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华峰[1]2002年在《基于系统科学的高等教育转型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从系统科学的视角，运用复合系统的相关理论以及比较研究、系统分析等方法对我国高等教育转型发展相关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系统的研究。主要研究内容如下：1． 在分析我国高等教育宏观背景、发展现状、发展目标以及国内外有关高等教育转型发展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阐述了高等教育转型发展的内涵，构建了多样化高等教育系统的框架。2． 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美、英、日叁国高等教育转型发展的模式、历程和特征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总结得出了具有普遍指导和借鉴意义的启示。3． 提出了构成高等教育系统的四个复杂要素，即高等教育的质量、规模、结构和效益。运用系统分析的方法对四个复杂要素及其相互间的关联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给出了高等教育系统内部协调发展的概念模型。4． 通过对“教育-经济”复合系统（高等教育与社会经济复合系统，即Ed-Ec复合系统）构成、关联的系统分析，建立了转型期Ed-Ec复合系统的结构模型和协调发展模型，给出了一种基于模糊神经网络的评价方法。5． 运用小波神经网络模型对我国高等教育转型发展战略目标进行了预测，在深入分析我国高等教育转型发展历程和现实条件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高等教育转型发展的模式选择及其实施对策。通过本文的研究，为研究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提供了一种新途径和新方法，对于正在进行中的当前我国高等教育转型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较高的实用价值。
王玉丰[2]2008年在《常规突破与转型跃迁》文中指出自1998年以来,我国有一大批专科院校经合并、重组、转制等方式升格为本科院校,它们因组建时间尚短,通常被称为“新建本科院校”。客观地讲,这类院校虽然形式上已是本科院校,但实质上仍然没有达到本科院校的内在要求,正处于由层次转型向内涵转型的过渡时期,因此,如何真正实现从形式到实质的转型就成为新建本科院校发展进程中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本研究正是建立在求解“新建本科院校转型发展”问题的基点上,以这类院校转型发展为研究的主线,遵循“一般→个别,静态→动态”的研究进路,从新建本科院校的现实图景切入,将实地研究的结论作为理论研究的依据,并力图在自组织理论的分析框架内,全面而深入地解析影响学校转型发展的相关变量,系统而客观地揭示新建本科院校转型发展的内在逻辑,理性而前瞻地探寻这类院校转型发展的目标趋向,以期为这类院校的转型发展提供切实的理论指导。论文的第一部分以现实图景为立论前提,按照由面到点的研究思路,对新建本科院校转型发展予以全面检视。首先,从“面”上着眼,通过对新建本科院校兴起及其成因的深刻剖析,指出这类院校的形成是历史与现实共同形塑的结果;同时,通过对新建本科院校“追赶式”发展的现实描摹以及内外部困境的立体解读,指出实施转型发展是新建本科院校摆脱当前困境、实现良性运行的理性选择。其次,从“点”上入手,分别选取叁所不同类别的新建本科院校作为案例进行深度的实地研究,通过对这些院校发展过程的全景式描述,客观地展示出它们转型发展的真实状况,进一步证明了新建本科院校只有谋求常规突破,实施转型发展,才能化解前进中的危机,从而达到自身发展的最佳状态。论文的第二部分以自组织理论为分析框架,分别从静态和动态两个维度对新建本科院校的转型发展给予理论探讨。首先,从静态层面对影响新建本科院校转型发展的因素进行全面检索,并过滤出叁个一级变量及其相应的二级变量,通过对这些变量的深刻解析,指出各变量对新建本科院校转型发展的影响力度具有非均衡性。其中,外源变量是转型发展的客观条件,起辅助性作用;内源变量是转型发展的现实依据,起主导性作用;而支配变量则是转型发展的内在基核,起决定性作用。其次,从动态层面深入探究新建本科院校转型发展的内部作用机制,揭示出这类院校转型发展的动力学机制、路径实现机制以及逻辑演进机制;同时指出各变量间竞争与协同的非线性作用是新建本科院校转型发展的基本动力,分叉与选择是新建本科院校转型发展的实现路径,渐进式发展与跃进式发展是新建本科院校转型发展的两种主要演进方式。论文的第叁部分以上述实践考察与理论分析的研究结果为依据,在对新建本科院校转型跃迁态势全面把握的基础上,刻画出这类院校必然要从当前状态向更高一级的渐近稳定定态跃迁的转型趋势。同时,通过对我国目前高校分类的全面检视和理性审思,指出高校分类中存在的事实缺陷是导致新建本科院校盲目发展的主要诱因,并从新建本科院校实践的层面论证了教学服务型大学是这类院校转型发展的客观目标与现实归宿。论文的最后,对整个研究给予全面总结,并归纳出以下主要结论:第一,新建本科院校是顺应时代发展的产物,它们当前所面临的诸多困难与问题,都是学校快速发展过程中必然要遇到的,这类院校只有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实施转型发展,才能摆脱现实困境,实现学校的良性运行。第二,新建本科院校转型发展并非率性而为、漫无目标地随意转变,其转型具有明确的指向性,其间体现了这类院校的价值取向与理想追求,是一种基于内外部因素综合作用的客观结果。第叁,教学服务型大学是新建本科院校转型发展的阶段性目标趋向,“战略—组织—制度”叁位一体构建模式是这类院校转型发展得以实现的主要行动策略。
夏丽萍[3]2006年在《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研究》文中认为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作为一项制度安排，在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是由政府集中管理的一套制度规则；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市场机制作为整个社会资源配置手段的作用越来越明显。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必然受到经济体制转型的影响；而且，加入WTO和经济的全球化也将使得我国高等教育面临全球化的竞争。因此，论文以转型经济为背景，研究我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系统的构成、作用机理以及效益评价等内容。 论文从系统论的角度出发，认为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是对高等教育资源进行分配的各个环节组成的有机整体，是一个包含若干子系统的系统；结合当前我国正处于从计划资源配置到市场资源配置转型的特点，将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划分为主体系统、客体系统、资源配置方式和资源配置效益。在分析各个子系统及其内部构成要素的特点的基础上，分析各个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其中，客体是主体作用的对象，主体的性质和功能直接关系到资源配置效益的高低，资源配置方式决定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分配关系，还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不同主体参与的程度和主体的构成；效益则是上述各个系统共同作用的结果，各子系统运行的效率高低，最终将反映到效益上面来。对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各个子系统及其相互联系的分析，使得我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构成、作用机理及其构建有比较清晰和准确的把握。 论文的第1章作为导论和引言部分，对本文的研究背景与主题、研究意义、研究动态、研究思路、研究框架、研究方法及研究特色等进行阐述。 论文的第2章是理论综述部分。本章的目的是对目前关于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相关理论进行梳理，为具体分析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奠定理论基础。本章首先从马克思关于资源配置的论述出发，分析了教育作为一种广义的生产劳动和
王碧云[4]2016年在《大学科研创新力评价及中国提升策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大学是知识和技术生产和传播者,是科技创新的重要源泉,在国家创新能力建设中发挥独特的科技引领性作用。开展世界大学科研创新力评价,从比较中找出中国大学和世界知名大学创新力的差距,提出提升中国大学创新力的策略,藉以提高中国的综合国力,有利于完善我国创新体系建设和提高我国创新能力,为我国一流大学建设树立风向标,推动我国高等教育综合改革。创新是指人们能动地进行的产生一定价值成果的首创性活动。创新力亦即创新能力,是指人们能动地进行的产生一定价值成果的首创性活动的能力。大学科研创新力,是指大学在科研活动中能有效利用和优化配置各种创新资源,通过知识创新、技术创新、成果转化创新、管理创新等各种创新活动,产出高水平科研创新成果能力。本研究所指中国大学是指狭义的中国大陆的大学,未包含港、澳、台叁地的大学,不带任何政治色彩和倾向。本研究认为,大学创新力由创新产出数量和创新产出质量两个维度构成。模型纬度的设置是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数据的易获取性,评价主要数据来自基本科技指标和德温特专利数据库,数据权威,更新快；二是便于国际比较。采用专家咨询法和层析分析法,确定了大学科研创新力评价模型和指标权重。原始数据采用标准分转化并用T分数校正,再用最大值归一法进行百分制处理。利用SPSS20软件算出单项、维度及总分得分,得出排名结果。结果表明,我国大学产出发明专利数得分及创新数量得分高于均值外,其他单项、纬度及总分均低于均值。差距表现在,中国大学虽然是论文生产大国之一,但是在世界顶级刊物上发表文章偏少,或者说原创性成果偏少；在ESI检索中的文章,热门论文数、高被引论文数总量较多,但校均数量指标排名靠后,和知名大学有较大差距；与国外大学相比,代表技术创新能力的发明专利占比不够高；中国大学学科创新力总体偏弱,极少数学科力量较强,但部分学科还需填补空白。究其原因,主要有,中国大学乃至中国缺少在国际上某个学术领域领军担纲的人物；大学理念缺失；大学制度缺失；高等学校科技经费有了较快增长,但政府投入占比过大,企事业单位委托经费占比不升反降,不利于高校和企业协同创新。要提升大学科研创新力,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政府高度重视,营造良好的促进大学创新的制度和政策环境；培育创新文化,营造良好的科技创新氛围；深化科研体制改革,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及大学创新体系建设；加强基础理论研究,有效进行原始性创新；从政府主导向政府、企业“双主导”、产学合作创新转移；促进大学科研成果有效转化；通过制度创新来提升大学创新力。
傅鸿浩[5]2016年在《我国校园足球内涵式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纵观历史长河,中华民族多难兴邦,历史洗礼后的中国屹然走上了民族复兴之路。而我国足球事业发展虽有闪亮但整体赢弱,国家教育事业发展欣欣向上但学生体质依旧堪忧,成为我国复兴路上的羁绊。校园足球活动寄国家之托逐渐兴起,但其发展依旧问题重重。唯有借历史之鉴,思现实之状,明异邦之理,才能选择一条科学可持续道路,实现国期民盼。通过文献资料法、专家访谈法、问卷调查法、历史分析法对我国校园足球历史变迁、文化现状进行探索,以提出科学对策思路与措施。主要结论如下：1“校园足球”发展主要经历了初探期(1949-1977)、改革开放期(1978-2000)、着力期(2001-2012)、深化改革初期(2013-)。主要成就为坚定在学生中普及足球运动的精神,制度装置不断完善,公共政策4次驱动,竞赛体系从无到丰,体教通道打通,师资培养不断实践,增量凸显,权力中心从错位到归位等。外延特征明显,并且内部劣势重于内部优势,外部机遇优于外部挑战,适合扭转型发展。2校园足球发展中的主要困境：校园足球概念的嬗变与工具理性、发展理念的认知偏差、发展理论量与质的不足等是文化观念层的痼疾；校园足球管理的体制僵化、教体分离下校园足球制度供给的非均衡、条块分割下校园足球资源配置局限、利益固化下校园足球利益相关者激励不相容是制度安排中的现实困境；方法粗放、手段外生是校园足球开展方式中的现存难题：社会角色结构非衡、空间布局结构偏倚、时间序列结构遗缺是校园足球结构失衡表现。3校园足球内涵式发展决择：通过以人为本的价值理性、发展认知纠偏、学术共同体完善实现观念更新；通过管理机构实体化、专业化、纽带化与大部制改革思想,计划和市场相结合导向,分解既得利益关系制定参与、激励相容约束以创新体制；通过向集约、内生式转变为导向实现开展方法效率与效益、手段自主与自为的统一;以公力进行权利救济、区域协调、活动组织形式改善为导向实现结构优化。
陈文海[6]2015年在《高等职业院校德育体系自组织建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当前,高职院校正从传统的规模扩张转向体系建设和内涵发展的新阶段,人才培养质量提升成为新时期高职院校内涵建设和转型升级的关键。而人才培养质量提高不只是专业技能的提高,更有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提升。党的十八大明确指出,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高职院校该如何“立德树人”,成为新时期高职教育改革、发展和转型升级的核心问题。本研究正是建立在求解“高职院校如何‘立德树人’”这一问题的基点上,从现实中高职院校德育体系存在的“他组织困境”为起点,尝试运用自组织理论解析高职院校德育体系自组织建构的影响因素和内在逻辑,并以广东顺德职业技术学院大德育体系建构的个案为蓝本,探讨高职院校德育体系自组织建构的目标趋向,建构原则和实践策略,以期为高职院校德育改革创新和体系建构提供参考。本研究的第一部分(第二章)开篇是“提出问题”。以高职院校德育体系建构的现实图景为立论前提,通过调查、访谈和观察,梳理当前高职院校德育体系建设的现状和“他组织困境”,分析了“他组织困境”的表现和成因,指出高职院校德育体系自组织建构是摆脱现实困境的需要,是德育体系自身发展的根本途径,是全面加强内涵建设的自觉回应。本研究第二部分(第叁、第四章)中篇为“分析问题”。以自组织理论为分析框架,从理论探析和个案剖析两部分,对高职院校德育体系自组织建构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分析。在理论探析部分,先进行整体的趋势分析,再进行静态的因素分析,然后进行动态的机制分析,深入探讨高职院校德育体系自组织建构的可能思路、内外部影响因素和内在机制。在个案剖析部分,以广东顺德职业技术学院“大德育体系”建构的历程为个案,分析其德育体系从他组织阶段到混沌过渡阶段再到自组织阶段的建构历程、做法和经验,从实践中生成理论,并用以指导新的实践。本研究第叁部分(第五章)尾篇求“解决问题”。以上述理论分析和实践考察的研究结果为依据,提出高职院校德育体系自组织建构的目标趋向是正效、高效和长效“德育场”,并探讨了高职院校德育体系自组织建构的六个基本原则和四个实践策略,以为实践提供参考。本研究最后进行全面的总结,并归纳出以下主要结论：第一,当前高职院校德育体系建构逐步引起重视,但依然普遍存在着“他组织困境”。高职院校德育体系建构存在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院校外部政府对高校的管理体制制约、院校自身主体性缺失是主要原因。第二,高职院校德育体系受到外部和内部复杂因素的影响,其中发挥序参量支配作用的因素是大学“立德树人”的教育使命。第叁,开放与差异是高职院校德育体系自组织建构的基本条件,变量间竞争与协同的非线性作用是德育体系自组织建构的基本动力,混沌与生成是德育体系自组织建构的目标,渐变与突变是德育体系演化发展的基本途径,而整体与具体是德育体系自组织建构的基本方法。第四,自组织的建构方法是一种以自组织为主,他组织为辅的整合的建构方法。要通过自组织的方式建构自组织德育体系。实践中要结合高职特点,推进四重转变：从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转变,从教学体系向实践体系转变,从实践体系向文化体系转变,从管理体系向治理体系转变,建构“五位一体”德育场。
朱迎春[7]2009年在《区域“高等教育——经济”系统协调发展研究》文中认为本论文旨在综合运用系统科学、教育学、区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管理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区域“高等教育——经济”系统协调发展的基本理论、内在机制、评价模型。主要研究内容如下:1.采用分析推理的方法阐述了区域“高等教育——经济”系统的内涵、要素、环境、目标、结构和功能,按照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顺序,界定区域“高等教育——经济”系统协调、协调发展的内涵与特征。2.综合运用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从定性层面分析高等教育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以及区域经济对高等教育发展的影响;从定量层面采用教育综合指数法与面板数据模型相结合的方法,测算高等教育对GDP增长的贡献,根据协整理论分析区域经济发展对高等教育规模与速度的影响弹性,为实现区域“高等教育——经济”系统协调发展提供理论依据。3.运用系统科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分析区域“高等教育——经济”系统协调发展的机制。认为区域“高等教育——经济”系统具有耗散结构特性,增加“负熵流”是系统协调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提出高等教育子系统与经济子系统之间的竞争与协同作用是系统协调发展的内在动力。在此基础上,简要分析区域“高等教育——经济”系统协调发展的演化机制与反馈机制。4.结合区域“高等教育——经济”系统协调发展基本理论,遵循相关原则,构建区域“高等教育——经济”系统协调度与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提出熵权法与层次分析法相结合的组合权重赋权方法。重点建立了基于DEA方法的子系统静态协调度评价模型,基于Malmquist方法的子系统动态协调度评价模型;提出主成分分析与回归分析相结合的子系统之间协调度评价方法与基于叁角白化权的灰色聚类的协调发展评价方法。5.对全国(除青海、西藏外)所有地区“高等教育——经济”系统协调度与协调发展进行实证分析,并提出促进高等教育与经济协调发展策略建议。
王飞[8]2013年在《试论大学校长的主体性发展》文中认为大学校长作为现代大学最重要的办学治校主体,作为现代大学制度变迁与大学发展的重要微观主体,作为高等教育强国建设中最重要又是最稀缺的人力资本,对其职业发展的最理想发展状态是大学校长的主体性发展。其主体性发展状况,不仅能促使自身的职业发展走向卓越,而且影响着大学职能的发展和实现,进而更深层次地影响着社会公民的培育及其发展。但随着不同社会体制的转型与历史演进,这种主体性发展被置于一种“官场主体性”之下,导致大学校长的主体性发展陷入了困境,这是长期无视大学校长“学场主体性”的结果。主体性既是一个用以描述卓越性大学校长的概念,也是与“教育家型大学校长”的内涵紧密相扣的,在高扬教育家办学价值的今天,探讨“具有卓越性的大学校长是为何以及如何成为这样的大学校长的、尤其从主体性发展的角度思考大学校长是为何以及如何成为这样的大学校长”的问题,对推动教育家型大学校长办学治校体制的形成有着重要意义。本论文以主体性哲学理论、主体教育管理理论为理论工具,以历史研究法、理想类型分析法与系统研究法,建构以大学校长主体性办学治校活动为表征的职业化发展范式,揭示大学校长卓越发展的内在性生成机制,促进大学校长职业的健康发展,提升大学校长职业发展质量,焕发大学校长职业的生命光彩。本论文主要包括四个部分,基本内容与结构如下：第一章,从整体层面明晰了研究背景、问题认定、研究范畴、研究基础、研究方法、研宄思路以及核心概念,进而架构起研究大学校长主体性发展的轮廓。第二章,阐释大学校长主体性发展的本质。探析大学校长的概念与历史、大学校长职业的概念与意义、大学校长职业的发展趋势,支撑这种“职业发展趋势”的内在动力是大学校长的主体性内涵体系：大学校长的主体性根源,即大学校长作为人的本质属性、作为实践主体的本质属性、作为引领主体的本质属性；大学校长的主体性根据,即大学校长的管理行为系统、社会交往系统与语言符号系统；大学校长的主体性范畴,即大学校长主体性的过程规定性维度、目的规定性维度与关系规定性维度;大学校长的主体性涵义,即大学校长主体性的叁层基本含义、叁大主体关系、叁种基本表现与叁个发展阶梯。这种主体性内涵体系可从中外大学校长职业发展史的国外镜鉴与本土追索中得到感知并证伪。在西方,某些国家历经中世纪以来诸多的变革,大学校长主体性发展的最根本前提在于有良好的制度平台与社会环境,其学术自由与独立理念、大学校长遴选的制度设计、大学校长的卓越性发展等因素在催生其主体性发展中,成为人们普遍的教育信念。随着这种信念的东渐传播,中国近代大学的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以及大学校长主体性的发展都是卓有成效的,不仅跟随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步伐,而且作为办学治校主体的大学校长在大学场域存在着健康的主体性,进而成为卓越的教育家型大学校长。而这种主体性的发展凸显了这个时期大学校长职业发展的升华,彰显了富有张力的主体性意蕴,达成了卓着的主体性业绩。一种体现大学校长主体性实质的“学场主体性”遵循其主体性发展的原理得以正常运转,使大学校长主体性的学术化、专家化、职业化等主体性得以发展。第叁章,诊断大学校长主体性发展的问题。从当代中国大学校长主体性的异化、大学校长主体性异化的危害、大学校长主体性异化的诊断叁大方面展开解读,认为当代中国大学校长主体性有着自身特有的历史境遇。尽管西方具有普适性的大学校长主体性早已东渐输入并扎根,但政治意识形态、历史文化情结、经济法制薄弱使大学校长主体性在中国的展开面临与新老传统或制度文化领域的严重冲突,导致在当下中国的大学校长主体性仍是实质的“不在场”或尚未真正发展,未化为人们普遍的文化—心理结构或大学的文化精神,构筑大学校长的主体性并未成为普遍的教育信念,大学校长的主体性充其量还只是中国大学教育价值空间的一种“悬浮物”,主要被“官场主体性”所遮蔽,表现为大学校长主体性的政治化、官僚化、职务化与媚俗化,对中国大学的发展产生了宏观危害与微观危害,导致了当代中国大学校长的职业困境。第四章,构筑大学校长主体性发展的路径。大学校长主体性的构筑不仅具有中外大学文明历史发展实践中大学校长卓越发展的整体的合理性,而且具有教育家办学需要的合理性。以支撑大学校长卓越发展的核心——“主体性”为标底,本论文吁求大学校长发展中构筑主体性发展的路径应该是：大学校长“学场主体性”的发展离不开大学属性特有的组织基础、人在发展中特有的人性基础、大学共同体中特有的理性基础与大学自治所需的权力基础,大学校长主体性发展的功能或价值具体表现在其主体性发展的根本价值、基本价值与重要价值。借此,要回应问题、重塑卓越大学校长的主体性形象或职业形象,必须遵循从政府到大学这条由外到内的轨道有效建立起“宏观路径”、“中观路径”与“微观路径”的逻辑路向。“宏观路径”要求从大学校长主体性发展的政治环境治理、经济环境治理、社会环境治理、文化环境治理与法律环境治理五方面进行。“中观路径”要求从大学校长产生机制的改进与大学法人治理结构的选择与完善两方面进行。“微观路径”要求从大学校长主体性发展的自我认识机制、自我定位机制、自我调控机制与自我实现机制四方面进行。叁大路径共同构筑起大学校长主体性地办学治校制度,进而还原卓越性大学校长的本来面目,构建大学校长健康卓越的职业发展状态。本论文的主要结论：第一：大学校长主体性发展的价值性取向是一种吻合大学组织特性的“学场主体性”；第二：大学校长在职业生活与办学治校实践活动中的主体性是根据大学这个学场的特性来定义的；第叁：当大学校长的主体性镶嵌于官场主体性中且尚不独立,精神远未自由时,便无以成“家”；第四：大学校长的官场主体性是中国大学发展进程中一个独特而又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其产生和延续的机理不被现代大学制度理论认同；第五：学场与官场的含混一元制是大学校长官场主体性产生和延续最本质的因素,不合理制度供给导致了其官场主体性的蔓延,这是中国政府在既有制度环境以及制度变迁成本制约下,希望获得教育资源以及教育收益、希望降低大学管理成本的制度设计、希望获取大学发展进程中办学收益的制度设计,是损坏学术自由与大学自治的制度设计；第六：大学校长的学场主体性是世界一流大学发展进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主体性的共性因素,其产生和延续的机理是被现代大学制度理论所认同的；第七：学场与官场的清晰二元边界是大学校长学场主体性产生和延续最本质的因素,政府在合理制度框架下对大学进行干预的目的是保护大学的学术自由,大学校长在这样的体制里进而形成学场主体性的本质属性,而中国大学校长这种学场主体性是在官场主体性遮蔽下异化的主体性,带着这种异化的主体性行走了60多年的中国大学校长,已在既有制度环境以及制度变迁成本制约下,完成了其职务使命；第八：当代中国大学校长主体性的发展只有遵循“厘清应然问题(历史养分与他山之石)+正视实然问题(官场主体性及其危害)+立足本然问题(现实建构与制度设计)”的理路,才能抓住关键；第九：国家和社会只有创建良好的大学校长办学治校的政治空间、经济空间、社会空间、文化空间与法治空间,全方位勾勒并落实大学校长主体运作的多元图景,从大学组织外部撬动大学体制局限与大学校长主体性发展局限,才能促使大学校长主体性优化并向教育家成功转型；第十：大学校长只有以“学场主体性”作为办学治校的行动哲学才能使自身进行职业化改造而走向卓越发展。总之,大学校长的主体性发展要扎根于在个人、大学、社会、国家这个复合系统里的职场实践中,在实践中进行全方位构筑。作为一项探索性研究,其拓宽了大学校长研究的视角,充实了大学校长发展的理论,提供了大学校长发展的新思路,引发大学校长的反思,提升大学校长主体意识,提醒社会关注并给予大学校长发展的良性空间。大学校长主体性不断优化,主体性伴随大学校长职业生涯的全过程,在理论和实践上所要走的路还很长,大学校长主体性行走在路上。
闻待[9]2010年在《论高中教育的多样化发展》文中研究表明多样化是发展的内在需求,本文探讨的是在高中教育发展的大众化阶段如何解决高中教育发展多样化缺失的问题。中等教育400年的充分发育显示了多样性不断呈现、发展与丰富的历程,这为中国高中教育发展提供了一个历史的参照。我国高中教育正处于大众化向普及化过渡时期,来自社会与人的发展的需求是多样化的,但现实选择困境凸显出高中教育发展的内在冲突。追溯缘由,本文集中探讨了教育政策中的深层原因,即发展观的问题。通过文本与实践的对比,文章认为,尽管基本政策表示出了对高中教育发展的全面关注,但教育政策的行动策略体现出的是一种指向增长的发展观,导致的结果就是,尽管在发展的数量规模上有满意的、甚至超前的实现,但在结构优化、质量提升与效益增长等多样性的内涵要求上并没有获得同样的进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改变现有的发展策略,将高中教育作为一个开放的系统,以可持续发展观为指导,以多样化发展为策略。本文聚焦于高中教育多样性的内容构成,即包括学校类型、特色建设、课程结构、教育服务等四个方面来进行分析,并提出多样化的“可选择”的若干建议。本文的基本假设是：人们对教育的追求集中在升学率上并非真实的需求,除了有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外,更在于教育类型、教育特色、教育内容、教育服务的多样性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单一的成才模式导致单一的升学率的追求,只有基于多样化的发展,才能够促进教育系统与环境的适应,从而逐步扭转当前的应试格局,满足多样化的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真实需求。本文的研究重点与相关结论如下：1.对于我国高中教育发展阶段的判断。研究表明,我国高中教育处于由大众化向普及化过渡阶段。教育发展阶段的划分,不仅有毛入学率指标,还包括发展阶段中的特征指标。研究中数字型指标与非数字性指标的阶段体现是不同的,表明其中的矛盾与冲突。2.研究了政策文本与实践中的差距。发现我国教育政策的发展观从本质上来说是以增长为目标的发展观,这导致计划主义在教育政策中的惯性,教育政策中的非理性程度很大。也因为过分关注增长,而扼制了以质量提升为目标的发展空间。3.提出了发展观的转型问题。大众化阶段和信息化时代中的高中教育面临着质的转型,需要同时高质量地实现教育的民主功能和育人价值,但是,教育的发展是有资源限制的。因此,在发展观的选择上,不仅要以人的发展为核心,而且要关注到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可持续发展观的思想指导教育在资源约束条件下的品质提升。4.提出了一些新的高中教育多样化的发展策略。以功能完备性原则为指导,提出了大力发展新型普通高中,学校特色的整合与区域推进,课程结构多样性的可选择原则以及特殊人群教育支持,尤其是流动人口子女的高中教育的统一考试建议。
马涛[10]2016年在《高等教育办学规模预测与调控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进入21世纪,伴随我国高等教育办学规模的飞速发展,高等教育内外系统中各个要素,例如:外部系统的经济、科技、文化和内部系统的规模、质量、结构、效益等出现了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既有好的或是我们期望的一面,又有不足或是令人不能满意的一面。“今天是昨天的明天”这一经典未来学命题想表达的是:我们今天面对的一切,源头都已潜藏于昨天。过去的历史已经无法改变,但人类可以通过回顾历史和立足现在以自己的行动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未来存在着无限可能性,如果我们期望未来是朝着有利于人类的方向发展,那么,我们就不能等待或任其发展,而必须积极的行动起来。为了避免行动的盲目性,确定符合具有可行性的目标和行动方案是必要的,然问题的关键是我们根据什么来确定目标和制定行动方案?自古以来,人们对未来根深蒂固的执着和探究从未停止,建立在不同观念、理论和技术基础上的预测是其主要途径和方法。高等教育办学规模的未来是怎样的,如何使高等教育办学规模发展符合其本质属性且与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相适应,我们在高等教育办学规模发展过程中能做什么,应做些什么以及怎样做?这一连串问题的解答都需要通过事先预测和调控的方法来完成。高等教育办学规模发展与高等教育内外系统要素的变化是国内外高等教育学者给予较高关注的研究领域。对高等教育规模未来发展的研究,预测是学者们采取的主要途径,预测又因观测和研究角度的不同,采用了不同的具体方法:即社会需求法、国际比较法、成本收益法、毛入学率预测法、百万比例法和地方政策法、基准增减法等;这些具体方法应用在探索高等教育办学规模发展规律和未来高等教育办学规模状态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不仅为我们确定未来高等教育办学规模目标提供了参考,也一定程度上揭示了高等教育办学规模发展的规律,为预测技术和模型选择提供了依据。基于预测思路和统计方法的不同又有:时间序列分析法(包括趋势外推法、移动平均法、指数平滑法、马尔可夫链概率分析法、灰色预测法等)、学生流法、回归预测分析法等。这些统计预测方法设计的思维逻辑主要是事物以往发展的趋势或影响因素会延续到未来,或可以根据以往趋势推导出未来,或过去影响事物发展的因素仍然是未来事物发展的影响因素;这种思路本身是具有合理性的,因为我们对未来的预测以过去的经验和现在的事实为基础,但从设计目的的角度来看,对未来期望精确判定则是预测走向末路的最大问题。为了达到对未来的精确预测,在缺乏系统关照和数据的条件下,只能采取越来越复杂的数学统计方法和数学模型。基于对高等教育办学规模的现实分析和目前研究成果的借鉴,依据高等教育的本质、现实条件和未来目标,通过假定影响高等教育办学规模因素多数不变,以高等教育适龄人口、毛入学率、高中生源、主体专业为变量,以重点行业、产业、工种与本专科专业的拟合系数及其权重为参量,预测未来五年高等教育办学规模中的招生规模、在校生规模、专业规模及办学条件规模未来可能的变化趋势与状体,预测结果被称为预测量。招生规模、在校生规模和专业规模的预测量和预测量趋势可以作为对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量和需求趋势的参考值;以在校生规模预测量为变量和现有办学条件为定量,根据国家高等学校办学条件标准,预测在现有办学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未来随预测在校生规模的变化,办学条件可能与国家标准之间的差度。在这一预测思路的指导下,本项研究构建了高等教育办学规模八核预测模型,即由八个核心预测步骤构成:(1)总招生数预测;(2)本专硕博招生总数预测;(3)各本专科招生数预测;(4)各本专科专业招生数预测;(5)各高校各本专科专业招生数预测;(6)各高校本专科招生总数预测;(7)各高校办学条件系数与在校生规模比较;(8)以在校生规模预测量核定高校办学条件总规模和各高校办学条件规模。为了证明高等教育办学规模中哪些是可以预测的,将s区域2015年高校办学规模数据带入模型,以基础数据和预测数据,预测和分析了s区域高校办学规模的现状与趋势;根据预测高等教育办学规模未来发展可能趋势和状态,结合专业与重点产业、行业、工种的吻合系数,以调节和控制专业、产业、行业、工种权重,进行办学规模和教育资源的动态调控。预测本身并不是目的,预测是为了给决策者提供决策和行动方案制定的客观依据,决策和行动方案会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而调整,因此,预测也不会一次完成,必然是一个预测与调控持续循环反复的过程。本项研究建构的预测模型就是建立在预测与调控相结合的理念基础上的。它不仅是对2016年——2020年高等教育办学规模的预测与调控模型,乃至今后各年度办学规模,均可以据此模型进行预测和调控。该模型也不是一个封闭的模型,可以根据客观条件的变化增加指标,扩张数据库;同时,还可添加高教系统中的其它指标,比如专业评估、学生学习成绩与发展、教师教学与发展、网络课程与教学互动运行、管理效力等,实现对整个高等教育系统的现状监测、发展趋势预测、问题分析和提供决策参考。而且还可以扩展到基础教育,通过添加基础教育学校与各项办学指标,构建整个教育信息系统,以实现对整个教育系统的现状监测、发展趋势预测、问题分析和提供决策参考。高等学校人才培养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这是高等学校作为社会组织的历史责任,也是从事高等教育教学和研究人员的一种社会责任。尽管对高等教育办学规模的预测还存在着诸多未能解决的问题,如社会需求预测、对行业产业结构未来变化的预测、预测数据的收集、存贮、使用的技术和制度障碍等;但这些不能成为阻碍我们基于强烈社会责任感和职业理想在这一极其困难的领域进行尝试和探索。我们希望能够通过本项研究为高等教育办学规模发展提供一点具有可行性的参考。通过理论分析,本项研究构建了预测与调控相结合的动态模型,该模型希望尽量吸取前人研究成果的精华,但实际上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现代信息科技的高速发展、大数据思维、方法的提出和应用都为高等教育办学规模预测提供了更好的技术路径,我们也意识到本项研究构建的预测与调控模型还有一些不足,有待进一步完善,所以期望有更多的研究者投入到这个领域的研究,共同推动我国乃至世界高等教育朝着真正能够促进人与社会协同发展的方向前进。
参考文献：
[1]. 基于系统科学的高等教育转型发展研究[D]. 王华峰. 天津大学. 2002
[2]. 常规突破与转型跃迁[D]. 王玉丰. 华中科技大学. 2008
[3]. 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研究[D]. 夏丽萍. 四川大学. 2006
[4]. 大学科研创新力评价及中国提升策略研究[D]. 王碧云. 武汉大学. 2016
[5]. 我国校园足球内涵式发展研究[D]. 傅鸿浩. 北京体育大学. 2016
[6]. 高等职业院校德育体系自组织建构研究[D]. 陈文海. 华中师范大学. 2015
[7]. 区域“高等教育——经济”系统协调发展研究[D]. 朱迎春. 天津大学. 2009
[8]. 试论大学校长的主体性发展[D]. 王飞. 南京大学. 2013
[9]. 论高中教育的多样化发展[D]. 闻待. 华东师范大学. 2010
[10]. 高等教育办学规模预测与调控研究[D]. 马涛. 西南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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