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满时期长春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伪满论文,空间结构论文,长春论文,时期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伪满之前长春社会空间结构的演变
长春地方政区的设置始于清朝嘉庆五年（1800年）。由于清政府“封禁政策”的松动，关内汉族移民大量涌入，吉林将军进行实地调查，发现已经开垦土地面积达26.5万亩，住民户数达2330户[1]。此时，清政府不得不承认现实，以“借地安民”为由，在郭尔罗斯前旗内设长春厅，管理屯垦的人口，治所在今长春以南17km的新立城[2]。咸丰十年（1860年），清政府完全解禁，汉族人口大量流入，结束了长春地区长期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单一民族聚居区结构，逐渐形成了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杂居模式。
1.1 长春旧城的形成与发展
由于新立城地势低洼、交通不便，1825年清政府将长春厅治所沿伊通河北移20km，迁至伊通河西岸的宽城子（今南关区一带）[3]，宽城子也因此成为长春的第一片城区。1865年，为防匪患，长春商人自发集资，挖壕建城，史称长春旧城。旧城占地约528h
，南北长约1.9km，东西宽约3.2km。在长春设治以前，宽城子已经是此地最大的一个居民点，农田和住宅、作坊、店铺相互交错，但没有形成城市的街坊，只是在个别的地段有固定的集市或商业店铺[4]。厅治迁来后，逐渐完善了城市内部衙署、监狱、城墙和街道等设施的建设。与我国大多数封建时期城市一样[5-6]，在城市内部空间布局中，依然沿袭了分阶级、按职业聚居的传统礼制，官衙、寺庙及繁华的集市位于长春旧城中心。但由于长春旧城主要是自然形成，且长期的“封禁政策”使其城市建设受封建礼制的约束相对较少，因此，其城市内部不同阶层按封建礼制在居住空间上的分异并不明显，而更多的表现为居住建筑的质量差异。官衙、银庄、当铺、庙宇，以及达官贵富商的住宅为传统的砖木结构，质量较高，其他大多为农民居住的简陋的民居住房。
1.2 俄国侵入与中东铁路附属地的形成
1898年，沙俄攫取了在我国东北修筑中东铁路的特权，并在沿线建造新城（如哈尔滨和大连）及中东铁路附属地。这种铁路附属地实际上是俄国依托中东铁路在东北设置的由俄国人独占、供俄国人定居的类似于租界的一种特殊地区[7]。在长春，俄国“以防护铁路所必须之地”为借口，在旧城西北约5km的二道沟修筑车站，并围绕火车站强占4
土地作为其铁路附属地，即中东铁路附属地。其内部建有广场、货物处、办公楼、兵营、商店、学校、教堂、俱乐部和俄国人住宅等设施。与始发站哈尔滨和大连相比，长春只是中东铁路沿线的普通站点，因此其附属地相对简陋，居住人口最多未超过3000人[3]。俄国人在附属地的选址上刻意地与长春旧城在空间上隔绝开来，使附属地能脱离开中国旧城的影响，有效地实行隔离政策。这样就形成了长春旧城与中东铁路附属地并存的“双城”结构。俄国人居住和掌控的附属地具有内部相对规整的街区及较为完备的设施，与中国人居住的旧城区内部简陋混乱的道路和设施形成明显对比。这一时期，长春的社会空间主要表现为这种空间分离的二元结构模式。
1.3 日本南满铁路附属地的建设
1905年，日本取得日俄战争胜利，接管了中东铁路南部支线长春至旅大段（南满铁路）的一切“利益”，并于沿线城市设置南满铁路附属地[8]。长春成为隶属俄国的中东铁路最南站和隶属日本的南满铁路最北站的集合点，二道沟车站及其附属地仍归俄国所有，而日本则经过勘查，选定在头道沟一带划地5.5建设长春满铁附属地。满铁附属地内设有警察署和满铁事务所，建有商店、旅馆、妓院、赌场等，并配以自来水、煤气、电力、电讯等现代城市基础设施，其城市建设水平远远高于旧城区及中东铁路附属地，接近当时西方城市的发育水平。附属地的用地分配是“满铁”住宅占15%，商业区占33%，粮栈区占31%，公园绿化占9%，公共设施及其他占12%[7]。“南满铁路附属地”成为长春第三块城市功能用地，长春城市格局打破了原来的“双城”结构，形成了长春旧城、中东铁路附属地与满铁附属地“三足鼎立”的格局。其中，中东铁路附属地为俄国人的专属用地，不容许中国人入住；满铁附属地属于日本人和部分中国商人及权贵的生活和居住空间（其中65%为日本人，35%为中国人）[9]；而广大长春百姓主要生活和居住在设施简陋的老城区，形成了维系半殖民统治的三极分化的社会空间结构。
1.4 商埠地设立与民族商业区的出现
日俄战争后签订的《中日东三省事宜条约》要求清政府将长春、哈尔滨、辽阳、满洲里等东北16个城市辟为“开埠通商口岸”，供其倾销商品[10]。在这种背景下，长春商埠地开始建设，并发展成为长春市第四片城区。商埠地位于旧城区二马路以北、满铁附属地（上海路）以南、永长路以西、大经路以东的地区，占地5.3，人口约5万。商埠地是长春最早的商业区，对长春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开埠前长春只有传统的手工业，开埠后民族工商业迅速发展，并与日俄等帝国主义势力进行激烈竞争。经过近10年的建设，商埠地共建有商号1488户，银行、钱庄88户，医院、茶馆、戏院62户，成为远超宽城子旧城的新的商业区[11]。商埠地介于旧城与满铁附属地之间，内部由一条新修的干道“日本通”（今大马路）将旧城与满铁附属地连接起来，最终发展成为宽城子旧城区和满铁附属地的连接体，三者的拼贴与融合成为长春城市空间结构形态的雏形。
受中东铁路建设、外国殖民势力进入、城市自身建设发展等因素影响，至“九·一八”事变前，长春形成了四片不同政治、经济背景的城市地域，即，长春县①管辖下的长春旧城（老宽城子）；沙俄铁路管理局管辖下的中东铁路附属地；日本满铁株式会社管辖下的满铁附属地；商埠局管辖下的长春商埠地，城市“多元拼贴”的结构特征十分明显（图1）。由于四片城区社会经济背景、建设方式、空间结构和发育水平的明显差异，长春城市社会空间的总体格局也呈现出基于四片城区的“中—俄—日”三极分化的城市社会空间结构，即，中东铁路附属地的俄国人专属区；满铁附属地的日本人和部分中国商人及权贵的居住区；商埠地和长春旧城的中国人居住区。其中，商埠地和长春旧城也表现出一定的分异特征，商埠地为新兴的民族商业区，长春旧城则日渐衰败，成为贫困农民和社会底层市民的居住区。
图1 1931年前长春城区示意图
（资料来源：见参考文献12，经重绘）
Fig.1 The city zone map of Changchun before 1931
2 伪满时期长春城市发展的背景与特征
2.1 满洲“国都”城市性质的确立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长春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1932年3月，在日本帝国主义操纵下建立了傀儡政权伪满洲国，将长春定为“国都”，并改名为“新京特别市”，长春市彻底沦为殖民地城市。城市性质也由原来的清政府时期的边疆集镇转变为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地区进行殖民统治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军事中心和文化中心。当时选定“几乎是一片空白”的长春为“国都”，而非在满日本人的经济中心、关东军军部所在的奉天（沈阳），或者城市设施更完善的哈尔滨，主要源于长春当时的政治环境、区位和交通优势、相对低廉的地价以及日本人聚居的满铁附属地的社会基础。
2.2 以“消费”为主导的城市经济功能
清朝时期，长春地区的封建集镇和军事要塞的职能相对突出。“封禁政策”解除后，农业开垦规模扩大，关内从事经商和传统手工业的移民大量迁入，城市功能有所完善。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长春作为大豆集散地的地位逐渐突出，成为东北地区面粉加工和榨油工业中心之一，同时有大量的山西商人旅居于此，带来了兴旺的银票等行业[13]。此时，长春的经济功能主要表现为区域性的物质集散地和商品交易场所。中东铁路的建设促进了农业商品经济的发展，并带动了粮栈业、大车店、仓储运输业、饮食业、金融业及商业的发展，促使长春的城市职能向交通枢纽、商贸、工业等职能的扩展。中东铁路附属地、满铁附属地和商埠地的建设进一步加快了长春城市化进程，1903年俄国人开办了长春第一座近代工厂（亚乔辛面粉厂），长春近代制造业开始出现，日本工业进入和民族工业发展进一步促进了长春工业发展。伪满前期，长春经济功能以轻工业为主；伪满成立后，这一功能被进一步强化，印刷、火柴、酿酒、食品等消费品资料工业和商业发展迅速，城市功能表现为单纯的“政治消费型城市”。
2.3 “拼贴式”城市空间的形成与扩张
至伪满成立前，长春形成了以旧城、中东铁路附属地、南满铁路附属地和商埠地四片城区为主的城市空间，地域形态表现出典型的“拼贴性”特征。其中，商埠地的建设对长春城市的发展意义重大。通过商埠地的建设，市内交通和对外交通比原先通畅得多，增强了城市的凝聚力和吸引力，促进了商业发展，“带来了民族商业领域的全面繁荣”[7]。同时，由于商埠地的规划和大马路的修建，将旧城和南满铁路附属地连接到一起，不仅促进了长春城市空间的扩张（表1），而且增强了相对独立的各城区之间的联系。
2.4 外来移民促进城市人口规模扩大
伪满成立前，长春四片城区人口总计约13万人，人口的增长主要以外来移民为主。自“封禁政策”解除后，东北成为关内移民的主要地区，每年都有大量关内破产农民流入。至1907年，清政府进行统一户口调查时，长春府②民户已增加到57423户，丁口③增至469863人[14]。人口如此高速增长，除自然增长外，主要是迁入人口大量增加的结果。民国初期，长春人口增长仍以关内移民流入为主，据1923-1929年的不完全统计，关内流入人口到大连后，乘火车进入长春的人口，每年均在20000人以上，占进入东北的关内人口的51.8%，其中一部分人重返关内，大部分移民留此定居，留居者数占移入人口总数的58%[14]。关内移民及其后裔是长春地区人口构成的主要群体。与此同时，外国人口也开始进入长春，特别是随着满铁附属地的建设，日本人大规模流入。1924年，长春有外侨8553人，其中日本人为8135人；至1931年，满铁附属地日本人口增加到10296人，满铁附属地外的日本人增加到10630人[15]。伪满成立后，长春市内的日本人口数进一步增加。
3 伪满长春城市社会空间的总体格局
3.1 “中日分化”的城市社会空间格局
伪满洲国成立后，长春作为伪满洲国首都和殖民政治统治中心，进行了大规模的城市规划与建设。1935年，苏联将中东铁路北满段卖给了满洲国，随之，日本南满铁道株式会社接管了长春宽城子车站及中东铁路附属地；1936年，中东铁路附属地和满铁附属地一并移交给“新京特别市”管辖[16]，长春“拼贴式”的城市空间格局得以融合与统一。但是，城市社会空间仍表现出明显的分异特征。总体来看，这一时期长春城市社会空间的总体格局沿袭了伪满之前的社会空间结构，即“中外分化”的社会空间总体格局。不过此时，由于俄国的失利，长春的外国势力仅存日本，原来的“中—俄—日”三极分化的社会空间总体格局被打破，由“中日分化”的城市社会空间总体格局所代替。
“中日分化”的社会空间格局在长春城市地域空间上表现为以大同大街（今人民大街）为中轴线的东、西分化的结构模式，大同大街以东（包括伊通河东岸）主要为中国人居住区，大同大街以西和北部满铁附属地主要为日本人居住区（图2）。这种“分化”的社会空间不仅反映在种族的不同，两类群体的居住条件、生活设施也表现出巨大差异。伪满期间，将居住区按人口密度划分为四级：一级居住用地的人口密度为4000人／、院落占地1000／户；二级居住用地的人口密度5000人／、院落占地880／户；三级居住用地的人口密度10000人／、院落占地370／户；四级居住用地的人口密度12000人／、院落占地300／户[17]。一、二级居住用地主要供日本人和所谓的高等华人（伪满官员）居住，其居住用地以安静为主，居住环境舒适、优美；而大多数中国人都住在三、四级人口密度高的地区内。同时，中国人和日本人居住区内的生活设施差异显著，日本人居住的新区内，电力、煤气、供水、排水、电讯、绿化等近代化设施齐全，而中国人居住的旧区基本保持了沦陷前陈旧的面貌，基础设施简陋，居住环境拥挤不堪。日本人居住的新区自来水普及率达99.9%，中国人居住的旧区不到30%，近代化煤气几乎全部集中在新区，全市煤气用户中，日本人煤气用户占99.3%，中国人煤气用户仅为0.7%[18]。
3.2 “中日分化”社会空间格局形成的原因
居住区域的划分反映了身份、等级制度的界限，人在城市空间中的定位是人的社会地位的表现[6]，而伪满时期长春形成的“中日分化”的社会空间格局主要是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结果，居住空间的分异更多反映出的是种族的差异。伪满成立之初，在城市西部选定伪满新皇宫地址后，整个城市发展方向也开始向西扩展。西部地域被确定为伪满新京市的新开发区，计划开发面积达79。在整个城市空间形态的规划中，采用了“单中心”封闭型的用地空间结构，形成了明显的城市空间扩展的中轴线，即大同大街作为城市空间的中轴线。这一中轴线将长春城市地域分为东、西两部分，同时它也成为“中日分化”的社会空间格局形成的中轴线，轴线两侧的社会群体迥然不同，城市景观、生活环境、基础设施也因此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图2 伪满时期长春社会空间总体格局
Fig.2 The social space of Changchun in the Puppet Manchuria Period
4 伪满长春城市社会空间结构及模式
伪满时期长春市形成的“中日分化”的城市社会空间总体格局，其内部也存在较大分异，主要源于种族内部存在一定的社会地位、职业类型、居住条件等方面的差异。总体来看，伪满时期长春城市社会区域大体可划分为4种类型，分别为伪满高级官署区、日本人居住区、民族商业区和中国贫困农民居住区（图3）。
图3 伪满长春社会区分布图（资料来源：国都计划建设图，见参考文献17，经重绘）
Fig.3 Social areas structure of Changchun in the Puppet Manchuria Period
4.1 伪满高级官署区
伪满皇帝溥仪执政与居住的临时宫殿和宫内府当时位于老商业区的东北部（今光复北路），后选址在顺天大街（今新民大街北部）的杏花村拟建新皇宫④，同时，伪满主要行政机构也开始在此建设。伪满国务院、军事部、司法部、交通部、经济部等“八大部”主要集中在顺天大街两侧，并在其周围，为伪满高级官员安排了一级居住用地，如伪满国务总理、伪满国务院总务长等官员官邸均设置在此处。这里人口密度不超过4000人／，建筑密度不大于26%，各类设施齐全，每户还划定较大的院落以满足通风日照的要求，居住环境非常舒适。以顺天广场（今文化广场）为中心，顺天大街为中轴的这片区域，成为了伪满时期长春市的政治中心和高级官员居住区。
4.2 日本人居住区
伪满时期，在长春的日本人大体可分为关东军、伪满政权官员、大企业职工和普通商民4类，这些人大部分住在城区北部原“满铁附属地”和沦陷后扩充的西部新区（大体相当于现在的朝阳区）。日本人在长春的居住条件十分优越，关东军、“满铁”、伪满洲国政府机关、“满洲电业”、“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等官方或半官方的各个系统，都有自己的“官舍”或“住宅”[19]。当时日本人在长春的居住水平，不仅远远高于当地的中国人，而且也高于日本国内城市的平均水平。日本人下级官吏住在拥有暖气、煤气、自来水与卫生设备等全套设施的公寓里；而上层的日本人，则多住在单门独户的别墅式住宅，花园、草坪、车库等应有尽有。在日本人居住的新区里，居住密度仅为中国人聚居地段密度的1/6～1/7。另外，生活服务设施也相当完备，有学校、医院、影院、戏院、舞厅，甚至有专门的“猫犬病院”（宠物诊所）；新区里建成的高尔夫球场、赛马场和动植物园，也主要供日本人使用，而绝大多数中国人都被排斥在日本人的生活空间之外。
4.3 民族商业区
伪满时期的民族商业区是在之前的商埠地和长春旧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粮栈、当铺、杂货店、旅店等为经营最多的行业。1933年，该区域民族商号总数达到2000家，其中粮商72家，布店56家，旅店（包括车店、马店）110家，大小饭馆239家，杂货店258家。至1939年，民族商业得到进一步发展，零售商铺增至2348家，是同期日本零售商439家的5倍多。但是，中国商户多为小本经营，资本实力远低于日本商户，中国商户资本在1万元（伪币）以下的占中国商户总数的84.1%，而日商有超过70%的商户资本在1万元以上[11]。从居住条件来看，伪满当局规定旧城和商埠区内为“满系住宅”，分为3个等级，一等38，二等25，三等20。与当时日本人聚居的新区“日系住宅”相比（“日系住宅”标准分为6个等级，一等100，二等86，三等68，四等45，五等38，六等25），一等标准的“满系住宅”，仅相当于五等标准的“日系住宅”，居住条件差别悬殊[20]。
4.4 中国贫困农民居住区
伪满初期，日本殖民者为建设新区，把居住在城市西部的新发屯、杏花村、黄瓜沟、兴隆沟等40多个自然屯的数千农民强制驱赶到伊通河东部和满铁附属地北部的二道河子、八里堡、杨家崴子、宋家洼子等边缘地带[21]，这一地区一开始便被置于城市规划之外，成为了长春的贫民窟。中国贫困农民居住区内人口密集，建筑密度高达65%；房屋简陋，除有电力照明外，没有任何现代化城市设施。街坊道路是土路，排水是明沟，吃水是井水或共用水栓；用露天公用厕所，没有取暖供热设施，没有煤气和现代交通工具；并且临近伊通河，受水患威胁严重，居住环境和生活条件极其恶劣，与日本人居住新区形成极大反差。
根据长春城市社会区域类型及其空间分布，得出伪满时期长春社会空间结构模式的抽象图（图4）。总体来看，长春社会空间结构集合了同心圆和扇形的空间结构模式。整个城市发展重心是伊通河西部地区，因为这里地势较高，不受伊通河洪水的威胁，且地处市区上风向，没有工业污染，空气清新。在西部地区的核心地带是城市中心（大同广场），围绕城市中心形成了不同社会群体的居住空间。城市中心北部是原满铁附属地，也是日本人较集中地区；西部和南部是新开发与建设的日本人居住区，其外围是伪满高级官署区，与日本人居住区同属设施齐全、环境优美的城市新区。城市中心西部是民族商业区，是在原商埠地和长春旧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城市再外围地区，包括伊通河东岸和满铁附属地北部是中国贫困农民居住区，这一区域远离城市中心，呈“孤岛”状被排斥于城市边缘。
5 伪满长春社会空间结构的形成机制
5.1 城市空间发展的历史基础
伪满之前，长春市已经形成了由长春旧城、中东铁路附属地、南满铁路附属地和商埠地四块街区组成的城市空间格局。伪满时期，长春城市空间发展主要是在这四块街区基础上逐渐向外扩张的，市区规划用地面积由1931年的21（四块街区面积之和）扩展到200，其中规划建成区100（表2）。伪满时期长春的城市社会空间结构也沿袭了此前的社会空间模式，南满铁路附属地仍是日本人主要的居住区域，商埠地和长春旧城仍然是中国民族商业聚集地，不过此时民族商业较之前更加繁荣，规模也更加壮大，民族商业区逐渐发展成为城市中相对独立的社会区域。与伪满成立前相比，主要差异在于，由于沙俄势力的消失，长春城市社会空间由原来的“中—俄—日”三极分化格局演变为“中—日”两极分化的格局形态。
5.2 人口城市化的畸形发展
伪满成立之初（1932年），长春市区人口仅有16.7万，至1944年，全市人口达到89.9万，12年间人口增长了5.4倍（图5）。此期间长春市人口增长主要来自于国际和国内的移民。国际移民主要来自日本，30年代初的日本正陷入经济危机之中，大批知识分子和工人失业，伪满定都长春后，由于这里大量的建设和工作机会的吸引，日本的官吏、商人、士兵及农民不断迁入长春。1932年，长春有日本人2.2万，至1944年增加到18.6万，增长了8.5倍（图6）。国内移民主要是伪满的职员、汉奸及其家属以及关内的农民。人口的增加促进了长春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但同时也加速了城市社会空间的分化过程。大量日本移民的到来进一步巩固了其在社会空间中的主导地位，并且，日本人居住区又得到讲一步扩张，从原满铁附属地扩展到城市西南地区，城市新增居住用地几乎都被日本人所占据。日本人为建设其城市新区，强行征占中国农民土地，使其生活空间被不断排挤、压缩和边缘化，只能聚集到远离城市中心的郊区地带，形成中国贫困农民的社会区域。
图5 伪满时期长春市区总人口变化趋势
Fig.5 The variation tendency of population of urban area of Changchun in the Puppet Manchuria Period
（资料来源：根据《长春市志·人口志》计算整理）
图6 伪满时期长春市区日本人口变化趋势
Fig.6 The variation tendency of Japanese population of Changchun in the Puppet Manchuria Period
（资料来源：根据《长春市志·人口志》计算整理）
5.3 沦陷时期城市建设的殖民地本质
究其本质，伪满时期日本在长春的城市建设是作为殖民地性质而实施的，通过溥仪为首的伪满傀儡政权实行对东北的统治，这一点在“新京”城市空间结构中得到充分的体现。日本人在围绕大同广场（今人民广场）的城市中心和大同大街（今人民大街）的中轴线沿线布置了关东军司令部、关东军宪兵司令部、满洲中央银行、协和会中央本部等机构；伪满“帝宫”及“八大部”则集中在新民大街两侧，构成以行政中心为城市核心的空间构架，行政机构和官署的相对集聚促使了伪满高级官署区的形成。
作为日本殖民统治的政治中心，长春的工业化发展几乎被完全禁锢，转而将长春强行建设成消费型城市。这在客观上促进了制粉、烟草、酿酒、制油、建材、火柴、印刷等消费品资料工业的发展，一定程度上也巩固了民族商业的繁荣和民族资本在城市经济中的地位，从而促进了民族商业区的形成和发展。但民族商业区内的大多数工厂属小规模、作坊式经营，吸纳就业人口十分有限。1940年，长春拥有5名以上职工的工厂为850家，其中100名以上职工的大工厂仅有21家，无业人口大量存在，据统计，中国人中无业人口占中国人口总数达53.9%[22]。无业人口没有生活来源保障，导致贫困阶层不断膨胀，居住空间的环境条件持续恶化。
5.4 “新京”城市规划的深刻影响
1932年4月，日本伪国都建设局与满铁经济调查委员会制定《大新京都市计划》，当年11月经关东军参谋长审议批准。《大新京都市计划》规划实施区为100h（包括建成区21），其中，军用、官厅等“官用地”47；居住、商业等“民用地”53（表3）。“新京”规划的重要特征包括用地功能分区制度、放射加环状路网结构、设定城市绿地系统等。“新京”规划及其反映出的典型特征对长春城市发展与社会空间结构的形成具有深刻影响。从规划角度来看，功能分区是伪满时期长春城市社会空间结构形成的重要影响因素。“新京”规划按照土地利用的功能分成“执政府”和行政区、商业区、工业区、交通区、住宅区、文化娱乐区及未定区域等7个分区。“分区制”在突出城市分区功能的同时，加剧了社会构成的“均质化”，为不同类型社会区域的形成提供了基础条件，如“执政府”和行政区是伪满高级官署区形成的基础，商业区的功能划分则进一步巩固了民族商业区的地位。放射加环状的路网结构使长春整体上形成了以大同广场为中心的“单核心”空间结构，日本人和伪满高级官员居住在城市中心附近，而广大中国普通市民被排斥在远离城市中心的边缘地带。另外，居住用地规划也对社会空间产生重要影响，如居住用地按人口密度的分级、住宅区类型的划分（“日系住宅”与“满系住宅”的划分）等是导致“中日分化”社会空间形成的直接因素。
6 结论与讨论
(1)经过多年发展，至伪满洲国成立前，长春形成了以旧城区、中东铁路附属地、南满铁路附属地和商埠地为主的“拼贴式”的城市空间格局，城市社会空间则呈现出基于四片城区的“中—俄—日”三极分化的社会空间结构。
(2)伪满时期，在“国都”城市性质、“消费”经济功能、城市空间扩张、外来移民流入等背景下，长春形成了“中日分化”的社会空间总体格局。“单中心”、“中轴线”的空间结构和城市的西部扩展对其形成影响较大，中轴线两侧形成了明显的种族、社会地位与居住等方面的分异。
(3)总体来看，伪满时期长春形成了伪满高级官署区、日本人居住区、民族商业区和中国贫困农民居住区等四种社会区类型。其社会空间结构呈现出围绕城市中心形成的同心圆与扇形结构和城市边缘“孤岛”相结合的形态模式。
(4)从伪满长春社会空间结构的形成机制看，城市空间发展的历史基础、人口城市化的畸形发展对社会空间结构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城市建设的殖民地本质与“新京”城市规划则导致了城市内部社会空间的进一步分化，成为社会空间分异的直接作用因素。
(5)伪满时期的城市格局对此后长春的空间发展影响深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长春城市的建设都是在伪满时期的空间框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城市道路网延续了当时的放射加环状的路网结构，城市形态长期表现为以人民广场（伪满时期的大同广场）为核心的单核空间结构，城市社会空间格局依然可以发现伪满时期“分区制”遗留下的痕迹，如民族商业区功能的延续、贫困阶层居住空间的区位一致。总而言之，对历史时期的城市社会空间研究是正确把握当今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的基础，历史时期的城市社会空间研究应该是城市社会地理不容忽视的研究内容，同时也是城市地理与历史地理相结合的有益探索与尝试。
收稿日期：2009-10-25；修订日期：2010-07-29
注释：
①民国二年（1913年）3月，改长春府为长春县。
②光绪十五年（1889年），长春厅升为长春府。
③指人口总数，男称丁，女称口，合称丁口。
④1938年9月奠基动工，后因战争原因，未能完工。
⑤［日］越泽明著，欧硕译.伪满洲国首都规划.长春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内部资料，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