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瑞尔#183;卡弗的“恩格斯—马克思问题”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恩格斯论文,马克思论文,述评论文,瑞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862（2008）08－0035－05
特瑞尔·卡弗（Terrell Carver）是国际著名的马克思恩格斯学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订版（MEGA2）编委会委员。他改变传统考察顺序，独树一帜地提出“恩格斯—马克思问题”，将恩格斯置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第一位，主张通过解读恩格斯来理解马克思。他声称反对“一致论”和“对立论”，确立了自己的“差异论”立场，即在承认马克思与恩格斯有一致之处的同时努力寻找并指出他们的具体差异。在方法论上，他提出用解释学对“恩格斯—马克思问题”进行认识论与方法论的研究，为学界开拓了一条探讨“马克思—恩格斯问题”的新路径。准确把握和科学评价卡弗的“恩格斯—马克思问题”研究，对于推动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比较研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一 颠倒传统考察顺序，独树一帜地提出“恩格斯—马克思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问题”即马克思与恩格斯关系问题，主要指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思想关系和文本关系问题，这是国外马克思恩格斯研究的一个核心课题。长期以来，西方学者对“马克思—恩格斯问题”的研究存在着重马轻恩的传统倾向，即注重把马克思置于考察的首要位置，而恩格斯总是被置于从属的位置甚至被忽视。卡弗对此做了精辟的概括：“尽管关于恩格斯的研究著作不断增长，但总的来说他仍被看做是当然的和没有充分审查的。对恩格斯著作的研究仅仅被当做是第二位，从属于或者被包括在对马克思著作的研究中。这种情况传达了一种相当肤浅的、有时是十分歪曲的恩格斯形象，易于给读者留下这样一种印象，似乎恩格斯的思想本来就不是有价值的研究课题。结果，看透流行的‘恩格斯神话’仍然是一项困难的任务。”[1]
卡弗进一步对学界忽视恩格斯研究的原因做了分析：“过多关注恩格斯对马克思著作的大量阐释是人们忽视恩格斯的原因。这些评论材料使人们无形之中进入对马克思的理解而不知道评论者本人。”[2]卡弗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误区。在他看来，恩格斯的作用无论从个人角度还是思想角度，对人们比较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思想关系都具有绝对关键的作用。他指出，“我的确有一种观点，即恩格斯确实发现了自己的使命，而这一点对于他自己的思想发展以及对于他对马克思思想的阐释是很有意义的”[3]，并说，“尽管恩格斯承认在与马克思的合作中，自己是资历较浅的合作者，但事实上他通过对卡尔·马克思的思想的宣传，变得比他的资历较深的合作者更有影响”。[4] 鉴于此，卡弗颠倒传统考察顺序，独树一帜地提出“恩格斯—马克思问题”，强调首先分析、研究现存的恩格斯对马克思学说的评论与阐释的手稿、著作及其与马克思的通信，再据此理解马克思。他主张把恩格斯视为独立的思想家与政治家进行考察，指出“恩格斯—马克思”关系而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关系，比绝大多数评论者所认同的重要性还要重要得多，因为只有“聚焦”恩格斯的思想与文本，事实才能被彻底地辨认，才能真正把马克思学说从恩格斯的思想体系中识别出来。
二 反对“一致论”与“对立论”，确立自己的“差异论”立场
第二国际“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将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思想关系归结为“一致论”。20世纪60年代以后，“对立论”观点逐渐形成并占据支配地位。卡弗声称自己既不同意传统的“一致论”，也不赞成后来的“对立论”。他认为，“追问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有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并希望得到一个在各种情况下都行得通的特定答案，这的确是不可能的。”[5] 他主张把马克思与恩格斯看成有差别的两个人，在承认他们一致之处的同时努力寻找两人的具体差异，确立了自己的“差异论”立场。具体来说，卡弗认为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思想差异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
第一，马克思注重内容，恩格斯注重方法。卡弗指出，马克思在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时，详细论述了物质生产方式、生活条件、社会政治和思想的进程等内容，而不是简单地运用方法论公式来建构社会历史。同样，在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时，马克思详细说明了商品向货币再向资本的转化过程。卡弗由此认为，马克思更关注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研究的内容，而不是解释自己的方法论，“辩证法和其他方法论公式都不能代表马克思著作的‘万能钥匙’。”[6] 然而，恩格斯对方法的强调甚于对内容的关注，更重视方法论尤其是辩证法。卡弗说，恩格斯臆断马克思有一种方法论并将其上升到马克思著作的实质性地位，而这种方法论实际是与马克思的复杂的折衷主义方法相距甚远的辩证统一方法。[7] 他还强调，恩格斯在评论马克思著作时习惯把辩证法强加给马克思，而“马克思从来没有赞同过恩格斯所追求的唯物辩证法”[8]。 即使对于方法论这一点，卡弗认为两者也有差异：马克思的方法论是非常谨慎的，比恩格斯的方法论少了很多言语夸张，也更易于理解。
第二，马克思坚持物质—意识统一论，恩格斯坚持物质—意识二分论。卡弗指出，马克思在《关丁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发现了“新”唯物主义，“马克思在他的‘新’唯物主义中从来没有给物质—意识二分论留下空间。因为对他来说重要的是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联系，而不是他们最终的要素、物质或其他。”[9] 这里，卡弗与卢卡奇等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一样，把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归结为实践唯物主义，而实践是物质与意识的统一体。与马克思的观点不同，恩格斯在1859年给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写的评论中提出了一种自然科学家普遍应用的物质—意识二分论，重新阐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概念”，把马克思坚持的唯物主义解释为自然唯物主义。在卡弗看来，恩格斯用这种物质—意识二分论来解释“新”唯物主义，既曲解了马克思，又使恩格斯自己难以抵制“物质某种意义上是意识的反射”这一唯心主义观点。[10]
第三，马克思与恩格斯对待黑格尔及其辩证法的态度不同。卡弗分析，马克思只是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到过黑格尔及其辩证法，并没有建立起类似黑格尔的哲学体系，而且“马克思其实从来没有明确或含蓄地在其著作中使用过这种辩证法。”[11] 恩格斯却抓住马克思的只言片语，断言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世界观及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方法”都来源于黑格尔的“宏伟历史概念”，并暗示马克思的目的是要以与黑格尔相似的方式建构体系。在卡弗看来，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是学术性的、哲学的，甚至是半黑格尔式的，因为“恩格斯把马克思的著作大量地与黑格尔的著作相联系，并说这位伟大的哲学家的划时代的历史概念是‘新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理论前提”[12]，而马克思和他的‘新唯物主义’成为黑格尔的巨大成就的后继者。卡弗总结，“这种传统——通过研究黑格尔走进马克思的著作——在恩格斯的评论中首次被建立”。[13]
第四，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观点有异。这种差异首先存在于对经济学范畴的不同理解。卡弗认为，马克思不赞同经济学范畴必然从简单到复杂发展的观点。事实上，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建议他的读者要下定决心超越特殊上升到一般，就像他从商品转向货币再转向资本一样。而恩格斯却认为历史的发展，包括政治经济学文献的历史发展，是从最简单向更复杂的联系发展的。[14] 马克思和恩格斯政治经济学观点的差异还表现在对商品概念的理解不同。在卡弗看来，马克思认为商品是人们与之联系的“物”与“客体”，是人类需求的客体与生存的手段，而恩格斯把商品描述为一种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设想商品有两个相互作用、相互矛盾的方面（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马克思认为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纯粹的分离不是商品交换的充分条件，而恩格斯却提出商品的生产者与消费者从来不会统一于同一个人身上，即商品交换的发生必然要求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分离[15]，这与马克思的观点刚好相异。
三 超越传统研究方法，把“恩格斯—马克思问题”置于解释学的研究框架
卡弗1999年发表的论文《恩格斯—马克思问题：解释、身份、伙伴关系和政治学》从理论上总结了自己研究“恩格斯—马克思问题”的解释学方法，把“恩格斯—马克思问题”置于解释学的框架中进行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分析。他明确指出：“‘恩格斯—马克思问题’是一个解释学问题，任何解释都是一种对话。或更确切地说，是评论者与文本、评论者与听众之间的对话……文本之间也有一个对话——当文本被评论者与读者运用的时候，文本间的相互对话就开始了。”[16] 解释学方法主张通过多重对话寻求“恩格斯—马克思问题”的相对解决，这是一种思想开放的学术研究方法，超越了具有封闭性缺陷的传记研究和思想比较研究等传统方法。
但是，卡弗指出用解释学方法研究“恩格斯—马克思问题”不是一帆风顺的，因为目前解释学方法遇到了很多困难。第一，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手稿有的已经丢失，有的被故意毁坏，所以我们不能认为现存的有限文本就是评论者与作者、评论者与听众之间进行对话的有效“窗口”。第二，解释是一种对话，而任何对话都有两个方面，交流的每一方都不可能准确地把握另一方的想法，这给人们准确理解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文本关系设置了障碍。第三，大多数评论者带有“先见”，即“将‘马克思—恩格斯’或‘恩格斯—马克思’关系总体概括为‘一致’或‘二分’，几乎总是预先回答其他人——读者或评论者——可能想提出的文本问题。”[17] 基于此，卡弗指出，“恩格斯—马克思问题”由此变得更加模糊和难以解决。
卡弗进一步分析，解释学方法陷入困境的根源在于“评论者在详细阐明马克思的著作时，无法抵挡的趋势始终是按照恩格斯对马克思的建构来重新表达马克思。”[18] 他指出，是恩格斯让马克思继续活着，不仅赋予马克思以自己的声音，而且建构了他与马克思看似一致说话的传统叙述。卡弗总结了潜伏于恩格斯—马克思关系中的“五种声音”：其一，《神圣家族》中单独签名的声音。但当时两者的地位并不像合著中那样地位平等。因为当时恩格斯的声望高于马克思。其二，《共产党宣言》中联合匿名的声音。评论者通常将《共产党宣言》归属于马克思，而实际上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是《共产党宣言》的粗略提纲。其三，《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互相辩论的声音。评论者几乎普遍认为在此著作中两人意见一致，没有读出“两个人的对话与辩论”。其四，大师的声音。如恩格斯在评论中逐字逐句引用马克思的话的时候。马克思关于这种活动的沉默被评论者理解为“同意”。其五，来自于坟墓的声音，或“复活了的声音”。当恩格斯让作者马克思从坟墓下面说话的时候，评论者按照恩格斯构建“合作关系”的传统叙述，认为恩格斯的主张就是马克思生前的意见。结果，《资本论》第3卷“看的像马克思，听的像马克思，似乎也是马克思的，但事实上却不是。”[19] 卡弗认为上述五种声音是经恩格斯注音了的声音，给评论者解读“真正的马克思”增加了许多困难，也使恩格斯与马克思关系的理论与实践斗争远未结束。[20] 因此，卡弗主张通过对话、交流来寻求“恩格斯—马克思问题”的相对解决。他还指出，新的MEGA文本已经被发现和出版，这种细致的连续文本呈现方法比原来局限于“一致”、“补充”和“互补”的文本呈现方法更优越，我们应据此重新评价与理解马克思理论、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思想关系。[21]
四 简评
首先，卡弗改变传统的马克思—恩格斯考察顺序，提出“恩格斯—马克思问题”是有意义的。他将恩格斯置于研究的首要位置，使恩格斯走出了马克思的“阴影”，有助于改变长期以来重马轻恩的研究传统和恩格斯是马克思附属物的传统观点，推动学界深入研究恩格斯的思想观点、理论成就、思想局限和学术影响，有利于拓宽马克思主义研究视界。同时，关注恩格斯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正确地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是马克思著作的主要阐述与评论者，也是马克思学说的重要继承者与发展者。学界若能客观、全面地解读恩格斯，必然推动我们“走近”真实的马克思。
但是，由于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偏见，加上缺少辩证方法，卡弗的恩格斯研究得出了一些错误判断，其中一个重大缺失是否认马克思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创始人。他说：“恩格斯是第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他对马克思主义有一种确定的影响”[22]，并暗示恩格斯是传统意义上的创立马克思主义的“第一小提琴手”。卡弗的这个观点明显不符合历史事实。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与恩格斯两位伟大的革命导师付出毕生的心血共同创立的科学理论与价值学说，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事实。而卡弗把恩格斯本人的思想闪光点、恩格斯对马克思的继承与创新看做是与马克思的本质性差异，甚至是对马克思的背离，直至错误地否认马克思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创始人。因此，他的恩格斯研究不可能正确解决“恩格斯—马克思问题”，反而使这一问题的解决误入了歧途。
其次，卡弗的“差异论”实质是“对立论”的另一个翻版。他的“差异论”淡化了独断论色彩，比“一致论”与“对立论”更为温和。第二国际“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着重强调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的一致性，看不到恩格斯晚年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与创新。结果，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和地位、恩格斯本人的思想和影响，都得不到深入具体的研究。卡弗的“差异论”为把两者当做两个不同的个体加以研究提供了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理论研究水平。“差异论”在理论上没有否认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的一致性，也没有像“对立论”者那样简单化、绝对化地公开用“恩格斯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相对峙，而是在解释学视域来理解两者的关系问题。撇开其内容与本质不谈，它在形式上的确不同于“对立论”的独断性，使“恩格斯—马克思问题”的研究染上了温和的色彩，也使人们从心理上更容易接受。如果卡弗真正把恩格斯与马克思的思想差异建立于两者思想一致的基础之上，像他自己所声称的那样强调差异又包容一致，那么这种“差异论”的确是有价值的研究取向。
然而，全面解读卡弗的著作就会发现，他虽然声称自己反对“对立论”，并貌似公允地提出“差异论”，但这种“差异论”是以恩格斯如何建构伪造的“合作关系”和如何创立自己的不同于马克思的独立思想体系等为论据的，实质只是“对立论”的一个翻版。卡弗在恩格斯研究中，关注的重心不是论证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思想一致性，而是从两者的合唱中努力区分出恩格斯不同于马克思的声音。他不是在两人思想一致的前提下寻求“差异”，而是在一致性的掩饰下着重论证恩格斯如何与马克思发生实质性的差异。正如瑞各比（S.H.Rigby）所言，卡弗对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思想关系研究“为关于恩格斯晚年著作系统化地歪曲了马克思的思想观点提供了最有说服力的保护。”[23] 卡弗甚至将寻求两人思想的背离等同为“差异论”。如在2006年东京恩格斯国际研讨班的演讲中，他明确指出：恩格斯的“唯物辩证法”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相互分离甚至是正相反对，这种观点具有文本证据基础，它也是一种差异论假说。[24] 这表明，卡弗的“差异论”实际是“对立论”的另一种语言表述。
卡弗作为西方“马克思学”学者的典型代表，与其他“马克思学”学者一样，其理论研究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倾向和政治色彩，即通过理论上打倒恩格斯从而将整个马克思主义连根拔起。他明确指出恩格斯是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其目的是要揭示，社会主义国家坚持的马克思主义不是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而是恩格斯的思想体系。而恩格斯在很多实质性方面误解了马克思，所以我们现在普遍认同的马克思主义是恩格斯的赝品，是不值得信奉的。卡弗的“差异论”实质是更为精致、更为隐蔽的“对立论”。
最后，卡弗把“恩格斯—马克思问题”引入解释学框架，主张通过作者—文本—评论者—读者之间的多重对话来理解恩格斯与马克思之间的思想关系，实现了“马克思—恩格斯问题”的研究从早期“一致论”者着重传记研究和后来的“对立论”者重视思想观点的对立研究到把传记研究、思想比较研究、文本解读与语言分析有机结合的综合研究的转变，为国际学界探讨“马克思—恩格斯问题”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新路径。他反对权利语言，倡导调查语言，主张从文本中读出作者的思考、犹豫、沉默和想说未说的话，用对话、交流来寻求“恩格斯—马克思问题”的相对解决。这是一种思想开放的值得推崇的学术研究风格。此外，解释学研究方法比其他研究方法更需要第一手文本材料，有助于推动国际学界搜集、整理和出版马克思与恩格斯生前的手稿、笔记、通信和公开出版过的著作，从而为马克思主义研究提供更为丰富与确凿的文本资料。
但是，卡弗的解释学研究方法归根到底是为“对立论”提供一种新的论证方式，实质上否认了恩格斯对马克思的继承和发展，阉割了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性。而且，马克思主义本质是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阶级斗争和革命实践理论，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实践性。解释学方法则是寻求作者—文本—评论者—读者之间的多重对话，而对话本身具有浓厚主观色彩，它易于把充满阶级斗争内容的“马克思—恩格斯问题”变成纯粹的主观解释学，把具有实践性特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变成只注重文本的语言学差异的考据学和咬文嚼字的注释学，这不能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本质。解释学具有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特征，运用它来理解与说明“恩格斯—马克思问题”，只是指出了通过对话解决问题的方向，不可能对这一问题提供明确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