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同盟理论:最优货币区衡量标准的进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货币论文,最优论文,同盟论文,进展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50、60年代,在固定汇率与浮动汇率的争论中,最优货币区(optimum currency area,OCA)理论诞生了,这为部分国家实行共同货币提供了理论基础。经济理论与欧洲货币合作的演进推动了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发展与繁荣,而饱受金融危机之苦的东亚则更为积极地探讨如何借鉴最优货币区理论以及欧洲的实践经验,早日建立东亚货币同盟。
一、基于OCA理论的早期衡量标准
在20世纪的60、70年代,衡量OCA的标准为生产要素的流动性以及后来一些经济学家提出的经济开放度、产品多样性等,这些被视为传统OCA理论的基本结论和贡献。但是,这一阶段OCA理论的研究,无法确定不同衡量指标的权重,以及难以将不同指标纳入到一个统一的框架体系。
OCA理论的原创性论述以及生产要素的流动性标准。最优货币区理论最早由蒙代尔(Mundell,1961)在论文-“A theory of optimum currencyareas”(注:Robert A.Mundell,"A theory of optimum currencyareas",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51,No.4,Sept.1961)中提出。文中,蒙代尔从劳动的流动性、刚性价格、特定货币的交易成本、冲击等几个方面对最优货币区进行了分析。
假定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A和B,两国分别生产甲、乙商品。当人们对甲商品的需求转移到乙商品时,A国会出现逆差,而B国则出现顺差。这时,如果两国货币的汇率是浮动的,那么通过A国货币汇率下降,B国货币汇率上升,在满足马歇尔—勒纳条件的情况下,汇率的调节则使A国出口增加,就业扩大;同时,B国的通货膨胀亦得到抑制,这是以国家货币为基础的浮动汇率机制的最理想效应。
蒙代尔的生产要素流动论是对浮动汇率的扬弃。如果一个受到对称性冲击影响的地区之间的劳动力和其它生产要素是自由流动的,当出现国际收支不平衡时,劳动力和资本的高度流动性可以消除不平衡,而不必借助于汇率浮动来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达到这一标准的地区就成为“最优货币区”。可见,蒙代尔创造性地提出了,以生产要素的高度流动作为确定最优货币区的标准。如果劳动力和资本在区域内能够自由流动,组成共同货币区既可以提高微观效率,又有利于抵抗外部冲击,维护宏观经济的稳定。
蒙代尔进一步简要阐述了共同货币的优势,如降低了贸易中货币结算的交易成本、消除了相关价格的不确定性等;同时他指出,共同货币的劣势在于:当需求发生变化或遇到其他不对称冲击,要求某一特定地区的实际工资下降时,则难以保持充分就业。
蒙代尔对于OCA的原创性论述,引起了经济学家广泛的研究兴趣,同时,对于要素流动性标准的批评也就接踵而至。反对的观点集中体现为:首先,在一个货币区中,劳动要素很难以较快的速度和足够的规模从一个地区转移到另一个地区,以抵消由于失去浮动汇率调节机制所引发的损失。Corden(1973)(注:Corden,W.M.,"The adjustment problem",in"European monetary unification and its meaning for theUnited States",Krause and Salant ed.,Brookings Institution,1975)指出,难以想象,英国的衰退问题要通过大量英国工人转移到德国来进行解决,而且,这种转移存在着诸多障碍,例如,两国文化、语言、工作经验、法律等方面的差异;其次,由于劳动要素的调整速度远远低于汇率的浮动频率,因此,在短时间里,劳动要素的高度流动性难以替代浮动汇率机制;另外,要素流动性标准与后来欧元的实践也不相符,因为欧元区内的生产要素流动性不是很高,单一货币反而成了促进要素流动性的手段,而不是结果。
麦金农的经济开放度标准。麦金农(Mckinnon)对OCA理论的发展是他从各国物价普遍具有稳定性出发,提出了决定最优货币区范围的第二个标准,即经济开放度。(注:Mckinnon,R.I.,"Optimum currency area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3,September 1963
经济开放度即一国生产或消费中贸易商品对非贸易商品之比。)
若一个地区对外高度开放,即可贸易商品占总产出和总消费的比重非常高,浮动汇率作为对外平衡调节器的作用就会下降。若该地区用汇率调整来纠正国际收支失衡时,会产生三种效应:首先,引起进口贸易商品的国内价格上升,从而导致国内价格水平的全面波动。如果限制非贸易商品的国内价格上升,则会引发需求紧缩和失业;其次,开放经济的消费对进口品具有较高的依赖性,需求弹性较低,这样,为纠正某一水平的国际收支失衡,就需要相对较大的汇率变动幅度;再者,在开放经济中,由于缺少“货币幻觉”,本国货币贬值后人们明显地感到消费支出的增加和实际收入的减少,要求相应地增加工资,由此引起生产成本的增加,会抵消汇率变动对贸易条件的改善。
麦金农认为,在外部价格同样稳定的前提下,那些贸易关系密切的经济开放区应组成一个共同的货币区,从而有利于实现内外部经济的均衡和价格的稳定。同时,他还指出,相对于大的开放经济区域而言,固定汇率制更适合于小型开放经济体。
麦金农的各国物价水平普遍稳定假设遭到了批判,一方面因为其缺乏现实基础;另外,当一个小型开放国家的贸易伙伴主要是一个大国,而且,小国的货币钉住大国货币时,经济开放度标准是有效的,但是,这个框架不能用于分析小型开放国家的贸易伙伴分布于几个相互之间货币汇率浮动的大国。
凯南的产品多样化标准。蒙代尔的OCA分析框架中涉及两种商品,麦金农的也只是涉及了三种。1969年,凯南(Kenen)开拓了另外一个研究视角,他提出以低程度的产品多样化作为形成一个最优货币区的标准。(注:Kenen,P.B.,"The theory of optimum currency area:aneclectic view",in"Monetary problems of the internationaleconomy",ed.R.A.Mundell and A.K.Swoboda,Chicago:University ofPress,1969)
与蒙代尔相同,凯南假设国际收支失衡主要是由于需求的波动。当外国对进口品需求发生变化,产品多样化程度越高的国家,将越能抵御外部冲击对经济总产出水平的影响,产品多样化国家和不同出口产品的国外需求相互交叉,足以消除国外需求的波动,汇率波动几乎不再必要。因而,在产品多样化程度高的国家之间更适合于实行固定汇率制,组成共同货币区。
可以看到,产品多样性标准得出了与麦金农的开放性标准完全相反的结论。麦金农指出,开放程度不是很高的小型经济体将受益于货币同盟;另一方面,若只有大国才能够实现产品多样化,那么,凯南的分析结果是大的经济体才会受益于货币同盟。对二者的矛盾予以调和的是经济学家Ishiyama(注:lshiyama,Yoshihide,"The theory of optimumcurrency areas:a survey",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StaffPaper 22,1975),他指出,两位经济学家所分析的冲击类型是不同的,麦金农的分析假设为,外部经济稳定的;而凯南则假设外部经济不稳定,这也是为什么冲击会影响到特定商品的需求,若这种需求的变动是一国内部的,则国内的货币政策工具会纠正这种失衡。
伊格拉姆的金融市场一体化标准。美国经济学家伊格拉姆(Jameslngram)意识到,在解释最优货币区标准时,有必要考虑一国的金融特征。1973年,他提出,以金融市场高度一体化作为确定最优货币区的标准。(注:Ingram,J.C.,"Comment:the currency area problem",in"Monetary problem of the intemational economy",Mundell,Alexander,& Swoboda eds,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9)如果国际金融市场高度一体化,特别是长期资本市场高度一体化,只要国际收支失衡导致利率发生小幅变动,就会引起资本的大规模流动,从而可以减少汇率的波动。由于降低了通过汇率波动来改变区域内贸易条件的需要,因此,适宜实行固定汇率制。但是,伊格拉姆只强调了资本要素的流动,而忽略了经常账户的作用。
通货膨胀相似性标准。20世纪70年代初,哈伯勒(G.Harberler)(注:Haberler,Gottfreid,"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somerecent developments and discussions",in"Approache to GreaterFlexibility of Exchange Rates",Halm,G ed.,PrincetonUniversity Press,1970)和弗莱明(J.M.Fleming)(注:Fleming,J.M.,"On exchange rate unification" ,Economic Journal,Vol.81,(1971))分别提出以通货膨胀的相似性作为确定最优货币区的标准。他们认为,各国通货膨胀率的差异,通过影响汇率、利率来影响短期资本的流动,从而导致国际收支的失衡。因此,如果货币区内各国通货膨胀率趋于一致,就可以避免汇率的波动。
虽然,通货膨胀确实会使国际收支恶化,但是,将其作为国际收支失衡最主要的原因则欠妥帖,因此,将通货膨胀的相似性作为最优货币区的唯一衡量标准则较为片面。
在蒙代尔、麦金农等对最佳货币区理论做出了开拓性的工作之后,一批学者又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以及欧洲货币联盟的发展历程,进一步论述了最佳货币区的判断标准。其中,Tavlas(1993)(注:Tavlas,George S.,The'new'theory of optimum currency areas,TheWorld Economy,Vol.16,issue 6,1993)提出的最优货币区国别标准(country-specific criteria),用以判断一国是否具备加入一个货币联盟的条件,以及Bayoumi和Eichengreen(注:Bayoumi,T.& B.Eichengreen,"Optimum currency areas and exchange ratevolatility,theory and evidence compared",International Tradeand Finance,New Frontiers for Research,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1997)提出的最佳货币区的联盟标准(union-specific criteria)用以判断数个给定的国家是否能组成货币联盟(见表1)。
表1 国别标准和联盟标准
国别标准 联盟标准
工资和物价的高度弹性
各国间生产要素的高度流动性
高度多样化的产品结构
相似的产业结构
相似的经济政策取向
相似的经济走势
相似的历史文化因素
资料来源:Tavlas,George S.,"The'new'theory of optimumcurrency areas",The World Economy,Vol.16,issue 6,1993 Bayoumi,T.& B.Eichengreen,"Optimum currency areas and exchangerate volatility,theory and evidence comared",InternationalTrade and Finance,New Frontiers for Research,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
可见,传统最优货币区域理论发展进程中的重要特点是强调单一标准,虽然这种单一标准分析的范围过于狭窄,但是后来的研究正是对这些标准的综合演绎和再发展。
二、加入OCA的成本、收益综合分析
当OCA的标准分析方法起来越不能阐明汇率政策与货币改革的实际问题时,经济学家们开始着手对加入货币区的成本、收益进行比较综合分析(见表2),这种思路推动了OCA理论的演进。(注:这一阶段的主要贡献者包括Corden(1972),Mundell(1973),Ishiyama(1975),和Tower andWillet(1976)。)
表2 加入货币区的成本、收益
货币流动性提高
减少了投机资本的流动
收益 消除外汇风险可以提高资源配置,并将促进生产一体化和国际
交换
固定汇率可节省直接和间接交易成本
提高货币区内经济的开放性,资本、商品的流动性进一步提高,
利于资源
在货币区内的有效配置
贫富地区的悬殊加剧
成本 放弃了汇率调节工具
转换成本
货币政策自主权
20世纪90年代初,加入货币区的成本、收入分析有了新进展,经济学家们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提炼,拓展了货币一体化成本与收益的范围,这主要体现在GG-LL模型中。(注:克鲁格曼和奥伯斯费尔德,《国际经济学理论与政策》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GG-LL模型分析的前提假设为:
1、货币区规模越大,区内价格水平的稳定性与可测性就越高;
2、货币区内固定汇率的承诺有保证;
3、货币区内各国市场联系越紧密,加入货币区的收益越高。
在图1中,横轴表示货币区参加国与货币区的经济一体化程度,纵轴表示加入货币区的成本与收益。GG曲线是一条向右上方倾斜的曲线,它表示了一国同所在固定汇率货币区的经济一体化程度与其加入货币区的货币汇率效益之间的关系。若一国与所在固定汇率货币区的一体化程度越高,其加入货币区的收益则越大,因为货币区内的固定汇率安排避免了结算、交易成本损失以及浮动汇率带来的不确定性。
图1 GG-LL图
LL上曲线表示,一国同货币区经济一体化与加入货币区的经济稳定性损失之间的关系。若一国与货币区之间保持着较高的经济一体化程度,可以降低其加入货币区时,由于实行固定汇率安排而不得不放弃汇率调节工具,以及货币政策自主权所产生的不确定性。在货币区内实行固定汇率,而且由于单一货币流动不可能再对资本流动加以限制,这样,一国的货币政策自主权就不得不放弃。因为,根据“蒙代尔三角”,一国政府最多只能同时实现以下三项目标中的两项:完全资本流动、货币政策独立性和固定汇率制(见图2)。
在资本完全自由流动并维持固定汇率的情况下,就必须牺牲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如政府为抑制通货膨胀,提高利率以平抑总需求,就会导致大规模的资本流入;为维持固定汇率,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使国际储备增加,本币投放也相应增加,从而使利率降到国际利率水平,这样,货币政策有效性大大降低。
图2 “蒙代尔”三角
从图1中可以看到,LL曲线是一条向右下方倾斜的曲线,表明一体化程度越高,损失越小,也就是说,只有当一国与货币区的一体化程度不小于θ时,才适合加入货币区。
假设外部经济环境发生了变化,导致曲线向右移至(见图3),此时,决定一国加入货币区的最低经济一体化水平,也由提高至。
图3 GG-LL图′
衡量最优货币区的成本、收益分析法是建立在单一指标法的基础之上,两种衡量方法的目的是一致的,即协调一国加入货币区后内部与外部的均衡关系。但是,成本、收益法忽略了将财政政策一体性等一些因素纳入到分析框架之中。Ricci(1997)(注:Ricci,Luca A.,"A model ofan optimum currency area",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WorkingPaper,1997)在OCA的单一指标分析基础上,发展了一个两国模型,综合考虑了诸如实际冲击的相关性、国际要素流动、财政政策调整、开放性、单一货币收益等方面的因素,以避免单一指标分析过程中的片面性。
三、OCA标准的新进展以及EMU的实践
宏观经济理论的发展,促进了最优货币区理论的新发展,如“网络外型与转换成本”理论等,而对OCA理论有实质性发展的则是最优货币区的内生性理论。另外,随着EMU的推进与成立,经济学家对于OCA的研究兴趣大大增强,这主要集中在对OCA衡量指标进行实证分析,例如,欧元区是否受到对称性冲击、欧盟成员国的OCA指数测量等。
OCA标准的内生性及检验。在OCA的相关文献中,一般特各种各样的衡量标准视为外生的,但是,OCA理论中涉及到有关货币同盟形成的“事前”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在货币同盟形成后得到“事后”满足。
在判断不同的欧洲国家是否适合加入EMU时,一些研究常常利用数据来检验几个不同的标准,而且经常与美国进行对比,这是不恰当的,因为,OCA的一些衡量标准具有连带的内生性。一些欧洲国家的经济结构由于EMU的成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此,仅仅利用历史数据对是否加入EMU来进行判断显然是不全面的。OCA标准的内生性极大地降低了货币同盟的理论成本以及加入货币同盟标准的适用性。欧盟委员会也曾声明,虽然目前欧元区并不是一个OCA,但货币、经济的一体化将使欧元区在“事后”成为OCA。
图4是Frankd(1999)(注:Frankel,J.A.,"No single currencyregime is right for all countries or at all times",Essays inInternational Finance,Princeton University,August 1999)为此进行的解释。他假定欧洲的一些国家最初在图4中的点1,处于OCA线的左边。当这些国家联合起来结成欧盟(EU)后,各国之间的贸易一体化与收入相关性都会得以提高,这将促进它们移至点2。如果进一步组成欧洲货币联盟,那么,这些国家之间贸易一体化、收入相关性水平都会进一步提高,这最终将促使欧洲货币联盟处于OCA线的右方。
图4 一国加入EU、EMU以及OCA的内生性
从国家间的贸易与商业周期相关性出发,进一步研究最优货币区标准的内生化问题(注:Frankel,Jeffery A,and Andrew K.Rose,"Theendogeneity of the optimum currency area criteria",EconomicJournal,Vol.108,1998)。在理论上,贸易一体化的增强对国家之间商业周期活动的影响是不确定的。但实证研究发现,国家之间商业周期活动与双边贸易强度之间存在较大的正向关系。通过放弃不同的国家货币,货币联盟会促进贸易快速增长,贸易的增长将促使商业周期同步发展。因此,在商品与服务贸易一体化程度高的国家,很可能构成一种最优货币区,一国在“事后”可能比“事前”更加满足加入货币区的标准。
Rose(2000)(注:Rose Andrew,"One money,one market:estimatingthe effect of common currencies on trade",Economic Policy,vol.30,PP.9-45,2000)进一步利用1970至1990年的数据,对186个国家进行分析后得出的结论为,货币同盟可大大降低汇兑成本、汇率风险,对于国际贸易具有较强的推动作用。欧元引入后,欧洲货币联盟国家的货币市场一体化进程大大加速,欧元区政府债券的收益率明显趋同(注:Gaspar,Vitor,G.Perez-Quiros and Jorge Sicilia,"The ECBmonetary policy strategy and the money market",ECB WorkingPaper 69,July 2001)。如果OCA的标准具有内生性,此分析结论正确,那么,一个国家是否适合加入最优货币区,则有待于重新考虑。
对称性冲击(注:当经济体系受到突发事件的影响时会失去平衡,如果冲击均匀地分散到货币区的每一个成员国,则该货币区是最佳的。)标准。蒙代尔在对OCA进行原创性论述时,外部冲击主要集中在单一产品需求变化的冲击。随着经济呈现出多样化、区域化等特征,使外部冲击出现了对称性、非对称性冲击的差别。
如果最优货币区成员国汇率波动同步性强,则发生非对称冲击的可能性就较小。应付非对称冲击的对策主要是价格变化,而不是产量(GDP)变化。实证研究的结果(注:P.De Grauwe,W.Vanhaverbeke,"IsEurope an optimum currency area evidence",from Regional CEPRDiscussion Paper,No.555,1991
J.Decressin,A,Fatas,"Regionallabor market dynamics in Europe",in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Vol.39,pp.1627-1655,1995)表明,在欧盟主要国家中,由于德、法、比、荷、卢、奥、丹的GDP和真实汇率的变动高度趋同,因此,发生非对称冲击可能性相对较少。而葡萄牙、希腊、西班牙、意大利、英国、爱尔兰、瑞典和芬兰受到非对称冲击的可能性则较大。
在欧洲货币联盟,对于欧元如何影响成员国的经济结构,使成员国的经济周期更加同步,经济学家们的观点存在着严重分歧。Frankel和Rose(注:J.A.Frankel,A.K.Rose,"The endogeneity of the OptimumCurrency Area Criteria",in The Economic Journal,Vol.108,pp.1010,1998)使用了20个工业化国家近30年的资料进行分析指出,当需求冲击或工业内部贸易占总贸易大部分的情况时,EMU内成员国之间国际贸易关系更加密切,这将使其经济结构、商业循环周期更趋同,因此,发生非对称冲击的可能性会减弱(见图5)。
图5 EMU形成对非对称冲击的影响
而克鲁格曼主要关注形成规模经济的可能性。由于紧密的贸易关系使工业生产在空间上的集中性进一步加强,欧元区内将形成几个专业生产区,紧密的贸易关系并不能使经济结构更加相似,因此,他认为,非对称冲击的可能性并没有减弱,反而会由于货币联盟而加强(见图6)。
图6 EMU形成对非对称冲击的影响′
欧盟成员国的OCA指数。一些经济学家开始运用计量模型,对一组国家进行分析、测试,以确定它们是否可以成立货币区。有代表性的研究是贝奥米和艾肯格林对欧盟各国加入EMU进行的分析(注:Bayoumi,T.and B.Eichengreen,"Ever closer to heaven An optimum-currency-area index for European countries",in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Vol.41,1997)。他们以欧盟、美、加、日、澳、新西兰等21个工业国家的双边汇率数据为基础,主要关注双边贸易关系、交易货币的作用以及非对称冲击对产出的影响等三个因素(注:其他学者一般对非对称冲击对产出的影响、双边贸易关系、交易货币的作用、劳动力流动性、自动稳定器的范围等五个方面进行分析。)。
计算OCA指数的双边汇率都以德国为中心,分别对1987、1991及1995年的OCA指数进行计算,部分计算结果见表3。
表3 OCA指数的部分计算结果
国家
1987 1991 1995
英国
0.099 0.0940.089
法国
0.068 0.0670.074
意大利
0.070 0.0650.059
奥地利
0.008 -0.0040.008
比利时
0.003 -0.0080.013
丹麦
0.063 0.0600.074
芬兰
0.098 0.0950.087
希腊
0.053 0.0540.054
爱尔兰
0.043 0.0360.021
荷兰
0.003 -0.0080.007
挪威
0.078 0.0780.077
葡萄牙
0.068 0.0660.062
西班牙
0.088 0.0820.073
瑞士
0.038 0.0300.023
瑞典
0.068 0.0630.056
数据来源:Bayoumi,T.and B.Eichengreen,"Ever closer to heavenan optimum-currency-area index for European countries",inEuropean Economic Review,Vol.41,1997
这些国家分成三组,即EMU的基本候选国、正在向EMU趋同的国家以及趋同性很小的国家。列在第一组是奥、比、荷、爱、瑞士,这些国家在1995年的指数都小于0.025,这说明这些国家与德国的经济差别很小;对于渐渐趋同于E-MU的一组包括瑞典、意、希、葡、西,这些国家的指数在渐渐下降,至1995年已平均降为0.06;趋同性很小的国家如英国,其OCA指数在1995时为0.089,与德国的经济差别很大。
转换成本标准。进入20世纪90年代,对OCA的成本、收益分析转向更为现实的方面,其中,关于“网络外型与转换成本”理论(注:K.Dowd,D.Greenaway,"Network externalities and switching costs",Economic Journal,September 1993)的研究则更具现实意义。该理论认为,货币为其使用者提供了一个“网络外型”,一个具体货币的价值取决于“网络”内用户的多少。随着用户数量的增加,使用该种货币的人均收益就随之上升。但由于受到历史环境及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向新货币过渡过程中存在的较为高昂的“转换成本”以及一些不确定性,人们在国家货币的使用上存在一种“惰性”。因此,由自主发行货币到加入货币联盟是一次货币制度的重大变迁,而变迁的动力则来自成本与收益的对比,当然,还会涉及政治因素。一国加入货币区不仅要打破使用旧货币的“惰性”,而且“转换成本”标准也不容忽视。
OCA的政治因素分析。政治一体化是采用共同货币的一个重要条件。OCA理论中政治分析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政策考虑,尤其是汇率体制选择,明显受到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政府在考虑是否加入货币区,放弃货币主权时,不仅仅只是经济利益的权衡,必然还存在着强烈的政治动机。保持单独的货币或者建立货币联盟的政治目标超过了任何成本-收益分析。
在欧洲,“功能”的一体化进程已经成功,它是以经济一体化作为起点,并由经济一体化进程来推动货币、政治的一体化(见图7)。(注:Issing,Otmar,"The globalization of financial markets",European Central Bank,www.ecb.int,2000)
图7 经济一体化、货币一体化以及政治一体化之间的关系
四、OCA标准与“亚元”区设想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亚经济区域化的趋势明显,1997年,金融危机在东亚地区的迅速蔓延,充分表明了该地区相互依存的程度和地区合作的必要性。
将20世纪90年代的东亚与80年代的欧洲进行比较发现(注:TamimBayoumi,Paolo Mauro,"The suitability of ASEAN for regionalcurrency arrangement",IMF Working Paper,WP/99/162,Dec.1999),虽然东亚受到的扰动规模比较大,但是东亚经济体受到扰动的相关性与欧洲相似。这样,东亚某些次区域符合衡量最优货币区的冲击对称性标准。在东亚,新加坡、香港、马来西亚、泰国、台湾等对外贸易总额占GDP的比重很大,经济开放度较高,各国货币对外部冲击十分敏感,因此,东亚区域内货币合作的收益较大。
但是,目前东亚各国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呈明显的梯度态势。东亚各国对生产要素流动的限制很多,有些国家的资本项目至今还未开放,即使是资本项目早已开放的日本,对外国资本投资本国公司也存在许多细节上的限制,这与要素流动性标准相差甚远;除中国、日本外的东亚其他国家与地区的产品大多集中在电子电器产品、石油产品、纺织品等少数品种上,产品的多样化程度较低。不容忽视的是东亚各国在政治、宗教、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将大大加大货币区的运行成本。
可见,不论在经济指标、技术因素、政治因素以及成本收益对比分析上,东亚货币联盟的实现尚不具备现实的可行性。但是,随着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推进,对于可行性方案的探讨从来没有停止过。蒙代尔(2001)提出建立“亚元区”的设想为:亚元与亚洲各国的单一货币共存,而不是用亚元替代其他货币,但各国的单一货币必须同“亚元”建立固定汇率。他指出,这种方案可以一定程度上克服亚洲各国之间巨大的政治、经济、文化差异。
为了不让国家间的差异形成统一货币的障碍,所以,他提出亚元共存设想,并且进一步认为,可以在中国、日本、韩国之间先开辟统一货币区,货币区内的银行业实行同一种固定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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