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语言语码转换研究的若干方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然语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H0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44(2001)04-0009-06
1.引言
随着不同民族之间交往的不断扩大和民族融合的逐渐增强，世界上的双语社区也日益增多。在每一个双语社区中，势必存在两种(bilingual)或多种语言(plurilingual)的交互使用，这种不同语言系统在使用中的交互转换现象称之为“语码转换”(codeswitching)。对语码转换，语言学家要试图回答一些相关问题：为什么在某种特定的情境下选择语言A而不选择语言B？语码转换的心理理据和目的如何？语码转换是否受语言内部句法限制规则的制约？语码转换是否受语言使用者的性别、年龄、社会身份、地理背景等社会诸因素的影响？从大量的研究中可以看出，语言学家们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也不揣冒昧，提出自己的管见，以见教于各位专家。
2.双语现象的类型和语码转换相关概念的界定
双语现象应首先作为一种个体现象来看待。那么，在个体的组织结构和行为方式中是什么因素使其称之为操双语者的呢？这里存有两种不同观点。其一认为，该个体除了他的第一语言外，对另一种语言能达到同样熟练的程度，并能够在任何场合中同样有效地使用其中任何一种语言；其二认为，该个体除了第一语言具有自发的技能外，对第二语言只需具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与掌握。奥斯古德(Osgood,1965)将前者称为并列双语现象(co-ordinated bilingualism)，将后者称为复合双语现象(compound bilingualism)。虽然此种分类已广为接受，但同时也有不少人对这样的分类提出异议，感到复合双语者的提法难以接受。他们认为，只有并列双语者才是真正的操双语者。很显然，他们指的是一种理想化的双语现象。作为衡量个体的双语熟练程度的标准，这个定义是有效的，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所遇到的个体或多或少都不那么理想和完美。
但无论如何，我们可以说，操双语者的大脑中拥有两套不同的语言编码，并能根据不同的环境使用其中的任何一种编码。当他在使用语言A时，只是依据这种语言的规则来发音、用词和造句，而不必在两种系统中进行选择，两种语码保持各自的独立性。只有在语境不同或必要时，才从一种语言转换到另一种语言，进行两种语言系统编码的交互使用和转换，即语码转换。
然而，若要真正给“语码转换”下一很确切的定义并非易事。或许最为概括的（如上所述）是指同一语言使用者对两种语言的交互使用，更具体地说，两种语言的交互转换可在词、短语、从句乃至句子的平面上进行。津拉思(Gingras,1974)指出，语码转换涉及语码的交替使用，但和形态、音位无关。他同时指出，此种语言行为模式是受某种规则制约的。狄琵夫勒(Di Piefro,1976)认为，语码转换指在语言交际行为过程中两种或两种以上语言的使用。在论述语码转换的特性时，甘伯兹和赫内特(Gumperz & Hernandez,1969)指出，说话人按照语义规则和句法规则的语境限制条件选择不同语言的词义和语义特征。例如，一个操西班牙语者在其话语中可能使用英语的pies一词，而不使用西班牙语中pasteles，因为西班牙语的pasteles还含有"cakes"的意义。当说西班牙语时使用英语pies一词，不违反语义限制法则。
如上所述，在迥然不同的两种语言交替使用时，都具有某种转换模式。但是，麦纳敏(Mc Menamin,1973)却持有不同观点，他声称，操双语者对语言的选择和转换是任意的，不受某种情境的限制，这里当然不清楚何谓“某种情境”。麦纳敏进一步指出，在对所使用的两种语言都很流利者来说，语码转换现象十分普遍（这与那些属于不同语言社区成员在某种情境下选择使用语言A或语言B是两码事）。他在研究了美国加利福尼亚的奇卡诺人(Chicanos)后指出，奇卡诺人在大多数情况下是频繁快速地从西班牙语转换到英语，而不是从英语转换到西班牙语。在用第一语言(L1)谈话时，使用了第二语言(L2)的一个词或短语就称为一次语码转换。倘若第一次转换后用L2交谈了一段时间，再转回到L1，这就构成了第二次转换。由此可见，麦纳敏所说的语码转换特点只是指转换的体态行为(physical act)，而忽略了所用语言的内部语言结构和该双语社区成员的心理和社会规范等因素。
毕尔思雷和依斯特曼(Beardsley & Eastman,1971)则认为，语码转换可以在话语中的不同位置出现，如：1)在句子中间；2)在一些语言标记(linguistic marker)之后（指无语义内容和句法作用的词，象英语的"mmm"、汉语的“嗯”、西班牙语的"pues"等）；3)在话语标记和停顿之间；4)所谈论的话题对另一种语言有更密切之联系；5)在词的平面上，说话人特别是儿童对两种语言在熟练程度上存有差异；6)在对话的连接处或对话者话轮转换处。
此外，在语码转换的研究中，语言学家们对一些与之有着密切关系的术语进行了界定。如“干扰”(interference)一词，常用于第二语言习得时，指学习者还处于初等阶段，经常受到母语的干扰。虽则如此，一些语言学家仍把“语码转换”行为归属为语言干扰问题，他们认为语码转换是语言应用的结果，而不是语言能力所致。另一个术语“结合”(integration)首先由郝根(Haugen,1956)提出的，是指在使用母语A时经常性有规律地使用语言B中的词或短语，因此除了历史意义之外，并不存在语言之间转换和交替问题，语言B中所借用的语言成分已在形态或音位上“结合”于所使用的语言A中了。
当我们说这种“结合”现象和“语码转换”可能具有不同的特点时，它好象与另外两种语言行为，即“混合”(mixing)和“借用”(borrowing)具有相似性，但通常认为“混合”和“借用”与语码转换具有密切关系。语言学家对“混合”有不同的描写和论述。依思宾欧萨(Espinosa,1917)在解释“混合”现象时指出，语言之间常用词语的混合是随意性的，不受规则制约的。然而，普发夫(Pfaff,1979)在研究了英语和西班牙语“混合”现象后指出，“混合”包容了“借用”和“语码转换”的意义，她认为“混合”不只指单一词汇或词素的混合，还可指更大语言单位的混合。对“借用”同样有不同的解释。郝根(Haugen,1950)声称，“借用是试图对在其它语言中存有的某种语言模式的再运用。”但普发夫(Pfaff,1979)指出，借用在具有单语或双语语言能力人的话语中都可能出现。不论是哪种情况，从语言B中借用的单个词汇不一定都能在语素形态上与语言A相适应，在音位上至少如此。“借用”和“语码转换”不同之处在于，在“语码转换”中转换都在限定的句法连接处开始，并具有它们自己的内部句法结构；而词汇借用并非如此。在这里，普发夫显然忽略了词的基本特点之一，即：每一个词汇项(lexical item)都具有它自己的语法结构。她把“借用”和“语码转换”区别开来的作法可能是正确的，但“借用”可不受从源语(source language)中所借词项的句法结构和借语(borrowing language)的句子或短语结构的限制的说法显然失之偏颇。
对于同种现象，津拉思(Gingras,1974)不用“借用”，而使用了“词汇化”(lexicalization)这个术语。他认为，被借用的词汇项在音位和形态上与借语相适应（虽然不一定总是产生形态变化）。津拉思之所以用“词汇化”这一说法，可能是因为它体现了言语社团的整体言语行为的特点，与说明该言语社团成员的个体言语行为（通常称为“替换”substitution）区别开来。
然而，上述对“借用”现象的讨论都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借用”现象的产生有其历史根源，因此，要对此进行准确的阐述，不仅要进行共时性分析，还要就所借词项的历史渊源进行历时性研究。与此不同，“语码转换”是在同一双语社区的两种或多种语言的交互使用中实时产生的，因此，“语码转换”所涉及的语言的关系只是共时性的。由此可见，“借用”和“语码转换”的过程应属于两种不同的语言现象，虽然有时两者之间的界限是难以确定的。
3.语码转换的心理和语用理据
语言学家对语码转换研究兴趣的另一方面是语码转换的动机，即转换的心理理据和目的。普发夫(Pfaff,1979)认为，语码转换是一种中立策略。甘伯兹和赫内特(Gumperz & Hernandez,1969)则认为转换是表明相互之间关系改变的信号，使彼此之间更为亲密融洽、不拘礼节。姆可罗(Mc Clure,1977)则声称，语码转换可具有以下语用目的：1)强调，特别是在儿童之间，通常在祈使句中使用，先讲L1，然后用L2翻译一遍，如"Stay here,Roli.Te quedas aqui!"；2)突出话题，也就是把句中的某一部分通过转换，使其成为焦点（而在上一点中强调的是整个句子）如"Este ernesto,he's cherting."；3)作更详尽阐述，说话者重复已知信息，然后再增添新的信息。如"Roli,you stay here.Tu quedate jito con Suzy."("...stay with Suzy,Honey.")；4)消除疑惑或歧义，以求正确理解，如：
——Donde fuiste?(where did you go?)
——A school.(to school)
——Huh?
——A(la)escuela.(to school)；
5)吸引听者的注意力，常伴随提高嗓门、身体和目光的相互接触等，以避免因对方心不在焉而对已说过的话语进行冗长乏味的重复，如：
——"Yo me voy a bajar,Teran,look!"
("I'm getting down...")
——"Aver,a ver...Let me see.Let me see."；
6)表明在陈述、发问、祈使等话语语气类型间的转换；7)引入新的话题，或表明对正在讨论的话题不感兴趣；8)介绍引见新的话语参与者。Mc Clune煞费苦心从语体和语用出发对语码转换动机作了调查研究，很有借鉴作用。问题在于他选择的对象大多为儿童，而儿童时期第一语言的习得因年龄不同存有很大差异。另外，儿童的语言应用能力和社会身份、阅历等因素也大大限制了他们的语码转换动机。
4.句法规则系统的制约
除心理和语用因素可以影响语码转换言语行为外，对所涉及的每一种语言句法限制规则也可以对语码转换产生影响。诚然，语码转换较易发生在两种语言在表层结构都受到同样限制之处，但转换模式中两种语言句法特点却不尽相同，从中可以发现它们在形态、语序和深层语义关系在表层结构的表现方式以及词汇内部结构等方面的诸多不同(Pfaff,1979)。普发夫认为，在转换中，根据需要两种迥然不同的语言系统要么截然分开，要么合成一体，形成“第三语法”，构成有序转换。而津拉思(Gingras,1974)对所谓“第三语码转换语法”之说持反对意见。他认为，转换必须遵守L1或L2中原有的语法规则，倘若一个句子基本结构是L1的，那么，就应在L1深层结构有关成分上使用L2的句法转换规则，生成语码已经转换了的句子。无论遵循什么原则，语言学家们已经注意到某些语码转换的句法限制规则和条件。
在研究了墨西哥裔美国儿童的双语行为后，温特兹和姆可罗(Wentz & Clure,1975)发现疑问和陈述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语码转换，例如：一个孩子问："Quien tiene hambre?"("Who's hungry?")另一个孩子可能答道："I do!"，而不是"I am."。Wentz和Mc Clure认为，这是由“语码混合”引起的，而不是“语码变化”的结果。而有的研究人员则认为，对发问作出不正确反应，违反语码转换句法限制规则的情况是由于回答者采取了错误的言语策略(linguistic strategy)。Wentz和McClure还发现，自发叙事(Spontaneous narratives)比诱导叙事(elicited narratives)语码转换的频率较低。而且在自发叙事时，语码转换基本上只限于名词或名词短语平面上，而诱导叙事中，转换大都在句子的平面上进行。
Wentz和Mc Clure(1975)对操双语儿童的句法也作过一番研究，发现了一些颇为有趣的现象，比如，在语码转换的会话中，带有冠词的语言和有动词的语言相一致，也就是说，如果句中的冠词为L1，那么句子的动词也通常为L1，见下例：
1)The gato scratched the muchacho.
(The cat scratched che boy.)
2)La cow se comio el grass.
(The cow ate the grass.)
据说，这样转换语码的句子对操双语的儿童来说应该容易重复，而若对以每隔一个词的方式进行的语码转换的句子进行重复是几乎不可能做到的。Wentz和Mc Clure证实，在他们的调查中，儿童难以重复这样的句子："Yo foundun good libro in la library."。他们的这种见解与兰思(Lance,1975)的观点大相径庭，后者认为在语码转换中根本不存在任何句法的限制规则。
普发夫(Pfaff,1979)在研究语码转换的句法限制时，提出了“动词混合”这一概念。她指出，动词混合现象可能发生在动词形态对两种语言都具适应性时，如："Nopuedo taipiar(type)muy bien."。在当动词不具适应性时，因受其它因素的影响，如时态、语气等，也可能发生动词混合现象，例如："Anda feeling medio niceand start blowing again."。普发夫在研究中曾涉及到多种类型的句法限制，但她很少试图将语言实证和句法理论联系起来，但凡有联系的地方也只是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勉强为之。
麦纳敏(Mc Menamin,1973)对语码转换行为的句法限制的研究虽无多建树，但在他的帕杰罗峡谷的研究中发现，凡是涉及到短语、从句或更大结构单位的语码转换通常伴随着某些语句停顿或标志词，如：
/uh
/huh
/ay
/eh
/ooh
/pues
/mmm /mmm
/yeah/ya
/este
/pues
对于同样情况，毕尔思雷和依斯特曼(Beardsley & Eastman,1971)则认为，语码转换应与语句的停顿和标志词同时出现。如果标志词和语句停顿不同时出现的话，通常不会发生语码转换行为。
诚然，对语码转换所涉及的语言受到的句法限制规则的研究远比语码转换行为所受社会文化因素影响的研究要容易得多，但是，问题在于后者在很多方面对前者的研究起作用，有时甚至可起到前提和条件作用。因为迄今为止对语码转换的研究，特别是涉及到会话参与者的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双语水平、地理背景和社会域等，社会语言学方面的研究在数量和范围上仍很有限，所以在有些方面妄下结论或为时过早，或失之偏颇。
5.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
语码转换不仅在语言学上难以下一确切定义，在社会学上也同样如此。甘尼什(Genishi,1976)把语码转换分为两种，即情境语码转换(Situational code-switching)和会话语码转换(conversational code-switching)。他认为，情境语码转换涉及到言语环境、话题和会话者对所谈论事件的感受等方面的某一变化，而会话语码转换则是在单一言语活动中产生的，此时两种语言可能混合在同一语句中传递单一信息。甘尼什还注意到，成人和儿童言语模式的主要区别在于是儿童会话语码转换的频率低于情境语码转换。
从社会语言学的观点出发，温特兹和姆可罗(Wentz & Mc clure,1975)提出了两种不同的语码转换。他们把语码转换进一步分为两类：“语码混合”(code-mixing)和“语码变化”(code-changing)。“语码混合”通常发生在说话人一时难以用L1的词语来表达某一概念，但用L2的词语可以轻易做到时，也可指说话人所使用的L1中缺乏表达某一概念的语汇，而在L2中用以表达完全等同概念的语汇则可信手拈来。比如在“语码混合”的句子"No van a aceptar a una mujer que can't talk business"中，由于西班牙语没有表达和英语在文化意义上相对应的语汇，"can't talk business"就自然插入，产生了语码混合现象。从上例也可看出，语码转换发生在L1的语言基本框架中结构成分的交界处。而“语码变化”是指两种语言在主要的结构成分平面上交替使用，如名词短语、动词短语、从句等，而且所有的功能词，甚至形态、句法都完全随之而变。下例就说明了此种现象的特点：
1)"I put the forks en las mesas."("...on the tables.")
2)"Let's see que hay en el dos."("...what there is on two.")
在上例中，由两种语码交互成句是以情境和语体因素为其动因的，它们涉及的是句子内部语码变化，但这并不意味着语码变化不能在话轮(turns of speaking)之间发生。无论是哪种情况，都存在着语法形式的完全转变。
特依姆(Timm,1975)区分了“语码转换”和“语码混合”之间的不同之处。他认为，前者在转换过程中存在着某些句法规则，换句话说，语码转换涉及到一些模式化行为，但后者只是一个相对非正式的过程。人们习惯于把它同混合语(hybrid)和混杂语(pidgin)联系起来。另外，特依姆把语码转换分为两种类型：隐喻转换(metaphorical switching)和情境转换(situational switching)。在隐喻转换中，语码转换行为受到个人的感情、文化和言语社团生活诸因素的影响，而在情境转换中，语码转换是由说话者对相互间受社会情境所支配的权利和责任的理解上的变化而引发的。
普发夫(Pfaff,1975)通过对操英语和西班牙语双语社区的调查，试图从形式和功能出发把语码转换分为三种类型：其一指同一社会阶层者、亲朋好友或有着密切社会关系的人之间的偶然接触，且谈论的话题集中于日常生活，这时语码转换通常发生在表层语句或独立从句的停顿处，一两个词汇的语码转换出现频率较低；其二指偶然的或较为正式的相互接触，这时，在完整句子平面上的语码转换比在独立从句或附属从句平面上的转换更为常见；其三为操西班牙语者的较为随便的日常会话，从西班牙语向英语转换只限于单一的名词、动词、形容词或固定短语。这时普发夫把“语码转换”和“借用”混同起来。
所有上述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对语码转换所下的定义和分类对与此现象相关联的某些言语行为作了阐释，但都不够全面。比如对成人和儿童的语码转换行为未加区分，对会话参与者的双语程度对转换的影响亦未作陈述。发莉思(Valdes-Fallis,1976)对有关语码转换的解释提出了问题，她设想，从抽象意义上讲，一句话可能在说话者确定将用哪种语言说出之前就已构成。此设想可以对下面的情形作出解释，为什么有些操双语者在开始用一种语言讲话时很快就遇到了句法障碍（因为违反了句法限制条件），所以不得不用含有这种句法模式的另一种语言重新开始他们的会话。
姆可罗(Mc Clure,1977)指出，在语码转换中，三种话语参与者所具有的特点尤为重要：1)语言水平；2)语言的倾向性；3)社会身份。通过对儿童语码转换现象的观察，她发现当儿童受到伤害，年长者安慰他时同样用西班牙语，但以前，他们在此种情况下一直使用英语。她还指出，用语码转换来标示自己社会身份的改变在较年长儿童中比在年幼者中居多。另外，随着社会身份的变化和阅历的增加，他们的英语知识也随之提高，与英语有联系的社会关系也随之增多，使用英语的倾向性亦趋明显。再者，男性比女性更多地喜欢使用英语，这是因为妇女更多地与家庭连系在一起，并且受到是在社交场合缄默少言的教育，比如在拉美或加勒比海长大的操西班牙语的西班牙裔美国人(Hispanic)，由于他们和父辈深受拉丁传统习惯的影响，情形大都如此。但是，许多在美国北部学校读书的年长儿童却不一样，他们（包括女孩）大都对父辈保守的传统观念和行为具反叛精神，而Mc Clure的论述对他们言语行为并不能作出准确的阐释。
关于语言的选择问题，Mc Clure和Wentz(1975)对奇卡诺人的研究中发现，会话参与者比话题对语言的选择具有更大的影响。此外，在谈论与家庭（如照看孩子、亲属相处、膳食准备等）有关的话题时多用西班牙语，而谈论体育、教育和美国节假日等话题时则多用英语。话题改变，与其相关的语言系统也迅速随之而变。这时，“语码变化”和“语码混合”现象较为普遍。再者，社会环境(social setting)亦可影响语言的选择，如在教室里主要讲英语，在体育场主要讲西班牙语，而在家中，或多讲英语，或多讲西班牙语。这种情况和费什曼(Fishman,1972)的惯例“域”说法(institutionalized"domains")相一致。
与以上Mc Clure和Wentz的有关论述相悖，莫纳敏(Mc Menamin,1973)在研究长期生活在加利福尼亚州帕杰罗峡谷地区的居民的语言使用情况后，对他们的双语语码转换行为进行了客观描述。调查的对象为农场的工人，他们的孩子或配偶，在三个年龄组(16-20,21-40,41-70)中，他发现，年青组和年长组比中年组更倾向于从西班牙语到英语的语码转换，在用英语讲话时，只有年长组转换至西班牙语。此外，他还从以下九个方面总结了语码转换的行为：1)语码转换，女性多于男性（与Mc Clure相反）；2)受教育的程度与转换频率成反比；3)在非正式的、随意的和自然的会话中转换多于正式对话或会谈；4)那些自称西班牙语讲得最好的，转换的次数也最多，而英语讲得最好的却很少转换；5)当问及从西班牙语向英语转换的频率时，接受调查者的估计和调查者的实际统计资料显示基本相符；6)当问及从英语向西班牙语转换频率时，接受调查者低估了他们讲西班牙语和讲英语所用时间的比例；7)转换频率与讲西班牙语和英语相对时间长短无关；8)词、短语或从句平面上的转换多于句子平面上的转换，这一点与Gumperz和Hernandez(1969)所作的结论相左，Mc Menamin认为，此矛盾的产生可能同城市与乡村或其它地理上的不同有关；9)转换取决于会话参与者彼此的熟悉程度甚于种族因素。
从Mc Menamin和其他语言学家的以上论述可以看出，没有哪一种论述对语码转换这一社会语言学现象的描写是面面俱到且无懈可击的，但无论如何，通过他们的研究成果，现在我们可以说，双语的语码转换行为反映了会话者的性别、年龄、双语水平、地理背景、教育程度、社会域、话题和语体等因素，或者说，这些因素影响了语码转换的言语行为。
6.结束语
自然语言的语码转换是一种普遍且复杂的社会语言学现象，此领域的研究虽数量可观，但在许多方面还未尽如人意。研究者所拥有的语料还很有限，调查对象的数量和范围较小，典型性和代表性不够，因而作出的结论往往缺乏普遍性和适用性。此外，对语码转换在社会语言学意义上的解释在很多情况下只限于特定的情境，研究人员用以说明与转换有关的各种现象的术语也有待统一。再者，对于与转换相关的社会变项、语体风格和句法规则等方面的系统理论尚未建立。诚然，语言学家们对语码转换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要真正全面深刻地理解双语现象和语码转换行为还须作更为艰苦的探索。
收稿日期：2000-0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