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稳定时期的魏玛共和国经济略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魏玛论文,共和国论文,时期论文,稳定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DOI：10.14086/j.cnki.wujhs.2015.05.012 长期以来，学界对魏玛共和国相对稳定时期经济状况多持正面评价，安吉尔称之为“整个世界经济史中最为奇观”的复兴①。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克努特·博尔夏特(Kunt Borchardt)、卡尔-路德维希·霍尔特弗莱里希(Carl-Ludwig Holtfrerich)、哈罗德·詹姆斯(Harold James)等对魏玛共和国相对稳定时期经济表现均提出批评：博尔夏特断言工人工资过高，抑制了投资，构成了相对稳定时期共和国“病态经济”的重要表现；霍尔特弗莱里希指出高利率制约资本形成，是大危机前德国经济的症结。不少学者表示：大危机前德国经济已相当不稳，甚至出现了“危机前的危机”②。相对稳定时期魏玛共和国经济恢复和发展取得了哪些成就？存在哪些问题？产生的原因是什么？笔者拟对这些问题作进一步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相对稳定时期的经济复兴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战后初期的危机、特别是1923年的超通货膨胀给德国经济以沉重打击。相对稳定时期，在一系列有利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德国经济迅速走向复兴。这些因素包括：国际局势的相对缓和、赔偿问题的暂时解决、货币改革的成功、大规模引进外资、外国先进技术和科学管理方法、科技的进步、合理化浪潮、工业的集中和改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对经济的干预等等。 总体上看，相对稳定时期德国工业生产指数达到或超过战前水平。工业生产指数以1913年为100计，1924-1929年的比值分别为70.4、81.6、82.7、103.1、102.0、102.0③。另以1913年工业生产、消费货物、资本货物指数均为100计，1927年德国工业生产指数为100，消费货物为118，资本货物为98;1928年相应的数值为102、105、101④。到1927年，德国工业生产已经达到甚至超过战前水平。
主要工业品产量恢复程度相差较大。如表1所示，由于领土割让和矿产资源的损失，钢、铁矿石、生铁、硬煤、原油等产量均未达到战前水平，1929年的钢、铁矿石、生铁、硬煤、原油产量仅分别达到1913年产量的87.4%、22.3%、68.6%、86.0%、85.0%。另一方面，褐煤、焦炭、发电量、汽车等产量达到和超过了一战前的最高水平。以褐煤为例，1913年褐煤产量为8723.3万吨，到1929年已达到1.74456亿吨。1913年铝和人工合成纤维产量分别为0.8千吨、2.1千吨，1929年则分别跃升到33千吨和28.1千吨⑥。如以1913年卡车工业的指数为100，至1929年该指数已上升到1010⑦。德国化学、电子技术、精密机械和光学工业再度赢得了领导地位。重新建立起来的、现代化的德国远洋船队到1930年已经达到战前吨位的80%，仅次于英国、美国和挪威，居世界第4位⑧。“德国制造”再次成为人们熟悉的标记。工业总产值中生产资料的比重提高，1925-1928年由54.5%增加到58.5%⑨。1913年德国工业生产在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中的比重曾达到16%，1920年跌落到9%，到1930年已跃居第二位，占11%⑩。 相对稳定时期(除1924、1926年外)德国谷物与蔬菜、肉类、牛奶、鸡蛋等农产品的总产值超过了一战前水平，1913年按时价计算的净农产品产值为117.40亿马克，1928年则为145.23亿马克(见表2)。农产品中尤以肉类、牛奶、鸡蛋等的产值增幅较大，1913年肉类产值为45.93亿马克，到1929年已达到61.93亿马克。
经济结构发生显著变化。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降低，第二、第三产业的比重加重。按国民产值的部门比重计算，1910-1913年农业(包括林业和渔业)占23%，制造业、采掘业和建筑业(包括公用事业)占44%，交通和通讯占6%，商业(不包括金融和其他服务业)占9%；到1925/29年，农业下降为16%，制造业、采掘业和建筑业上升为48%，交通和通讯占7%，商业占10%；(12)相对稳定时期德国进口贸易中比重最大的依次是原料、食品、嗜好品和半成品；出口中的大宗是成品和半成品，原料出口增长不多，食品出口呈下降趋势。对外贸易额1925年为217.13亿马克，开始超过1913年战前水平。除1924、1926年外，相对稳定时期进出口总额一直高于战前。但德国的对外贸易(除1926、1929年外)多为入超，1927年对外贸易逆差甚至达33.13亿马克，大大高于1913年对外贸易入超6.54亿马克(见表3)。
共和国经济的恢复建立在大企业实力不断增强的基础上。1925年在200人以上工厂中就业的比重达25%(14)。1926年共有12 400家股份公司，资本总计为200亿马克，其中2 000家股份公司即占有132亿马克(15)。法本工业公司控制了德国染料及人造汽油的生产，还掌握着80%的氮，40%的药剂，25%的人造丝、大部分摄影器材的生产，另外还建造了“不莱梅号”和“欧罗巴号”等高速豪华远洋客轮。该企业控制了国内约400家企业，在国外拥有约500家商行，1929年拥有12万名工人，成为西方世界最大的化学垄断组织，在化工领域与美国的杜邦公司、英国的帝国化学公司鼎足而立。联合钢铁公司是欧洲最大的黑色冶金托拉斯，拥有8亿马克的自有资本和17.7万工人，生产全德1/4的煤、1/2的生铁和2/5的钢。如果包括与其有密切联系的企业和银行，它所控制的资本共计有66亿马克。此外，诸如通用电气公司、西门子公司、克虏伯公司、汉堡—美洲轮船公司等原有的垄断企业，也在继续发展。从1926年到1929年，拥有500万马克以上资本的大企业在全德企业资本总额中的比重，由37.6%增至41.4%(16)。 银行资本积聚的过程也在加强。1913年柏林的大银行有9家，1931年已减少到4家，1929年柏林的大银行集中掌握了67.5%的存款(17)。 1925-1929年德国按要素成本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分别为711.45亿马克、736.57亿马克、828.21亿马克、884.86亿马克、884.48亿马克(18)。人均国民收入由178美元上升到279美元(19)。 随着相对稳定时期经济的恢复发展，德国社会经济生活也发生了相应变化。1913年德国人口为6697.8万人，1915年达到峰值6788.3万，由于战争和割地，1920年德国人口为6179.7万，此后德国人口逐步恢复，到1929年已达到6473.9万人(20)。1901-1910德国男性平均寿命为44.8岁，女性为48.3岁；到1924-1926年两性的平均寿命已分别提高到50.8岁和58.8岁(21)。 德国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从1910年到1925年，德国生活在20 000人以下乡镇的人口比例下降，而生活在20 000人以上城市的人口比例不断提高，特别是生活在100 000人口城市的人口增长趋势更加明显。1925年生活在100 000人以上城市的人口比例为26.7%，生活在20 000—100 000人城市的比例为13.4%。1925年，德国拥有45座大城市，柏林、汉堡人数超过100万，9座城市人口在40万以上，其中柏林以逾400万人口位居纽约、伦敦之后为世界第三大城市(22)。 从就业结构来看，在第一产业中就业人口比例下降，在第二、三产业中就业的人口比重上升。1907年在农林业、工业和手工业、第三产业中就业的比例分别占就业人口的35.2%、40.1%、24.8%，而到1927年，则分别为30.5%、42.1%、27.4%(23)。经济部门中独立经营者的比例下降，妇女在整个劳动力就业市场中的比重增加。1907年独立经营者在整个经济部门的就业比例为20%，到1925年该比例下降到18%，同期妇女在整个经济部门的就业比例从34%增加到37%(见表4)。
工人工作时间缩短，年平均工资有了提高。1913年所有行业和手工业年平均工资为1 163马克，到1925年已增至1 677马克，其中政府行政机关年平均工资增加最多，其次为雇员和矿工(见表5)。在国民收入中，工资的比重有了较大增加，1913年工资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不及一半，为46.5%，到1929年这个比例已上升到近60%(见表6)。从1925年到1929年，国民收入增加了24%，工资收入增加29%，来自财产和企业活动的收入增加了17%(25)。
随着收入的增加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私人消费结构也有了改善。到20年代中后期，个人用于食品、嗜好品、住房等基本生活品的消费比重有所下降，而用于教育休养、健康和保养、交通等方面的开支增加(见表7)。据统计，1927年用于食品、嗜好品、住房私人消费的比重为61.2%，比1907年下降了5.6%，而同期用于教育休养、健康和保养、交通等方面的开支增加了2.1%。1922年德国每千人拥有汽车1辆，到1930年达到每千人8辆(28)。
在公共工程方面，大城市建立了宏伟的公共建筑物、歌剧院和剧院、公共浴室和高大的现代化居民住宅，由于使用了新的技术装备，德国在发展“现代化”生活方式方面又一次走在欧洲其它国家的前面。 二、经济恢复发展中的结构性问题和局部危机 相对稳定时期德国经济也面临一些结构性问题和局部危机，总的来看，经济的复兴具有不持久、不普遍、不平衡、相对性的特点。 相对稳定时期的繁荣缺乏持久性。1925年出现了重建繁荣，但好景不长，1926年陷入短暂而严重的衰退。工业生产指数1925年8月比1925年4月下降5.4，1926年1月，该指数又比1925年4月的水平降低18.6(30)。1927年，由于国内消费扩张，生产再度步入繁荣；但由于出口下降，贸易出现严重赤字，是年5月德国股市崩溃；1928年国内总需求停止增长，农业呈现危机；1929年出现了市场外溢，部分商品价格下跌。国内需求和进口双双下降(31)。 与工业相比，德国农业问题更为严重。在一战的破坏性影响、战后资本主义世界农业慢性危机等复杂因素影响下，德国主要农产品的播种面积和收获量以及牲畜头数，未达到战前水平(见表8)。以德国农作物产量比较，1929年裸麦、小麦、大麦、燕麦、马铃薯的产量分别比1913年少406.7万吨、174.5万吨、49.2万吨、233.1万吨和1404.4万吨。此期间德国每年需要进口40亿马克的食品和饲料。
相对稳定时期，农业很快陷入到慢性危机之中。易北河以东的大土地所有者纷纷增加粮食生产，提高库存。1923-1924年三个紧急税收条例加重了农业负担。农村人口大量外流，导致农业工人工资的增长和农业成本的提高。1925-1926年以来，国际市场农产品价格大范围下跌，对德国的影响日益明显。农业债务迅速增加，到1928年农业总债务已超过100亿马克，1929年仅每年偿付的利息就达9.2亿马克(见表9)。到1928年底，2/5的东部农庄都是负债的，而且不少负债额达到本身资产的2—3倍。农户纷纷破产，佃、贫农的人数及其在农户总数中所占的比重大为增加。1929年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的农户数已达3193户，涉及耕地91153公顷(见表10)。
工业不同部门发展程度差别明显。与煤、采矿、金属开采(如铜、铅、锌)等萎缩的同时，褐煤、金属加工、化学(如人工合成纤维、硫酸等)增长势头强劲。1929年煤、采矿、金属原料开采等的生产指数分别仅相当于1913年的80%、98%和86%，与此同时，褐煤、金属加工、化学等工业的生产指数分别为1913年的200%、170%、186%(见表11)。
与生产恢复相比，市场开拓困难重重。1927年后，随着工业固定资本更新的基本完成，国内市场很难进一步扩大；殖民地的丧失和国外竞争的激化，使扩大国外市场的困难增加。1928-1929年德国资本货物上升了2%，而消费货物下降了3%(36)。 20年代德国对外贸易量远未达到战前水平。一直到1930年，德国进口量和出口量仅分别为1913年的86.0%和92.2%(见表12)。除少数年份外(1926、1929年)，外贸均为入超。德国进出口贸易占国民生产净总产值的比重1910-1913年出口为17.5%，进口为20.2%，到1925-1929年两者已分别下降到14.9%和17.0%。德国占世界贸易的比重1913年为12.1%，1928年仅为9.3%(37)。
相对稳定时期失业问题严重。1924、1926、1929年工会会员的失业率均达到两位数，分别为14.2%、18.1%、13.1%，1924-1929年间的年失业数分别为978 000人、636 000人、2 010 000人、1 327 000人、1 368 000人、1 897 000人，年平均近1 370 000人(39)。另据统计，1924-1929年，挣钱养家群体的失业率分别为4.9%、3.4%、10.0%、6.2%、6.3%、8.5%，年均失业率为6.55%(见表13)。
德国银行业虚弱。在战争和通货膨胀的打击下，银行的总股值和储备从1913年的71亿马克跌落到1924年的19亿马克和1925年的23亿马克。除私人银行外，所有银行的存款从1913年的336亿马克下降到1924年的98亿马克，与此同时储蓄银行的存款从197亿马克减少到6亿马克(41)。一战前，德国银行自有资金与存款的比例为1∶3—1∶4。1929年私人银行本身与外来资金的比例约为1∶10，柏林大银行则为1∶15—1∶20(42)。1930年底德国私人外国债务达260—270亿帝国马克，大约有半数是短期的，柏林大银行有40%到50%的存款为外国资金。为缓解资金周转压力，银行纷纷将短期存款转成为长期可投资性资金。1929年德国私营股份银行的现金存款和其在帝国银行的强迫存款额的比例仅为3.8%，而在战前这一比例为7.3%，而英、美银行通常为9%—10%(43)。 相对稳定时期，德国公共财政令人忧虑。随着国家对经济社会干预的加强，国家在社会领域(社会保险、健康和福利、公共住房)的开支增长迅速；在教育、公共安全、公共管理和服务方面的开支也有一定程度的增加。以1900年价格计算，1913年中央、州及地方三级政府在战争与战争后果有关的开支、经济(包括国有经济、产业扶持、道路、交通)、社会领域(包括社会保险、卫生和社会救济、公共住房)、教育、公共安全、公共管理和服务、债务等方面的国家人均开支为103.2马克，到1925年三级政府在上述领域的人均开支上升到150.2马克，为1913年的146%；1929年政府在上述七大领域的人均开支进一步增加为211.9马克，为1913年该项开支的211.9%(44)。德国政府财政赤字严重。1925-1931年，德国预算赤字高达40亿马克。到1931年3月德国公共债务达到242亿马克(45)。州、地方政府普遍债台高筑，至1929年9月20日，德国人口在10 000以上的城市外债为7.18亿马克，内债为53.17亿马克，其中短期和中期债务为23.38亿马克。同期人口在100 000以上的城市外债为5.93亿马克，内债为26.54亿马克，其中短期和中期债务为12.86亿马克(见表14)。
国际收支状况恶化。1927年德国经常项目收支逆差高达26.60亿马克，1925-1929年(除1926年外)，德国经常项目收支4年平均每年赤字达14.96亿马克(见表15)。为弥补国际收支赤字，20年代德国大举借贷。不少学者认为，到1930年中，德国借贷资本的总额在280亿马克左右，其中超过半数以上的贷款是期限在3年以下短期贷款。这些贷款中有103亿马克用于赔偿，其余用来填补进口赤字(63亿马克)、积累海外资产(97亿马克)、负担商业贷款的利息和增加黄金和外汇的储备(47)。
德国相对稳定时期经济的复兴很大程度上维系于美国的投资和不断贷款。据统计：1924-1930年德国共得到外国贷款、投资326亿马克，其中长期信贷108亿马克，短期信贷150亿马克，其它投资68亿马克。在长期投资中美国资本占70%(49)。另据统计，到1930年德国所发行的长期债券108亿马克(26亿美元)中，美国占12.5亿美元，德国短期贷款155—160亿马克中，美国约占37%，约60亿马克(14亿美元)(50)。1924-1929年大崩溃前夕，美国占德国信贷机构借贷资本的80%，地方政府贷款的75%，大公司贷款的50%(51)。美国全国制造商协会主席约翰·埃杰顿宣称：“德国的某些工业集团完全是靠我们的金钱恢复起来的。”(52)1928年11月施特雷泽曼忧心忡忡地预言：“在过去几年中，我们是靠贷款过日子的。如果一旦发生经济危机，美国要求偿还其短期贷款，那我们就要面临破产的危险。”(53) 三、经济出现结构问题和局部危机的原因 相对稳定时期，德国经济恢复和发展面临一系列结构性失调甚至局部性危机，这主要是由德国国内和国际一些重要因素共同作用造成的。 从德国自身来看，首先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破坏、停战协定和苛刻的《凡尔赛条约》有关。战争中德国死于饥饿、战争、瘟疫和生活恶化者大约630余万人。1918年整个工业比1913年下降了43%，民用工业下降了59%，农业生产下降了40—60%(54)。1918年底货币供应增长了8倍，预算赤字增长了5倍，批发价格指数水平为一战前5倍，马克贬值50%(55)。德国面临繁重的恢复任务，以农业为例，“从生化法则来看，枯竭的土地的休整，需要数年时间，而充实已经减少的牲口存栏数至少需要五年或更长的时间。”(56) 停战协定和《凡尔赛条约》沉重打击了德国战前经济体系的主要依赖：对外贸易、工业、运输与关税体系。德国丧失了全部殖民地，须交出90%以上的商船队和海外资产(包括专利和许可证)，在赔偿正式确定前承担巨量的实物赔偿，对协约国提供单方面的贸易优惠等。据统计，《凡尔赛条约》使德国丧失13.5%的战前领土、10%的人口、15%的可耕地、12%的牲畜、48%的铁矿石、15.7%的煤、63%的锌矿、24%的铅矿和冶炼厂、19%的铁、钢生产能力(包括40%的高炉设备)，15%的战前生产能力被没收(57)。据凯恩斯统计，因领土减少导致德国煤炭降低6080万吨(58)。德国黑煤、铜、铅、锌、铁矿石、生铁、原钢产量等均未达到战前水平。西方学者Graham、Laursen、Pedersen认为：德国国民收入因贸易条件的恶化每年减少超过5%。有学者甚至认为：凡尔赛条约的商业条款和协约国普遍对德国商品的敌视对德国繁荣的影响超过了领土割让(59)。 战争赔偿是“德国政府作为协约国财政代理人向德国公民征收的税收”(60)。一般认为德国政府共支付了约210亿金马克的赔偿(61)。1920年代末，德国税收大约占国民收入25%，赔偿占整个税收的10%(62)。另据统计，1920年代末，赔偿支付超过GNP3%(63)。1928-1929年德国支付的赔偿额占国家开支的12.4%，国际支付账目12.5%和国民生产总值的3.3%(64)。1929年，赔偿支付占德国出口总值17%(65)。赔偿加剧了德国财政的困难，1920年代早期，赔偿占政府赤字的1/2，1925-1931年德国国际收入支付逆差180亿马克，其中赔款占了一半以上(66)。阿尔德克拉夫特认为：赔偿对德国的影响难以估计，但协约国所犯的第一个错误是将德国总的赔偿额、将每年的支付额定得太高，导致德国政府不负责任的行为；第二是当这些目标半途而废的时候，却用贷款去引诱德国，造成了德国财政的不稳(67)。 其次是通货膨胀留下的巨大后遗症。1920-1922年，由于通膨导致企业债务减少；工资、薪俸、租税、原材料价格的增加滞后于批发价格的提升，公司利润的增加；制造业恢复、补偿性需求的扩张；消费和国内外贸易的活跃；大企业较易获得便宜的信贷等，德国一度出现了通膨“繁荣”。以1928年工业生产总指数为100，1919年该指数跌至37.0，1920-1922年，工业生产总指数分别达到54.0、65.0和70.0(68)。新企业纷纷建立，特别是在煤、铁、钢生产中最为显著，甚至涌现如斯汀纳斯康采恩这样庞大的垄断巨头。但通膨时期建立的企业多局限在传统工业部门，不少设备落后、效率低下，难以适应现代标准化大生产。随着通货稳定和国内外市场的萎缩，不久即面临过剩危机。从1925年中到1927年申请破产的有30 000家企业，与此同时，自愿停业的企业数超过了新建企业数几乎达到20 000家(69)。1920-1922年的通膨“繁荣”并没有显著提升德国经济的长远实力(70)。 超通货膨胀是德国经济的巨大灾难。在战败和超通货膨胀的打击下，德国几乎全部丧失战前国外投资与国外财产。据安吉尔估计，大战以前德意志在国外总财产通常估计为280亿马克，殆1923年最多仅残存10—20亿马克，资本损失约等于1913年德国全部财富之1/10(71)。银行损失惨重，流动资本大为缩水，中小储户蒙受重大损失。1910/1913年德国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为70.9%，1925/1929年该比重上升为87.3%，1930/1934年德国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更高达97.1%(72)。1913年与1925年相比，德国劳动收入在所有收入中的比重从50%增加到65%，非劳动收入在所有收入中的比重从50%下降到35%。每年收入在50000马克及以上的人数从占人口比重的8.4%下降到2.8%(73)。相对稳定时期德国储蓄率低，储蓄量大为减少，资本形成率低下。银行自有资本的比例普遍偏低：1929年德国私人银行本身与外来资本的比例约为1∶10，而柏林大银行的情况更为恶化，达到1∶15，德国银行资本的脆弱和对外资的依赖，给德国经济埋下了隐患。 第三，与相对稳定时期私人垄断资本的发展与政府的政策有关。1920年代中期，德国工业掀起集中和联合浪潮。据统计，卡特尔数目1925年达到2500个，1930年则为3000个。1926年政府公布德国辛迪加化程度，其中煤矿达98%，染料96%、电气87%、造船81%，银行74%(74)。卡特尔支持合理化和自动化，但不赞同美国大规模生产降低价格，从而有利于大众消费。由于国内消费能力有限，德国不少企业往往在非消费领域寻找出路，20年代末期甚至推动大力发展军备。此外，德国商业金融界投资保守：1926年10月，国会调查显示：近2/3的上市公司的名义资本提供给15%的重工业部门(75)。1928年德国大银行青睐的投资重点依次是纺织(占银行信贷的11.8%)和食品工业(11.2%)、传统重工业(如采煤、钢、铁等占8.7%)、金属表面加工(7.6%)，化学工业占3.6%、工程和汽车制造占2.9%，电子技术占2.3%(76)。金融界的短视行为不仅占用了大量稀缺的资本，迟滞了工业结构的转型，还加深了传统工业生产能力的过剩，增加了失业。 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政府广泛干预劳资关系，建立了强制工资仲裁制度。1920-1928年中央党党员海因里希·布劳恩斯任劳工部长期间，国家作出的裁决大多倾向于雇员。博尔夏特认为：在魏玛共和国后期，1929年工人的实际工资不仅高于1913年的水平，而且高于整个经济实际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博尔夏特的观点经过詹姆斯等人的修正，已得到多数学者的认可：在魏玛共和国中期，在职工人的工资超过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77)。1927年每小时名义工资增长了9%(扣除物价上涨，实际增长5%)，而劳动生产率增长5%，1928年每小时名义工资增长12%(实际增长10%)，而每小时生产率增加4.8%。以1925年作基数，到1929年每小时的工资超过了生产率增长的13.2%(78)。工人工资过高压缩了利润空间，抑制了投资，提高了商品成本，削弱了经济竞争力。 一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和金融体系发生了重要变化。 第一次世界大战瓦解了战前以英国为中心的世界金本位制，大战后重建的金汇兑本位制是不完全的金本位制，一战后国际金融体系进入了不稳定时期。伦敦已经失去了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而纽约还无力承担领导世界经济责任。欧洲对美国的财政依赖，特别是赔偿—战债—美国贷款所形成的国际金融机制，引发了欧洲金融的动荡，加剧了魏玛共和国经济的波动，“只要华尔街有什么风吹草动，整个脆弱的结构就要倒塌下来。”(79) 19世纪末欧洲相对衰落，美、日迅速崛起，世界经济不平衡发展的趋势进一步加强。一战后统一的世界市场被打破，世界范围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使世界贸易恢复和发展滞后于世界范围内生产的恢复和发展，1913-1929年世界工业生产增长率为2.70%，而世界贸易增长率仅为0.72%(80)。1925-1929年全世界制成品增加26%，食品和原料生产增加11%，而国际贸易额只增长了将近29%(由于价格下跌，实际价值仅增加5.5%)(81)。1881-1913年德国出口增长率为4.3%，而1913-1929年出口增长率仅为0.1%(82)。1913年，德国出口占世界13.2%，到1927-1929年，德国出口只占世界的9.1%(83)。世界市场的相对萎缩，对在较大程度依赖国外市场的德国经济无疑构成了一定的制约。 1920-1921年经济危机之后，资本主义经历了20年农业慢性危机，即资本主义历史上的第二次长时间的农业危机：农产品储存量增加，以小麦为例，1927-1931年世界平均年产量为10425万吨，1929年的小麦储存量为此数的24.9%，按当时资本主义国家人年均小麦消费量(约63—65公斤)计算，1929年的小麦储存量可满足4000万人的消费(84)。20年代农产品价格一直低于其平价，农产品购买力指数始终未达到第一次大战前的水平，世界范围内的农业危机对一战后德国农业的恢复和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从1924年开始，得益于内外一系列有利的因素，魏玛共和国经济出现了复兴。工业生产指数达到甚至超过一战前水平，德国在世界工业排行榜上重新登上第二强国的宝座；农产品产值、对外贸易额达到甚至超过一战前水平，资本输出出现缓慢恢复；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也出现一些新变化。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德国人口增加，城市化水平提高；就业结构改善，工作时间缩短，平均工资增长，居民消费结构优化，生活水平提高，迎来了魏玛共和国短暂的“金色二十年代”。但魏玛共和国经济复兴并非全面彻底：“新工业”的繁荣与“旧工业”的委顿并存，主要工业品产量恢复水平不一，企业开工不足问题严重；主要农产品收获量以及牲畜头数均未达到战前水平；对外贸易量也远落后于一战前水平，除1926、1929年外，对外贸易均为入超，德国占世界贸易的比重下降。与此同时，相对稳定时期的德国经济为一系列结构性失调甚至局部危机所苦：农业慢性危机；市场开拓困难；失业问题严重；银行业虚弱；公共财政吃紧；国际收支恶化；对外资严重依赖等等。总的来看，魏玛共和国的经济恢复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经济的复兴具有不持久、片面、非均衡、相对性的特点。 对相对稳定时期魏玛共和国的经济表现应持全面、辩证的观点综合考察。将该时期经济表现描摹成一片光明，是过于乐观了，但也必须避免走入另一极端。相对稳定时期魏玛共和国经济中的结构性失调和局部危机，是德国内部特殊因素与世界经济外部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以德国在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中受到打击之重、危害之烈，从而将魏玛共和国相对稳定时期的经济描述为“危机前的危机”，甚至断言：“魏玛经济深受内在不稳定所苦，并像任何一个不稳定的结构一样，一个小小的冲击就会摧毁整个结构”(85)，这也未免过于悲观。对魏玛共和国相对稳定时期的经济表现的准确评价必须在两种极端观点中寻找新的平衡点，这才是对历史科学和负责的态度。 ①James W.Angell：《战后德意志之复兴》，神州国光社1931年，第3页。 ②Eberhard Kolb.The Weimar Republic.New York:Routledge,2005,pp.186～187. ③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世界经济研究室：《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统计集(1848-1960)》，世界知识出版社1962年，第262页。 ④E.J.Feuchtwanger.From Weimar to Hitler:Germany,1918-1933.London:Macmillan Press Ltd,1995,p.330. ⑤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世界经济研究室：《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统计集(1848-1960)，第263、265、267～268、269、272、273页。 ⑥B.R.米切尔：《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 欧洲卷1750-1993年》，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496、565页。 ⑦夏尔·贝特兰：《纳粹德国经济史》，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1页。 ⑧卡尔·哈达赫：《二十世纪德国经济史》，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35页。 ⑨宋则行、樊亢：《世界经济史》中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99页。 ⑩《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统计集(1848-1960)，第427页。 (11)V.R.Berghahn Modern Germany:Society,Economy and Politic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p.257. (12)B.R.米切尔：《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 欧洲卷1750-1993年》，第982页。 (13)B.R.米切尔：《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 欧洲卷1750-1993年》，第611页。 (14)卡尔·哈达赫：《二十世纪德国经济史》，第221页。 (15)维纳·洛赫：《德国史》，三联书店1959年，第434页。 (16)宋则行、樊亢：《世界经济史》中卷，第113页。 (17)М.И.奥尔诺娃：《1924-1929年的德国》，人民教育出版社1960年，第9页。 (18)Theo Balderston.Economics and Politics in the Weimar Republic.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p.80. (19)科佩尔·S.平森：《德国近现代史：它的历史和文化》下册，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598页。 (20)《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统计集(1848-1960)，第254页. (21)卡尔·哈达赫：《二十世纪德国经济史》，第219页。 (22)Horst M
ller.Die Weimarer Republik:Eine unvollendete Demokratie.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2004,S.224. (23)E.J.Feuchtwanger.From Weimar to Hitler:Germany,1918-1933,p.333. (24)卡尔·哈达赫：《二十世纪德国经济史》，第221页。 (25)卡尔·哈达赫：《二十世纪德国经济史》，第33页。 (26)V.R.Berghahn.Modern Germany:Society,Economy and Politic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p.270. (27)David Abraham.The Collapse of the Weimar Republic:Political Economy and Crisis.London:Holmes & Meier,1986,p.236. (28)Antonic Di Vittorio.An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From Expansion to Development.New York:Routledge,2006.p.251. (29)卡尔·哈达赫：《二十世纪德国经济史》，第222页。 (30)M.И.奥尔诺娃：《1924-1929年的德国》，第10页。 (31)David Abraham.The Collapse of the Weimar Republic:Political Economy and Crisis,pp.121～122. (32)宋则行、樊亢：《世界经济史》中卷，第107页。 (33)David Abraham.The Collapse of the Weimar Republic:Political Economy and Crisis.p.176. (34)David Abraham.The Collapse of the Weimar Republic:Political Economy and Crisis.p.75. (35)David Abraham.The Collapse of the Weimar Republic:Political Economy and Crisis,p,135. (36)E.J.Feuchtwanger.From Weimar to Hitler:Germany,1918-1933 p.330. (37)卡尔·哈达赫：《二十世纪德国经济史》，第227、229页。 (38)V.R.Berghahn.Modern Germany:Society,Economy and Politic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p.261. (39)Peter D.Stachura.Unemployment and the Great Depression in Weimar Germany.London:Macmillan Press,1986.pp.31.38. (40)E.J.Feuchtwanger.From Weimar to Hitler:Germany,1918-1933 p.333. (41)Gerald D.Feldman.The Great Disorder:Politics,Economics and Society in the German Inflation,1914-1924.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 p.846. (42)卡尔·迪特利希·埃尔德曼：《德意志史》第四卷 世界大战时期(1914-1950)上册，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08页。 (43)卡尔·哈达赫：《二十世纪德国经济史》，第44页。 (44)Hugen Schulze.Weimar Deutschland 1917-1933,Severin und Siedler,1982,S.66. (45)Derek H.Alderoft.From Versailles to Wall Street 1919-1929.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7,pp.87～88. (46)Harold James.The German Slump:Politics and Economics 1924-1936.Oxford:Clarendon Press,1986 p.100. (47)Derek H.Alderoft.From Versailles to Wall Street 1919-1929,p.90. (48)B.R.米切尔：《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 欧洲卷1750-1993年》，第994页。 (49)宋则行、樊亢：《世界经济史》中卷，第98页。 (50)William C.Mcneil.American Money and the Weimar Republic:Economics and Politics on the Eve of the Great Depressio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6.p.18. (51)Emily S.Rosenberg.Spreading the American Dream:American Economic and Cultural Expansion,1890-1945.New York:Hill and Wang,1982.p.151. (52)С·Ю·维戈兹基等：《外交史 第三卷 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第一阶段的外交》下，三联书店1979年，第687页。 (53)科佩尔·S.平森：《德国近现代史：它的历史和文化》下册，第601页. (54)宋则行、樊亢：《世界经济史》上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450～451页。 (55)Derek H.Alderoft.From Versailles to Wall Street 1919-1929,pp.31～32. (56)卡尔·哈达赫：《二十世纪德国经济史》，第38页。 (57)Derek H.Alderoft.From Versailles to Wall Street 1919-1929 p.23. (58)凯恩斯：《和约的经济后果》，华夏出版社2008年，第64页。 (59)Theo Balderston.Economics and Politics in the Weimar Republic,p.32. (60)Theo Balderston.Economics and Politics in the Weimar Republic,pp.25～26. (61)Hugen Schulze.Weimar Deutschland 1917-1933,S.39. (62)Derek H.Alderoft.From Versailles to Wall Street 1919-1929 p.87. (63)Harold James.The German Slump:Politics and Economics 1924-1936 p.21. (64)卡尔·哈达赫：《二十世纪德国经济史》，第33页。 (65)Harold James.The German Slump:Politics and Economics 1924-1936 p.22. (66)Derek H.Alderoft.From Versailles to Wall Street 1919-1929 p.90. (67)Derek H.Alderoft.From Versailles to Wall Street 1919-1929 p.92. (68)尤·瓦尔加：《世界经济危机(1848-1935)——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危机历史比较资料》，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第328～329页。 (69)卡尔·哈达赫：《二十世纪德国经济史》，第33页。 (70)Steven B.Webb Hyperinflation and Stabilization in Weimar German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p.102. (71)James W.Angell:《战后德意志之复兴》，第51页。 (72)Peter D.Stachura.Unemployment and the Great Depression in Weimar Germany,p.41. (73)Gerald D.Feldman.The Great Disorder:Politics,Economics,and Society in the German Inflation,1914-1924 p.839. (74)David Abraham.The Collapse of the Weimar Republic:Political Economy and Crisis,p.119. (75)E.J.Feuchtwanger.From weimar to Hitler:Germany,1918-1933 p.158. (76)Harold James.The German Slump:Politics and Economics 1924-1936 p.141. (77)Theo Balderston.Economics and Politics in the Weimar Republic,pp.68～71. (78)Lan Kershaw.Weimar:Why did German Democracy fail?.London:Weidenfeld and Nicolson,1990.pp.38.164. (79)H.斯图亚特·休斯：《欧洲现代史(1914-1980)》，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216页。 (80)姚曾荫：《国际贸易概论》，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50页。 (81)C·L·莫瓦特：《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 第十二卷 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79页。 (82)Derek H.Alderoft.From Versailles to Wall Street 1919-1929 p.305. (83)Detlev J.K.Peukert.The Weimar Republic:The Crisis of Classical Modernity.Allen Lane:The Penguin Press,1991,p.119. (84)宋则行、樊亢：《世界经济史》中卷，第102～103页。 (85)Lan Kershaw.Weimar:Why did German Democracy Fail? p.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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