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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4)12-0103-06
自上世纪以来言上古文献者往往采取疑古态度，鲁莽灭裂者有之。笔者以为古文献之 所存未易轻弃，倘无足够有力之证据，宜存录以备考索，研究者倘能更多致力于文献之 理解，或将更有所发明。本文即本此态度，对汉以前之史著重新作一审视，并试图作出 若干解释。
一、巫、史交替与史之产生
范文澜曾经提出“巫官文化”、“史官文化”之说，作为中国远古文化的一种猜测， 虽持说不终，而足资启发。要说，中国文明的曙光，应系于政治文明的创始，盖随中华 各族大融合，形成为统一的政权，才谈得上“中国”和“中国文化”。惟远古之中国人 ，究竟如何维持统一大业?在《国语·楚语》中有一条记载十分值得注意：
昭王问于观射父曰：“《周书》所谓重、黎实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无然，民将能登 天乎?”
对曰：“非此之谓也。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智能 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 觋，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处位次主，而为之牲器时服，而后使先圣之后之有光烈，而 能知山川之号、高祖之主、宗庙之事、昭穆之世、齐敬之勤、礼节之宜、威仪之则、容 貌之崇、忠信之质、禋絜之服，而敬恭明神者，以为之祝。使名姓之后，能知 四时之生、牺牲之物、玉制之类、采服之仪、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摄之位、坛场之 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心率旧典者为之宗。于是乎有天地神民类物之官，是谓五 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异业，敬而不渎， 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祸灾不至，求用不匮。
及少皋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揉，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 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烝享无度，民神同位。民渎齐盟，无有严威。神狎民则，不蠲其为。嘉生不降，无物以享。祸灾荐臻，莫尽其气。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
其后，三苗复九黎之德，尧复育重、黎之后，不忘旧者，使复典之。以至于夏商，故 重、黎氏世叙天地，而别其分主者也。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后也，当宣王时，失其官守 而为司马氏。宠神其祖，以取威于民，曰：‘重实上天，黎实下地。’遭世之乱，而莫 之能御也。不然，夫天地成而不变，何比之有?”
这段记载向我们揭示了上古“巫官”政治文明的消息。由此可以窥知，在周以前，虽 然已经出现君主，但社会秩序——礼制，主要仍是依赖对统一的“天神”的崇拜来进行 整合-维系的，此即所谓“巫官文化”。曾经出现过统一神崇拜被破坏的时代，其实就 是天下大乱的时代，分裂的各邦不再尊奉统一神，而是各自恢复原来的部落(氏族)崇拜 ，于是出现了所谓“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的“乱德”局面。到 了周朝，由于将天神崇拜和祖先崇拜两分，并突出祖先崇拜，由巫官执掌文化的“巫官 文化”传统开始衰落，突出的标志是史官建置增加，且开始逐渐渗入、取代巫官的职掌 。周宣王时，将巫官首领“重”、“黎”升格为神，凸显“巫官文化”的彻底没落。可 以看出，当时世间的大巫师“重”、“黎”已不仅不具有号召力与威严，并且其世代相 承的分职亦被取消，以至于不复为一般人所了解。
从这段记载，我们依稀见到了上古时代中国文明之产生与逐渐发展的线索：开始是史 前原始部落大巫师掌管的“巫文化”，然后到国家一统的“巫文化”出现，随着统一和 分裂两种局面的交替，国家一统的“巫文化”与各部落原始“巫文化”发生交替取代， 西周时“巫文化”衰落，由史掌管文化的“史文化”取而代之，最后，春秋时期，随着 各诸侯国的分立，“史文化”发生新变，史学产生。
因此可以这样说，巫文化时代的“历史”是神话，即以巫文化形式保存的、我们今天 称之为“神话”的历史，而史文化时代的历史，才是以史文化形式写作的、我们称之为 “历史”的历史。
二、《诗》史之辨
梁启超说：“最初之史，用何种体裁以记述耶?据吾侪所臆推，盖以诗歌。”(见梁氏 《新史学》第2章)并列举《诗经》中之《玄鸟》、《长发》、《殷武》、《生民》、《 公刘》、《六月》，认为“此等诗篇，殆可指为中国最初之史”。梁氏之说为后学所沿 袭，几成定谳。
这其实是有可疑的。《尚书》中有“尧典”，乃记尧舜时的事。《国语·郑语》载史 伯引古史以明周衰，亦上溯于尧舜。(注：又有《世本》上溯至黄帝，据说《竹书纪年 》也始自黄帝，以文献不足微，故不论。)古又有“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之说，有记言 ，因而有世传之“语”体，这可以从《国语》、《左传》窥见；记事的传统，则可从《 春秋》(司马迁又称之为“史记”)窥见。由是言之，与《诗》同时并行的有“史记”之 属，并不采取韵语形态。它才是那时的“史”。至于《诗经》里被人们称为“史诗”的 篇章，虽然可使今人窥见若干历史的影子，在当时人们的观念里其实是不能算做“史” 的。(注：见金毓黻：《中国史学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3页。)
三、周官之史及其变迁
周朝的制度，各诸侯国的史记最初是由周王朝掌握的。司马迁说：诸侯国之史记“独 藏周室”，(注：《史记·六国年表序》。)可见。不过，随着西周灭亡，平王东迁，周 王朝的控制力大大削弱，各诸侯国乘时而起，僭越之风波荡天下，其礼乐制度也随之崩 坏。周礼乐制度的瓦解，影响到方方面面。各国的史书撰作自然也不例外。墨子已有“ 百国《春秋》”之说，(注：见《隋书》李德林答魏收书引《墨子》曰：“吾见百国《 春秋》。”)孟子更指出：“王者之迹息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 《乘》、楚之《檮杌》、鲁之《春秋》，一也。”(《孟子·离娄》)可以想见东周诸侯国争相自造历史的盛况。孟子之说还可使我们藉以窥知晋、楚等国对修史之重 视。
晋国史学的发达，可从《国语》中得到证实。众所周知，《国语》中由于记晋事独多 ，有论者甚至推测作者为晋人。其实，合理的解释是晋国的历史记载，本来就较为丰富 。战国魏汲冢出土的《竹书纪年》，属于晋史系统，但与《国语·晋语》的史料来源明 显不同，这一点从《左传》也可以得到印证。据司马迁说，《左传》乃鲁君子左丘明所 作，照理对于鲁国之事记述应该最详，但事实并非如此，不少《春秋》提到的鲁事，《 左传》无所述及，或所述简略。而《左传》之记载晋事则仍然十分详尽，篇幅上也较诸 国为“独多”。(注：可参见前引金毓黻著第44页以及吕思勉著《吕思勉读史札记》，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479页。)
《国语》载各国事详略差异甚大，也反映出各国史学发展的差异。相反的佐证是秦史 ，《国语》中没有“秦语”，《左传》中记秦事大多因于晋事，其源于晋史记载的痕迹 甚为明显。司马迁尝亲见秦史(称为《秦记》)，指出其“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简 陋可见。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就是研究指出春秋的青铜器铭文以晋、郑、齐、鲁、楚等国最 为突出，(注：参见高明：《中原地区东周时代青铜礼器研究》，《考古与文物》1981 年第2-4期。)而《左传》中记载诸国史事之多寡情况，与之约略相同。看来这绝非偶然 的巧合，它反映出这些诸侯国的文化曾经辉煌一时的事实。
四、孔子《春秋》与“春秋笔法”
随着春秋战国之际的剧变，史学的传统亦因“礼崩乐坏”而发生剧变。其中，孔子以 “微言大义”改造鲁史而修《春秋》，左丘明因《春秋》而作《左传》，又综合诸国旧 文而著《国语》，在春秋史学繁荣的基础上，开出了史学的新传统。(注：章炳麟言： “令仲尼不次《春秋》，今虽欲观定哀之世，求五伯之迹，尚荒忽如草昧。夫发金匮之 藏，被之萌庶，令人人不忘前王，自仲尼左丘明始。”见章氏丛书“国故论衡”第66页 。金毓黻认为：“惟《春秋》及《左氏传》始足以当史称”(第36页)，“(《国语》)为 春秋时代古史之一”(第42页)，均见前引金氏著。)
孔子的做法，董仲舒曾加以概括，据《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载：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 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 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 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 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蔽起废 ，王道之大者也。……”
董氏的说法一定有所继承，当与孔子修《春秋》之意不悖；但也已有添加，不完全是 孔子的原意了。如果仅就“作《春秋》以明王道”而论，这种做法，可以一言蔽之，曰 ：史以载道。也就是说，历史之作，从根本上是要为政治理想(王道)服务的。历史记载 什么?不记载什么?怎么记载?都要以政治标准来衡量裁定。孔子修《春秋》，为了符合 政治标准，甚至连历史事实都可以改写。(注：《史记·孔子世家》称孔子修《春秋》 ，“笔则笔，削则削”。又每“为尊者讳”，即此类也。)这对于西周以来强调“忠实 记录”的史学传统——直笔(例如南史)——无疑是个重大的原则性改革。
孔子又将他对现实政治(人事)的针砭，隐蔽在简略的文字记载之下。《史记·十二诸 侯年表》称：“(孔子既作《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 辞，不可以书见也。”此即后世所谓“《春秋》笔法”。这样做的结果，更进一步引导 读者刻意寻绎其政治评价的“微言大义”，而忽略其史实记载之真伪了。作为两汉显学 的《春秋公羊传》和《谷梁传》便是有力的证据。(注：见周予同：《群经概论》，《 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53-270页。)尤其是，在汉代 《春秋》一旦纳入“经学”，它的“史学”本质就发生根本的改变了。
孔子虽说是借用《春秋》之史的外衣，发表其政治哲学思想，本意殊不在史学，更无 论史学传统之革新。但是，由于中国古代史主要就是政治史，而且孔子乃“万世师表” ，其于中国文化(包括史学)传统影响至深且巨，所以，孔子修《春秋》也就具有多方面 的意义，包括对于古代史学传统革新的重大意义。他的革新，具体说来就是：第一，开 了私家修史的先河；第二，提出了史学的道德精神；第三，创造了“曲笔”。
五、左丘明之《左传》、《国语》及其异同
被汉儒经古文派称为《春秋》内外传的《左传》和《国语》，(注：金毓黻曰：“《春 秋外传》之名，始见于《汉书·律历志》所引之‘三统术’，‘三统术’为刘歆所作， 盖前汉所传之古说也。”见前引金氏著第43页。)据传都是与孔子同时的左丘明所作。 虽然后人于此有所怀疑，但其实要否定《汉书·艺文志》(实际上是西汉刘向、刘歆父 子《七略》的“删要”本)的说法并不容易。在没有直接实据以前，我们宁可相信去古 未远的汉朝人的说法。
不过，两书虽同出左氏之手，在文体上却是不同的。关于《左传》，司马迁在《史记 ·十二诸侯年表》中指出：“(孔子既作《春秋》)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 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今观《左传》，其例有诂 训、有注解、有述义、有记事，是一种混合的文体。而《国语》则以记言为主，兼及叙 事，虽然偶有时贤评语夹于文中，基本上属于纯记述性的文体。《左传》确是孔子《春 秋》的“传”，而《国语》其实是一部独立成书的、不折不扣的史著。值得注意的是， 司马迁著《史记》，大量采用了《国语》，而于《左传》则时有增删，似乎在他心目中 ，作为“直笔”的《国语》和杂以“曲笔”的《左传》，两者相较，前者更符合史家传 统一些。
此外，《国语》是将各国旧文资料辑录编成，文成众手；《左传》则是对于各国史事 重新加以叙述，文出一手。后人多讥议《国语》编录旧文，或以为是左氏将著《左传》 后剩下的原始材料另篇而成；或以为是左氏既失明之后，不能手著，惟有从事文献编撰 ；或以为《国语》本来就不是一人一时所作。(注：例如王树民《<国语>的作者和编者 》即主是说，见徐元诰：《国语集解》附录，中华书局，2002年。)其实，他们都忽略 了一点，即在春秋战国间，当时著史的传统就是“编录旧文”，孔子如此，左氏如此， 司马迁如此，甚至班固还是如此。虽然后两位添加了写作的成分，但《史记》和《汉书 》中大量抄录前人的文献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迁、固之所以那样做，是因为它是史著 的传统——从来如此。反而像《左传》将史实改写的做法，并不符合古史的传统，从司 马迁的说明也可见他并未视《左传》为真正的史著。不过，《左传》又透露出了史著的 革新消息，成为后来《史记》、《汉书》的先导。
《左传》和《国语》虽然有以上的差别，但作为同出于左丘明的著作，它们却是大同 而小异的。这集中表现在开创一种新的历史精神方面。刘知几已经指出：“左氏为书， 不遵古法，言之与事同在传中。”(《史通·载言》)梁启超又进一步指出：“左氏书( 按，包括《左》《国》)之特色：第一，不以一国为中心点，而将数个主要的文化国， 平均叙述。……第二，其叙述不局于政治，常涉及全社会之各方面。……第三，其叙事 有系统，有别裁，确成为一种‘组织体的’著述。”梁氏称：“此三特色者，皆前史家 所无。”并说：“故左丘可谓商周以来史界之革命也，又秦汉以降史界不祧之大宗也。 ”(均见梁氏《历史研究法》第2章)其实，这是经过春秋列国文化的发展而产生出一种 重新综合的中国文化精神，在史学领域的反映。如果说，孔子在《春秋》中寄寓的“王 道”更多地还是一种向后看的保守思想，那么，《左传》和《国语》尤其后者所包含的 “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却是一种向前看的新的历史精神。
六、左氏书与史学传统之革新
“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见于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是他所标榜的著史宗 旨之一。大约由于它作为史的功用，从班固著《汉书》始就不复提倡，一直没有受到后 人太多留意，例如刘知几《史通》即未提及。但其实，如前所说，它乃是春秋史学繁荣 的一个成果，是由左丘明创发，而为司马迁继承的一个史学新传统。
在周公旦疏远天命、注重人事的思想指导下，周朝制度的建构自始就有了巫史分司、 偏重史官的倾向。刘知几说：“案《周官》、《礼记》，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 左史、右史之名。大史掌国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使乎四 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斯则史官之作，肇自黄帝，备于周室。”(《史通·史 官建置》)周制中史官分职的发达，又经历了春秋僭越之风的“普及”，进一步刺激了 新史学精神的产生。在《国语·郑语》中记载了周太史史伯预言周之必衰、和周衰以后 (即春秋时期)诸侯之代兴以及其应验，就颇有“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意味。但史伯 的论说将史事与神话杂揉，仍然带有巫史不分的神秘色彩。这令我们因之而窥见到“原 始察终，见盛观衰”的思想之远源。到左氏手里，这一史学传统与时共进，就发生了深 刻的变革。
左丘明，据《论语》所记是孔子的朋友，据司马迁所记是“鲁君子”，据《汉书·艺 文志》所记是“鲁太史”。从《左传》、《国语》来看，左丘明与孔子有相似的想法， 就是利用编撰史记寄托自己的思考所得。他一方面借助孔子《春秋》，对自己的知识作 系统的整理，写成了《左传》；另一方面则利用各国的旧文，编撰了《国语》，用以发 表对于历史的省察。
《左传》原名《左氏春秋》，其初是和《春秋》分别行世的，据考，《左传》原是将 重大历史事件一一作出完整记载的，由于与《春秋》的编年方式相为表里，才成为“大 事编年”。(杨树达：《汉书窥管》)《左传》既依托《春秋》，得以写出一种新史记； 又因为受限于《春秋》，未能发挥“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功能。但它仍然保持了某 种程度的独立，并未对《春秋》亦步亦趋，当西汉末刘歆建议立《左传》于学官，反对 一方的诸儒，曾指其“不传《春秋》”，恐怕就是有见及此。现在我们按之文本，也不 难见到《左传》记事与《春秋》的判断确有不相一致的地方。(注：周予同亦尝予以指 出：“(《春秋》)经与传不相称，乃是非常明显的事。”见前引周氏著第258页。)由于 左氏的“历史主义”立场有别于孔子的“史以载道”立场的缘故，《国语》独立成书， 就较好地实现了左氏对“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史学传统的革新。司马迁说“左丘失明 ，厥有《国语》”，《国语》之作，可能更在《左传》之后，虽然在失明的处境中，左 氏的历史思考似乎益趋成熟。关于《左传》记一事始末的面目，有清人高士奇撰《左传 纪事本末》可供参考，这里试将《国语》作一分析。
《国语》，其体盖源自“左史记言”。三代之制，凡有关国家重大举措的议论，史官 皆笔之于简策。后来，便有选择前人名言，编辑成书，用以教育后来的做法，人们称此 类书为“语”。在《国语·楚语》中记载申叔时谈论太子教育，便说到：“教之《语》 ，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在上古，“语”体的书大约也经历了一个 发展过程，因此便有各种出于不同目的而编撰的“语”书。左氏的《国语》也是其中一 种，它是根据左氏的新史学精神而编撰的。司马迁显然十分推重《国语》，他在《太史 公自序》和《报任安书》中一再提到“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把《国语》和《周 易》、《春秋》、《诗》《骚》并称。这很不寻常。对于《国语》作具体评说，今可见 者，最早是三国吴韦昭，韦氏《国语解叙》云：“采录前世穆王以来，下讫鲁悼智伯之 诛，邦国成败嘉言善语，阴阳律吕、天时人事逆顺之数，以为《国语》。其文不主于经 ，故号曰‘外传’。所以包罗天地，探测祸福，发起幽微，章表善恶者，昭然甚明。实 与经艺并陈，非特诸子之伦也。”韦氏之注，既因采前贤，其说亦应有所继承，可以视 为汉魏学人对《国语》的一般看法。韦氏指出《国语》“包罗天地”云云，其中就包含 了“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意思。后来，随着《史记》、《汉书》所开拓的新著述传 统跃居主流，以编录旧文著书的旧传统被舍弃，《国语》作为史著的地位日益旁落，韦 昭已不认为它是史著，这样说，并非凭空构想，是对《国语》的整体观察分析所得来的 。
第一，《国语》中选辑了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语”录。左氏的选 择自然不是随意的，而具有以历史眼光统观春秋时代全局的用意在焉。这八国中，周、 鲁是周王制即“王政”的代表，其余六国，除郑外，齐、晋、楚、吴、越皆尝主盟中国 ，属于春秋“霸政”的代表。
第二，通观“周语”、“鲁语”，其中述周之旧制，以及春秋战国间周制之被破坏， 成为主要内容。通观“齐语”、“晋语”，前者详于制度，后者详于史事。通过述齐国 的制度以见春秋诸侯之新政——霸政，通过记晋国的史事，以见春秋霸政下周王制之瓦 解过程。通观“楚语”、“吴语”、“越语”，三国在当时中原诸邦视之为蛮夷，与齐 、晋之霸不可等量齐观，三国亦自称王，示异于周，然所录“语”却有明显区别，其中 “楚语”以述楚君臣用周礼为纪纲，而吴、越则尚诈力、阴谋，与楚不同。
第三，郑非霸国，“郑语”亦不述及郑国史事，却收录了郑桓公为周司徒时与周太史 史伯的谈话。其中颇有借以揭橥“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宗旨的意味，已如前述，是十 分值得注意的。
第四，结合“郑语”中对晋楚二国的专门议论，和“晋语”、“楚语”的内容，似乎 可以见到，左氏是有意将晋作为周王族的代表(晋国本为武王之后，属于宗亲之国)，详 述其弃“礼乐仁义”而用诈力，以见周王朝衰败不可逆挽的历史必然。而通过记述属于 荆蛮的楚君臣，却能用周礼为纪纲，传达了史家将上继周王朝，恢复政治文明的希望寄 托于楚国的思想。
总之，《国语》全书自周至越，既写了周之衰、礼乐之坏，又写出春秋时期政治制度 和政治势力自中原向东南转移之变局：由齐而晋而东南(楚、吴、越)，霸主代兴；由齐 管仲之军国改制，至越范蠡之军事阴谋，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游戏规则”——礼乐之制 扫地尽矣，春秋亦由是而渐入战国。
孔子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论语·雍也》)将恢复周王制的希望 寄托于齐、鲁二国，左丘明则不同。但说到复辟周礼乐文明的梦想，两人却是共同的。 孔子修《春秋》，贯彻了他不语神怪的理性主义精神。左丘明无疑受到孔子这一思想的 影响，从《左传》之好语神怪到《国语》之不语神怪，可以证实。左氏对“原始察终， 见盛观衰”的史学传统的变革，就是舍弃了旧史家的神秘主义，贯彻了尊重实践经验的 历史主义，通过整理旧文撰著历史以见天下大势，乃至能够超越史家自身政治理想的局 限。这正是由左氏改造创发的、与孔子《春秋》的“史以载道”不同的又一种新的史学 精神。
七、战国之史学
左氏之后，进入了一个“载之空言”的子学时代。诸子百家之学纷起争鸣，而“见之 行事”的史学却似乎归于沉寂了。自孔子作《春秋》、左丘明著《国语》之后，未闻有 以史鸣者。或许，孔、左本是春秋时期史学繁兴的一个结果，一个光辉的结束吧?司马 迁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中曾经谈到在战国时期继《春秋》而作的若干情况：
铎椒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赵孝成 王时，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势，亦著八篇，为《虞氏春秋》。吕不韦者，秦 庄襄王相，亦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为《吕氏春秋》。及如荀卿 、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可胜纪。
由此可以看到，以《春秋》作发端，在战国逐渐开辟为一种借史事发挥思想观点的著 作风气。受《国语》影响的著作，其可见者则有《战国策》和《晏子春秋》。《战国策 》本非一书，乃是由汉刘向据若干纵横家书整理合成，刘向在《战国策书录》中说：“ 所校中战国策书，中书馀卷，错乱相杂莒。又有国别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国别者略 以时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除复重，得三十三篇。……中书本号，或曰国策，或 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臣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 ，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可以知道它的基础，是以游说为目的而编撰的“语”书。 《晏子春秋》据刘向《书录》称为《晏子》，(注：姚际恒《古今伪书考》云：“陈直 斋曰：汉志八篇，但曰晏子。隋唐七卷，始号晏子春秋。”)视同子书，但其体裁则属 于“语”，当是后人因齐史官所记言，并当时有关晏子言行的传说，编撰而成。这两书 虽然都出在《国语》之后，却可使我们窥见《国语》之前“语”书的形迹。当然，它们 在史学上的地位也就无法与《国语》相比了。
此外，出自战国的史书还有《竹书纪年》，《纪年》上起三代，自平王东迁以后则用 晋为纪，以后又用魏为纪，体裁类似《春秋》，当是晋国、魏国的史书，其沿袭自周史 之制，因而也就难有新意。
据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大烧六国史书，并且十分彻底，连司马迁都无法得复见其貌 。不过，既然他说“(各国)史记独藏周室”，可以想见其体制与《春秋》相同，虽然其 精神与孔子不同，我们今天仍得从侥幸保存的史籍如《竹书纪年》窥见之。然则，我们 做出“史学至春秋而兴，至孔、左而极，及战国而衰”那样的结论，就不是纯然主观推 测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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