的影响。[1]中亚地区“三股势力”引发的示范效应，助长了中国境内“三股势力”的嚣张气焰，对西北地区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产生了更大的威胁。本·拉登被击毙后，国际恐怖组织“去首领化”和“去中心化”，使其组织体系更加松散，各分支机构化整为零、各自为战，中国周边暴力恐怖活动已呈现出多头频发的态势，对中国西北地区的渗透破坏日益加剧。此外，西方敌对势力还有可能直接操纵一些极端组织在中亚挑起事端，甚至可能操纵派遣“东突”恐怖分子入境从事暴力恐怖活动，中国边防安全与社会稳定都面临着新的考验。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凸显使原有的“上海五国”从单纯军事合作扩展到联合反恐领域，恐怖主义问题是中亚和中国面临的共同挑战，如何有效遏制非传统安全威胁成为各国面对的现实问题。[2]从目前恐怖主义的发展局势来看，上海合作组织无疑为各成员国进行区域刑事司法合作、加强在“引渡及诉讼”方面的信息沟通以及在证据采集、履行国际条约义务方面提供了广阔的合作场域。
(二)健全的、操作性强的反恐机制是有力保障
国际组织各行为体在一定规则、机制的约束下彼此开展合作是组织能够顺利运行的必要条件，组织内部的一系列机制是国际组织有序运行的物质基础，能够提高组织的运转效率。上海合作组织自2001年成立后就建立了各国军事高官定期会晤机制，以在反恐方面加强信息共享，了解成员国在打击“三股势力”方面的彼此意愿，减少彼此间发生误判的可能性。[3]除了军事层面的会晤，上海合作组织的反恐法律机制还包括最高领导人的对话机制、政府首脑的定期沟通机制以及部长级的磋商机制，从而推动成员国合作不断深入。随着地区形势的变化，这些机制涵盖的范围不断扩大，已经超出了传统安全范围，并扩展到了立法、司法等领域。这一新型反恐机制的主要任务包括：各国就反恐行动加强协调，并与主要领导机构保持沟通；各国在打击极端主义、分裂主义的信息共享、情报交流等方面进行合作；同域外国家及其他国际法主体建立联合反应机制以及全方位反恐合作。上海合作组织通过制定《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上海合作组织反恐怖主义公约》等法律文件，不仅彰显了成员国携手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坚定决心，而且是国际法尊重主权平等和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的体现，构成了各国共同应对地区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与毒品贩卖等不法行为的法律基础。各成员国在上海合作组织的框架下，在充分尊重彼此利益的前提下，利用自身优势，展开司法技术鉴定、情报收集、舆情处理、装备交流等具体反恐合作。在深化与域内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和域外国家刑警组织等实体的合作过程中，上海合作组织利用现有法律文本，兼顾程序性和现实的需要，积极开展在追查、逮捕、引渡等具体刑事事项上的合作，从而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反恐法律机制建设不断走向深入。
二、上合组织框架下多边合作反恐的新特点
上海合作组织自成立伊始就对接中亚地区复杂的反恐形式和各成员国共同的安全需求。一方面，中亚地区的恐怖主义势力容易跨越主权国家的边界而具有扩散性，主要成员国自身的反恐能力建设存在不足，这就使“三股势力”有了较大的活动空间；另一方面，中亚地区独特的政治、文化和宗教环境也为国际恐怖主义的渗透提供了土壤，成员国之间在反恐情报共享、法律机制合作方面存在缺陷，直接导致本地区安全形势的恶化。上海合作组织聚焦反恐，打造共同的信任纽带，践行国家间的关系准则，展现出了不同于以往反恐机构的新特点。
5）沟槽回填表面应平整、坚实、无粗细骨料集中现象，无明显轮迹、推移、裂缝，接茬平顺，无贴皮、散料、浮料。
(一)跨区域性反恐合作
近年来，由于中亚国家内部的民主根基不牢固，国家政治腐败和经济困境导致了一系列社会危机。2003年，格鲁吉亚发生了“玫瑰色革命”，政府被推翻，反对派上台执政。2004年，乌克兰发生了“橙色革命”，亲美的尤先科推翻了亲俄的亚努科维奇政府。这两次民主革命运动的深层次原因是经济全球化浪潮下的中亚国家被日益边缘化，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使得西方发达国家很少顾及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美国借助“欧亚基金会”“索罗斯”基金会等私人或官方组织对中亚政权进行改造，减少前苏联政权的影响。[13]这些国家的自由资产阶级的规模不断扩大，多元的利益主体和社会组织相继出现，削弱了现有政权对国家强有力的控制。[14]从地缘政治层面看，中亚国家政体纷纷发生了亲西方的转化，导致组织整体凝聚力下降，俄罗斯对这些独联体国家的影响也呈下降趋势，再加之成员国内部在该地区水资源及油气资源方面的争端，对上海合作组织反恐合作的前景造成了诸多不确定因素。
作为欧亚大陆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两个大国，中俄在许多国际和地区问题上有着共同的利益，双方战略互信机制不断完善，已经建立起多层次、多层级的会晤机制，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加强，两国应该积极在上海合作组织中发挥协调作用，努力为建设公平、合理的地区秩序而努力。冷战以来，美国不断从经济、政治、军事方面对中亚渗透，排挤俄罗斯在这一地区的势力，使俄罗斯的战略空间大大缩小，同时，美国以北约为先导不断东扩，构筑起对中俄的弧形包围圈。“911事件”发生后，俄罗斯曾经为美国的全球反恐行动提供了重要支持，不仅默许美国使用其在中亚的军事基地，而且加强与美国的情报共享，但是美国的许多做法却违背了双方的互信，2004年，美国在乌克兰制造了“颜色革命”，迫使亲俄的季莫申科下台，这对于俄罗斯的地缘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中俄两国应利用上海合作组织这一平台，努力增强成员国的凝聚力，抵制美国对这一地区的军事渗透，在经贸、人文等领域提高与美国合作的广度，开展务实的对话与磋商。上海合作组织应始终保持开放的姿态，消除与美国的误解与不信任，提高在地区事务上的影响力。
(二)坚持不结盟政策，树立平等、互惠、共享的合作观
自成立以来，上海合作组织一直倡导建立“以平等促合作、以合作谋发展”的新安全观，成员国在打击“三股势力”方面展开了密切合作，不仅在人员上加强沟通，而且在信息共享、机制建设方面取得了良好效果，虽然成员国联合反恐，打击地区极端主义势力，但是并不表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已经结成了军事同盟，其进行的一系列多国反恐演习旨在表明成员国联合反恐的决心和意志，并不是要把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一个纯军事化的地区组织，这与北约组织有着本质的区别。随着军事合作的日渐深入，多国对新安全合作观进行了积极的探索，逐步形成了在经济、政治、文化交流上的新局面。2003年，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六国首脑会谈中首次提出，要逐步探索建立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自由贸易区，促进经济、人文领域的交流。[4]2018年5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元首理事会时正式提出了践行“上海精神”的五点倡议，即提倡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观”“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秉持开放、融通、互利、共赢的合作观”“树立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这就为成员国深化多领域合作注入了精神动力。[5]所以，尽管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地跨欧亚两洲，域内宗教信仰、民族文化、历史背景有很大的差异，但是上海合作组织坚持尊重成员国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成员国互不干涉内政、坚持平等相待的新安全合作模式促进了整个地区的睦邻友好及和平发展，为世界其他地区组织的实践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宝清县农业用水井3 631眼，均为浅水井；工业用水井75眼，其中浅水井57眼，深水井 18眼；城镇生活用水井30眼，其中深水井19眼，浅水井11眼；农村生活饮用水井295眼，其中深水井194眼，浅水井101眼。浅水井井深50～70 m，取水层位为第四系孔隙水；深水井井深70～150 m，取水层位为第三系和白垩系孔隙裂隙水。2001—2010年供水量见图1，各业用水量见图2。可以看出，地下水主要供水层位为第四系浅层水，农业灌溉用水为主要用水。
(三)反恐领域不断拓展，合作形式日趋多样化
美国是目前影响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互信的重要因素。中亚国家具有重要的地缘战略价值，被喻为“亚洲的心脏”，且自然资源丰富。自苏联解体以来，美国出于其全球战略的需要，通过其经济、军事力量不断对这一地区进行渗透，利用华约解体的有利时机，积极推动北约东扩，加强在中亚地区的军事、政治存在，从而构筑对俄罗斯的弧形包围圈和加强对中国崛起的遏制，1997年，时任美国国务卿塔尔博特主导的“中亚战略”正式出台，其中心思想就是支持中亚国家的独立倾向，并将它们纳入西方体系，同时在该地区扶植多种力量的发展，开发中亚地区丰富的石油资源，使之变成21世纪美国的能源基地。[8]在“911事件”以前，上海合作组织作为中亚地区重要的地区安全组织，对于维护地区和平安宁、打击“三股势力”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911事件”发生后，美国开始将反恐重心转移至中亚地区，相继发动了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2005年，时任美国国务卿赖斯访问了阿富汗、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向世界表明美国要维持在该地区的利益，并且支持这些国家积极推行政治、经济改革，随着阿富汗战争的不断深入，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与美军签订了使用该国军事基地的条约，这对上海合作组织的地区主导作用提出了严峻挑战。[9]此后，美国在该地区推行的“颜色革命”也对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的态度立场产生了影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哈德曼研究所以及布鲁金斯学会都曾在研究报告中对上海合作组织进行了负面评价，把它描述为威权国家的俱乐部，并且贴上了反西方化和意识形态阵营的标签。[10]美国的一系列政策主张和行动客观上影响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的态度和意志。2010年，美国宣布开始分阶段从阿富汗撤军，先期撤出1.3万名战斗人员，由“一线进攻”转变为“二线支持”，以尽快结束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虽然美国2005年发动的阿富汗战争客观上打击了该地区的塔利班势力，减轻了对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的威胁，但是该地区的反政府武装及长期动乱为恐怖主义的滋生提供了温床，美国从阿富汗撤军无疑增加了中亚地区“三股势力”反弹的势头，从而进一步恶化了上海合作组织的反恐形势。
表 1上海合作组织反恐演习汇总 2013— 2017年
注：根据上海合作组织官方公布军演资料和数据整理。
(四)践行国际关系新理念
上海合作组织是中国发起成立的第一个以反恐为核心的区域间合作组织，对于维护中国国家安全、促进中国与域内国家反恐法律合作具有重要作用。通过明确自身及成员国的功能定位，中国正在引领上海合作组织向科学化、机制化方向发展。虽然成员国之间具有不同的民族和文化背景，但是在维护国家和地区安全上具有共同的“利益纽带”，中国正在主动加强与其他成员国在文化、经济、政治上的沟通，扩宽各国合作的范围和广度，在倡导建立稳定的联络机制的基础上，不断打造基于共同价值和利益的成员国“命运共同体”。
三、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中亚：接触与控制
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反恐合作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一系列联合军事演习，2003年在吉尔吉斯斯坦举行的代号“联合—2003”反恐军事演习是近年来举行的最大规模的多边军事演习，成员国反恐部队进行了友好的合作交流，探索出了联合反恐的新模式，为反恐机制的建立完善奠定了基础。由于“东突”恐怖主义势力与中亚国家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跨国打击“东突”势力就成为中国的必然选择，中国与多国执法部门的合作也取得了良好效果，双方的反恐合作已经由单纯的军事层面向更深领域拓展，2006年在中国新疆举行的“天门—1”中哈执法部门联合反恐演习是中国反恐执法部门首次与外军举行联合反恐演习。除了与区域内国家进行卓有成效的反恐合作外，上海合作组织还积极邀请域外国家参与多边军事合作，2006年“和平使命”联合反恐军事演习的最后一天，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国防部长作为观察员观摩了演习，为增进双方的了解和友谊、拓宽合作的广度注入了新的活力。
除了军事上的渗透，美国还积极通过经济手段控制中亚国家，美国是目前高加索地区和中亚五国最大的基础设施援助国及有偿贷款提供国，也是该地区最重要的投资者。中亚地区不仅地缘战略优势明显，而且拥有丰富的油气资源，已探明的石油储量约有700亿—1500亿桶，天然气储量约有4亿立方米，分别占全世界总储量的4%和6%，被称作“下一个波斯湾”[11]，根据世界银行(World Bank)对中亚五国1991—2017年来国内生产总值的统计数据，中亚五国普遍经历了一个经济的阵痛期，纠正了前苏联宏观经济的失衡及结构性的扭曲。但是，在逐渐弥补了前苏联军事产业部门直接和间接转让造成的市场亏空之后，五国的经济于1995年普遍开始增长，尤其是在2000年实现了经济的加速增长，原因是对于碳氢化石燃料及国际大宗商品的市场化改革，吸引国外尤其是美国企业的投资。[12]美国通过抢占该地区的油气资源，可以作为其中亚军事基地的重要能源补给站，并且在国际市场上掌握主动，所以，美国利用经济和技术优势参与该地区的油气资源开发和输油管线铺设，而且通过战后建立的国际经济组织，不断对该地区的国家进行附带有政治条件的经济支持，以加强这些国家在经济和政治上和美国的密切关系。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一直倡导西方国家军事力量永久撤出中亚地区，却由于美国与这一地区的经济利益联系而遭搁置，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巴基耶夫曾于2006年公开表示，美国可以继续在该地区保留军事基地，条件是每年为吉方交纳4500万美元的租金并帮助其开采石油资源。吉尔吉斯斯坦作为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缓冲地带，无疑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美国在吉尔吉斯斯坦拥有军事基地对中俄的国家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也间接影响到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的互信。
立足于本地区反恐的形式和各国不同的利益诉求，是上海合作组织自成立以来就遵循的宗旨原则。中亚五国连接欧亚两洲，与中俄两国的边界线漫长，其中俄罗斯和塔吉克斯坦有长达3400公里的边界线，这五国和俄罗斯又是前苏联时期的加盟共和国。随着近年来地区局势的变化，再加之文化、民族、宗教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共同面临的地区安全威胁不断升级，这就不仅需要弥合这些国家在苏联解体后在边境地区军事对峙的分歧，更需要在多国接壤的边境地区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地区主义的猖獗活动，遏制其利用一国主权侵害地区其他国家利益和安全的行为。其次，上海合作组织与其他地区军事组织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不同，它不针对第三方国家，有的学者把上海合作组织比作东方北约，事实上，无论从地缘位置还是组织成立的宗旨原则来看，上海合作组织都不是针对美国而建立的，而是为了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
四、规范构建与价值塑造：中国的引领
“上海精神”是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反恐合作的指导原则，成员国反恐实践的深入反映了国际关系民主化的趋势。互信和相互尊重是“上海精神”的基础，成员国在行动时彼此照顾对方的核心关切和重大利益，由于中亚国家在地理上相依相连，彼此在政治、军事上的相互信任可以加深其在经贸等领域的伙伴关系，对于中国西部的稳定繁荣也具有重要意义。“尊重多样文明”使“上海精神”的内涵进一步深化，强调成员国彼此尊重各自由于历史、地理等因素造成的社会、文明差异，尊重各国独自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中亚地区是多种民族、多元宗教共存的地区，上海合作组织为这些文明相互理解、增进团结提供了空间，也为国际关系处理不同文明冲突的问题树立了典范。[6]在西方国家陷入经济衰退和国际经济政治秩序亟待变革的今天，中国提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想，呼吁国家不论大小、强弱，都应彼此尊重，共同解决涉及人类前途命运的问题。“上海精神”作为构建成员国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支撑，反映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不断走向深化的历史趋势。当前，以倡导权力竞争与对抗为代表的西方国际关系理念没有带来世界秩序的和平与稳定，反而引起了诸如“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等价值滥觞，出现了“英国脱欧”“贸易单边主义”等逆全球化行为。“上海精神”正好在弥补现有秩序价值不足的同时，建构了一种整体意义上的规范认同和价值包容，即为推动构建互利、平等、民主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打造共同的精神基础。[7]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能够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经验、中国方法、中国价值，而“上海精神”无疑可以作为中国全球治理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得到更多国家的认可和接受。
(一)明确功能定位，完善机制建设
面对中亚地区愈演愈烈的恐怖主义危机，上海合作组织的职能已经不再局限于防范美国等西方国家对该地区的民主化渗透，它推动的是一种社会化的组织议程，在这一议程下，各成员国都将获得明确的分工，并在统一的组织目标中寻求共同利益，加强合作。中国无疑会在上海合作组织的架构中扮演关键角色。由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的经济、文化、社会差异明显，所以应该因地制宜，对成员国区别对待，降低各成员国自身定位及利益诉求对反恐合作的障碍，依托秘书处、地区反恐机构等职能部门，科学分配预算，及时更新各常设机构的人员，为联合反恐的顺利实行提供物质保障，强化反恐的监督机制，对成员国的联合反恐进行有效指导，同时应该加强领导机构建设，细化各成员国的工作落实，进一步明确成员国的职责，依照《上海合作组织关于地区反恐机构的规定》完善成员国反恐分支机构的建设，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建立大型活动工作协调机制。在重大活动期间加强信息分享、人员往来，争取做到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与其他地区的反恐组织及联合国加强交流和联系，本着“求和平”“促发展”“促合作”的宗旨与其他国际组织展开合作，建立对话机制，增进了解与互信，减少误判的风险。增强组织的专业化和专门化程度，为打击网络恐怖主义等新兴威胁提供技术支持，不断统筹打击恐怖主义的物质和人员条件，对重大国际和地区恐怖主义事件进行合理研判，不断促进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发展。
(二)加强组织协调，细化责任分工
上海合作组织不仅是一个政府间的对话平台，更是一个机制融合创新的实验室，对于促进地区经济政治的合作、防范西方大国的“颜色革命”具有重要意义。这些有意义的机制和规则将形成一个轮廓，在这些轮廓下，成员国将采取一致的步伐，避免搭便车和不合法的行为。上海合作组织代表了一种通过多边机制和协商对话实现地区和平的机制尝试。上海合作组织从成立开始，就把成员国合作反恐、打击地区“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和平安宁作为立足点，但是目前上海合作组织在反恐法律机制、刑事司法机制等方面仍存在不完善之处，成员国合作受到各国不同体制机制的限制，对于“恐怖主义”的界定有很大不同，中国应该继续在上海合作组织中发挥主导作用，充分考虑中亚各国不同的发展情况，坚持平等、互利的原则，借鉴国际社会的先进经验，不断深化反恐合作的广度，加大成员国联合行动的深度，更新法律内容以适应新形势下的反恐要求。[15]中国要在中亚地区树立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可以从合作健全反恐法律体系入手，在相关立法议题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与周边国家商议制定更加符合地区实际及共同利益的法律条文，促进上海合作组织法律机制的完善，不断提高各机构的执行效率，加大对秘书处、安委会等会晤机制的投入力度，扩大各层级安全磋商的范围，利用现有机制与域外国家和组织加强沟通，增强反恐人员的配置，加强情报收集技术、设备的交流，共享情报网络。
合成孔径雷达(Synthetic Aperture Radar, SAR)是一种主动式微波遥感设备。与光学遥感设备相比，其成像能力更强，受环境因素的影响小，而且SAR工作波段多样性能够使其适用于不同的应用场景。高分辨率SAR在立体测绘、农业普查、城建勘测、减灾救灾、资源保护、海域动态监测等民用领域以及侦察、监视等军事领域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于分辨率越高的图像，从图像中获取的目标特征和场景信息就越丰富，其应用价值就越大[1-4]。
(三)处理好与域外国家的关系，深化中俄全方位睦邻友好关系
组织传播、群体传播、人际传播在国际传播中扮演着虽不同但同样重要的作用，特别是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中国企业、民间团体、民众在改善国家形象、增强国际话语权、提高对外传播力等方面也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这些传播主体也应该成为“一带一路”传播研究的研究对象。
(四)打造人文、经济纽带：塑造身份认同
上海合作组织的反恐合作需要充足的财政支持，成员国良好的经贸往来则为联合反恐的顺利进行提供了物质保障。中亚国家能源资源丰富，在畜牧业生产、油气资源开发等领域走在世界前列，中国国内市场潜力巨大，基础设施建设实力雄厚，中亚国家可与中国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依托“一带一路”的倡议，中国正在建设喀什经济特区、中亚—新疆自由贸易区等对外开放平台，双方利用地理上相近的优势，可以在现代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旅游等方面加强与中亚国家的友好合作，而亚洲基础设施开发银行与“丝路基金”则为成员国的发展提供了资金支持，带动成员国国内产业的发展，创造就业机会，从根本上消除恐怖主义滋生的社会土壤。同时，要在成员国之间营造团结和睦的气氛，积极开展人文交流，举办“语言年”“国家年”“旅游年”等文化交流活动，设立专项基金，支持成员国互派留学生访学，鼓励地方及民间机构的交流、沟通，为成员国深化互信和合作打下坚实的社会基础，文化合作是潜移默化、深远持久的，需要中国在组织内发挥引领作用，最终提高成员国对合作的认同，增强成员国的共识和凝聚力。
上海合作组织是世界上涵盖地域范围最广、人口数量最多的国际组织，成员国人口数量占据世界的20%。“上海精神”的提出正是根植于域内不同国家复杂的政治、经济与社会背景，其宗旨是要超越西方“文明冲突”的价值藩篱，在尊重、包容、互学互鉴的基础上打造成员国的命运共同体。中国为上合组织提供了大量制度和文化公共产品，如建设高效的决策机制、互换留学生等，有力地促进了成员国集体身份认知的构建。中国自身的发展模式也在为成员国共同价值的塑造提供内在牵引。经过多年的发展，上海合作组织已经形成了具有亚洲特色的反恐合作制度规范与发展模式，“上海精神”也为构建超越意识形态差异、尊重文明的多样性、促进共同繁荣的国际关系新理念提供了价值选择。
五、结语
谋求综合安全是反恐安全合作实现共同利益的目标和方向。上海合作组织反恐合作深入发展的领域仍然是综合安全领域。随着冷战结束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传统的防务安全已经扩展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安全，既涵盖了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军事、军备、军控、军贸等传统安全领域的安全，也包括诸如经济安全、生态安全、社会安全、信息安全、文化安全等非传统领域的安全。这就要求反恐至少包括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安全内容的综合性，二是获取安全手段的综合性，传统反恐行为主要依靠军事实力，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外交、经济、政治手段逐渐上升，维护安全的手段已经多样化，并倾向于非武力手段。建构主义认为，实现安全的手段不仅包括军事能力，健全的政治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水平、较强的政治凝聚力和社会控制力对于维护国家安全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上海合作组织反恐合作的深入发展，需要进一步确立和巩固综合安全的思维，在多领域进行反恐安全合作，实现地区和平和综合安全。
“亚洲安全观”“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价值范式的提出，为上海合作组织各成员国谋求综合安全、加深反恐合作塑造了共同的价值纽带，而“上海精神”则是对平等、互惠、互利为核心的国际关系理念的丰富和发展，成为各成员国开展务实合作的基本遵循。随着上海合作组织组织化、机制化的不断发展及“丝绸之路经济带”在沿线国家的不断展开，成员国之间的全方位、多领域合作一定会呈现出更多契机。
5月2日，“江山清晖——纪念谭建丞先生诞辰120周年谭建丞山水画册页特展暨谭建丞艺术座谈会”在湖州市博物馆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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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2019—07—01
作者简介： 薛瑞凯(1996—)，男，天津人，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国际政治与大国外交。
中图分类号： D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7462(2019)05-0070-08
DOI :10.13977/j.cnki.lnxk.2019.05.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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