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三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方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战略部署的提出，标志我国经济发展思路出现重大转折和历史性进步。深入认识经济增长方式的内涵，分析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难点，寻找湖北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途径是本文初步探讨的内容。
一、经济增长方式的科学涵义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首先必须对其经济增长方式的涵义进行科学的界定，否则不利于在实践中促进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真正的转变。
从理论上对增长方式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类。当前，关于经济增长方式的提法有四种：一是速度型与效益型；二是数量型与质量型；三是外延型与内涵型；四是粗放型与集约型。第一、二、三种提法之间分别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交叉重叠，却又不能简单地完全等同起来，有较大的特殊性。一般来说，基本上可以综合为速度中心型、数量优先型、外延为主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和效益中心型、质量优先型、内涵为主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两大类。但是这样的分类不如粗放型和集约型更能科学地描述经济增长演进的历史及其规律性。而且，按粗放和集约来分类也更符合我国研究经济增长方式的目的性。所以，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把增长方式界定为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粗放与集约这两个概念，是李嘉图等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在地租理论中首先提出来的。把劳动和资本集中投入到一定范围的土地上，以“精耕细作”的方式谋求增加产量的做法，称为集约经营。反之，把有限的劳动和资本广泛地投入到更多的土地上，“广种薄收”，以求增加总产量的做法称为粗放经营。
集约化，是一个历史的、发展的、动态的概念。它所包含的具体内容和要求，在生产力的每一个发展阶段上是不同的。粗放与集约是相对而言的，不能把由粗放经营到集约经营的转变绝对化。不论从宏观、中观、微观上来看，不能说我国过去的经营都是粗放的，而没有集约的。从动态上看，即从发展上看，任何一个国家在任何一个时期内，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问题。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要实现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是就总体来说的。
在发展经济学中，英国经济学家哈罗德1936年把凯恩斯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长期化和动态化。他在1948年出版的《动态经济学导论》一书中，提出了经济增长＝投入×投入效率这一经济增长模型。同一时期，美国经济学家多马也独立地提出了相类似的经济增长模型。他们两人的经济增长模型以后通常合称为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这一经济增长模型的基本含义就是经济增长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投入，一个是投入率。如果不提高经济活动的集约化水平，投入率往往是要递减的，这不仅影响即期的经济增长，还会影响到后期投入的积累，以至使资金或资本以及其他生产要素的约束越来越紧，最终造成恶性循环。所谓集约化就是不断提高依靠投入率来实现经济增长的过程。值得注意的是，我国一些地方、企业往往只注意投入，而不注意投入率。
二、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现状及难点
（一）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现状及难点
当前，我国的经济增长从总体上说是粗放型，其基本的依据是：
第一，国有企业设备普遍老化。据统计，我国主要机械达到80年代初水平的只占三分之一，其中，纺织工业达到80年代水平的不到40%；我国钢产量的15%仍然采用平炉炼钢工艺，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已淘汰了这种生产工艺。现有工业企业设备中，五分之一已经老化，国有大中型企业设备的老化率已达四分之一，超期服役的占39%（《求是》，1996年第5期）。
第二，大量建设资金用于新建项目，在低水平上搞重复建设。固定资产投资中，用于新建扩建的基本建设投资约占75%，设备更新技术改造只占25%。
第三，我国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是“高速度、低效益”，即具有投入多、产出少、经济效益低下的特征。1980-1994年，我国GNP增长不到3倍，而固定资产投资却增长了17倍。同期，我国平均增长速度为世界的3倍，而平均劳动生产率不到发达国家的四十分之一。
从能源利用率看，现在我国能源利用率仅为30%，而一般工业化国家为50%以上。每万元GDP消耗的能源，我国为美国的3倍，日本的9倍，德国的7倍，法国的8倍，韩国的4、5倍（《求是》，1996年第5期）。
从企业资源配置效益来看，适合于大规模生产的产业中，规模过小、生产分散、集中化程度低。1994年我国汽车年产量仅为140万辆，而汽车制造厂多达130多家，80%的厂家年产量不足1000辆，最大的东风汽车公司产量1993年也只有18万辆。而日本目前年产汽车达1300万辆，其总产量的80%集中在5家大型汽车企业。
从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来看，1964-1982年，我国科技进步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为20%；1980-1994年，这一比率为33%（《经济日报》，1996年3月10日）。就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也与我国对科技和教育的投入严重不足有着密切的联系。我国科研经费占GNP的比重，1992年为0.7%，1993年为0.62%，1994年为0.5%，大大低于发达国家（1994年德、日、美分别占2.9%），也低于发展中国家的水平（1994年印度占0.9%）。我国教育经费占GNP的比重，1991年为3%，1993年为2.54%，1994年为2.68%，明显低于世界各国1991-1994年的5.1%的平均水平（《中国教育报》，1996年3月15日）。
二、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难点
尽管在80年代初，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效益已写入了我们党代表大会的决议，但这一号召直到1995年才形成时代的最强音。十几年来经济增长方式想转却始终转变不了，难在何处？概括起来主要是：
第一，思想认识上的片面性
经济增长难以实现转变，从思想认识上看，与对邓小平同志“发展是硬道理”的片面理解有关。
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不是一个概念。“增长”，是指产出的增加，GNP的提高，它是一个国家经济规模在量上的扩大，通常用增长速度来表示。经济增长应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共同增长。“发展，”不仅包括经济增长方式，还包括结构的优化、科技进步、劳动生产率和就业水平的提高、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及整个经济质量的提高等多方面内容。
“发展是硬道理”不能片面理解成“增长是硬道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2年以来各地忽视经济增长质量，盲目上项目，铺新摊子，比规模，比速度，这与在思想认识上片面理解“发展是硬道理”有直接关系。十四届五中全会所提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其实质意味着，我国不再单纯追求增长速度而更重视经济效益的提高。
第二，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影响
这是经济增长方式难转变的最主要原因。其表现：
一是微观经济的利益约束机制和竞争机制不健全。企业缺乏足够的优胜劣汰压力和利益激励，又缺乏脱离政府怀抱独立走进市场、参与市场竞争的意识和能力，难以转向集约化经营。
二是宏观调控机制不健全。一方面中央缺乏必要的集中决策和宏观指导，经济建设大部分由各省分散搞，分散搞就会追求大而全、小而全，自成体系，难以走上集约化轨道。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又缺乏有效的宏观调控手段来遏制经济粗放型增长的势头，只指出问题，提出目标，但解决问题的手段却空洞乏力，很多时候靠行政手段来进行调控，影响了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三是中央财力严重不足，宏观调控能力不强。放权让利、减税让利，使中央财政收入占GNP的比重逐年下降。在中央和地方的收入中，1993年以前，中央的比重始终没有达到一半，而中央财政支出占GNP的比重，1993年仅9.2%，是世界倒数第一。中央手中没有足够的财力，使得中央政府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中的作用被大大地打了折扣。
第三，我国的基本国情也制约着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一是人口就业压力大。每年新增加的就业人口高达2000万，巨大的就业压力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要求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
二是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从比较成本的角度看，集约型经济增长的资源奇缺。以人均耕地数（公顷）为例，1992年全球为0.24，我国为0.09，印度0.189，巴西0.32，德国0.14，美国0.74。获得这些资源的成本相对较高，而获得粗放经营的资源如土地、劳动力、资金等的成本相对较低，所以一些地方、企业就会很自然地选择粗放经营。
三是劳动者素质不高，不适应集约化经营的要求。经济增长，离不开劳动者文化素质的提高，各国人口受教育的程度，直接或间接反映一个国家实力和经济增长发展水平。1980年我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占该年龄组人数的1%，到1992年达到2%的水平，提高一倍。但是与印度相比，我们就显得太低。印度1980年为15%，1992年则高达32%（《经济日报》1996年1月8日）。
上述经济增长转变的难点在短期内消除不了，因此，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经过长期的努力。
关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标志问题，理论界认为，经济增长中粗放因素达到80%，集约因素的作用不超过20%，就属于粗放型增长；经济增长中集约因素的贡献率达到80%，就是集约型增长。
我国经济学界认为这样的定量指标对我国来讲是不现实的。按照工业化的一般规律讲，在工业化初级阶段，经济增长主要表现为粗放型增长；在工业化阶段，经济增长主要表现为集约型增长。在初级工业化和工业现代化这两个阶段之间，还会有一个二元经济增长阶段，即粗放型和集约型并存，比例大约各半。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二元经济增长方式并存的时期。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把集约因素的贡献率提高到60%这个标准，就可视为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换基本完成。
三、抓住机遇，加速湖北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九五”期间，湖北GDP力争实现年均增长12%，这个速度比全国高出2个百分点。但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集约化经营，实现速度与效益的有机结合，任务十分艰巨。只要湖北能抓住机遇，创造条件，加速湖北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大有希望的。
纵观世纪之交，国际、国内经济发展态势与湖北的独特区位和基础条件相互作用，使我省面临极为有利的发展机遇。而加速湖北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将对全国特别是中西部经济的发展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
第一，抓住机遇，充分认识湖北的优势，制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对策
扩大开放的机遇。国家实施对外开放向中西部推进和加快长江流域开放开发的政策，南部沿海“经济北上”、东部沿海“经济西进”和包括三峡在内的中西部发展需求在湖北交汇，客观上把湖北推上内地开放前沿地位，成为对外对内全方位开放的重要枢纽和国际、国内资本融通的理想场所。
依托区域经济的机遇。国家在经济建设的战略布局中，更加重视内地和以中心城市、交通要道为依托的区域经济发展。湖北地处长江经济带的中部，京广、京九两条铁路主干线纵贯全省，如此好的地理优势在全国没有第二个。湖北要站在承东启西、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迎接新世纪挑战的战略高度，认识湖北在长江流域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和作用。
加强投资建设的机遇。湖北居于我国目前两个最大的开发工程浦东和三峡之间，在开发中西部经济建设中具有“连接点”和“传递点”的特殊作用。武汉正在实施的武钢综合改造、轿车基地建设、阳逻电厂扩建等一批重大项目，将成为湖北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宜昌市为国家计委正式列入《三峡地区经济发展规划纲要》重点发展的两大中心城市（重庆）之一。据悉，《纲要》将我省宜昌县商品粮基地、宜昌港扩建及新港开发、宜昌至万县国道改造、三峡机场、兴山古洞口水电站、大老岭国家森林公园、巴东神龙溪旅游开发区等项目列为重点建设项目，国家将给予大力支持和重点扶持。
总之，湖北有条件抢抓不可多得的发展机遇，加快经济体制的改革，制定经济增长转变的对策，争取今后15年有更大的作为。
第二，促进科学技术进步，提高经济增长的科技含量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效益，归根到底要依靠科技进步。据测算，1991-1993年湖北经济平均增长11.6%，其中技术进步的贡献率仅占29.2%，经济增长的70%靠资本和劳动投入来支撑。1979-1993年湖北经济增长中的技术进步贡献率为26.9%，比全国平均水平低0.7个百分点，比浙江、江苏、山东、广东四省分别低4-6个百分点（《经济研究参考》1996第14期）。从今年首届全国科技实力百强县市评比结果看：江苏32个，山东30个，浙江10个，河南8个，辽宁6个，广东5个，黑龙江3个，福建2个，山西、吉林、湖北、云南各1个（《光明日报》1996年3月19日）。因此，上述两例说明湖北经济增长因素中的科技含量不高。
要加快科技进步，首先要全面实施湖北省委提出的“科教兴鄂”战略，加快建立和完善科技、教育与经济结合的机制，把经济发展真正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力争在2000年使全省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0%左右。
第三，由“唯产值论”转变为综合发展
过去，我们偏重于工农业总产值。在论证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进行经济增长的横向对比时，往往用工农业产值与外国比较。比如，1950-1978年，我国工业产值年均增长13.4%，而美国仅为4.5%，经济增长较快的日本(11.9%)也低于我国。如果对比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速度，则比日本1950-1973年的年均增长9%的速度低得多，比亚洲四小龙也低（《经济日报》1996年5月27日）。
以往，世界银行衡量各国经济增长速度时，主要使用两种方法：一是根据现行汇率折算成美元的人均GNP；另一是根据购买力平价方法折算的人均GNP。这两种方法计算的方式虽不同，但所依据的理论基础，都是以经济产出作为区分各国贫富的主要指标。1995年，世界银行改用了一种衡量各国财产净值的新方法，即根据财富来源于劳动、资本、自然资源三要素的经济学原理，通过对人力资本、物质资本、自然资本三者的综合评价，来估算一个国家人均拥有的财富。根据世界银行1995年新的计算方法，中国在全球192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均财富排行榜中居第162位，倒数第31位（《上海经济研究》1996年第1、2期）。世界银行这种新的计算方法意味着在决定各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时，不只是考虑经济收入，而且把财富的概念扩大到金钱与投资之外，扩大到人力资本、自然资源，以利于客观地认识自己的发展条件和发展潜力，更科学地制定各国的发展目标。
因此，全国以及湖北的当务之急应从指导思想上破除“唯产值论”，建立一套与市场经济接轨的包括效率、效益、人力、资本、环保、收入分配等指标在内的综合考核指标体系，从高投入、高消耗、高速度、低产出、低质量、低效益的粗放型增长方式，转向低投入、低消耗、高产出、高质量、高效益的集约型增长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