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叙述与风格实验——论北岛小说集《归来的陌生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岛论文,文革论文,小说集论文,陌生人论文,风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前言
北岛(1949-)本名赵振开，文革时期参与“白洋淀诗派”活动，1978年底与芒克、黄锐等筹办地下油印刊物《今天》①，1979年春以《回答》将朦胧诗风带进大陆主流诗坛，为朦胧诗人的重要代表。1989年后，北岛漂泊海外，仍坚持以汉语写作，近年多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北岛的创作，除了诗歌之外，1980年代中曾出版小说集，近年则有多部散文集问世。②学界的北岛研究，二十多年来历经“热-冷-渐温”的过程③，多以诗歌研究为主，探讨背景思想、文本技巧、作家作品比较等；至于小说和散文的研究，虽然许多文学史论著都论及北岛小说《波动》，也有专书在评论北岛其人其诗之外兼及散文④，但相较于北岛诗歌的研究，二者都还有可开拓的研究空间，因此本文聚焦于北岛小说，析论文本，探讨文风特色和时代意义。
北岛的小说创作，集中在1970年代初到1980年代中，以笔名艾珊、石默或本名赵振开发表，其中最著名的是他的第一部小说《波动》。这部中篇小说1974年完成初稿，以手抄本形式在知青间传抄，后经1976年和1979年两度修改，1979年先连载于《今天》第4-6期，并出版单行本，1981年初正式发表于《长江文学丛刊》。⑤评论者杨健表示，该小说是“反映这些知青处于乡村与大城市之间—小城镇—亚文化区的已知的唯一一部小说”，也“是‘地下文学’中已知的反映下乡知青情感生活的最成熟的一部小说”⑥。《波动》之后，因为创办《今天》缺小说稿，北岛又写过几部短篇，1985年结集为《波动》及英译本Bo Dong，由香港中文大学同时发行；次年，北岛又增补《幸福大街十三号》一篇，以“归来的陌生人”为题，由花城出版社印行，本文的论述即本此版本。关于北岛停止小说创作的原因，他曾在访谈中提到两点：一是创作环境的快速变化，他表示“那时没怎么看过小说，胆大，敢写。到了七○年代末开始，大量翻译作品出来，我一下子被震住了，觉得差距太大，干脆放弃。”二是个人气质风格的倾向，他认为“诗人和小说家是两种动物，其思路体力节奏以及猎物都不一样。”而散文创作则是他在诗歌与小说间的一种妥协。⑦
在《归来的陌生人》中，除了中篇《波动》之外，还收有《在废墟上》、《归来的陌生人》、《旋律》、《稿纸上的月亮》、《交叉点》、《幸福大街十三号》等六部短篇。综观全集，在主题意识方面，该集呈现鲜明的时代色彩，与北岛早期诗歌的人道主义精神相符，其中多篇都以“文革”作为故事的重要切点，从不同角度叙述文革和诠释文革。在表现手法方面，各篇风格取材各异，清晰浮现北岛追索创新形式的路迹，不但可窥见其对西洋文学的借鉴，也开启“文革”后内地小说的写作趋势。在语言文字方面，北岛笔下的情境描写和心理刻画，往往透过情景交融延伸想象空间，字里行间浸润诗意，展现出诗人特有的敏锐细腻，充分显现个人的语言风格。
二、从悲喜到荒谬的“文革”叙述
1966年，中共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十一中全会，标志“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历时十年的文革浩劫，形成大陆地区中国人的集体记忆。文革结束后的文学，几乎都与文革背景相关联，甚至在‘文革’结束后三十年的今天，“文革”还不断以各种姿态出现在文艺作品中，成为中国社会特定年代的文化符码。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学中，对“文革”的追忆、叙述、诠释等，在文学审美的背后，还担负着群体治疗的社会意义，是特殊而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如同许子东的论述：“这种有关文革的‘集体记忆’，与其说‘记忆’了历史中的“文革”，不如说更能体现记忆者群体在“文革”后想以‘忘却’来‘治疗’‘文革’心创，想以‘叙述’来‘逃避’‘文革’影响的特殊文化心理状态。”⑧
小说集《归来的陌生人》的创作时间，跨越“文革”中到文革后的十年间，是中国社会对文革感受最强烈直接的时期，也是大陆文学叙述文革的高峰期，而当时文学造成的“轰动效应”，正体现出作者和读者透过“文革”叙述获得的抒解和共鸣，因此文革叙述自然成为北岛小说的重要议题，集中有关文革的故事，包括《波动》、《在废墟上》、《归来的陌生人》、《幸福大街十三号》四篇，篇幅近全集的七分之六。在这四部小说中，依创作时间的先后，亦即距离文革的远近，北岛对文革故事的诉说，呈现不同角度的诠释。这些作品藉由不同身份的视角人物，陈述文革遭遇，从《波动》的沉重压抑到《幸福大街十三号》的幽默嘲讽，不但显现作者个人疗愈心创的轨迹，也反映新时期文革书写的走向。
(一)知青爱情的悲剧—《波动》
《波动》原为文革时期的地下小说，今所见版本为1979年的定稿本，对照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所引述的故事纲要和部分文本，可知北岛在该小说正式对外发表时，修改调整了部分的意识形态和人物情节。在当时“文革”未远的政治氛围中，北岛下笔的克制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波动》颠覆文革主流文学的主题意识，如感情问题的铺写和存在价值的探讨等，仍清晰可见反叛威权、张扬人道的地下文学精神。
“波动”的涵义，来自男主人公杨讯生父林东平内心对情感的领悟：“感情的波动只是一时的，而后果不堪设想。”⑨全篇由情感波动引出三段后果不堪的爱情：一是林东平与杨讯母亲若虹婚外恋，生下杨讯，不但导致林东平的家庭失和，他还因若虹的托付，利用权势保释杨讯，导致敌对者的胁逼；二是萧凌与知青谢黎明相恋怀孕，谢得到机会回城念大学，临别前要求萧堕胎，萧不屑谢的行径，坚持未婚生女，独自承担一切；三是萧凌与杨讯两情相悦，林东平派人调查萧，发现未婚生女一事，萧被迫辞去工作，杨讯也因家里的安排调返北京，两人道别后，萧决定冒着风雨回农村看孩子，不料却被山洪吞噬生命，杨虽中途折返，打算回到萧的身边，但一切已无法挽回。
这三段爱情悲剧，都与文革环境有关，尤其后两段的知青恋情，更造成不可弥补的人生遗憾，文革经历使这些知青相遇，也影响这些知青的性格。萧凌在文革中失去双亲，母亲因红卫兵抄家跳楼，父亲无法忍受游街的耻辱而自杀，她因此变得悲观孤僻，“家”成为她潜意识中最深沉的渴望，于是谢黎明一句“我们都没有家”(页118)，攻破心防使她接受谢的情感，正因为对家的渴望，萧凌执意生下孩子晶晶，独自背负责任，也因为晶晶的存在，萧失去工作，与杨讯冲突，使她重返农村，走向死亡。上山下乡的艰辛，使知青争相回城，但对没有人事关系的知青而言，却凸显出另种阶级差异，正如萧凌的两段恋情，都因对方被家人安排回城而告终。没有家世背景的萧凌，对于因个人出身造成的差别待遇，早已认命，她对杨讯自我解嘲：“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人是为世界添一点儿光辉，另一种人是在上面抓几道伤痕。你大概属于前者，我嘛，属于后者……”(页24)。
除了情感问题的铺写之外，《波动》明显受到存在主义的影响，作者透过萧凌和杨讯的对话，提出关于生存环境和存在价值的探讨，也间接对文革张扬的“血统论”⑩提出批判。萧凌负面悲观的形象，和杨讯形成强烈对比，她对人生提出质疑，对国家意识强烈排斥，认为相信“祖国”是“过了时的小调”(页20)，反对人民对“祖国”的责任：“……这个祖国不是我的！我没有祖国，没有……”(页20)她嘲讽杨讯所说为“祖国”付出的“内心代价”：“可你们毕竟用不着付出一切，用不着挨饿受冻，用不着遭受歧视和侮辱，用不着为了几句话把命送掉……”(页33)因为她在文革中身受的打击，以及亲眼所见的惨剧，绝非杨讯一年的牢狱之灾所能比拟。
(二)父女亲情的悲喜剧—《在废墟上》和《归来的陌生人》
《在废墟上》和《归来的陌生人》(11)写于文革刚结束的1978年和1979年，虽然仍挥不去沉重的文革阴影，但对走过黑暗的庆幸和相信未来的乐观，自然流露文字间。这两篇小说分别透过父亲和女儿的视角，诉说文革对家庭造成的伤痛，但结尾处都透过父女亲情的力量，化解危机或修补裂痕，最后成为破涕为笑的悲喜剧。
《在废墟上》描写次日将受群众批斗的大学教授王琦，他走出家门，不自觉地向圆明园走去，一路上抉择生死的两股力量，在他心里纠结拉扯：一是做人的基本尊严驱使他走向死亡，他从剑桥老同学受批判的情景和当夜死去的遭遇，看清自己未来的结局，又在校园小径碰到垂头扫落叶的历史系主任吴孟然，而吴被剃出两道深沟的白发和恐惧不安的神情，更加强王琦寻死的决心。二是对女儿的挚爱牵绊他的求死意念，这股潜在力量透过王琦的意识流汩汩浮现，他忆及女儿要求独照的神情、女儿说要一辈子跟着他不嫁人的娇嗔、女儿取笑妈妈爱哭的童言童语。就在他把绳子绾了个结、向树叉抛去时，出现一位割草的小姑娘，他要她快回家以免父亲等待，没想到她却毫无表情地回答：“我爹死了，上月初六，让村北头的二楞、拴柱他们用棍子打死了。”(页160)小姑娘的话使王琦的爱女之情，由隐而显地暴发而出，成为扭转危机的关键，于是王琦抱起小姑娘痛哭泪流，留下风中摆动的绳套。全篇将圆明园的断壁残垣置于秋日黄昏的萧条氛围中，烘托王琦徘徊生死边缘的凄楚心境，最后在亲情的牵引下化险为夷，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寓意，如同文中所述：“历史不会停留在这片废墟上，不会的，它要从这里出发，走到广阔的世界中去。”(页157)
《归来的陌生人》描述在文革后的平反风潮中，兰兰面对劳改离家二十年的父亲，不但感到陌生、不适应，甚至产生反感、排斥。全篇透过兰兰的视角，表现政治事件造成的家庭悲剧和亲子疏离，不论是直接受害者爸爸，或是间接受害者兰兰，都因反右、文革以来的政治作弄，蹉跎岁月牺牲幸福。归来的爸爸因长期身处高压之下，性格改变行为怪异，他在垃圾桶中翻找检查自己随手丢弃的烟盒，唯恐上面记着什么被“队长”发现；也因对家庭的愧疚，他态度卑微，甚至哀怜乞求。面对陌生的爸爸和空白的父爱，兰兰说出心中最深沉的痛：“我爸爸早死了，二十年前，当一个四、五岁的女孩正需要父爱的时候，他就死了—这是妈妈、学校、善心的人们和与生俱来的全部社会教养告诉我的。”(页162)爸爸的平反归来，仅得到“纯属错案，予以彻底平反”(页161)的简单说法，政治评价和社会地位一夕丕变，不知所措的岂止兰兰？作者藉此凸显在政治风浪中，百姓的无辜和对命运的无奈。故事的主线，是兰兰对爸爸不满情绪的积累，由亲见爸爸翻找垃圾桶、被妈妈劝解怒骂，到男友与爸爸畅谈甚欢，情节的冲突逐渐升高。最后在父女二人意外独处时，爸爸邀她同游儿时的公园，向她道歉倾诉：“这些年我是在为你活着。我以为自己赎了罪，孩子会生活得好些，可是……责备我吧，兰兰，我没有能力保护你，我不配做你的父亲……”(页177)，然后拿出用旧牙刷柄为她磨制的绿项链，兰兰在泪眼婆娑中欢喜收下，两人跨越悲伤冰释误解。
(三)社会众生的荒谬剧—《幸福大街十三号》
《幸福大街十三号》(12)写于1980年代中，是《归来的陌生人》收录的最后一篇作品，该小说虽同样诉说文革故事，但叙事笔调已异于之前作品的现实主义风格，明显受到先锋文学和荒诞小说的影响。北岛透过疏离旁观的局外人视角，串连纷杂的人物和情境，运用黑色幽默和戏拟手法，勾画文革社会的高压气氛，在美其名的“幸福大街”上，门牌十三号的疯人院隐藏其中，在神秘、伪装、疯狂、猜疑、死亡等社会乱象中，民众无所适从丧失理性，犹如一出社会荒谬剧。
《幸福大街十三号》将故事时间置于文革末期的1975年深秋，记者方成为找寻放风筝失踪的外甥，在幸福大街四处查访。大街的一排洋槐树被锯倒，路人脱口说出“听说昨儿风筝挂树梢上了，有个野孩子爬上去够……”(页216)，方成因此注意到洋槐后有堵高墙，门牌写着“幸福大街十三号”。此户因门铃虚设无法使用，方成便向路人询问，但众人回以惊恐神色，不敢作声。他只好向公家单位查问，但单位人员都“不务正业”，未能提供协助。他只好去“房管局”借阅地图，没想到地图上的幸福大街十三号，竟是一块空白；于是他转向“公安局”求助，却因“刺探国家机密”罪名遭受审查。他被释放之后，到图书馆去查书《关于历代盗墓技术的研究》，觉得受到监视，吓得惊慌逃离；于是他买了高倍望远镜，爬上烟囱，想亲眼看个究竟，但难以置信的是，他竟然什么都看不到。他爬下烟囱，被送进疯人院，当他看到院区围墙时，才恍然大悟，原来这里就是人人避谈的幸福大街十三号。
北岛以疯人院象征失序的文革社会，运用接连不断的离谱情节，表现高压政治下的非理性乱象，透过死亡意象和高压氛围，营造阴森恐怖、令人窒息的效果。死亡意象以冷笔穿插全篇，带有黑色幽默笔调，死亡的沉重与嬉笑的轻浮，形成强烈反差，凸出时代的荒谬。除了“红医站”开死亡证明、“居委会”闲聊死亡、“房管所”建屋如坟之外，“房管局”丁局长谈论冠心病、方成翻查盗墓书籍，也都散发着死亡气息，尤其管烟囱老头谈到目睹多人自杀时的神色自若，“给家里人留下字条了？……你算第十二个，昨天刚蹦下一个姑娘……”(页230)，更具代表性。高压氛围具体呈现于人际关系的紧绷，身穿皮夹克、头戴绿军帽的监视者，犹如盖世太保(Gestapo)，不时出现在人群中，民众惶恐走避，最后方成也被穿皮夹克的人送入疯人院；其中最具戏剧性的跟监情境，出现在方成在图书馆时，他发现周围悄悄坐满了人，每个人都用厚书挡脸，而他们翻查的书籍全都与方成相同，于是他逃出图书馆，却又“发现有个影子似的人紧紧跟着他”(页228)。以“影子”比喻监视者，多次出现文本中，有如影随行的寓意，呼应无法逃离的高压氛围。
从《波动》的爱情悲剧、《在废墟上》和《归来的陌生人》的亲情悲喜剧，到《幸福大街十三号》的社会荒谬剧，北岛小说的文革叙述明显可见创作心境的变化，而这些变化与当时政局、社会环境的变动密切相关。1990年代以前，大陆文学多难摆脱政治的魔箍，知青作家的创作历程多是如此，北岛的小说亦不例外。《波动》写于文革末期，在政治黑暗中，北岛把对未来的悲观疑惑，投射其中，萧凌的丧生和杨讯的遗憾，深刻反映知青内心的苦闷绝望，不但透过萧凌和杨讯宣泄知青一代的愤世不平，也藉此浇灌个人心中块垒，抒发情感疗愈心创。《在废墟上》和《归来的陌生人》写于改革开放之初，政治黑暗结束、新时期来临，正是对未来充满期许、怀抱希望的时刻，虽须面对过去十年的满目疮痍，但仍难掩重生的欣喜，不论是王琦激发爱女之情，放弃寻死念头，或是兰兰和爸爸误会冰释，重温儿时情景，都充分显现相信未来、迎向光明的乐观。1980年秋，《今天》被迫停刊，次年北岛写了《交叉点》，之后小说创作便处于停顿，1982年秋，文艺政策紧缩，文艺活动多受影响，直到1985年北岛才又发表《幸福大街十三号》。经过三年的沉潜，再度提笔的《幸福大街十三号》风格与之前作品迥异，其中作者个人的情绪投射明显减少，代之以冷静旁观的视角和笔触，间或运用嘲讽戏拟的手法，表现局外人的疏离，创作技巧更臻纯熟，但潜隐文字间的则是期待落空后的失望无奈，甚至冷漠解嘲。
三、寻找写作方向的风格实验
北岛的创作之路，是不断追寻探索的历程，他自青少年起，自觉生活在迷失之中，有信仰、感情、语言等种种的迷失，因此他说：“我是通过写作寻找方向，这可能正是我写作的动力之一。”(13)在寻找方向的过程中，借鉴他人是不可避免的，但最终目的是写出自己，如同他诗作《借来方向》所言：“借来方向/醉汉穿过他的重重回声/而心是看家狗/永远朝向抒情的中心”(14)，他认为“‘方向’只能是借来的，它是临时的和假定的，随时可能调整或放弃……也可以说这是一种信念，对不信的信念。”(15)这种信念是《回答》中“我—不—相—信！”(16)反叛精神的延续，表现在文学创作上，便形成一股向前追索实验的动力，这股力量使北岛的诗呈现不同时期的风格，也表现在小说创作的多样面貌上。
近年，北岛重新回顾《今天》时表示：“小说在《今天》虽是弱项，但无疑也是开风气之先的……而八十年代中期出现的‘先锋小说’，在精神血缘上和《今天》一脉相承。”(17)北岛的小说创作，便是《今天》文学实验精神的具体表现。以表现手法而言，呈现多种文风的探索，有的可见西方作品的精神面貌，有的带领文坛的写作风潮，也有的呼应社会的新兴议题。以语言风格而言，北岛充分展现诗人对文字的敏锐精炼，透过诗歌意境的塑造，电影运镜的手法，使情境描写和心理刻画，情景交融，延伸想象空间，扩大戏剧张力，形成个人的小说语言风格。
(一)多样题材文风的探索
在封闭的文革时期，北岛受到的文学影响，除了毕汝协《九级浪》等地下小说之外，还包括提供高干阅读的内部读物“黄皮书”，其中令他印象最深的：“包括卡夫卡的《审判及其它》、萨特的《厌恶》和艾伦堡的《人·岁月·生活》等……”(18)这些西方文学作品对精神生活贫乏的知青而言，犹如打开通向世界的窗，北岛的小说也同样受到影响，作家唯阿便曾论及北岛向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借鉴：“《波动》……它的体例与现代派大师福克纳的《在我弥留之际》完全相同……《幸福大街十三号》，这是彻头彻尾的卡夫卡《审判》的具体而微的中国翻版。”(19)
福克纳的《在我弥留之际》，台湾译为《出殡现形记》(20)，全书运用多重叙事观点(multiple points of view)，藉由班家和亲友十多人的视角，描述班母霭荻六天的出殡过程，每节都透过单一人物的意识流或内心独白，以第一人称叙事，在多人的主观叙事和揭示内心之下，出殡的庄严肃穆和人物的各怀鬼胎，形成情节冲突，甚至产生荒谬效果。《波动》全篇分为十一章，每章分为若干节，每节同样以该节视角人物为标题，运用多重叙事观点，呈现男女主角杨讯、萧凌、杨生父林东平、林女媛媛、社会黑帮白华等七人的内心世界，透过同一事件不同视角的对照，不但交代情节、说明因果，还凸显人物性格的差异。虽然《波动》的冲突性和荒谬效果不及《出殡现形记》，但这种直接展现各人物主观感受的叙事手法，有助于多面向摹写情感，正切合北岛写作当时的心境，能更有效地宣泄情绪。卡夫卡的《审判》(21)，以主角K莫名被捕后的连串荒谬遭遇为主线，包括K因追查被捕原因而生活陷入混乱，法庭审判过程失序异常，还因备受监视惶惶不可终日，最后被两身份不明男子带到郊外，以利刃刺心而死。《幸福大街十三号》是将卡夫卡笔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陆的动荡不安，微缩成文革末期大陆社会的恐怖高压，两者同是透过对社会的批判，思考民众身处混乱时代的无奈，以及奋力与命运搏斗却徒劳的悲哀。北岛将K从无辜被捕到私刑毙命的强烈震撼，淡化为方成从旁观者变为当事人，历经被捕、释放、跟监、送入疯人院等情节，并间杂戏拟幽默笔法，将卡夫卡的批判控诉转为象征隐喻。
文革结束后，在寻根文学兴起之前，伤痕和反思是新时期文学的主流，北岛的《在废墟上》和《归来的陌生人》即属这类题材。《在废墟上》写知识分子受到的政治迫害，但未将批斗过程作为描写主体，而着重在批斗前的内心挣扎和生死抉择，相较于当时直接控诉文革和四人帮的伤痕文学，《在废墟上》深化了伤痕文学的内涵，带动更深刻的文学表现，之后的一些作品，例如宗璞的《我是谁？》和冯骥才的《啊！》等(22)，也都着重主角的内心世界和恐惧下的心理反应。《归来的陌生人》和《在废墟上》同样触及父女亲情的题材，但写作手法已跳脱凸显母女亲情的卢新华《伤痕》(23)的诉苦抗议，而代之以接受苦难、和解冲突的成熟内敛，并将政治造成的悲剧源头，上推至反右时期，描述造成兰兰失去父爱的原因，不仅是文革十年，而是“整整二十年的劳动改造”(页161)。
在反思文学中，除了亲情题材之外，爱情题材也获得热烈回响，自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24)引发社会讨论之后，随着女作家群的崛起，女性婚恋成为新兴的文学议题，北岛的《旋律》(25)即属此类。《旋律》的主题由如何面对婚姻困境切入，进而思考什么是维系婚姻的力量。全篇透过三对失合的年轻夫妻描述各自的婚姻问题：视角人物尹洁厌倦繁琐生活、渴望独立自由，与丈夫大志争吵后打算离婚；送大志回家的陌生人因妻子外遇而分居，他认为“结婚过日子就像口痰盂，都得朝它啐唾沫”(页184)；尹洁前男友韦海林与妻子打架离婚，单亲照顾四岁的女儿。北岛透过结褵三十二年老夫妻的互动，为处于婚姻瓶颈的尹洁解惑，尹洁看到老头每天早晚到车站接送老妻，并细心呵护，于是开口问他：“您很幸福？”他拍拍心口回答：“别让它干了，像口枯井……”(页193-194)，回家的路上，尹洁听见一组柔美的小提琴旋律，在心里久久回荡，老头的话亦如优美旋律，重新开启她对婚姻的认识。此作如同对《爱，是不能忘记的》的回应：在婚姻中，爱是不能忘记的，心不能像枯井干涸。
《稿纸上的月亮》(26)的主题探讨和结构设计都很特别，不同于北岛之前的作品，也迥异当时大陆文坛的写作风潮，主题明显由大我走向小我，其中已隐约浮现个人寻根意念和作家自我定位。北岛将全篇分为七节，每节透过主角丁与他人的互动，如渴望创作的女学生陈放、妻子娟、儿子冬冬、编辑康明、仰慕者老太太等，呈现以丁为中心的放射状人际网，藉由第一人称铺写陷入创作瓶颈的小说家丁，如何度过低潮期，重新找回创作动力。原本肠枯思竭时无意滴在稿纸上的墨水，被丁随手勾成一弯月亮，隐喻稿纸里的世界才是作家真正的追求。文中透过丁的意识流，带出他是渔民之子的儿时记忆，并由冬冬对爷爷的询问，呈现丁的自我思索，并由此领悟从渔民之子走向作家的历程，对其人生的重大意义。
(二)个人语言风格的形成
1989年以前的北岛早期创作，不论诗歌或小说，在语言风格上都表现出积极探索的实验精神，北岛面对新兴诗歌写作手法的快速变化，深刻感受到创作形式的危机。1980年，他在“百家诗会”谈论诗歌主张时提到：“诗歌面临着形式的危机，许多陈旧的表现手段已经远不够用了，隐喻、象征、通感、改变视角和透视关系、打破时空秩序等手法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前景。我试图把电影蒙太奇的手法引入自己的诗中，造成意象的撞击和迅速转换，激发人们的想象力来填补大幅度跳跃留下的空白。另外，我还十分注重诗歌的容纳量、潜意识和瞬间感受的捕捉。”(27)北岛不但将这些激发想象的手法，实践于诗歌创作，也运用在小说写作，藉由意象塑造、情境摹写、心理刻画、电影运镜等技巧的运用，形成北岛独特的语言风格，使其小说迥异于尚未走出文革文风影响的新时期小说，而他着重人物主观情感描摹的手法，也带动1980年代小说题材“向内转”的趋势。
在意象塑造方面，北岛善于藉由物象延伸想象，加深意境。例如《波动》中，北岛以星星象征萧凌对未来希望的追寻，也作为其人物形象的延伸，因为星星是萧凌的化身，也是她孤寂心灵的依托。又如《稿纸上的月亮》中，北岛以月亮象征个人追求的理想，表现小说家丁对自我价值的重新思考和定位。故事结尾处，冬冬看着又大又圆的月亮，对父亲丁说：“这不是你的月亮。……那你的月亮呢？”(页207)丁没有说出的回答，隐藏在那张以墨滴勾成月亮的稿纸上，北岛将天上的“实”月亮和稿纸上的“虚”月亮加以连结，隐喻创作者追求的月亮/理想就在稿纸/作品中。又如《归来的陌生人》中，北岛以水手的漂泊和莫名的遭遇，比喻从东北、山西到甘肃劳改二十年后归来的父亲：“他就像个被浪头卷进海里的水手，在漂泊中无望地挣扎着，又奇迹般地被另一个浪头抛回到原来的甲板上。”(页161)
在情境摹写方面，北岛运用移情手法，将人物情绪融入环境描写，营造气氛，并藉由听觉和视觉的效果，呈现身历其境的真实感。例如描写文革故事的作品，时序多为秋天，透过万物衰颓的萧瑟，呼应人物内心的悲苦。《波动》中，杨讯和萧凌在街上巧遇，两人“穿过残破的城门，沿着护城河默默地走着。漂着黑色杂草的河水绿得腻人，散发着一股浓郁的秋天的气息。树巢中的鸟儿咕咕叫了两声，扑簌簌地飞去了。”(页19)；《在废墟上》篇首以摹写秋景切入，“秋天，田野上却是一片荒凉的景象。几只麻雀在电线上，在一个废弃的旧窝棚上叫个不停，那声音在这晴空下显得过于响亮。”(页152)；《幸福大街十三号》开头直接点明时节，“1975年深秋的某个早晨。大街上冷冷清清。一阵秋风，便道上枯黄的落叶哗哗翻滚。远处，卖冰棍老太太的吆喝声单调而凄凉。”(页215)在这些残破、荒凉、冷清的意象堆迭之外，北岛透过声音描摹产生听觉效果，使情境生动逼真，如鸟儿咕咕叫、扑簌簌飞去、麻雀叫个不停、声音过于响亮、落叶哗哗翻滚、吆喝声单调凄凉等。
此外，北岛也运用光影摹写制造视觉效果，使情境丰富立体，例如萧凌看到孩子们打水漂：“石子激起了层层涟漪，阳光被摇碎，每个浪尖上都浮着一枚亮晶晶的银币。”(《波动》，页19)；兰兰徘徊在外见到城市夜景：“灯光闪闪的大厦宛如巨大的电视屏幕，那些闭灯的窗户组成了一幅捉摸不透的影像。一会儿工夫，有的窗户亮了，有的窗户又暗下来。”(《归来的陌生人》，页163)；王琦回忆结识妻子的舞会：“幽暗的壁灯在旋转，拖着长长的光影；乐池里的铜管乐器闪闪发光，那指挥修长的影子迭在墙上，挥舞的手臂伸向房顶。”(《在废墟上》，页156)北岛运用亮晶晶银币、巨大电视屏幕等比喻，具体再现阳光下的涟漪、窗户里的灯光，以幽暗壁灯、闪闪铜管和指挥身影，交错摇曳，生动描绘灯影闪烁的舞会情境。
在心理刻画方面，北岛常以意识流表现人物心理，并透过主观视角和客观环境的交错运用，增加叙事层次感，风格异于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例如当杨讯得知萧凌是为了让他死心而假装与白华亲近，他在情感冲击和酒精作用之下意识混乱：“我扶住桌角站稳。大大小小的杯子。白华。闪闪发亮的镀镍管。白华。在划拳中伸屈的手指。白华。墙上撕掉一半的宣传画。白华……我跌跌撞撞地走出去。”(《波动》，页83-84)小说家丁徘徊于创作瓶颈，不时忆及童年生活景象，全篇多次浮现丁内心深处身为渔民之子的童年意象，如放渔具的小黑屋、晒干的渔网、海风的嗡嗡作响、海潮单调的声音、腥臭滑腻的地板、接雨水的小铁桶，以及海鸥、水藻、电鳗、珍珠贝、海蛎子等。此外，梦境的描绘也能侧写潜意识，呈现人物不为人知的内心，例如兰兰的梦境透露出面对父亲归来的恐惧，她梦见自己与父亲在椰林山涧游玩，但她“忽然扭过头，惊叫起来。背后坐的原来是个小老头，血肉模糊的脸，穿着囚衣，胸前印着‘劳改’二字。他嘶哑地呻吟着‘给我口水喝吧，水，水呀！’”(《归来的陌生人》，页167)兰兰的潜意识里，父亲的形象与童年恐怖经验拼接，那是地下室里嘶哑呻吟向她讨水喝的遍体鳞伤老头，梦境将她的深层恐惧表露无遗。
在意识流和梦境的摹写之外，北岛也善于透过情景交融，描摹人物的情绪和处境。例如杨讯与萧凌在路口沉默道别：“我们站在十字路口，面对着面。雾，像巨大的冰块在她背后浮动。黑暗里挟着寂静的浪头扑来，把我们淹没在其中。”(《波动》，页25)又如兰兰与父亲误会冰释，她仿佛看到二十年前的情景，扎蓝缎带的小女孩与风度潇洒的中年人，以及二十年的岁月转瞬流逝，“他们之间，隔着一排刚刚裁下的小杨树。而这小树，在迅速地膨胀着，伸展着，变成一排不可逾越的巨大栅栏。标志是二十圈不规则的年轮。”(《归来的陌生人》，页179)
在电影运镜方面，北岛曾试图将电影蒙太奇手法引入诗作中，他的小说创作也不时可见这类电影运镜技巧的使用，不论是远景、中景、特写、定格，或是淡入、淡出、剪接、拼组，都属于情境摹写中视觉效果的延伸运用。小说《交叉点》(28)的设计重心，便是将故事主体压缩在单一场景中，聚焦于两敌对人物唯一一次的真诚互动，戏剧性十足。建筑师傅范关东和工程师吴胖子，早已意见不合闹翻，但两人在小酒铺遇上，同桌而坐，在酒精催化下，尴尬气氛逐渐缓和，吴胖子谈到妻子因自己挨整而离异再婚，但又不时回来哭诉，使范关东的同情油然而生。酒酣耳热之际，吴谈起自己的钓鱼乐趣，约范一同前往，而范也邀他到家中酒叙，还要老妻给吴作媒，之后两人互相搀扶哼着歌离去，吴以低音嘶吼，范以尖嗓伴唱，“他们在唱生活的欢乐和不幸，他们在唱友谊、友谊和友谊”(页214)。之后直接切入第二天早上两人迎面相遇，目光接触却又岔开，谁也没有主动打招呼，以此对照小酒铺的偶遇，如同两直线的意外交叉。此作中，北岛刻意淡化场景描写，将情节起伏集中在两人的表情言语间，犹如一场独幕剧，在偌大的舞台中，聚光灯只投射在两人身上。最后的结尾是以淡出手法将镜头逐渐拉远，“走出很远，范关东扭过头来，望着那就要消失的背影。”(页214)暗示这两条线又回到各自的轨道，渐行渐远。
除了《交叉点》的结尾设计之外，北岛小说常透过电影运镜手法，留下象征式的结尾，给予读者开放的想象空间，增加作品的余韵。例如《在废墟上》的结尾，先以远镜头拉开全景：“夜降临了。在黑暗中，废墟的轮廓依然清晰可辨。他在一块石头上坐了很久，然后站起来，默默地离去。”(页160)最后再以特写收聚：“绳套，在风中摆动着。”(页160)又如《归来的陌生人》的结尾，透过兰兰的视角，镜头由公园林荫路上的父亲，直接切入兰兰的内心，她想象学生张小霞参加百米赛跑的场景：“背后升起一缕信号枪的白烟，在向后退去的无数张面孔和尖锐的呼喊声中，她正用胸部去撞击终点的白线。”(页179)北岛将实景转入虚景，以张小霞成功冲向终线，隐喻兰兰终于突破心结，接纳归来的父亲。
北岛说：“我一直在写作中寻找方向，包括形式上的方向，寻找西班牙诗人马查多所说的‘忧郁的载体’。那是不断调音和定音的过程。”(29)透过不停的探寻摸索、调整定位，北岛走出个人的写作道路，即使在短暂的小说创作过程中，也充分展现他的探索精神，不论表现手法或语言风格，都可见实验的轨迹。在题材文风的探索上，《归来的陌生人》收录的七部小说风格各异，大至社会议题、政治批判，小至人际互动、个人意识，或向西方文学借鉴，或带领文坛风潮，都明显看出北岛勇于尝试的创作活力。在语言风格的形成上，北岛将诗歌技巧的实验，扩大于小说写作，以意象塑造延伸想象，以情境摹写营造气氛，以心理刻画描绘人物，以电影运镜增加余韵，使情绪与景物、内心与外界交错连结，呈现情景交融的美感，展现诗人特有的文字韵律，形成个人的语言特色。
四、结语
北岛的小说创作，与其同期的诗歌风格相近，都属于《今天》精神的产物。在文革叙述的主题意识方面，不但是成长历程的审视，也是时代环境的思考，但文革浩劫的重创，却也提供了新的契机，创造出1980年代的文学辉煌。如同北岛所说：“八十年代的高潮始于‘文化革命’。‘地震开辟了新的源泉’，没有‘文化革命’就不可能有八十年代。”(30)在风格实验的表现形式方面，《归来的陌生人》各篇呈现多样面貌，例如《波动》和《幸福大街十三号》向西方现代文学借鉴，《在废墟上》和《归来的陌生人》深化了伤痕和反思文学的视角，《旋律》着眼女性婚恋议题，《稿纸上的月亮》反省作家自我定位，《交叉点》聚焦人物互动的戏剧性。在探索文风的同时，北岛也以诗人的敏锐文字和个人的美感经验，进行语言情境的摹写尝试，融入视听效果激发想象，形成独特的语言风格。整体而言，北岛的小说以文革叙述表现时代风貌，以风格实验开展先锋精神。
《今天》作为大陆1980年代初的文学运动，已成为过去的历史，但当时坚持的创作理想和暴发的创作光热，已形成北岛等作家的艺术风格，并深刻影响之后文学的发展。自北岛诗作《回答》刊于《诗刊》起，《今天》的许多作品，包括北岛的小说等，也陆续发表于官方刊物，逐渐渗入主流媒体，地下文学由此浮出地表，《今天》的文学精神由被抵制到接受，形成新的创作倾向和文学传统，带动1980年代的文学质变。
注释：
①《今天》创刊于1978年12月，在大陆发行九期，1980年停刊，1990年春在海外复刊。本文所论《今天》指文革后在大陆发行的地下油印刊物。
②北岛的小说集有《波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5年)、《归来的陌生人》(广州：花城出版社，1986年10月)；散文集有《蓝房子》(台北：九歌出版社，1999年1月)、《午夜之门》(台北：九歌出版社,2002年9月)、《失败之书：北岛散文》(广东：汕头大学出版社,2004年10月)、《时间的玫瑰》(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5年)、《青灯》(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6年)。
③李林展：《震响之后的真实—北岛研究综论》，《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2卷第5期(2004年9月)，第46页。
④徐国源：《遥远的北岛：北岛诗、人及其散文评论》，台北：黎明文化出版社，2002年9月。
⑤赵振开：《波动·补充资料》，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201页。
⑥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济南：朝华出版社，1993年1月，第166-167页。
⑦老枪：《北岛答记者问实录》(《诗歌报》，2003.3.4)。上网日期：2007.4.1，新华网(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book/2003-03/04/content_757376.htm)。
⑧许子东：《当代小说与集体记忆—叙述文革·导论》，台北：麦田出版社,2000年7月，第13页。
⑨北岛：《归来的陌生人》，广州：花城出版社，1986年10月，第143页。以下本书引文，直接于引文后加注页码。
⑩“血统论”又称“(阶级)出身论”，指文革时期以家庭出身评断个人革命思想高低的理论。
(11)《在废墟上》，原载《今天》第1期(1978年12月)，后转载《拉萨河》第2期(1985年4月)。《归来的陌生人》，原载《今天》第2期(1979年2月)，后转载《花城·小说增刊》(1981年1月)。
(12)《幸福大街十三号》，原载《山西文学》1985年6期。
(13)(15)唐晓渡、北岛：《“我一直在写作中寻找方向”—北岛访谈录》，《诗探索》2003年3-4期，第165页。
(14)北岛：《借来方向》，《零度以上的风景—北岛1993～1996》，台北：九歌出版公司，1996年11月10日，第133-134页。
(16)北岛：《回答》，《午夜歌手—北岛诗选1972～1994》(台北：九歌出版公司，1995年10月6日)，第27页。
(17)查建英主编：《北岛》，《八十年代：访谈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5月，第74-75页。
(18)查建英主编：《北岛》，《八十年代：访谈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5月，第69页。
(19)唯阿：《解读诗人北岛》(2003.8.24)。上网日期：2007.4.20，左岸文集(http://www.eduww.com/lilc/go.asp?id=2499)。
(20)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著，彭小妍、林启藩译：《出殡现形记》，台北：桂冠图书公司，1995年3月。
(21)卡夫卡(Franz Kafka)著，李魁贤译：《审判》，台北：桂冠图书公司，1994年1月。
(22)宗璞：《我是谁？》，《长春》1979年12期。冯骥才：《啊！》，《收获》1979年6期。
(23)卢新华：《伤痕》，《文汇报》，1978年8月11日。
(24)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北京文艺》1979年11期。
(25)《旋律》，原载《今天》第7期(1980年)，后转载《青春》1981年1期(1981年1月)。
(26)《稿纸上的月亮》，原载《今天》第9期(1980年)，后转载《收获》1981年5期(1981年9月)。
(27)原载《上海文学》编辑部编：“百家诗会”，《上海文学》1981年5期，今转引自王光明：《论“朦胧诗”与北岛、多多等人的诗》，《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6年3期，注9。
(28)《交叉点》，原载《小说林》1982年2期(1982年2月)。
(29)唐晓渡、北岛：《“我一直在写作中寻找方向”—北岛访谈录》，《诗探索》2003年3-4期，第167页。
(30)查建英主编：《北岛》，《八十年代：访谈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5月，第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