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内容产业与城市创新环境的建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环境论文,数字论文,产业论文,内容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城市作为人类文化发展的高级聚落形态，通过与乡村、城镇的互动不仅成为社会生活的经济、金融、商业、信息中心，同时在精神文化的生产、消费、传播和消费等方面也主导着社会文化的消长与盛衰，城市产生的新的生活方式和观念，主宰世界文化的主流话语。今天，城市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中的文化生产和消费中心，不仅是现代文化的集聚中心，也是现代文化的辐射源头。 数字内容产业也可以称为“数字文化产业”，在“文化与科技融合”的背景下，数字文化产业受到信息技术、信息产业与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的共同驱动，成为文化产业各行业中发展最为迅速的业态。数字内容产业是在传统文化产业数字化及各类依托新媒体技术产生的新兴业态的结合，既包括动漫游戏、数字信息服务、移动互联网等新兴的产业类型，也指传统书画艺术品数字化、数字广播电影电视、数字出版等传统文化产业的数字化转型。 一、数字内容产业的消费模式与特征分析 数字内容产业离不开互联网等硬件设施的支撑与数字信息服务产品与软件的快速发展，在这一过程中，消费者的消费模式产生了重大的变化。如果说传统互联网时代的消费者有明确的“离线”和“在线”的差别，那么当前的虚拟空间则延展到与现实空间的高度结合，内容与用户之间的关系突破了此前的“在线”意涵。特别随着媒介融合和移动互联网的加速发展，媒体终端日渐多样化，信息形态愈加丰富，新媒体用户的在线生活呈现出“无时不在，无处不有，无所不能”（Anytime，Anywhere，Anything）的新态势。人们可以利用手中的各种便携的信息终端：笔记本电脑、电视、手机、平板电脑、甚至相机，随时在线进行观看、上传、下载、聊天、购物、求职、选秀、玩游戏等各种各样的活动。数字内容产业的生产与消费空间中既有与线下社交网络重叠交融的部分，也有冲破地理空间和现实时间限制重新构建的部分。 其次，普通消费者对于文化内容的消费也进一步融入了更多的个体生产特性。UGC（用户创造内容）成为文化消费中一种普遍的现象，定制化的生产与消费更是比比皆是。伴随着大数据的应用，个人的社会身份、生活兴趣、购物爱好、审美取向、价值判断、政治观点等精神层面的属性直接影响到他/她作为一个网络节点在关系群和社区中的位置与发展方向。数字内容产业的消费呈现新聚落化的特点，我们可以发现以星座为纽带的群和社区、以音乐风格为纽带的群或社区、以时尚品牌为纽带的群或社区、以政治倾向为纽带的群或社区……某一个节点，可以因其具有的多种取向，与多个节点之间产生复杂组合。 最后，数字内容产业依然是以消费精神文化产品为主的产业类型。消费者的文化内容消费同时伴随着他们价值观念的融入与塑造。研究证明，Facebook用户在社交网络平台上会录入一系列的个人资料，而这会构成一个用户在网络上的形象，或称为身份，而这些资料其实是反映了用户的真实性格，而不是用户的个体理想化的形象。因此，用户在这样的平台上，对内容的认知、对人际关系的感知、对他人的判断、对社会的知觉，包括用户的各类行为，必然与其自身的心理与精神要素之间产生互动。 更进一步，数字内容产业的消费模式已经从传统的无中心的虚拟社区逐渐发展到以个人节点为中心的社会网络，而一个个社会网络的连接就构成了一种全新的社会形态。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告诉我们，秩序建构是任何社会形态得以发展的基础。由此我们认为，数字内容产业必须重视消费者消费模式的主导作用，针对当前消费者消费数字内容、文化产品的新特点、新形式设计新产品和新服务，满足他们不断变化的需求。 二、小微企业占据数字内容产业的主体 如果将“文化产业”与“小微企业”两个关键概念结合起来看，则可以发现文化产业企业中，小微企业占据的比重极大。仅以北京市为例，2010年全市文化创意产业占GDP的比重达12.3%，文化创意企业30万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年收入500万元及以上，批发企业年主营业务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零售业年主营业务收入500万元及以上的文化创意产业法人单位）8000余家，占文化创意产业企业总数不足3%。北京文化创意产业企业注册资本2108亿元，整体规模偏小，平均注册资本仅170万元。同时，尽管大量小微企业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中收入贡献不大，但是小微企业对于引领文化创新，保护文化多样化，增强文化产业与其他产业联动，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文化需求等方面发挥了大企业无可替代的作用。 学术研究普遍认为小微企业具有吸容就业能力强、创业探索能力强、促进自由竞争能力强等特点。对于数字文化产业领域的数字传媒、出版、设计、信息服务、移动服务等大量企业来说，突出体现了员工的知识与智力作为企业发展的关键驱动力，并表现出对于所在城市创意氛围的倾向性，以及对于城市文化经济政策的依赖等等。 在数字文化产业中，小微企业的作用同样突出，而且数字文化产业的小微企业具有明显的行业特殊性，它们兼具文化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共同特点，固定资产占据比重极低，知识智力属性突出，员工创意与技术能力对于企业至关重要，企业核心竞争力无形化，抵抗风险能力弱，产业政策落实的“最后一公里”问题更明显，宏观社会环境对员工、企业影响更为显著。 三、城市多元环境影响产业发展 城市是塑造数字内容产业发展的宏观环境。城市的发展历程有共性，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是理性主义的代表，正如德国的社会学家齐美尔认为：“首先要理解大城市精神生活的理性主义特点。”随着现代性的式微，后现代文化更多地强调个性与差异，在城市文化上体现在认同城市文化发展的特色并加以继承和发扬。当前城市文化研究的基本前提是肯定文化的异质性，认为“文化可以全面地影响人们的社会生产、生活和交往的各个方面”（倪鹏飞，2001），同时认为“不同城市的价值观念、社会心理差别很大……城市特有精神文化作为一种无形的、内在的要素资源，是城市竞争力的重要来源，它对城市价值体系的状况及其变化有着重要影响”。 另一方面，不同城市的产生发展尽管有着其共性的特征，同时也有个性与独特的魅力。不同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城市有着其固有的、延续数千年的“地方经验”与“价值传统”，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品格。 早在2003年，英国的研究者对于英国创意产业小微企业的调研显示，小微企业发展的地理空间对于激发个体的创意、推动产业融合具有重要影响。李思屈、李义杰通过对我国八个国家级动漫游戏产业基地（园区）的调研发现，文化产业中小企业反映政策的实际受惠少于大企业，而重要制约在于软环境的影响。Ian Chaston在对小型创意产业企业进行考察后得到结论，绝大多数企业都对于能够促进创意激情转化的生活方式很感兴趣。综合地从国内国际对于创意产业、文化产业和创意都市等领域的研究来看，一个城市或地区的文化产业小微企业的发展，除了刚性的政策支撑体系之外，还需要形成更加柔性的培育环境。 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数字文化产业都是以中心城市作为发展空间的，因为中心城市才能提供企业发展需要的“大量的人，活跃的市场，专项建设的环境和高速宽带网络”，城市是创意经济的“标志”。 其中最具影响力，也得到国际学术界广泛认可的是Richard Florida在“创意阶层的崛起”中提出的3Ts框架，即人才（Talent）、技术（Technology）和Tolerance（宽容度）。在这一理论框架下，既有研究发现创意群体更青睐“多元的、宽容的以及对新观点更开放的环境”。按照这一框架，在宏观社会环境层面，对“人才”的测量主要考察某地区具有本科或以上学历的人口比例；对“技术”的测量综合两个指标，其一是“创新指数”，以人均专利数测量，和“高技术指数”以技术类企业的规模与集中度测量；对“宽容度”的测量是“综合多元指数”，由“同性恋指数”（Gay Index，测量该地区同性恋人口的最高与最低估值比），“波西米亚指数”（测量该地区艺术类创意人口比重），“熔炉指数”（测量该地区国外出生的人口比重）来共同组成。 以Florida提出的框架为基础，众多的研究者提出了有助于文化产业发展的创意城市环境要素。如Glaeser认为Florida的“创意资本”理论即传统的人力资本理论，并否认后者提出的“波西米亚效应”，他坚持真正有效的因素是3S——“技能、阳光和城市蔓延”。Hospers认为集中性（concentration）、多样性（diversity）和非稳定状态（instability）三个要素能增加城市创意形成的机会。Rowland Atkinson和Hazel Easthope对澳大利亚的研究提出，城市的文化项目与市容美化、给外来人口的住宅供应能力、对公共空间的管理能力和社会性投资的相对比率对创意城市构建有指标意义。欧盟、北美、香港等国家和地区采纳了Florida的3Ts指标，并就地区文化产业指数进行测量。Florida研究结果表明，在创意产业领域，教育机构发达的地区并非是其创意产业发展的保障；Ottaviano和Peri研究发现，在一个地区的移民多元性对其创意产业有正向的影响；Noland研究得出结论，对于男女同性恋的态度与对创意产业发展、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态度有正相关。Page的研究发现，认知的多元性会提高决策的创意水平，从而推动创意产业发展。 随着3Ts指标的广泛运用及与世界范围内城市文化产业发展具体实践的结合，很多学者提出了更为丰富的对城市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社会宏观环境指标框架。如Richard Florida提出了第四个“T”——地域条件（Territorial Assets），而Charles Landry则普及了“创意城市”这个概念，认为：创意城市的基础是建筑在人员品质、意志与领导素质、人力的多样性与各种人才的发展机会、组织文化、地方认同、都市空间与设施、网络动力关系七大要素上，通过这些要素，营造出创意环境，让创意在最适宜的环境中成长繁盛。以此为基础，他提出富于创意活力和生命力的城市的评估标准是：关键多数、多元性、可及性、安全与保障、身份认同与特色、创新性、联系与综合效益、竞争力、以及组织能力。 结合世界各国的产业实践，Asheim B在对瑞典创意阶层的研究中改造了3Ts模型，提出了从“综合性知识、分析性知识和符号性知识”的角度解读创意阶层，并由此提出了创意氛围的测度方式；在对我国问题的研究中，有研究者针对中国文化产业实践修订了3Ts指标，用创意阶层指数来取代在中国社会较难获得的“同性恋指数”和“波西米亚指数”，该指数将我国统计年鉴中各省信息传输业、科学研究、教育培训业、文化、娱乐与体育业等七个行业的从业人口相加，用它与该地区的总就业人口的比重作为创意阶层指数。 由此看来，在城市推动数字内容产业发展的进程中，要特别需要注意协调政府、企业、社会组织、普通百姓等不同主体之间的关系，构筑和谐的产业发展生态。本文针对城市数字内容产业发展，简要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深入挖掘文化存量资源，择优创立新的文化产品。 其次，充分利用新媒体优势，尊重数字内容产品的新消费逻辑与模式。特别注意要充分利用当前在年轻群体具有极强影响力的微博、社交网站、LBS等社会化媒体，促进文化产品品牌深入到普通民众心中。 再次，积极推动文化类非政府组织、基金会、非营利组织的发展。第三部门在文化发展中扮演着政府和企业都无法替代的角色。从国外发展文化的有效举措来看，第三部门能够有效地协调文化发展中各个主体之间的关系，调整文化领域的生产关系。 最后，大力推动文化与科技融合。同时，完善北京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高普通市民、外来务工人员、国内外游客对于城市文化建设的参与度，将北京精神、城市文化特质通过每个市民的日常生活得以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