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上存在的方法论问题及其反思——创造性思维与教条式思维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创造性思维论文,教条论文,理论研究论文,思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62 （2000）03－0001－09
一、囿于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演进”在思维方法上引起的反思
在我国，尽管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践上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可是，在我们一些人的认识上，甚至在一些理论的论述中，正如我们以下所指出的，却存在着各种糊涂观念和偏颇的论述。正是实践和认识上存在着的这种反差，不断地引起我们的反思：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从理论思维的角度来分析，这是一些人囿于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演进”理论造成的。这里的问题是：难道马克思的社会形态“依次演进”的理论不科学吗？不是的。这些糊涂观念和偏颇论述是由于理论思维方法不科学引起的。像如下的两种观点都存在着思维方法的问题。一种是，该社会形态“依次演进”的理论是社会发展的“西方道路”。这一观点，是囿于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演进”的理解，主观上把这一理论的适应范围加以缩小，然后再寻找出一个马克思社会发展的“东方道路”。另外一种观点，说马克思晚年在社会发展道路上有一个“东西方双线发展理论”。以上这两种观点，似乎都维护了马克思社会形态“依次演进”的理论，又在“东方道路”、“西方道路”、“东西方双线发展理论”主观论证下，说马克思丰富发展了自己的唯物史观理论。这两种观点在理论上的偏颇以及在社会发展规律与社会发展道路问题上造成的理解上的混乱，我们已有另文阐述（《再论特色社会主义唯物史观理论基础》《商丘师专学报》1999年第5期）。这里，我们着重指出， 囿于社会形态“依次演进”这种思维方式，使得我们的理论思维只重视“很有条理”的逻辑，而牺牲了对千变万化的“单个情况”的实践研究。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以往也曾有落入注重逻辑推导而忽视实践研究的情况。可是，如今囿于社会发展“依次演进”所造成的理论偏颇则是更典型的，而且在对待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理解上，无论是理论上或实践上都是很不利的。
至于说到对特色社会主义认识上的糊涂观点——特色社会主义是“早产儿”、“畸形儿”，这在一些人中，更是囿于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演进”的偏颇理解而引发的。
在我写这篇东西的时候，我又见到了如下的一些观点。我们可以把它们分作两类。一类是，认为不通过“卡夫丁峡谷”，在马克思那里在“很大程度上带有浓厚的理想色彩”，而且只“见于复信的草稿”，因此，没有研究的必要。该作者认为，我国学术界目前对这一理论的研究“会把‘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一语误以为是马克思经过周密思考而形成的一个明确论断。”因此，这样的研究“有失偏颇”（以上见《商丘师专学报》1999年第3期第21页）。这一观点，不符合历史，也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1882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签署的《共产党宣言》序言，就公开表述了如上的意义。跨越“卡夫丁峡谷”是马克思历史理论的重要内容，恩格斯为此进行了多年研究。这方面可见我近期的拙作：《恩格斯关于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研究及其当代意义》（《求索》1999年第5期）。这里我们需要指出的是， 说跨越发展是马克思的不“明确论断”，在方法论上，显然也是囿于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演进”而否认历史发展的“跨越”意义。
另一类观点，和以上的观点正相反，说马克思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演进”不具普遍性，“仅在西欧适用”；历史发展还有更普遍的形式，即“多线发展史观”。前者是一线发展史观（西方式的）；后者是非西方式的（世界式的）（以上的讨论见《商丘师专学报》1999年第3 期第23页）。这样，历史上的“跨越”发展就被包容在“多线发展史观”之中，成为世界式的。尽管理论表现形式不同，我们仍然可以看出，这一观点也是以五种形态“依次演进”为参考系而引发出来的。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不是指责那一个人或仅仅指出那种观点是偏颇的。以上问题的出现，使我们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多少年来十分重视宣传的马克思唯物史观理论，为什么会在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以及在实践上日益取得成就的情况下，我们的认识以及理论研究会出现这样的反差呢？
其实，也不难理解，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的，如果一种理论形成了一种定式，“在这种情况下，这样的人在回顾中所看到的，很可能只是一种千篇一律的有系统的发展，然而，他的经验却是在千变万化的单个情况中发生的。”（注：《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第2－3页。）（重点号是引者加的）在人类的认识史上，这种认识和实践的反差，无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都出现过。当代物理学的发展中，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对于牛顿的经典物理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为了开阔我们的视野，加强我们的理解力，我们可借助自然科学中牛顿力学与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关系，来说明我们在社会科学理论方面出现的问题。正好这两个领域的问题，它们的进一步发展，都是在创造性思维的前提下解决的。两者虽然领域不同，时代有别，但在科学探索的领域内，不是通过逻辑推导，而是重视实践和试验，通过创造性思维才使问题获得解决。因此，我们的研究将进一步深入到爱因斯坦创造性思维之所以产生及其特点的研究上。
二、爱因斯坦创造性思维的产生及其特点
本文前面所引的爱因斯坦的话，出自他晚年的《自述》。《自述》写于1946年，当时他已67岁，是他的晚年之作。对于自述，爱因斯坦又称作是自己的“讣告”。他开篇是这样写的：“我已经67岁了，坐在这里，为的是要写点类似自己的讣告那样的东西。”爱因斯坦为什么要写“讣告”呢？他是想“从自己的经验里提取许多别人所意识不到的东西”。这些别人意识不到的东西就是他的创造性思维的方法论。我们知道，爱因斯坦继1905年建立了狭义相对论之后，又于1916年建立了广义相对论，在理论物理学中，对牛顿经典力学实现了革命变革。由于他的伟大成就，不少人向他询问建立相对论的方法，即他怎么在牛顿物理学居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建立起相对论的。下面我尽量用爱因斯坦自己的话来回答以上的问题。
他为什么要写“讣告”以及这“讣告”要告诉人们一些什么东西。爱因斯坦说：“像我这种类型的人，一生中主要的东西，正是在于他所想的是什么和他是怎样想的，而不在于他所做的或者所经受的是什么。所以，这讣告可以主要限于报道那些在我的努力中起重要作用的思想。”（注：《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5页。 ）狭义和广义相对论，已经是被证明了的科学理论，它是通过学习就可以领悟的。而它是怎样建立起相对论的，在建立过程中，即在他努力工作中起重要作用的东西是什么呢？他极其重视的是方法论。爱因斯坦说，他的相对论是在批判牛顿物理学的基础上建立的。这个过程是极其艰巨的，其中有许多是理论物理学中专门的理论问题。但是，在爱因斯坦看来，“从内在的观点来对作为物理学基础的力学提出一些批判，在今天的科学状况下，也就是在抛弃了力学基础以后，这种批判只有方法论的意义了”。（注：《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2页。）
以上我们的探讨着重说明，爱因斯坦在物理学上所实现的革命变革，科学的方法论具有重要的作用。而正是这一方面，引起了我们的重视。今天，我们对特色社会主义在认识和理论上存在的问题——实践和理论认识上的反差，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思维方法引起的。
今天我们重视在对待唯物史观上的方法论问题，是由以下的原因引起的。首先，是因为在一些人的认识上存在的糊涂观点。这些观点是，说特色社会主义是“早产儿”、“畸形儿”。其次，重要的原因是在对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论证上。如果说，前一种观点是早期产生的糊涂观念的话；那么，在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取得一定成就之后，在我们的一些理论论证上，又出现了社会发展的“西方道路”论与“东方道路”论、“东西方双线发展”论；与此同时还出现了“早期马克思”与“晚年马克思”的“困惑”、“反思”等等的论说。近来又有社会发展“一线论”、“多线论”以及否认对社会“跨越”发展意义的研究等。使我们思考的第三个原因，就是我们将要进一步分析的，即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特点是历史发展的“跨越形式”。这一发展形式，在本质上是开放型的。这不仅与我们长期处于封闭性的发展不同，而且在理论思维上，再不能简单地用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演进”的逻辑形式进行思考。特别是考虑到，今后，我国在诸多事物上与国际接轨，这就要求用开放性的思维来建设我们的特色社会主义。如果说，前两个原因是已经出现了的，那么，第三个原因则提示我们今后应该予以注意的是社会发展形式、思维方式应具有的新特点。
以上的分析表明，在对待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理解上，应当进行思维座标的转换，即用社会发展的“跨越”道路，来代替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演进”规律，并正确理解社会发展规律与社会发展道路的内在关系。
在这个问题上，正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代替了牛顿的经典物理学那样，推进了物理学的发展。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提供了唯物史观的理论基础。从牛顿经典物理学到爱因斯坦相对论，方法论有着重大的意义；同样，在理解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问题上，方法论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在一定意义上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借助于他的哲学方法论才建立起来的。正如爱因斯坦自己所说的，他的方法论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他长期的生活和科学道路上逐渐培养和建立起来的，而且是排除了一些哲学认识论上的错误（这一方面，我们将在下面谈到）。在科学探索的道路上，他十分自觉又执意坚持的是哲学的思维方法。人们十分熟悉爱因斯坦是物理学家，但作为哲学家，却是鲜为人知的。1949年在爱因斯坦70岁生日的时候，希耳普为庆祝他的生日而编的一本论文集，书名就是《阿耳伯特·爱因斯坦：哲学家——科学家》。在这本论文集中，爱因斯坦着重论述他的方法论的《自述》被排在第一篇。
爱因斯坦的科学方法论，属于创造性思维类型，对它的研究和理解属于哲学认识论的范畴。爱因斯坦阐述他的方法论的形成过程时，也是着重从哲学认识论上来说明的。可以说，爱因斯坦在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结合上说的非常详细。这里，我们为了进一步理解和掌握它，将它们归纳为以下特征来阐述。
第一，人生价值基点的选择在创造性思维中的重要地位。爱因斯坦在说他的创造性思维最初形成时，首先是这样开始的：“当我还是一个相当早熟的少年的时候，我就已经深切地意识到，大多数人终生无休止地追逐的那些希望和努力是毫无价值的。”（注：《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1页。 ）他用下面的例子说明这种价值追求。这种价值追求可区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为了满足“胃”的需要。“每个人只是因为有了胃，就注定要参与这种追逐。而且，由于参与这种追逐，他的胃是有可能得到满足的”（注：《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22页。）。 另一类人是为了满足“思想”的需要。第一类人的价值追求是容易理解的，他主要论述的是第二类人。这一类人说的是“一个有思想、有感情的人却不能由此（指由于胃得到满足——引者）而得到满足。”（注：《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 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4—15页。）思想、感情的满足，在爱因斯坦那里是有条件的。在他的经验里，主要是指排除宗教。宗教在欧洲对人们的思想影响是很深的。爱因斯坦的创造性思维的最初建立，是和排除宗教的传统思想束缚密切相关的。“尽管我是完全没有宗教信仰的（犹太人）双亲的儿子，我还是深深地信仰宗教，但是，这种信仰在我12岁那年就突然中止了。由于读了通俗的科学书籍，我很快就相信，《圣经》里的故事有许多不可能是真实的。”（注：《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 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页。）爱因斯坦认为，宗教是他的思想桎梏， 从宗教天堂中解放出来，“这是使我自己从‘仅仅作为个人’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的第一个尝试”（注：《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 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页。）。
正是这次的宗教思想解放，使爱因斯坦确立了另一种思想，这个思想可以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影响了他一辈子的科学思维和科研工作。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确信“在我们之外有一个巨大的世界，它离开我们人类而独立存在，它在我们面前就像一个伟大而永恒的谜，然而至少部分地是我们的观察和思维所能及的。对这个世界的凝视深思，就像得到解放一样吸引着我们，而且我不久就注意到，许多我所尊敬和钦佩的人，在专心从事这项事业中，找到了内心的自由和安宁。”尊敬的读者，让我们继续援引下去，因为这对了解爱因斯坦的创造性思维的形成至关重要。他继续说：“在向我们提供的一切可能范围里，从思想上掌握（重点号是引者加的）这个在个人以外的世界，总是作为一个最高目标（重点是引者加的）而有意无意地浮现在我的心目中。有类似想法的古今人物，以及他们已经达到的真知灼见，都是我的不可失去的朋友。通向这个天堂的道路，并不像通向宗教天堂的道路那样舒坦和诱人；但是，它已证明是可以信赖的，而且我从来也没有为选择了这条道路而后悔过”（注：《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页。）。
爱因斯坦思维特征的第一条就是朴素的、自发的唯物主义。这个唯物主义的主要之点，就是在我们之外有一个巨大的、独立于人类之外的世界；它是一个永恒的谜，科学就在于破译这个谜；爱因斯坦要求自己的就是要像破译这个谜的古今的人物一样，对这个世界“凝视深思”。这第一条，像基志铭一样写在他的“讣告”里，并且表示他从来也没有为选择了这条道路而后悔。
爱因斯坦创造性思维的第二个特征，是要摆脱短暂的、反复无常的欲望的桎梏。他解释说：“外界情况是多种多样的，意识的瞬息内容是狭隘的，这就引起了每一个人生活的一种原子化。像我这种类型的人，其发展的转折点在于，自己的主要兴趣逐渐远远地摆脱了短暂的和仅仅作为个人的方面，而转向力求从思想上去掌握事物。”爱因斯坦对这一点非常重视。如果说，我们前面指出的那一特征是爱因斯坦创造性思维的世界观的出发点的话，那么，这一点，是他科学思维的“转折点”。这“转折点”的要点是什么呢？用我们易于理解的话来说，就是科学思维要摆脱名利思想的羁绊。这一点在爱因斯坦看来十分重要。他说：“从这个观点来看，可以像上面这样简要地说出来的纲要式的评述里，已包含着尽可能多的真理了。”（注：《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 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页。）真正的受人尊敬的科学思维， 就是要排除名利羁绊，这里说的是科学探索的动机问题。爱因斯坦用下面的例子说明科学探索动机。他把这种动机区分为三类。他说：“在科学的庙堂里有许多房舍，住在里面的人真是各式各样，而引导他们到那里去的动机实在也各不相同。”其中有许多人，之所以爱好科学，是因为科学给他们以超乎常人的智力上的快感，科学是他们自己的特殊娱乐，这是一种人；第二种人，是把他们的脑力产物奉献在祭坛上，为的是纯粹功利的目的。他接着说：“如果上帝有位天使跑来把所有属于这两类的人都赶出庙堂，那么聚集在那里的人就会大大减少，但是，仍然还有一些人留在里面，其中有古人，也有今人。”这些人则是天使所宠爱的人。这些人的思维特征是，“总是渴望逃避个人生活而进入客观知觉和思维的世界”，“总想以最适当的方式画出一幅简化的和易领悟的世界图象；于是他就试图用他的这种世界体系（意思是“宇宙”——原注）来代替经验世界，并来征服它”（注：《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97 年版，第2页。）。
爱因斯坦所说的科学探索的动机，如果这种动机由功利驱动，尽管他很有才华，也不会为天使宠爱，因为，对于这些人来说，只要有机会，人类活动的任何领域他们都会去干；他们究竟成为工程师、官吏、商人，还是科学家，完全取决于环境。而他所说的，为天使所爱的人，因为他们不为功利羁绊，执一地“进入客观知觉和思维的世界。”具有这样的科学探索的动机，可以说，这“已包含着尽可能多的真理了”。
爱因斯坦创造性思维的第三个特征，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他的“认识论信条”。这个信条可以用两种形象的表达式来说明，以便给人以深刻的印象。第一个可用“惊奇”的经验与“固定的概念世界”的“冲突”表示；第二个可用“感觉经验的总和”与书中记载的“概念和命题的总和”的关系来表示。上面我们在叙述中，常用到创造性思维或科学的思维，下面我们还要用超逻辑思维这个概念，其实，这几种提法都是从不同侧面说明爱因斯坦的“认识论信条”。这个认识论信条的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超逻辑思维”，它既可以用创造性思维来表示，也可以用科学性的思维方式来表示。为了易于理解，下面我们从不同角度来解析一下超逻辑思维的特点。
先说“惊奇”的感觉与“概念世界”的“冲突”。爱因斯坦依据自己的经验指出：“我们的一切思维（指创造性思维——引者）都是概念的一种自由游戏；至于这种游戏的合理性，那就看我们借助于它来概括感觉经验所能达到的程度。‘真理’这个概念还不能用于这样的结构；按照我的意见，只有在这种游戏的元素和规则已经取得了广泛的一致意见（约定）的时候，才谈得上这个‘真理’概念”（注：《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页。）。
这里，爱因斯坦说的是在探索真理的过程中，思维可以运用概念或词，也可以不用概念或词。但是，创造性思维在一定的程度上，或“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地（指不用概念或词——引者）进行的”。他写道：“为什么我们有时会完全自发地对某一经验感到‘惊奇’呢？这种‘惊奇’似乎只是当经验同我们的充分的概念世界有冲突时才会发生。每当我们尖锐而强烈地经历到这种冲突时，它就会以一种决定性的方式反过来作用于我们的思维世界。这个思维世界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对‘惊奇’的不断摆脱。”（注：《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 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页。）科学的思维方式在于， 某一实践经验对“充分固定的概念有冲突”的感到“惊奇”，然后进行科学探索。随着探索的不断进展，这种“惊奇”不断被揭示，从而也就是对这一“惊奇”的不断摆脱。
第二个表达式，是关于两个“总和”关系问题。这两个“总和”即“感觉经验的总和”与“书中记载的概念和命题的总和”。这两个“总和”的关系是，一个属于逻辑性思维，一个属于“超逻辑思维”。爱因斯坦解释说：“概念和命题之间的相互关系具有逻辑的性质，而逻辑思维的任务则严格限于按照一些既定的规则（这是逻辑学研究的问题）来建立概念和命题之间的相互关系。”为了说明超逻辑思维的意义，他进一步解释说：“概念和命题只有通过它们同感觉经验的联系才获得其‘意义’和‘内容’。后者同前者的联系纯粹是直接的联系，并不具有逻辑的本性。科学‘真理’同空洞幻想的区别就在于这种联系，即这种直觉的结合能够被保证的可靠程度，而不是别的什么。”紧接着的下面这句话则是重要的，即“超逻辑思维”不是不要逻辑，而是对“感觉经验的总和”通过科学的探索建立起新的逻辑。这即“概念体系连同那些构成概念体系结构的句法规则都是人的创造物。虽然概念体系本身在逻辑上完全是任意的，可是它们受到这样一个目标的限制，就是要尽可能做到同感觉经验的总和有可靠（直觉的）和完备的对应关系”（注：《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00—101页。）。
这里应该着重指出的是，如下的两个问题往往被人忽略，但在研究创造性思维时是必须加以区别的：命题在一定逻辑体系中的正确性不一定具有真理性；概念体系（表现为人的创造物）的真理性取决于同经验总和的对应的可靠性和完备性。这里正确性和真理性往往被人混同，但在科学认识中这是不同的。前者是指命题在一定逻辑体系中的关系问题；而后者指的是科学认识问题，它对应的是客观事实，即感觉经验的总和。后者也重视逻辑，即概念体系本身的逻辑，它是在科学探索过程中建立的，是人的创造性，但它受到一个目标的限制，即同感觉经验的总和有完备的对应关系。这就是爱因斯坦认识论信条要遵循的“超逻辑思维”。“超逻辑思维”所追求的不是命题在逻辑体系中的正确，而是追求概念体系对应感觉经验总和的真理性认识。这是一个科学探索的创造过程。下面可以说是爱因斯坦的结论性的观点：
“命题如果是在某一逻辑体系里按照公认的逻辑规则推导出来的，它就是正确的。体系（指概念体系——引者）所具有的真理内容取决于它同经验总和的对应可能性的可靠性和完备性。正确的命题是从它所属的体系的真理内容中取得其‘真理性’的”（注：《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页。）。
应该指出的是，说爱因斯坦的创造性思维是他特有的天才，这种看法是偏颇的。他的创造性超逻辑思维，与其说是天才，不如说是他自觉地、十分有心地培养起来的。这种培养，对爱因斯坦来说，也是有所牺牲的。我们可用爱因斯坦的“讣告”中记述的事实来说明。在大学期间，爱因斯坦关注物理学的实验，曾一度忽略数学的学习。他自己说：“我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数学，其原因不仅在于我对自然科学的兴趣超过对数学的兴趣，而且还在于下述奇特的经验。我看到数学分成许多专门领域，每一个领域都能费去我们所能有的短暂的一生。”（注：应当指出，爱因斯坦在科研过程中，认识到忽视数学给物理学的深邃研究造成的影响，并加以改正。）另一个事实说的是他在物理实验上对待实验数据的情况。他写道：“在这里（指在物理实验室——引者），已有的而且尚未充分地被联系起来的实验数据的数量也是非常大的。可是，在这个领域里，我不久就学会了识别出那种能导致深邃知识的东西，而把其他许多东西撇开不管，把许多充塞脑袋，并使它偏离主要目标的东西撇开不管。”（注：《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 3—4页。）可是为了应付各门的考试，那种强制曾使他“如此畏缩不前”地遭受煎熬。这里看出，寻找那数量“非常大的”实验数据之间的“联系”是在牺牲其它学科的学习时间的情况下进行的，这可以说是他在科学研究过程中培养和有意识地训练自己创造性思维的实践过程。下面我们讲第三个例子，即研究问题上的“神圣好奇心”与学习上的自由。这两者的结合，按爱因斯坦的说法是培育创造性思维的胚胎。在这方面他非常感谢和觉得十分幸运的，一个是他的母校——苏黎世工业大学。当时该大学给学生一定选课和学习上的自由；一个是他非常感谢的几位好同学，他们有的把认真听课的笔记整理好，在考试时拿给他学习，有的同他一起研究他热爱的学科。他的母校，他的同学在他能自由地学习和进行“神圣好奇心”的研究上起了催化剂的作用。下面的一段话，可以说出自爱因斯坦的肺腑，对我们今天的教育和学生的学习都很有启发：
“现代的教学方法，竟然还没有把研究问题的神圣好奇心完全扼杀掉，真可以说是一个奇迹；因为这株脆弱的幼苗，除了需要鼓励以外，主要需要自由；要是没有自由，它不可避免地会夭折。认为用强制和责任感就能增进观察和探索的乐趣，那是一种严重的错误。我想，即使是一头健康的猛兽，当它不饿的时候，如果有可能用鞭子强迫它不断地吞食，特别是，当人们强迫喂给它吃的食物是经过适当选择的时候，也会使它丧失其贪吃的习性的”（注：《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 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6页。）。
以上的分析说明，爱因斯坦在物理学上的伟大发现，在他自己看来，不是他的某种天才，而是他在学习或科研上有所损失，有所侧重，特别是重视培养自己独立性的创造性思考取得的。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他这种类型的人，其特点是“力求从思想上去掌握事物”。
三、爱因斯坦对“教条式信念”的冲击及其重要原则
如果说爱因斯坦创造性思维具有以上特点的话，那么，这些特点又集中体现在他对“教条式信念”的冲击上。这里说的“教条式信念”指的是牛顿的经典物理学。在爱因斯坦学习和工作的年代，牛顿物理学已经成为物理学领域里的“教条式信念”，严重地影响着物理学的发展。按照爱因斯坦的说法，这种统治是“教条式的顽固”。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作为一个年青的物理学科研工作者，冲破这个顽固的物理学教条会有多么大的困难。应当指出的是，我们重视爱因斯坦对“教条式顽固”的冲击，旨在探讨我们今天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特别是在我们所关注的唯物史观理论上，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演进”的教条式理解对人们的束缚及其造成的后果。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在创立过程中，所遇到的牛顿“教条式信念”的顽固情况，很有点与我们今天在社会发展五种形态“依次演进”的情况相仿佛。虽然领域不同，但采取的思维方式却是近似的。为此，我们这里注意比较式的探讨一下。
爱因斯坦在谈了他的思维方式各个方面的特点之后，下面着重指出：“现在来谈当时物理学的情况。当时物理学在各个细节上虽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在原则上居统治地位的是教条式的顽固：开始时（假如有这样的开始）上帝创造了牛顿运动定律以及必需的质量和力。这就是一切；此外一切都可以用演绎法从适当的数学方法发展出来”（注：《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6页。）。
这种“教条式信条”顽固的情况是怎样的呢？下面的情况可以说明。就是牛顿，他“也许是第一个在他的声传播理论中揭示了偏微分方程的功效的人”，可是，他自己也意识不到。爱因斯坦特意指出：“我们不必惊奇，可以说上一世纪所有的物理学家，都把古典力学看作是全部物理学的、甚至是全部自然科学的牢固的和最终的基础，而且，他们还孜孜不倦地企图把这一时期逐渐取得全面胜利的麦克斯韦电磁理论也建立在力学的基础之上。甚至连麦克斯韦和H·赫兹，在他们自觉的思考中， 也都始终坚信力学是物理学的可靠基础，而我们在回顾中可以公道地把他们看成是动摇了以力学作为一切物理学思想的最终基础这一信念的人”（注：《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7－8页。）。
爱因斯坦如上的话，有两方面值得我们深思：一个是牛顿力学这一“教条式信念”统治的时间，按他的说法是一个世纪。牛顿的生活年代是1642－1727年，他的著名著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1687年全部出完。爱因斯坦的生活年代是1879－1955年。他的狭义相对论是1905年建立的，而广义相对论则是在1916年问世的。爱因斯坦写他的“讣告”一文的时间是1946年。如果从1946年上溯的话，牛顿经典力学作为“教条式信念”统治的时间不只是一个世纪。这里我们从时间上看，一种理论一旦形成教条式信念，对它的突破将经受长时间的检验和意志的考验。
第二个值得我们特别深思的，是一种“教条式信念”的“顽固”性。牛顿经典力学的顽固性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呢？按照爱因斯坦的说法：“牛顿运动学说，从麦克斯韦的电学理论那里受到了第一次打击。”可是，在麦克斯韦的“自觉思考中，也都始终坚信力学（指牛顿力学——引者）是物理学的基础”。同一时期的另一位物理学家德国的赫兹（ 1857 －1897），他在1887年发表了电磁波的实验论文，验证了麦克斯韦关于光是一种电磁波的理论。赫兹同样也是动摇牛顿力学基础的人。可是，他和麦克斯韦一样，仍然坚信牛顿力学是物理学可靠基础这一“教条式信念”。因为这种用“信条”解释实验不能成功，这样“力学的基本概念已经不再被认为是物理世界体系（Physical cosmos ）的基本组成了”（注：《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27页。）。
牛顿经典物理学统治一个多世纪是有原因的，按爱因斯坦的分析，“我们必须明白，在牛顿以前，并没有一个关于物理因果性的完整体系，能够表示经验世界的任何深刻特征。”（注：《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8页。）“牛顿成功地解释了行星、 卫星和彗星的运动，直至其最微末的细节……这个发现必然给人以特别深刻的印象。”（注：《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8页。）由此看来，这个“教条式信条”也有它一定的理由。
现在的问题是，爱因斯坦是怎样冲破这顽固的“教条式信念”的呢？在他的“讣告”中，我们认为有三条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汲取，这三条也可以说是他冲破“教条式信念”进行创造性研究的最基本的条件。
第一条是追求真理的胆略。牛顿力学建立之后，由于它在各方面的成就及其进一步的研究，与物理学相关的各个学科都得到精确的发展，因此，也就更加深入人心。在这时，爱因斯坦所关注的，不是物理学各分支“更加精确”的研究，而是着眼于物理学研究中遇到的问题及其向外的发展。他回忆说：“对于一个大学生来说，印象最深刻的并不是力学的专门结构或者它所解决的复杂问题，而是力学在那些表面上同力学无关的领域中的成就”（注：《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 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9页。）。
第二条，我称之为科学的怀疑。这里我们应得到一个人，即奥地利的物理学家和哲学家恩斯特·马赫（1838—1916）。在一定意义上，正是这个马赫把牛顿力学当作“教条式信念”给以冲击。年青的爱因斯坦在哲学认识论上曾受到马赫的影响。马赫是物理学家，写有《热学》、《光学》等著作，特别是有一本《力学发展史》冲击了牛顿物理学的教条式信念。如果说，麦克斯韦和赫兹从物理学的实验上对牛顿物理学提出问题的话，那么，马赫则从哲学认识论上对牛顿物理学提出一种挑战，指责它的教条式统治。因此，爱因斯坦在他的“讣告”中，也特别回忆这一段。他写道：“是恩斯特·马赫（Ernst Mach），在他的《力学史》中冲击了这种教条式的信念；当我是一个学生的时候，这本书正是在这方面给了我很深刻的影响。我认为，马赫的真正伟大，就在于他的坚不可摧的怀疑态度和独立性。”（注：《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 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22页。 ）这里说的怀疑态度和独立性指的是科学的怀疑和独立思考，这和马赫的原意是不完全一样的。这里，我们必须交待一下在这一问题上爱因斯坦同他的挚友M·贝索的一次争论。 贝索是忠诚的马赫主义者。马赫虽是物理学家，但在哲学上是主观唯心主义者，其认识论是经验批判主义，主张物体是感觉“要素”的复合。马赫重视主观经验，把科学实验的经验从经验批判主义进行理解，指责牛顿物理学为教条式信念。贝索从马赫经验批判主义出发，认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借“马赫的小马”（指他的认识论——引者）走完全程的。为此，爱因斯坦特意写信给贝索说：“我不曾谴责马赫的小马，但你知道我是怎样想它的。它不可能产生出任何有生命的东西，它只能消灭有害的虫豸。”（注：《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25页。）这场争论的原因在那里呢？这是原则性的，因为爱因斯坦是唯物主义可知论者，他对不符合实验事实的理论同意提出怀疑，但要采取科学的唯物主义态度进行探索，这就是要进行独立思考。正如爱因斯坦给贝索的信上着重申明的是如下的观点：“实际上同你所说的正相反，一个希望受到应有的信托的理论，必须建立在有普遍意义的事实之上”（注：《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9页。）。
爱因斯坦冲击教条式信念第三个行之有效的方法是，不轻易相信逻辑推演，而注重事实的验证。在爱因斯坦看来，“教条式信念”的顽固性有两种表现形式：第一种是，某一理论一旦形成教条式信念，“此外一切都可以用演绎法”去推演或发展出来。这就是说，这一种研究，不关心事实的变化和发展，关注的是逻辑的推演及其精密程度。第二种是，这种研究也注重新的事实和新的经验。但是却把这种新的经验事实“自觉”地用教条式信念去解释。这种“自觉”性，包括给它某种附加的条件，使之符合教条式信念。
爱因斯坦抵制以上这种做法。他在科学探索的道路上，遵从的是如下的原则：实验证明胜于逻辑。为了易于说明，我举出下面两个事例。
第一个事例是关于他的狭义相对论的。狭义相对论有两条作为根据的原理。第一条原理是：“凡是对坐标系C有效的自然界普遍规律， 对于一个相对于C作匀速平移运动的坐标系C也必定同样有效。”“狭义相对论所根据的第二条原理是‘真空中光速不变原理’。”这两条原理，对“旧的物理学，包括伽利略和牛顿的运动定律，不适合上述的相对性运动学”在旧物理学中不能证明的原理，又如何确定其真理性呢？是实验。爱因斯坦说：“上述两条原理都为经验强有力地支持着，但它们在逻辑上却好像是互相矛盾的。狭义相对论终于成功地把它们在逻辑上调和了起来，这是由于它修改了运动学——即（从物理学的观点）论述空间和时间的规律的学说。这样就弄清了：说两个事件是同时的，除非指明这是对某一坐标系而说的，否则就毫无意义；量度工具的形成和时钟运行的快慢，都同它们对于坐标系的运动状态有关”（注：《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11页。）。
第二个事例是关于旧物理学中一些重要概念的理解问题。爱因斯坦提出一个认识论的依据：“相对论理论的另一个要点是在认识论方面的观点。物理学中没有任何概念是先验的必然的，或者是先验的正确的。唯一地决定一个概念的‘生存权’的，是它同物理事件（实验）是否有清晰的和单一而无歧义的联系。因此，一些旧概念，像绝对时空性、绝对速度、绝对加速度等等，在相对论中都被抛弃了，因为它们同实验之间不可能有单一而无歧义的联系”（注：《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 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9－10页。）。
四、爱因斯坦对“教条式信念”冲击的启示
正如上面所说的，我们今天在社会科学研究方面遇到了社会“跨越”发展的理论问题。这一问题必须突破社会五种形态“依次演进”的理论，才能成为人们的共识而变为实践的力量。
在特色社会主义跨越发展的理论理解上，在我们一些人的理解上造成的“困惑”（如早产儿、畸形儿），从理论思维角度来看，是把社会五种形态“依次演进”作为理解的惟一标准，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是把这种“依次演进”社会发展理论当成了“教条式信念”。“教条式信念”重视的是逻辑推演。“早产儿”、“畸形儿”从认识论上说，就是这种逻辑推演的产物。关于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东方道路”、“西方道路”；“早年理论”、“晚年理论”，或者说马克思晚年“困惑”、“反思”等等，这些都是以一定的理论形态出现的理论观点。应该说，这些理论观点有些是出自我们理论界一些很有造诣的学者的著作。这些观点，很重要的理论判据，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是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演进”的理论。我们不是有意地比附。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演进”束缚着我们对特色社会主义跨越发展的理论理解，如同牛顿力学对相对论力学的科学理解一样，它的“顽固”程度有些相仿佛。
还有一点也十分相似，即“教条式信念”形成的历史原因上，爱因斯坦在说牛顿力学之所以形成“教条式信念”时，是指它在物理学上的成就，指它在历史上的空前伟大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他分析说：“无疑，古代希腊伟大的唯物论者坚持主张：一切物质事件都应当归结为一系列完全有规律的原子运动，而不允许把任何生物的意志作为独立的原因。而且无疑笛卡儿按他自己的方式重新探索过这个问题。但在当时它始终不过是一个大胆的奢望，一个哲学学派的成问题的理想而已。在牛顿以前，还没有什么实际的结果来支持那种认为物理因果关系有完整链条的信念。”（注：《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06页。）人类对物质世界运动规律的理解，从古代原子论的“大胆的奢望”，到牛顿在实验和观察的基础上，将低速运动条件下的物理现象给予“完整链条”的阐明，甚至“成功地解释了行星、卫星和彗星的运动”等等。这一切的确是前无古人的，以及它在机械、建筑和天文学等领域应用上获得的成功，使人们尊重它为经典物理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一些人将它奉为“教条式信念”，这种偏颇的理解是时代局限性所造成的。至于爱因斯坦对牛顿的评价，我们将在后面谈到。
现在我们所关注的是，牛顿物理学“教条式信念”对相对论进一步发展的影响，如同我们今天在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演进”上的偏颇理解，对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解所起的作用有仿佛之处。当我们深思时，这也有它的一些原因。从历史角度来看，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在人们的一般意识中，唯物史观就是社会发展规律，这一发展规律，集中体现在五种社会形态是有规律的，其规律就在于从低级到高级的“依次演进”。这里我们要特别指出的是，马克思这个包括社会形态“依次演进”理论在内的第一个伟大发现，也是前无古人的，正如恩格斯所说的，以往，人类历史是被“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的英雄史观、宗教神学等唯心论所充塞的领域。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伟大之处在于，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从天上回到人间”。这里的“天”，就是指黑格尔思辨的天和宗教神学的天；回到了地上的被改造过的费尔巴哈的具有衣食住行，即首先进行物质生产的人的社会。马克思把这个物质生产的社会，按照生产力、生产关系诸因素，科学地解释为可以理解为有规律的社会现象。而且，马克思用他的这一社会发展理论，把人类社会最复杂的资本主义社会给予解析和科学的说明。也可以说，《资本论》的伟大历史功绩在于把唯物史观由社会理论的假说变成了科学。也正是这一点，它作为社会发展上的“第一个伟大发现”被人深信不疑。在社会发展问题上，信仰这一理论的人，力图用这一理论去阐明自己遇到的社会发展问题，自然是可以理解的事情。
马克思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演进”被偏颇地理解为“教条式信念”，还有一个逻辑思维方法上的原因。在马克思的哲学中有三条辩证法的规律，即矛盾规律、量变质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这三条规律在事物发展的趋势或道路上，就是由矛盾所引发的通过质量阶段性变化达到否定之否定波浪式上升的轨迹。用这种逻辑思维方式来理解五种社会形态的“依次演进”，这两种理论非常吻合。后者是社会发展理论的话，前者就是它合乎逻辑的证明。以上这两者的结合，就很自然地从逻辑上推导出社会发展是“依次演进”的结论。这是形成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演进”偏颇理解的又一依据。
第三个造成各社会形态“依次演进”另一个理论上的原因，是长期以来我们理论界如下观点的影响。不重视唯物史观深入的历史性的研究或实际历史情况的分析。给人们的印象是，历史唯物主义是从辩证唯物主义推导出来的。有些概念常常用逻辑推导来证明。如辩证唯物主义有存在与意识，历史唯物主义则有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有的论者自觉不自觉地常常说，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分析社会现象就建立起历史唯物主义。似乎给人的印象是，历史唯物主义是逻辑推导出来的。把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作这种简单化的理解，是十分偏颇的。而且，在我们的一些论著中，也常常以这样的名称出现：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而在研究中，又常常注重研究的是辩证唯物主义，给人的印象是，辩证唯物主义才是马克思最重视的内容，而历史唯物主义是比较简单的，可以不下大功夫就可以理解和运用。在理论界无形地形成的这种情况，进一步强化了二者关系上后者是由前者逻辑推导出来的。
应当指出的是，以上的偏颇见解首先是不符合历史的。马克思一生在哲学上注重的是人类历史的研究，他要像普罗米修斯那样，盗天火来解放人类。早年他建立了唯物主义历史观之后，首先注意到无产阶级这一当代社会中最受剥削和压迫的阶级，剖析资本主义社会；在他的中年，写出了无产阶级解放的“圣经”——《资本论》；在他的晚年，注重人类学和人类历史的研究。他留给后人的就是倾注了大量心血的《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这两个“笔记”最主要的有两点：一是将他的历史唯物主义起始点，即从原始公有制向奴隶制度发展的过程弄清楚，使唯物史观这一“艺术整体”有一个明晰的科学说明；再一个，就是超出《资本论》，不仅为无产阶级的解放，而且要为后进的民族和国家进步及发展探寻具体的发展道路。我们熟悉的跨越“卡夫丁峡谷”就是他晚年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马克思一生的确非常重视唯物论辩证法，但是，正如我们上面已经看到的，在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关系的问题上，马克思的研究所体现的不是逻辑推演，而是对一定历史阶段上实际国情和历史条件的具体分析。《资本论》的写作，俄国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研究都是如此。由上看出，在二者关系的理论学习和研究中，那种逻辑推演的作法和思维方式是不可取的。科学的方法，一是具体地研究自己的习惯，二是深入地研究人类的历史。把自己的国情放入人类的历史中比较分析，看出自己民族或国家处在什么发展水平上，然后才能依据国内外的具体条件，决定自己的发展策略。
在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演进”上造成偏颇理解的第四个原因，在一定的意义上，也和我们国家长期的封闭发展有关系。这种封闭发展的模式，在实践上使我们的视野受到局限。当然这也有复杂的国际形势发展的原因。总之，这种封闭发展与国际形势也影响到我们理论研究的视野。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历史研究的视野，居统治地位的就是社会发展“依次演进”的规律，着重研究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对资本主义多注重的是其腐朽的方面。资本主义制度是阻碍社会主义发展的力量。在以上两种情况下，历史理论研究的视野，不会想到引进它们先进的科学技术、资金和管理方法，使我们的社会主义能跨越发展。实际上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就是“跨越”发展的，英国的封建制度也是“跨越”发展的。当今世界上，这两个有影响的国家，在其历史上具有转折点的发展时期，都是由于进行跨越发展而取得的。这一点我们将在另篇文章阐述。这里只在于说明，我国的唯物史观理论研究，以往既缺乏对本国历史实际的研究，也缺乏对世界历史、特别是一些重要国家历史研究的兴趣。
以上的分析表明，对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演进”理论所形成的偏颇理解，的确有相似于牛顿经典物理学所形成的“教条式信念”的一面。虽然领域不同，但是，爱因斯坦的重视科学实验和超逻辑思维方法，有效地冲破“教条式信念”的做法对我们有极大的启示。
爱因斯坦冲破牛顿“教条式信念”给我们启示的还有非常重要的另一面，即他对牛顿在物理学上所作出的贡献作出高度的历史评价。他在“讣告”中这样写道：“牛顿啊，请原谅我；你所发现的道路，在你那个时代，是一位具有最高思维能力和创造力的人所能发现的惟一的道路。你所创造的概念，甚至今天仍然指导着我们的物理学思想，虽然我们现在知道，如果要更加深入地理解各种联系，那就必须用另外一些离直接经验较远的概念来代替这些概念”（注：《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 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06页。）。
这里，我们也应当像爱因斯坦对牛顿的功绩评价那样说，马克思的包括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演进”的第一个伟大发现是前无古人的，这一理论直至今天仍然是我们社会科学研究的指导思想。但是，应当指出的是，爱因斯坦说，对于更复杂的，比如说光速运动下的物质运动的“深入地理解”，需要有新的概念来代替的话；那么，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这里却不同。关于更复杂的社会现象的运动和发展的问题，马克思在他的生前已有所研究。他晚年的《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就是这样的著作。这两个“笔记”，不仅提供了理论原则，而且提供了可行的研究方法。这些问题正是我们在《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的具体内容中逐一要探讨的。我的研究力图把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艺术整体”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以求教于学术界。
当我刚刚写完这篇文章的时候，读到了一条消息：爱因斯坦被美国《时代》杂志评为“世纪人物”。该杂志载文说：“过去一百年里，全世界发生的变化比历史上任何一个世纪都多得多……任何科学家显然都不能像爱因斯坦那样代表这些进展。”（注：《参考消息》1999.12.28。）这些进展，按爱因斯坦自己的说法，应归功于他反对“教条式信念”的思维方法。今天，我们在社会科学研究上，在对待马克思社会形态“依次演进”理论的理解上遇到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也存在方法论的问题，如果在这方面，我们通过研究，取得认同，那么，我们对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解，在理论上、特别是在实践上将会取得巨大的进展。
收稿日期：2000－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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