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和信心1_文化论文

认知和信心1_文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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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C9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16)07-0043-06

       在2009年召开的全国少数民族文化会议上,对民族文化做了如下判断:如果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不断消失,民族文化事业发展迟缓,将对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形成巨大冲击,对我国的民族文化多样性优势形成巨大冲击,对中华文明的生机和活力形成巨大冲击,对我们抵御外来文化渗透和侵蚀的能力形成巨大冲击,对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形成巨大冲击。这五个“巨大冲击”依据客观实事,并非危言耸听。扼制住这五个“巨大冲击”,同样是民族文化工作的重要任务,但首要的还是解决认识问题。

       一、文化是心灵的制度,道德是精神规范

       青年时期是确立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时期。确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靠什么?政治思想教育方面高校有一套成型的工作思路和方法,但是,涉及信仰、道德、精神这些方面——当然,有些问题有交叉,虽然我们做了大量工作,也花了不少功夫,仍然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青年关乎未来,我们不能没有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

       为什么说文化是心灵的制度?文化解决的是精神和心灵的秩序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有知识并不代表着有文化,有才能、有职称、官阶高也并不代表着有文化。我们常说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实际上据我了解,很多人对这句话并不理解,甚至有不同的看法,因为文化涉及的内容过于庞杂,使得很多不专门从事文化研究工作的同志,很难在不同的语境下准确把握文化的基本概念。为什么难以准确把握?关键在于文化的复杂的内涵和泛化的使用,比如我们常说酒有酒文化、茶有茶文化、服饰有服饰文化。酒文化、茶文化、服饰文化是我们的灵魂吗?假如是,我们的灵魂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然而,倘若你要否定这些说法,就要回答作为我们灵魂的文化到底是什么?提出和使用概念,就要让概念落地,不能似是而非,是也不是、不是也是,玩成八卦。

       文化确实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因为文化提供着一个民族全部的认知,承载着一个民族系统的文明,凝聚着一个民族的共同思想,滋养着一个民族的心志,规范着一个民族的生存行为,传承护卫着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引导着一个民族的精神航向。实际上,很多人很多时候并没有从“灵魂”的高度认识这一问题。“灵魂”之重大概有两个方面:一是有灵魂就有这个民族,无灵魂就没有这个民族,具有唯一性和不可或缺性;一是一般来说灵魂有两类,其一是美好的灵魂——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灵魂,其二是邪恶的灵魂。虽然理论上说邪恶的灵魂也是灵魂,但是与我们平常所讲的灵魂是两回事,即有了邪恶的灵魂,就意味着丢失了灵魂,或者说没有灵魂。

       一个有灵魂的民族,必然是一个有信仰、有道德、有规矩、有秩序,有审美追求、文明行为等的民族,也就是说,一个有灵魂的民族,必须建立自己的心灵的制度,这个制度看不见,却装在人人心灵深处。这个制度,通过你自己的,或者整个民族使用的一般形式,使我们感受得到平等、怜悯、互助、正义、公平、科学、民主、自由等。就如同一颗善良的心,是通过具体的事来体现的,是具体事件中你自己的认同和行为。再比如,怜悯弱小、不畏强暴也是首先在自己的心灵建立了这样的观念,从而确定了自己的行为模式,一旦有类似的事情发生时,你的心灵的动作(选择)便是自觉的、必需的——这就是心灵的制度要求的实现形式。

       文化作为心灵的制度,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而要经过漫长的历史过程,需要通过一代人又一代人的努力,有些是靠血和泪建立的。比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孝与义,虽然渗透着宗法思想(家族主义),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始终绵延不绝,作为文化事象也极具代表性。二十四孝中的故事,记录了孝心与孝行的关系,忠孝节义成为无数人的思想规范和行为要求,不忠不孝,便是猪狗,是社会评价的重要尺度,这方面可以举许多人物,也可以讲很多故事。比如诸葛亮:

       跟许多人一样,我认识诸葛孔明先是文学,后是史学。文学,就是《三国演义》,“文革”时在家乡做民办教员,平时教书,大礼拜、农忙时去生产队劳动。那时候文化生活十分贫乏,年轻人在一起没有事干就让我“说书”,晚上读书“备课”,白天讲说。先说《水浒》,后讲《三国》。上大学时曾获得中央民族学院作文比赛第一名,受到冰心老人的接见,冰心在我的奖品《汉语词典》上题的词是诸葛亮的“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孔明可以说智慧一流、修养一流、做人一流。多年前到南阳,我曾感慨:“久仰诸葛庐,千里来南阳。卧龙腾云去,智慧留地长。”诸葛亮给我的感受就是大义大智大正。因知遇之恩而念玄德,知恩报恩;忠心耿耿,义薄云天。刘备托孤:“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若其不才,君可自取。”阿斗无能,“政事无巨细,咸取决于亮”,取而代之,名至实归,顺理成章,然而诸葛守恩守信,两份“出师表”感天动地,以鞠躬尽瘁,为后人所敬仰——“万里云霄一羽毛”。

       像孔明这样的旷世英才,一旦建立起了“心灵的制度”,无论何时何地,他都会持守如一。这就是文化的力量。从诸葛的《便宜十六计》、《将苑》、《诫子书》、前后《出师表》等著述可以看到,他对心灵的管护是有系统的,不是简单草率的,有很强的自我约束力。“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文化制度体现在个人身上就是操守——古人所谓“君子”的操守。修养身心需要静,涵养品德需要俭,平和清静才能看远,淡泊名利才能明确自己的志向。要想成才就要学习,要想学习就要静下心来,才干在于多学,没有远大志向就不能做到这一点,散漫懒惰就不能激励心志,急躁妄为就不能陶冶性情,年华虚度,意志消磨,便成废人,难以为社会做贡献,那时伤心后悔于穷舍,还有什么用处呢?什么都来不及了!我每一次读这篇文章都受到感染和鼓舞。这也是文化的自我熏陶自我修养。

       我说“文化是心灵的制度”,主要是从文化的整体性和精神性而言。我以为不论是藏族还是汉族,在这方面古人似乎做得比我们当代人好(当然当代人也有当代的优长),好在何处?关键是综合性——包括道德、信仰,也包括行为、风习、修养,涉及政治,也涉及我们的意识形态达及的一切领域,既及于心,也达于行,既有心的反复修养,也有行的不断实践,既有个人的管护,也有家庭的监督,既有行业、社区、村落等的要求,也有整个社会的共同舆论评价及其严厉的措施。综合性就是心灵的生态——人,尤其是成熟的个体应该具备的心灵生态,在我们的生命中真正起作用的是这个良好的心灵生态,是它在面对诸种问题时,做出合理而科学的反应,从而进行正确的应对。不是一些人所想象的,光靠抓单项,抓某一个重点或两三个所谓的核心就可以解决问题的。

       “心灵的制度”,就要进入个体的心灵,才会产生作用,不进入个体的心灵,就不可能形成一个民族的整体的文化系统、形成民族的文化生态环境,反过来作用于具体的文化个体。因为,一个民族失去了有效的文化秩序,就有可能放弃积极、正向的文化发展方向,不再遵循原有的规矩,就会陷入无序、是非颠倒、良莠不分、失去自我,甚至重归野蛮。重归野蛮,有无这种可能?许多人对此嗤之以鼻,但我信。实际上二战中的德意志民族、卢旺达事件中的图西族和胡图族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邪恶的文化思想理念会选择邪恶的发展目标,邪恶的发展目标突破原有的“心灵制度”——使一个人、一个民族成为法西斯、刽子手!

       为什么说道德是精神的规范?从文化的角度看道德,道德也是文化,而且是居于核心地位的文化。一个有精神规范的人,不会因时因地而更移自己的道德原则。孔明身上体现的道德精神更是如此。《三国志》曰:“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所谓规范,在此时不仅仅是思想层面的观念价值的认同,还是对这个观念价值的实践,不但涉及一个方面,而且涉及方方面面;不但对于自己,而且对于所有人。我们的问题也恰恰出在了这个地方,没有规矩,没有依从,没有敬畏。“庙堂之上,朽木为官,殿陛之间,禽兽食禄;狼行狗行之辈,滚滚当道,奴颜婢膝之徒,纷纷秉政”——因为孔明心灵的光明和严谨,所以他看不惯和极为鄙视那些混在官场的“朽木”、“禽兽”、“狼行狗行之辈”、“奴颜婢膝之徒”——这就是心灵的综合性,精神规范必然选择的道路。

       信仰是文化的制高点。一度时期曾出现过以娱乐性、“观赏性”为由嘲弄、戏说、搞笑一切的现象,有些涉及伟人、党的领袖,有些则涉及民族英雄、劳动模范,优秀党员、社会精英。这是很危险的——文化精神、民族英雄、杰出人物,匡世经典的乌有,将会造成民族精神大厦的坍塌——导致可怕的无信仰、无崇拜、无尊重、无榜样、无规矩、无顾忌。用落后、过时、无用、糟粕、原始、封建、低级的一些东西代替先进的积极的正向的文化,其结果是不言而喻的。

       有信仰才会有方向,有信仰才会有力量。这个制高点犹如灯塔一般照耀着个人前进的方向,同样也照耀着一个民族的前进的方向。

       二、文化自信要找对地方

       许多人都在讲文化自信,在寻找文化自信的理由,开着如何自信的“处方”,但是,有些所谓的自信找错了地方、指错了方向,反而搞乱了思想。比如,有人说儒家思想可以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核心价值,成为中国人的文化自信,也有人主张再回到历史上形成的儒释道。这些说法有没有一点道理?作为探索,确有价值,但只是部分价值,部分道理,而不是治国安邦的整体价值和全部真理。历史是现实的镜子,现实是历史的继续。就如同我们可以回忆童年却无法回到童年,或者用童年的意识和方法处理今天的事务——回头路是走不通的,乱找新路也会误入歧途。

       我以为要建立中国的文化自信,有三个基础缺一不可。这三个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文化思想的指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毛泽东的文化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思想、习近平的中华文化观;坚实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我以为这“三个基础”缺一不可。关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的文化思想、毛泽东的文化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思想,前人多有论述,在此,我主要谈谈习近平的中华文化观和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问题。

       第一,习近平的中华文化观。习近平的中华文化观集中体现在他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所讲的三句话中:

       第一句,“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这句话:一是回答了什么是中华文化,简洁而有力地概括了中华文化的内涵特质。这也是对这一概念的最新、最深刻、最全面、最有现实指导意义的表述。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所谓“集大成”,就是“集中某类事物的各个方面,使其达到相当完备的程度”[1],据此,所谓中华文化就是完备的中国各民族的文化。这一总结和概括,既符合“宪法”精神,又是民族平等在文化上的集中体现;既考虑到了国家文化的统一性,又充分地尊重了具体民族文化的差异性、独特性。

       第二句,“不让一个民族认同本民族文化是不对的,认同中华文化和认同本民族文化并育而不相悖。”这一表述,阐明了在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本民族文化认同与国家整体文化认同的辩证关系和发展方向。一个民族之所以称其为民族,自然具有其作为一个民族的基本要素,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特质和鲜明特点。在一般意义上,个体的文化认同都是从本民族文化开始的。没有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也不可能有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是我们在这一时期民族工作的主题,这一主题是符合我们的实际的,因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各个民族繁荣发展的阶段,自然也是各个民族的文化繁荣发展的阶段,这个繁荣发展是未来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和精神财富极大丰富的前提。承认民族存在,就要承认民族文化的存在,同时也要承认本民族文化认同的存在,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民族问题上实事求是的最起码的科学品格。

       第三句,“把汉文化等同于中华文化、忽略少数民族文化,把本民族文化自外于中华文化、对中华文化缺乏认同,都是不对的,都要坚决克服。”重点是“两个不对”。第一个“不对”——把汉族文化等同于中华文化,忽视少数民族文化——显然,这主要是针对汉族同志讲的。第二个“不对”——“把本民族文化自外于中华文化、对中华文化缺乏认同”——显然,这主要是针对少数民族同志讲的。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中华文化是中国各民族的文化,汉族同志不要把自己的文化等同于中华文化,从而忽略少数民族文化;少数民族也不要将自己的文化自外于中华文化,对中华文化缺乏认同。中华文化与中国少数民族文化,是同一概念的不同表述,中华文化是国家统一的文化这个整体性,具体民族的文化是整体中的局部和“部分”。

       习近平中华文化观之重要在于:“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文化认同问题解决了,对伟大祖国、对中华民族、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才能巩固。”只要民族存在就有民族团结、和睦问题的存在,解决之道就在于文化认同,这一问题解决了,国家认同、中华民族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才能巩固,因此,我们要将功夫下在这个“最深层次的认同”上。认同是最大公约数、最大半径,既是当务之急,也是战略需要。

       第二,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我们的文化自信也来之于中国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这个坚实基础。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倾向是要不得的:一是贬低甚至排斥本民族传统文化,认为美国和西方的文化比中国好。二是认为本民族传统文化是精粹,应该全盘继承,拒绝外民族文化、外来文化。

       这两种倾向都是偏颇的,不符合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因为,其一,任何民族的发展都是在自己的文化基础上发展的,你想脱离,是不可能的、脱离不了的。其二,任何民族文化的发展都是在与别的民族文化的交流交往中选择——拒绝和接受中发展的,没有纯而又纯的民族,也没有纯而又纯的文化,这个不纯实际上早在人类蒙昧时期的迁徙中就开始了。私有制产生以来的掠夺、兼并战争,商贸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对民族和文化的交流发展拓展了新的空间。其三,民族的吸收融合和文化的吸收融合方式都是在自己的体系里进行,以涵盖、含化、渐进的方式进行,而不是突变。当不同民族的文化体系完整地存在并发挥功能作用的时候,就不可能有马克思、恩格斯所讲未来共产主义阶段才可能出现的民族与民族文化的融合。因此,现在的民族的文化的一切交流,无论其程度如何,都无一不以涵盖、含化、渐进的方式进行,而原有的民族的文化的体系并没有发生变化,也不可能发生变化,也就是说,不论我们如何推进民族间民族文化间的交往交流,除了使民族的血脉有改造、使民族的文化增添新内容,更容易相互了解和理解以外,具体的民族还是具体的民族,具体的文化还是具体的文化,并没有发生根本的转变,更不发生质的飞跃,也就是说吸收仍然在自愿的原则下进行,吸收以后起到的作用仍然是丰富和发展这一民族的文化系统。

       马克思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当它所给以充分发展余地的那一切生产力还没有展开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当它所借以存在的那些物质条件还没有在旧社会胞胎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2]文化正是以这样的规律发展着。对于我们不但要准确地认识民族所处的历史方位,更要准确地认识特定历史阶段所赋予我们的文化任务。任何超越历史的行为,最终还是要退回到自己起步的那个点上。

       因此,强调民族文化自信,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因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必然是中国各民族文化的发展,中国的文化软实力的建设也必然是依托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建设。传统文化仍然是我们前进的基础和起点。高评也好,不屑也罢,褒扬也好,贬低也罢,民族文化是客观存在,淡化、漠视、蔑视都解决不了问题。

       具体才能找到方向、看到力量。不少人缺少文化自信是因为没有真正认识文化的价值、甚至不了解本民族文化。比如藏民族,我们的文化自信到底在何处?有的同志将藏族文化视为宗教、野蛮、腐朽、政教合一的中世纪封建农奴制文化,认为它不但对推动藏族社会的发展进步没有帮助,而且在起着阻碍的作用,事实果真是这样吗?不是。

       藏文化中有宗教迷信、唯心论,有些与科学有距离,有些与时代相对立,这一点必须看到。但是,积极的正向的文化仍然是主体。我对藏文化的自信主要在三个方面:

       一是真诚(诚实、朴实、求是)。真诚是人类一切品德的基础,这是它的根本价值所在。我在《仓央的精彩》中曾写了这样一段话:“了解西藏,了解藏族文化,重在了解现实,了解藏族人民。由于文化,藏人还保持着真诚、善良、质朴的天性。真诚、善良、质朴就是本真,极其重要!人类的一切品格都建立在这块本真的原地之上!有灵魂本真的人类原乡,才会有神奇瑰丽的人间净土。在党和国家的英明领导下,西藏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让我们去欣赏世界屋脊的大观、天上西藏的大美,高海拔文明的大爱、大善、大悲、大慈、大悯,去体味藏人的生活、藏人的心灵,去感受社会主义建设为西藏铺就的无比广阔的前景。”我想我们的社会有呼唤本真、真诚的必要。因为,一个真正的人应该是一个真诚的人,同样,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首先应该是一个真诚的人。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一个不诚实的人,不可能实事求是,因而他也当不了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一些干部对说假话、说空话、说大话满不在乎,对搞工程造假、数字造假视为平常,实际上这是恶德。一个人丢弃了真诚,这个人就得不到人们的信任和尊重,同样一个民族要丢弃了真诚,这个民族也不会得到别的民族的信任和尊重。国家也如此。在谎言上建立不了友谊,同样在谎言上建立不了共产主义,甚至建立不了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然而,错误的市场导向把一些人训练成了狐狸,真诚这个最为宝贵的东西在他们身上不见了,这是极其可悲可怕的事!真诚的基础同样是唯物的。

       假如说藏人是伟大的,在于他持守着人的道德的根本:真诚!“狐狸们”对此不屑一顾,但它真正能顶天立地,垂之久远,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二有信仰。藏民族是个全民信仰藏传佛教的民族。表现在民众的精神文化层面,其信仰的核心是怜悯、慈悲、善良、爱和利他。显然这与佛教思想相关。目的决定价值,价值决定行为,迄今为止的一切文化系统都受到价值的牵引。从目的看,或许是荒唐的,许多藏人生存的目的就是为了来世,脱离六道轮回,修得正果。他们为实现这一目的,不得不虔心地走怜悯、慈悲、善良、爱和利他的道路,以此生的苦难来修炼自己,以求来世的美好。事物的复杂性也在于此,在信仰的制高点,藏人的道德收获远远大于在信仰自身所取得的成果。这是一个民族整体的行为,我们既要从唯物、唯心这些哲学的基本命题上认识藏人的信仰,也要从这一信仰给藏人的道德滋养方面认识藏人的信仰——怜悯无害、慈悲无害、善良无害、爱无害、利他无害,反而,只要人类社会存在,在人的关系——与同类的关系中,恰恰具有普遍性和未来性。尊重生命,尊重生活,就需要人性——慈悲、善良、爱、利他是佛教总结的人性,经过了2500年的检验,有其积极的社会价值。

       假如说藏人是伟大的,在于他有虔诚的信仰,有信仰且是虔诚的信仰,他们便有了规矩——严格的规矩,当未来,藏人走向科学信仰的时候,这些虔诚信仰的仪式、程序、习惯,仍然将会在新的信仰体系中发挥作用。因为,这些东西原本不一定就是与这一信仰与生俱来,而是一种信仰(文明)形成后,对当世一切文化财富的整合,这种整合实际上在不断地进行。

       三是宝贵的“十大文化资源资产”。这一点我在《藏族文化发展史》中有所细述,在此不表。按照近平同志的中华文化观,热爱本民族文化就是热爱中华文化;各民族的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这个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就没有中华文化这个整体。这一点如同我们对国土的热爱,西藏地方12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热爱中国就应该热爱这个“一部分”;热爱中国,不热爱这“一部分”就不叫热爱,发展中国,不发展这“一部分”也不是发展。因而这“十大文化资产资源”是属于藏族人民的,也是属于中国的。

       《中国民族》杂志2012年9期刊载一篇《访谈刘索拉:我不再别无选择》的文章,刘索拉说:“我非常尊重少数民族文化,特别是藏族文化。我经常跟朋友说,不是我们去保护他们(藏族),是他们保护我们,用他们的文化保护我们,用他们的精神保护我们。我们大家都知道藏族的文化对整个中华文化影响非常大,而且不光是中华文化,它对整个世界的文化影响都特别大。”刘索拉看到了文化关系中最深刻的一面!这就是社会良心,智慧和价值。

       三、自信来源于认识和建设

       第一,文化需要建设,建设需要思路。以习近平的中华文化观为统领指导我们的文化实践,这是我们的文化建设中的一项重要任务。力量在人心,人心汇聚力量。我们进行的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事业,这个事业必须要有伟大力量的支撑才能实现,不能汇聚气势磅礴的伟大力量,实现这一目标就会成为空话。1.14亿少数民族人口力量的汇聚自然是大事。我想应该有这样三个明确:

       1.工作指向:人心。我们做任何工作都有方向目标问题,做民族文化工作同样如此。近平同志说“搞好民族工作,最关键的是搞好民族团结,最管用的是争取人心。”民族文化工作同样需要抓住“关键”和“管用”。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因而它始终是我们工作的根本指向。“安在得人,危在失事”。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就不清楚我们为什么做、我们怎么做、我们做什么,我们就不会清楚做民族文化工作在国家全局中的意义、价值和分量。从学科的角度看,也是如此:

       真正有力量的民族是有信仰的民族,真正坚定的人是有信仰的人,信仰是精神的灯塔,有不显其重要,无就会陷入黑暗,失去方向。信仰应该有层次、有范畴、有界线。由于国体政体的性质所决定,党作为执政党,要坚持共产主义信仰,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引导公民和社会拥护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依照宪法原则,尊重宗教职业者和信教群众的宗教信仰,保证信仰自由。党政工作部门的职责是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引导宗教信仰与社会主义方向相协调,对业已存在的信仰、语言、文化、民族等认同,要予以尊重。

       2.定位:战略性、基础性、长远性。文化是个细活、慢活、长活、时时处处的活。

       3.原则:1)动要适度。近平同志说:“治理国家、治理社会,很多东西就是不能动,动就会产生连锁反应,越动越乱。”文化上同样如此。近百年来,中国人在文化上“破”多于“立”,动得过频、建得过少,是一大问题,甚至是一大失误和隐患。要从自贬自弃自毁走向自信自强自立。2)“坚持绵绵用力,久久为功”。靠积累,而非动不动就搞一场运动或“革命”;靠和风细雨、说服教育,而非枪对枪、炮对炮;靠量变到质变、否定之否定,而非靠政治运动,一锤难定音。要尊重文化自身的发展规律,在继承中创新发展,在创新发展中继承,而不能旧亏未补,新损继之,新型未固,再新继来。

       第二,要用文化的特点建设文化。抓文化抓什么?是抓心灵、抓管理、抓监督、抓培育、抓养成、抓科学的文化行为,抓文明。从针对性看,要重点关注以下两方面:

       1.抓要害。一要抓系统。抓系统,系统抓就会有效果,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实际上解决不了问题。系统上现在存在的最为严重的问题是:社会教育不到位、家庭教育难到位、自我教育在错位。坦率地讲,在道德问题上我们遇到的问题是严峻的、复杂的、尖锐的。系统还需要有一以贯之的正确思想,一以贯之的规矩,一以贯之的方法。二要抓养成。养成要有习惯成自然的过程,年年新思路,月月新说法,日日不一样,就不可能有养成。三要抓监督。这方面,一些农村的做法是有效的:人人监督、监督人人,只要是长辈都可以严管彼此的子女。

       2.抓基本特点。特点是本质的外在体现,因此,抓住了文化的基本特点,也就抓住了文化自信、传承、创新发展的要害。

       首先是浸润性、积累性、习得性、养成性、系统性。浸润性:形成,由表及里、由浅入深,逐步进入,方获成效。所谓水滴石穿、润物无声。有的人想用搞运动的方式解决文化,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积累性:集腋成裘,积小流而成江河。没有积累,狗熊掰玉米,最后什么也剩不了。习得性:在不知不觉中,在生活成长的过程中形成、完善、固化。母语、民族的一些习惯,甚至口味等一些特殊的嗜好都如此浸入灵魂和血液。养成性:潜移默化、耳濡目染、渐成近塔则白、近灶则黑。系统性:文化是个系统,大系统中有无数的小系统,且相互关联,形成整体,系统完整,运行就会通畅,系统残缺,运行就会出现障碍。因此,在文化问题上抓工作要具体,看问题要全面。将具体工作放在特定系统中去衡量、评判,我们才可能识其作用、价值、意义、轻重薄厚。

       精神、制度、物质,形成固定的文化结构,从而也成为人们特定的知识结构、信仰系统、观念系统、行为系统,左右人的思想和行为。不同环境、不同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信仰等基础上的发展,形成不同的文化类型、模式。不论何种类型、模式,多具有两种状态,一是有其文化的普通性——一个社会成员具有的文化因素是所有社会成员共有的文化因素——人类各种文化的共同因素和基础;二是有其特殊性,一个社会成员所有的文化特点是某个社会群体所具有的文化特点,但不是整个社会(不具备普遍性),甚至有异于整个社会。多元诞生、多环境条件、多思想指向,自然会多向发展,形成多彩的特点。

       其次存在决定意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序言中曾讲过:“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着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以及精神生活的一般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恰恰相反,正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沙土上建立不了宫殿,那么我们的基础——我们社会存在到底是什么?我们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经济制度,私营经济作为公有制的补充形式而存在。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的精神文化建设的一切方面都脱离不了这个基础,因此,我们的文化建设也要从这个具体的社会存在出发,才能落地,才能取得实效。如同经济上的个人、集体、国家统筹兼顾,在精神文化的建设上也需要个人、民族、国家统筹兼顾。

       3.看似对立,永远趋同、永远多样也是文化的特点。这是带有规律性的现象,前者解决人类文化发展的一般性问题,后者解决人类文化发展的多样化问题,均在深刻地体现着人类的共同利益和文化自身的非凡价值。任何自立于世界之林的文化都有其独特的生命力,对世界文化的独特贡献。即使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人类的文化也不会同一。追求文化上的绝对统一不但是有害的而且有可能是邪恶的。层次、差别、不断创新,异而趋同,同中存异。优劣(善恶、是非、高下、轻重等)并举、同异共存,这才是文化的本质。多样化需求要靠多样化方式(多样的产品)去满足。多样化是任何民族、国家文化发展的内生动力。马克思说:“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3]这是马克思对精神文化特点的最精彩的表述。

       收稿日期 2016-05-11

       注释:

       ①根据2016年4月17日在西南民族大学藏学学院的报告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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