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莹：在这条赛道上，我们只能负重前行
文 | 《中国报道》记者 张利娟
在5G 标准上，中国具备了引领全球的实力。
上世纪70 至90 年代，中国专家每每参加有关移动通信国际标准化大会时，其状态常常被外国专家戏称为 “3S”：Silence（沉默）、Smile（微笑）、Sleep（瞌睡）。足见当时中国在通信技术标准上话语权之弱。
的确，谁主导了移动通信技术标准，谁就主导了话语权。1G 时代，作为移动通信开天辟地的时代，群雄逐鹿，最终美国凭借AMPS 模拟移动通信系统占尽了优势。而彼时的欧洲通信技术因为无法实现全球漫游，走出国门就不能用，加上成本偏高，导致整个市场份额低下。于是，欧洲几大通信巨头决定共同研究，立志于让全球的移动电话共同使用一个移动通信技术标准。
1991 年，欧洲开通了 “全球移动通信系统”（GSM），采用了时分多址技术（TDMA），在传输速率和开放性上完胜1G 模拟通信，很快便成为2G 时代的主流标准。
“1G 时代，中国没有参与；2G 时代，尽管中国没有参与标准的制定，但中国提供了巨大的市场。当时中国也有厂家可以生产设备，但核心技术是别人的，附加值也都是国外的。” 中国信科所属大唐移动高级技术专家、国际电信联盟5G 评估组主席彭莹告诉《中国报道》记者，“当时，老一辈通信人就提出我们必须要参与甚至主导移动通信技术标准的制定，如今回望，当初他们的决定真是高瞻远瞩。”
“中国要发展自己的移动通信标准”
很多国家都没想到，在原有的几大标准之外会再杀出一个标准，而且是来自此前在移动通信标准领域几乎没有任何建树的中国。ITU 最初的目标是统一成一种3G 标准，在中国提交标准提案之前，已经基本形成了欧美两个强大的阵营，再加上其他10多个相对较弱的标准提案，中国的形势不容乐观。
此时的彭莹全程参与进ITU 4G 技术评估、提交、正式技术文件制定的全部工作，以及3GPP 和ITU 会议流程与组织间标准接口工作。而这些评估和提交工作对于TD-LTE-A 作为4G 技术成功通过起到积极且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从长远来看，增加话语权确实应该做，否则未来局面会变得非常被动。最后，信产部领导决定：总有第一次，总得试一试。信产部认为能搞出来最好，搞不出来至少也积累了一些与国际对手打交道的经验。
经过政府和专家的深入讨论，制定并提交中国移动通信技术标准的重任落在了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即大唐电信集团）身上，1998 年6 月，在3G 技术标准提交 “关门” 前的最后一刻，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向ITU 提交了TD-SCDMA通信标准技术方案。
1G、2G 时代，造就了闻名世界的高通、诺基亚、爱立信等全球通信业巨头，而此时的中国在移动通信技术标准上还是空白。
在1999 年9 月份的一次会议上，中国提交了一篇文稿，希望TD-SCDMA能在第三代伙伴计划（3GPP）中标准化。这次会议接受了大唐电信集团提出的1.28M 的TD-SCDMA 码片速率， 这意味着TD-SCDMA 标准化开始步入正途。2001 年3 月，TD-SCDMA 标准最终还是被3GPP 接纳，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可商用国际标准，与欧洲WCDMA 和美国CDMA2000 三足鼎立。
经过多方努力以及大唐自身在标准上的逐渐完善，1999 年11 月5 日，3G 技术委员会宣布TD-SCDMA 被写入建议书。2000 年5 月，ITU 全会在土耳其召开，经投票表决，由中国提出的TD-SCDMA系统与欧洲提出的WCDMA 和美国提出的CDMA2000同被列为国际3G三大标准。
我想着哥哥到时候跑到学校，学校里一个人都没有，就非常好笑，很期待。可是，到了晚上，这件事很快就被哥哥发现了。我想他是怎么发现的呢？后来才得知，原来他从平板电脑登上了妈妈的微信，看到了他老师发的微信。
2.4.3 共有峰的指认及相关分析 5批样品有22个共有峰，其峰面积合计占色谱峰总面积的90%以上。通过与对照品HPLC图谱比对，指认了8个共有峰分别为淫羊藿属苷A、朝藿定A1、朝藿定A、朝藿定B、朝藿定C、淫羊藿苷、鼠李糖基淫羊藿次苷Ⅱ、宝藿苷Ⅰ。其中，20号峰为淫羊藿苷峰，由于其分离度较好、响应值较高，故以其为参照峰，计算其他峰相对于淫羊藿苷峰的相对保留时间和相对峰面积，详见表2、表3。
“中国并没有因为市场成长空间尚未明晰就放弃对技术更高地的占领。因为谁丢掉了4G 技术的高地，谁就将在下一代通信技术市场中被淘汰出局。” 彭莹说。
从表2可以看出，处理能增加西瓜坐果率、提高单瓜重、每公顷产量提高4617 kg、处理比对照每公顷产量提高了15.8%，中心糖度提高了2.4度。
三是加强智慧河湖建设，提升河湖长制信息化水平，用新科技手段畅通公众参与和监督渠道，方便群众共建共治共享美丽河湖环境。
“移动通信标准，一来事关国家信息安全，二来是利益考量。老一辈电信人排除千难万险，从零开始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这种开拓精神值得我们敬佩。” 彭莹感慨万千。
ITU 是联合国的重要机构之一，主管信息通信技术事务，负责分配和管理全球无线电频谱与卫星轨道资源，也制定全球电信标准。其成员包括193 个成员国，涵盖各公司、大学、国际组织以及区域性组织在内的约900 个成员，其中最主要的成员就是国家成员。
“国家成员提出一个技术标准，就说明了是这个国家的政府在支持这个技术标准，也意味着这个标准只要有市场就有落地的可能，而中国无疑具备强大的市场优势。” 彭莹说，“TD-SCDMA 标准就诞生在我国标准队伍的建设过程中，造就了一批做技术标准的人才和骨干。其实不管TD-SCDMA 标准是否成功，至少中国勇于迈出了第一步。”
4G 时代，中国成为决定性力量
经过了3G 标准的制定和被认可，中国在国际中的话语权也逐步扩大，我们探索的脚步并没有停止，实现可持续发展，TD-SCDMA 才不是 “昙花一现”。
这只是第一步，真正的挑战是在技术协议的标准化和产品化上。
赋予“柳”以驱邪避灾的含义实际源于人们对自然的崇拜，北方的萨满教认为，柳是人类的起源，人是柳的子孙。当然也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例如佛教的传入，佛教中观音菩萨以柳枝洒水普度众生，因此“柳”便具有了驱邪避灾的文化意蕴，“插柳”也成为在民间广受欢迎的一种习俗，进而得以传承。
让我们回到“der Morgenstern ist die Venus”这个句子上来。此处“ist”的确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系词，而是一个类似于“killed”的关系词，即带有两个空位的概念词，它本身作为质料的一部分构成了对无序的相等关系的表达：“( ) ist ( )”，此时它的前后只能填入专名。
4G 时代，彭莹从旁观者变成了亲历者。自2008 年起，她持续参加ITU 以及3GPP 国际标准会议，并深度参与4G 技术标准化的工作。2009 年至2011 年间，彭莹担任大唐电信集团LTE 及其后向演进系统标准化项目4G（IMT-advanced）候选技术提交项目的标准化工作负责人，同时还是国际电信联盟无线通信部门（ITU-R）5D 工作组标准化工作核心参与者、中国评估组ChEG 核心成员以及3GPP LTE-A技术评估及提交的重要参与者。
由黑龙江、乌苏里江和兴凯湖构成的界江生态旅游带是国内少有的具有江湖水型呈列特征的生态景观带。中俄界江及其其周边地区的生态旅游资源多沿界江发育，并呈带状分布于界江沿岸地区。在黑龙江的中下游地区，集中分布着众多生态旅游资源，犹如点缀在界江沿岸璀璨的文化明珠，极具观赏价值。界江地区生态旅游资源的江湖水型呈列特征使其带状景点分布特色突出，这种分布空间不仅加强了当地景观的柔性连接度，同时也保证了每个景区可进入性的提升，为游憩场所的设定、旅游路线的安排与相关旅游配套设施设置的给予了很大的弹性空间。
2010 年10 月，在国际电信联盟无线通信部门（ITU-R）5D 工作组国际移动通信工作组第九次会议上，由我国提交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TD-LTEAdvanced 技术被列入第四代移动通信标准（4G）草案。这项标准的一些核心技术也是由大唐电信集团主导提出，历经数年而成。两年后，TD-LTE-A 被国际电信联盟确定成为4G 国际标准，正式成为两大4G 国际标准之一，中国也成为4G技术标准中的决定性力量。
1997 年，国际电信联盟（ITU）开始征集3G 技术标准。当时的信产部在北京西北角的香山举行了一次专家研讨会，内部讨论要不要向ITU 提交中国的技术方案。大部分人都反对，认为这是西方人玩的把戏，而且国内没有半点技术积累，别说要成为全球标准，就那几百页的英文文本，连开头都不知道怎么写。
“4G 国际标准提案的尘埃落定让所有人都短暂地松了口气。”彭莹回忆道，“这标志着在标准的技术层面，我们与欧美的竞争告一段落。但这并不等同于结束，更像是一个新的开始。标准是一个起点，最后检验它的还是市场。”
事实上，当时关于4G 的竞争，已从标准之争转向产业之争。产业之争体现在要用何种模式和方法来布局4G、打造4G……这段经历让彭莹对移动通信技术标准领域有了更深的认识，也成为她当选国际电联5G 评估组主席的契机。
2.3.3 确立分娩时产妇综合评估指标及内容 通过第2轮的专家咨询，专家的意见趋于集中，确立了分娩时产妇综合评估指标，其中包括5项1级指标，11项2级指标，30项3级指标，见表1。
尽管音乐疗法的神经生物学机制尚不清楚，其中一种解释认为音乐诱导的改变可调节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27］。有研究发现，音乐干预可使血液中儿茶酚胺浓度降低，因此儿茶酚胺可能在音乐产生情绪变化中起到了作用而发生生理效应［27］，但也有研究发现音乐干预后血液中肾上腺素水平发生了改变，牙科治疗焦虑患者音乐干预后被发现分泌唾液的激素水平也会显著下降［28］。这些生物标记与焦虑患者临床表现之间的联系也不明确［6］。
2016 年2 月，国际电信联盟无线通信部门（ITU-R）5D 工作组第二十三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来自全球55 个国家的200 余名专家在为期9 天的会议中全面研讨了5G 候选技术的征集以及评估工作的整体流程。在这次的会议上，时年36 岁的彭莹经中国政府提名、ITU 严格选拔，与韩国代表共同成为ITU 5G 评估组主席，主持未来的5G 候选技术评估工作。
“这一职位，非常看重当选者背后企业以及整个国家的实力。” 彭莹说，“我们国家这么多年对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方面持续投入，发挥出了巨大的力量。这次当选也证明了国际上对我们国家标准工作上的贡献以及能力的认可。”
5G 时代，中国具备了引领全球的实力
2017 年12 月，在国际电信标准组织3GPP RAN 第78 次全体会议上，5G 新空口NR 首发版本正式冻结并发布。这是全球第一个可商用部署的5G 标准，比原计划提前6 个月完成，而中国也是参与其中的 “总设计师” 之一。
10 月23 日，在北京举行的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上，参观者通过5G 网络远程驾驶一辆位于房山区5G 自动驾驶示范区的汽车。
中国倡导的5G 概念、应用场景和技术指标被纳入ITU 的5G 定义，中国企业提出的灵活系统设计、极化码、大规模天线和新型网络架构等关键技术也已成为国际标准的重点内容。无疑，在5G 标准上，中国具备了引领全球的实力。
“3G 时代有三大平行技术标准，4G时代有两大技术路线，而到了5G 时代，我们在做标准初始又有了和3G 时代一样的想法——标准统一，但竞争依旧很激烈。” 作为评估组主席，彭莹告诉《中国报道》记者。
据彭莹介绍，今年6 月的ITU 会议是候选5G 技术提交的截止会议。“后来我们发现，提交的5G 技术方案中不只是来自3GPP一家，这是我们最初没想到的。”
“确认提交只是一个入门槛，提交的技术方案是否能满足ITU 规定的5G 技术要求会由我们评估组来做技术判定，通过现在的步骤，提交方案将变成候选方案。对于候选方案我们同时开启第三方评估以协助ITU，ITU 也非常希望借助全世界力量去做这个事情，第三方最终评估将在2020 年2 月截止。”
据彭莹透露，今年12 月ITU 将专门召开技术组会议和评估workshop 用于5G技术评估，接收候选5G 技术的第三方评估的中期报告，查看各方提交的技术能达到的性能程度。这些标准候选技术还要接受ITU 的持续评估。“2020 年2 月只是第三方评估组提交其评估报告的截止时间，同时ITU 本身也一直在进行对于候选技术的评估判定以及协调工作，ITU给出最终判定结果的时间会在2020 年6月。届时会对哪些候选技术真正满足5G所有要求作出最终结论，这些合格的候选技术将成为IMT-2020（5G）技术，并将对应发布全球核心标准。标准原定的发布时间是2020 年10 月，但考虑到现在各国的标准化组织需要有标准转化时间，因此，最终标准发布的时间推迟到2020 年11 月。”
“标准之争愈演愈烈。因为标准不仅必须有强有力的经济实力为后盾，而且标准本身也是一个国家在技术先进性和市场实力方面的体现。” 彭莹总结道，“所以，在移动通信技术标准这条赛道上，我们能做的只有继续前行。”
彭莹
中国信科所属大唐移动高级技术专家国际电信联盟5G评估组主席
责任编辑：张利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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