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政府对市场的培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地区论文,政府论文,国家论文,市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摘要〕发展中国家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作用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对市场的培育和开发，完善市场竞争机制，最终让市场对资源的配置起到基础性作用。国内外学者在分析ANIES经济起飞的原因时，往往强调其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过多，这对正确认识这些成功经济的经验不利。事实上，ANIES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作用是对市场的培育和开发。实施保证和促进市场发挥作用的经济政策，通过市场体系的发展而保持经济发展的持久后劲。因此，不能只强调其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而忽视其政府对市场的培育，从长期的经济发展看，后者更为重要。
关键词：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 政府 市场 经济政策 发展
一、实施有利于市场发挥作用的政策
ANIES（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政府都十分重视发挥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培育市场体系。下面介绍和分析几个它们普遍采取的与保证和促进市场作用有关的政策及其特点：
（一）保持宏观经济稳定
宏观经济稳定是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各国经济发展上的成功，首先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上是成功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不稳定的最主要因素是通货膨胀，因此，稳定经济实质上就是治理通货膨胀。在过去30年中，ANIES的通货膨胀率平均约9%，而其它低收入国家平均为18%。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泰国和印度尼西亚在控制通货膨胀上取得了巨大成功，泰国的年通货膨胀率一直保持在不到5%的水平，几乎没有哪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能取得这样的成就，“苏联和东欧各国在进行改革过程中经历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波兰对商品价格的突然放开导致了其1989年最后4个月的通货膨胀率达到2000%的高峰；独联体在1992年的通货膨胀率也达到2000%。这样高的通货膨胀率几乎造成整个经济的崩溃。”[①]由于ANIES的通货膨胀率既适度又可以预见，其实际利息率远比其它中低收入国家稳定。宏观经济稳定有利于长期性计划和私人投资。ANIES宏观经济稳定的直接后果是导致了非同寻常的高财政储蓄率和高私人投资率，对经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传统上，经济学家认为投资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而投资直接依赖于财政储蓄。在封闭经济中，国内储蓄是投资的唯一来源，理论上两者必须相等。而在开放经济中，还可以通过国外货款为投资融资，也就是说，可以利用外国储蓄。但即使这样，国内储蓄的不足仍然最终要导致投资率的下降，因为外债最终要由国内储蓄偿还。这时，投资率下降可能由国外借贷的限制引起。
高财政储蓄率是东亚成功经济的一个突出特点。这些经济从1960～1990年这30年间，国内储蓄率不断增加。1965年ANIES的平均储蓄率低于拉丁美洲，但到1990年，则超过拉丁美洲20个百分点。[②]新加坡1985年国民储蓄率高达国民生产总值的41%，中国的台湾省、香港等地也都有着很高的财政储蓄率，占GNP的30%以上。韩国的财政储蓄率一般占GNP的20%以上，80年代后半期达到了GNP的30%以上。[③]
与高储蓄率相联系的是高投资率。1960～1990年，这7个国家和地区的投资率平均占GNP的20%以上。1965～1985年间，其投资水平居中低收入国家之首，是唯一的一组国内储蓄水平超过投资水平的经济，从而使它们成为资本输出国（地区）。更令人注目的是其私人投资的高比率。1970～1989年间，ANIES私人投资率比其它中等收入经济高出7个百分点。[④]所以，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对于经济的增长和良性循环非常重要。虽然东亚的高储蓄率与东亚节俭的文化传统有一定关系，但根本上还是由其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实际利率决定的。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弗朗科·莫迪利亚尼认为，消费和储蓄主要取决于这一年相对于上半年的最高收入水平的收入水平，这是因为人们一旦习惯于以上一年的收入为基础形成的消费模式，就会产生保持这种消费模式的倾向，并把高于前一水平的大部分收入储蓄起来。因此收入增长率是储蓄的决定因素，增长率越高，储蓄率就越高。该假说常被用来解释中国台湾省等地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高储蓄率。同时，储蓄行为也与实际利率有关，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富裕国家人们的储蓄行为通常有长期计划，趋向于做有规则的储蓄，实际利率通常对储蓄行为影响不是很大。在发展中国家，储蓄通常是短期行为，对利率就会非常敏感，因此保持实际利率与通货膨胀率能够相适应就十分重要。所以，发展中国家政府必须努力实现宏观经济稳定的目标。
（二）对人力资源的高投资
人力资源的数量和质量，对于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富强和经济繁荣，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许多经济学家都指出，最终决定一个国家和地区发展速度的，不是物质资源，而是人力资源。促进人力资源素质的提高，也就成为摆在发展中国家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四小龙和东南亚的3个国家，具有与同等经济水平国家（地区）相比占绝对优势的人力资源是它们经济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优越的人力资源是人们认识ANIES经济成功时普遍强调的一个特点。提高人力资源素质，最主要的途径是教育。几十年来，ANIES对教育都高度重视，教育投资不断增加。教育经费占政府财政支出的比例，韩国1972年为15.9%，1981年增至17.9%，1983年又增至20.5%；新加坡1972年为15.7%，1981年增至19.1%，1983年又增至21.6%；台湾当局对教育的重视更为突出，明确规定了教育经费在各级预算中的比率：“中央”不得少于15%，省不得少于26%，市县不得少于35%。1980年台湾省教育经费支出，占省财政支出的25.02%，县市教育经费支出，占县市财政支出的46.62%。这几年教育经费所占比重仍在增加。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GNP的比率，目前新加坡为4%，今后几年将提高到6%，这相当于发达国家的水平；韩国的比率更高，一般在10%左右，1984年，其教育经费占到GNP的13.3%，创当时世界最高记录，（日本当时为5.7%，美国为6.6%）；马来西亚政府也非常重视对教育的投资，80年代教育投资占GNP的6%，1986年达到7.8%，也超过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发达国家公共教育经费GNP的平均水平在80年代为6%。在ANIES，只有泰国教育经费占GNP的比例偏低，80年代平均为3%以上，没有达到应有水平（这一时期发展中国家平均为4%～5%）。我国目前教育经费仅占GNP的3%左右，教育投资之低，可见一斑。
由于对教育的高投资，结果是ANIES在人力资本构成上优越于同等经济水平的其它国家。1965年韩国、香港、新加坡等就普及了初等教育。连人口众多的印度尼西亚，1965年小学入学率也已达到70%以上，到1987年，其中学入学率达到46%，远远高于同等收入的其它国家。1985年韩国人均教育水平已达到初中三年级水准，目前韩国高中毕业生升大学的比例仅低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甚至比日本还高。马来西亚1987年中学入学率为59%。只有泰国的教育优势还没有显示出来，但其教育水平的弊病已威胁到其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表现在受过教育工人的严重缺乏。
世界各国经验统计表明，教育投资的效益高于有形资本投资的效益。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发展中国家初等教育经济收益率平均为26%，而有形资本收益率平均为13%。[⑤]1959～1963年，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舒尔茨对教育的经济效益进行了一系列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929～1957年期间，美国整个教育收益率为17.3%，“教育资本”在美国国民收入增长额中占33%，即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33%。继舒尔茨之后，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研究人员丹尼逊提出了国民经济增长因素分析法。运用这种方法，要对国民收入增长中起作用的各种因素作全面分析，同时把劳动收入增长中的3/5看成是教育作用的结果，把知识增长的3／5也看成是教育程度提高造成的。据丹尼逊的测算，教育程度的提高对美国1929～1957年的国民收入增长贡献为35%，和舒尔茨的计算结果差不多。舒尔茨和丹尼逊的测算结果告诉人们，教育具有相当可观的经济效益。他们的研究结果吸引了大批经济学家对教育的经济意义进行量化研究，这种研究的深化，使人们对教育与经济的直接关系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原苏联经济学家斯特鲁米林在他的《国民教育之经济意义》一文中，用复杂劳动简化法估计教育的社会经济效益。据他推算，对工人进行一年的初等教育，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1.6倍；苏联1940～1960年国民收入的增加部分，有30%是由于提高劳动者教育程度取得的。
台湾学者对台湾教育投资的总体经济效益也做过测算，测算结果表明，1956～1962年台湾教育投资对国民收入的贡献为13.13%，这个数字与当时的发达国家相比显得很低，但当时教育经费占GNP的比例也很低，在3%以下。有学者根据上述的测算推算出台湾1971～1981年这10年的教育投资对国民收入的贡献为18%左右。[⑥]
（三）可靠的金融系统和有限制的价格扭曲
提高一个安全可靠而又有效率的金融系统是ANIES在保证市场作用方面的一个基本政策。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通过保护管理措施扶植一个稳定可靠的银行系统。它们普遍采取的保护措施包括：保护已有银行；对国内新建银行进行限制和对外国银行的介入进行限制；并对有竞争力的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活动进行限制。虽然ANIES没有实行明确的储蓄存款保险制度，但是它们在具体情况下通过采取各种补偿措施增强银行的信誉。比如韩国采取了迫使大银行收买快倒闭的小银行的措施。但是，在经济发展中如何把对银行的保护措施和市场所要求的竞争机制结合起来，这对ANIES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对竞争的限制会影响银行的效益和创新。近年来，它们正在逐渐使其银行开放于国际国内市场的竞争，政府还通过促进证券市场的发展加强金融领域的成熟。为了适应长期资本的需要，一些国家和地区在商业银行之外增设了专业发展银行，这些专业银行在对项目的资助和资金管理工作上代替商业银行，进一步促进了金融领域的发展。ANIES的专业银行不像其它发展中国家那样要受到广泛的政府干预，它们在对资助项目的选择和管理上是独立的。
尽管ANIES对市场进行了广泛干预，曾经不同程度地使价格扭曲（相对于市场自由价格），但是其价格扭曲程度小于其它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它们一般都具有一个弹性的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这两个市场的实际利息率基本保持在正的水平上，意味着工资和利息率基本上反映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缺余情况，这样资源才能在发展早期阶段被吸引到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中；而在发展的中期和后期逐渐转移到资本和知识密集性产品中；对汇率加以适当保护，同时又使它保持竞争力，意味着ANIES的国内商品价格比其它发展中国家与国际市场价格更接近；另外，出口产值在国内总产值中所占的高比率，对出口企业在进口上免除关税，以及国内市场的广泛竞争，意味着它们在制造业中接近国际价格的比例高于其它发展中国家。
（四）保持一个有生机的农业部门
注重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农业经济税收偏低，保持一个有生机的农业部门，也是ANIES的一个显著特点。
随着经济的发展，农业在经济中的地位会不断下降。在7个ANIES中，韩国、中国台湾省、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度尼西亚这5个国家和地区农业以往在国民经济中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随着经济的发展，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结构也得到了迅速的调整，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不断下降。这并不等于农业失去了活力。因为ANIES非常注重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据世界银行统计，从1965～1988年，ANIES的农业产值和劳动生产率高于世界任何其它地区（在发展中国家，那些农业产值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比重下降最快、农业人口在总人口中比重下降最快的，往往是那些在农业产值上增加最快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最快的国家和地区）。世界银行的统计数字表明，ANIES政府在农村的公共投资高于其它中低收入国家。它们积极支持农业科学研究，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路道路、桥梁、电力、水力和卫生事业上投资很大。因而，相比之下，ANIES的农村基础设施比较先进。在发展中国家比较普遍的现象是，为了加速工业的发展，通过对农业的税收、对食品价格的控制和投资上有利于工业的分配等措施加重农业的负担。但是ANIES没有像其它中低收入国家那样做，它们不是依靠对农业的高税收和农村收入的冻结，而是通过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来支持工业部门的发展，结果是ANIES城乡居民收入的差别小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
（五）向外国技术的开放
就国际贸易而言，除香港和新加坡，ANIES都没有采取完全的自由贸易政策，但是它们都对外国技术开放，在经济高速发展阶段都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外国技术的进口和技术转让。香港、新加坡和东南亚的3个新兴工业化国家吸收直接与管理技术甚至劳动力技术相结合的外国投资和技术转让。
以上分析的是ANIES所实行的与发挥市场作用有关的政策上的一些作法和其它经济显现出的特点。其中宏观经济稳定和随之产生的高比例的投资率和财政储蓄率，以及人力资本的开发和高质量的人力资本构成显得尤为重要，它们也是把东亚这些成功经济与其它发展中经济区别开来的一个标志。
二、务实灵活的经济政策
ANIES政府同时采用了对市场的经济干预政策和促进市场发挥作用的政策，使其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经济政策上务实的灵活性是这些国家与地区的一个突出特点。它们根据自己的国情，在不同发展阶段适应改变了的条件而改变政策，经济政策上有很大的务实灵活性。
韩国、中国台湾省、新加坡在工业化刚刚开始时，基于国内市场机制不健全并且作用微弱的实际状况，实行了突出国家干预的硬政府与软市场相结合的经济政策。但是当经济起飞之后，市场机制变得越来越重要时，它们根据改变了的情况不断减少政府的作用，使市场发挥出更大的能量，有人称它们后阶段采取的是最大限度的市场调节和最小限度的政府干预相结合的经济政策。这3个国家和地区实际上是根据经济发展水平来确定政府职能的。当市场没有充分发展，经济需要政府更多的干预时，它们强调政府的作用；但当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市场逐渐发展起来之后，就适时地把政策转向了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上来。这3个国家与地区都在短短几年中完成了汇率改革、利率改革、财政税收改革，使经济在市场竞争中得以发展，保持活力。中国香港特区自始至终采取的是自由市场经济政策。而在东南亚的3个国家中，马来西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逐渐加强了政府干预，泰国则逐渐减弱政府干预。这些都是根据实际国情做出的经济政策选择，这是ANIES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条件。需要强调的是，ANIES在选择经济政策时，无论是最大限度的市场调节与最小限度的政府干预相结合，还是硬政府与软市场相结合，都是以促进市场发育和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为基础的。虽然前者更多地强调市场作用而后者更多地强调政府干预，但实际上都是要更多地发挥市场的作用。因为后者强调国家干预是为了发育市场，最终使市场去干它应干的事，而不是要取代市场的作用。因此，在商品经济条件下政府干预是为了使市场去做它能够做好的事，并且政府的有效干预只能建立在市场充分发挥作用的基础上。对此不能有片面理解。比如人们注意到韩国政府调节经济的强度。但是如果认为韩国政府对市场的作用限制到最小限度那就片面了。韩国的政府干预从根本上是建立在市场机制作用基础上的政府干预，是在市场发育不完善时，为了促进和发育市场而进行的干预，并不是为了取代市场。其它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干预也是如此。
国内外学者在分析ANIES经济起飞原因时，往往强调政府的干预过多。国外在这方面研究上有代表性的著作：戴约（Frederic C·Deyo）的《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政治经济》，埃姆斯顿（Alice Amsden）的《亚洲的下一个巨人：韩国的后工业化》以及韦德（Robert Wade）的《驾驭市场：经济理论和东亚工业化中政府的作用》等都持有这样的观点。尤其是埃姆斯顿在她的《亚洲的下一个巨人》中提出的“搞错价格”（getting the price wrong）理论很有影响，被国外很多人引用，成为分析韩国、中国台湾省等地经济起飞原因的一个基本公式。它要说明的是东亚这些经济的发展没有遵循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西方这些学者认识到了东亚经济发展所走的道路与早期资本主义国家有所不同，政府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是有意义的。由于后发展国家的后发展地位所决定，政府在经济发展初期都要起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又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不完善，政府要在市场不能发挥作用的地方进行纠正性干预，这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之一。ANIES中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尤其是韩国和中国台湾省，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进行了大量的政府干预，有一些甚至违背了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这是事实，但是不应该把这个问题过分夸大和普遍化，作为其它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时期可以普遍借鉴的经验。这两个经济的政府干预有其自身的条件，条件之一是它们相对高质量的公务员系统，经济干预是经济技术精英们在非常明确的规则下，按照严格的程序进行的，也就是说，经济干预是在法治条件下实施的，不具备这一条件的发展中国家过多的经济干预往往造成对经济的破坏；条件之二是这两个国家和地区经济起飞时期特殊的国际国内条件，西方大国的经济援助等，而其它发展中国家不具备这个条件，不能照搬它们的经验。在这7个国家和地区中，后起的3个国家：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在政府与市场作用方面的经验可能更具有普遍意义，更值得其它发展中国家借鉴。
我国一些学者在研究东亚经济起飞原因时，也更多地强调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而忽视了其政府对市场的培育。当代世界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其政府都在进行着经济干预。问题是经济干预的原则和标准是什么，是取代市场还是让市场更好地发挥作用。如果不加具体分析而一味强调ANIES政府干预经济的作用，就会对正确认识这些成功经济的经验不利。亚洲成功经济的政府在经济中发挥作用的很重要一个方面是对市场的培育和开发，实施保证和促进市场发挥作用的经济政策，通过市场体系的发展而保持经济增长的持久后劲。因而，不能只强调其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而忽视其政府对市场的培育。从长期的经济发展看，后者更为重要。
强调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这一学派在西方被称为新制度主义或古典自由主义的修正学派。上面提到的3个人都属于这一学派。分析他们的观点，必须看到一个事实，即西方一些学者，特别是美国的一些学者，强调东亚成功经济的政府的作用，是因为他们在日本及其它东亚国家（地区）经济实力日益增长的情况下，对本国政府，尤其是对美国政府在经济上的一些作法不满，寄希望于政府改变经济的不利状况，所以特别强调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⑦]但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与发达国家不同，发展中国家更缺少的是市场的竞争机制。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应该把重点放在培育和完善市场的竞争机制上。最终让市场对资源的配置起基础作用。这样才能保持经济发展的持久后劲。另外，发展中国家一般都缺少高质量的现代公务员系统，经济干预缺少称职的机构建制和制度化、程序化的规则，即经济干预没有法治保证，这种干预往往对经济不利。而如果干预不当，政府所造成的危害会比市场的失灵更严重。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与完善，需要政府的大力扶植和培育，市场经济的发展呼唤政府职能和作用的转变，ANIES的经验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注释：
①William H.Overbolt:The Rise of China:How Economic Reformis Creatinga New Superpower,W.W.Norton & Company/New York,London,1993,p.41;
②参阅The East Asian Miracle,Published for the World Bank,OxfordUnversity Press,1993,p.28;
③［韩］宋丙洛著：《韩国经济的崛起》，商务印书馆，1994，第166页；
④数字转引自The East Asian Miracle,P.28;
⑤曾昭宁著：《公平与效率》，石油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15页；
⑥王宗烘、余松锵编著：《台湾科技教育与经济发展》，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92～193页；
⑦［美］乔治.C.洛齐著《轮到美国改革了》，企业管理出版社，1994年，及James Fallows:Looking at the S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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